1952年
1952年5月，凯南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街头到处张贴着恶毒的反美宣传海报，气愤的凯南亲手一张张将它们撕扯下来。苏联采用种种限制措施将他以及其他外国人与苏联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隔离开来，这种做法令凯南气愤难当。再加上杜鲁门政府迟迟不与苏联就朝鲜、德国以及核军备竞赛等一系列紧急问题展开谈判，凯南感到极度灰心。
9月19日，凯南借飞机经停德国之机，向记者宣泄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他说自己在莫斯科被孤立的状况比当年在纳粹德国的时候还要糟糕，即便是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后，情形也比现在好得多。9月26日，苏联的《真理报》措辞尖锐地抨击了凯南。10月3日，苏联政府公开宣布凯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成为唯一被苏联驱逐出境的美国大使。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时抛弃了凯南，这让他感到极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孤独，在他看来，除了不断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两国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感到核战争即将爆发，陷入绝望之中。
● 1月1日，普林斯顿
上个星期，总统宣布他想提名我为驻苏联大使，上一任大使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辞职了（所以我得到这个机会，在公众的眼里，我很有可能会成为大使）。因此，无论是为了留下史料，还是仅仅为自己考虑，这都值得我记录一笔。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这也许是我开始工作的好时机。这也意味着，新职务又要开始以各种方式影响我的生活了，同时，我的感受和我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我的新职务。
今天的报纸报道了最离奇的新闻，斯大林给日本人民发去了新年贺电。报纸没有刊发全文，但很明显贺电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攻击美国，将日本人民目前的处境与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地区相提并论。一个人这样做对比的时候，他的脑海中肯定装着一大堆事情，包括苏联政府对日本和平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明显不满，日本共产党中莫斯科派和北京派之间的敌对状态，以及由于我们全力介入朝鲜半岛局势，而导致目前日本列岛上的兵力空虚，所有这些一定充斥在斯大林的脑海之中。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日本的局势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至关重要。
● 1月7日和8日
星期二下午，我接待了来访的赫伯特·弗兰克尔教授（Herbert Frankel）。牛津大学目前只有他这么一位来自南非的教授。他想跟我谈谈殖民地的问题，对我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10]也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对于非洲、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改变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等等。我向他解释说，我的观点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大体来说，当地受拥戴的领导者目前还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无法冷静地、理性地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定要等发生某些事情之后，他们才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或迫切需要意识到与西方世界交流合作的必要性，并且为了维系这种关系，他们必须首先学会尊重西方国家。
如果这些事情能让他们认清自己别无出路，那么西方国家也就别无选择，应该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仅仅保留（如果需要，可付诸武力）那些已经由西方国家长期使用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设施和战略资源。我说，在这方面，西方不应该惧怕这些国家的威胁，他们肯定会说，如果西方国家不扶植他们、不支持他们，他们就要“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我认为这些都无所谓；共产主义在那些地区广泛传播，结果只会增强共产主义势力的离心力。至于原材料，除了非洲部分地区的某些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其他地区的原材料现在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相反，他们可能更渴望将原材料出口给我们。至于态度问题，幼稚的歇斯底里式的民族主义并不比他们“投向共产主义”的结果好多少，就我们的利益而言，应该说两者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差别。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冷静地鼓足勇气，果断地下定决心，如有必要的话，就诉诸武力，因为这些战略设施和经济资源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而我们控制它们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成本和精力。对于愿意承认我们的势力范围、将我们视作国际事务中一股正派而严肃的力量并且给予我们应有尊重的当地团体，我们会继续真诚而有效地与之合作。
● 1月18日
今天，给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长老会的约翰·博多牧师（John Bodo）写信，告诉他我愿意去参加会议，并希望被接纳为教会成员，另附如下内容：“我担心即使成为教会的成员，我仍然是一名非常不合格的基督徒。这些天来我心事重重，这是因为职业给了我太大的压力，我承担着非同寻常而又意义重大的职责，而我又无法将这些工作推向极致，除非我具备为了比自己高尚和伟大的事业而奉献的精神。我要做的事情，只有以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卑、自信和自我牺牲的姿态去做，才有可能成功。这是需要积极准备和自我节制才能肩负起来的责任，因此我需要教会的帮助；如果不接受邀请，我相信我会对自己的这种傲慢感到羞愧。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想要忏悔的基督徒应该做的，尤其是我不该只为自己着想，而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能为教区做出哪些贡献。可是我即将肩负起的责任，不是简单地加入某个当地社区，我必须忍受远离家乡的深切孤独，我将生活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那里的人们以最无情和最轻蔑的态度向教会所代表的一切提出挑战，他们更多地通过展现外在的成功和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对自身的恐惧、嫉妒和怨恨最容易做出回应，而对基督教所提倡的诸多人类本性则最不容易做出回应。不需要一丝夸张或渲染，就可以说，那个地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人间炼狱，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代表和典型，今天的大多数基督教信徒都清楚一点——对任何一个基督徒来说，在那里秉持信仰都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艰巨任务；如果此时你能集中精力解决如何自我净化、如何经受住精神考验等问题，或许你就能得到宽恕。”
[凯南在下面的日记中抄录了一封写给奇普·波伦和迪安·艾奇逊的信。］● 1月23日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压了很久……那就是我一直关心的如何与亚洲和中东人民接触的问题。一系列证据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抱有重大误解。我不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看来，这些证据无可辩驳，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此明显的事实会被误解或怀疑。我现在想完全坦率地、非正式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们不介意吧？
很显然，我们在这些地区接连不断遭遇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在近几十年汹涌而至的西方理念面前，为什么当地各民族的反应普遍如此激烈，如此缺乏理性和反复无常。这个现象在具有政治领导力、在引导舆论方面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要弄清楚这些人强烈反美的原因，就要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探寻产生这一心理的各种根源。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这里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
我要强调的只有一件事。他们的反应显然是情绪化和下意识的，我们仅仅依靠口头呼吁很难让他们回归理性。要让我们的亚洲朋友改变心态，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只能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实现，而我们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通过语言，来为此创造条件。
然而，这种有益的事情我们做得太少。迄今为止，我看我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火上浇油。困扰我们绝大多数亚洲朋友的问题实际上是地位问题，他们强烈的自卑感，以及对我们的富有和相对安全稳定的嫉妒，越发强化了这种困扰。任何使相信他们我们也有弱点、也会踌躇或者对他们有所依赖的东西，都会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更强化了他们之前的偏见。我们的支持、让步和慷慨，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这些人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援助物资，也无限度地索取我们的仁慈。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却没有赢得他们的丝毫善意。相反，我们的支持和善意，通常被当作一种证据，证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依赖，我们的耻辱，证明那些从愚蠢的美国佬那儿捞到好处的人是何等聪明。在我看来，我们给予个别政府的援助所带来的最主要的心理效应就是，不但让那个世界的人民确信我们是白种人和帝国主义者，还让他们确信我们愚蠢，我们靠不住，我们软弱，以及我们明显正在走向历史的失败，进而让他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重要……
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不要再相信中东那些狂热而盲目的沙文主义者了，他们不可能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友善朋友，也不要以为我们有权利左右他们的道德观念。[11]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运动应该继续存在，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是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这对我们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因为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民族主义的狂热和极端主义固然危险，但如果这些人跟更加强大和正规的苏联共产党联合起来，那就是更大的麻烦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愿选择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力量终究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们有着相似的根源和特性，天生地就对我们怀有敌意，对我们旨在营造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伊朗用布尔什维克的语气，本着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思想发布消息，要求撤销英国领事馆，反映出这两种运动都遵循着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国际惯例。如果我们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那就应该在最低程度上估计一下，这么做对我国有什么益处，同时也要让人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尤其不应该欺骗自己，期望超越上述种种可能而与这些国家达成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联盟。这些盲目的沙文主义运动，基于自身暴力和不成熟的特性，必定会带来我们前所未见的流血、恐怖、怨恨和政治镇压；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容许自己被克里姆林宫利用，实现苏联的利益，损害我们的利益，或者说他们的运动会否出现不同的结果。
首先，我们不要以任何形式与这些政权结成军事联盟……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考虑：这些国家的领土是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确保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我们需要在这些国家建立哪些设施，获取哪些特权？我完全同意这种考虑的正确性，但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与是否要与当地政权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或是否需要讨对方欢心完全是两码事。如今为了继续保有这些设施和我们的特殊地位，唯一可以利用的优势就是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和勇气。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优势。尤其是不要妄想去激发这些可怕人物的慈悲之心，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只对当地的政治领导权感兴趣，他们为了装点自己的政治家风范，搞出了种种离奇的政治框架，那样子就好像一只僵硬的稻草人身上罩了一件破旧的大礼服。
西方国家没必要向中东国家道歉，我们只是在其境内保留了有限的军事设施和特权。其中大多数特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逐渐发展变化为一种使用权，这就像多年来我都让乡下的邻居开车穿过我家的土地回家一样。我们在伊朗的做法不但荒谬可笑，而且是不可原谅的。他们完全出于某个人的突发奇想，或者主观上的情绪波动，就肆意废止或者突然撤销协议。这是一种对主权概念的危险曲解。除此之外，英国和我们还肩负着最重大和最深远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的战略资源不能浪费，也不能因为过度慷慨而被滥用，因为这些资源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更关乎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盟友都承诺过，我们是代理人，同时也是委托人，结果，我们的仁慈却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对于阿巴丹岛和苏伊士[12]的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自尊心，而且是人为激起的自尊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意识，现如今的这些地区，要比它们在历史上更有名气、更有价值，防御能力也更强……
整个中东地区，如果能够长期听从西方国家的建议，固然是好事，但如今看来是绝无可能的。一旦对他们放手不管，只会产生两种后果：他们可能继续沉溺于怨恨和愤怒之中，随着美国不再继续关照他们，也不再满足他们的自尊心，这种情绪会变得愈发强烈，最后他们会感到绝望，或陷入内斗当中；他们也可能屈服于苏联的势力，部分或者全部放弃自己的决定权。如果是后者，这些地区顶多成为一个准苏维埃政权，而不大可能完全由苏联占领，因为这完全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除非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无论哪种情形，只要我们能默默地、坚定地并及时地守住那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我们的根本利益就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英国占领着阿巴丹岛，我根本不用担心伊朗其他地方出现问题……同样，如果我们和英国能够以最大的决心巩固自己在苏伊士的地位，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我们自己，又有谁会来主动挑衅呢？莫斯科吗？也许吧，但除非是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地人吗？我们的军费每年都要花上三四百亿美元，尽管此刻面临着朝鲜战争以及其他紧迫的任务，但我们难道就无法处理一个以色列军队在几年前就轻松解决的军事问题吗？毫无疑问，跟我们一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以色列在解决问题时投入的人员和装备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执着于先前的论点呢？……
我恳请你们，这次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准确地说是从自身状况出发，我们和英国务必要牢牢地控制住中东地区（我并不是要假装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在这里提到阿巴丹岛和苏伊士仅仅是举实例说明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最合适的行动，如果在此过程中受到当地敌对势力的干扰，那我们就要以武力尽可能迅速地扫平他们。如果我们以坚定的信念默默地去做这些事情，并且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歉意，那么我们很有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击，以及更多的武力反抗，但我怀疑如果我们犹豫观望，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真是这样，我担心，我们作为世界的领导者，将要再次面临一个我们不愿面临的现实，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在朝鲜见识过，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如果不动用武力，就无法得到一个有价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盲目地诉诸武力，也不是听到嘹亮的军号才采取行动，而是在那些令你不安的地区保持一种警惕，这种警惕令人厌烦，漫无止境，还会引起别人的不快。
● 2月2日，帕萨迪纳市
驻外事务处的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文章，发过来请我点评，他希望文章能够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作者在文中对改善人性表现出十足的信心，他认为通过个人自由的力量，能够实现世界大同。我在卧铺车厢里的打字机上敲出回信发给他，下面是信里的部分内容，经过谨慎思考后，我从草稿中抽出了这部分内容放在日记里，而没有发表在公开的评论里。
“……对于人性的改善，我没你那么乐观。通常来说，人类是一种软弱而低劣的生物，他们丧失了一般动物所具有的绝大部分美德，只有很少一部分能成为善类。教育或者启迪不可能让他们达到完美的境界。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里，还有可能对自己令人讨厌的本能加以约束，还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体面地直立行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野蛮与文明仅仅一线之隔。只要一个社会的结构出现少许的裂痕，就能打破这道障碍，释放出藏在灵魂深处的恶魔。在我国主张平等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让我相信这种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改善人性。目前这一政治理念在实践中是这样运作的，即长久地支撑一个社会架构，以预防人类在社会行为方面出现退化。对于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取决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这一观点，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在我们国内，这种自由正通过对科技进步毫无节制的追求，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坦率地说，至少对我们美国人来讲，如果无法忍受低下的科技文化水平，那就必须去面对更为严厉的惩罚，问题是：受到惩罚的会是谁？
“极权主义者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人类的本性，但他们缺乏怜悯之心，所以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人类的本性为自己谋利。他们以一种平静而狡猾的手段腐蚀着人类的品质，人们的品质越是低劣，越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后，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必定会品尝这种自我腐蚀政策的恶果。但这是本性使然，他们一定享受不到民主政治带来的那种轻松的喜悦或者自豪感，到那时这种自我腐蚀将会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不会那么容易或者迅速地修复。
“少数人能够参透人类的本性，并对其表现出相当的怜悯，当这些人为了征服和利用政治权力而做出无情的决策时，也可能会出现好的统治局面。这种插曲已经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了，但这种局面通常由一些世袭寡头的政治体制演变而成，并非通过民主的手段来实现，我们国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
● 4月22日—23日，普林斯顿
总统在12月27日表达了委任我为驻莫斯科大使的意向，这照例（想法被当成了行动）立即引发大量信件、电话和采访请求汹涌而至……
4月1日，我去了华盛顿，礼节性地拜访了总统。前不久他刚刚宣布不再参加竞选[13]，此刻他的心情非常轻松，态度也很友好。他说他很赞同我对苏联领导人行为动机及原则的分析，而且从来都不相信他们打算引爆一场新的大战。他要求我经常地向他汇报情况，说他喜欢参考来自我们这些驻外代表的私人报告。除此之外，他再没有给我下达任何指示。
第二天我宣誓就职，中午和国务卿艾奇逊单独共进午餐。他很亲切，但很拘谨；至于我的新职务，他说的话没有就我方政策底线给予我任何指示。
接下来的4月3日，我在迪克·戴维斯（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事务的负责人）的陪同下前往苏联大使馆，中午同潘友新大使（Aleksandr Panyushkin）及其顾问一起用餐，顾问的名字好像叫卡拉瓦夫（Karavaev），他们都很热情。我们进行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会谈，避开了时下那些让人痛苦的话题，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指示的问题上。潘友新自然提及了前天刚发表的一篇对斯大林的采访。斯大林在采访中再次强调他确信两个国家可以共生共存，同时也谨慎地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新的首脑会议未必会纯属徒劳。潘友新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发表类似的声明，我能肯定，他是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提出这一建议的。我有一种感觉，这两位外交官多少都被时下美国对他们个人及其政府的敌意折磨着。如果全盘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对我们的极端敌意，或对近三十年来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遭受的所有限制和侮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出于人性——尤其是苏联人的人性——便不难理解我们国内目下的这种态度。
过了几天（4月14日），我在纽约拜访了马利克先生。我发现他变得更加刻薄和讨厌了，不断地重复着大约一年前我们面谈时的那些陈词滥调。他断言美国的企业界渴望战争，并列举了一些新闻媒体频繁鼓噪的所谓“断然放弃军备重整就意味着新一轮大萧条”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也问到为什么美国对斯大林的声明无动于衷。我告诉他，我们不想让我国民众被含糊而笼统性的声明误导。谈话临近结束时，他说苏联政府正遭受威胁。“你确定，”我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受到威胁吗？”“当然不希望。”他回答。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思考我此次华盛顿之行的收获，以及苏联愿意与西方进行新一轮协商的种种迹象，我愈加对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对我下达任何明确指示或恰当的指导性意见而感到担忧，甚至对于诸如德国问题、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裁军会谈之类的现实问题，他们也没有向我表达一丝倾向性的态度。我只好打电话给奇普·波伦，安排在4月18日同国务卿以及他的高级顾问团召开一次会议。午饭后会议马上开始，但仅仅开了一个小时，因为国务卿三点左右还要去白宫赴约。我失望地发现，只有我在主导议题的走向，其他官员的脸上明显写着：“是你要见我们的；我们很给你面子，应你的要求大家一块儿来了；现在说说吧，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我首先分析了自己即将在莫斯科扮演的微妙角色，指出考虑到媒体对这次任命的大肆宣传，加之我先前在那里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在国务院中的地位，当然还有美国大使馆在当地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莫斯科的任何言论都会激起有心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即使是针对其他外交官、记者或者访问者做出的答复，多数情况下也会被反馈给苏联政府；我的言论以及其他表明我观点的证据都会被苏联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反复咀嚼，也许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应该彻底弄清楚我们政府的态度，政府究竟需要我说些什么，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然后我又提到德国问题。从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只能总结出此刻我们的政府不想就德国问题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并希望尽量避免任何与此有关的讨论。眼下，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地谋求抢在莫斯科的介入导致事态复杂化之前，与西德政府签订新的协议，完成欧洲防务协议的签署，从而“落袋为安”。我说，这种形势让我非常担心，根据苏联人最近一个阶段的言行，我认为他们极有可能会给我们施加巨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提出以下问题：“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建议，那就请明确地告诉我们以及全世界，对于德国统一问题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我们同意统一的条件，但同时应该说明，我们绝不会因四方会谈而对西德协议的进程施加任何阻碍。可我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我们能够在短短几周内签署上述两份协议，否则我们的整个欧洲政策必将受到沉重打击。因此，我们不要去做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关于朝鲜问题，我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想要的仅仅是结束战争，然后在最终停战线上派驻少量的驻防力量，此后如果朝鲜违反规定，那就依靠大规模战争来制裁。我随后指出，这一思路存在一个明显问题：“这场大规模战争是对抗谁的？”我问他们，我们是不是不愿意让苏联以负责任的伙伴身份重返朝鲜。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看得出来，政策还未涉及那么远的问题。因此我只能推断，在停战协议达成后哪个共产党政权应对朝鲜负责的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是中立的，这样做至少有利于维系目前与苏联政府的关系。至于我方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以及我们在对日和约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僵化之处，我只字未提，因为我知道，即便拿出来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中我方应持何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向我提供关于我方立场及其思考背景的补充材料。我非常沮丧地听国务卿说，我们打算先切实采取裁军措施，希望这一举动能淡化政治问题的尖锐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方案后续也易于调整。坦率地讲，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裁军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备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政治关系紧张的起因，只要政治问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得到解决和控制，那么各个国家就一定会无限制地扩充军备。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政府不能再继续坚持错误的路线了。
会议结束时，我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就政策提出建议，而是想弄清楚我应该掌握的原则和底线。然而，根据目前我得到的信息，我个人对我方目前的外交政策方针无法不感到担忧。我看得出，我们一直期望在既不向对手的观念妥协，也不向他们的利益妥协的情况下，在东西方国家中同时实现我们的目标。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立场跟二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颇为相似。如果我们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又有侥幸成功的希望，那么这种立场倒也未尝不可。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可能性，对于目前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谨慎地做出回应，看看通过与对手和解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是不是会比全面对抗更糟。
回到普林斯顿后，我越是回想这次会议，越觉得自己的使命前途黯淡。我并不是仅仅因为会议本身而感到沮丧，还因为奇普·波伦私下向我透露了他对我方核武器政策的观感。在我看来，他已经彻底屈服于五角大楼肤浅和顽固的观念了，即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能的错误计算赋予某种绝对价值，而将其他可能出现的因素都当成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从计算中彻底排除。这种观念与我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开始交谈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无法跟他再争论下去，但这深深地触动了我，因为我一直以为在苏联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我更接近，胜过华盛顿其他人。我意识到我们在观念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并且在美国政策问题上，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
回到普林斯顿，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我看来，华盛顿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在一些问题上保持相同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充分、坦率而颇有见地的讨论了。很明显，莫斯科更不会有这样的人，我的忧虑太过深重，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向使团中的年轻后辈倾诉，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沮丧，失去信心。我似乎被迫卷入了一场根本没有胜算的游戏，而我的职责又要求我绞尽脑汁地向全世界隐瞒我根本无法取胜的真相，然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失败后果，都要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想，在冷漠的外交职业领域，我并不是第一个苦于这种境遇的人，但想到我就这样两手空空，毫无头绪，迷茫无措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去担任外交届中最重要也最微妙的职务，不由得悲从中来。
[以下内容摘自凯南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然后又飞往伦敦的旅程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的文字。在柏林期间，凯南曾评论称，苏联对待外国外交人员的态度几乎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一样糟糕，此番言论自然在莫斯科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凯南在下文中记录了他对这一反响的反应。］这就是乔治·凯南就1952年9月在柏林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就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书面准备时所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次采访，最终导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
问：您要去哪里？
答：我要去伦敦参加一个高级领导人会议，欧洲首脑代表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鲁斯先生[14]都会出席，这种首脑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召开一次。讨论的议题大概覆盖当前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所有重要问题。
问：您会（就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谈判等问题）做报告吗？
答：只要同行们感兴趣，我准备向他们报告我对苏联方面的印象。
问：您怎样看待（苏联党代会、中国谈判）这些问题？
答：我认为我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评论苏联的内部发展问题。
问：与去年春天相比，目前的形势是否更加乐观？
答：情况没有恶化。
问：您见过斯大林吗？
答：我还没找到机会请求斯大林主席接见我。
问：您如何看待苏联前一段时间有关德国的最新声明？[15]
答：它表明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讨论建立真正自由而统一的德国所必须讨论的问题。
[凯南换了一支笔，颤抖着写了下面一段话，潦草的字迹可能是因为在飞行过程中遇到紊流。］别再像个小男孩一样，别再自负了。从容一些。学着不去在意踟蹰和冷落，不要排斥孤独与无聊。习惯这一切，除非你绝望至极，否则不要夸夸其谈。
通过奇普和国务院商量，最终结论为不要理会《真理报》的抨击，要我回去继续正常工作。
摘自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不，再见！
我已经触摸到我所有伟大之处的最高点，
在我所有至高的荣誉当中，
此刻我为我的境遇感到焦急；我应该坠落，
就像夜晚里明亮的流星，
不会有人再见到我。
我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我也不敢再有所期待。如果在完成了对我国公共生活的贡献之后，我能这样对自己说：我和我所做的努力，能让我父亲所在意的那一切消逝得更慢更艰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凯南在柏林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后，苏联政府一直等到10月3日才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没有预料到苏联会给他这种打击，凯南还在伦敦参加了国务院的会议，然后去了彭赞斯（Penzance）（可能是休假），还去了波恩的美国大使馆。］● 9月20日，伦敦—彭赞斯，离退休还有足足两年，我该干点儿什么呢？
有下列两种可能：
（a）公共生活——参与，可以这么说。
可能更多的是外交事务，以及普林斯顿和董事会的相关工作。
（b）个人生活。
可能会去耕种，或者写作，比如写一些关于社会政治、历史、俄罗斯的文章，又或者去教书。
突然产生了一些想法，似乎可以列为做决定时优先考虑的事项：到退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生活中没什么好患得患失的了，也没有理由再去吝啬自己。除了孩子们，劳动是唯一的寄托。就算你为了孩子们牺牲了自己，他们也未必真心感谢你。他们宁愿你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与声望或者名气无关。除非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否则一个无所事事的男人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定会感到羞愧。那也许是最好的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做一个极其谦卑的人。但恐怕那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吗？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应该与女性有所区别？我想是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在赞赏一个人时，不可能不去考虑他的职责。而关于这种职责，既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真正的训练。也许一个人能躲得过年龄带来的各种疾病的侵袭，不那么虚弱无力，也不唠唠叨叨，倚老卖老地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许，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过那种自证正当的生活。为了对抗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烦恼和耻辱——诸如需要休息，向往规律的、节奏更缓慢的作息习惯，创造性的劳动不可或缺。
一个女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随和，通过服务他人获得补偿，且不应向他人要求太多。
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越应该销声匿迹。他应该像那些讨厌的人一样，避免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和、虚荣、虚伪、勉强或空洞的欢乐。他应该对自己经历的奇闻异事彻底闭口不谈，否则极有可能唠叨一遍又一遍。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什么好失去的，如果可能，他应该像一匹年迈的老马一样被无情地鞭打，走向沉默，走向衰竭，走向自我节制，走向孤独，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下面这篇日记显示，凯南在大使任上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相信，除非有和他类似的人叫停继续升级的紧张局势，否则核战争很可能会到来，而核战争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然而，杜鲁门政府却把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作为砝码，迫使西欧国家接受西德重整军备且加入西方同盟的建议。凯南对华盛顿极度绝望，希望克里姆林宫能更早下定决心。他认为苏联领导阶层分为强硬派和另一派别，后者了解凯南本人的背景，更赞同他打算做的事情，可能还会考虑（特别是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且届时可能会遭受苏联人的刑讯，凯南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氰化物胶囊，以备紧急时刻服用。］● 9月29日，西德，巴特戈德堡（Bad Godesberg）
以下是对我就任驻苏联大使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分类记录。它应当作为保密文件保存在政府档案中，直到保密期满的那一天。到那时我希望能将它保留在我的私人文件中。
在前往莫斯科之前，经批准我与国务卿以及国务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一次会谈，目的是讨论我的职责……（但）那时华盛顿没有人对美苏之间的任何协议感兴趣，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重中之重。看来国务院的想法是，一旦完成了“力量建设”，接下来我们便会尝试就裁军问题启动多边谈判，而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区显然都将继续保持无期限的分裂状态。
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我很气愤，自己被迫接受这种微妙的任务，心里却没有一点点目标。关于如何解决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务实的建议。波伦来普林斯顿过周末，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激烈地争论到大半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得不避开众多记者的追问，只是敷衍他们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事情来缓解紧张的局势，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一到莫斯科，那种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气氛，马上让我兴奋起来。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能感觉到莫斯科高层内部神秘而细微的变化。很快我就觉察到，苏联政权内部至少有一个派系将我的出现视为警报。准确地说，由于他们意识到我的观点是温和的，也是趋向调停的，因此难以将我作为一个敌人或者不学无术的人来对待。如果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我能和当局的人对上话，那将是“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出于礼节的谈话或者双方习以为常的争吵。此外，华盛顿积极的回应给了我鼓励，苏联的外交使节团对我的文章也做了解释说明。在我看来，莫斯科的同行们还是很重视我的观点的。长时间在华盛顿受挫之后，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自己尚有一些影响和能力；我希望能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平静的交流，从而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新一届政府即将就任，这也许会给予我充分的权威和自信向我们现行的政策挑战，从而找到一种更具有建设性和更有前途的方法，至少可以用来解决欧洲和苏联问题。
然而，我的到来并不受莫斯科领导层中某些人的欢迎，他们很快就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我到达莫斯科后，当地立即掀起了激烈的反美风暴，这不禁让我感觉到，他们这样做主要是给苏联各界，尤其是知识界一个警告：不要与我接触。7月初，一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直到最近，他都还是外交部的要员。当时他提出了一些极其野蛮邪恶的建议，简直让我怀疑这是一次无比愚蠢的挑衅或一场精心策划的侮辱。不管属于哪一种，这都是一个凶兆，表明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某个地方，我已然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而很显然，“某个地方”至少包括了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好像没有办法消除苏联政府内部对我的阴谋和敌意了，我只能让自己别犯错误，别给敌人留下用来对付我的口实。但那就意味着，我只能继续过一种小心翼翼、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没有办法突破周围的障碍，无法与苏联的高层建立联系。我确实暗示过，我很乐意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这种暗示非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还迎来了（7月的）挑衅行为。实际上，莫斯科已经以一种恶毒和侮辱的方式给了我答案。
我唯一能想到的求助方式就是请求斯大林亲自接见我。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如果我请求以正式的方式受到接见，他会认为我只是想调查一下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表达自己的建议。到那时我将不得不承认，我没有什么急务需要和他沟通，于是我会被含蓄地请出去，理由是我无缘无故占用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宝贵的时间。获取这一会面机会将使我丧失信用，今后无法再正常地获得受他接见的机会，也会令我在未来受他接见时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地，我感到没有希望跟他展开一次非正式的会谈。除了外交部，我没有与他联系的渠道。我知道外交部完全受政治局的直接领导和管理，坦率地说，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将任何非正式会面的请求转变成正式请求的，这很难避免。他们会派维辛斯基来会见我，并把会见的情况公开报道。这样双方不但不能坦诚相见，不能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还会提到一大堆比较紧迫的问题，西方媒体也会针对双方的谈话，做出大量的推测。
因此，除了等待，我别无选择。我希望局势能够发生某种改变。只有苏联政府提供非正式的渠道，让我见到他们的领导人，或者我们的政府采取一套积极和现实的方案来保证我方掌握主动权，这种改变才可能发生。然而，事实上，我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来，莫斯科也没有人能帮我来安排一次同苏联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在这种孤立无援中，我只能等待。
恐怕这是我性格中的一个弱点，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依然渴望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共产主义世界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就尖锐的议题以及避免再次发生战争达成有效的妥协。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减少美国方面的行动可能导致的紧张局势、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而倾尽心力。在情报搜集方面，我对大使馆的管理更加严格，坚持让我们的人在合理范围内获取苏联情报，防止他们因公然违反苏联的法律和条例而受到指控。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苏联当局为我们设定的限制条件是极其苛刻的，我只能充当一个不公正的角色，违心地要求我们的人尊重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利用我的影响力改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行动。在我看来，这些行动的军事价值似乎并不高，却可能对苏联人产生极大的刺激。由于许多相关的情况并不为我所知，而且很多问题也很微妙，通过电报解释对这些事务的看法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提出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权部门当面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建议似乎在国务院产生了一些作用，他们督促欧洲部分外交使团代表于9月24日—26日在伦敦召开会议，我也在受邀之列。
我对我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持反对意见，我与北约的大多数人观点也不一致，分歧主要在于苏联对北约的态度问题，实际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要在伦敦会议上口头解释这些问题，势必会占用大量时间，也许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在9月初就坐下来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急件，并另外准备了复印件。[16]我希望这次我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能使这份急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发挥真正的作用，也能让在伦敦的美国人和在巴黎的北约人在看到我的建议后立场有所软化。我在苏联处处碰壁，但我想我至少可以尝试通过这样的方式转变我们的立场，以便有一天当我们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时机成熟时，我方能够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同时尽可能地少给苏联宣传机构留下口实——毕竟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蓄意发动战争，并时刻准备攻击苏联。我心怀热望，郑重地从莫斯科发出大量电报和信件。我满怀期待，也许我的努力不会毫无效果。
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之际，出现了一个意外。现在我意识到，当时正是这次意外严重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们的一位技术专家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找到了一个监听装置，它先进得令人震惊，很显然是经过长期认真的研发才投入实际应用的产品。我们发现并拆除这个监听装置必然令苏联的秘密警察非常难受，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杰作。发现监听器后，我立即（当然这跟我毫无关系）感觉官邸周围的气氛更加阴森恐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