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对挪威社会，他们抱有一种真正的深深的怨恨，他们坚持将挪威视为邪恶而又隐秘的外部势力的联盟和工具，这些势力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跨国公司、美国中情局，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对不发达国家过度理想化的奇怪综合征，认为贫穷意味着美德，富裕意味着邪恶。在上述情况下，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原教旨主义者找到了共同的根基，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传教士的力量很强大，他们把非洲部落成员塑造成西方帝国主义渗透之下崇高的牺牲品，因此恰是基督教推行慈善事业的合适对象，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段。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当前的繁荣，或许与其谦逊的民众和负责任的自治有关，他们有着勤勉的习惯、自尊、独立与主动精神、一以贯之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些，只是将这种繁荣当作罪恶的证明。
这种认识上的原始主义，加上席卷这个国家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汽车的依赖，放弃船运贸易，没有从主要发达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热衷于模仿他们致命的错误，所有这一切，让我对挪威渐渐失去了兴趣……让我难过的是，我曾经深爱这个国家。我觉得，在人口如此稀少、民众如此勤劳、风景如此曼妙的国家，总会有那么一处地方能够避免过度发展的致命错误，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关系，那里的人们也能保留吃苦耐劳、斗志昂扬、谦虚稳重、朴素天真的特性。
[在7月结束的赫尔辛基会谈上，凯南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7月，赫尔辛基作为贵宾，我在政府宫接受芬兰外交部长的午宴款待。第二天，我国大使也在大使馆宴请了我。每次参加宴会，我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熟悉的外交界，我不喜欢这样，我心里清楚，那个世界的生活让我感到厌倦。对他们的好意，我心领神会，我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不过这就好像回忆过往的风流韵事，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别再提了，好吗……
除此之外，我在赫尔辛基的四天是在新图书馆里度过的。芬兰人现在把他们的19世纪俄罗斯藏书都搬到了这里……一旦投入到这些书卷当中，我就感觉被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作为历史学家生活了四年多，现在仍然感到很真实，不知为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现在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更为真实。那就是九十年前的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出生，就算出生了也还在襁褓之中。书卷中那个时代的事，那个时代的人，更不用说那时人们的经历，跟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事情一样，曾经很重要。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归于沉寂，帝国已经消逝。那个时代曾经声名显赫、理应名垂史册的人物，到如今也只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知道而已。熟读这些文字记录，令我觉得19世纪时代的生活栩栩如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反而开始失去真实感。
1976年
在1976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里，凯南越来越苦恼于如何平衡作为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和平倡导者的职责。11月，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引起凯南的强烈不满，刺激了他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曾接替凯南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和凯南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他担心卡特总统会继续实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式的对苏缓和政策，于是加入志趣相投的鹰派，组建了现实威胁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尼采的委员会不断游说增加军费开支，尤其是核武器上的开支，凯南对核战争的前景越来越担忧。
● 1月17日，普林斯顿
很焦虑，很不开心。
斯特维拉娜再次表现出情绪紧张的迹象——冲动，多疑，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事。
报纸上的内容也让我感到烦躁。我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话题而冲动地想写一篇文章，不过为了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努力压制这种冲动。
我对自己还很不满意，不愿意向别人表露我的想法，不喜欢这个“爱交际的凯南”，却又无法改变或者纠正自己。
我的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唯一的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安慰，我能做的唯一严肃和实在的事情，别人唯一不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其他事务妨碍我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拥有它，我很幸运。很多人体会不到。
● 3月13日，华盛顿国家机场
情况没有改善。上次写日记已经是五个星期以前的事了，在此期间，除了偶尔乏味地写作和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情，我还做了如下这些事：（1）同意为《外交》杂志就苏美关系的历史撰写一篇一万三千字的文章，已完稿。
（2）去纽约参加了国家图书奖委员会的会议。
（3）去华盛顿会见了埃夫里尔·哈里曼等人，讨论凯南研究所事宜。[38]
（4）在普里斯顿大学给三四十名学生做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演讲。
（5）编辑为玛丽恩·多恩霍夫写的文章（该文私下也送给了基辛格和赫尔穆特·施密特[39]阅读）。
（6）历经了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谢绝了华盛顿的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俱乐部的演讲，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7）谢绝了其他几个演讲邀请，并没有感到特别遗憾。
（8）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颁发的国家贡献奖，并即兴向大约一千二百名听众发表了获奖感言。一想起这次蹩脚愚蠢的讲话，我就感到痛苦。
（9）同意于5月8日接受华盛顿天主教大学的荣誉学位。
（10）再次欣然接受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邀请，颁发1977年的杰斐逊奖（National Jefferson Lecture）。
（11）几经犹豫斟酌，写信支持提名弗兰克·丘奇议员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又感到非常后悔（但是真的无法拒绝）。
（12）为了凯南研究所的事前往克利夫兰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期间在市议会就外交关系发表演讲。
（13）最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劳动，给垃圾车制作安装了一个新箱体。实际上，这忙碌的几个星期里，这是唯一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努力调和作为历史研究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关系，两方面我做得都不好，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优秀历史学家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
我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为了我的学术事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或许过个一两年我就不在了，或者丧失了行动能力，公众活动没有我照样运转，不会受到太多影响。不过，或许这几年里我能写完自己的书，从小的方面看，在我死之后它们能发挥一些作用。
● 5月，纽约肯尼迪机场
西方是一心想要自取灭亡，几乎不关心这可能意味着文明本身也将随之消亡。增加和扩散核武器简直愚蠢至极；显而易见，美国政治团体沉溺于塑造苏联的冷战形象；西欧人也同样无可救药地相信苏联人会攻击他们。如果这种教化和行动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将会把虚构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在对黎凡特的关系上，美国人彻底失去了政策上的独立性，美国人害怕与阿拉伯人对抗，因为没有阿拉伯的石油他们活不了；他们同样不乐意跟以色列人对抗，因为担心得罪国内的犹太游说团体；同样，美国政治机构试图摆脱军工企业的压力却无能为力；整个西方社会不打算严肃地采取行动，终止全球海洋污染，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明显预示了这个文明劫数难逃。我不得不承认，这次劫难即便不毁掉我自己，也可能毁掉子孙后代。
[在旅行度假的同时，凯南夫妇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6月7日，哥本哈根腿疾让我难以忍受，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老年性肢体僵硬。我第一次开始思考，是不是应该完成手中现有的工作之后，别再接其他的新任务了。我想起了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诗：那高高的山，陡峭崎岖，那就是真理所在之地，
他要攀上顶峰，他一定要，一定要攀登；
崎山峻岭将他阻隔，
然而他斗志犹在，趁老之未至，一息尚存，
让心灵安歇，那个夜晚就由休息来主宰吧。[40]
● 8月29日，普林斯顿
得知明天要和国务卿谈话，所以我早早出去买了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例行公事一样地翻看了一遍，徒劳地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 8月30日
到华盛顿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无意中发现他的情绪有些低落，我确信，他想要为美国外交政策赋予深刻理念和精妙技巧的努力已经失败。我们两人在军事思想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南非事务上的观点都高度一致。他是一位博学智慧、和蔼可亲、阅历丰富的人，与他交谈其乐无穷。相信在他退休以后，出版商们会出巨资疯抢他的回忆录，这一点毋庸置疑。
[凯南夫妇环游东欧。］
● 10月8日，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旧城福特先生[41]与卡特先生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从他们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问题的肤浅了解来看，我真是为这两个笨嘴拙舌、鼠目寸光的民选官员感到心情沉重。福特先生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区别，卡特先生准备给以色列人开一张无限期的空头支票，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处置美国的资源。这两个人都时刻准备着牺牲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为了讨好少数族裔选民，那些人根本不关心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除此之外，这两位都不愿意认真对待军工复合体的问题……
● 10月20日，罗马尼亚
我也赶时髦参加了旅行团。这种旅游形式很快就将文明的个人旅游排挤出主流了。在我看来，这种团体旅游就像德国的收费高速公路和很多其他东西一样，属于阿道夫·希特勒死后取得的胜利，是他率先打着“欢乐产生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旗号把无聊空虚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的，他是这种形式的先行者。
● 10月22日，雅尔塔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辉煌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克里米亚会议博物馆”（Museum of the Crimea Conference）。[42]看得出漂亮的花园受到了精心照料（如果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能像爱护植物这样爱护他们的人民该多好啊），尽管天气寒冷潮湿，但在这样的花园中散步实在不失为一种乐趣。参观“博物馆”时，大家拥挤着，拖着步子挪进前厅，墙上挂着恐怖的肖像画，面色灰白的画中人都是与雅尔塔会议有关的人物，让人记忆犹新（其中一幅奇普·波伦的画像，我觉得画得更像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把我们俩弄混了）。之后，走过著名的宴会厅，那张大桌子还摆放房间中央。接着，走过现今已经空荡荡的侧厅，当年身体欠佳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在这里下榻。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和周围的布告画反映出苏联官方对那次忙乱而毫无意义的会议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英明领导下，那三位伟大的政治家才得以顺利重建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不过，整个雅尔塔会议我是再了解不过了。我脑海里不断地想象着1913年5月，最后一位沙皇的大女儿奥尔佳女大公（Grand Duchess Olga）在同一间屋子里举行舞会，彼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精致的法式窗户面朝大海，飘香的玫瑰花，耀眼的蜡烛和闪闪发光的制服，不计其数的珠宝，还有劫数难逃的女孩头上的花朵，为了这次会议首次被拿出来展示（五年后，即1918年，她与家人在乌拉尔的叶卡捷琳堡地下室里被枪决）。
在返回船上的途中，公共汽车沿着狭窄的大街行驶，契诃夫的故居仍然矗立在那里。透过渐渐昏沉的暮色和湿淋淋的树叶，只能看见这座房子的屋顶，以及一闪而过的湿漉漉的外墙。想起三十九年前的那次拜访，我仍心存感激，契诃夫挚爱的妹妹曾亲自带我参观他的故居，跟我聊起她哥哥的生平。
● 10月30日，希腊，阿陀斯山（Mt. Athos）
我们被带到山上参观瓦托佩蒂修道院（Vatopedi）。那真是一幅可怕而古怪的景象，当然，也非常宏大。这个荒芜之地曾经生活过八百名修道士，如今只剩下三十位，我们见到了其中两位。我原以为这里的生活必定充满了幽闭恐怖、病态情绪、神经兮兮、流言蜚语、偷窥打探、阴谋诡计，我原以为在这荒废的建筑和庭院里，有着鬼魅般的寂静，能感知最轻微怪异的声音，以及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
1977年
凯南对现代工业社会仍持鲜明的批判态度，怀念着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曾经同文同种的美国。在前往科罗拉多州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做报告的路上，以及从巴黎回国途中，他又开始批评这种现象了。
● 2月12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Springs）
美国西部这些破烂的临时住所——汽车营地、托管公寓和商用楼遍地开花，点缀着大片贫瘠荒芜的草原。当然，这里的公路四通八达，黑色的四车道柏油公路像大动脉一样向远方无尽延伸，穿越旷野，穿过公路交叉处的信号灯，无处不在的甲壳虫汽车可怕地呼呼作响，渐渐远去。这些美国人，这些奇怪的人：他们开发这样的地方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等待死亡。他们会为自己辩护，会说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依然轻松，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无状态，他们被广告、电视和汽车这些错位的享乐、镇静剂一样的东西麻醉了……
我站立的位置能看见军校的学员，我凝视着他们的脸庞。我猜大部分学员来自并不富裕的西部家庭，他们让我回想起六十年前圣约翰军校的学员们。[43]校长称，很多学员的成绩都非常优秀。的确，我偶尔能见到一张看似颇有前途的面孔，但是并不算多。这些孩子是美国大熔炉的产物，这个熔炉里最早一批拓荒者的后代已经所剩无几，尽管表面上还能看到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留下的褪色的印记。我们这些撒克逊美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一生都生活在文化离散造成的迷失之中，就算意识到故土虽然遥远但依然存在，这种迷失也不会减轻。我们的家园正遭受现代化浪潮的凌虐和摧毁，不久就会几乎不留痕迹地隐没于历史，没有地方可以幸免……
我感觉到，人们对我本人的敬意远胜于对我的思想的尊重。即便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或许，他们这样想也无可厚非。
[凯南在巴黎用了“（因为身体原因而）深感痛苦的三个星期”[44]进行研究工作。］● 3月21日，在路上1。 我热爱我的祖国，至少热爱它的大部分，但是我认为就其政治制度和机构的智识水平来说，难以满足现今时代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改进的希望。
2。 这个国家没有彻底垮掉，但健全的多是老一代人，他们也都被颓废的气氛侵蚀了，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救。
3。 现代的城市产业工人将他们能接触的一切都掠夺殆尽。他们掠夺海洋，掠夺土地，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掠夺空气，掠夺自己文明的未来。他们本应依靠大自然的盈余去生活，现在却涸泽而渔。如果不是贪婪无度，如果满足于简单的生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他们既不打算缩减自己的数量，也不打算过更简单和健康的生活。所以他们继续破坏着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像一大群蝗虫一样。在这个堕落的过程中，他们执拗地盲目前行，可以想见，在下个世纪里等待他们的将是自取灭亡。实际上，2000年—2050年人们将见证伟大的西方文明走向灭亡。而中国人，多了些谨慎，少了些骄逸，人口依旧过剩，但是已经准备更加严格地进行控制，西方文明的废墟可能将由他们来继承。
4。 受邀到科罗拉多州阿斯彭[45]与很多有识之士交谈。我觉得这么做没有太大意义。我流露出的失望情绪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除此之外，人们让我讲，我就认真讲，我让大家听入了迷，但也煞了风景，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最重要的是，之后我又开始讨厌自己。我极其讨厌喋喋不休、爱交际的凯南：一个过于热情，过于有求必应的人，但已经力不从心，忘了自己的年纪。七十三岁，该长大了。不管怎么说，到了这个年纪，应当坚守自己，如果必须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述诸笔端而非口头。
● 6月4日，英格兰，苏塞克斯（Sussex）
今天我突然领悟到，工业革命包含了今天我们所知的全部基因（用现代科学术语来说就是“信号”）：现代福利国家、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颓废、道德败坏、教育水准下降、大众传播过程通俗化、人口素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初露端倪，不可避免，除非统治者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才能采取某些甚至今天看来也过于超前因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包括：有的事情如果靠人力、靠牲畜的帮助能做好，费用也在合理范围内，就不用机器来完成。或许，通过医疗手段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不如任其遵循自然的法则。
● 6月25日，挪威，兰德苏
我暗想，这些挪威人在北海的岸边开发石油是多让人遗憾的事情。这样做不光毁掉了这片海域，还有可能大大透支了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会认识到，这样不计后果地浪费能源，人类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在此期间，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当然，并非所有的美都被剥夺殆尽。前天是圣约翰日（St. John's Day），一年当中这个夜晚最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夜晚。我们去了朋友在岛上的度假别墅，参加传统的庆祝活动。海边点上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传统节日篝火，映得四下里通亮，沿着海滩，到处可见燃烧的火堆，摩托艇在海面上穿梭。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坐着摩托艇回家，穿过斯基帕加顿（Skippergaten）狭窄的水域之后，进入一段较为宽阔的水域，北方天空上闪烁的光辉照着水面，一弧昏暗的弯月在另一边发出微弱的光芒，仿佛与其争辉……
最近在德国还经历了这样的事：我接到通知要与德国总理会晤时，距离见面时间只剩不到一天。他邀请我乘直升机前往他的住所探讨国际问题。人们期望我着眼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并按照要求做出有价值的、明智的评论，我想要逃避这种期待，但这件事使我确信，这是难以实现的。我发表看法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不过肯定还会有，而且还无法回避。所以，不管我多么不情愿，多么希望做些有价值的事或者说些有价值的话，我都得抽出很多的时间来探讨国际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我情愿永远保持缄默，但如果实在无法推脱，就要有备而来。当然，这样做要挤掉其他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集中精力。但这就是我的命运。
● 7月26日，索伦霍斯
身体状况仍然不佳，情绪也极其低落。或许在这样的状态下，明智的做法是避免思考任何事情，避免做任何决定或打算。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现在我的任何想法，价值都有可能大打折扣，意义不过在于反映出一个病人的症状。但是，当我内心充满混乱和不确定的时候，我仍然不想放弃。我不想放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去面对他人。
所以，我记下了这些想法：
1。 在我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勇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早年取得的成功和成就没有那么重要。几乎没人知道我那些事。昨天女婿问我，我最后一本书是不是找人代笔的。我说，没有。为什么要这样问？他说：“哦，这本书写得真好，风格很优美。”他的一席话才让我反应过来，提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奇怪。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就连他的妻子——我的女儿，都不了解我做过什么。
一个人不能因为过去的荣誉就驻足不前，过去了就没有意义了。岁月流逝，记忆褪色，声誉，甚至连最微薄的声誉都消失了。如果一个人寿命够长，那他的成就就不免遭遇被遗忘的命运，他的失败和错误也是如此。
就这样吧，客观地看，有一个史实是可以确认的，我的确曾经获过普利策奖以及其他各种奖项和荣誉，收音机里也播放过我的演讲，数以百万计的人听过我的声音，我的演讲多次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我对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都毫无意义，它们从未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而存在过。我是一个老怪物，偶尔会有人说起：“听说这个人写过一些关于历史和政治的书。”
好吧，接受现实吧。这些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人不能靠它们活着。你就是今天的你（我自己），不是昨天的你，一切都只是一个梦而已。
2。 为美国出版市场撰写任何政治性（或许其他性质）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不是因为你把作品摆在公众面前他们不接受，而是低劣的评论水平阻碍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毋庸赘言，现在的我基本已不为人知，在政府中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因此，公开演讲或者写作也没有意义了。
3。 但是，我要继续甚至更加努力地了解外交政策领域的动态，我不能损毁自己在国内朋友心中的形象，还有欧洲公众对我的印象。他们都希望我对外交政策保持兴趣，并发表见解……
4。 换句话说，我应该压制自己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欲望，如果无法抵挡这种诱惑，那就准备好让自己全身而退。当然，很难强迫一个人去做他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从中既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无法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而这仅仅关乎自尊罢了。
● 8月10日
我越来越相信，我跟北美这个多语言聚居区人群的共同之处实在少之又少，我基本不属于这里。我的家族谱系比多数人的家族谱系都要长，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但是跟国家的整体发展相比，它仍然是简单的、短暂的、微乎其微的。回忆往昔，大自然是属于我的，也属于所有人。童年时期中西部地区炎热的夏日夜晚，草丛里蟋蟀的叫声，遥望四围满眼都是神秘的空旷：这些东西只有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美国孩子才能体会到，它们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但是，此时此地，人类的环境如何？的确，我们偶尔还能看到当年的些许痕迹，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就好像现在的我一样，完全被奇怪甚至是充满敌意的生活包围、淹没。
啊，我心里想着，我竟然生活在这个名为美国但看起来更像外国的国家里。书我写完了[46]，为了这个国家，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它不需要我的书，更不想弄懂它。好吧，我倾尽全力了，这是我毕生经验的总结。失败是什么？成功是什么？谁知道呢？
[凯南去德国拜访朋友，参加勋章会议（Pour le M érite），这是一个表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者的团体。］● 10月17日，戈尔托夫城堡（Schloss Grottorf）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维恩豪斯（Weinhausen），这里以前是一处修道院，离策勒（Celle）不远。这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我们到达时已临近黄昏，夕阳开始落下。修道院里地位最高的女牧师（Stiftdamen）前来迎接我们，随行的还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徒，她们现在监管这座修道院。这位女牧师不是一般的人物：八十七岁高龄，高个子，腰有些弯，穿着皮大衣，戴着灰色假发，讲话的时候右臂上下摆动，像是在剁东西。她陪我们转遍了整个修道院：令人赞叹的教堂，每一寸墙壁和屋顶都有彩绘，那些画廊、修女、宿舍，还有铺着厚厚木地板的暗黑冰冷的走廊。我从没想过我会这样饶有兴致地去参观，因为这位老修女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每一幅绘画、每一尊雕塑，她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我们和她一起来热爱和欣赏就行了。这样的热情让她看起来没那么衰老，信仰的差异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她与几百年前的那些小修女完全一样，她说：“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是我们做的。”她对绘画和雕像怀有的热情是真挚的，是完全无意识的、自发的，她那种信仰的流露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一度对同行者说：“她会升入天堂的。”……
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象着修女的生活（她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似乎只有二十四岁）。我想她们一年里有半年要待在这寒冷阴暗的建筑里，守在飘忽不定的烛光旁，孤独地忍受病痛与死亡的折磨，被迫将所有正常的情感和女性的需求隐藏起来，想象着并不存在的新郎陪伴着她们，他们的身影永远看不到，他们温暖的抚摸也永远感觉不到。
● 10月29日，巴黎
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了一两天，眼睛很不舒服，最后只能回来休息……几天前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感到脆弱，感到迷惘，感到一瞬间失去了力量，不得不就此回家躺下。晚上，这种感觉消失了，但还是令我很不安，除了轻微的中风，我想不出还有其他解释。
● 12月14日，普林斯顿
过去的两天我很受鼓舞。星期一，麦克·邦迪[47]给我打电话，说福特基金会对我在华盛顿演讲时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那是我在系列简报会议上就苏联领导层的特点和现状做的演讲。他们答应帮助我们开展这个项目。
我给弗雷德·斯塔尔[48]打电话，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凯南研究所与外交关系协会的合作项目方案……我抓住机会与研究所的主任说了此事，并希望研究所在下星期主持一次小型预备性会议，以此试探他的口风。他热情地回应了我们。实际上，他打算让高级研究所主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 12月15日
在家忙了一整天，一边整理论文，一边忙着给克里斯托弗修锯木架。
1978年
华盛顿是该优先制造核武器，还是与莫斯科谈判削减武器数量，凯南在这场全国性的争论中牵扯得越来越深。5月，《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报道提到卡特总统对苏联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这导致凯南与尼采针锋相对。凯南与尼采的观点截然相反，他敦促开展磋商会谈，倡导减少杀伤性武器规模。他驳斥了华盛顿必然正确、莫斯科必然错误的观点，激烈批评主张推行强硬路线的人，认为他们似乎“有一种把邪恶表象化的需要，需要小心地在某个地方隐藏一个万恶不赦的敌人，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无限正义的化身”[49]。尽管反对尼采的主张，但是凯南尽量以公开交流的方式与他保持着联系。
● 1月3日，普林斯顿
与弗雷德·斯塔尔通电话……我们都认为我应该跟保罗·尼采联系，看看他对出席我打算办的几次会议有什么意见。我给他打电话，但是他人在阿斯彭。
● 1月16日
这段时间，我生活的重心就是完成手里的这本书，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我这六七年——至少这六七年里的业余时间——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不想半途而废。[50]（书写完之后，我会像去年说的那样，转向美学文学方向。但是，我能做到吗？对当下事务感兴趣的朋友、家人以及其他人的需求会消耗我所有的空闲时间，十个我也不够用。想挤出时间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 2月5日
天气潮湿阴冷。虽然阳光穿透了轻微的雾霾（我觉得像是脱脂牛奶那样稀薄的雾霾），但是空气依然凝滞、阴郁，没有暖意。树顶上的雪冠看上去厚实而坚硬。偶尔能看到小动物的爪印，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天气预报说今天还会下雪，森林寂静而耐心地等待着它的到来。[51]
我把伐下的圆木藏在树后面，外面只留了一根，我希望走小路的人不会发现它，我拿工具做了一个标志，然后回到公路上来。我并没有沿着小路回家，而是穿过田野，不过每走两三步，脚下就有些踉跄，因为薄薄的冰壳随时可能会裂开，双脚就会踩到冰壳下冻得严严实实、高低不平的草坪。
[凯南到加利福尼亚去为研究俄罗斯的凯南研究所筹集经费，同时看望格蕾丝。］● 4月24日我坐在飞机上，身旁是一位东方女性和一个可爱懂事的孩子。至少有一个黑人空乘和两三个白人空乘为我提供了服务。我想起后天要去洛杉矶地区，那里出生的人口大多是拉丁血统。而大不列颠血统的人口不仅数量开始减少，甚至被瓦解成为少数族群，而正是在他们的先辈中间，产生了美国早期的宪法架构和政治理想。他们当然已经不能再作为文化的要素，以及传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不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倒也不至于比其他人群更糟。现在，拉丁人、黎凡特人、非洲人和东方人组成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大多数注定要失去个性、传统和独特的色彩，融入到这个多种语言交杂的群体中：一大群无助、了无生趣、创造力匮乏的人，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变得淡然无味，全然就是一锅分不出好坏的平庸主义和单调乏味的大杂烩。或许，只有犹太人和中国人例外，他们尽量避免种族间的通婚，有一段时间黑人也是如此。中国人智慧、冷酷、勤勉，犹太人意志坚决，保存自己的文化，黑人则对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怨恨，这是否意味着这三个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中不稳定但又不可避免的三股力量，注定要征服和统治一切？
……在我写下上面这段话的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短片”，这是一部名为《阿拉伯人来了》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引人误解的标题。他们中没有几个人来到美国，他们会在彼处就所有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给包括中国人、犹太人、黑人在内的我们下达指令，我们则会闭上自己的嘴巴，温顺地遵从。因为我们有汽车瘾，而他们控制着可以满足车瘾的能源。他们不会来，他们不会来，他们只是控制我们，并规定我们的生活应在何种限制内进行。
● 4月25日，圣弗朗西斯科
身体还是不太舒服，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阅读奥尔佳·卡莱尔[52]写她和丈夫帮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出版《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和《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的艰辛经历。
晚上格蕾丝宴请我们，卡莱尔夫人也应邀赴宴。我挨着她坐，我告诉她我读过她的书，并且我怀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理解这本书。但是，根据索尔仁尼琴的标准，这样的俄罗斯人是不存在的：有勇气、有才华、热爱人类、不屈不挠、充满英雄情怀，还有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切实际、自以为是的思想、缺少公平感与宽容精神。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甚至那些试图帮忙却又出于某种原因无法满足他们完全不切实际的愿望的人，他们会报以完全冷酷的态度。
[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南夫妇都在欧洲度过。］● 7月31日，赴哥本哈根途中说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能接触到这位受过精英教育、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的人物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什么呢？这很难说，当然，他的回忆录证实了我的很多观点：他生动地展示了议会政治的诸多讽刺之处，并认识到，不光在美国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对外政策要由民主来主导，也认识到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中，民主制可能是最不招人怨恨的政体，但是，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发展的长远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常常表现为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弊害。
我必须暂时将托克维尔这些说法放在一边，竭力避免过分夸张的悲观主义和戏剧化，但我看美国无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国内发展上都已经无药可救了。对外关系的前景堪忧：对苏关系极为不正常；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依赖与日俱增，我们的能源消费要依靠他们；在其他大洲，还有至少三个地区，它们的发展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即便我们有所影响，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它们随时都能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卷入军事干涉；和那里的人正相反，我们注定要和以色列人扯上关系，这对我们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向那些小国家输出了大量武器，但是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国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难以遏止的通货膨胀，大城市日渐破败，教育水准逐年下降，联邦政府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些都不是高效政治体系该有的表现。这次回来以后，这些见解对处理我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很显然我的这些想法不可能公之于众。那样只会引发众怒，而非理解。但是，有人向我寻求激励，寻求思想，寻求指导，我该怎么办？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讲话的重点要放在积极方面而非消极方面：谈谈应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应去做什么，不谈我们的政府多糟糕，而要谈如何去改进它。
要试图满足这些要求，我们马上就会面临几个危险而复杂的问题。首先，区分一下政策和制度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体制内的政策制定者无法想象或者无法理解好的政策，那么谈论这些政策就毫无意义。
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制度问题。不过此处首先要想到托克维尔的警告：制度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更为重要。的确，要改变美国公众的风俗习惯，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制度的确有着某种重要性，并且制度在今天或许比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更加重要，因为他没有遭遇当今美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臃肿，人口膨胀，官僚机构庞大。
[作为一个重视从多方面看待生活有机联系的人，凯南一直以来重个别轻一般，重区域轻国家，重传统轻现代。］在这方面，我的确有话要说。实际上，托克维尔很可能对我的这些想法（他也不赞同不必要的中央集权）深有同感，那就是实行区域化管理。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将美国打散，分散为多个区域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就曾说过，也曾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认可。我对联邦层面的制度改革感到失望。
● 8月27日，科罗拉多，阿斯彭研究所
我阅读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大部分内容，该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它得出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承认人类的一切愿望和行为都存在缺陷。[53]在我心目中，尼布尔是我们这个时代——也许也是过去几个时代以来当仁不让的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我听了亚当·亚夫林斯基[54]关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对苏军备与裁军问题等其他阶段协商的精彩演讲：透彻、公正、引人深思……但是，这样一个平和理智的人，无法驱散强硬派感情用事和非理性好战主义的阴云……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这种粗陋的、本质上无政府主义的大众理想形象如此广泛地影响它的国家理念，正如流行文学和电影工业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一个牛仔的形象：沉默寡言，天性倔强，性情粗犷，风流不羁，对待女性像中世纪骑士那样彬彬有礼，但是对组织化的社会权威却傲慢无礼，对施加在其原始但勇敢的是非观念之上的法律嗤之以鼻，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观念，跟陌生人初次会面时表现得笨拙谦虚，但实际上对细皮嫩肉的东方“兄弟”心怀蔑视和傲慢。在我看来，大概正是这种古怪的形象和颇为神秘的个性，怠于思考、未受严肃思想触动的特点，才从现在几乎已不复存在的平淡生活中生出了他的气质，才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自我形象，直至今日。难怪一个高度城市化、人口稠密、多语言并行的现代化国家无法催生出一个高效的社会！
……在阿斯彭的日子结束了，我仍在思索我的未来。在我看来，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对谁来说最有价值？肯定不是我的祖国。这一点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无论我说什么，愚昧无知、冷嘲热讽、动机不纯的堕落媒体都会站在我和我的祖国之间。如今，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谁都救不了……
关于俄罗斯研究？如果能给俄罗斯历史和文学领域的几位学者以安慰、支持和理解就非常好了。或许这是我能做的唯一有用的事了。不过这就够了吗？这不就意味着荒废了其他的可能性吗？让我魂牵梦绕的俄罗斯已经不复存在，苏联共产主义者把它消灭了，古老文化消失殆尽了，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但这需要时间。与此同时，苏联的生活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东西，大众日渐堕落，日益愚蠢的体制走向衰败，任何东西都没有取代它的希望，沉闷的官僚主义可能还要继续存在几十年才会终结。这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将算得上是一个灰暗的时代，比19世纪八九十年代更甚，那时至少还诞生了契诃夫这样的人。
当然，我可能对俄罗斯的政策产生过一些影响。不管怎么说，这比影响祖国的政策要容易多了。但是，今天出现问题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他们没打算攻击任何人。如果我们在苏联以东和以西的盟友能够克服他们的神经过敏，平和地对待那些无关紧要的微小侵犯行为，不干涉莫斯科的内政，那么他们丝毫用不着害怕。无法忍受目前矛盾关系的是西方，而非莫斯科。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世事难料。应对俄罗斯的技巧或许仍是我能够对外界有所贡献的阿基米德支点，或许也勉强能够算得上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构成过分压力的压力。
[在苏联期间，凯南受到苏联官员和历史学家的款待，还第一次走进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与苏联、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官员会谈时，他谈起了对与日俱增的核军备竞赛的忧虑。他此行还对1894年俄法联盟的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凯南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对自己与俄罗斯漫长而纠结的关系做了一番思考。］● 10月10日，莫斯科长方形的莫斯科壮观冷峻，不复往日的温暖和舒适。我和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55]讨论。我们了解彼此的立场，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官职而我没有。
● 10月17日
我去大使馆与图恩大使夫妇[56]共进午餐，他们刚从国外回来。忠实的老仆人董（Dong）像往常一样在那里迎候我们。我们站在门廊上，早年入住斯巴索大厦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们三个了。我们握着手，回忆着几乎无人记得的年代，几乎没人能想象出的那个年代。
● 10月20日，列宁格勒
晚间俱乐部有节目，里面的音响如迪斯科舞厅一般，喧嚣得令人胆战心惊：许多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在跳舞；三两个打扮相近的小伙子，在舞蹈的掩饰下，表演着各种各样的花样；几位歌手的歌声被不可思议的夸张伴奏淹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