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会议于9月24日召开，三天后结束。会后第二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情况通报会。北约组织中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做了报告，再结合另外几个人的言论，这次通报会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首先，从军事方面的汇报来看，我意识到我的急件已经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愿意去理解我谈到的问题；北约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迷失在军事制衡的逻辑中不可自拔。很显然，从现在开始，这种逻辑将推动他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增加开战风险的事情，而对于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的事情则倾向于回避。他们不应该为此受到责备。错误在于当局判断失误，抛出了一个僵化顽固的指导思路，从而让军事和政治都走向了偏颇。其次，我为我们发表的对德政策声明感到极度不安。我一度希望，我们与苏联政府过去半年间冗长的换文，能带来一种更加稳妥和缓和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可以择机展开谈判，在美国军队最终撤离的前提下完成德国统一。从1948年开始，我就一直主张以此作为我们的目标。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主张，我还说明了我们可以在什么条款下考虑这一解决方案。这些条款不需要将德国交付给苏联。国务院一直拒绝这种思路。但是，同苏联之间的换文已经证明，太过僵硬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一度认为我们的立场可能已经软化，我在会议上的所闻所见则表明，事实恰好相反。我意识到，此时此刻，我们的人民对德国统一丝毫不感兴趣，他们不但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德国合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上，而且不愿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在有可能与莫斯科达成合约的条件下，从德国撤走美国的军队。
我详细解释了我对这种观点的担忧和恐惧。这明显意味着，我们跟莫斯科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在我看来，苏联同意放弃德国东部地区的唯一条件，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同时撤出德国，也许还包括撤出欧洲西部和中部。对他们来说，撤出德国东部地区，将德国留给西方力量驻守，将会导致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力量的崩溃。我不反对这种崩溃的出现，但我依然坚持认为，苏联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因此我们政府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绝不可能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让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将结束分裂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势力的崩溃之上。我相信这种分裂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盟友来说，都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和麻烦，会将我们带入一种尴尬和艰难的境地。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苏联势力在东欧的土崩瓦解，这恰恰符合了一种逻辑，也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我们应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努力颠覆和推翻共产主义势力上。我再次重申，我不反对这一观点，我也认为我们无须参与灾难性的战争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在扶植其他势力，来取代我们意欲推翻的政权。（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这种政策存在不妥之处，这与维护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是矛盾的。）但是这些条件当时我们都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政策除了导向失败和引发战争，必将一事无成。总之，在我看来，要想避免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与苏联就德国问题达成协议，前提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必须最终同意从德国撤军。同时，我意识到，大家都有一种担心，即一个起死回生和完全独立的德国会让欧洲邻居们不安，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危险要比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小得多。
第二天的会议结束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了我的观点，对我讲的问题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们知道，我也能够意识到，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深陷在当前的政策中无法自拔。他们已经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来敦促大陆国家接纳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17]。在我看来，这个协议一旦得到批准，我们与苏联签订协议的所有可能性都将化为乌有；如果没有欧洲防务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参与，协议几乎无法达成。即便我们同意就德国问题跟莫斯科妥协，也未必能够保证其他成员国都同意。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将自己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如果协议未获批准，我们在欧洲的声望将受到严重打击，给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后果。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问我自己，一个人在莫斯科还能做些什么？政府为什么还要派大使过去呢？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受到引诱，去跟苏联领导人对话。如果他们问起我：“您想让我们怎样处理德国问题？对于解决德国问题您有什么具体方案吗？”我唯一的回答可能就是：“等待你们的政权崩溃。”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恰恰验证了他们说过的话，两国政府之间几乎不存在切实可行的谈判基础……
多年来我一直抵触战争，今天，我似乎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不得不被当成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我看来，能避免战争的唯一选择就是放弃我们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这同样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想到要返回莫斯科，还要在混乱、充满敌意和侮辱的宣传氛围中生活几个星期、几个月，一想到这气氛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无奈，我就无法再对战争产生任何怀疑（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做法很危险，我们所遵循的逻辑是错误的，无论怎样，它都将导致战争）。作为我国派驻苏联的外交代表，居然还要思考这些事情，我实在为此感到痛苦。
第二天上午传来了《真理报》刊文抨击我的消息。前一天面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备感失落，今天苏联政府的打击又紧随而至。毫无回旋余地，看起来不会峰回路转，我的努力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效了。《真理报》从我在柏林机场对提问记者的回答中抓住一个微不足道的由头，公然抨击我是诽谤者，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回莫斯科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外交官的作用就是充当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友好沟通的媒介，可我看不到自己继续留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当然也可以认为在此之前我也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苏联人一直都将我视为仇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政府曾经授意我去说些什么，我就还有机会，毕竟总有一天，总会有一个人到莫斯科去说那番话。现在，机会溜走了。从现在开始，我对莫斯科再无期待，我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全力应付莫斯科高层以及他们的下级带给我的不愉快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做些什么，我真是难以想象。
想到这些问题，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了。我期待苏联展现出温和轻松的一面，但这种期望所依据的现实太过微妙、太过脆弱，完全植根于苏联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在苏联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在我的印象当中，有关我们国家的政策，大多数同事都与我意见相左。即便是那些与我意见一致的（还是有几个人赞同我的意见，但他们没来参加会议），也不同意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我感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的外籍雇员必须马上离开莫斯科；然而，我知道妻子并不希望这么做，她愿意留在那里。从现在开始，对家人命运的担忧将一直困扰着我。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我相信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谅解或者签订协议了。
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处的位置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很容易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我从没想过孤独会对我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我只能独自吞下这枚苦果，无论到哪里，都不太可能有人完全理解或完全支持我所做的事情；也不会有一个特别法庭容许我为自己辩护；我甚至不能指望朋友能完全理解我的解释。被塞入两个世界之间这个不可思议的位置后，我已经不再奢望任何人能够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从现在起，除了自己的良心，其他的我什么也指望不上了。这种艰难的现实让人无法忍受，但我想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最后一丝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再参与其中。
1953年
即将就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深深地伤害了凯南，他不仅没有给凯南安排新的职务，而且一直拖拉了几个月才将决定告知凯南。凯南将继续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同时也是“日光室计划”（Project Solarium）的顾问。为保证国家安全，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推动制定了这一计划。个人与国家命运同样前途未卜，让凯南感到极其痛苦，他开始深入思考精神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 3月13日，华盛顿
与新一届政府的关系以及我未来的职务
在大选的时候，我没有对新一届政府内的任何人提起过我未来的职位问题……因为我私下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都有来往，我期待着在新政府就职前的某一时刻，他们能主动找到我；我期待着届时我将有机会向他们阐述观点，不仅关于美苏关系，也关于莫斯科大使馆该何去何从，以及我在新政府里的职务问题。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
考虑到我之前在莫斯科的职位，处理苏联事务的经验，乃至公众将我的名字与美苏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程度，我不禁意识到，政府的这种态度预示了一种非常严峻而令人不安的形势。
此外，我还担心该如何向政府之外的人士交差，他们当中有人过去曾给予我信任和鼓励。我也知道，有人希望借由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美苏关系的感受，悟得一些指引。从莫斯科回来后，这几个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我。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对这些问题密切关注，同时又感到痛苦。很明显，即将卸任的政府对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感兴趣，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疲惫不堪，同时经受着离任的痛苦。但如果新政府也同样表现得不感兴趣，同样不给我机会发表看法，那就意味着我对这些事情的意见，不管其本身有没有价值，都得不到公开表达的机会了，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所用。从我第一次听说政府有意将我派驻苏联任大使到现在，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针对美苏关系发表任何个人见解。新政府意味深长的沉默态度足以清楚地表明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我在他们入职期间一直等待，我将无法在这方面发表看法，因为我既不能代表他们发言，也不能在未经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公开讨论这类事情。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看法，只能在我尚于旧政府内任职期间发表。这样一来，新一届政府便不需要为我的任何言论承担责任了。
因此，我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律师协会的邀请，于1月16日在斯克兰顿（Scranton）召开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谈了我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我之所以接受邀请，主要是考虑到新一届政府压根儿没打算就这些问题跟我联系。哪怕我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新政府打算征求我的意见，或者他们会通过任何途径与我交流一下，我都很愿意向杜勒斯先生和艾奇逊先生详细讲述我的观点，并根据他们的需要予以调整。但他们没有任何意向与我探讨这些问题，我也找不到理由这样做。因此，除非借助律师协会年会这个平台，否则未来的日子里，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斯大林罹患恶疾，不久之后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我当然很想知道在这种危急时刻，华盛顿是否会邀请我去磋商。斯大林病危的消息最早在星期三早晨公布，然而一直等到星期五，我才接到政府的召唤。是波伦给我打的电话，大意是想跟我谈谈斯大林去世可能导致的形势变化，并要求我尽快赶往华盛顿。
3月7日，星期六，我从波士顿乘晚班火车到达华盛顿，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波伦谈话，他说他还没听到关于政府如何安置我的消息。下午他带着我去拜访了艾伦·杜勒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现任负责人。我们就斯大林病逝可能带来的局势变化做了简短讨论。然后，我乘坐下午的火车回到了东柏林。[18]
3月9日，星期一，总统的特别助理、专门负责冷战相关事务的杰克逊先生（C.D. Jackson）打电话找我。我与他的办公室人员约好第二天去华盛顿见面。
当天晚上我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先是接到中央情报局雷蒙德·桑塔格博士（Dr. Raymond Sontag）的电话，他请求我继续担任中情局的临时顾问，就像我之前在普林斯顿时一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之前我是怀着质疑勉强同意加入杰克逊委员会（总统的国际情报活动委员会）的，它目前正在代表新一届政府研究心理战。现在，我只能以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建议。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我最好请求官方正式明确我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再次请求公布有关我未来职务的信息……
3月10日下午两点半，我拜访了杰克逊先生，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并且向我征求建议。我跟他说，我在新政府中的职务还完全没有明确；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文件并发表看法了，因此我主要是从报纸上了解目前的态势；对于如何理解新政府的政策，我没有机会得到大家的指教；我也无法以任何形式代表国务院发言；因此我觉得我没有资格给他任何建议。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会将我的意见当成仅针对他所说内容而发表的个人见解。在此基础之上，我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关于我任职一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他不相信总统对我的印象会像我想象的那样；他建议我找杜勒斯先生谈一谈，看看能不能把事情搞清楚。
下午，我回到农场。第二天下午，杰克逊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周五他有些事情想与我面谈，于是我在3月12日（星期四）又来到华盛顿，并在第二天上午拜访了杰克逊。
当天下午接到《纽约时报》威廉·劳伦斯的电话，他说他听说我要退休了，想向我求证一下传闻是否属实。我说关于我的职务，暂时还没有收到新政府的任何通知。第二天早晨，也就是3月13日，《纽约时报》刊发了由劳伦斯先生撰写的头版头条，大致内容是他已经从某些“高级官员口中”证实，我将在不久的将来退休。
● 4月6日
3月13日晚些时候，我收到消息说国务卿想要见我，我在第二天下午拜见了他。我们讨论了我未来的职务问题。他说就他所知，目前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没有合适的职务”派给我，对我进行任命需要参议员的批准，这恐怕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而且没必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小职务、一个不重要的岗位花时间去冒这样的险。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准备退休，但同时我也强调，我不会向我的朋友们以及公众隐瞒我退休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给我任何职位。后来，他又跟我谈到斯大林逝世引发的局势改变，以及这种变化将为美国政策带来的问题，并征询我的意见。我详尽地解答了他的问题，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感兴趣，还说同我谈话总会带给他启发，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跟我面谈……
史密斯将军[19]中途进来，告诉国务卿和我，艾伦·杜勒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到中央情报局任职，不要退休，并希望我能就此事与他联系。国务卿指出，他希望这件事能够落实，同时表示不要对外界提起有关我退休的事情。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拜访了参议员弗格森[20]，发现他想跟我谈的是波伦的任命问题。我说，我了解波伦的人品和能力，他在雅尔塔协议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离开时我觉得参议员对我说的话印象深刻（随后，在对波伦的委任中他投了赞成票）。[21]
在谈话的过程中，参议员弗格森问我，为什么要去农场过日子，而不来华盛顿工作。我跟他讲到了我目前的处境，听罢他说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死！批准你的任命，不存在任何问题。”
我又跟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谈了一会儿，他热情地推荐我到中央情报局工作。
当晚，我回到农场。
第二天，3月17日，我去了普林斯顿，逗留两天，找机会询问了几位朋友的意见。除了一个朋友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应该把这件事情敲定下来，而不要同意借调到中情局，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我越是琢磨，越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
星期四，4月2日，我跟安娜莉丝开车去维拉诺瓦（Villa Nova）跟波伦一家共进晚餐，晚宴设在他岳母家里。这是他们离开祖国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他讲述了任命确认后他的境遇，丝毫没有激起我留在政府工作的欲望。
4月7日，国务卿再次约见了我，麦卡德尔先生[22]也在场。国务卿说恐怕之前是他会错意了：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一直希望退休；他很乐意听听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真实想法。我解释说，就眼下的生活来说，政府的差事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代表着某些方面的牺牲；我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如果他认为我还能发挥一些重要作用的话，那么我愿意；但我感觉似乎没有那么重要的地方还需要我；我不想自己仅仅是一个“接受照顾”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最优先考虑的是离开政府部门。我也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国务院需要一些“新面孔”，我也根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和别人竞争。依我看，一切都取决于他和总统到底是希望我留在政府继续工作，还是根本不希望。
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国外工作，我说我不愿意。他说他也希望我留在国内工作，我退休转而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依然可以承担政府顾问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与苏联有关的问题。他说他自己经常感到非常需要我的建议，也非常后悔在新政府任职之初的适应期内太过忙碌，以致没有邀请我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他觉得我不光能经常为政府其他部门提供帮助，更能为国务院献计献策。他还特别提到了政策规划室，他说事情如果能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他非常乐意去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迪安·腊斯克[23]推荐我，请他予以支持。国务卿示意希望和我再长谈一次，让我第二天再来华盛顿一趟。[24]
● 6月1日
5月8日，我去纽约见了迪安·腊斯克。我告诉他，今年秋天我想回研究所任职。他的意思是，他觉得向董事会申请两万元做我明年在研究所的学术研究经费有点儿困难。这两万元中有一万五千元用于学术研究，另外五千元作为捐赠。我说五千元根本不够支付我的费用，并向他解释了个中缘由。他说他理解我的难处，但申请更多的经费确实有困难，他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填补可能出现的经费缺口。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跟他说，如果基金会能够提供两万元，就非常让人满意了。
● 7月29日
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政府上班。上午我在国务院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准备讲稿，之所以能在这个偌大的房间里写稿，纯粹是因为这里的部门解散了，屋子空着。解散的具体原因高层人士也不太清楚。午饭过后，演讲稿写完了，看来是时候离开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回这里工作了，尽管不会有人看出我在与不在有什么差别。我下楼去跟多萝西[25]告别，她还要在这里待两三个星期，她在国务院其他部门还有一份固定工作。她不在办公室，我留了一张便条给她，告诉她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去跟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告别，她曾经在国务卿的办公室工作过。最后跟玛丽·鲁特（Mary Ruther）告别，她是五楼的接线员，我们差一点都落泪了。然后我乘电梯下楼，就如过去千百次那样。仿佛突然之间，我就站在了烈日之下。站在大楼的台阶上，我生出一种强烈的心情：一个退休的公务员，结束了二十七年的仕途，成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没有感到不开心。
● 8月18日，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农场过去三个星期忙得不亦乐乎，繁忙的教学任务[26]让人抽不开身，还要拜会华盛顿的各色人等，还要卖房子，等等。直到今天，退休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一上午，我都在忙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午饭过后，我把房子做了最后的清理，把奥斯汀汽车塞得满满当当，然后踏上了从华盛顿前往农场的旅程，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驶出华盛顿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有了退休的感觉。去宾夕法尼亚的路上，我开车开得很慢，一遍遍地提醒自己，再也不用那么匆匆忙忙的了。
到了农场，我没有马上搬出行李，而是换上衣服在门廊里坐了一会儿，让自己充分感受这片宁静。眼前延伸着两块田地：一片是麦田，一片是玉米田，长时间的干旱让两块地都干枯得了无生气。身后延伸的是二十七年的外交生涯，它的背后又掩藏着几乎已被忘却的青少年岁月。在我的面前，摆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我的寿命还能再延续三十年，接下来我为了什么而活？我的内心已麻木，几乎没有兴趣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件事似乎很明确：如果我还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还想获得满足感的话，那我必须教会自己不要为了自己去生活，而是为了创造去生活。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要说他为了身体上的愉悦而活那是何等荒谬。他的肌肉已经松弛，形象微不足道，甚至毫无尊严可谈，吃吃喝喝只会让他变得肥胖。爱，应该表现为热情地关心他人。
对我来说，能做的似乎只有三件事：独处、沉思和写作。因为这些事情都能通过向他人倾诉自我而实现，所以我做了最明智的决定：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作，思想随之而来——经常会这样。只要写作，就不会感到懈怠。
● 8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独自一人驾车从东柏林去普林斯顿，小汽车顶上堆得高高的，有几卷行李物件，还有一辆自行车。天气不错，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月秋天里的干燥和凉爽。
房子[27]太久没人住了，显得格外荒凉，空空如也，破旧不堪，好像仓库一样。供电和电话都停掉了，院子无人打扫，凌乱不堪。一条枯死的树枝危险地悬在树上，枝上的叶子已经垂落到地面。车道上，毒漆藤疯长，老鼠卖力地在碎石路上打着洞，那些碎石是我用心铺在屋旁起保护作用的。车库里住着一窝猫，它们的排泄物让整个车库弥漫着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我的两轮手推小车不见踪影，软管也丢了。很显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 8月21日
开始构思一篇文章，可能会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内容涉及外交政策中的道德观念。
我想表明的观点是，一个大国的外交活动是一种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行为。外交活动旨在于最危急的时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只是部分地而绝不会完全地等同于人们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物，负责解释的是政府而非人民。做出这种解释是政府的职责，也只能由政府来完成。
但是，作为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经常具有双重特性：面对其他同类社会时，他是国家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面对本国的其他派系时，政府是执政党利益的解释者和维护者。有时，它代表着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利益；有时，它又仅代表一部分势力反对另一部分势力。因此，政府在国际上宣扬的期望和借口，实际上只是部分出于外交的真实需要；另一部分则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以牺牲其他派系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某一派系的利益。
因此，一个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将其视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之后，对这种国家利益的阐释会变得既不公正也不客观。不能说这样的国家利益承载了道德品质，它是两方面因素的产物，其一就是国内权力斗争的暂时性产物。这样的内部权力斗争基本上从来都不具备道德属性，而具有政治属性，它涉及党派间关系的调整。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毫无节制的，建立在肉体惩罚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缺乏道德的。就算共和制的政府受到各种限制，其内部的权力争斗也不具有道德属性……
只要内部权力成为你争我夺的对象，政府的执政过程就会误入歧途，并充斥着自我中心、个人野心、谎言、虚伪和谬误。要根据大众需求，选用身在政府之外、不乐意参与政治的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权力斗争的重荷。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就算一个人能够拒绝权力的腐蚀，他也不得不跟争权夺利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无法避免。
● 10月28日
昨晚，教堂参事会副会长和两个本科高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12月初即将举行宗教事务会议开幕式，邀请我届时发表演讲。从谈话中得知，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凯南信仰什么。
我说我会考虑他们的邀请，但那是在我的演讲仅仅面向本科生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合适的主题，以下草拟一些想法作为提示：人的本性不可能尽善尽美。
文明的生活就是与人的本性妥协。
《文化的焦虑》。 [28]
没有完美的人际关系。
政治事件中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浪漫爱情的危险性：
（爱情最多是一种友谊，一种实际的伙伴关系，由于掺杂了性的因素——性的因素恰恰是非常亲密的、暂时的，通常也是不稳定的，因此爱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
在两性情事中，罪恶感可能被夸大（就连《圣经》中反对通奸行为的训诫也将婚姻视为一夫多妻的，将女人视为奴隶；要是娶了三十五个老婆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此处需要借用一个系数来让现代人理解——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在遇到困难时还能满足地过活，避免造成体力和情感上的浪费，因为这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进一个人真正的健康和满足感。尽量少给别人带去痛苦，谦逊地接受一个人与文化环境相冲突的本能需要，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羞辱和限制，都宽容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幸福和痛苦的两难境地。
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只为克服艰难和痛苦而快乐。
两种限制享乐的方式：
1。完全克制
2。纵欲过度
因此在生活中必须保持恬淡寡欲，与清教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恬淡寡欲是为了实现生活目标，而不是抑制它的实现。
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吗？先是恐惧、饥饿、迷惘、龌龊、濒死，然后突然又获得了截然相反的东西——那时你就不会再去探究你生存的目的了。有千千万万值得活着的理由：美丽、友谊、大海……[此处凯南做了省略］诚然，满足感取决于文明生活的条件，对你们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美国人已经脱离正轨。我们需要放慢改革的脚步，需要改善生活条件，以便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而不是机械，才是人类真正生存的环境。依赖机械，这是化学农业造成的误解。
生命是神秘的，生命的延续同样引人深思。人类文化的巨网，让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兴奋不已。
● 11月9日
我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除此之外，我还在积极努力成为一名学者，我已经顾不上自己曾经是一名公众人物这个事实。成功？无关紧要，可能勉强算得上成功吧。
我还想对学生说的是：
一个人有可能在浪漫的爱情中获得巨大和持久的幸福，但他应该理智地接受其中不可预知的变数，而且不要将它当成命中应得之物。
我相信，上帝不会轻易宽恕我们所做的那些自我贬损的事情、有损尊严的事情，但我也相信，这些苦难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后，即使我们找不到完美的解决方法，他也不会真的迁怒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因为无法将肉欲的本性和文明的戒律结合起来，就注定被打进地狱。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极度自私，也没有强人所难，没有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那么，伦理和道德信仰与公民义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我对基督教知之甚少，教义会告诉你是否应该诚心皈依。据我推测，除非这种信仰真正到了极度糟糕和让人绝望的地步，否则一个人应当接受它而不是起来反抗它。因为坦率地讲，如果说基督信徒要完全实践其教义所要求的美德，那么某些公共秩序就是必需的，然而生活中不可能有完美，我们也知道，要想接近或者实现理想中的完美，往往会招致巨大的恐怖、骚乱和杀戮。
那么，存在一种超越于普通公民消极义务之上的社会义务吗？公民有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义务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除非一个人通过正常的选举程序或法律程序被挑选出来。我们的社会不依靠任何唯意志论，宪法规定了政府应该遵循特定程序、承担一定责任和实施行政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社会最终会被认为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一无所知，当然这也无关紧要。
● 12月28日，华盛顿开往普林斯顿的列车途中再一次——陷入沉思。[29]
这个国家已经激不起我的兴趣了。这是一个极其让人厌烦的国家，虽然她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却已经注定了悲哀和可怜的命运。
哦，绝不可以写这样的话，太动摇人心。 [30]
1954年
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的失败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再加上杜勒斯的无情抛弃，凯南心有不甘地开始了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生活。4月，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人员安全委员会面前为罗伯特·奥本海默作证，证明后者作为原子能专家和高级研究所主任，尽管在冷战前期曾经与左派为伍，但依然是一个真正忠诚的美国人。凯南指责美国式的文明孵化出了麦卡锡这样的人物，毁掉了他的朋友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前程。奥本海默没有通过忠诚调查，凯南问他为什么不离开美国。奥本海默站了一会儿，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哽咽着说：“该死的，我就是深爱着这个国家。”[31]凯南不确定自己是否也热爱美国，但是，他曾经初步考虑过竞选国会议员。
● 6月12日，普林斯顿
疱疹顽疾反复发作，疼痛难忍，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疾病。每年都要发作几次，给我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痛苦。每次发作，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黑暗和悲哀起来。
现在，我正深受其害。昨晚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见自己以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顾问——我猜想大概就是那种聘请来的外国顾问——的身份回到苏联。大使是一个非常严肃、沉默的人，那天他离开莫斯科去国外了。他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但是没有为我预留房间，我不知道该把行李箱放在哪儿，就放到了他的房间，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纳闷为什么要接受这项任务，当时这件事好像是一件关乎忠诚、谦逊，甚至是有点儿英雄情结的事情。现在，我满腹狐疑。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拜访＿＿＿＿＿＿[32]，还有以前美国大使馆的其他同事，他们会理解吗？不大可能。
昨晚，在英国杂志《视野》（Horizon）上读到了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文章《美国作家的现状》（“The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Writer”），非常精彩。作者详细论述了在美国，由于缺少一个文学团体，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作家，都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处在成功带来的单调而危险的影响当中。通常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成功，“功绩并不在于作品真正的质量”。
这再正确不过了，作为美国作家，真应该感谢一位英国作家能够这样理解他们。
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人们所认为的成功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取决于大众的欣赏口味；物质奖励通常不该来自于作品本身的品质，而应该来自其他方面，这就给我们很多人提出了一个技术上的难题，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和内心宁静的问题。
[凯南到马萨诸塞州旅行，并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凯南的女儿格蕾丝毕业于这所学校。］● 6月14日我们开车去波士顿，抄一条四十英里的乡间小道，途中穿过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这里已经废弃，长满杂草。新英格兰古老的南部地区死气沉沉：在茂密的矮小灌木丛林中，居住着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有天主教会的气息。
坎布里奇（Cambridge）。傍晚时分，我漫步良久，直走到河边，河堤上是无穷无尽的车流，很难过马路走到街对面。我沿着河堤经过哈佛的船屋，它在来往的车辆中显得凄凉过时，我一直走到下一座大桥，围着学院转了一圈，然后原路返回。一座有些潮湿、乌黑、隐蔽的城镇，破烂的木屋，交通阻塞的街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压抑的地方：在一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里，竟有这样一个带着理性和些许自负情绪的拥挤小岛。
出去吃晚饭，席间说了太多话。
● 6月16日
拉德克利夫毕业典礼……我的演讲似乎很受欢迎，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演讲中，我对以约瑟夫·艾尔索普先生为首所倡导的有关原子弹的观点表达了反对意见。当毕业典礼队伍走进礼堂的时候，我高兴地看到艾尔索普也在人群中。中午，学院院长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乔也参加了，说我的演讲是“人身攻击”，实际上众人的关注倒是让他很得意。
● 6月19日
[接待来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佩顿·戴维斯］他从秘鲁回来参加下一轮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共和党领导的国务院忠诚委员会和总统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查过他了。没有问题。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附属司法委员会的律师们也已经详细地询问过他两次。他们倒是没有隐瞒真实想法，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他有罪，从而满足某些人的个人野心。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向首席检察官建议，提请大陪审团以涉嫌伪证罪起诉他。首席检察官，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迄今为止都没有找到能证明该罪名成立的充分证据。现任国务卿杜勒斯先生要对整个案件提起新的行政复议，让这一事件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杜勒斯先生的建议是，要么判决戴维斯有罪，要么恢复他的职位。回顾了整个案件之后，杜勒斯先生说他要亲自详细审核证据，然后做出决定。他审核了证据，才发现自己缺乏做出最后决定的勇气，唯一可能做出的决定，就是判决戴维斯无罪，但那样就会引起共和党参议员的不满。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再一次牺牲戴维斯的利益来解决，将案件重新提交，接受新一轮的全面审查。
● 6月22日，农场
两点十五分，我离开华盛顿返回农场。高温毫不留情地烘烤着这个城市。尽管有两三万人坚守着工作岗位，但政府办公大楼周围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停车场内有一个黑人正在值班，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抱怨这鬼天气。我开上康涅狄格州大道，不过马上就转向威斯康星大道，驶上240号公路，然后又上了27号公路开往农场。早些年，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线，往返于华盛顿和农场之间。途中路过很多地方，我意识到，在过去的旅程中，很多地方都对我有着或曾经有过特殊的意义：这里曾经有一个男人修建的新挤奶厂（不过现在看上去破旧荒凉，似乎主人的理想在这里化成了泡影）；在路边的田地里，我们曾经向正在收割庄稼的农民打听粮食的产量，结果发现那其实是艾草（当时我们驾着罗尼·艾伦的新别克车旅行，他开得很慢，时速还不到三十英里，但人生的旅程过得很快，现在罗尼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和格蕾丝开车爆胎的地方（那时候这里有一个砖砌的小学校，就在小树林里。现在小学校变成了一个既像商店又像吸大麻窝点的地方，人们把喝光的易拉罐扔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的房子曾经被掀开屋顶；这里的风景是那么优美；就在这里，他们用推土机清除了一切，开起了水泥搅拌站……再后来这里变得比较漂亮。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这其实很愚蠢。我对它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它们也不知道自己对于我的意义。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它们对于我来说，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我遭遇了一些事情，才意识到它们的虚无、它们的冷漠。可是上帝啊，这个世界是阴暗的，也是充满敌意的。此刻，它正经历着高温的折磨。
[凯南接受法兰克福大学的邀请，在德国做了一系列有关苏美关系的讲座。家人随同前往，之后在那里休假。］● 7月8日，赴欧洲途中，海上今晚，我开始思考我自己以及我的未来，没有结果。
起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1。 从我个人的感情和兴趣角度考虑，我没有活着的理由，但是我也怕死。
2。 我痛恨那种需要与人交往、与人协调关系的职业。这种情况在美国尤显突出，我在任何地方都体会不到对群体或组织的热情。
3。 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在欧洲生活，也可以在美国生活。从我的经验来看，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4。 过去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将来能派上用场。一切都在中途夭折了：语言、知识分子的趣味、认识的人，都没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堆砌杂碎物件儿的博物馆，也像一桌残羹冷炙。总之，其价值随着时间呈几何级数下降。
5。 我的智识生活停滞不前了，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人接触的时候，家庭强加给我的压力；另一方面，智识活动常常来自于外部刺激，这对我造成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我无法从中得到放松，也无法保持生活的平衡。
6。 如果我去欧洲生活，那么退休金就没法保证。理论上，我永远都有可能被叫回驻外事务处工作，这一点很恐怖。如果这一天来临了，而我人在欧洲，该怎么办？不管我怎么做，退休金都有可能保不住。我没有理由去要求美国政府对一名退休的职员遵守承诺。政府正迅速地沾染极权主义的嗜好，站在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立场判断这类事情。
7。 务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农场微薄的收入会给生活带来无尽的麻烦，即使有了一点儿收益，也还要用于农场，以及贴补家用。
8。 教书也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美国。它需要与他人进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远无法掩饰自己在智识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这种情绪，就会与美国教育机构构建的神话世界格格不入。
9。 总之，我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法与家庭利益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前者要求生活极度俭朴，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而后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最大限度地消费。
10。 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中有如下诗句：精神世界的百叶窗无法关闭，如果你的感官与世隔绝，你的心灵就会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