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凯南一直想重访苏联。在确定1952年苏联外交部的驱逐令“不再有效”后，他和儿子踏上了苏联之旅。[20]］● 6月21日，布达佩斯我们乘坐的苏联卧铺列车非常干净，也非常漂亮。再次听到一门自己会讲的外语，感觉真是好极了。
火车晚上七点发车，整晚都在粗糙的路基上咔嗒咔嗒地高速行驶，一路高低起伏不平，这种颠簸终于让我的肾结石发出了抗议。我们所在车厢的列车员来到包间看望我并询问情况（后来她解释说：“从您的眼神里能看出您身体不舒服。”）
午夜时分，边境检查站的第一次入境检查就把我们弄醒了，这样的检查接下来还会有好几次。我估计当时是凌晨一两点，我们在苏联边境车站下车，兑换卢布，出示旅行文件。等我出来时，火车开到了别的位置，工人将车身下的标准铁轨拆除，换上宽轨。随后，我们再次驶入夜色之中。列车穿越喀尔巴阡山时，我和克里斯托弗一直都在睡觉，醒来后列车正穿过利沃夫（Lvov）南部丰饶的加利西亚平原。到达利沃夫的时间大概是上午十一点（由于时差关系，我们的时间延后两个小时）。接下来列车一整天都在穿越西乌克兰的广袤土地，强大的柴油机车行驶在铁路上，比起我早年在莫斯科任职时期的机车有了极大的改进。我们按时抵达基辅。
● 6月24日，基辅
上午出发去机场，旅行社的导游陪着我们，还有一位相当糊涂的司机。我们乘坐的是前往莫斯科的苏联喷气式飞机，机上有一百名乘客，非常舒适，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大使派马克·考麦克先生（Mac Cormack，普林斯顿，1956年）到机场接我们。我们乘车驶过宽敞的马路，沿途八到十层高的楼房鳞次栉比，最后到了斯巴索大厦[21]。那里看起来相当豪华，档次比当年提升了不少。
时间刚够换套衣服，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科勒大使夫妇[22]为以色列大使夫妇准备的送别午宴。结束后大使馆的司机开车载我们到城里转了一圈，中途停下，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
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23]及其助手在住处吃了一顿便饭。尽管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但是用餐非常愉快。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敬意，不得不说他是一个能干而老练的政治家，亲切，讲道理，也不乏幽默感[他由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谢米尔诺夫斯基（M. N. Smirnovski）陪同］。
今天的诸多感慨和联想让我过于兴奋，睡意全无，一直读书到深夜。
● 6月26日，诺夫哥罗德
眼前是一幅令人愉悦的景象：湖岸广阔平坦，湖水宁静澄澈，古老教堂的穹顶点缀岸边，北方夜空中的万丈余晖洒向万物，波罗的海清新而热情的微风吹过水面，人们在湖滨垂钓、散步或者在湖里游泳，像苏联人惯常一样散乱无序，一两艘帆船开着马达懒洋洋地逆流而上，正在进行一场帆船比赛（他们从哪里弄到发动机的？）。
● 8月8日，挪威，兰德苏德（Randesund）
夜晚，我读着埃德尔[24]对亨利·詹姆斯与屠格涅夫关系的论述，内心充满悔恨，多么怀念被我放弃的至爱——俄罗斯历史与文学，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给以赛亚·伯林写了一封信。
● 8月19日
最后一个夜晚，接近黎明时分，梦见我和克里斯托弗被无情地拖到一个无名的出口或入口，我清楚地看出那就是“绝路”。我认识到已经无处可逃了，任何挣扎都是徒劳。但让我感到高兴和宽慰的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未必是克里斯托弗的命运，他有权活下去，有权向生活索取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更好地活下去。我这样告诉他，跟他解释，接着梦境就渐渐淡去（或者说，现在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个男人在散步。那是一位医生，我知道他的病已经无药可治。我随口对他说：“你和我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都不多了。”我等着他反驳我，说我的情况还不至于此，但是他没有。
醒了之后没感到特别沮丧，更重要的是，并不害怕。现在，我们应该能搞清楚有意识的判断和潜意识的判断哪个更准确了。
● 9月2日，普林斯顿
今天，我遇到了东京国际文化会馆的鹤见先生（Y. Tsurumi），他刚刚从基辛格先生[25]为期数周的哈佛大学研讨班毕业。在参加研讨班之前，他去了越南，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对越共犯人公开行刑的场面，非常震惊。他说因为对越战争，美国在日本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感到担忧。
● 11月9日
傍晚六点，安娜莉丝试图调出一档纽约电视新闻节目。她没有找到纽约台，却收到了另一个台，我们看到了美国东北地区灯火管制的新闻。晚上去麦卡特剧院（McCarter Theatre）观看《广岛之恋》。电影播放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移开视线不去看，其余的时候只瞥上几眼也是顿生厌恶。我无须他人提醒也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恐怖，我也不喜欢看别人的亲密举动，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我觉得空洞做作。
● 11月23日
下午去纽约看望吴丹[26]。可能的话，我打算写几篇有关越南的东西。
● 12月2日
我写了一篇关于越南的文章，黄昏时分给凯·格拉曼打了电话，她同意发给《华盛顿邮报》，星期日刊发。
● 12月24日
[梦境］我只身一人，又回到了单身汉的生活，生活在一个不错的欧洲城市里。
像在其他很多梦中一样，我到郊区去散步，回城的时候却找不到归路。我在一个可能是公园的地方，周围都是黑人，还竖着一些身材高大、毛发浓密、面相凶狠的非洲或亚洲神灵雕像，其中有一个色情雕像。后来，我租了一间公寓，里面只有一张白色的大床。公寓悬在一个公共广场的上方：就在户外，暴露在外人面前。我发现自己睡过头了，周围的人都已经醒了，还发现自己穿着极其暴露。
接下来的梦里，我正在吃鸡肉，但是吃到鸡腿的时候，发现它们变成了人的形状，就像一个蜡人那样，我冷冷地咀嚼着，因为安娜莉丝和其他人说我不该浪费那么多好吃的鸡肉。
1966年
尽管1966年的日记没有提及，但是凯南2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说的证词表明，他在反对越南战争扩大化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毕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而战争正是打着这个旗号进行的。数百万电视观众看到，凯南力争，即使不考虑战略因素，“美国人”进攻“一个贫穷无助，特别是不同种族和肤色的民族”，也会给美国的全球形象造成“心理伤害”。他强调“以坚定而勇敢的精神改正错误立场……比固执地追求不切实际、没有前途的目标更能赢得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7月4日发表的著名演讲来总结自己的证词，“美国想要以全人类自由和独立的支持者自居”，它首先应该是“自己的拥护者和维护者”。[27]
● 4月6日，普林斯顿
[梦境］在一栋和华盛顿军事学院类似的呆板建筑里。我通过某些途径知道，在我办公室斜对面的房间，屋里的人将被谋杀。我走出办公室，迈向台阶时路过他们的门口，我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遇害，或许这时候办公室里已然尸体横陈了。
在楼外宽大的台阶上，我发现四周围着不少人。我想把整件事告诉他们，建议他们到办公室去看看，要是谋杀案还没发生，他们还来得及去阻止。但是，我突然又想，我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们会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为什么之前只字不提。我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被自己的犯罪意识所束缚，这其中的含义我没有认真思考过，或许情况比这还要糟糕：缄默意味着我就是这宗罪行的从犯。
[凯南坐火车从芝加哥出发前往萨克拉门托看望格蕾丝，并在周边地区做了几次演讲。安娜莉丝则乘飞机前往萨克拉门托。］● 4月11日，前往萨克拉门托途中列车一整天都在贫瘠的崇山峻岭中穿行，岩石遍布，山上散落着令人难以容忍的、糟糕透顶的房屋。我从没见过这么凌乱和丑陋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居住在这里的人该是多么憎恨这个地方啊，否则怎么会如此恶劣地对待它？
对美国西部来说，我们这个种族——也就是白人的到来，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无可挽回的灾难。
● 4月13日，自圣弗朗西斯科赴蒙特利途中在讲英语的白人到来之前，这里的乡村一定非常美丽。白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让我充满厌恶和蔑视。我真希望这里发生一场大灾难，人口就此锐减，让这里抚平伤痕，最后返归自然状态。
● 4月16日
四天来心情再次跌落谷底，不知为什么加利福尼亚会以这种方式影响我，晚饭时我和安娜莉丝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努力向她解释，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异国，甚至是微妙的敌对国。如果它对，那我就错，如果它有价值，那我就一文不值，等等。不过我知道我的有些话既主观又情绪化，只要一度假，我就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 5月1日，普林斯顿
我和一些学生聊天……探讨越南战争和决议草案的问题。
[梦境］我回想起昨晚的梦境发生在布拉格。我和一个美国代表团在一起，不是官方使团，而更像是某种参加学术会议的代表团。梦的主要内容记不住了，但是我能回忆起最后一天开的会，是个社交而非官方性质的告别宴会。有一个黑人女秘书对我一直很友好。临别时，我心中对她充满了欣赏之情（与性无关），于是倚过身来吻了她一下。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的行为正受到严密的注视，而且必定不会被我那目光如鹰隼般敏锐的贤妻所理解。
● 5月6日，马萨诸塞州，剑桥
与基辛格共进午餐，他现在已经完全从早年间的军国主义成见中脱离出来，认为我们的对德政策正让整个欧洲疏远美国，并且正在促成法俄重新结盟。
1967年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美协会（African-American Institute）赞助凯南进行了两次演讲之旅，他在旅途中思考了下列问题：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罗德西亚（Rhodesia）白人政府单方面宣布脱英独立、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统治，以及许多非洲人对白人统治的仇恨。在他旅行期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六日战争。
● 5月1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
说到种族隔离制度，最大的困境不在于鼓励各族群保留自己的特性，并发展壮大，而在于种族思想的推行方式冷酷、拙劣、僵化，太过于集权化……
很明显，南非工业快速发展，白人劳动力短缺，正在使黑人被迅速纳入劳动力大军，投入到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种族隔离制度的目的发生了冲突，让这里的很多人感到担忧。另一方面，工业发展增进了两个族群之间的相互依赖，繁荣和稳定的工业给黑人带来了好处，但他们忽视了这一点……
每年的7月4日，我们的总领事馆都会按照惯例举办多种族联合招待会（我很想问问举办这种招待会的用意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 5月14日
[金矿的工人］来自小村庄或者丛林地区。与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城内的居民相比，他们更原始，但也更有力量，很明显也比城里人快乐得多。他们与城里的人联系甚少。这些人不带家人，只身来到矿上，住在巨大的矿区里，就像士兵住在军营里一样。每个星期天早晨，矿工们都会成群结队地表演部落舞蹈……
我们被这些非洲矿工的强健体魄所震撼，他们比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班图人健硕得多，年轻而强壮。尽管他们也对我们白人不屑一顾，但与他们那些半城市化的黑人朋友相比，至少我在他们脸上完全没看到苦闷的表情。
● 5月20日
与一群黑人知识分子交谈，他们都是很有智慧、自尊心很强的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自上次战争以来，南非政府给这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施加了多么残酷的桎梏，政府以为人们会继续忍受，以为其举措能渐渐提升民众的待遇，从而最终被民众理解和接受，局势也会随之好转。但是，一些最出众的年轻人已经失望地移居海外。他们不仅与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还备受各方面难以数计的卑劣限制和歧视，其中很多即便是从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来看，也是不必要或多余的。
● 6月4日，赞比亚，卢萨卡（Lusaka）
我对这些人，尤其是来自南非和罗德西亚的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幸遭遇确实充满同情，但对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却没有多少同情可言。我在南非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即凡是有理性的西方人都不会向他们伸出援手，外国人试图直接向他们施加压力也非明智之举。这些外国人没有意识到症结所在。他们可能自以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实际上他们连自己的想法正确与否都没有确定。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或途径必定无法改善当前的形势，那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不过，这正是那些流亡政治领袖决心要做到的事，他们希望我们对此予以帮助。我现在能否在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情况下就与之接触？在我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 6月6日
此时此刻，一场战争正在打响。[28]我从小旅馆房间的收音机里得到消息，苏丹已经加入埃及一方。有六个或八个阿拉伯国家，其中包括四个非洲国家，已经与我们断绝关系。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性是，苏联和美国也卷进去。天知道我们会在那里耗多久……
在赞比亚，我第一次认识到，在苏联等国的鼓动下，亚非国家集团完全情绪化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是何等激烈。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它不负责任，也越觉鼓动他人的始作俑者不值得尊重。这些鼓动他国的人，合起伙来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并宣称西方列强联合干涉小国内政，接着又以最粗暴的措辞要求英国出面；要求英国撤出罗德西亚，然后又谴责英国没有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之后他们又要求英国制裁罗德西亚，接着便谴责这一制裁是英国意在伤害赞比亚的邪恶阴谋。对他们，实在没什么可以宽恕的。我看到我们的人民对这些小国充满仁慈，却备受谴责。在我看来，他们因为软弱而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又揣测我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居心叵测，是因为我们担心他们投向苏联人或者中国人的怀抱。我感觉他们对我们只有夹杂着仇恨的蔑视。他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实际上，与其说他们对我们感兴趣，还不如说他们对剥削我们感兴趣。与他们交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他们，撤出去，走我们自己的路，证明没有他们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在连续九个星期的旅行、演讲、辗转乘车、会见和酒店饮食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精神的倦怠远胜于肉体的疲惫，但是两者又互相作用。我有点儿反应过度，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偏见而备感痛苦，看一切都戴着有色眼镜。这对邀请我的东道主们、对我力图了解的国家、对非美协会和我自己来说都不公平。
● 8月15日，普林斯顿
关于黑人骚乱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29]这些言论如何影响人们的观点，值得研究。我突然想起，临近深夜的时候跟人说过，今天我只同情那些不幸的消防员和警察，他们不得不在忍耐各种烦扰的同时扑灭大火并恢复秩序。面对现在这种骚乱，我强烈支持他们，我知道此刻正在进行的白人对抗[30]是如此丑陋，以至于一两年之后我就会不得不替黑人说话了。
● 9月16日，马拉维，布兰太尔（Blantyre）
在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堂，我看到了基督如珍珠一般的白色脸庞、彩色玻璃窗上装饰的圣人和天使，这让人心绪难安，这些自然都是从英国进口而来的。这些形象并非按照这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因为这些让人疑惑的形象，即使曾经以肉体形式存在过的话，肤色也是黝黑的，因为宗教信仰中的形象是神人同形同性观念的一种投射……
我对这个亚热带地区知之甚少：气候炎热干燥，到处都是灰尘，凌乱无序，草丛和灌木里全是垃圾和粪便；黑人路过你身边时，会故意看着你，眼神和表情就像你不存在一样。从表面上看，这里的种族关系相对来说不是很紧张，感觉比较温和，很少见到赞比亚弥漫的那种压抑的愤怒或具有卖弄意味的趾高气扬。但是，也完全看不到至少像洛伦索马贵斯时代[31]那种自然的快乐。或许是我们错了？
● 9月20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
今天上午，去拜会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先生（Julius Nyerere）。他在办公室接见了我。我们的谈话内容由一位来自欧洲的女速记员记录。我和这位速记员坐在总统大办公桌的外边。尼雷尔先生是一个目光炯炯的小个子年轻人，穿着浅色非洲长袍。
我告诉他，我很钦佩他对国内发展与生俱来的掌控和推动能力，以及他对问题清晰无比的阐述能力。“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我并不排斥，我能够看到这个术语在他努力帮助民众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势。我觉得坦桑尼亚取得的发展都跟我们美国的立场无不关系，也正因如此，当我们的立场被歪曲、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我感到非常不高兴。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非洲国家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很难讨论，我们没必要做出防卫的姿态。我今天也不想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美国人有很多张脸孔，并非每一张脸孔都那么迷人。但是我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呈现给非洲的脸孔完全是慷慨和热心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动机竟仍然受到嘲讽和怀疑，我们居然还被当成帝国主义者或者新殖民主义者。我个人认为，就我们的身份而言，对待这种事态唯一有尊严的答复就是撤军，并长时间保持沉默不予置评。或许，我们对东非不采取主动的策略，让这里的人完全依靠自己，冷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相信我们对他们没有恶意，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合作便可以重新开始，不必像过去那样，我们付出了努力却遭到误解。
总统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不断强调美国不能从非洲撤军，就算我们想撤也不能撤。他说，美国和这里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现在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坚持到底。我没有继续坚持，只能说，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已经开始信奉孤立主义了，我在非洲看到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摈弃近年来的做法，通过撤离驻军和派驻分遣队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更好。
● 9月26日，加纳，阿克拉（Accra）
在非洲其他地方我已经见过贫民窟，很难会为所谓的贫困程度而轻易感到吃惊，但是阿克拉这种充斥着污秽和恶臭的贫民窟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回想起参观约翰内斯堡郊区时相对体面的非洲小镇，以及在我看来更加健康卫生的洛伦索马贵斯土著部落，更不要说索尔兹伯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整洁漂亮，我不由得想到，非洲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管理好自己，不会让南部非洲反抗不公对待的愤怒超出其应有的界限。
● 9月28日
非洲印象
在此我并没有为南非政府在种族问题上的行为道歉的意思，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下述情形未必有什么不好：在一个多种族社会里，如果每个族群都能保持其特性，彼此和谐共处地生活和发展，保证自身社会生活的完整性，能根据独立平等的原则发展和进步，而不是被迫同质化，这样或许更好。毕竟，一般来说，人们更愿意与起源、传统、经验和规则方面和自己相似的人群共同生活。尤其是我们美国人，无论我们怎样高调宣传相反的原则（看看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体系的情况），我们的做法似乎造成了族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对承认并实践“独立发展”的人的批判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于什么原因，通过立法强迫白人推行种族同化以撤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结果比实施类似政策的美国大城市好不到哪里去。
但是，我谈及这些情况，并不是说现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得当的，也不是说这种政策就是规范现代化大工业社区种族关系的一种灵活方式。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把种族隔离作为理论来谈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恰恰是后一方面让前往南非的游客不仅感到自己的道德情感受到冲击，而且不得不去质疑目前的政策措施——哪怕它们是合乎道德伦理的——能否作为当今时代一个民族社会成功发展的基础。“人身隔离”也存在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和荒谬之处，所有粗鲁的举动和残忍的行为都源于对行为表象的难以抑制的焦虑，纠结于所谓的肢体接触的危险。禁止某些孩子玩某些秋千的愚蠢警告，对分乘公共汽车和分用厕所卫生设施的关注，引出了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个黑人在教堂过道里打扫，白人监工对他说：“赶快扫，要是让我抓到你在祈祷，上帝都救不了你。”
1968年
1月30日，越共发动的新年攻势大规模升级。3月12日，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在这两件事之间，2月29日，凯南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支持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竞选总统。这个明尼苏达人此前刚刚宣布战胜约翰逊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凯南很鄙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因为他们忘记了美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具备“对人类不同观点应有的尊重”。凯南明确支持麦卡锡，因为他值得“我们钦佩，同情和支持”。[32]
虽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凯南也批评了学生反战示威的方式方法。在当年出版的《民主政治与左翼学生》（Democracy and the Student Left）一书中，他批判了示威者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凯南一家按传统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避暑，在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的别墅和周边地区往返航行。
● 1月30日，普林斯顿
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争论，是否应该继续就此和学生们辩论，这个问题让我备感煎熬。黄昏时分，安娜莉丝从佛蒙特州回到家，然后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有关越南的惊人消息[33]，看来我们午餐时的谈话一语成谶了。
● 2月6日
最近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即斯沃斯莫尔演讲（the Swarthmore speech）引发了大量读者来信。杂志想挑选一些有趣的来信，加上我写的回信或评论，做成一本小开本的平装书出版。我备受鼓舞，开始回信……
从越南传来令人恐惧不安的消息，西贡的战事进一步升级。毁灭的开端。
● 6月28日，自奥斯陆赴克里斯蒂安桑途中傍晚时分，到处都能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男孩穿着蓝色牛仔裤，女孩穿着李维斯牌牛仔裤，青春完全展现在那些怪异的服装上。他们看起来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让人厌恶。小广场旁边停靠着两艘快艇，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坐在广场的鹅卵石地面上，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直到午夜……
我突然感到，自己在极力克制对这些终究要存在的人的厌恶：他们一定要存在于某个地方，你不能把他们藏起来或者像电视节目那样关掉。既然如此，他们可能会在更糟糕的地方存在，还可能做更糟糕的事情。但是你希望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兴趣盎然，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潜在的青春美，并去培养这种美，而不是处于这样一种灰暗、瑟缩、压抑的状态。四十年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青年会扬帆远航，去野炊，在露天岩石小岛上燃起篝火，一起载歌载舞。所有这些事情，今天他们也可以做。那么，他们现在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绝望和挫败的状态呢？或许他们会说，这是对老一代的反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父母不会强迫他们这样穿衣打扮，强迫他们星期五整个晚上都坐在码头小广场沾满灰尘的鹅卵石上。他们的父母既然给他们提供了摩托车、小快艇和买大麻的钱，就肯定不会剥夺孩子更健康、更有益的消遣方式。或许家里单调乏味，电视节目也索然无趣，父母沟通能力有限，很少和他们交流。即便这样，走出家门也有其他方式打发时间，可以去图书馆，还有户外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桑德松（Sandosund）的码头虚度光阴。
● 7月3日，克里斯蒂安桑
从表面上看，挪威虽然不像美国那样发达，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典型的技术革命现象在这里都能一览无余……
人们总想知道这一切将带来什么。最大的可能是给人类的物质文明带来不安全感，因为现在的一切都依赖发动机燃料和电力供应。如果没有这些借助能源驱动的机器，人类就会变得非常无助，无法照料自己。要想过上独立而安全的生活，必须掌握的技能是：农业技术、捕捞技术以及一旦机器发生故障可以自保的各种手工业技术。但是，这些技能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甚至被彻底遗忘了。几百年间曾在各种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役畜现在也消失不见了。你可能会想，一个开明的社会应该保存这些技术和牲畜，至少是小规模地保存，就像18世纪的手工艺在威廉斯堡得到扶植一样，至少提供一个能回归更原始和更传统技术的核心动力。尤其是挪威这样的国家更该如此，如果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这里的自然资源几乎无法满足正常的需求。可是，不，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人这样做，人们对先进技术所依赖的精细劳动分工有着坚定的信心，对这种分工在很大限度上所依赖的西方发达世界的政治稳定性，也有着坚定的信心。
● 8月13日，赫尔辛基
相对其他地方而言，我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特点在挪威这个地方都体现得不是很明显。这是为什么？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尽管挪威人拥有令人赞叹的个性，但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点反而值得赞扬），他们很少在意思想的敏锐和精炼。或许他们对表演技巧不感兴趣（这一点不太值得赞扬），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我就是一个演员。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方，我都不曾像在挪威这样，感到这样默默无闻，这样不受欣赏，这样碌碌无为。
● 8月19日，自克里斯蒂安桑赴奥斯陆途中我仍在担心自己的职业问题，就像一只狗担心嘴里的骨头一样。近日，我一直纠结于这样的疑虑：我能否用最坚定的意志、最严格的戒律，让自己从眼前的事务中抽身出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不仅要对很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无礼和不敬，引起众多人的疑惑，遭受到多方的误解，还要牺牲我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这是我和安娜莉丝不得不承受的结果，会有一些失望，甚至从某方面来看，也会让孩子们的生活徒增艰难。无论怎样，我也无法过上正常的学者生活。我过去的“形象”就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作为历史学家被人接受的愿望很可能难以实现了。我不能应邀去校园做学术讲座而不探讨时事问题，因为这会让学生感到困惑和失望。我无法在访问外国首都时不被“发现”，不被采访，不被邀请出席记者招待会，会见公众人物。甚至他人对我的殷勤招待，也是基于我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但是，如果我的推理成立，那么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协调这种现实与我在高级研究所的学者身份？第二，如果接受了这个似乎命中注定的角色，即探讨公共问题的意见领袖，那么我该如何塑造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我越去探寻这个问题，就越回到这个结论：学者生活是我唯一的选择。
首先，我敏锐地认识到，比起其他任何工作，我需要的是一份稳定持久的工作。这一点在当今的时事问题领域很难找到。你会无数次被推到类似希腊戏剧合唱团的角色上，只能用几条评论给你自己无法直接影响的系列事件充当协奏而已。还没等你详加阐释，你要评论的主题就失去了时效性和新鲜感。你要不断地奋勇前行，跟你的时间和精力做斗争。你会获得小小的使命感，小小的满足感。
想到这些，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和麻烦的境地，我对自己说：看看你的才能被肢解成什么样了，你被置于什么样的尴尬境地了，我的朋友！……
我在机场进行了更多的反思。
一想回到家后的情景，我就闷闷不乐，不仅要承担数不清的无望的工作和职责，还要认识到个人的失败，同时又无法克服这些失败。我生来言行举止有欠成熟，多嘴多舌，人家盛情款待的美酒我无法抗拒，面对美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睛。这一切都让我愧对剩下的岁月，限制了我在余生再做一些积极的贡献。
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能改变多年固有的习惯吗？很多人都试过。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试过，托尔斯泰试过，但很少有人成功。当然，如果想成功的话，需要承受最残酷最艰苦的意志考验。前些年的经验告诉我，我没有这个毅力。当然，这就意味着在我人生最后几年里，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什么代价不沉重呢？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一些小小的满足感，其中还夹杂着无趣和极端的绝望。
我是一个人待着好，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好？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当然两种情况都是必要的，每个人都会游走在两者之间，两者都不能走极端。但是在我看来，在与别人的直接交流中，尤其是涉及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时，我付出的总比得到的多。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让我感到筋疲力尽，让我厌恶，让我对自己感到厌倦。
我必须学会通过提问、通过感知他人的思想来与人相处的艺术。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只诉诸日记或其他写作，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与人交谈，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可以只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感知他人的思想，带着好奇心去行动……
悲伤、沉默、礼节性的探问，再加上禁欲和节制。难道这就是解决之道？
我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做到其中任何一样吗？肯定是要经历多次失败。最终，健忘、习惯，还有最重要的礼貌，会打败我。或许，最主要的就是悲伤。只有心怀悲伤，才能有所放弃。
● 8月21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一直在探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34]……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苏联人犯下的重大错误……我发表了公开演讲，大意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莫斯科的领导人终有一天会为此而悔恨，我们的政府和非政府人士都必须严肃地思考这件事带来的启示。
● 8月，乘飞机经哥本哈根—奥斯陆—卑尔根（Bergen）——以及天晓得什么地方——终于抵达纽约通常，每次从外国回来之后我的心情都会很沮丧，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过。
我因为工作而感到沮丧。困扰我的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除了继续挣扎之外无计可施。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应付琐事、迎来送往以及满足与自己职责无关的要求，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这在很大限度上剥夺了我工作的成就感。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十五个年头，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对国际局势感到沮丧。苏联人以及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已经将国际形势中些微可见的进步抹杀殆尽。显然，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危机重重的时期，前景不明，难有作为。
我对国内局势也感到沮丧。目前民主党人在芝加哥集会，他们在北越的有效协助下，狠狠地抨击了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后者让这场残忍的战争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让他们的立场与共和党人的立场难以区分。当然，这意味着失去更多的生命，损失更多的军费，投入更多的税收，承受更大的痛苦，年轻人遭受更严重的败坏，对国内问题更加熟视无睹。
最后，我对自己感到沮丧。我感到无趣，感到讨厌，我想尽量避免跟他人交流和接触；另一方面，我又认识到，妻子和我目前的职责都不容许我这样做。我必须在这徒劳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下继续生活，继续愚弄自己，只能在奔波劳顿的受邀演讲旅程中、在稍微空闲的星期天一大早进行自己的创作，这就是当前琐碎生活的大体样子。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清楚，因为自己的个性问题，我应该尽可能避开与美国生活格格不入的所有事情。这就意味着尽量不要去旅行（就算是出远门，也要把眼睛闭上），避免和媒体打交道，广播、电视、报纸统统不去看。换句话说，避免看到和了解我的祖国。我必须假装自己并没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a） 拒绝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邀请。
b） 订一份外国报纸，而非《纽约时报》……
c） 当然，农场还要去。除了汽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火车又脏又慢，而且让人心情压抑。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我最不想乘坐的。最好是在夜间走收费高速公路旅行。可以肯定，这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锻炼”，对身体也没有好处，但总比看到什么东西强。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还剩下什么？
非常明显：只剩下琐事……外加偶尔几次创意写作（回忆录）和学术活动（研究亚历山大三世）。还有农场的生活，适当的园艺和田耕生活倒是可以治疗老年痴呆症。做学问和农场是我最后两个避难所，二者在很大限度上都无须跟外人接触，做学问甚至完全不用跟外人接触，农场工作也只需要有限的接触。
当然还要有社交生活。我们会受到邀请，也会邀请别人……
每当我感到心情沮丧时，都希望能从生活中逃走，我感觉生活中的一切都空洞、多余和毫无意义，甚至连饭都不想吃。不过，这样的心情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大概是饱暖思淫欲吧，我很快便又生出虚荣和放纵之心。唯一的麻烦是，心情沮丧的时候总是感觉文思枯竭。
俗人信条：
1。 如果布道讲坛被一个俗人占据（或者强占），不知它还是不是一个可以进行探讨的好地方。当然，果真如此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布道或者训诫的好地方。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或许你能容许我在这里对自己进行几点反思。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反思会引起争议，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我思考的是基督信仰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2。 我这一代人，大多是在普遍相信人类可能或肯定会不断进步的环境下长大的。学校里教授这样的观点，新教教会里也宣扬这样的观点。
3。 《圣经》在这方面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尤其是《新约》。如果你认为人类的困境极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为得以改善，并在其中寻找这样的说法，尤其是通过操控人类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来实现进步的说法，那你会一无所获……
4。 我希望自己在说明不应该给予《圣经》绝对价值时，没有亵渎（或违背）它。毕竟，《圣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人而非神写作的……所以，福音书没有谈到社会进步的问题，但是这本身并不阻碍相信社会进步可能成为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5。 但是，作为上帝赋予人的本性，理性或许会让人丧失对社会进步的信仰。
首先，人类的个人困境饱含悲剧色彩，这给人类在地球上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加上了无法回避的限制。除此之外，从个人问题过渡到社会问题，很多让人颇感残酷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文明被带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人类超出自身被赋予的权力、超出其道德责任过度地索取……
集体灾难——从人口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到核武器不断升级，以及上述所有灾难的结合——带来的危险非常明显，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确定，一部分能够基本确定。实际上，与现在相比，两百多年前人类面临的前景更令人欢欣鼓舞，那时候最重大的危险只跟个体寿命有关，而现在的危险则是文明自身的连续性，以及这个星球作为人类生存之所的可持续问题。
6。 在面对这种真正预示着末世的危险时，从改善人类总体生存条件的意义上来说，人类进步的梦想看起来确实很遥远。我想，站在宗教思想的立场上，一定要完全放弃这个梦想。实际上，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早期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相似。那时他们坚信末日审判即将来临……
7。 那么，基督徒的这些观点和态度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要回归早期教义，而不去考虑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件和焦点问题吗，重新回到完全依赖祈祷和为来生做准备的老路上去吗？这是事关个人良知的问题。
1969年
1969年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的日记相对较少。从他在日记中对时事的尖锐批评可以看出，凯南一直在思考怎样做才能对社会有所影响。
凯南夫妇在英格兰度过了1969年春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他在牛津做了齐切利讲座（Chichele Lectures），在剑桥也发表了演讲。
● 2月24日，剑桥大学
我被安排入住一栋伊丽莎白时代的大楼，这是一个带有卧室、客厅和浴室的冰冷套房（没有供暖）。实际上，宽敞的客厅非常不错，完全是古典风格，里面安装了两个电暖气，开着暖气时，客厅还比较暖和，但是只要关了暖气，室内就会立即回落到厚重石墙的冰冷温度，我敢说，从伊丽莎白-埃塞克斯时代建成的那一天起，这里的温度变化就没有超过三度。
● 2月26日
晚饭后，我们坐在剑桥大学的“公共休息室”里，探讨激进学生的问题。之后我带着深深的沮丧回到那冰冷、沉闷、无趣的房间，这么多年轻人不仅抛弃了我同时代的学者，更抛弃了几百年来支撑学术界的传统、习惯和礼仪，没有它们，学术将丧失所有的体统和尊严。
● 3月8日，伦敦
我十分喜欢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那里陈列的英国人物肖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惊讶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现代医学救死扶伤的影响下，人类基因被显著削弱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起这个问题，似乎当代的西方人担心这会玷污了自己。
[凯南夫妇像往常一样到克莱恩（Crans）滑雪度假。］● 3月29日，瑞士，克莱恩我还在思索自己的前途，我意识到除了自己，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探讨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