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衣着华丽，身穿一件深蓝色或暗紫色的长袍，这是那个时代逝者的传统服饰。她沉默不语，这也符合她那个时代的情况。她没认出我，完全沉浸在其他事情里，不过，她用神秘的微笑礼貌地回应了我认出她时表达的欣喜和亲切之情。此时此刻，在我的世界里，她是我的全部，但我不是她的全部。
现在我醒了，在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的书桌前写作，我毫不怀疑我所梦见的正是母亲真实的样子。
母亲已经去世五十五年了，如今我该如何解释这种感觉呢？我不知道。此外，我想起两三年前，有一天我把车停在剑桥大道上，坐在车里凝视着路边的老房子，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这段时间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很快便会被遗忘的悠长午后，而更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不知道这是不是死亡即将来临的迹象，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距离我如此遥远，而现在它已经逐渐靠近了。
[凯南到白宫对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科技展览建言献策。］● 1月23日，华盛顿我们被领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沿着墙壁围坐成一圈。就座之后，总统进来了，站在门口。会后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出，去餐厅用餐。总统和经过他身边的人一一握手，他看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他的脸很光洁，透露着一种在我看来只有在老将军身上才能找到的活力。他定睛看着我，说道：“哦，你好，凯南，好久不见。”
我敢说此前他根本不知道来客名单上都有谁。
● 2月4日
下午四点半，应约翰·F.肯尼迪议员之邀前去拜访。他特意从参议院出来迎接我，那时他正在为劳工法案辩论。他一开场就谈了这个问题，承认虽然行政管理法案是一个好法案，但是他认为自己提出的法案通过的机会更大，毕竟有总比没有强（政治家困境的典型例子）。他看起来压力很大，憔悴不堪，虽然他对我礼遇有加，但我感到国内的政治斗争使他很少有时间去思考世界形势。
● 2月7日
和富布莱特 [56]谈了很久，但是当他问我，对于外交事务，他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僚能做些什么时，我却无法回答。他说，作为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捞不到什么好处。他的同事都认为，外交事务中没有“政绩”，只有危险和陷阱。他们更喜欢拨款委员会那样的地方，正如其中一位所说，他们可以在财政问题上上下其手。我跟他说我认为林登·约翰逊 [57]是一个兴趣不够广泛、思维不够广阔，但在国会中长袖善舞的议员，他完全赞同。他说约翰逊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参议院进行任何类型的辩论，他希望一切都提前安排好，议员们去参议院的活动仅限于投票就好。
● 2月20日
[驶出纽约州的阿姆斯特丹市］路遇四个昂首阔步的小流氓，他们没戴手套和帽子，身上的皮夹克在路灯下闪闪发光，长腿上紧绷着蓝色牛仔裤，脸上表情冷酷、阴郁又狂傲。哦，我的祖国，我的祖国，你对你的年轻人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能继续放任这种濒临犯罪边缘的生活——这种生活发生在夜晚冷清的街头，发生在肮脏的快餐馆和桌球厅，伴随着无休止的争吵、暴力和秽语污言，带来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汽车后排座位上丑陋随意的滥交，以及臭名昭著的淋病、宿醉、暴行、谎言和迷茫——你怎么会让这种生活比爱和美更具吸引力？当这群年轻的衣冠禽兽长大成人，他们又将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变成什么样？
● 3月27日，耶稣受难日
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即将抵达哈里斯堡时，天色突然变得异常黑暗，所有人都要打开车灯行驶（后来我听说，这一现象仅在受难日耶稣被钉死的时刻才发生，这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 3月29日，复活节，农场
下午躺在卧室里休息，看着窗外的天光渐渐褪去，怀着平和的心态思考着我的生命已经抵达轻松但真实的尽头。我对历史失去了兴趣。十七年来，第一次感到这农场对我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我感到，跟过去相比，当下的生活是一种堕落。我居住过的所有欧洲城市，可能除了里斯本之外，都只剩下昔日岁月的残影：里加、柏林、布拉格、维也纳、莫斯科，无论哪个都不比一战前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或更宜居。那么，人们又该如何相信进步的力量呢？在我国，情况亦是如此：即使侥幸能找到个生活还算有吸引力的地方，随之而来的问题总是这地方多久之后就会被毁掉。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正急遽衰落吗？即使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感到我们在与健忘、冷漠、弄虚作假的斗争中已经落了下风。
我不知道孩子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孩子要是问我：你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在哪里能找到真实的体验，能过上富于意义的生活，能得到最有利于身心的发展？我该怎么回答？只有在地球的两极才能找到：或许北极有，那里几乎无人居住，大自然是你的伙伴，也是你的挑战。
对于我的祖国，我没寄予一丝希望，一分一毫也没有。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明显与其地位和责任不相配，它不愿意改变这些制度，至少不愿意按照应有的进程改变。修正宪法的可能性已经被当作展示道德姿态的手段，而非改进政治制度的真正途径。
● 4月13日
出席[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为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举行的晚宴。施特劳斯先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极富魅力，开朗乐观，精明强干。他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强壮但不臃肿。尽管在演讲中他不得不重复其政府的政治路线，但在回答提问时他显得坦率而娴熟。我认为他是真心相信演讲中表达的一个观点，即现在让德国的军事力量脱离北约框架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宴会由柯南特先生 [58]主持。就思想观念来说，参加晚宴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对手。除了柯南特先生之外，还有许多来宾在发现我也在场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惊讶和困惑，就好像在教堂里面看见魔鬼竟然也占据了一个席位一样。提问环节我一直都保持着沉默。最后在寂静和忧虑不安的气氛中，我提出了我的问题，恐怕问题提得不是太好。
我指出，施特劳斯先生曾经说过，鉴于莫斯科的目的是控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与苏联人协商解决德国问题毫无意义。我指出，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都没有意义。我进一步强调，如果断然拒绝苏联人的要求，柏林的形势必将继续停留在西方看来令人极不满意的危险状态。
[凯南前往芝加哥，在商务会议上和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发表演讲。他没有指明日记中“X”的身份。］● 4月17日，芝加哥下午我带X去喝茶。我们在帕尔默饭店（Palmer House）迷宫般的大厅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喝茶的地方，不过并不十分中意，我希望找一家环境优雅的维也纳咖啡厅。X还是老样子：温和、任性，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她向我倾诉她的烦恼，这倒也没什么，但是在州街（State St.）分手的时候，她的告别语却足以让路人惊骇不已：“我很抱歉，我一直以来过得如此悲惨。”她通过自己悲惨的遭遇，道出了人类行事的正确法则，即如果你知道自己趋向错误，却又无法掌控，无法回避，那就不要为它们自责，勇敢地面对，毕竟它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 4月22日，华盛顿
有人一直提醒我，不要对西方普遍将杜勒斯先生视为全能的政治奇才一事出言不逊。但这个念头总是反复出现，我认为艾奇逊和其他一些人也有类似的念头。[59]我忍不住将自己与眼前这位即将逝去的人 [60]相比较，我无权无势，身份卑微，他周围则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于他身体上的痛楚我们都深表同情，但是我无法忘记，为了保住在国会的位置，他不惜纵容外事部门士气涣散，不惜牺牲劳苦功高的外事官员，还总是喜欢宣扬诸如“解放”“大规模报复”等极具煽动性但在现实中他又不愿遵循的口号。在国务卿任内，他从没展现出任何政治领导力，而是完全秉持消极的防御政策应对苏联的政治挑战。他任由欧洲的分裂成为事实，甚至实际上默认了欧洲大陆的东半部永久划入苏俄帝国版图这一现实。对此，富有洞见的人不禁要扪心自问：对于能把这样的弥天大错当作政治才能的公众，又能做些什么呢？
● 6月17日
柏林目前的情形正如我在[195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所预言的一样。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完全承认东德，以此在柏林问题上换取最体面的台阶……务须小心谨慎，说真的，如果继续执行西方现行政策，柏林注定没有前途。1945年我们对柏林的占领和管制无异于对当地居民的一场欺骗，即使就业已分裂的欧洲而言，柏林现象也并不寻常。不过，我们不能随便轻易地就放手，我们应该挽救什么呢？
答案当然是：脸面。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对这座城市而言，能够期许的就是体体面面、默默无闻地日渐凋零。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经济萧条，工厂迁址，文化凋零，城市日渐萎缩，当它最终被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时，即使对于当地残存的居民来说，都会显得无关紧要，不值一提。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我愿意见到的，而恰恰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我只是在按照西方的政策调整自己的思路。现在我该承认一年半前在英国提出的观点已经失败了 [61]，即使曾有机会执行我所建议的政策，现在也早已错过。不会撤军了，德国将会逐渐成为一个核武器大国。欧洲的分裂将会愈发尖锐，愈发意味深长，根深蒂固。以此为基础的话，那些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志此位的人，他们能做些什么？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让这种分裂的进程尽可能地放缓，将其危险性降至最低。
● 6月19日
当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这些道路的残迹边踟蹰，他们或许想知道，在森林中开辟这些道路的统治者是多么浪费，多么专横无情地压榨着自己的人民。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一切并非为某个人，而是为机器并由机器完成的，他们会是多么惊讶。在“方便自己”的信念下，人们对机器表现出了永不会对同类表现的服从，这令人震惊。美利坚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将这样书写：无论哪里需要内燃机，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让行。
● 7月21日
如往常一样，我又展开想象，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带我的孩子到地球的尽头，去阿拉斯加或者挪威山谷，去任何有真实生活存在的地方去。为了孩子们，甚至可以到苏联去。我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奢侈浪费之风如此盛行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9月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欧洲度过的，安娜莉丝一个人留在普林斯顿。在巴塞尔附近，凯南参加了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研讨会，会议由法国著名知识分子雷蒙·阿隆主持。在汉堡，凯南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时代周报》的编辑玛丽恩·多恩霍夫。凯南钦慕她的贵族血统、反抗纳粹的决心，以及苏联红军进抵东德时骑马逃离的勇气。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说，然后又在牛津参加了一场有关北约形势的学术会议。欧洲之行让凯南有时间去记录前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包括拜访埃夫里尔·哈里曼、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以及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 9月5日，在海上想象与苏联共产主义者对话。
他：我们将获胜。
我：你们或许会赢。你们的精力远远超过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与共产主义信念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比我们更想赢。你们更关心整个竞赛的结果。你们就像一支更在乎比赛输赢的球队，除非发生意外（因为你们也有一些弱点，意外可能不期而至），按照概率来说，你们应该会赢。
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我们？
我：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你们的使命是征服我所在的社会，你们要毁掉我挚爱的一切，那么影响你们就是我的使命，就像一个颓废而发达的社会常常会影响征服它的那个更强大但更原始的社会一样。即使认为忠诚毫无价值（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对我来说，不反对你们，我就无法拯救自己。接受你们的价值观就意味着牺牲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么做所带来的痛苦和耻辱甚于干脆利落的死亡。像你们这样落后的民族很容易受超自然力量的影响。无视这一点会给你们带来真正的毁灭。
如果此刻有一个陌生人在记述我的生活，他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综合来看，凯南身上的一些品质实属难得，应该用来实现美好的愿景：也许不够复杂、不够杰出，但还算清醒的头脑；对人们迥异的性格特征的理解；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取他人理解与同情的能力；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角度解读当代基本政治问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胜过他。他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继续保持足够的智力和体力，投身于某些有意义的事业。不过，似乎他还不能确认哪些事业更有意义，他一直在积极地探索。
● 9月6日
埃里希·弗洛姆、诺曼·托马斯和大卫·莱斯曼 [62]来访，希望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听我的见解。这次访问由莱斯曼发起，主要是为了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弗洛姆为一个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党派起草了一份纲领，我们将它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是多么奇怪啊：弗洛姆，有着传统深厚的人文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裔犹太人；托马斯，一战时期美国上等阶层的持不同政见者，既非理论家亦非诗人，受到某种英勇之情、固执的傲慢以及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驱使，在与加尔布雷斯 [63]等所谓传统智慧领袖的论战中久经沙场；莱斯曼，一位聪明、敏感、想象力丰富的现代学者，他对美国现状的理解远比前两位深刻得多，他既不（像弗洛姆那样）受马克思主义魔咒的束缚，也不（像托马斯那样）被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沉醉于财富分配斗争的回忆所干扰。最后还有我，我对这些问题都不甚了解，在威斯康星州布思塔金顿（Booth-Tarkington）的风俗和苏格兰-爱尔兰家族爱好独立的顽固天性的双重影响下，我从一开始就对自怨自艾的社会主义事业少有同情，在东欧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留下的第一印象也让我对社会主义更加疏远，因此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本世纪的现代思想相比，伯克、吉本 [64]、托克维尔和《联邦党人文集》所代表的18世纪思想，以及19世纪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更加深刻。
我们坐在农场闷热的三楼，在莱斯曼的主持下，采用议会制辩论的形式进行讨论。窗外五十英里内闷热的田野、尘土飞扬的小巷、富饶勤劳而又务实的乡村，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努力几乎没有一丝理解和同情。
正如此类会议通常的结局一样，最后我们无果而终，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无果。我和莱斯曼根本无法接受“社会主义”的提法。我们感到这个术语距离当今时代的重大问题太过遥远，同时又背负着太多从过去带来的令人困惑的联想。托马斯觉得，弗洛姆的思想从当前的政治意义上来看太过理论化，太脱离实际，只会让人一笑置之，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意义。
实际上，虽然弗洛姆身上这种温暖、贴心的魅力，以及中欧人对人性的热爱，让我很受感动，但是他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很不认同。我的苏格兰新教徒祖先就曾经奋起反抗过这样的平均主义，反抗这种对人性本善的狂信，对人类原罪的忽略，对良知和意志的忽视，以及马克思主义对群体和个人的侵略性和恶习之根源粗暴的简单化。
如果我们的思想能碰撞出火花，这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思考真正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次讨论又把我推回了我原本就坚定地主张的孤立立场。但是，这次讨论令人兴奋，让我非常享受。我敢肯定，我们都给予了彼此一些东西。不过，至少对我来说，我还不能确定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 9月8日
收到埃夫里尔·哈里曼 [65]的电报，他邀请我到长岛给他和查尔斯·塞耶[66]帮忙，他们正在着手写作一本有关最近这次苏联之行的书……
埃夫里尔略微驼背，除此之外，最近开始担任纽约州州长一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改变。从政显然是他目前唯一的欲望，就好像以前他在不同时期对马球、联邦太平洋铁路、外交事务感兴趣一样。我下车的时候，他迈着大步从房子里走出来迎接我，身穿宽松的衬衫和短裤，被风掀起的衬衫下，显露出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的褐色、瘦削的胸部和腹部，就像甘地一样。他过来问候我，看得出他才认出我来，英俊的脸上带着极其做作的微笑（最近，出于政治原因他以极大的毅力练习着这种略显忧伤的苦笑）。他将我领进他的办公室，硬生生地把我扑通一下按坐在长达十四章的书稿前。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文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迫感，似乎紧张而无情地质询着周遭的每个细节。在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位神情苦恼的速记员。她面色冷漠，双唇紧闭，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面带“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的神情。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莫斯科。
另一间房间里，哈里曼夫人[67]也带着类似的神情。她一个人昂首阔步，冷淡但礼貌地接待了我这样的侵入者，给人一种超然物外之感，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能预料得到。她就是这样，时刻与紧张、压力和含糊其词形影不离。
我想，如果从文学或者学术角度来看，这份书稿令人厌烦，当然我不会从那样的角度去看。书中写了赫鲁晓夫与哈里曼在一起的好几个小时里说过的话，其中很多相当有意思。（我偶然看到赫鲁晓夫对哈里曼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并不会全盘拒绝西方所谈论的一切。你们应该听听乔治·凯南的话，他的很多思想都符合我们的考虑。”）书稿的知识基础极为薄弱，塞耶在初稿中力图渗透的风格经过哈里曼热切的统稿编辑后基本已经荡然无存。在我看来，整部书稿以毫无节制的方式反映了作者本人坚定的决心，他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后者的所有阴谋诡计嗤之以鼻，不允许自己寄希望于对方的内部矛盾，同时大力鼓吹实施军备扩张。全书都没有提及复杂的现代帝国核心这一角色对莫斯科立场的影响，也没有指出在导致东西对抗的因素上是否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我尽力对书稿做了些点评，但我不想替他们写什么。我常常忘记，我已经不再是大使馆里那个逆来顺受的参赞了，哈里曼也不再是专横傲慢的大使了，但我还是尽了全力帮忙。我坦率地向他建议，书稿不要以如此消极的注解结尾。他还是那副雷厉风行的性子，马上就开始修改，润色了几个句子。我坚定地拒绝了埃夫里尔让我参与起草书稿的邀请。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竭尽全力帮了忙，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收到埃夫里尔的音信，没收到表示谢意或者感激的信。不过，我也从没给哈里曼夫人写过感谢信，因为我不太确定，从她的角度来看，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 9月10日
在这样的旅行中，是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孤独，如此满足于脱离与外界的联系？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谜。我知道这是因为神经衰弱症。不过，即便我这样说了，我仍然感觉到强迫症的影响……没有人在意。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对于自己极其渴望的东西，我不会满足于只得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下定决心，如果不能拥有全部或者大部分，那么我就一点儿也不要，我知道这就是像为了荣誉而殉道。弗洛伊德可能会否认神经衰弱症具有遗传性，不过，我觉得我的父亲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管怎样，这本日记记录了我一直以来的英勇行为：我拒绝了伴随孤独而来的所有廉价诱惑；我故意在人群中离群索居地过了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尊严，我远离女人；我拒绝倾听自己的诱惑。我的行为难道不感人，不该得到最深切的同情吗？答案是：一点儿也不。
● 10月6日，汉堡
我坐在中央火车站对面的露天咖啡馆喝咖啡，看着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人群，车站前穿梭的车辆，思索着这个新欧洲的本质——一个物欲横流、没有人情味、半美国化（某些方面比美国更现代）的欧洲，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深刻地意识到，我年轻时代的欧洲，我曾经关心的欧洲，已经离我远去了，已经成为历史，就像美国一样。我在思考，对于变化的节奏来说，如今一个人的一生太过漫长了。如果他活了半个世纪以上，那么他所熟悉的世界、他年轻时的世界，就好像一匹马儿陨于骑手之下，悄然逝去。他会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奇怪的矛盾：因科技而诞生的医药延长了人的寿命，但科技发展的迅猛节奏，使人们比先辈在更小的年纪就从自己唯一能理解和适应的世界里被剥离出来。只有在年轻时代的那个世界里，人们才能凭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特有的惊人的敏感，以及展现自我的渴望，吸收这个世界的本质，相应的世界才符合人们的描述。至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一定生活着不少像我这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以及生理和心理上尚未衰老但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获许出入于这座奇怪而多少有些骇人的大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好像夏日旅馆的访客，旅居此处，却又与此疏离。
● 巴塞尔附近
瑞士的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对我来说就是一连串的惊喜：保存良好的老屋整洁干净，光亮如新，周围鲜花围绕；狭窄的街道构成令人愉悦的迷宫；古镇完好无损，住宅区和其他社区生机勃勃，和谐共存；学校、教堂、现代化的小商店、办公室，乃至机械工场，全都和谐地运转着，从美学上看，这一切多么令人愉悦。小镇的牧场、牧场背后的林荫小路和葱郁山顶，特别为我所钟爱；市郊带有花园的房屋与乡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心旷神怡。这种城乡和谐交融的场景在美国已经很难见到了。
离开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护照过桥到了对面的德国一侧。两边的对比让我震惊，二者的差异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显著，一侧是一个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国家，另一侧则是从未经历过战争硝烟的国度。在瑞士这一边，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能体会到一种完整性……
而在德国这一边，一切都不同了。我不知道此地是否曾被轰炸摧毁，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曾被夷为平地，眼下正在重建的感觉：这里没有和谐，没有中心，也绝少有美。两地居民的差异也可谓泾渭分明，跟端庄的瑞士人比，德国人的脸上是饱受蹂躏、绝望、残忍的表情。你立刻就能看出，这里曾经历过文明崩溃的时刻。人们对望的眼神中，还残留着一丝豺狼般的敌意……另一方面，跟瑞士相比，德国这边弥漫着一种冷漠的能量。瑞士人的精力也很旺盛，但是他们显得从容而有教养，有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特质。而在德国，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已经消失不见了，除了粗俗不堪、弱肉强食外，这些德国人看上去眼界开阔、充满力量、行事冷酷。
相当奇怪的是，德国这边的妇女也受到了价值观松动崩溃的影响。她们有着女性原始的纯粹、野性、性感的吸引力，这跟莱茵河对岸端庄矜持的姐妹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肯定会想到，这不可能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这肯定是在瑞士经过了数代成长历程，经过父母谨言慎行的影响才形成的，那里的人们关注的并不是女性的外在，而是她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内在品质，这种观念对婚姻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对德国的同龄人而言，深刻影响她们道德观念的是过去四十年间在这个国家普遍流行的对性关系随便而无所谓的态度。
● 伦敦
在大洋的这一端，英国成了最守旧的国家，曾经的帝国已经烟消云散。在其称霸世界的时代里，整个世界从英国学到的东西要远远多过英国从世界学到的，现在英国人却处在世界洪流的边缘。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虽然也有一些英国报纸跻身于顶级媒体行列，也颇具国际视野，但英国人似乎竟然非常满足于本国这个小圈子里的工作、赚钱、球赛、射标、摩托车和电视。如今的荷兰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属于世界公民，但英国人不是……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写到了伊萨克·多伊彻1959年出版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Isaac Deutscher，The Prophet Unarmed： Trotsky，1921—1929）一书和其他意识形态倾向相似的书籍。］● 11月1日，普林斯顿这些书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我，它们描述的生活似乎充满了激烈的道德冲突，就像欧洲的童话故事一样浪漫多彩。书中的人物都身怀美德、值得褒扬却饱受屈辱，他们从未想过或者做过罪恶之事，一直向往正义，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人不禁悲愤，为了拯救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些人中就有工人，他们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纯洁，周身散发着美德的光芒，堪称高尚、勇敢、慷慨以及一切善良本性的楷模。除他们之外，书里还描述了农民，他们的面貌千变万化：以上等阶层（地主和剥削资本家）作为对照，这些农民也都身具美德，术语称他们为“群众”，人们应该对他们充满热情；但是，以无产阶级作为对照，这些人中似乎有些也会堕落，这种堕落与私有财产权有关，因此只有最底层的赤贫者才值得我们完全同情（这些人还是不如工厂里的工人值得同情），那些取得成功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可疑分子。（在私营企业中取得成功与公认的美德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的联系。节俭、高效、勤劳、自发地热爱工作……如果你为自己或者私人老板工作，那以上特质本身就意味着邪恶，只有为某种“运动”工作时，它们才是美好的。相反，失败和贫穷从来都不是缘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同懒惰和短视也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纯粹是剥削的产物。失败和贫穷只是说明你不愿意为了改善生活而与高利贷者或地主为伍。因此，你越失败越贫穷，你的品德越高尚。）在道德评判的光谱中紧随农民之后的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些邪恶而没有价值的人，但是因为各种人际纽带而与“群众”很接近……在他们上面的才是真正的敌人：上层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封建贵族以及他们的跟班和帮凶，这些人的灵魂，这些腐化和堕落的灵魂都卖给了魔鬼，他们做不出善事，也不想做善事，他们的双眼被贪婪和腐朽所蒙蔽，他们不应该得到宽恕，他们的信仰应该被嘲笑，他们的痛苦不值得怜悯。
当然，生活有一点儿复杂：如果这些人出现在殖民地或者发展中国家——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和经济优势，渴望民族解放，那么就目前来说，尽管他们身上有着原罪的污点，他们仍可以得到部分的救赎；这是因为经济薄弱的国家本身也分享了经济薄弱的个人所拥有的美德。这里再次说明，贫穷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欠缺个人自身能力的反映。在这样的国家里，反抗帝国主义即使在上流阶层也是一种好品质，因为这会让他们暂时成为联盟的一分子……
这是虚幻的想象：在伟大的道德斗争中各种力量相互交错，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生活才被赋予了意义。如果你能接受以此作为起点，那么一切都可以理解，那么纠缠在一起的整个故事就有了逻辑。让人头疼的意识形态论争也就不再死气沉沉、墨守成规，而开始变得有意义了；苏联共产主义野蛮、犀利的词汇——尽是背叛、剥削、人质、帮凶、野兽、猎物——就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然了，如果这种形象是错误的，如果这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如果工人并不都是英雄，他们的利益也不都是纯洁的，如果人类的道德困境并不绝对由阶级利益所左右，那么这就绝对是一种半癫狂的状态，像托洛茨基那样一生都在疯狂宣扬残忍至极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暴力的人，也就不能成为圣徒、预言家或是志向高洁的行善者。
● 12月13日
在晚宴上巧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戈恩（Robert F. Goheen）。他把我叫到一旁，说来自新泽西州的几位先生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敦促本州州长[68]在即将到来的参院选举中推荐我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觉得在跟州长讲话之前最好先跟我谈谈。我跟他说连千分之一的胜算都不会有，但是如果他乐意，他倒是可以跟州长谈谈此事，看看这事到底能不能当真。
第二天（昨天），我跟奥本海默谈及此事。他感到非常失望。我推断，至少我得从7月1日开始请不带薪假，这样我至少会损失一年的薪水。不过即使如此，他认为一些同事甚至董事会成员仍会认为这违反了我当初加入研究所时的保证，即将教职作为永久职业。
关于候选的事情，就这样了。不过，就我自己的态度和计划而言，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要对自己承认，我由此陷入了困境，那我作为政治时事评论家的意义，实际上还有我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就真的结束了。如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要考虑彻底退休了，然后把精力全都投到美学上。
1960年
到1960年为止，一直拒绝任命凯南担任高级职务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到届。凯南不断提醒自己，即便对民主党政府来说，他也算得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压抑谋求再次任职政府的渴望。他才五十六岁，他相信自己的外交嗅觉还是很灵敏的。1958年，约翰·肯尼迪议员不顾艾奇逊对里斯讲座的严厉批评，赞扬凯南点出了“正确的问题”。[69]1960年，凯南打破暑期赴挪威度假的传统，去拜访了冷战的两个热点地区——柏林和贝尔格莱德。回来之后，他就给时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发了一封八页的长信，谈论如何复兴美国的外交政策。肯尼迪回了信，他于11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但直到两个月之后才约见凯南，那时的凯南正打算放弃希望。
● 新年，农场
就我而言，我现在的公共事业，无论是政府事业还是学术事业都结束了。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生活能稍微清闲一些。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得马不停蹄。我在哈佛有十二个讲座，此外还接受了其他五个演讲邀约，六个月之内要准备十七场演讲，几乎是每个月三场，每十天一场。
● 2月29日
对威尔逊公立高中师生的讲话稿（未采用）：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十三年里我不时地公开发表演讲，探讨苏联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比如，1947年我曾经提出反对战争时期的亲苏政策，当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大家都赞同我的看法。我说在面对苏联这样的大国时我们要坚强，大家基本也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是，实际上，这种蜜月期已经结束了。当我大胆地提出研制氢弹或许并非增强实力的最好方法时，大众充满了疑惑。当我质疑苏联人是否真有攻击我们的意图时，当我敦促大家去思考我们发展核武器并不能威慑苏联，我们不该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应将其淡化为争取和解的政策背景时，人们对我表达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信任。当我提出苏联的一些做法是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回应时，人们以为我疯了。最后，当我提出我们应当致力磋商从欧洲和远东大规模撤军时，所有人都怒不可遏。
过去十年间，美国从来都没有形成符合我理想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我对苏联政权本质的解读。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不会有好结果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感到自己必须承认，前些年我持有的观点，如今看来，总体上已经失去参考性。的确，今天再谈让苏联撤出东欧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在那里了。西方政治家们貌似虔诚地宣扬他们多么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我没见过比这更蹩脚虚伪的惺惺作态了。我们刚刚跟日本签订了新的安保条约，这一条约剥夺了未来很多年里我们在该地区的所有主动权，实际上就等于只能被动等待，坐看台湾的形势变得日益严峻。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们的政策似乎一直倾力于核军备竞赛，这一竞赛的升级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咆哮而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制止。有些人曾经担心，在核武器发展过程中，有人设置障碍防止这种武器转入其他政府之手。他们现在可以放心了。不会出现这样的障碍，想要的人都可以拥有它。波兰人原本希望禁止在中欧部署核武器，这样的讨论已经被成功抵制。[70]北约组织中最不情愿的一些成员国最终也被劝服，接受了在其国内设置导弹基地的建议，围绕战略核武器来调整其军事力量。显而易见，苏联把这样的导弹给了东德，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他们也别无选择会把这种武器输送给中国。考虑到这些事实，想要阻止或者避免核武器竞赛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我说过，这些年来如果我们表现得就好像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我们就促进了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认为苏联领导人似乎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向我们开战的话，那我们最终也会促进战争的爆发。如果我们表现出认为军事危险是主要矛盾的姿态，那我们最终就会促成军事危险的出现。今天，就我所知，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我无法对你们说，他们对攻击我们不感兴趣，或者很快就不再感兴趣了。
● 6月15日，挪威，斯塔万格
[提到U-2危机］关于我的生活，除了彻底的悲观之外，我无话可说。[71]最糟糕的是，你必定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失望。对我来说，这起事件的教训是，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是与莫斯科这样不得人心的对手博弈，哪怕是进行激烈的辩论和争吵，美国的公众也都会表示赞成，似乎对苏政策就该如此。美国人的无知让人震惊。人们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除了几个无名的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愿意问难将我们卷入对西班牙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的那些政策。二战之后，我们的对苏政策备受责难，因为这些政策牵涉到与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来没有人严肃思考过让我们卷入对日战争的一系列政策，因为一旦诉诸战争，日本就成了典型的美国“敌人”。显而易见的是，在战争关系中敌人当然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除了在一系列事件中扮演完全反面的角色外，其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完全错误，我们作为他们的对手肯定就是完全正确的。这还有什么需要重新审视的？
U-2事件缘于一系列行动及其连锁反应，是苏美之间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苏联人个性中难以理解的一面，也包括西方政府在对苏关系问题上一味坚信与苏联的关系主要就是军事关系，因此只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这种认识的确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仅仅为了侦察和确定莫斯科并无突然打击我们的计划，就派遣飞机进入苏联领空，这绝对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我的同胞，实际上我也这样做了，任何一个了解俄罗斯的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在美国官员的思维里，要想象他们熟悉的问题还比较容易，而要对付那些不熟悉的问题，同时探寻其中的微妙之处、难以估量的事情和各种矛盾，则困难得多。因此，他们认为，以自己所熟悉的希特勒的性格——野心勃勃、残暴野蛮、极端偏执——作为参照来判断和理解苏联人的行事特点，比尝试理解像凯南这样的家伙谈论苏联要更容易一些……
● 6月16—22日，柏林
……我到达柏林是6月17日——东德工人起义的七周年纪念日，东德政府在废墟中建立起来。傍晚，我参加了在西柏林市政厅广场举行的大型纪念活动。三十二年前的1928年，我就住在这个广场。那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市场。我的窗子正对着货摊的帆布棚，当时这里是柏林一路双层巴士的终点站，整晚都能听到汽车马达的嗒嗒声，巴士在等待着返回城里的居民区。当年我住的那间公寓楼已经不复存在，在轰炸中毁掉了，那时的一切也都随之烟消云散，甚至坐在四楼窗前那个充满渴望、紧张、迷惘的二十四岁男孩也一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五十六岁灰发老人愚蠢的习惯和记忆……
那天晚上，我和勃兰特[72]、他的挪威妻子，还有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在一家饭店消遣时光。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就国际问题向我提问，这会让我感到窘迫，但是他们似乎都很乐于接受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没有人给我压力，我感到即使我不在场，谈话内容也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探讨了柏林问题。他们都感觉赫鲁晓夫不想推动和平谈判，因为那是他讨价还价的王牌，或者说用来唬人的手段。[73]一旦打出这张牌，他就无计可施了。据说在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对乌布利希[74]说：“对我来说，柏林就是一条用来抽打西方列强的鞭子。”
星期一晚上，我和玛丽恩·多恩霍夫去东德境内的一家剧院看戏。
整个表演充斥着恐惧，一种被警戒、被隐藏的莫名恐惧。我们这些静默、谨慎、心神不定的观众也和演员们一样，似乎构成了这幕奇怪景象的一部分。我和玛丽恩坐在第二排，一语不发，前排坐着两个身穿东德官员制服的人，他们也一样默不作声。演出结束帷幕落下，观众还是不发一声，整个演出大厅听不见轻声细语。很明显，我回到了苏联，不过不是今天的苏联，而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这个遥远的莫斯科保护国里，赫鲁晓夫从苏联民众中驱逐出的可怕的诡秘幽灵，在这里找到了它的避难所。现在它就像斯大林对“没有信仰的”德国人的诅咒，在这里游荡，占据了东德这片废墟。
这部剧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有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从中我感到的只有斯大林时代早期那种卑劣而原始的意识形态……
● 7月6日—8日，贝尔格莱德
我应邀拜访铁托总统，与他共度了一个小时……他直言不讳：你们美国人要想保住权力和尊严，必须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他对古巴很感兴趣，我对他说，我们已经表现出了充分的耐心，对此他并没有异议，只是微笑着说——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偏见——问题在于，同时面对强国和经济上对他国有所依赖的小国，南斯拉夫总会倾向于同情后者。他想知道我认为是谁在影响古巴，是苏联还是中国。我没法回答他。我想两者都有吧。
我们继续讨论德国问题。他认为没人希望德国再次统一，他觉得赫鲁晓夫之所以对柏林感兴趣，只是为了让西方做出更大的让步，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对此地没有任何兴趣。他谈到赫鲁晓夫把柏林变成“自由市”的提议，他说他认为这应该包括整个柏林在内，而不仅仅是西部地区。我由衷地表示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