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还是要面对现实，毕竟我的对手占了上风。是他们的思想而非我的思想在指导着绝大多数同胞。跟极少数对我的观点仍感兴趣的人探讨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不过，他们的确对我还有所期待，毫无疑问我不应该辜负他们的这份期待。即使我想要保持沉默，是不是也应该至少把理由讲清楚？……
（支持我的人）无法像我打算的那样，移民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我该给他们什么建议呢？回到玩世不恭的个人追求里去，就像普通人那样：让自己沉浸在空虚的生活中，让自己忙碌起来，打棒球、露营、看电视、唱歌、开凯迪拉克、玩高尔夫球、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等等，什么都可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最让我纠结的是，我非常确信自己在许多方面上的看法都是正确的。背负着这样的思想负担，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许还好过些，可是在主要问题上我并没有错。1945年，几乎只有我一个人预见到苏联在其卫星国的恐怖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最终必将解体的命运。事实已经证明，我对苏联极权社会弱点的分析是绝对正确的。马歇尔计划的思路是我提出来的，我正确地估计了马歇尔计划取得政治成功所需的必要条件。如果政府按照政策规划室的建议处理德国问题，德国很可能会获得统一，东德也不会受共产主义的控制。六年前，在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中，我以一己之力敦促美国政府将台湾直接置于麦克阿瑟的管控之下，不要将其归还给中国大陆。我警告过不要试图入侵朝鲜。我很确定我此刻提出如下论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把国家安全寄托于联合国多数成员国，而非寄托于传统上与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盟国，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些见解该怎么处理？抛弃它们？带着它们进坟墓？没有人愿意听。
● 11月27日
阿拉伯人现在对我们笑脸相迎，我们终于可以短暂地享受一下美国政治心理上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了：在面临帝国主义大国的贪婪掠夺时，一个弱小国家因我们的支持而对我们充满了赞许、钦佩和感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海约翰（John Hays）门户开放政策的阴影再次笼罩在美国外交之上。当时，一如现在，我们撂了一句好话，每个人都十分满意，尽管它并没有实际用处；当时，一如现在，公众很乐意相信，我们的姿态不论怎样都让帝国主义者感到些羞愧，让弱小无助国家的人民感激。对他们，我们可以实行国内政治制度绝对禁止的家长式管理。过去，我们相信中国人对我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看看时过境迁，发生了什么。现在轮到阿拉伯人了，明天他们会怎么样？
1957年
凯南前几年的写作结出累累硕果，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俄国退出战争》荣膺数项大奖，震惊了学术界。11月，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伊斯特曼荣誉教授职位（Eastman Professorship）。他敦促超级大国不要在中欧地区部署核武器，而应该从那里撤军，东德和西德由此便可以统一成一个国家。他的演讲在西欧和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 5月6日，普林斯顿
今天，《俄国退出战争》一书获得普利策奖，这是该书获得的第四个奖项。我还比较满意，不敢相信这本书真有那么好，不过我对获奖本身却丝毫提不起兴致。至于为什么缺乏热情，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撰写这本书的每一卷时，我都力求条理清晰、叙述详尽，在文字上精雕细琢，不过我的本心不在其中。我还有更感兴趣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去写，或许我应该写写小说。
● 5月23日
下午，我到纽约参加美国历史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American History）举办的宴会。宴会上，我第一个领受了该协会创设的美国年度最佳历史写作奖。那是一个温馨愉快的场合，典礼由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主持，诺曼·阿莫尔（Norman Armour）[45]颁奖。
这个奖项是我今年春天所获奖项中的最后一个，这一系列奖项包括：◇ 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
◇ 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历史学会）
◇ 普利策奖
◇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公共事务最佳杂志文章奖）
◇ 弗朗西斯·帕克曼奖（今晚所颁奖项）
我不知道怎么应对这洪水般涌来的荣誉，我无法相信这本书有那么好……我怀疑今年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小年。不过，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在非虚构文学界树立了声望，我对语言和写作的热爱在政府部门从未获得过肯定，如今却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得到了承认。与此同时，这是一份责任，意味着我能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政府官方的身份让我的话语为民众所知。这也在我肩头加上一份责任，不要靡费自己的生命和精力，只说值得说的话，并且要在有影响力的平台上讲出来。换句话说，该把话语被人倾听、传播和尊重的能力看作一种资本，虽然它可能是出于偶然才降临到我头上的，但不管是不是应得应份，在大众媒体的喧嚣已经掩盖和消解了很多声音的时代，它十分稀罕，应该好好珍视和保护，而不要去在意它和我这个人之间纯属偶然的从属关系。
● 7月28日
我对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缺乏热情，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克里斯托弗 [46]刚刚问我对什么感兴趣。我竟然答不出来！怎么回答呢？我含混地说对划船感兴趣。之后我又补充说，如果生活允许的话，我还喜欢耕种。坦白地说，我不感兴趣的就是每个人都期待我热情洋溢地追求的东西：国际事务。为什么反感？因为它弃我而去。挫折、失望和幻灭纷至沓来，现在的我只剩下悲观的情绪了。我是个心态正常的人，让自己感到悲观的事情我不想做。
老实说，我应该以“为什么国际形势毫无希望”为讲座题目。但是，接下来就不得不探讨我们美国社会内部缺乏活力的问题，包括制度自我调节机能的不足，宽松制度的失败。接着，再谈谈外部世界的人口过剩、社会堕落、鲁莽轻率，等等。我不得不为退化的社会、衰退的人口、高度专制，以及绝对的政治孤立辩护。这是在为谁辩护呢？我想是为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然后，我倒是宁愿美国的四个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合并，南部地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待定——以联邦为基础，与加拿大和英国合并，华盛顿不再作为联邦首都（终于摆脱了！），将首都定在温莎或者渥太华附近。至于我们的盟国：斯堪的纳维亚与西伯利亚半岛中立，欧洲大陆则实行自治。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执行严格人口削减政策和独裁政策，包括各国禁止本国公民驾驶汽车。
这一切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和美国人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制度，大众永远都认识不到这些事实。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民主只有通过五十年仁慈的独裁统治才能挽救自己，这种统治就像一个医生让病人治疗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后者继续自行康复一样。
既然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那么说这些实话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要警告人们他们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让他们相信在有生之年，世界将会结束，建议他们培养些早期基督教的美德？
● 8月28日
牛津！宁谧的庭院，宏伟古老的高塔，优雅坚固，仿佛在涌动的流云中飘浮。街上是别别扭扭的拥挤交通，密集的自行车阵容。身强体壮、面色红润的年轻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她们谈不上娇美，却也不乏魅力。我住在一栋大房子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套间里，品尝着无尽的孤独，连日来没和人说过一句话。我在清新潮湿的风中漫步：走过公园；走过郊外的大街，这些街道充分体现出英格兰现代城市景观的拘谨、迟钝和单调；走过静谧的河岸，看到情人们躺在深草里，仿佛迷失了自我，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就像《福尔赛世家》 [47]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啊，英格兰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残缺，如此不顾一切，结果竟是让人如此心酸！）我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内就餐，那里只有两位服务生，菜单从来没有变过。一切都很安静，人们低声地讲话，以免破坏这一如教堂墓地般的宁静。镶板的老式公共休息室，蜡烛照明和波尔多葡萄酒，以及人们对过去时光的留恋，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在不期而遇的邂逅中，我看到了英国人千差万别的个性，既有最迷人的谦谦有礼和古道热肠，也有偶尔恶狠狠的粗鲁无礼和骄傲自大。到处是成群结队的暑期观光客，他们手里拿着旅游指南小册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完成任务似的四处拍照。
一直以来，我都身处孤独的舞台之上，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小人之交的迷魂汤，我也有点儿——但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抑制不住嫉妒之情而瞧不起自己。人是多么脆弱的动物啊，需要每日在彬彬有礼的社交生活中寻找自我，对琐碎的过往自我解嘲，开着自己的小玩笑，坚持说这些肤浅的事情表现自己的人格，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别人被自己蒙蔽了！人们的社交生活一如身体一样脆弱不堪。如果让他们两三天不食不眠，绝大多数人就会精神崩溃，六神无主。如果让他们断绝与所有朋友的联系，他们就会深陷忧郁和自怨自艾之中：他们的自尊因社交营养的断绝，以及暴露出清冷空虚的自我而饥寒交加。
最近几天，完成了英国国际广播电台讲座的录制工作。总体来说，那真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讲座，演讲已经不再是我的强项了。我用邮件将讲稿发过去，编辑最近一直在审阅讲稿，明天务必播发。如果他们不播的话，我就让他们把稿子退还给我，接受这份邀请让我倒了多大的霉啊。
[在下篇日记中，凯南主要反思了在牛津极度忙乱又硕果累累的秋季学期，其中不乏自我批评的意味。］● 12月22日，英格兰，多丁顿距离上次写日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这三个月就像三年那么长。我在牛津做了十三次学术讲座、六次里斯讲座，在军事评论家圈子的晚宴上演讲一次，还有一次电视采访。这些活动让我应接不暇，我准备得都十分仓促，没有一次是我本该有的表现。所有讲座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牛津讲座吸引了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里斯讲座表面成功，实际上却让我恶名远播。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明显，我无法从常规的视角来考虑整个事件。做里斯讲座的时候，我曾经从演播室跑出来三次，神经质地谴责自己，责备自己演讲的内容糟糕透顶。我在内心中安慰自己，幸好不是他们先把我轰出来的，我甚至连第二天的晨报都不敢看，害怕报纸上登载的相关内容让自己羞愧难当。我体会到了安东·契诃夫在《海鸥》中于彼得格勒遭遇惨败时的恐惧心情。但是，讲座竟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这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现在我的感觉是，五年前离开政府外事部门时在国际事务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已经彻底耗尽。我希望，除非有机会从头好好学习，我要对外交事务中的是是非非永远保持缄默。
[凯南夫妇在欧洲大陆度过圣诞假期。］
● 12月31日，卢森堡
有人说里斯讲座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点确切无疑。各国政府当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闻媒体也是如此。
我在讲座中曾经评论说，试图就全面彻底裁军达成协议的努力纯属浪费时间。但是，针对裁军问题，重启谈判的大部分会谈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演讲中，我也提到，如果我们要与苏联协商，就不能以同盟体的形式进行，那样不会成功。但是，北约组织的声明表明，北约诸国希望尽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体与苏联谈判。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首先应该进行试探性的接触和谈话。但是，人人都争相表态，好像都希望在我们放出底牌之前先让苏联放出他们的底牌似的。
我在讲座中说，我认为局外人无法拟订中欧撤军计划。世界各国媒体持续不断地提起“凯南计划”。
在讲座中我也说了，在亚非援助方面，我们不应该与苏联政府竞相抬价。在开罗会议上，苏联代表允诺将向亚非人民提供无限制的援助，这个承诺莫斯科可永远不会兑现。然而，华盛顿那些人却立马做出反应，开始讨论一项十四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
在演讲中我还提到，我们不应该在西欧部署核武器。巴黎的政治家就做出回应，指示诺斯塔德 [48]拟订一个计划，给他明确提供了在西欧部署核武器的位置。
1958年
1957年里斯讲座掀起的风暴一直持续到1958年。凯南认为与莫斯科在德国问题上达成交易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他挑战了正统的冷战观念。针对他的观点，前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予以猛烈回击，他说：“根据我的判断，凯南从来没有抓住过大国关系的真实一面，而是对其采取一种相当神奇的态度。”[4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私下里感谢艾奇逊“面对凯南先生不切实际的想法，采取了坚定的态度”。[50]除这些批评之外，凯南还面临着牛津公共讲座的繁忙日程。与往常一样，他挺身迎战公开的挑战，私下里则心怀怨怼。
[凯南一家赴瑞士度假。］
● 1月5日，瑞士，克莱恩
西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从德国撤军——尽管今天的苏联不愿意这样做——都会使整个北约意气消沉。如果是这样（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这样），那我只能说，这完全证明了我之前提出的观点：北约已经不再是能够解决欧洲争端、促进协商的机构了，不再是会为了对方的让步而做出修正或调整的组织了，它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人们对它已经重视到不能牺牲它来交换对方退让条件的地步，它已经成了达成任何真正的政治和解的障碍。
基本上，对于我关于德国问题的演讲，有些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些回应有两个要点：1。 莫斯科不会接受撤军建议；2。 这个提案会削弱北约的力量。
实际上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莫斯科确定无意接受撤军，那北约为什么还要甘冒其险呢？要么有人担心这些提案会被接受，要么至少承认现有提案没有抓住争端各方的利害关系，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提案。
● 1月12日
今天早晨看到艾奇逊对里斯讲座做出的回应，我深感意外，他的言论就刊登在星期日《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头版上。我一个人在雪地里溜达了大半天，想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直面这次打击。从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不仅我说的话受到了严重的误解，而且意味着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的政策如今连最微弱的希望都没有了。在当今美国的公共生活里，已经没有人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对苏争端感兴趣了。所有人都认定，这种对抗是纯粹的军事斗争，也只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决定鲁莽而盲目地推动这场军备竞赛了，不管这种竞赛会将我们带向何种境地。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呢？……我现在仿佛是一个人在旷野里哭泣，这样的孤独感对我来说前所未有。
● 1月21日
骰子已经掷下。解决欧洲争端的事情已经没人再提了。军备竞赛会无法控制地继续下去。这些人将会得到他们志在必得的一场战争。至于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世界还会剩下什么，那就由不得人类了。
● 2月2日，牛津
一回到牛津，我就发现自己对这里充满了厌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不像在普林斯顿那样快乐。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友好、很热情，更何况我在普林斯顿也只能算是一个过客。除了一圈好友之外，我在普林斯顿也没有什么亲戚。我憎恨当代美国生活的绝大部分外在表现，但是，普林斯顿有花园；我可以在户外工作；我可以偶尔去农场看看；孩子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外面玩耍，不必过多考虑提前安排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的问题；房子温暖，宽敞，舒适；一切看起来给人极大的空间感和自由感；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普林斯顿，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抗争，不过这些抗争似乎也让人感到身心愉快，感到生活多姿多彩，感到人生充满希望；但是在牛津，所有的事都是老习惯，这些老习惯就像墙上的石头那样令人生畏、不容置疑、冷峻刻板、缺乏想象。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我很遗憾地认识到，自己走到了一个节点，我再也不能协调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了。两者就像油和水，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关注一方就要牺牲掉另一方。当然，作为时事评论家才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压力就在于此，没有人关心我历史学家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大体上历史对现实没有什么指导作用。人类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能力，可以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环境，这是旷古未有的状况。如果我还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人类毁灭自己的行为，那我余生都将致力于此。不过，一旦我将注意力从学术研究转到新闻或者政治上来，我的话语和声音就会失去对公众的魔力，问题是我能否保证自己完全独立，这份独立性是我力量的真正源泉。这就是我面临的两难困境。
● 2月3日
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突然意识到，在国外的这段经历让我深深爱上了我的同胞。他们曾经遭受挫折，曾经灰心失望，在我的童年时代，他们注定要承受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苦痛，或许注定要远离世界历史的舞台，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保有谦虚、坦诚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这个世界会更加悲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珍视女性的价值，甚至超过男性。在我所了解的国家里，女性都比男性更坚强，更伟大。男人的性冲动所具有的混乱性和破坏性，与他们头脑中的理性和秩序感格格不入。在各种文化中，男性都是要么野性十足，要么神经兮兮、斯文无能，或者徘徊二者之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不得不挺身而出：保护生命的延续，使其免受男性鲁莽行事、跋扈专制的不良影响，并为知性的审美带来新的活力与纪律，同时维系男性与现实之间岌岌可危的纽带，让他们回归现实。
[凯南夫妇乘坐飞机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之后在里斯本附近度假。］● 4月11日，里斯本下午去市里拜访了萨拉查博士。[51]萨拉查先生看上去气色很好，他是一个思想深邃、洞察力敏锐的人。不过，你很难跟这样的知名公众人物详细地探讨当前的形势。因为你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拖着他说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我尽可能清楚地跟他说，苏联人的性格中有积极的一面，像荣誉感和自尊一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谈得很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他阴沉地说道。显然他并不支持撤军，这跟我的想法一样。他担心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在欧洲即意味着“军事”）支持下就放松对一个统一德国的控制。他并不担心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的威力太过恐怖，所以大家都不会使用它。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仓促短暂的预警时间，突然袭击的强大效果。他似乎也不担心核爆试验造成的大气污染。他非常认同，除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三国之外，如果还有其他政府掌握了核武器，那么就有可能给缔结核裁军协议带来新的困难。
● 5月15日，伦敦
阅读《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撩拨起我对往昔岁月和逝去青春的回想：里加，俄罗斯的风光，契诃夫作品中那令人惊叹、超乎想象的亲切感与说服力。换句话说，《樱桃园》激起了我充满俄罗斯情感的自我的觉醒，激起了完全契诃夫式的自我的觉醒，它们比美国式的自我更加真实，这一切都刺激着我。我坐在那里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一边压抑着竭力不让同行的人发现。
● 6月21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
我们在西方的存在有价值吗？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真像卡斯汀所说的那样，现在轮到俄罗斯人来教我们“可以怎样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了吗？ [52]我无法相信。事实是，一旦遭受物质丰富这一使人衰朽的风潮的袭击，俄国人就会变得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无能。他们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潜在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实打实的劣势。我们可以推行高效的国内经济计划以避免无意义的浪费，比如广告宣传，以及为了促进销售而故意生产使用年限较短的产品所造成的浪费，但是总体来说，无论美国和古老的欧洲需要多大的新鲜刺激，需要增添什么样的活力，都轮不到苏联来拯救。就算美国和欧洲需要拯救，那也只应该靠来自内部的推动力。苏联的成功对西方文明来说，一如蛮族入侵罗马一样：可能在某个地方埋下了另一种文明的种子，这种文明注定在几百年后会发展成熟，但他们自身当时未必是更先进的文明。
[去往华沙途中，凯南在美国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停留。与使馆人员的交往突然激起了凯南的思乡之情。］● 6月27日，哥本哈根啊，我的同胞，我的同胞，我的希望，就这样幻灭！在你那懒洋洋的自嘲面孔下隐藏着美德，那是令华而不实的欧洲大陆难以置信的美德。你们竟然没认识到自己的坚强；你们对自身优点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多么浅薄。作为（至少直到最近）最不善于内省的民族，作为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感知最迟钝的人，你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真正的特质，招致整个世界的嘲笑和嫉妒。在今后的生活中，你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因为你们固执，因为你们不够成熟，因为童年时光早已结束，你们却不肯收敛自己的孩子气；因为你们不愿意在人类困境的悲剧面前俯首认输；但是，上帝会给你们回报，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你们充满仁慈，因为你们默默无言解人之困，因为你们不屑于炫耀自己，因为你们天真的实用主义，因为你们不善于表达，因为你们不会营造自己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因为了近年来其他土地上空虚、可憎、善妒的人们对你们的嫉妒和垂涎……
当心了，你们这些嘲笑者，你们这些神气十足的人，你们这些嫉妒的、邪恶的诽谤者，你们这些充满优越感的自大欧洲人，你们这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如果你们继续试图毁掉我们，反而会促进我们成熟、内省、觉悟，反而会唤醒我们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将会在我们身上发现让你们始料未及的潜能，当我们曾经的天真已经成为历史，你们将比我们还要后悔。
[凯南受邀在华沙发表演讲。自从1952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到过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他给中情局的局长阿伦·杜勒斯发了一份备忘录，阐明波兰人将逐渐从莫斯科的控制中自我解放。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递了相关报告，总统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报告。］● 6月30日—7月3日，华沙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华沙人。他们看起来比较温和，衣着整洁，相对苏联人来说，他们看起来更像西方人。他们的所言所行都非常随意，平淡无奇。我们知道他们享受着普通苏联人所没有的言论自由。民众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当然他们本质上就不是奴颜婢膝的民族。
与此同时，他们也流露出一种敏感而沉静的气质，这一点颇为打动西方访问者。波兰人就像是从震惊或伤害中恢复过来的人一样。他们走路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也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想法示人……
我只碰到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是个女人。她是这里不常见的那种人：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意味着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个颇有勇气的人。她既不了解共产主义世界，也不了解非共产主义世界。我对她充满同情，尽可能在这个充满谬误、无情专制的压抑世界里，给她营造一些乐观的有希望的氛围。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充满压迫的古板制度下，一个人很难找到生活的乐趣。不管怎样，她是一个例外，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相比，她像是狼群中的一只羊，等待她的注定是一种幻灭、一场悲剧。从个性上看，相对那个苏联女导游来说，她更有个性、更加可亲，那个女导游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女性的特质，毫无个人风格，总是像鹦鹉学舌，一副正经凛然的样子。
我碰到的波兰人首先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性格倔强、善于沉思的民族主义者。波兰人的民族主义与众不同，令人好奇。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是出自于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同时也含有波兰就是波兰，绝不隶属任何人这种不顾一切的思想。波兰人就是波兰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当今的波兰人，至少是华沙人会告诉你，他们已经不再是浪漫主义者了，他们正在努力尝试着做现实主义者，学会改变和适应的艺术，学会不逞英雄的艺术。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并不明白（他们明白吗？），这些适应苏联的努力正是在放纵自己，让自己陷入另一场荒诞疯狂的赌博之中。
目前波兰这种不平衡的形势，是希特勒时代的恐怖记忆造成的，而不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禁感到非常困惑。从长远角度来说，就与苏联人的关系而言，波兰人如果与德国人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更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告诉他们这些……
你很快就会觉察到，这里的人们从不谈论苏联。从市中心苏联人建的摩天大楼旁走过时，他们一言不发，既不赞扬也不贬斥。谈到德国人的暴行时，他们不会提卡廷森林大屠杀。[53]谈到1944年华沙起义时，波兰人拒绝回忆苏联人用广播敦促他们武装暴动，却静观他们被德国人围攻屠戮的经历。当时，美国曾经询问苏联，是否需要使用美国的基地作为飞机起降地点为华沙起义军运送物资，苏联的回答是“不用”。当有人提起，整个华沙被暴虐的德国人的炮火摧毁时，没有人愿意提到当时苏联军队正悠闲地坐在河对岸，眼看华沙毁灭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换句话说，苏联的力量人人知晓，但是没人提及，这种故意的沉默流露出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有力的谴责。
● 8月1日，穿越大西洋途中
我们该拿当下的美国怎么办？……要竭尽全力做出贡献，提供帮助吗？要不要承认这样的努力注定徒劳？是不是要向此时此刻大行其道的谬误势力低头认输，然后退休颐养天年，侍弄一下花园，让自己有一个平淡安静的空间，再写写一些人可能会有兴趣阅读的书籍，然后让这一切在可能即将到来的核浩劫中付之一炬？……当政府的顽固和狂热已经很可能或者说极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时，学者或者哲学家会置之不理吗？到了那时，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牺牲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机会，而为了让这样的生活有机会存在下去，他们不是都必须参与这场悲惨、野蛮、愤世嫉俗的游戏吗？
还有四十五个小时就到美国了，我根本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把时间都花在和船长打乒乓球，以及从船的一边跑到另一边，看看是否有其他船只出现上了。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也许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不过我缺乏意志力，难以集中精神，必定不会成为什么大人物。
● 9月8日，读书杂记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历程》（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从布尔斯廷书中的描述来看，他似乎从欧洲与北美殖民地的对比中获得了满足，似乎感觉在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积极创新所带来的收获远远超出了因忽视欧洲传统而失去的东西。然而，读着他的书，我眼前却浮现出这样一幅悲哀的画面：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诗歌毫无艺术性和审美情趣可言；人文知识，科学见解，报纸杂志，一切都是如此浅薄；粗放的破坏性的农耕方式，自私、顽固、短视的防务意识，完全把防务问题（整体性防务，而非区域防务）留给英国人去解决。
一个对待文化遗产如此随意、如此偏颇、如此自轻自贱的社会，发现在当今时代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立足世界是很困难的，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实际上，在整个殖民地的发展历程中，很多方面都是不成功的：就人们的状态来说，其发展历程是退化而非进步了，它削弱了殖民地居民原有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则，愈趋孤立而不是全球化，背离而非遵循了欧洲的文化精髓。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督徒”，他相信原罪说，相信如果人类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将会导致罪恶的发生。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极权统治的趋势，同时也警告民主国家不要被骄傲自大所蒙蔽。凯南认为尼布尔与他意气相投。我们尚不清楚凯南阅读的是哪一本书。1960年，尼布尔再版了1932年首次出版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伦理学与政治学研究》（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以及1944年首次出版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对民主的辩护与民主传统防御的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阅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书稿的感想我思考的是基督教道德与政府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把身体机能和本能作为标准与政府过程做比较。身体机能与本能存在，而且是必须存在的，这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是上帝赐予的，只要我们活着就是有机生命伟大生物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忍受身体里每天发生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羞耻感；为了保护我们的肉体免受危险和伤害，为了通过繁衍达到生命的永存，我们应该庇护那无法抗拒的本能；我们精神建筑的中心应该竖立着本能的冲动。弗洛伊德说过，如果本能冲动的要求被忽略，我们会自食其果。
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不好也不坏。不好是因为我们与最低等的野兽——可能还有植物——共同享有这一特征：它不过代表了这个星球上有机生命总体发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似乎并没有好的结构；实际上，就人类而言，这一发展似乎更趋向于某种形式的自我毁灭。从我们自身的反应来看，这种特征不仅让我们有失体面，而且常与精神上追求卓越的特性发生冲突，只能与基督教的仁爱要求妥协，而永远不能和解。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不算坏，因为身体机能与本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需要忍耐，这种忍耐实际上是努力实践基督教美德的前提条件。坦白地说，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尽管这是人类困境的一部分，而非基督教教义得以体现的特别途径。实际上，基督教教义只能在与生理需求的冲突中有所实现，只能通过牺牲身体的这些本能需求，只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克服本能才能实现。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彻底拒绝或者克服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完全摒弃人类的天性：简而言之，就是只能自杀……
就其与基督教的关系来说，政府运行过程与身体机能和本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吗？政府过程涉及的也不过是人类身体以及自爱方面的要求。不管这个国家致力保障的是秩序还是正义，都是如此。国家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服从，从短期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自私的要求，但是从长期看，它最终能确保更好的结果。盗窃被禁止，因为消灭了盗窃行为，人们就会更加富足。换句话说，国家做的事情原则上正是基督教要求每个基督教信徒做的：它反对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自私自利、无法无天和野心勃勃的倾向。当然，国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体现基督教的教义，国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才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国家反映的是一些人出于仁爱而对另一些人施加权力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的基础的确就是属于身体本能范畴的自爱。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秩序的偏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禁会问：这种偏爱的来源是什么？是基督教的仁爱吗？不太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国家对秩序的钟爱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制造武器和发展通信手段方面，人类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创造天赋，这种天赋毁掉了原始生活方式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让原始国家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只是一种反映了人类渴求物质安全的表达形式，只是这种表达更复杂，更加与时共进。我再次强调，正如基督耶稣所展示的那样，本能需求并非基督教的需求。
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用以实现其意图的基本手段与基督教达成其目标的基本手段不同。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高压政治机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暴力的要素从个体传达到群体。
我们承认国家意图和用以确保实现这些意图的手段都是完全必要的、无法避免的。不过，只有从国家下述功能的角度来说才是如此：国家的运行体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屈从，即我们必须每天要向人类隐藏的兽性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运行过程就好像身体的代谢一样，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既不好也不坏。作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这种必然性确实有些悲哀，初看起来也让人遗憾。但是，这最后一个问题要问谁呢？我们有义务接受政府，并给予它应有的权力，不要试图破坏它，尝试接受某些妥协，在个人生活与行为框架内为实现基督教理想做出理性的努力。我们不应该做的是，在意图和方法都不合适的情况下，还试图在政府框架内寻找体现基督教教义的某种渠道……
简单地说，基督教应对的是一种孤独的窘境，只能由个体来面对。那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基督教之爱，或许能够缓解和弱化这种孤独，而集体与个体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只有真诚的亲密行为——比如家人、血缘之亲或者友情，以及有些时候（这种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由牧师或神父带来的启示，可以减轻人类在面对基督教职责时的孤独之感。不过，人类的亲密行为也只不过是一根根脆弱的芦苇，受制于固有的脆弱性和短暂性，这是人类个体自身的问题。
按照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稳定因素。在里斯讲座中我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这个因素，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说的话根本没有人理解。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指出，一个国家不能将其意志永远强加于另一个国家之上，除非通过军事占领或者威胁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是后者的话，还需要找到一个当地政权听其摆布，否则也不可能实现。实际上，莫斯科不能永远占领超出其目前占领范围的其他地区。正如费恩斯（Finns）所证明的，一个国家有决心顽强抵抗军事占领的威胁，有内部的法律阻止共产主义者问鼎政权，那么它就不需要拥有核武器，不需要大量针对外部的军事设施来保障国家统一。我国或者英国极有可能通过撤军或者单方面裁军政策，容许自身的政治进程存在秘密，就像现在的瑞士一样，不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盟友，并且很有可能失去对原料产地的一切有效控制，也变得像瑞士那样，对全球事务的变化和走向基本不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只能依靠有利的形势和他人的怜悯活着。就这样风雨飘摇地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荣耀，需要高度的自我约束，还必须做好忍受长期包围的准备。
● 12月28日，华盛顿
整个上午和午餐时间都是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度过的，会议地点在五月花酒店。长长的主廊里挤满了与会的历史学家，空气异常糟糕（在其他方面以讲究卫生为傲的同胞们，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养成通风的好习惯？）……（在华盛顿）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允许重返故地的幽灵，在人群中孤独地来回穿行，无人留意。
● 12月31日，农场
趁着其他人滑冰的时候，利用上午的时间把地窖里的一堆垃圾铲走了。下午，我把垃圾清理到沟渠，又拉回很多木头，锯好了当作壁炉的烧柴。忙活完这些琐事，一天也就过去了。今晚过完，1958年就结束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完全没有热情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只有以下成绩值得一提：我完成了在英格兰和波兰的系列讲座并广受赞誉，全家凯旋，回到美国；我们花了很多财力把疏于打理、荒芜良久的农场收拾妥当，将这里恢复成一块坚实耐用的良地。
接下来的一年，我要实现什么愿望呢？对世界来说明年或许是灾难性的一年，当然，只有上帝知道，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我可以像样地写一写苏联外交政策史，或许可以动手撰写基础研究的第三卷，另外再嫁掉一个女儿。没有太多愿望，也没有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或许，我应该督促自己在业余时间写写国内生活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这些问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希望今年发生些什么事？1月，米高扬[54]将访问美国。我觉得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美国政府无法提供任何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本就没有积极协商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让同盟国承担义务。苏联政府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莫斯科下定决心要挽救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 [55]，它定下的高调目标就是让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无条件让步。结果就是，如果说米高扬的来访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只可能加剧形势的恶化。这场危机会逐渐恶化，到四五月间将发展成极端尖锐和危险的形式。如果届时伊朗或者金门岛没有再次爆发危机，那么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柏林的形势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达成某种痛苦的妥协。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拖延的状态，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场危机会延续到夏天。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中东或者远东危机的影响使柏林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战争就要来了。
除上述观点之外，我还要补充，这场危机在某一阶段很可能会促成高端会议或者高层会晤。实际上，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而非借助联合国，我们才能最终解决柏林的困境。
1959年
凯南仍然在试图调和公共活动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矛盾，这种努力让他感到痛苦。柏林危机也令他沮丧，他认为这将使核战争一触即发。在他看来，如果实施了他于1957年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这场危机本是可以避免的。
● 1月14日，普林斯顿
昨晚做梦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梦见母亲，她在梦里出现了两次。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她的面孔无比亲切和熟悉，让我立即就明白这不可能是别人。她的模样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她熠熠生辉的眼睛，她不时微微噘起的双唇，她的欢笑声和啜泣声，更是让我惊讶地感到，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也有挣扎、苦难以及缺憾，而不是以往我一直想象的天使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