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美国与中国就任何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国内人士并没有抱太大幻想，而跟苏联之间是另一回事：美苏之间有差异，但是没有真正的潜在仇恨；双方在诸多方面相互尊重、互相敬佩，两国的民众之间也有互相欣赏的纽带；对中国人，我们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彻头彻尾的偏见。我们觉得，尽管我们可能偶尔在对华政策上犯过一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仇恨为什么如此深重。因此想要取得进展，中国共产党和我们都必须有所改变，而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问他对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现状是否满意，他说一切顺利。他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唯一批评是，美国人经常在对外援助计划上自相矛盾，先是制定慷慨的计划，然后又因为微不足道的限制和要求而损害它们。
● 7月19日，克里斯蒂安桑
读关于美国战后对外政策失误的著作有感
美国犯了错误并不意味着别人没犯错。至少就苏联而言，就是这种情况。从愤世嫉俗、令人生厌的警察视角出发，如何评判所犯的罪恶，以及这些罪恶当中夹杂的狭隘的狂热、怀疑、谎言、恶意和仇恨，又是另一回事。我有美国人的良心。对于那些诱导普通民众仇恨、欺骗、毁灭他人，以安排全体人类行为为己任的人，让苏联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吧。
关于二战的错误。这是一场直到1941年12月都不值得我们参与的战争，它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大规模的全球道德战了呢？绝对价值论岌岌可危，盟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神圣。
关于苏联与欧洲战争的错误。
关于对日本与中国的错误。美国和日本没必要争执不休。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发生争执，唯一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妥协和平，一旦日本愿意接受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就该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 8月10日，回美国的路上
现在回想起我在夏日的沉思，回想起此前的几个月……当然会有人向我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也有义务向自己提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每年收到五百份至一千份演讲和写作邀请的人，竟会感到自己不被别人需要？为什么一个人的演讲受到学生史无前例的欢迎，他却没有作为教师的成就感？
问题的答案在这里：
第一，邀请我讲座的人只不过把我当成了表演者，我的努力不过是填补了一些七零八碎的时间，并没有人真诚地希望我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并不相信讲座是有效的教学手段。我演讲的内容对学生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我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表演者而受到欢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跟教育应当取得的成果相背离。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最后，在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只有成为高层政治顾问，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这样的职位并不欢迎我。
我感到挫败，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我深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观点和见解大体是正确的——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证实，我的看法比我认识的人都要正确得多。然而，因为我的阐述很吸引人，所以听众都是带着事不关己的娱乐心情来倾听的。美国的政府和公众没有利用它们，也没有认真地思考它们。在民主党统治下，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不会有本质上的不同。目前就我对公众生活的贡献来说，我完蛋了，因为我一文不名，因为我激起了别人的嫉妒，我过早地正确预言了一些事情，因为吸引我国公众不得不借助大众媒体，而这些媒体没有能力欣赏和传播我的思想。
当然我也拥有一些真正的听众，他们对我的思想感兴趣，欣赏我、理解我。原则上说，我很乐意继续为这些人演讲。但是，除了通过大众媒体（它们常常混淆我的原意）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接触到他们，这就让事情比较难办，我对时事的兴趣和作为学者之间的冲突也让事情更加复杂……
[如果回到华盛顿的办公室］我发现自己又变回与那里大部分人完全不同的孤独少数了。从1947年到1950年，我只发挥了一种作用，那就是发出批判的声音，一种娱乐他们和偶尔刺激他们的声音，他们会带着某种仁慈的傲慢来倾听我的声音，但是只要进入政策制定的层面，开始真正的工作，这些人就会像弹落一只苍蝇一样对我弃之不理。
[1] 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研究美国对外关系中军事因素的专家，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当时凯南在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2] 凯南的女儿格蕾丝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就读。
[3] 乔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朝鲜战争中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他反对杜鲁门总统在朝鲜保持有限战争的主张。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一开始总统遭到了公众的严厉批评，但是当其他高级将领证明了扩大战争的确相当危险时，舆论出现了转向。
[4] 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英国诗人，早期作品洋溢着浪漫主义风格，在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之后，文风发生变化，突显出鲜明的反战风格。
[5] 凯南指的是他的第三个孩子，1949年出生的克里斯托弗。
[6] 1968年的密码簿中没有标注“F”代表谁。
[7] 谢苗·察拉普金（Semyon K. Tsarapkin），时任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
[8]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宣布退出“一战”并与德意志帝国停战，处于困境中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放弃大面积领土，以便集中力量清剿白俄势力。
[9] 7月，艾奇逊提到有可能在下一年派凯南为美国驻苏联大使。
[10] 演讲后来结集出版，就是凯南的《美国外交》一书。
[11] 从1951年开始，民主选举出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政府尝试收回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该公司一直归英国所有，控制着大量的油田和炼油厂。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推翻了摩萨台政府，扶植伊朗国王。
[12] 阿巴丹岛是伊朗主要的炼油基地，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航运的主动脉。
[13] 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1948年成功连任。由于第一个总统任期不满四年，而195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规定最多只能连任一次，因此1952年就杜鲁门是否可以再次参选总统曾有过很多争论。1952年3月，杜鲁门宣布不参加当年的大选。根据其回忆录的说法，他从未考虑过参选。——译者注[14] 戴维·布鲁斯（David K. E. Bruce）。
[15] 在这份声明中，苏联方面试图阻止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西德的军事力量，并将其与美国领导的联盟融为一体。
[16] 凯南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收于回忆录的附录部分，见《回忆录：1950–1963》，第327–351页。
[17] 欧洲防务共同体（EDC）协议是一份复兴西德军事力量的计划，该协议通过整合新的德国军队与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军队，减少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1954年，由于法国的否决，计划流产。
[18] 凯南的农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东柏林。
[19]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美国副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20] 霍默·弗格森（Homer S. Ferguson）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在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相关问题。
[21] 一些参议员质疑波伦对美国的忠诚度，因为他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口译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东欧送给了斯大林。参议院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批准波伦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2] 卡尔·麦卡德尔（Karl W. McCardle）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23] 迪安·腊斯克，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后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担任国务卿。
[24] 日记没有记录第二天谈话的内容。
[25] 多萝西·海斯曼曾长期担任凯南的秘书。
[26] 凯南在华盛顿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开设了一个研讨班。
[27] 凯南在普林斯顿的霍奇路买了房子，这样他骑自行车或步行就可以到达高级研究所。
[28] 《文化的焦虑》（The Uneasiness in Culture）是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名字的直译，1951年出版发行的英文版译为《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29] 这句话使用德文书写。
[30] 这句话使用德文书写。
[31]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00页。
[32] 日记中该名字的位置留下空白。
[33] 威廉·霍格斯（William Hogarth），艺术家，作品多讽刺18世纪英国的混乱和不公平现象。
[34] 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致伍德沃（E. L. Woodward）的信，1955年3月18日和10月16日，研究所人员文件，第19盒，凯南档案，藏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35] 西奥多·莫姆森（Theodor E. Mommsen）于1955年3月17日致恩斯特·康特洛维茨的信，出处同上。
[36] 李·康登：《乔治·凯南：写作生活》，威明顿：美国校际研究所出版社，2008（Lee Congdon，George Kennan： A Writing Life， Wilmington， DE： ISI Books），第73—74页。
[37] 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二战”期间负责报道伦敦战况，后主持电视节目《现在请看》（See It Now）。
[38] 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在俄国工作的美国红十字会官员，俄国革命期间承担了外交使命。凯南在1956年出版的著作《苏美关系，1917—1920：俄国退出战争》中提到了他。
[39] 《苏美关系，1917—1920：调停决定》（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1958年出版。
[40] 凯南指的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
[41]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伊利诺伊州前州长，1952年、1956年民主党推选的总统候选人。
[42] 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获奖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
[43] 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叛乱。
[44] 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做出反应，进攻埃及。苏联威胁，如果他们不撤军，苏联将会动用核武器。美国通过经济和政治施压让其盟国撤军。
[45] 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诺曼·阿莫尔是外交官和助理国务卿。
[46] 乔治和安娜莉丝的儿子克里斯托弗11月将满八岁。
[47] 《福尔赛世家》是约翰·高尔斯华绥以20世纪早期为背景撰写的系列小说，描述了一个英国中上阶层家族的苦难历程。
[48] 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美国将军，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官。
[49] 《纽约时报》，1958年1月12日。
[50] 见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958年2月20日写给迪安·艾奇逊的信，迪安·艾奇逊文件，第30盒，藏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斯特灵图书馆。
[51] 安东尼奥·萨拉查是葡萄牙的独裁统治者。“二战”期间凯南曾与他谈判在亚速尔群岛地区建立美军基地一事。作为政治家，萨拉查深得凯南敬重。
[52] 卡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是19世纪专写俄国问题的法国作家。凯南1971年编辑了《卡斯汀侯爵与1839年的俄国》（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一书。
[53] 苏联政府在1940年占领波兰东部以后，屠杀了两万两千名波兰军官，将尸体埋在卡廷森林。1943年德国人发现了埋葬地点，苏联政府坚称是德国人犯下了这一暴行。
[54]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55] 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和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是东德领导人。
[56] 威廉·富布莱特，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57] 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参议院多数派领袖。
[58] 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曾任美国驻德国大使。
[59] 此处应考虑到艾奇逊和杜勒斯在观点上的对立。——译者注[60]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久后因癌症去世。
[61] 凯南指的是195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提出的“脱离接触”政策。——译者注[62] 弗洛姆，德裔社会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哲学家，著有《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等作品。诺曼·托马斯，和平主义者，美国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莱斯曼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是探讨现代社会从众性的社会学研究报告。
[63]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帮助民主党杜鲁门政府管控工资及物价水平，著有《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1958）等。
[64]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8世纪英国作家，下议院议员，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二战”期间，在一次穿越大西洋的漫长飞行中，凯南阅读了爱德华·吉本的六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18世纪的经典著作影响了凯南的写作风格，也引发了他对帝国长期扩张可行性的怀疑。
[65] 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是1944年—1966年凯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的上司。
[66] 查尔斯·塞耶，20世纪30年代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朋友兼同事。
[67] 玛丽·诺顿·哈里曼（Marie Norton Harriman）是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第二任妻子。
[68] 罗伯特·梅奈（Robert B. Meyner）是新泽西州州长，民主党成员。
[69]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31页。
[70] 1957年，波兰外长亚当·拉帕茨基（Adam Rapacki）提出中欧禁核区计划，该计划与凯南主张美苏超级大国从欧洲撤军的思想相契合。
[71] 1960年5月1日，苏联在其领空内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机。华盛顿政府最初否认此事，后来苏方向外界展示了被俘的飞行员和U-2侦察机残骸，美方终于承认该机曾从事间谍活动。U-2事件破坏了原定几周之后即将举行的东西方首脑会谈。
[72] 维利·勃兰特，西柏林市长，后任西德总理，战争期间被派往挪威，与凯南成为朋友。
[73] 如果苏联和东德签署了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二战”，那么恐怕后者可能会阻止西方进入西柏林。西柏林位于东德境内纵深地带。
[74] 瓦尔特·乌布利希是东德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