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大孩子们不喜欢我，很显然这意味着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或者至少在他们看来我是这样的。在他们眼中，我背负着苦涩的责任感，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经商？我能做什么，我都五十二岁了。另外，商界的人际关系要求某种程度的团队忠诚，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只能从事小规模的、艰苦而独立的小生意。
13。 唯一可能唤起我一丝希望的，就是去苏格兰或者英格兰当一名教授。毕竟，我还有能力讲一讲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学。我可以在1956年的秋季开始教学。我可以加入英国国籍，从而规避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要求。只要能给我保留退休金，我就有可能在美国继续拥有乡间小屋，甚至还可以修葺一新，以便将来退休后颐养天年。作为一个年老的美国公民，我相信政府能够满足我的要求，那就是别再来打扰我。
● 7月26日，西德法兰克福附近
有一天，我去森林里散步，感觉整个区域都弥漫着一股腐尸的味道，最后发现了一处森林墓地，气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墓地，只看见了入口处的院子，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异味，头脑中想着其他事情。突然，我看见这座院子，同时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寂静和虚无，一种湿气，一种怪异，一抹淡蓝色的暗影，非常漂亮，但也有些阴森。蓦然间，我看见了上面的墓地，我意识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神秘的死亡如此接近。
● 7月30日，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
绕着小城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旅馆。这一天以及过去几个星期的所见所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美国人，我不想多说。早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他们就充满了绝望，可他们在这里还是激怒了我。我厌恶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麻木不仁、他们的孱弱无力、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漠视、他们的娇生惯养、他们乐此不疲的喋喋不休。除了士兵以外，他们当中90％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就算士兵也不再需要火车站的特别候车室，征用旅馆以及俱乐部，等等。
让我感到担忧的是欧洲人，苦难仿佛只埋葬了冷静、成熟和热忱，而留下了粗鲁、贪婪、物欲和愤世嫉俗。大多数德国人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能拥有一辆摩托车。整个国家，除了一些生活朴素的劳动者之外，似乎全都陷入了对享乐的恐惧，因为享乐已经毫无乐趣可言。如今，你能看到犹太人对德国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有人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人安静而体面地生活，那里的自然环境未曾被人类破坏，那里的社会环境不会让你想起霍格斯[33]？
天啊，我多么希望夏天已经过去了呀。
[下文的最后两句话暗示，凯南虽然对美国政府充满抱怨，但他依然热切地希望回到那里工作。］● 12月29日，普林斯顿好了，夏天过去了，忙于历史研究的秋天过去了，令人兴奋的圣诞节也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周年晚宴，是我们的高级斯拉夫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ng of Advanced Slavic Scholarship）举办的。这是一次多么开心的聚会呀：美味的食品和饮料，加上最单纯和有益的活动。我们争论是否应该赞助出版一本17世纪的俄国词典，编撰的基础是普斯科夫地区（Pskov）一名德国商人的手稿，这部手稿研究了莫斯科西部一些公国的早期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昨天简直热得反常：六十华氏度，还下着雨，闷热潮湿。火车里和纽约的建筑物内都特别闷热，因为没人根据当日的气温去调节车内或室内空调的温度。
突然间，我理解了中央车站投入使用的这个小工具的意义：这是一个自动的行李搬运工具，一个行李小推车，只能在月台内付费使用。机器设有感应系统，只要投入二十五美分，就可以使用；旅客可以把行李放上去，然后推着它到出租车站；车站旁边有一个小推车存放点；如果旅客把用完的小推车存放回去，它就会弹出十美分，作为正确归还小推车的奖励。这种创新让人钦佩和赞赏，但几乎没有人会由此想到：旅行，这种曾经丰富多彩的社会体验，如今已经变得有些孤单，有些缺乏人情味了。似乎人们心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除了跟有限的几个家人打交道之外，彻底摒弃了与他人的所有接触，整日沉默不语，身陷孤独清寂，借着闪光的按钮与冰冷的机器做伴……
有一次跟奥本海默联系时，他提出要来看我，不失时机地向我传达了一些喜讯，大致内容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董事会很欢迎我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愿意帮助我解决日后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消息了，它解决了我太多的难题。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的农场还有必要保留吗？它在很多方面和普林斯顿很像，和普林斯顿处于同一气候带，我们住在华盛顿的时候，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安慰。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北部的山脚下或者海岸边选择一处更舒适的住处吗？可是，如果哪一天政府突然命令我回去上班，农场还是最理想的住处。真是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答案。
[这些年，凯南一直在坚持研究和写作两卷本史著《苏美关系，1917—1920》，该书出版后获奖。］● 12月30日我仔细思考着这种陌生而孤单的学者生活。对现在的我来说，作为一个旁观者，似乎只有四十年前人类的战火能让我感到温暖。不过，就像月光一样，那份温暖苍白又微弱。当今时代的情境就更加真实吗？那个时代转瞬即逝，已经成为过去。从本质上来说，那个时代更落后，因为那时的人不及现代人。如果那个时代散发的温暖苍白无力，让人不适，那只能说明我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无法就自己研究的课题重现那些有血有肉的形象。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该保持什么样的基调呢？我马上意识到，人一旦缺少刺激会出现什么后果。我变成了一个迟钝的家伙，思维迟缓，兴趣索然，觉得一切都寡然无味。就没有解决办法吗？就没有办法在孤独中保持一种基调吗？
1955年
未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得到一个高级职位，这件事一直折磨着凯南。这不仅让他感到屈辱，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如何供养这个六口之家，是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克里斯托弗才六岁，温迪刚刚三岁。凯南决定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职，起初他的任命只是暂时的，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探讨早期美苏关系的《俄国退出战争》第一卷。
当研究所的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提出给予凯南长期职位时，研究所有十三人赞同、五人反对。反对者主要是一些数学家，理由是凯南缺少高等学历，还参与政策制定的工作，外界评论也对他褒贬不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A.Craig）写文章说尽管凯南声名显赫，但“他的思维方式不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会慢慢地“不再是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变成一个辩论家，用1917年时的状况，来分析1950年的事情”。[34]这种论调引起了康奈尔大学西奥多·莫姆森的注意，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凯南“那么仁慈”，他尤其赞许凯南作为一个男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35]虽然凯南并不知晓这些评价，在工作上也恪尽职守，但依然对关于他的这种争议保持警觉。后来他吐露了自己在《俄国退出战争》以及后来的文章中堆砌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研究所的同事们批评他肤浅。 [36]
在这一年中，凯南认真考虑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父母、美国的社会本质以及是什么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加利福尼亚等。
● 1月1日
傍晚，奥本海默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去了他家。爱德华·默罗做了一期有关研究所的电视节目，其中出现了许多极不应该出现的误解。[37]我帮奥本海默纠正了大部分不太合适的地方。其间我打了许多电话，做了不少协调，这让我想起外交生活中无数次微小而紧要的关头，特别是在苏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过日子”这么久了——我是想说，学者的生活是多么与世无争、温和而平静啊。
[这一年，凯南到华盛顿进行了几次学术调查之旅。］● 1月3日，华盛顿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对这个城市的厌恶之情。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尽管如此，我是真的……如果家人同意一起移民英格兰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头也不回地离开纽约。不是我要抛弃我的祖国，而是我自以为了解和理解的祖国抛弃了我。至于其他东西，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长不见尾的车流、挡风玻璃后面无聊僵硬的面孔、车身上刺眼的铬合金装饰、柏油路、广告、电视机、加油站、热狗摊子、冷清的商业中心、郊区的砖房、乡村俱乐部、酒吧和烤肉架、毫无意义的活动、争强好胜、消极懒散、鲁莽傲慢、药房、闷热的百货商场、公交车站、人头攒动的校园、老气横秋的年轻人和幼稚可笑的中年人……透过新泽西的烟霾看到这一切渐渐远去，我不为所动。如果移民，我可能会因为远离朋友而感到后悔，但实际上这种距离并不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遥远，那是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是脆弱、封闭、孤独的美国生活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在这华盛顿，在市中心所见是一个伟大城市的光鲜表面，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官僚主义、狭隘的心胸、浅薄的目光以及倦怠的无助感。
● 1月30日
我开始相信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非常正确的。人们不喜欢我这种性格的人留在政府，少了我们这样的人，政府照样会运转得很好。现实往往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深邃复杂，现实中也没有太多的空间来容纳一个追根究底的思想。诚然，我们能够为人民节省很多精力、时间和金钱，但人民并不怎么关心，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如果必须让他们选择，他们可能宁愿付出更多的成本、精力和时间，也不愿意把我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即使得到的是这种评价，也不应该感到不快。当然，主要问题在于我自己。从根本上说，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时候我扪心自问，还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还愿意去做什么。答案是：还有，不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它们当中没有一项能够带来一年三万元的收入，如果低于这个数字，就无法生存下去。至于做什么能有一年三万元的收入，我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七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为这个事情感到担心。
如果没有三万元的收入这个问题，那我想去做什么？我猜我会做一个隐士或者美学家。去苏格兰的西海岸生活，旅行，阅读，看人类之手创造出的美景。结果又如何？也许看见它就足够了，接受这一切，生活其中。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去做的呢？
● 2月2日
最糟糕的是，我看不到未来，甚至连过去的事情都忘掉了。这段时间，我任由寂寞和颓废自由生长，过去一幕幕生活的变化，让我感到重新开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由于打赌输了，不得不把自己三十年的光阴奉献给朋友的图书馆。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没有走出图书馆的欲望，于是继续在那里了却余生。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显得不真实，我甚至理解了苏联大清洗中那些逝去的灵魂，以及他们在监狱里的忏悔和告白。我逐渐感觉到，杜勒斯先生解雇我是明智之举。作为一名官员，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在国务院更是毫无用处。如果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我的话，那可能就是在一线，做个使团团长，但那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我的能力仅限于此。
● 3月9日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待在五角大楼，探究罗宾斯[38]的军事情报记录，那里的记录不算多。中午跟一名高级军官共进午餐，他问了我一些关于苏联的问题。我忍不住惊讶，过去在政府中遭遇的全部挫折几乎已被我遗忘了，如今竟然这么快就又重上心头：我没有能力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即便你让一个人理解了，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你，你只能用睿智和切实的行动来取得他们的理解，这种不争的现实需要的不是简单的说明或者辩解，而是教育。我说的教育是指，一个人一旦接受了这种教育，就会变得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美国人，而是能够与他的同胞有所差别。我们永远无法变得睿智、无法掌控外交关系，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种基本的素质，缺乏对历史、对人性的理解。要做美国人，就不要相信这些道理；了解了这些道理，你就已经不是美国人。
● 3月14日
我认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人，不是那些你能和他讲理的人。当然总统除外，总统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只是不想做而已，因为他的治理重点不在于此。
[为了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凯南去了圣路易斯，研究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的相关文件，弗朗西斯是伍罗德·威尔逊时期的驻俄大使。］● 3月19日，圣路易斯今天是母亲逝世五十一周年纪念日。早晨，我起床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心情欢快起来，全身舒畅。我开始想象，妈妈一定就在我身边，并且会陪伴我一整天。我也知道，她一定也希望我这样生活：在她的爱和宽恕之下，我能够从容淡定，慈悲优雅，高贵体面，悠闲自在，不用过去的失败折磨自己，也不为目前的处境忧心忡忡。
[为了继续完成历史研究，凯南乘飞机和公共汽车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调研。］● 3月23日，飞往旧金山途中在美国，东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样。在我们东部人看来，西部人呆板、傲慢、肤浅、粗鲁、乏味，这跟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简直一模一样。
西部人的问题首先在于他们一成不变，完全缺乏与外界的比较和内部竞争的压力。没有压力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成长，也不会催生出新的事物。西部唯一在增长的就是人口，时时刻刻在繁殖，但这种繁殖只是基于现有的基因，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来……
我觉得必须想办法迫使自己总结一下原因，为什么我对这个国家如此失望，并深感对这一切都已无能为力。我要将这种失望情绪排解掉，我可以怀有这种情绪，但不能被其左右。我想那是因为我感到一切都没有尽头，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现状，那么最后他肯定会陷入绝望之中，就像深陷流沙一样被吞噬，最终一无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正进入一种漫长的、波澜不惊的麻醉状态。其间会有人短暂地醒来，并且不幸地觉察到当前的状况，但也意识到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一切。有时，就像现在这样，当我面对着熙攘人群，我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一切都证明不了什么；这是一群尚在梦中的人。
此刻，我们正在穿越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s），壮阔的太平洋海岸在我们面前曲折延伸开去。靠近大海的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太平洋如此广阔，却什么重要的话也说不了，什么重要的事也做不了，无法给你希望去探寻一条更美好、更牢固、更有希望的人类生活之路，无法超越眼前的时间和空间。
我听到有人说：“啊，可是这些人很开心啊，和他们一起开心一下不是更好吗？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成熟清醒的人吧。学会游戏人生，学会寻找快乐，就像孩子那样，学会过幼稚的生活。你会吃惊地发现，原来逃避现实是这么容易，你也会惊讶地发现，在阳光下和电视机前虚度一天是多么容易。忘记未来吧，宁可旁观也不要去创造，在快乐的氛围中与仁慈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与它用心交流。你只是有些嫉妒罢了。这就是需要你做的全部事情。”
也许吧，也许。但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在提醒着你，人类要不时地提升自己的尊严，提高无限的创造力。我在这种创造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将它忘记。
● 3月29日
加利福尼亚更像乡村，而不是一个州……自然环境影响着文化特质，而在这里，气候或许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也许通过消除巨大的季节差异，就能有效地降低一个人的心理压力：持续沉闷的雨天和没有尽头的冬季，冰霜雪雨与家庭取暖的各种小麻烦，大大地锻炼了一个人的耐心和韧性。加利福尼亚人民被剥夺了季节更替带给人的强烈情感体验，他们没有机会去体验无尽的哲学道理和生命轮回。不过，这些差异还只是相对的、次要的。
加利福尼亚生活更重要的特征，也是最触动我的特征，就是那里的人们缺少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他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致的，环境与利益是一致的，地区形势长期稳定，新旧事物混杂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千篇一律”就像一只强压在理性思维上的大手，甚至也压在这个地方的感性思维上，因为只有通过不断调和异议和分歧，才会产生真正的创新。观念与习惯的一致性，标志着加利福尼亚的顽疾根本无法治愈。
[在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的陪同下，凯南远赴父母坟前祭拜。］● 7月17日，密尔沃基进城的路上经过森林之家墓地。我们在那里停下来，准备去凯南家族的墓地祭拜。我们不知道他们埋在哪里，但我和姐姐一度都感觉已经非常近了。我下车开始步行，内心迷茫而激动，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穿行于墓石之间，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爸爸，爸爸，你在哪儿？），仿佛找不到他们，我们就会永远失散分离一样。
珍妮特首先看到了刻着家族姓氏的墓石，离路边有点儿距离。我们走了进去，它们就在眼前：墓石依然很坚固，体现着维多利亚时代高贵的墓葬风格，清晰而特别的字体有力地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身份，土丘高高隆起，那里躺着我的亲人。
首先是我的妈妈，弗洛伦丝·詹姆斯·凯南。我对妈妈一无所知，因为在第四个孩子乔治出生仅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这里埋葬着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爱，所有她再也无法给予我们的慈祥）。亲爱的妈妈，离开自己的孩子们，对您来说一定非常艰难和痛苦，我们心中一直对您充满敬畏和爱。我们英年早逝的妈妈，您纯洁美丽，宛若圣母，对我们只有爱和宽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已经接受了您给予我们的一切。只是，我们很遗憾在年幼时没能分担您的痛苦，无法用您赐予我们的力量使您起死回生（也许我们的爱，会以某种方式飞到您的身边）。
母亲的旁边是我的父亲，科苏特·肯特·凯南。感谢上帝，他们肩并肩地躺在一起；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共同经历了艰难、困窘和痛苦的生活——家庭的差异、社会出身的差距——但他们对彼此充满了真正的爱，也共同遵守着对彼此的承诺。
父亲是一个笨拙、胆小的人，甚至到了懦弱的程度。他经常表现出一副怯懦的样子，怯于为自己辩解。在即将离去的那段日子里，他表现得十分敏感，自负而又有些孩子气；有时候他像个乡巴佬，有时候又像个文化人；他对很多美好的事物不屑一顾，跟家里其他人一样多愁善感；他像律师一样整天紧绷、严肃得有些僵硬的脸上，也能像其他人一样显露出温暖而又坚定的爱意；他是一个很孤单很痛苦的男人；憔悴、坚强、节制，年轻时健壮得几乎从没生过病。他在度过了孤单暗淡、病痛缠身的晚年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我自己是一个喜怒无常、以自我为中心、神经敏感的孩子，我也像他一样胆怯，不敢相信任何人。在他的晚年我没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宽慰，但是，我爱他，他是除了我儿子之外我最爱的男人。我们从来没有激怒过彼此；我很感激他的沉默和宽容。我也许比家里其他人更能理解他的孤单、他的忧愁、他的绝望，还有他的信念。
● 10月21日，自欧洲调研返家途中
我在思考，今后如何处理自己与马上重返其中的美国社会的关系。我认真甚至有些决绝地认为，与其撇清关系似乎非常合理，这不是因为我不被人欣赏，有一部分公众还是非常欣赏我的。但是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疏离感的强烈程度，无法理解我疏远他们那种生活的决绝态度。真正执掌大权的那些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经营老虎机的人和政客——我在他们当中没有影响力，以后也不见得会有。
这重要吗？我还应该为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而烦恼吗？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原则地战斗吗？当然应该。可是，去哪里战斗？怎样战斗？如果失败已经注定，如果我所能做的只是以微薄之力暂缓这种趋势——我应该怎样选择自己在战斗中的位置呢？我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个纯洁、清净、没受过任何污染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开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吗？当然，那个地方绝不是政府，因为那里的大部分环境早已受到侵染。
● 12月26日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折点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一个刚迈过五十岁门槛的男人，突然之间感受不到痛苦了，这正常吗？对女性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正在逐渐减少，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其他痛苦也在消失，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换个角度说，契诃夫是幸运的，那么年轻就带着一身成就死去了。而我还得工作，而且正在工作，但这工作太轻松了，太缺乏挑战了。男人，至少像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没有人驱赶着我们，追逐着我们，不把我们逼向绝境，强迫我们把每天都当成世界末日来过，那么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也许，一个人的晚年生活必须过得像苦行僧一样，而不该像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我们要强迫肌肉、大脑和同情之心全负荷地去工作，哪怕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一个人才不会感觉到晚年生活的漫长、沉闷和枯燥……
普林斯顿报纸自豪地宣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保证我们都能用上拨盘式电话。呵，多伟大的成就！再往前进一步，人性的要素就被清除殆尽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醒你周围还生活着其他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至少应该留下一种声音，它也许是缺乏个人感情的，但是有人性的，让人安心的。人类究竟想干什么？他们还要让自动机械占据多少生活空间？难道他们希望有朝一日，生活都变成自动化的吗？难道他们希望无论什么事，都不需要人动手去做了吗？难道我们只需要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睁睁地盯着电视机，让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从身边溜走，偶尔茫然而麻木地问自己，人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
● 12月29日，华盛顿
我去了五月花[酒店］，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并在一个小组会议上递交了我的讨论稿。会议主题为“历史与外交”，议题很宽泛，也非常空洞。会议地点选在主厅，出席者有几百人。这一次，会场内的通风情况还算过得去。我的议题是外交官所青睐的政治哲学，外交官们怀疑政府的启蒙教育和公正无私，不愿意看到国内政治竞争的局面。虽然有几个段落是很严肃的，但我并没有想要全篇演讲都那么严肃，而且我也特意恳请到场的记者在报道中点明我的演讲是轻松活泼的（但我注意到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根本没做到这一点，该报节选的内容给人一种奇怪、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1956年
凯南完成《苏美关系，1917—1920》第二卷的同时，写了一些演讲稿和随笔，还就会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苏伊士和匈牙利危机，以及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的意义做了一番思考。
● 1月8日，普林斯顿
欠发达地区的朋友们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成见已深，我们做也好，不做也好，他们都会加以谴责。他们指控我们搞帝国主义，但是，仔细想想，看起来我们身不由己地必须带上点儿帝国主义的味道。如果我们不试着去摆布别人，别人就会谴责我们，说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事情带到正路上去。可是，我要问问，怎么样做才能让欧洲以外的国家（甚至部分欧洲人）改变想法，不再认为我们与那些滔天大罪有关呢？来颗原子弹把整个美国炸上天吗？那他们接着一定会控诉放射性物质泄漏，并且一定会指责我们戛然停止了对他们的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将接受援助当成一种习惯了。坦率地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不要指望摆脱罪过。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承认我们是恶人，满心欢喜地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并警告大家如果对我们抱有期望，你们将毫无所获，这样一旦有人来指责我们，我们就可以说：“怎么了？你们想要我们怎么做？”也许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有能力与我们的苏联朋友竞争。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妖魔形象植根于大众的心中，所以他们现在一旦表现出一点儿合乎常情的礼貌，就会受到吹捧和表扬。
我现在已经开始第二卷 [39]的编写工作。投身编史著述，意味着以当代标准而言，历史学家自己的生活平平无趣，他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也成了寡淡乏味之人。一个历史学家只能生活在现代，而不能生活在他所研究的那个年代，这一点实在讨厌，因为除开你所写的年代，其他时代都相当乏味。你将成为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客人，因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感兴趣的人也将不为时代所容。每一代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整个历史就应该围着自己和自己的时代打转。
● 1月9日
昨晚是两周之内冰风暴第二次来袭。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透过玻璃窗向外看，遗憾地望见殷切过头的官老爷们已经安排人沿街路上撒满了沙子。在自然与汽车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总是同情自然。我希望光滑的冰粒能完好、平稳地待上几天。我对自己说，就让人们滑溜下、踉跄下呗，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把自己的习惯和灵魂都卖给汽车是多么轻浮的举动。任何有谦卑之心和生活品位的人都不会那么做。
● 1月21日
三个星期之前，我成了这里[40]的教授，生活勉强有了保障。可是说真的，我过去好几年都没有像这几天那样，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了。我对现实生活的好感已经被消磨成冷冰冰的最基本的义务了。除了未来多年的责任，我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只有生活在宁静之中，不用在外界强大的压力逼迫下工作，做学者才不失为乐事。
● 1月27日
我很钦佩史蒂文森[41]，他敏感、聪慧、勇敢。我认为他是国民值得托付但也许永远不会托付的那种人，再说杜勒斯已经把我逼得只能选择民主党。可我算哪门子民主党呢？只说国内事务的话，我更倾向于共和党。我认为，保护农民这一论调通常是在胡说八道，我希望出现更多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失业的现象。我吃惊于这个国家工会运动的目光短浅，保守反动，还有一部分工会存在腐败……
今天早晨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是艾伦·内文思（Allen Nevins）[42]，主题是内战。他在文中称，尽管内战肮脏、恐怖、令人沮丧，但就其“缔造出一个民族”来说，也是件好事。为什么说它缔造出一个民族就是好事呢？随后的历史证实这是好事了吗？设想如果南方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也许会发展得更好。我对统一观念并不抱有坚定的信念，我不相信离开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我们就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也许抛弃了我们拉美化的边境地带，才能在国内其他地区保存一种具有北欧风气的文明。再不济，这也会使世界更加多元化，还要求什么呢？
● 2月29日
在电视上看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全民发出公告，他将开始第二届任期。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漫步了好长时间，借机理顺了如下认识：（a）国家即将进入下一个没有政府领导的五年。
（b）它的国际地位将会进一步大幅度、灾难性地下降。
（c）人民真心希望国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d）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是一个外国人。
面对这种绝望，我想知道，我既然已经接受了邀请，打算在今年春天发表三次演讲，其中两次还是公开的，那么到时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应该对人们说些什么？
这甚至波及个人日常的社交生活，以及与朋友的关系……对我来说，只有一个避难所：到最后，学会沉默的艺术、平庸的艺术、迎合的艺术，绝不再去搞什么严肃的讨论。
[凯南写作《苏美关系》第二卷时需要参考俄国革命期间的原始文献，其中很多都保存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胡佛研究所。］● 5月13日，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加利福尼亚让我想起美国新教徒心中的天堂：永远有一堆初来乍到的人；他们会遇到很多朋友，但不是跟所有人都能成为朋友；人们会花大量时间庆祝身在此地；没有人会发一丁点儿牢骚；新来者会感到些许的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恶魔既已驱逐，美德正被赞颂，未来生活未免会过于平淡。
● 8月5日，农场
在这样一个国度，一个人应该怎样教育他的孩子？如果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生活品味灌输给他们，孩子们就会为周遭环境所不容。如果放任自流，由主流环境来决定孩子们的品味，那他们很快就会疏远父母。
如果一个人相信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健康的，对孩子们的身体、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都有益处，那么他很容易就能克制自己，放手让孩子们尽情接受时代的洗礼，不再试图将他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惜我们无法确信这一点。我们怎能坐视孩子们长大却没真正成长：孩子们被过多的电视节目熏染得性格不稳定，盲目模仿，墨守成规，过于神经质，先是疯狂沉溺于青少年所热衷的改装赛车，然后再与异性建立乱七八糟的关系，因而失去了与同性群体接触的机会，也错过了正常社会中男女交往的时机，在还未真正成熟起来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天真的本性。更不必说教育的缺失了，讲话不成条理，嘴里永远是那些含糊其词的陈腔滥调，看破红尘似的缄默不语，拿它当成自己不思进取的借口。为了适应这个社会，你要把这一切都教会孩子，好让他们能在这个时代生活得舒适一些。
[凯南去探望姐姐珍妮特·凯南·霍奇基斯和她的丈夫尤金，他们住在海兰帕克。］● 8月23日，伊利诺伊州，海兰帕克格蕾丝正在从太平洋海岸赶回东部的途中，顺便来海兰帕克陪我待上一两天。晚上我从南芝加哥回到家时，她告诉我有个电话找我，是从利伯蒂维尔（Libertyville）的阿莱德·史蒂文森家打来的。我回了电话，是史蒂文森本人接的，他听说我到这里来了，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问可不可以带着格蕾丝一同前往，他说非常欢迎。于是我们马上驾车出发。我看他非常疲惫、困倦……
当晚我们听了共和党大会的竞选提名演说。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另一个房间的电视里传来了尼克松低沉的声音。当临近总统演讲时，摄影师们到了，他们想拍一张史蒂文森正在收听艾森豪威尔演讲的照片。他基本上同意了，可是当他们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叫停了拍摄。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和格蕾丝正躲在餐厅里（避免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也避免节外生枝）。之后我们去了客厅，大家一起收听总统的演说。史蒂文森先生非常冷静地听了演讲，认为它还算精彩，但我们俩都认为其内容与共和党的所作所为毫无关联（实际上，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实力要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完全不再期待政府的承诺能兑现；诺言和行动最后并不一致；解放人民好像只是说说而已）。
演讲结束以后，我们又探讨了外交政策。聊了没一会儿，我就和格蕾丝离开了。史蒂文森先生送我们到他家后面的停车场。天上一轮明月，田地笼罩在雾气之中，看上去像是大海。我和格蕾丝都很过意不去：他看上去那么疲惫，那么厌烦，又那么无奈；支持他的人太少；跟庞大、老练、富有的艾森豪威尔集团相比，史蒂文森投入的全部竞选资本显得不堪一击。何况他还要扛起一个内讧不断、纪律混乱、愚昧无知的民主党，在过去几年里，该党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差不多吸纳了一半的麦卡锡主义者啊。
很明显，无论最终的选举结果如何，这个国家还是和几十年来遭际的一样，不会拥有一个开明的政府。
● 9月20日，普林斯顿
《苏美关系》第二卷中有关早期历史的部分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初稿大概已经完成一半），但又经常忍不住想参与时下热点问题的讨论，因此我常常纠缠于两者之间。昨晚，总统发表了有关和平问题的竞选演说，听罢我恨不得发一则声明公开声讨。他说：“我们见证了世界上广大地区的人民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摆脱外国的统治获得自由，摆脱国内的贫困获得自由。”他只字未提摆脱国内的独裁者获得自由。他说共产主义世界的野心已经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政治手段，叫作“通过选票而不是刺刀来获取胜利”。简直是胡说八道。通过“刺刀”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混淆了警察和军队。通过“选票”又是什么意思？“选票”对中东有什么意义可言吗？他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为了“挽救和保卫我们的自由而研发”的。这可真是荒谬可笑的误导。我们的人民从核力量的使用中获得了什么利益？核武器能为人民解决什么燃眉之急？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这些对事实的曲解滥用置之不理？看来民主党阵营实在是没有人能站出来质疑这些了。
当埋头学术的时候，我还有权利对时下热点问题进行公开评论吗？
当那么多人满怀信心地看着我，准备接受我引导的时候，我还有权利拒绝评论时事吗？
● 9月28日
晚宴上，一个客人问我希望美国对苏伊士采取何种行动，我说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信奉孤立主义。过后我才想起来，我应该向他解释清楚，孤立主义者分为两种：一种人认为外部世界是无关紧要或者完全邪恶的，不值得为其烦恼；另一种不相信按当今这种方式组成的、持有当今这种动机的美国政府，能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我……属于后者。
[以下日记是凯南在苏联从布达佩斯第一次撤军之后、第二次进驻之前写的，苏军第二次进驻镇压了匈牙利的事件。］● 11月1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尤其在对待匈牙利问题上，一定有些事情是民众所不了解的，而这些事情解释了苏联为什么这么做。我实在拿不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们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一定是莫斯科涌动的某种暗流导致他们采取如此反常的行动。整件事情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镇压布达佩斯事件。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实力。撤军的唯一解释就是国内有人不想这样做……
我怀疑可能是红军领导人，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Georgy Zhukov），或许还有其他人，他们一直对利用军队镇压民众暴乱和在东欧充当宪兵的想法不以为然……我想这势必会引发驻扎在西德地区的西方军队的问题。这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显而易见协议撤军的地区囊括了波兰和东德。该协议一旦达成，我认为不超过三天东德政府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苏联会试图继续支持东德，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价还价。各国从德国撤军会终结共产主义在东德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不过撤军行动会让波兰的形势趋于明朗。我愿意相信莫斯科是想摆脱对东德的义务，因为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还在那里会感觉颇不自在……
我曾经多次强调过，只要假以时日并让其不失体面，苏联在这些地方的统治可能会自行终结。
● 11月7日
近日发生的事情 [43]真是晴天霹雳，我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我感到有必要做以下记录：1。 事实证明，在“解放”、向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求援以及与新国家培养感情等几个方面，我的担心和警告是非常正确的，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2。 这届政府让我们卷入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而它实际上已经无法掌控这种境况了。
3。 尽管如此，其领导人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再次当选。
4。 多年来，公众对我的观点已经有所了解，对我有兴趣的人也都知道我所秉持的立场。
5。 在某一事件中，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却被认为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这样的认识当然极不可取。不过，在这个极端危险的时刻，我确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却受到了公众的极端蔑视和彻底否定。这种情形意味着，无论我的立场观点如何，我本来可以做出的贡献在这个最后时刻被自己的祖国否定了。
6。 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些贡献的企图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了。我必须告诫自己，我在这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已经退出舞台了，已经谢幕了，接下来的生活纯粹就是个人生活了。我的任务就是在上天的安排下，优雅淡定地接受这样的生活，毕竟我并不是唯一遭遇如此命运的人。
如果战争来临——它的确极有可能来临，我将投笔从戎，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欣然前往，虽然很可能就此丢掉性命——肩负这种公职的人很少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安然无恙。我想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因为在和平年代都不能采纳他人忠告的政府，在战争时期更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在战时任职，我就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更乐意它的人民穿上军装无所事事，也不愿意让他们穿着便装报效祖国。
● 11月8日
我觉得在这关头，苏联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们想要有所动作，必须具备下列条件：（a） 他们希望中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以此分散西方对匈牙利问题的注意力。 [44]
（b） 他们相信西方联盟在中东地区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并且认为自己能够从容不迫地给英法制造一些麻烦。克里姆林宫相信，从美国目前所采取的立场来分析，美国会保持中立的态度。
我认为莫斯科之所以让目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是想跟我们讨价还价，逼迫我们牺牲英法的利益来换取中东地区的和平。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妥协，因为华盛顿的当权者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英法的利益，也没有一个人认识到它们与我们的利益休戚相关。
因此，如果莫斯科如愿以偿，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了，只是苏联人会在政治上征服中东，并且利用他们在那里控制的石油作为筹码勒索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务必认识到，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目前都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就当前形势而言，考虑到多地区高度紧张的局势，战争很有可能爆发。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11月11日我很想说：现在的美国是尼克松的美国，不是我的美国，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个国家不需要我的参与，照现状来看，我也不想参与。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再讨论公众问题呢？为什么不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淡出，做一个被彻底遗忘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