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1971年—1980年）
1971年
1971年的日记折射出凯南多变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完成了一部简短的学术著作[1]，撰写了回忆录第二卷[2]的大部分内容，并草拟了要在欧洲和美国发表的演讲稿。这一年，他修缮了农场的栅栏，处理业已成年的孩子们的问题，并与西德总理和外交部长会谈。他在高等研究院帮助遴选新的教员和学生，同时还协助好友以赛亚·伯林对这里的工作做出调整。凯南和约翰·卢卡奇共事多年，后者相对默默无闻，这让凯南“感动又沮丧”，他赞扬卢卡奇是“美国最好的政治文化哲学家”。[3]在举家游历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士、西德、挪威和荷兰期间，乔治·凯南也没有放下既有的成见。他用“厌恶”的眼光看待阿姆斯特丹的“诸多外国怪胎：叛逆的年轻人……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外国工人，来这里靠女人过日子的非洲人”。他还很不高兴地发现这座城市“迎合色情品味”，令人厌烦。[4]
● 1月11日，华盛顿
下午三点，国务院召开了政府内部会议，收集所有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5]的信息。
去汤米·汤普森夫妇[6]家吃饭。这是一顿私密的晚餐，只有我们三个人。
● 1月22日，普林斯顿
今天上午，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了几页1952年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的事，意兴阑珊（突然对这本书没了热情，谁会在乎这些事呢？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感兴趣）。
● 3月18日
[梦境］说不清什么原因，我被装进了一张巨大的鱼皮，就像穿上了一条裙子。我惊觉有什么活物将鱼皮和我捆在一起。低头一看有东西从底部伸出，很像脐带，不过是半透明的。我把它拉出来，原来是一条通体透明的活蛇。
● 3月19日
浏览了今天的邮件，让我感到惊诧的是，竟然有一封是总统写来的，另一封是国防部长的，还有一封是波恩的潘佩尔·瓦尔特（Pampel Walther）的，他说德国总理[7]想见我。
● 9月24日
（偕太太）去前程街参加普林斯顿大学1925届毕业生的聚会，庆祝我们入学五十周年。我们的到场并不值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在聚会上致辞的是一位热情满怀、思路清晰、讲话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连贯的老人，他的课是我们读大一时多数人都要学的必修课。他就是老教授乔·格林（Joe Green），现在已经差不多九十岁高龄了。
● 10月20日
傍晚，我参加了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8]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我滔滔不绝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被包括毕亚勒先生在内的强势专家组温和地驳得一无是处。[9]
● 10月28日，农场
珍妮特[10]打电话到农场，说普林斯顿大学燧石图书馆应奇普·波伦的请求，给他发了一份1945年1月他给我回信的复印件，某位年轻的先生[11]在我的论文集中发现了那封信的原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因为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奇普曾让我将信阅后销毁，我敢肯定他不希望陌生人看到这封信。
1972年
凯南从未以在任何时间完全放弃以某些方式影响美国的政策和制度。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凯南曾主动为其出谋划策，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谴责尼克松发动对越战争的同时，这位前外交官又小心地维持着自己与白宫的沟通桥梁。他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直保持着一种互敬互重的关系，后者于1973年出任国务卿。
年事已高的凯南将他依然充沛的精力转移到其他事务上，出版了回忆录的第二卷，并撰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盟国外交史。从童年时代起，凯南就渴望当一名水手，为了能在欧洲水域进行一次伟大的航行，他还学习了天文导航课。
● 2月6日，普林斯顿
我曾经梦想的驻外事务处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个国家在教育、出身、性格方面所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才组成的精英群体。
下面详细解释一下上述素质：
（a）教育
拥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历史、语言和美学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
历史修养：了解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古典时期、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从而为理解整个西方文化奠定基础。
语言修养：至少掌握一种古典语言和现代西欧三大语言中的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掌握法语。
美学修养：扎实的艺术史和建筑史知识。为什么？因为观察能力和通过观察养成的分析能力会借此提升。这里强调的观察力不仅仅是指艺术观察力，还有观察自然的能力。
（b）出身
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并非如大家所想，是要考虑一个人的家庭出身。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学会机敏、镇静和礼貌等基本的行为准则；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听，怎么说；应该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情感，尊重他人；一句话，应该有良好的行为和教养。所有这些无论家庭贫富都应该学习，这与社会出身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行为举止上，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在外交活动中并不重要的话，那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c）性格
意志力，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人与自己的战斗，别人是永远看不见的。
不仅如此，对待他人要忠诚可靠，必须让别人觉得可以信赖他。
具备上述三种素质，才可以学习外交事务专业技术知识，并接受某种形式的在职培训。
我支持专业领域或者专业技能的培养，但前提条件是受训人首先要具备上述素质。
接下来，在采纳和践行上述原则之后，我相信驻外事务处一定会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和纪律化的机构。它将完全而彻底地非政治化，上下级制度原则上要严格遵守。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语言沟通上要温和、体谅，尊重个人的尊严，但要坚持原则。在公务沟通中，只要举止合乎礼节，思考和表达就应该完全自由。不需要工会介入或者来做思想工作，上下级之间在目的或旨趣上不存在对立，不存在官员“特权”，除非其他官员也享受同等“特权”。
这就是我对驻外事务处的设想。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坚持执行十年至十五年（这是一种长期职业实现良性改变所需的最短时限），我们将会拥有世界上最受尊敬、效率最高、无与伦比的驻外事务处。
但是谁又需要它呢？让这样一个服务机构去对抗这个国家源自华盛顿的堕落、混乱、官僚后台，还有偏狭的地方观念、低劣的教育水平、狭隘的个性，结果又会如何呢？这里不会诞生出创新而高效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做出决定和政策时并不需要高效的外交工具，无法辨别出什么是好的驻外事务处，就算辨别出了，也不会需要它。
● 3月13日
下午乘坐公共汽车去纽约，参加每周的夜校天文导航课。
● 3月24日
深更半夜，我和安娜莉丝还在研究白天收到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航海图。
● 4月15日
昨天，在珍妮特的帮助下，我读完了回忆录第二卷的清样。现在，我觉得生活中值得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本书什么时候出版，什么时候被大众接受，我完全不关心。只要出版就可以了，一些图书馆能收藏几本我就满足了，反正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这个国家的公众沉溺于书海，缺乏优秀的书评和评论家，可这个国家并不属于我，这里的公众对该书有什么样的反应，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还期待什么？乘船出海。如果运气好，明年还能再做一些历史研究，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 4月16日
A：如果对外关系的重心继续停留在越南，那么探讨外交政策还有什么用？
B：哦，如果没有越南问题，那你觉得我们的对外政策该做些什么？
A：最该做的就是不要再这么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B：越南问题不但没有妨碍这一点，反而能让我们从中获益。它让我们把全部热情都投注到这一个地方，甚至阻止了我们参与其他地区的事务。
A：（底气不足地）我希望看到我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做些积极的事。
B：（轻蔑地）比如？
A：比如阻止核武器竞赛，有可能的话，尽量阻止核武器扩散。
B：越南问题没拦着你做这个。
A：我们要努力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加强对环境的掌控。
B：越南问题也没妨碍你干这个。
A：着手处理小国的问题。
B：我们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做。人们想象中的世界是由很多无辜而善良的弱小民族组成的，人们以为他们热爱我们，崇拜我们，他们的爱戴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其实在他们当中，有95％怨恨或者蔑视着我们，这倒也没什么。我们扶植他们不是为了得到肯定，而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不管有没有越南问题，我们都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A：那你的结论是不是，越南问题并不要紧，我们只不过乐意以这种方式耗费巨资去屠戮大量平民？即使没有越南问题，我们的生活也会这样过下去？
B：基本上是这样……
● 5月10日
今天在家中接到哈里根先生（Harrigan）从白宫打来的电话，他说总统希望我能就对越政策的最后声明（5月8日）尽快做出评价。
我说恐怕我无法给予总统安慰，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都无法赞同他的做法。其一，对越轰炸问题。轰炸的目的是要截断北越和越共的战略物资运输线，但是我没有看到这种轰炸的效果在哪里。退一步讲，就算产生了效果，我觉得如此巨大的地面破坏和平民伤亡已经对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其二，我觉得一千七百万南越人民最关心的很可能是如何停止这场战争，他们甚至愿意付出让北越的共产党来统治的代价，只要能停战就行。
哈里根先生问我：实施封锁怎么样？我说，既然都已经实施了，那就这样吧，不过我觉得我们在处理苏联船运问题时应尽可能降低风险，为此我们应尽量与苏联政府保持接触，在涉及任何苏联船只时都要谨慎行事，不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然后尽量向苏联政府解释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还说，东南亚地区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没有比美苏关系更重要的事，不要因为越南问题而损害到美苏关系。
我觉得，谈到未来，我们应该向前一步，尽快将军队从越南撤回来……
我指出，我没有就越南问题对公众发表言论或公开批评总统。我之所以这样谨言慎行，部分是因为我对他面临的困境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北越问题上我的观点与很多批评他的人相去甚远，我必须保持自己坚定清晰的立场。
[在安娜莉丝的陪伴下，凯南去欧洲就19世纪晚期法俄同盟的起源进行研究。凯南相信，正是两国的结盟逐步破坏了德国外交部长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追求的稳定，结盟引发紧张的局势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毁掉了凯南理想中的文化世界。］● 11月3日，巴黎一整天都在查阅档案。晚上和安娜莉丝去看电影《教父》。这部电影非常好（我的孩子们应该也会有同感），尤其是马龙·白兰度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演绎非常到位。
● 11月19日，日内瓦
我们要去拜访一个刚从苏联叛逃的人（其实我非常不想参与此事）……我对他那种极度痛苦、充满恳切但又混乱无序的讲话感到失望：他相信自己了解西方的一切（他从俄罗斯逃出来总共才七个月），相信自己理解这两种制度的不足，知道如何纠正西方制度从而将人性引入正途，他质问西方为什么不激烈对抗和打击苏联，或者（假设）对其发动战争。我暗想：“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让一个人变成这样，让受压迫的不同政见者也变得像你们一样思维混乱不堪？”
我随随便便就放下自己现在的一切，我的研究、写作、家庭、职业，不光要把在欧洲剩下的时间，而且还要将回国后几个星期的时间，都耗费在向西方通报他的叛逃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上。我还要安排他出书，经济上也要做出相应安排，以确保他能生存下去。他会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还很可能会公开表示对我的表现并不满意。
1973年
1973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凯南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建设凯南研究所（the Kennan Institute）上，借此推动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所的命名缘于凯南祖父的一位堂兄，他的名字也叫乔治·凯南（1845—1924）。19世纪晚期的这位凯南因游历俄罗斯、写作书籍和发表演讲而享有盛誉。凯南研究所最后成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分部。这一年，凯南也致力处理和解决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内部积怨已久的纷争。
● 1月14日，普林斯顿
中午去见卡尔·凯森[12]，商讨有关明天会议的事情。我希望评定教授的事能推后几个月。吉尔兹[13]让我推荐几位教授候选人。矛盾已经无法缓和，再继续下去大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纷争和矛盾之中。[14]
● 1月22日
出租车司机跟我谈起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去世的消息（愿上帝保佑他灵魂安息，但首先要惩罚他的自大、恃强欺弱和污言秽语）。
● 3月28日
应亨利·基辛格之邀，早起乘火车去华盛顿与他共进午餐……在这和煦的春光下，我穿过华盛顿生机勃勃的花丛，与亨利·基辛格一起步行前往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在那里吃了午饭。
[这一年春夏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莫斯科和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度过的。他在这些城市忙于那本法俄同盟专著的相关研究，家人则在克里斯蒂安桑的索伦森家族别墅度假。］● 9月10日在欧洲待了五个月之后，我坐飞机返回美国。过去一年半里发生了什么事？准确地说就这么几件：1）我又老了一岁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
2）我劳心劳力，要在华盛顿建立一个国家级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怕是徒劳无功，但走到这一步只能进不能退……
3）我倾尽心力研究1894年法俄结盟的历史，但工作做得零零碎碎，总是有数不清的事来打扰，耗费精力。显然，照这个速度下去，在退休之前我连第一卷都完不成。
4）与此同时，我思考公共事务的角度与官方相差甚远，因此我无法就某个具体的话题持续谈论下去。我要么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要么干脆不讲。然而，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是刺激了出版商的胃口，他们邀请我写一本揭秘性质的书，但是我既没有秘密也没有时间去写。
5）农场的劳动也占据了不少时间，让我无法思考严肃的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所的问题，那是我的职责。还有信函往复、接待访客……这些都无法回避。另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为了那一点儿残存的名声，我对一些事情也不能置之不理，这也意味着要付出时间。最后，家务事也躲不掉……或许我还有个三四年，能写点儿新鲜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出来。我是不是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写作，并尽可能在余生适应这种生活？残忍地让剩下的时间做出自己的决定吗？……我的航海大业一定要进行，农场也要打理。如果生活只为了获得某些可能得到的成就却毫无乐趣可言，那还有什么意义？
可我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吗？
● 10月18日，华盛顿
下午进市区见了凯伊·格雷汉姆（Kay Graham），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心烦意乱。但为了俄罗斯研究所的事，我得尽力跟他搞好关系。回去的路上，我去看望了迪克·霍布鲁克[15]，他给我装了一堆文献，并且，正如一名好编辑应该做的那样，催我在12月之前写篇文章交给他。
傍晚去看望了奇普，他在家卧床休息。[16]他面色灰白，但不知为什么，在经历了漫长而可怕的煎熬之后，再看他有一种异样的崇高之感。和他聊天非常愉快，特别令我感激的是，他说如果还能痊愈，他会很高兴在华盛顿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项目上助我一臂之力。
去波利·威斯纳家里吃晚饭，让我惊讶的是在那里见到了约翰·戴维斯，还有不算惊讶但是令人高兴地看到了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大家以为亨利·基辛格会到场——不管怎么说，他的办公室人员是这么告诉波利的，但是最后他没来，（后来我们才得知）他要乘飞机去莫斯科，看看能否为结束中东战争[17]做些什么。
● 10月20日，普林斯顿
我们去威廉·邦迪[18]家吃晚饭。新闻节目结束后，他女儿进来告诉我们，理查森先生和拉克尔肖斯先生辞职了……我猛然意识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场国家危机。[19]
这一天值得注意的事件还有沙特宣布停止向美国输送原油。[20]我必须说，没有比这更让我高兴的消息了，这显然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最好的事。
[乔治和安娜莉丝去看望儿子克里斯托弗，他在耶鲁大学读书。］● 10月27日，纽黑文观看了耶鲁大学对康奈尔大学的橄榄球赛，打得真是太差劲了。这是我看过最差的大学橄榄球赛了。很明显，这些队员和他们的女友们都“见多识广”，过去几年嗑药和过早地发生性行为，导致这样的队员无法打造出像若干年前那样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中场休息的时候，乐队演奏的曲子也同样侮辱了校长，这似乎是当代年轻人的幽默。
[凯南和家人去瑞士度假。］
● 12月26日，瑞士，伊科涅（Icogne）
我曾经沮丧过，但从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沮丧过。我的公共价值终结了，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被普林斯顿令人窒息的琐碎生活磨灭了。安娜莉丝对乡村生活的毫不热心，所以我待在普林斯顿，阅读别人的书籍和手稿，接待访客，回复邮件——我已经沦为他人晚宴上的一个点缀，一个毫无吸引力的过时点缀。
1974年
这一年中，凯南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撰写关于19世纪法俄同盟起源的著作做研究。像往常一样，凯南一家在挪威南部沿海的克里斯蒂安桑附近避暑度假，他们经常驾驶“北风”号游船出航。1974年秋，凯南成为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成员。他仍然是基辛格的非正式顾问，后者已经成为美国国务卿。
● 1月14日，布鲁塞尔
一位文化参赞接见了我们，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匈牙利犹太裔年轻人，带领我们前往驻北约的美国代表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先生[21]的客房。我们放下行李，吃了简单的午餐，然后休息……在拉姆斯菲尔德家里吃了晚餐，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们都来自中西部。
● 1月15日
一位上了年纪的比利时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于他认识的一位老妇人的，她曾经做过多位国王和皇帝以及摩根（J. P. Morgan）的情人。[她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Joseph）的床上功夫很一般；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在床上则紧张得不得了。］● 2月6日普林斯顿仍然在汽油短缺和卡车工人罢工之中苦苦挣扎。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同胞多么依赖汽车，一旦有事情阻挡了他们驾车的权力，他们会变得多么愤怒，多么有失风度。
● 2月16日
乔治·凯南在七十岁生日之际所作的诗：
当步履日渐迟缓，才思日渐枯竭，
当记忆不再清晰，听力不再敏锐；
当天空渐趋晦暗，乌云低沉压境，
那时的你在低声吟咏着诗句；
当你踏足小路，愈发陡峭昏暗，
心中的疑问已非是否，
而是何时，何时会死去。
我的朋友，是时候寻找那圣经中的标记，
它立在路边，上书：古稀之年；
此时此刻，细心察看，你会发现，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已不再孤单；
在你身后，一位髯须老人缓步随行，
他手握镰刀，
虎视眈眈……
回顾多年的丰功伟绩，
多么灿烂，多么辉煌，多么深孚众望；
直到一个缥缈的声音在抗议，良心开始忏悔；你曾多么愚蠢，自矜的成功多么空洞。
往事的幽灵揭露了你的悲哀：
簇拥着你，用手指戳你痛处，
你的疯狂，召唤了蠢事的幽灵，
因你之名的不义，也引来鬼魅缠身。
你为自己犯下的罪过悔恨不已：
那些虚妄的指责，背叛的言语。
但是，让你更为悔恨的，是你辜负的好时光：未曾品尝的甘露，未曾播放的唱片；但是，还有最无情的伤害，最残酷的教训，
它总是不时发生，那就是：
当一个圣洁的生灵，
当上天的尤物用那迷离的眼神，与你碰撞，
你那被触动的情感，为她的魅力深深折服；
这交会犹如梦境，无以言表，
你编织的梦想过于美好，无法诉说，
你精心装饰，你摆好姿势，突然发现，
她那动人的双眸，
那灼人的、撩人的目光，
注视的是你身后的韶华少年……
然而，如你所知，再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
生活之梯，就在原地竖立，
就在故事开始的地方，在你还没失败之前，
你乐意接受吗，我的朋友？
我想你不会乐意，所以让我们振作起来；
我们没有一个是孤单无依的；
倒满美酒，再次举杯，
祝福在你进入古稀之年之前，
就会到来。
● 4月10日，华盛顿
克里斯托弗开车送我去肯尼迪参议员[22]的住处。参议员和夫人刚吃完晚饭……我就他即将对东欧和苏联展开的访问提供了一些建议。
● 6月4日，索伦霍斯
今天，我为自己浪费了有限的精力而备感懊悔时，突然领悟到，现在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我应当学会从造物主的视角审视自己，把自己当成他的工具。当然了，他并没有创造我，更没有赐予我身上的才能，那些才能只是为小我服务的，这个小我的存在和意义很快就要终结了。造物主将它们给予我来珍惜和发扬光大，并以此扩展我自己的存在。
奇怪的是，这一最基本的古老的道德思想，直到古稀之年我才领悟到。
● 6月25日，挪威，卑尔根市
汽车时代的潮流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亦将压倒、征服并最终毁掉海洋。卑尔根的港口悲哀地论实了这一点，那里几乎看不到轮船，反倒密布着石油钻探设备。陆路运输替代了海路运输，空荡荡的码头就是这种更迭带来的后果，因为有了汽车这种便捷的工具，再没有人想用船来运送货物了。巨大的石油钻井平台将很快加入它的数百个同伴之中，它们蹲踞在北海海面，污染着这里的海水，威胁着海上的航行，攫取着海底的宝藏，所有这些都是在民众和政府的祝福中进行的，因为内燃机已经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霸主。在民众和政府的思维中，食物供给方式比食物供给本身更为重要。人们可以容忍饥肠辘辘，但不能容忍开车的自由受到限制。开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热爱的事情，为了这个什么都可以牺牲。
● 6月28日，挪威，厄内斯（Ornes）
在码头的人群中，一位看起来像是母亲的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子。两个孩子手牵手，每人拿着一个洋娃娃。其中一个孩子是东方人，安娜莉丝觉得是韩国人。小家伙站在那里，远离她的故土和文化。眼前的情景无疑会让某些挪威传教士感到伤感。（我想，除了我们中西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传教士能像挪威西部的传教士那样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我暗自思忖，东方在肆意挥霍自己的资源，创造了这些长相精致头脑聪明的小家伙，却又无情地将他们抛弃，甚至没感到有什么损失。毫无疑问，这个生命力旺盛却挥霍无度的东方，总有一天将以它那冷酷无情的生命力吞没和奴役我们，无论到那时我们这些愚蠢骄奢的西方人还剩下什么。他们将教会我们（就像卡斯汀侯爵在俄国人面前说西欧人那样），“我们能够被统治，应该怎样被统治”……
● 挪威，斯沃尔韦尔（Svolvaer）
我们乘船而来，将船泊在斯沃尔韦尔。岸边三五成群站着来此处游玩的美国年轻人：乱蓬蓬的长发、鼓囊囊的背包、皱巴巴的裤子，还有被汗水浸透的网球鞋。要是按照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你根本区分不出他们的性别，显然区分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就好像中世纪那些乞讨的修道士一样。他们四处流浪，睡在脏臭拥挤的青年旅馆，坐在机场候机厅和公共汽车站的肮脏地板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分享大麻，一起拨弄吉他，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国际文化。我自问，这样的青年在斯沃尔韦尔能找到什么？是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比非洲的霍屯督人（the Hottentots）还让我感到陌生。我就宽容一点吧，除了轻轻地耸肩之外，不做出更消极的反应。你们去找乐子吧，还好没人强迫我与你们分享。
● 7月5日，挪威，巴尔杜弗斯（Bardufoss）
挪威北部地区旧时古朴别致的生活风貌，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简直都不值得一提，残存下来的那一点儿也要消失殆尽……来这种地方旅游，只能更深地体会到挪威的艰难处境。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无数的优势和劣势纠葛在一起，深受其他国家城镇化和工业化文化的负面影响，执政党竭尽所能给民众提供富裕的生活和生活保障，却没有意识到该去维护和加强他们的道德素质。简而言之，国家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们根本无法抵御现代社会日渐瓦解的趋势。
● 8月8日，索伦霍斯
凌晨两点，我还没有睡，等着听尼克松先生的辞职演说。我觉得他的演讲非常奇怪，因为演讲中既没有提及他被迫辞职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提及其未来职业方向的重大意义。 [23]
● 10月14日，华盛顿
傍晚时分回到华盛顿。我们沿着老路，径直开下去。晚上看了一场意大利电影，里面充满了愤世嫉俗、绝望和色情的意味，还有对人性的仇视或憎恨。
驶过马里兰州西部时所见的情景、电影中的场景、电影院那些古怪的年轻人以及影院所在的M街留下的印象结合到一起，让我的情绪极其低落。确实，这部电影塑造的就是意大利人，不会是其他民族，显然也是由一名天才的导演执导的。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部电影都没能给观众以西方文明未来的希望，公众只能对它展现的颓废感到恐慌。
● 10月30日
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约翰·加迪斯教授[24]共进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发生的事情提了很多问题。
● 11月3日
天气炎热，温度达到85～86华氏度。
临近中午，我和安娜莉丝沿着海恩斯波特的河岸开车，又散步一个小时。我对自己暗自发牢骚，这里的生活真让我感到失望和恼火，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外国城市，这里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很多美术馆，还有肯尼迪中心，在这里占少数的白人境遇不怎么样，尽管他们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 11月5日
晚上去格蕾丝那里吃晚饭，晚饭后她带我去林肯中心看乔佛瑞芭蕾舞团的表演，演出棒极了。大多数美国人都说不出语法连贯表意清楚的句子，或许这个语无伦次的民族注定要在芭蕾舞中探寻自己的专长。
● 11月9日
晚上，在乔·艾尔索普[25]家吃晚饭。一同吃晚饭的有琼·布莱登[26]，她今天一天都过得很不如意，还把酒给弄洒了，但她面对这一切的乐观态度我很喜欢；还有莉莲·赫尔曼[27]，我比以前更喜欢她了，现在我们都老了。她和乔在一起。乔看起来很悲伤、很压抑，他计划卖掉自己那座漂亮的房子，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 12月10日
刚过下午，接到《时代》杂志蔡思小姐（Chase）的电话，她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写一篇有关改善国际关系的文章。我推掉了。然后，我给国务院办公室的拉里·伊戈尔伯格（Larry Eagleburger）打电话，解释了情况，请他代为询问国务卿[28]是否想看我明天要发表的演讲文稿，是否愿意就可能出版的讲稿给我提一些建议。国务卿那天上午好像去了布鲁塞尔，伊戈尔伯格让我把讲稿送到国务院去，他们会将电传给国务卿。因此，回去的路上我去了趟国务院……
回到旅馆后，我和安娜莉丝为了农场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我想让房子空着，但她想把房子卖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能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的矛盾越来越深。
● 12月12日
接到拉里·伊戈尔伯格的电话，他说国务卿觉得演讲的内容很精彩，怎样处理讲稿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他很感谢我的支持。
1975年
凯南已到古稀之年，他越来越多地想起死亡。在他的脑海中，这个问题离他并不遥远。过去十年，他写日记的模式基本属于流水账，现在他开始使用更厚的笔记本，以便记下更多的内容。他相信详细阐述这样或那样的事，会让他的思路变得清晰，也会让读到他遗作的读者思路清晰。1975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维也纳、赫尔辛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做档案研究工作。
尽管凯南对很多事情的预见能力非凡，但他没有看到1975年7月31日美国与欧洲国家签订《赫尔辛基协议》（the Helsinki Accords）的长远意义。为了回报西方正式接受“二战”后的疆界划分，苏联承认了“人权的普世意义”。凯南驳斥这个协议“纯粹是胡说八道”。[29]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权这一附带条件成了一个楔子，颠覆了东欧的共产主义统治。
像前些年一样，凯南驾着他挚爱的“北风”号航行在挪威水域。在航行过程中，凯南允许自己放下工作，弹着吉他，唱起了这样的小调：哦，圣母，哦，圣母玛利亚，我们真的相信，
您是无原罪而成孕，
哦，圣母玛利亚，我们还相信，
您能教我们无孕而犯罪。 [30]
● 1月1日，普林斯顿
这个日记本是在1974年最后一天买的，我希望只要有重要的大事，想记就记在上面，不记录琐碎的生活小事，而是记录呈现在我眼中的世界，马上就要七十二岁了，是时候开始说一说了。
想腾出时间写日记真不容易：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不得不写了许多其他东西。要么是抽不出一点儿时间，要么就是出现书写痉挛的状况。然而，就是这个时候，当其他事看起来都转瞬即逝、虚无缥缈的时候，当生活中无法实现或获得更多的时候，当世界在我们周围渐渐隐去，当文明的第一次终结似乎不可避免，可能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当新年对我个人而言除了烦恼和悲哀而别无期待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偶尔进行一个小时的反省仍然会有所帮助，或者说比我目前正做的任何事都更能带来安慰。我现在几乎没有时间去表达有别于我脑海中或别人眼中形象的“自我”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在这冰窖般的塔楼里写下这样的话。我把炉子点着了，但是屋子里还是冷得厉害。
● 1月8日，华盛顿
今天下午，在华盛顿大教堂参加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追悼会。我坐在巨大的穹顶下思索着，我的想法毫无疑问是非常自私的、错误的，但又是人之常情。我非常尊敬李普曼，尽管他几乎从没有注意过我。我诚恳地倾听几位朋友在台上念诵的吊唁词，我也丝毫无意对他死后的英名做出哪怕一点点贬损，但是人们在这种场合说的很多话让我不得不反思，我没能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李普曼有多成功，我就有多失败。我尽量以理性、谦卑、客观的态度来面对自己。就算我痛心疾首地认识到自己的诸多错误，我仍然相信，即便我的思想没有他的深刻，也比他的广阔，我的头脑一样敏捷有力，我的文笔一样完美，我对公共事务的预见尽管不那么实用，没有适应当下的局势，不能即刻得到验证，但是比他的更大胆、更透彻。无论如何，在李普曼精心挑选的人才当中，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与他对话的人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尽管国外有上百万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国内大多数年轻人以及像勒尼德·汉德[31]这样的老一辈人物也乐于倾听，但是华盛顿却对我不以为然，因此我的想法对这个国家公众生活的影响也难以觉察。
最近这两三年，我很少就当前问题发表公共演讲，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过是为了留下一些记录，当然还是怀着那么一点儿微薄的希望，希望能对某些人有所影响。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完全放弃这种努力了，尽心尽力做好历史研究工作。说到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在这个衰败的、后拿破仑时代的世界里，我写自己沉闷无聊的生活，还是写19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吗？
● 1月28日，华盛顿
到国务院与基辛格共进午餐，气氛安静而愉快（就是头疼得厉害），我们谈及美国外交政策的糟糕状况，还谈到了俾斯麦。
● 2月16日，迈阿密
今天是老友会[32]的第一天，很高兴能看到以前的老同事：罗伊·亨德森[33]，虽然老迈，但还是那么英俊、高贵、平和，事实上，他非常引人注目……
达比[34]，温和、慷慨，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他的变化不大，只不过思维有些不太连贯，还像四十多岁的年轻人那样容易兴奋，有欠理性。
亨利·夏皮罗[35]，思想深刻、庄重谨慎，对苏美关系的理解最为深刻。
弗里德里克·巴洪[36]，更加成熟、深邃，虽然行动不如过去那么灵活，但是一如既往地诚实、认真、执着。
● 4月24日，维也纳
近日来，维也纳在我眼中好得出奇：它是这个时代最健康、最正常、最不病态、最自然、最宜人的伟大城市。我很少阅读报纸。每次读报满眼都是我们在印度支那地区地位的崩溃，这些情况再加上我出国前国内的状况，完全说明我们政治体系的失败，事实上，总体来说是我们文明的失败。[37]我不想再参与其中了，我已经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很明显，无论我多么卖力，我能做的都非常有限。用写作来表达？我已经写过了，就国内事务写了很多东西。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都市人群生活的退化和堕落，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黑人问题，而这已经成了禁忌，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去写国内事务？
● 5月12日，波恩
电视里在放老电影《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德语配音，这是一部老套的美国电影。我看了一会儿。这部电影就像更古文明留下来的遗迹一样，与当今时代脱节了几百年：情节幼稚无聊，一群孩子气的稚嫩美国水兵，对未来抱着美好憧憬的女主角。完全是一幅自我陶醉、天真无邪、快乐无比的景象：愚蠢而肤浅，没错。完全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验？没错，而且……而且……看这部电影，再想想现今，让我惊讶和愉快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忍住泪水。毕竟我曾经是个美国人。即使我不像奥本海默会说“该死，我就是热爱这个国家”那样的话，但我能说，我曾经爱过它，在记忆中爱过它，热爱它过去的样子。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我现在的失望纯粹都是美国式的失望，除了美国人之外没人能理解，而且只有我们这一代美国人能理解，年轻人永远都不会理解。
● 6月12日，克里斯蒂安桑
挪威人外表看起来很单纯，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有一些不同寻常，非常古怪。他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弥漫着一种过于急切和挑剔的平等主义，这尤其令我感到震惊。对此该怎样解释？挪威社会比我知道的任何社会，甚至比公认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理想。有极少数人很富有，他们拿钱投资，通常投在船运方面，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我想在克里斯蒂安桑地区找一个暴富的例子，结果徒劳无功。那么，对特权和成功问题的这种难以克制的关注从何而来？镇压和惩罚一个几乎并不存在的上等阶层的疯狂决心从何而来？
很显然，追问这个问题不能光停留在表面，而且答案也不止一个，因为这里恰恰是年轻知识阶层的伪马克思主义与乡村小城镇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地方主义交会并发生激荡的地方，尤其是在西海岸。站在后者的角度上，我感到在相对都市化的奥斯陆面前，克里斯蒂安桑有某种文化上的嫉妒和自卑感，不能容忍这个国家接纳出身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赋远见卓识、在审美和习惯上更独立、更自信、观点和行为不受主流标准压力影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