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与普林斯顿（1961年—1970年）
1961年
1961年1月23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三天后，为凯南提供了驻波兰大使和驻南斯拉夫大使两个职位供他选择，凯南选了后者。
● 1月2日，普林斯顿
……选举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我一反常态，允许自己的名字用于肯尼迪先生的竞选活动。8月17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就外交领域的当务之急陈述了我的观点。10月30日，也就是大选前一周，我收到回信，他感谢这些建议，还表示无论大选成败与否，都希望“选举之后，能有机会与您见面”。
然而，总统选举结束快两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华盛顿的人或者新一届政府那里听到任何消息。跟1952年11月到1953年3月那几个月一样，毫无动静。同时，外交事务领域大多数高级官员的任命已经完成，要上任的大多是我的朋友……新闻报道中没有提我一个字。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就算现在给我提供一个职位，也能明显看出在新政府成员的心目中，我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信任。
圣诞假期的这几天里，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的蕴意。毫无疑问，我遭遇了双重失败。作为公职人员，我已经失败了，福斯特·杜勒斯说政府并不打算用我，这倒不足为证，但是连朋友们也对我敬而远之，这就明白无误了。作为公众人物，我也失败了。八年来我写文章、做讲座、发表演讲，就时事阐述自己的观点，到头来，不仅这些观点没有赢得信赖，而且也没有人为新政府的外交事务中没有我的职位或声音而公开表示遗憾。或许，新政府没有任命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可以用艾奇逊的影响来解释。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新闻媒体对我的漠视。对此，我只能归咎于自己。
[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的肯尼迪邀请凯南和他一起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赴华盛顿。］● 1月10日四处打探之后才找到肯尼迪先生乘坐的飞机，我登上飞机，坐下读报，直到他出现。
飞机起飞后，他来到主舱，在我旁边坐下，点了午餐，然后我们一路聊到华盛顿。
他告诉我，近几周来苏联方面通过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什科夫（Mikhail Menshikov）与他进行了多次接触。为了中止这些非直接接触，他已经要求布鲁斯[1]与缅什科夫会谈，看看对方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给我看了布鲁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其中附了一份无署名无抬头的文件，缅什科夫在里面陈述了据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所有迹象都显示该文件是由赫鲁晓夫办公室起草的，并没有咨询更多人的意见。与缅什科夫本人的风格相比，这份文件显得更加强硬无理）。两份文件都强调了协商的紧迫性，并特邀美国就举办峰会一事交换意见。肯尼迪先生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应该如何应对。
我跟他解释说，我认为克里姆林宫有两大阵营，算不上界限分明但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一方完全不在乎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无须任何协商就能成功地干掉我们；另一方则不愿意彻底放弃沟通的桥梁。我觉得缅什科夫先生的陈述（里面特别提到了他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2]保持联系）表明，他个人是代表第二个阵营说话的。另一方面，这份书面文件可能并未咨询更多人的意见，因此措辞颇为强硬。我对肯尼迪先生说，他无须对这份书面文件做出任何正式评价，也不必给予任何具体的回复。至于缅什科夫和他的敦促，我说，如果我是肯尼迪，就不会在就任之前给缅什科夫或赫鲁晓夫任何答复。这些人无权以这种方式对他指手画脚，他在正式上任之前也没有义务与外国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至于就任之后，我倾向于，给赫鲁晓夫一封私人密信，告诉他，如果贵方真有诚意与我们探讨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主要分歧，包括裁军问题，我方会给予积极的建设性回应。但是谈及峰会的提议时，提出会晤的一方应首先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不能在更低层次和更常规的会议上得到解决。最近有一些人在莫斯科和北京散发的反美宣传资料上署名，不管怎么说，都很难想象一名美国总统与这些人会晤。我反复重申，信件内容要尽快成稿刊发，以免苏方公开或由其他渠道泄露出去……
他问我为什么认为赫鲁晓夫急于举办峰会。我说我感觉他的地位有所动摇，并解释了个中缘由。我认为莫斯科当局确实迫切希望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接下来获得核能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切。我认为，赫鲁晓夫仍然想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相关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他日渐衰败的政治命运。
肯尼迪参议员说他正在考虑对外政策小组的人选。他想知道是否应该在自己身边设立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不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只对他负责。他说他不想只听取来自一两个人的几种特定类型的建议。腊斯克[3]已经找他谈过，我们对老挝可能进行干涉。这样的重大决策应该更加广泛地听取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他不想走杜鲁门先生的老路，后者只有一位外交事务顾问，就是艾奇逊先生，杜鲁门完全依靠艾奇逊的建议。
我说那正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强调的：总统应该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不该完全依靠各个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我详细陈述了马歇尔将军对政策规划室地位和功能的看法，并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规划室对马歇尔将军来说很有价值。[4]我强调，基于上述原因，肯尼迪先生拥有自己的智囊团非常重要，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协助他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在为他提供建议时，无须对任何机构负责，亦无其他动机……
我们还探讨了驻外事务处和国务院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认为这两个部门的人员都过于臃肿，因此，凡是做事不认真和工作效率低下的人员都没有理由留任。我觉得，放眼全世界，我们正处于自去年春天以来就已经严重恶化的形势中，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世界上每个地区，都需要我方就政策和前景做出仔细的论证和最为谨慎的评估。这一切都需要积极的、不拘一格的重新考量。我认为国务院和驻外事务处之间的交情和共同利益过于深厚；政府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和更健全的管理。谈及这方面，我又回到刚才谈论的通信隐私问题，对于向新闻媒体透露消息以及与之联络的行为，我认为必须加强控制……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顺带提到已经立下规矩，正式就任前不会考虑任何外事官员的任命。为此他承受了来自政界的极大压力。他这样做是为了长远打算，他希望公务人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相应地用忠诚与勤奋来回报他。
他向我问起汤普森[5]，问他留任莫斯科是否合适。我说，如果汤普森能够留任是一件好事，哪怕短期留任也行。不过，我感觉他越早被召回国越好，这样总统就可以跟他探讨对苏关系。我说，这样不仅可以给总统提供一个听取宝贵意见的机会，而且有助于加强他日后与苏联政府沟通的能力……
[5月8日，乔治·凯南和安娜莉丝·凯南到达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必须承认，此时此刻我感到有些紧张，九年前赶赴莫斯科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甚至是在四月的同一天出发的，只不过抵达莫斯科的时间比到达贝尔格莱德晚了一两天。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初到贝尔格莱德的日子很美好。接受一个新职位总是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兴趣盎然。5月16日我在布里奥尼（Brioni）递交了国书，并受到铁托的热情款待。当然了，我对我们的谈话略感失望，因为它与去年夏天的那次谈话大同小异。在我看来，华盛顿换了新政府这件事对铁托总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后来证实，这一推测是正确的。到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来贝尔格莱德之前，我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政策的曲解严重影响了铁托，只要这一点得到纠正，他对我们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善。
但是，这些问题最初并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南斯拉夫的官员们对我个人是如此热情而恭敬，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只要通过适度努力，假以时日就能对当局的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我开始阅读南斯拉夫官方的新闻报道时，很快就意识到问题有多么复杂。这些报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似乎都是在反对我们。实际上，关于全球事务的每篇文章都显示出对我们动机的怀疑，以及对我们事业的反对。字里行间并非像许多国内人士臆想的那样亲苏，只不过苏联从未被批判，而我们常常受到批判罢了。报道所体现的似乎是一种极端的反西方主义、反帝国主义，是在与克里姆林宫竞争，而非向他们臣服。就目前的动向来看，他们似乎是欧洲最激烈的反欧反美力量。我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是在南斯拉夫媒体眼里，我们美国人是阴险、邪恶、诡计多端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者。
1962年
凯南大使改善美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努力饱受挫折。肯尼迪政府几乎没有出面干涉国会针对取消南斯拉夫最惠国待遇的关税贸易法案。与此同时，在关系到华盛顿的问题上，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继续与莫斯科或其他中立国保持一致。他的行为进一步激起美国国会的对抗情绪。凯南不断地在贝尔格莱德和华盛顿之间斡旋，努力将国内咄咄逼人的立法影响最小化，同时尽量让南斯拉夫保持克制。1962年的日记写在凯南的台历上，没有之前或随后几年的日记里那种漫长而散乱的段落。
● 1月11日，华盛顿
用了一下午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南斯拉夫问题的基本情况。
在麦克·邦迪家吃晚饭。菲尔·格拉曼、罗伯特·肯尼迪及夫人、施莱辛格夫妇和欧洲一体化建议的创始人莫内也来了。离开前，我和莫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讨论。[6]
● 1月15日
真是极其忙碌又不尽如人意的一天……
应邀拜访阿伦·杜勒斯[7]，从他那里前往白宫，就南斯拉夫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决策（总统要求我准备一份简报以向国会陈述）。
国务卿腊斯克在白宫会议后跟我谈话，要求我去纽约和大卫·洛克菲勒[8]见面，谈一谈私有银行政策与南斯拉夫问题。
● 5月28日
我去了白宫，与总统在一起待了近一个小时，出来之后对几名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6月，国会中一些重量级议员提出剥夺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包括在冷战时期声称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其他提案则将切断对南斯拉夫的几乎所有对外援助。在肯尼迪总统的支持下，凯南飞往华盛顿为反对此项立法进行游说。］● 7月2日下午五点去见总统，他还召见了劳伦斯·奥布莱恩[9]。总统明确提出，我个人去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并非明智之举，他建议分别拜会议员，竭尽所能地游说，各个击破。他告诉奥布莱恩先着手列出我要拜会的人物名单，并要求我就他的记者招待会提一些建议，还说我也要上电视。
我跟奇普和艾维斯去威斯康星大街的一家酒吧吃晚饭，非常不错。
● 7月3日
早起到国务院，八点半如约与乔治·鲍尔[10]见面。此次会见对解决我的问题既没有太大帮助，也没有太大损失。之后前往白宫，被领进总统办公室，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发言人约翰·麦考密克（John N. McCormick）已经在那里了。在总统的建议下，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恐怕很差劲，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想从我这里听到什么）……之后，冒着暴雨一路来到葛底斯堡，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我们的看法一致，他给议员沃克·贾德（Walker Judd）打了电话。然后，我顾不上吃午饭就去了农场，让司机回去休息，然后吃了一些点心。这天剩下的时间（除了在胡安妮塔饭馆吃晚餐外）都在杂乱的菜园中打理蔬菜，菜是琼种的，长势喜人。
● 7月5日
我来到国会山，走访了一位又一位议员的办公室，令人沮丧的一天。
[尽管凯南怀着强烈的意愿奋力游说，国会还是通过了惩治南斯拉夫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法案。不久之后，肯尼迪遇到了更严重的问题：苏联人正在向古巴部署核导弹。虽然总统尊敬凯南，但是在这一事件发展成为冷战最紧迫危机的过程中，他没有寻求凯南的意见。］● 10月14日早晨起来心情极为苦闷，不知是否应该辞职，无法做出决定。最后我被劝服（不仅仅是因为安娜莉丝的规劝，不过她的话让我最终下定决心）不要辞职。我出去走了很长一段路，感觉完全泄了气，自1953年以来，还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挫败。
● 12月11日
[梦境］最不着边际的狂想。在梦中举办了一个传统的聚会，有许多家长和年轻小姐出席。安娜莉丝死了，我显然又重归单身汉的行列了。我两次得到建议迎娶聚会上的小姐，两次人选不同，我照单全收。埃莉诺·哈德[11]也来了，她看起来年轻迷人，我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总算舒了一口气，这次是我认识的人——我要和她结婚。直到三个承诺全部许下之后我才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失措。毫无疑问，我最想娶的人是她。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遇，但就在要醒来时，我还把另外一位女士的父母叫到一边，抱歉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无法履行婚约迎娶他们的女儿。
1963年
凯南就国会取消对南斯拉夫的最惠国待遇一事抱怨：“我无助地待在贝尔格莱德。”他讨厌“对一条自己既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捍卫的行动路线……做出什么解释”。[12]几个月之后，凯南递交了辞呈，并于7月28日得到批准。尽管凯南尊敬和钦佩肯尼迪总统，但是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及后者遇刺的情况。
● 1月16日，华盛顿
下午四点半到白宫，先是遇见邦迪，之后五点钟与总统见面。他说要通过参议院对援助草案进行修订，取消对最惠国待遇设置的限制，尽管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他正在酝酿尽早答复媒体的声明，就声明的内容征询了我的意见。
[在巴黎参加北约会议之后，凯南花了几天时间跟儿子一起去旅行。］● 6月24日，荷兰，法尔肯堡（Valkenburg）
这几个月来，感觉自己就像行尸走肉，甚至都找不到从前的自己了。晚上和克里斯托弗在城里闲逛，突然在一本荷兰语版《俄罗斯与西方》（Russia & The West）的封面上发现自己的名字，“乔治·凯南”几个字正透过书店的玻璃窗凝视着我的面孔。看到这本书，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陌生感，比葛底斯堡和尼亚加拉瀑布带来的冲击还要强烈，封面上的名字似乎在问候“你好，陌生人”，我担心写这本书的家伙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我的个人生活与智识生活完全背离。当我处理个人甚至孩子们的事务时，思维就会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应该写写这趟旅行。但是写什么内容？写写这个西欧？以往我一直觉得西欧很神秘，很精彩，可现在感觉并不是这样。夜晚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个地方，意识想要就此写出点儿什么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里除了公园之外没有自然景观，没有自然景观做陪衬，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类体验。
为什么在铁路时代感觉就不一样？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当时我太年轻了？
[虽然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没有提到他和肯尼迪的谈话内容，但他的名字显然位列于总统值得交谈的人物名单上。］● 8月22日下午四点半到白宫见总统，他在五点钟接见了我，跟我谈了一个小时。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华盛顿。虽然凯南已经不再担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一职，但正如下文所述，对南斯拉夫事务的精通以及与铁托的交情确保了他在访问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 10月16日我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了好一阵，凝视着窗外秋日花园里可爱的花朵。之后，总统进来了，问了些颇为中肯的问题，并要求我回去准备官方声明和必要的问候词，会面到此结束……
直升机停机坪上，我们犹如置身于撒哈拉沙漠，在炎热的骄阳下站了几分钟，直到外形时尚、光洁耀眼、噪音十足的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飞来，稳稳地降落在停机坪上，挥舞着沉重的巨大桨叶，几乎要把我们从草坪上吹跑。登上飞机后，我们很快就没入云雾，从阿纳卡斯蒂亚河（Anacostia River）上空掠过……
飞机在威廉斯堡的一处停机坪降落。下了飞机，我们被安排坐上敞篷马车。敞篷马车车身宽大，是严格照殖民地时代的马车复制的。我们身后，一位穿着18世纪服装的黑人小伙子充当侍者。我非常开心，这马车正适合布里奥尼的利比扎马[13]来牵拉。我们徐徐穿过这座舞台一样的城市，路过尖桩栅栏，路过为生活而忙碌的家庭主妇——这里是美国最后一处可以怀旧的地方，可是这个国家一边将它视作纯真年代的象征，喜欢它的多愁善感，一边又在忙着毁掉它。天色渐晚，大街上看不到几个行人。除了有些敬意、有些好奇之外，我对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有一小群人聚集在铁托和布罗兹夫人的房子边，这些人是分派给他们供其调遣的。我们在那里停下，让我既高兴又欣慰的是，迎接我们的是一阵礼貌的掌声。（哦，要是其他美国人也能这样彬彬有礼该多好啊！）
1964年
这一年的日记数量极少，凯南在日记中再次反思为什么他在加利福尼亚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还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家庭生活充满了宽容和爱，但有时也会让人感到烦躁。
[途经日本时，日本国际文化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邀请凯南发表演讲。凯南和安娜丽丝在加利福尼亚经停，看望居住在那里的女儿格蕾丝。］● 5月21日，圣弗朗西斯科机场每次来到西海岸，心中就会立刻泛起一种陌生感和厌恶感，我发现此刻自己又在跟这样的感觉做斗争。说这里陌生，是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像外国（美国其他州的所有地方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说它讨厌，我想是因为它声称属于你，从表面看也属于你，但是你身在其中却深感陌生，这种感觉让人厌恶。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这并非我与加利福尼亚的斗争，我对它无能为力，这是我自己内心的挣扎，是我无法接受它。这种挣扎正如英国人初到美国时所经历的一样：决心对既有的一切宽容，接纳和理解，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我由衷地想起我在旧金山的挚友，想着他们我便马上得出（完全契合我所了解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知识的）结论，加利福尼亚人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如果将他们带离这里，他们很快就与常人无异了。也就是说，他们是本地产生的流行性大众精神病的受害者。我问自己，这些信奉新教的英裔美国人居住西部山麓地区是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解，是不是这种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是不是伊比利亚人居住在这里更合适，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开发和破坏这里，或许比我们的方式更合理？不过，之后我发现这个想法实在是不厚道。我想，啊，天哪！又来了，我又开始批判了。
● 5月24日，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
前门都锁得严严实实，我徒劳地想寻找一扇打开的窗户。绵延数百英里的门前草坪上居然没有一条长凳，没有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后院显然要好一些，空间利用更充分，更方便进屋。这让人怀念欧洲那种如诗如画的庭院，就算最不起眼的庭院也有石凳、喷泉，啊，有小鸡东跑西颠地四处啄食，有一两块不那么规整的可供栽种果蔬的小农田，还有一两个很实用的阳台。
美国人对门前草坪的利用简直荒唐，从来就没有多少合理之处，引入汽车之后更糟。这个国家需要重新找回大门、围墙和古老的庭院。
[在日本逗留一阵之后，凯南夫妇想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苏联，然后再转其他铁路线前往挪威。凯南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申请旅行协助，但只从以毫无助益而著称的苏联旅行事务处那里收到一个简单粗暴的答复。气愤之余，凯南决定从东京乘坐飞机，取道曼谷、新德里、德黑兰、贝鲁特和日内瓦前往奥斯陆。］● 7月1日，自曼谷至贝鲁特途中凌晨时分在新德里转机，停机坪上炙热的水泥跑道仍散发着灼人的热量，印度机场睡眼惺忪而又古板的工作人员用急速而古怪的英语说着简短的指令，催促我们。在死气沉沉的过境转机大厅里，日复一日地售卖乡村手工艺品的人看起来格外令人同情。如我们所见，他们在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但又污秽不堪的国家里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
入夜后继续前行，接近德黑兰时，黎明渐渐地追上我们，在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一条可爱的光带在明亮的星星下面闪着微光。自离开日本之后，第一次在德黑兰享受到一丝来自群山的凉爽芳香的空气。
● 7月5日，奥斯陆
我虚构出这样一封信：“想象一下，每当你看到一个夺人眼目甚至有着异域风情的女性身姿……在那神秘而迷人的大门背后，却是做不完的家务：照顾孩子，换洗尿片，看望亲戚，为病患困扰，因经济拮据而愁眉苦脸，跟她亲热正在兴头儿上的时候，她却打断你：‘你记得钥匙放哪儿了吗？’最后年老多病，风华不再，依附他人过活。”
1965年
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这令凯南的忧虑与日俱增。5月，他在给安娜莉丝的信中写道：“事态的发展令我非常震惊。在我看来[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14]当年底，凯南公开表示反对这场战争。2月，他前往父亲的母校瑞盆学院（Ripon College），这激起了他对父亲的思念。夏季，凯南和儿子克里斯托弗前往俄罗斯旅游。
● 1月9日，普林斯顿
昨天我买了这个笔记本，希望它能帮我找回思考和感悟的好习惯，加深我对当前形势及其意义的理解，让我永远牢记生活中悲剧的一面，而不仅仅是懊悔、沮丧或者顿悟的特殊时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我的奋斗和问题。这不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努力了，如果成功的话，那倒是头一回。
在这个昏暗多雨的一月下午，我开始记录眼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用说，我目前在普林斯顿的生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家人和家务，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公共生活”。压力是如此之大，我继续这么过下去，就永远不可能抽出半点儿时间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样的生活确保我有不错的收入，让家人过得体面，能给孩子和孙辈提供一个家庭聚会的场所，能让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我都履行了一个杰出退休外交官和资深学者的职责：发表演讲，在一些委员会供职，审阅书稿，接待访客。可这样的生活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少之又少，这不是最健康的生活。就我而言，智识生活增加了——让我用俄语来表达[15]——人的需要，只有以将家庭的幸福和宁静为代价，才能获得满足。因此，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危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应该下决心，要么（a）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公共生活”，至少每年抽出一大段时间解放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富于创造力的活动中去；要么（b）勉强自己妥协，安心过这种毫无创意的生活，隐退到乡村去，至少在那里我还能更健康、更开心。（对你而言的确如此，但安娜莉丝会怎么想呢？）
我不正是因为缺少决断力才原地踏步的吗？
我真是受够了。
● 1月14日
有些人提起教学带来的满足感，我从来都没有那样的感受。从个人角度来说，教学过程对我很有帮助，它能督促我阅读、思考和组织思想。但除此之外呢？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只有那么四五个学生对学术感兴趣。但是，即使最优秀的学生也难以彻底摆脱旧有的习惯和精神状态：三心二意，自我感觉良好，缺少真正的智力训练和超然的心态。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尽管你努力培养这些聪慧的年轻人，但是整个环境——茫然、华丽、庸俗、失控——最终会占据并耗尽他们的生命。
● 1月20日
今天是约翰逊先生宣誓就任总统的日子。一整天我都竭力对此事不看不听不想。难道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我被华盛顿踢出局了？也许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这个人代表了什么呢？油腔滑调、土里土气、玩弄权术、满心乐观、自满的沙文主义，再加上牢骚满腹、忧伤埋怨、土气的长腔、当代得州男人的幼稚滑稽，这些融合在一起可能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美国，但不是我的美国。或许从内心深处讲，我希望被再次起用，但是我知道，如果这真的发生，自己又会后悔。
● 1月25日
我被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击败了。看起来我已经无法胜任任何严肃的工作，无法去感受，无法去思考。但是，我不愿意通过纯粹的消遣来填补这样的空虚。我渴望发生一些事情，来让自己集中精力，再次充满活力。我宁愿受苦也不愿意变成现在这样。啊，我的天父：这是灵魂危机还是年龄危机？如果是后者该有多么悲哀！
[凯南受邀前往威斯康星州瑞盆学院发表演讲，那里激起了他对父亲的复杂情感。］● 2月，密尔沃基市车站周围：被煤烟熏黑的小公园，“区间列车”发车点前的办公大楼，布拉茨风格的各色酒馆，看起来与从前别无二致。从铁路站场和昏暗小巷里吹出的风裹夹着难闻的气味，卷起肮脏的灰土，尘埃之后依然是熟悉的廉价香水味，渗透出一股凶险的罪恶气息，让人联想起酒吧深处的密室、公车站的水手、艳舞剧院的后台，还有露骨的色情卡片。这味道一直没有改变，如此冷淡又让人如此不安，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从这个广场踏上去军事学院的路，又从这里下车返回家乡……
在瑞盆学院，我被安排住进来宾公寓，我知道这里是我父亲读大四时曾经住过的地方。即使是今天，看着这磨损的地板、单调丑陋的窗户以及隔间磨损严重的舌榫，也不难想象我父亲在这里居住时的情景……
晚上，在陈设简单的体育馆里，我向几百位听众发表了正式演讲。这里有发亮的地板、外伸的篮球板以及一股淡淡的网球鞋汗味。像往常一样，我对自己的演讲很不满意，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嗡嗡作响的扫雪机那样匆忙了事，我无法评价演讲的效果，真希望自己没做过这个演讲。结束后，他们非常慷慨地邀请我去一位教授家里喝上几杯。
回到来宾公寓，关上灯，坐在窗前观看外面的暴风雪夜景：积雪成堆的校园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洁白而空寂，黑秃秃的树干在窗前轻轻晃动，又隐没在漆黑的夜色中，白雪漫天飞扬。连日来的瑞雪让每个人都感到不适：扫清、吹积、净化、覆盖了世间万物，充满怜悯又不偏不倚。我凝视着夜空，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情感，想起了去世已久的可敬的父亲：那个羞怯而孤独的男人，那个将精神寄托在不该寄托之处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剑桥大街那个寒酸破旧、闷不透风、幽闭压抑的房间里留下自己卓越而高雅的精神印迹。但是，没有人理解他，我也是在他离世之后才逐渐开始理解他的。因为孩童时期的粗心、自己的麻木、无谓的过分羞怯，以及一家人对于亲情表达的迟滞、怯懦和恐惧，我伤害了他不知多少次。我想起他曾经在这里学习，想起了我们各自的孤独，想起了我们对彼此犹疑、木讷和无助的感情，无时无刻不纠结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细枝末节，想起了将我们分隔两世的时间与死亡。我突然想，当时我们是不是并没有那么亲近？肯定有过这样一个夜晚，他就站在这样的一扇窗前，穿着农家孩子的破旧衣裳，看着外面的暴风雪，就像我现在这样，看着四周的土地从山边消失遁入黑暗，看着那边冰雪覆盖的乡村。在那年少的岁月里，他会疑惑在这样的夜晚远方到底有什么，相对于此刻漂泊已久经历丰富的我来说，当时的他肯定更加困惑。时间和死亡的间隔真的存在吗？在这一刻，就生者而言，我们没有与逝者产生共鸣和休戚与共的感情吗？雪片飘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想一想《呼啸山庄》），那难道不是父亲的双手在敲打吗？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脑海中就有了这段愚蠢的谈话，在无眠的时刻，它喋喋不休地述说着，就像一首难听的歌曲在你的脑海中回荡，虽然你并不想听。
“父亲，父亲，我来到这里，想重温您当年的情景，由此来接近您，这样做对吗？是不是有些多愁善感？我本来可以给您更多，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弥补有用吗？”
“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我的儿子，没必要再提起那些往事了。这个时刻与你所想的一样，这场雪一如当年，虽然相隔九十载，但分毫不差。那些逝去的岁月，就不要去回想了。追随你的本心，当你的生活遭遇灰暗和波折的时候，如果可以就给自己一点儿时间休息。心情欢畅地去欣赏这暴风雪和美丽的夜色吧。大雪漫天，冷漠无情，将世间万物掩盖，去感受其中的哲理吧。如果你能感觉到一种亲近，你要知道这种感情是真挚的，时间和空间都无关紧要。此时此刻你所渴望的亲近就源自灵魂的深处，而非其他时间和地方。”
这天晚些时候，他们邀请我去一个名为共和党之家（Republican House）的餐厅，在那里为我举行送别晚宴。这家餐厅距离被称为共和党诞生地的那个小建筑只有几步之遥。我猜想离得这样近，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很可能是为了招揽生意，将对党派的忠诚与赚钱的渴望结合起来（就像普林斯顿的一些理发师会在店里贴上自己过去在足球队的照片一样）。真是有特色，我不怀好意地想着。墙壁上装饰的都是共和党杰出人物的签名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最近过世的乔·麦卡锡的照片，不过学生们把它偷走了，经营者的商业本能盖过了政治敏感，最终决定将这个地方空着。就算没有麦卡锡，我也感觉自己正在一种凶恶目光的监视下吃饭，虽无明显敌意，但是高傲专横，傲慢无礼，无法忍受我进行些微的哲学和理论思考。饭菜不合我胃口，很显然照片中的人物也这样想。我在失眠中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次没有父亲，只有明亮月光下共和党人那不友好的、怒气冲冲的眼神透过窗户盯着我……
● 2月4日，华盛顿
我到参议员餐厅与仰慕已久的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共进午餐，很久没像今天这么激动了。共进午餐的还有《华盛顿邮报》的马腾先生，以及德国的通讯记者梅耶先生。
沃尔特·李普曼为了他的文章，试图从我和丘奇口中套取我们对新孤立主义的态度，我们都对此非常反感。
[为了报复越共对驻扎在南越波来古市（Pleiku）美国空军基地的袭击，约翰逊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约翰逊政府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来实施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对北越进行持续的地毯式轰炸。］● 2月7日今天，我听说了在越南进行报复行动的消息。不可否认，挑衅行动很过分，但对越南的轰炸也只是某种急躁的逃避主义，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 4月24日
今天我突然觉得：现在重要的不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毕竟这只对我自己有意义），而是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从现在起，我的生活要注重表象，现实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不过，就算我成功地制造了这些表象，自己也万万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对别人来说，这些表象可能有意义，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该寻找机会抛头露面。我必须像一个很少登台的演员，这样就好。
想一下：每次在人前抛头露面，怎么才能满足这群人对你提出的最高最夸张的要求。这意味着你不光要有空洞的伪装，还要有内容，当然这内容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装点门面而已。
● 5月4日，日内瓦
[在成功发表一次公众演讲之后］我盖着毯子郁闷地躺在床上，直到晚饭时间。独自吃了晚饭，之后又一个人出去散步，在雨中走了很远，路过湿淋淋黑黢黢的公园，内心感到极度悲哀和无助。我试着教导自己要像幽灵一样看待一切，不过仍可透过帘子向外瞥一眼：脱离肉体，脱离人性，意识到所见的一切对自己来说毫无意义。
● 5月21日
今天是非常糟糕的一天，虽然比昨天稍好些，但还是相当差劲，走路时感觉脚下就像踩棉花一样虚软无力。
早晨先是为出门做准备。十一点半，白宫的埃里克·古德曼（Eric Goldman）打电话来，说总统邀请我参加6月14日的白宫艺术节（White House Festival of the Arts）并在午宴上发表演讲。时间很紧张，要重新调整旅行计划。
● 6月10日
我坐在伦敦机场闷不透风的转机休息室里……
此刻，我回想起自4月离开美国之后，这几个星期以来历经的痛苦、徒劳和失望。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打算，但肯定不会像近几个星期一样碌碌无为。
我认识到，这种苦闷说明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生活环境？应该不是后一点，因为生活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变化，即使不能绝对地说与我的年龄有关，但至少也和我目前所处的生活阶段有关系。
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大致如下：
除了生活琐事之外，其他一切都不予考虑。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获得成就感和追求幸福的生活到此结束。从现在开始，生活基本上就是等待和迎接死亡。我的演讲结束了。我对时代的价值终结了。在我承担的责任中，无法摆脱的很多，但我还能承受。这些责任很分散：有家庭的，有高级研究所的，有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16]的，还有经济上的；这些责任，再加上为了让我在高级研究所的职位看起来不那么像个闲职而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工作，耗尽了我现有的精力，也阻碍我可能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我不应该试图从事教学工作或者与学生接触，因为他们想从我身上获得的是我最不想给他们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如他们所愿：从个人的角度，针对当前的时事，不假思索地就回答他们随意提出的不负责任的问题。在学科范围内，当然我可以授业解惑，但我首先希望能有一段时间来做必要的准备，而我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允许我实践自己教学方式的环境。我在校园里现身引发的是别样的期待。我的声誉如影随形，像一个必须佩戴的面具，这面具如此迷人，以至于没人对面具之后真实的我感兴趣。我不介意教历史，但是我发现学生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兴趣。说实话，我多少也是这样，多数时候都是从关注个别细节之处开始，然后对某些人物感兴趣，抑或是好奇即将揭开的秘密（例如《希森文件》[17]），我年轻时，也只有在想要追寻问题的答案时才对历史发生兴趣……
理想的生活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不用担心财务压力，不用为制约美国人生活的应酬而发愁，不用去纽约，也不用顾及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更不用担心汽车的修理和保养问题。我应该去林荫小径上漫步，有时一个人，有时有人陪。最好有那么一位可以陪在身边解解闷，又不至于令人劳神的女士。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事吗？或者说这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割舍。我真的有勇气放下吗？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我多年来宏大的抱负和愿望？它们已经深入到我生命的每一个毛孔。放下就意味着我要背负内心的悲伤、回忆，意味着我要认识到生活可悲的极限，意味着我要时刻提醒自己眼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切：依赖你的人，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观念、曾经的失败、备感内疚的极度懦弱行为、待人的不公正、或许暂未发生但确将发生和必然发生的悲剧所要承担的责任；一句话，生活根本就是一场悲剧。认识到这些肯定会让你动了怜悯之心，这必定是你生活中要背负的一个残酷的重担，它会减慢你的速度，放缓你的语速，染白你的头发（其他事也会让你变得两鬓风霜，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明显）。
我有力量坚持下去吗？原本乐观明朗、充满希望的我，在未来生活的每个时刻里都要如坐牢笼吗？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退休生活会不会让我身心衰退？我常常说，过了六十岁的人，如果不想变得了无生气而有失体面，就得遭受身体的苦痛或者其他苦难。
身体的苦痛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其他苦难呢？对我而言，过去一两年来承担超负荷的办公室工作，这或许增强了我对休闲和消遣的迫切渴望。处于我这样一个位置上，一种更平静的生活方式能否让我更轻松地面对生活强加给我的自我否定呢？
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海拔高度在下降，我无法辨别绵延在我们下方的海岸线（因为航线看起来不太对头），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
[白宫官员希望利用国家文化精英的声誉来装点约翰逊政府的名声，他们提议举办白宫艺术节。但是，此次活动却因高调拒绝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和其他几位诗人参加而受到影响，这些诗人反对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以及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新上任的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主席，凯南感到自己有义务出席这次艺术节。他自己承担差旅费返回了美国。凯南修改了发言稿中的一段内容，表示抗议的艺术家有权参加艺术节。］● 6月14日到了华盛顿，没人来接我。肾结石让我走起路来很费劲。看起来机场的行李员数量不足，我费力地拉着行李，打车去了达科之家（DACOR House）[18]。换好衣服，然后出发去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重新写了两段演讲词，内容有关于艺术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然后上楼吃午饭。
我坐在主持人身边……约翰逊夫人坐在演讲台的另一边。古德曼[19]说我新写的两段演讲词会冒犯总统，我问道：“我们是他的正式嘉宾吗？”古德曼说是的。因此，我决定略去这部分内容。
午餐之后，我发表了演讲，尽管音响非常差，但是演讲的效果非常好，约翰逊先生似乎很感激我没有提及政治内容。
午饭后：与新闻媒体迅速沟通省掉的两个段落。然后去白宫观赏音乐节目：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演奏，演唱者是罗伯塔·彼得斯（Roberta Peters），节目非常好，让人莫名地感动。
随后返回达科之家，换好衣服，感到非常疲倦，又出发赶往杜勒斯国际机场。我欣赏着航站大楼，帐篷一样的楼顶漂亮极了。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登机前往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