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不会从事任何重要的学术工作……
其次，我不打算深刻影响国家公共事务的潮流：自然环境的恶化、种族内战的趋势，实质上就是美国文明的崩溃和失败。我是否应该继续探讨这些也是个问题……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我所说的欧洲文明内部发展问题。我不打算阻止欧洲城市化、机动化以及道德崩溃的进程。
这些事情我都做不了。我承认，对这些问题我无能为力，我必须学会不要憎恶这些有问题的现象，学会视若无睹，学会不再痛心疾首，学会接受它们的存在，对它们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不要过多地对外部世界暴露自己。
那我还能做什么？
此外，还有生活给我的“形象”：公共事务特别是国际事务的权威评论人士。这一点我无法逃避。随着新一代的崛起，或许我的负担会减轻，但是从某种程度看，近几年我还会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使命……
我不该从事教学。如果从当今时代学生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努力靠近他们，我就是一个伪君子。要是从我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出发，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者不适合教导年轻人。
要做到上述这些可没那么容易，这意味着我要活得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只为了表象而活着。那将是很孤独的生活……
我的意志力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吗？如果不够，希望上帝能帮我，因为我的问题除了道德沦丧和羞愧之外没有其他答案。
还有一件事让人安慰：我改善了各处住所的条件，以使它们能在日后出现灾祸时成为孩子们的避难所，也就是说，我修缮了生存设施，居住在此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这是有益健康、让人开心满意的事。
● 5月10日，英格兰，多丁顿（Doddington）
昨晚，贾维斯一家睡在偏房，我们的房间在离偏房最近的主廊外，屋里的床有四根帷柱。只有我们俩住在这个大宅子的主楼里。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睡的不是现在的这间房，而是隔壁房间，也睡在一张四根帷柱的床上。房间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兴奋显而易见。她来回大步走动，大声讲话，还一度打开门进入走廊，要去贾维斯一家睡觉的偏房。这让我感到担心，生怕她会打扰他们休息。我冲出去在走廊拦住她，把她推了回去。在此过程中，我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黑色的生物，好像不是人类（像是一个穿着斗篷的侏儒），蹲在我房间外面的地板上，我感觉它是一个无法言状的邪恶可怕的东西。我把那位女士拦回来后，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更加激动，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情感，滔滔不绝。我让她小点声：“千万别这样了，你会把贾维斯一家吵醒的。”不过，之后我又责怪自己这样做：“你让她两次受挫。首先，你阻止她出去，其次你又阻止她表达感情。你不让她发泄情感，你不该这样做。”
（早饭时我跟主人谈起这个梦，他们突然变得脸色苍白，然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解释说，有一个故事传了好几代人，说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年轻女人因为家庭矛盾被锁在这间房子里，最后她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 5月12日，牛津
整夜都在与两个不修边幅的美国人争论，他们对阿尔佩罗维茨先生[35]的暗示深信不疑。虽然我一再跟他们强调，但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邪恶的、亲法西斯的美国政府并未断然拒绝心怀善意、值得信任、品德高尚的斯大林的好意。
● 10月20日，普林斯顿
去[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参加为苏联科学家卡皮查[36]……举办的午宴。我坐在他旁边。他对我十分了解，也非常尊重。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肯定地说，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俄语，并在苏联广为传阅。
他讲话有时候听来精明智慧，有时候幼稚无知，有时候又体现了苏联政党的路线。比如当我提及过去两三年里东西方之间关系退步的问题时，他将原因全部归结于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以及担心德国纳粹主义死灰复燃（他认为确有其事）。
1970年
尽管凯南声望显赫，收到了许多知名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的演讲邀请，尽管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这样的官员保持着联系，但他依然苦恼于自己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无足轻重。
● 1月1日
在此我郑重发誓，除非遇到严重的疾患或灾难，我将以全新的方式做出积极努力，在这一年里坚持写日记。
不过，这本日记是从新年过完几天后才开始写的，所以前几天的内容将凭记忆补全。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只记得从凌晨四点开始就忙着清理斯维特拉娜[37]车边的积雪，早先她就已经无法把车开出去了。精疲力尽。
● 3月10日，华盛顿
参加波利家[38]的晚宴：出席晚宴的还有波伦斯夫妇和戴维斯夫妇。宴会开始前，尼采夫妇[39]也来了。我和保罗聊起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ALT）的谈判情况，发现他对销毁数量的计算严谨如初。此外，还谈到了当下的年轻人，我对他们感到失望之极，有种天塌地陷之感。
晚饭后，约翰·戴维斯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毛泽东的。他将毛描述为质朴务实的农民和浪漫主义者的复合体。
● 7月4日，挪威克里斯蒂安桑附近，索伦霍斯 [40]
要是放在早年，我会把星条旗挂在竹竿上，让它在索伦霍斯上空飘扬。今年肯定不会挂，因为竹竿断了。不过，我想就算竹竿没断也不会再挂了。不管怎么说，这是谁的国家？年轻人讨厌我们，我们看不惯年轻人……
挪威人身体硬朗、性格倔强、感情用事、品味单纯……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他们的本性中还有某种足以挑战我分析能力的复杂性。他们在交流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他们克服了或者说用外在欢乐就能掩饰的，恰恰是一种羞怯的性情。这种外在的欢乐只是一个幻影，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在骨子里面，他们忧郁、保守、极其敏感……
● 7月9日
我躺在床上，浑身僵硬，大汗淋漓，腹部绞痛。
此刻，在为其他事情忙碌了两个星期之后，思绪又回到了过去灾难性的一年中我所关注的各种问题和现象上。我发现，只要提及公共议题，几乎都会引得我愤世嫉俗，怨恨难平。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该怎么办？……我只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尽可能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将这一切写出来。
从篡权专制到普遍民主，在政治制度宽广的谱系中，只有使意味着连续性的合法性与有影响力的上等阶层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政府。构成上等阶层的人主要来自血缘继承，也有一部分补充自其他阶层的人才，他们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力，由某种有限选举权或者加权表决法予以保障。
[凯南夫妇中断了例行的挪威避暑假期，以便凯南参加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外交官国际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for Diplomats）。他发现与会的自由派对第三世界有一种既天真又过分的负罪感。］● 8月8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市这是一次愉快的午宴，我们就在户外的树下进餐。午餐过后，男士们坐在一起探讨西欧问题。我们面前是游泳池，一些男士向穿比基尼的年轻姑娘大献殷勤。我对那些断断续续的谈话的回忆（我发现自己对欧洲的观点与顾夫[41]相近，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与她们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我们开车去一家城堡饭店吃午饭，东道主是保罗·尼采和菲利斯·尼采，以及他们的女儿和斯科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汤普森先生是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的教员……午餐非常愉快[参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席杰拉德·史密斯先生（Gerard Smith）也在这家餐馆用餐。我们突然发现，政策规划室三个卸任的主任都到齐了。］● 11月23日今天本要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结果计划泡汤，他被总统留下，商议突袭北越战俘营这桩倒霉事。最后我只得和他的一名助手吃了午饭，在赶回普林斯顿之前跟他只聊了几分钟。
[1] 肯尼迪任命大卫·布鲁斯（David K. E. Bruce）为驻英国大使。
[2]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弗洛尔·科兹洛夫（Frol Kozlov）是赫鲁晓夫的副手。
[3] 肯尼迪任命迪安·腊斯克为国务卿。
[4] 乔治·马歇尔，1947年—194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当时凯南为政策规划室主任。
[5] 小“汤米”卢埃林·汤普森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当政期间担任驻苏联大使。
[6] 麦克乔治·邦迪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菲尔·格拉曼（Phil Grahams）与妻子凯瑟琳·梅耶·格拉曼同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和合伙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的妻子是艾瑟尔·肯尼迪（Ethel Kennedy）。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是历史学家，肯尼迪总统的助手，他的妻子是玛丽安·坎农·施莱辛格（Marian Cannon Schlesinger）。让·莫内（Jean Monnet）是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战略家，他对西欧一体化的贡献无人能及。
[7] 阿伦·杜勒斯是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局长。
[8] 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是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
[9] 劳伦斯·奥布莱恩（Lawrence F. O’Brien），肯尼迪总统的政治顾问。
[10] 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副国务卿。
[11] 埃莉诺·哈德曾与凯南订婚，后解除婚约。
[12] 凯南于1962年12月2日写给沃尔特·李普曼的信，摘自沃尔特·李普曼文件，第81盒，现藏于耶鲁大学史特林图书馆。
[13] 利比扎马（Lipizzaner horse），可以追溯到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匹品种，在盛装舞步马术中以技术高超著称。
[1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91页。
[15] 该句余下的部分使用俄文书写。
[16] 凯南被选为美国国家艺术与文学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
[17] 《希森文件》（Sisson Papers）是一份伪造的文献资料，旨在证明布尔什维克革命者都是从德意志帝国政府领取活动经费的特务，凯南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指出伪造之处。
[18] 达科是专业外事人员的一个组织。
[19] 历史学家埃里克·古德曼是白宫的助理。
[2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588页。
[21] 自1933年—1934年凯南帮助威廉·布里特建立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以来，斯巴索大厦（Spaso House）就是美国大使居住的地方。
[22] 福伊·科勒（Foy Kohler）是美国驻苏联大使。
[23] 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y Gromyko）在“二战”后半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
[24] 凯南对里昂·埃德尔（Leon Edel）撰写的多卷本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传记尤其感兴趣，传记探讨了小说家詹姆斯的心理历程。
[25] 在1969年成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亨利·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26] 吴丹（U Thant）是联合国副秘书长。
[27]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第89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2793号文件，1966年2月10日，第334—336页（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on S. 2793， February 10， 1966， pp. 334-36。）。
[28] 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爆发了六日战争。
[29] 纽瓦克、底特律及美国其他城市都爆发了黑人骚乱。
[30] 白人对抗是指美国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译者注[31] 洛伦索马贵斯（Laurenco Marques）是莫桑比克在葡萄牙殖民时期的首都，莫桑比克独立后将其更名为马普托（Maputo）。
[32] 凯南：《让我们认识尤金·麦卡锡》，《纽约书评》，1968年4月11日，见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68/apr/11/introducing-eugene-mccarthy/。
[33] 北越对南越各城市突然发动的“新年攻势”在最初阶段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
[34] 8月20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终结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
[35] 在《原子弹外交》（Atomic Diplomacy， 1965）一书中，“修正主义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认为，美国之所以于1945年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想要恐吓苏联。20世纪60—70年代这种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逐渐受到拥护，这令凯南感到震惊。
[36] 彼得·卡皮查（Pyotr Kapitsa）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37]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是约瑟夫·斯大林的女儿，她于1967年叛逃到美国，之后很快得到了凯南照顾。她曾在凯南的农场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普林斯顿她自己的房子居住。尽管她曾就写作、法律和财务问题询问凯南的意见，但最终疏远了他，一如她疏远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一样。
[38] 波利·威斯纳（Polly Wisner）是前任中情局官员弗兰克·威斯纳的遗孀，后来嫁给了专栏作家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资助华盛顿地区的艺术家。
[39] 保罗·尼采和菲利斯·尼采（Paul M. and Phyllis P. Nitze），保罗·尼采此前曾接替凯南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当时，他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代表。
[40] 索伦霍斯是安娜莉丝的父亲于1935年建造的房子，位于克里斯蒂安桑外八英里左右的德尔涅斯坦根半岛（Dvergsnestangen peninsula）。
[41]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1958年—1968年任法国外交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