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悲哀。我不知道是厌恶苏联的宴会承办者选择这种从美国引进的娱乐形式，还是更厌恶我们自己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我从来都不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但是既然以革命的名义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想至少他们应该秉承一些当年革命的传统，旗帜鲜明地秉承列宁主义者的社会理想和个人信念。所以，尽管反对制度本身，但是我能理解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57]。同志们，我们在为什么战斗？
1979年
伊朗和阿富汗动乱引发的问题将导致国际关系数十年的动荡。1979年1月，亲美的伊朗国王被迫下台后，伊朗学生和军人在11月冲击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抓走了几十个美国人。由此引发的人质危机一直拖到1981年1月才告解决。这种践踏传统外交豁免权的行为激怒了凯南，他敦促对伊朗开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意图在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攻击下撑起一个亲苏政府。这次武装干涉将导致苏联陷入困境十年之久，成为苏联的“越南”问题。缓和政策，以及让参议院通过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第二轮核武器限制条约，现在都没有希望了。卡特总统对苏联感到很恼火，他采取了报复措施并继续扩大武器制造规模。在此基础上，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对抗进一步升级。
凯南尤其担心逐步升级的核战争威胁，他身处痛苦的边缘。他相信，他长期以来对国内能源保护及中东政策的一系列建议或许能缓和这些危机。
● 1月9日，普林斯顿
驻莫斯科的挪威大使达格菲恩·斯坦塞斯（Dagfinn Stenseth）在提到他的苏联邻居时说，挪威尤其担心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欧洲形势再次紧张，无论哪里出现军事危机，苏联都有可能像1939年对待芬兰那样，对挪威北部领土提出诉求。我对他说，我理解这种担心的严重性，但依我之见，莫斯科不会做出那样的行为，除非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或是感到其势力范围内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们感到危险的时候，不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时候，而只会是他们力不从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强硬派无法理解的地方）。
我记得，星期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德图书馆度过的，仔细查看我的文件……数量足以让我震惊：我不在政府任职的那些年里是很高产的，仅仅1954年至1968年——这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时间，就有大概一万封外发函件，这还不算几卷日记和几百篇讲稿、文章、书评等。如何处理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头绪。如果先出版其中一少部分，结果就会损坏“全集”的完整性。而且，就算只出版一少部分内容，我本人也做不了编辑工作，那么谁会去做呢？
● 1月14日
拿索基督教长老会（Nassau Presbyterian Church）的助理牧师是一位娇美的年轻女士，她工作时安静认真，在礼拜仪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是，对于她的布道词我持保留态度。我自问，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士是如何调整女性特有的易于波动的情绪，说服自己接受人性的缺憾，接受基督徒的核心信仰而放弃一切的？如果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事神职我还能够接受，人到了那种年纪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完美，可以成为一位精神向导，没有幻想，也没有虚幻的愿望。但是，一位年轻女性？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是罪人，但在我看她们很少乐意悔改。如果她们真的放弃了希望，那也是出于怨恨和愤怒。
● 1月20日
午饭之后：按预约时间去看牙（希望他们没让护士穿太性感的服装）……
今天瓦伦丁·别列兹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前来拜访，他像我一样曾担任外交官（二战的头几年，我们在柏林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曾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斯大林的口译员。他现在是莫斯科阿尔巴托夫研究所驻华盛顿的代表。他留下来吃午饭，之后我们进行了长谈，谁知道呢，或许这谈话能有些用处。
星期五，我也接到了斯科蒂·莱斯顿[58]的电话。他说几周前他把我写给他的信拿给总统和国务卿[59]看了，他们对信中的观点都很赞同。他问我是否打算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载，我告诉他周一再给他回复。
● 1月28日
我给斯科蒂·莱斯顿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希望我的信在这个时候发表。我很高兴能做出这个决定。强硬派联合起来决心羞辱或者摧毁苏联政权，为此甚至不惜付出战争的代价。相对这个问题的深度而言，我的这封信微不足道，在某些机构里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的，今天出现了，明天就会被遗忘，不足以对这个问题产生显著影响，只会让我陷入更大的争议。如果试图就此提出更为严正的反对声音，那么需要投入的力量远不止我这样有气无力的几声抱怨……
我和泰德·威克斯[60]见面，他想出版我的日记……我本能地反对这个想法。这些航行游记（他拿到的大多是这类文字）都过于缺乏人情味，过于阴沉，过于雷同，缺乏思想性，无法单独成书。至少要补充一些当时的信件才算完整。但是此时此刻，要选择这样做吗？……那还不如就像山羊把灌木丛里的花儿吃掉那样，为了摘取整个作品表面的那一点点精华，而毁掉最终将出版的“全集”。
● 2月4日
这个星期真是让人难过到了极点：伊朗陷入全面革命[61]，五角大楼一方面坚信他们可以继续向伊朗倾销武器，另一方面又疯狂地试图转移或者隐藏那些已经（不明智地）卖给伊朗的尖端武器。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又鲁莽地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中国人的幻想之中，坚信有一天，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让中国人爱上我们。就我们运送给伊朗人的秘密武器而言，我痛苦地回想起，就像我两年前在无人问津的书中[62]所写的，你可能知道你把武器卖给了谁，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最终会落在谁手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想不到这一点的人们还要寻找借口吗？
……不管怎样，我必须让自己正视这一痛苦的现实：过去三十年里我的所写所说，常常超前于我生活的时代，当政治和新闻机构好不容易才形成相同的观点时（有时候已经太晚了），每个人都忘记了是我先提出这些观点的。我发现能像我这样一直准确预言时事发展趋势却未能产生什么影响，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 2月23日
国际事务中具有威胁的重大事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到攻击，美国大使在阿富汗被杀，中国出兵越南，原油再次涨价并出现短缺。
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政府的表现遵循了美国政治最糟糕的传统：几乎只关心国会的意见，完全不在乎行动带来的外界影响；只在乎强硬派的观点，所以才会有大量浮于口头的虚张声势。这些都只迎合了国内的听众，完全不在乎对外影响。我们在一天之内向莫斯科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许进攻沙特阿拉伯（莫斯科从来就没想这么做）；向北京发出警告：不要进攻台湾（中国人更没那么想过）。之后，我们又义正词严地警告苏联不要干涉伊朗（我们自己却干涉了整整二十年）。综合以上所有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算兵力多于目前的这二十多个师，也无法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将动用武力。
● 4月18日，华盛顿
我出席了东西方协调委员会董事会（Board of the committee on East-West Accord）的会议……观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片，片子强调了核爆炸后果的严重性。该片没有党派倾向，公道理性，实事求是……
这个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的活动多半比较单纯，不过考虑到这一切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而他们反对的派系在这场斗争中势头正劲，就难免为他们感到一丝的悲哀。我对自己的会员身份尤其是董事会的职务，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不管本意有多好，我都不想让我的观点跟任何群体的想法混为一谈。但我担心，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会泄气，他们是美国唯一致力于平衡和改善美苏关系的组织，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 5月4日，普林斯顿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63]
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
一个政府越民主，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难以集中力量追求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内部竞争的问题。统治者的权力越绝对，在处理外交政策时就越能排除干扰，表达其观点。不过，他在自我表达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看法，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也成了他的个人看法和哲学问题了。
● 6月7日，克里斯蒂安桑
我是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同时也信奉专制。我相信健康的民族国家应该严控外来劳动力的涌入，根据国内现有资源担负起管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职责，包括最底层的工作；我也认为，它应该尽可能地限制本国与他国的经济和财政往来，尤其是那些突然变更协议或者终止往来的国家，它们以此让外国政府难堪，甚至会形成政治施压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美国，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受到如此多的憎恨，是很多人恣意抨击、恶意诽谤的目标；特别是在与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它们的政府要么怀有敌意，要么不负责任。
● 6月18日
多年前，我就试图提醒过杰克·肯尼迪和麦克·邦迪，削减核武器的最佳解决之道，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订条约——因为那需要得到立法批准，而是本着互惠的原则与苏联人私下达成一致，双方要保证每一步都讲求诚信，难道我没提醒他们吗？比较过量的核武器杀伤力，以此作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条约的基础是毫无意义的，难道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恳请过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反思吗？在这个国家里，我难道不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看到采纳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必然会导致我们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人吗？难道不是我第一个指出，就武器的本质而言，战争不存在获胜方，我们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结果却被艾奇逊先生嘲笑，他说我是一个不了解运用权力的人……
如果辩解说，之所以没有去做我说的事情，是因为国会从来都没有接受、容忍或理解我的意见，那么我想问，是谁四处奔走，请求建国两百周年纪念的典礼费用不要花在服装游行上，不要用在重新上演莱克星顿战役上，而是用在认真回顾我们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所获得的经验与当前的宪法制度上，看看是否有必要进行某些方面的修正，修改那些在当代无法满足一个伟大国家所需的内容？不得不说，我的游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能源问题仍然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有人说，我们现在的要务就是考虑环境保护措施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五年前，我就在《危险之云》一书中以最强硬的措辞敦促过这一点，但是没有得到一丁点儿回应。这五年的时间白白地耗费掉了。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完全靠不住的能源供应的依赖，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加强。今天的形势比五年前更加严重。不仅如此，不是在五年前，而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在公开声明中指出，在燃料和原材料上依赖政治不可信的供应商是最大的危险，所有的这一切，没有得到媒体或者政府的任何回应。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有什么关系？痛苦代表了一种贫瘠的心境，是应该避免的。多少年过去了，你不光把思考国家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成自己的责任，还将其当成自己毕生的愿望。在你印象中自己做得还不错，或许，除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外，你比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人都要更好，或者说至少更深刻，更有远见。结果你却发现，除了某些最早和最肤浅的公众声明，例如那篇署名X的文章和芝加哥演讲[64]，几乎没人欣赏你说的话，被留意的内容也寥寥无几，完全不被人理解。
1980年
20世纪80年代，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尤其是对核武器的批评，获得了更广泛的倾听。他仍然希望能在全国大讨论中发声，但是，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良知的人，他并没有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昔日在国务院政策任职时，这正是他所尽力追求的。尽管他对核灾难的前景感到很恐惧，但是在内心里，他也有些欢迎使用核武器扫除人类的掠夺行为的可能性。
在1979年出版《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之后，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游历，为他即将在1984年出版的《致命的同盟：法国、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做研究。
● 2月8日，普林斯顿
重新拾起这本日记，或者说激励我做这种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坚持记日记）的是，我认识到，近日来，我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愈发让我头痛。我相信，如果有规律地记录并尽量将它们分类整理，记下针对它们的应对措施及结果，会对我有所帮助。
首先我必须说明，目前我写作的背景是，法俄联盟第一卷（《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已于去年12月上旬出版。尽管出版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推广工作似乎做得不够好，该书在很多书店的展台上没有摆放，但是上架伊始它就得到了很好的正面评论[泰勒（A.J.P. Taylor）做了负面评价，这不足为奇，他的批判内容我还没看］……
华盛顿让人惊诧的军国主义思维令人甚为担忧，他们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反应也让人担心。为此，我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此外，我同意与丹·拉瑟先生（Dan Rather）一起接受电视台访谈节目《60分钟》的采访……
《纽约时报》把我的文章放在了极为显著的位置并做了头版标题，轰动一时。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这篇文章时效性强，同时公众又乐意接受，这关键两点相结合，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实际上有些人（有时候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必须讲下去，你不能保持沉默。就外交政策而言，你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良心。”他们的呼声，加上两位总统候选人都联系我，要求我对他们面对当前问题应该采取的立场发表意见，让我认识到就外交政策问题、就批评家和评论家的能力而言，即便无法与其他人——如沃尔特·李普曼相比，我也有着独特的声音，如果不充分利用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发声，那真是非常遗憾……
我曾纠结于这样的想法：我应该屈从于这样的压力吗？我应该放弃历史研究，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时间，阅读报纸以“跟上形势”吗？我应该与访问纽约和华盛顿的政客见面，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顺应潮流，以这一切为基础，就国际问题发表演讲和写作来度过我的余生吗？
……除了努力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之外，我看不到其他选择，对每年几百个邀请和请求说“不”……跟上时代，赶上时事的步伐，然后，努力面对这一切，继续走学者之路……不要放弃，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正是学者的形象让我的声音更有力量。
● 2月28日，华盛顿
傍晚去参加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一小群人挤在委员会位于车站附近的狭小办公室里。到此时为止，东西方协调委员会仍在挣扎中求生存，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基本毫无影响的小机构，在资金支持和公共认知度上，完全比不上由得克萨斯石油基金赞助的三四个走强硬路线的组织，那些组织的成员总会发表政治家乐意听的危言耸听的言论。东西方协调委员会的成员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基金会和其他担心近期事态发展的人自发提供的支持。他们将这可喜的变化部分归功于我，因为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我参加的访谈节目《60分钟》。狭小的办公室内回荡着对我的赞美，他们称我以一己之力“扭转局势”，在我参与之前，不少人颇感担忧，感觉找不到方向。据说，西欧那边的同伴感到前途未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部分政府部门中感受到极为狂热的情绪，也因为事实上公众似乎并未对此做出任何批判性的回应。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回应，他们如释重负。让我欣慰的还有，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三个人最近一直在莫斯科，他们在报告中讲述的见闻证实了（甚至让我感到超出自己实际应有的价值）我文章中所写的苏军可能出兵阿富汗的背景。
这一切都让人陶醉，我离开委员会办公室时头还晕乎乎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天，现在天开始冷了，烂泥开始结冰。在费力走回车站的路上，我开始反思自己面临的奇怪形势，特别是人们对我在国际事务方面为数不多的重大贡献的认可是多么偶然。这种因果关系是多么奇怪，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至少对我来说，事先估计这种关系并达到自己的预期和愿望真是难上加难。我把利箭射入空中，有时什么也射不中，有时还会射错目标，有时有那么一两支能射中要害，箭羽破空之声遒劲而清晰。这样，即使达不到其他目的，至少也能帮助和促进人们思考。
[凯南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室做研究。］● 3月7日，帕洛阿尔托今天受邀发表演讲，我首先想到的是恳请国家实施有限孤立主义政策，即提倡一个原则，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学会不仅在正常时期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而且在非正常时期也能依靠它们维持运转，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不能借助武力来达成超越我们最低防卫需求的目的。
即便是久经世故的听众要理解这个提法也是相当困难的，要在半小时之内让这样复杂的观点深入人心，无论如何很难做到。
[凯南到欧洲去做研究，探访朋友。］
● 4月4日，耶稣受难日，瑞士，伊科涅
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大多数都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就算这些事件能够被记住，也只是模糊的歪曲讹传。唯一逃出这一规律的，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两千年前的这一天，地点在各各他（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你可能会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宗教先知，和两个普通的盗贼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男人的教义中有两点比较新颖，拥有巨大的力量：第一，宽容，无私，理解他人的困境与挣扎；第二，通过自省和忏悔得到救赎，与自身根深蒂固、无法完全消除的不完美妥协，与自己的动物本性和冲动妥协，与人类的“原罪”妥协。宽容与救赎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第一次唤起了饱含同情之心的神的形象，救世主生与死的宏伟象征力量即在于此，这种力量激发了整个浩瀚的文明，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建起了成千上万座宏伟的教堂，无数人戴着象征慰藉和希望的十字架，它塑造和教育了多少代人的思想。一句话，它在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之花上留下了最富于创造力的痕迹。人类仿佛就栖息在岌岌可危的山脊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方面沉湎于动物本能的心理和生理特性，另一方面追求美的梦想和遥不可及的高尚精神。自此以后，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他们战胜欲将其拖下深渊的野兽；人类第一次找到了安慰，即使他们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精神巅峰……
● 4月5日
一想起我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即将面对的未来，我的内心就难以平静。不过，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倒渴望灾难的到来，这样才有可能让欧洲和北美已被人口过剩和商业掠夺破坏的大陆得到喘息之机，休养生息，让制造这些悲剧的人为制品像它们应得的那样化为废墟，让大树、灌木、小溪、湿地、能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动物，以及上帝最伟大、最美好的作品重新获得本应拥有的统治地位。
● 5月22日，法国，萨拉（Sarlat）
我坐在后座上，肾结石让我感到些微的疼痛。我听凭自己沉浸在忧思之中：1）很明显西欧和美国（美国更甚）都趋向于和苏联交战。我为制止战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流于徒劳，有生之年我的价值也结束了……
2）我觉得交战是没有必要的，有更恰当、更安全的方式来处理二战后的苏联问题，我错了吗？从某些方面来看，当然错了——没有人能永远正确。但基本上可以说：我没有错。
我早就坚信，一旦欧洲的政治稳定局势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初期形成，就应该试图协商苏美两国军队从中欧撤军的问题，被我言中。
我反对美国和西欧将一无是处的核武器作为防御基础，认为我们这样做势必引发苏联效仿，被我言中。
我认为东北亚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日本和韩国的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被我言中。
我不信任完全汽车化的社会，甚至在二十五年前就坚持反对这一点，我们不该让自己过度依赖中东的石油……被我言中。
最后，我警告不要不计后果地向我们社会或者其他任何高度发达的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大城市输入过多在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外貌形态上与我们完全不同、格格不入的人，被我言中。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现在西方文明正沿着几条道路前进，即将滑入灾难的泥淖之中。
3）我该怎么办？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一切无法挽回？悄无声息地退休，淡出公众的视线？不要自我保护？无须自我澄清辩白？
不，还是要弄清真相，哪怕是为了维护自尊。
● 6月3日，波恩
我的人生快要走完了，剩下的时间顶多也就几年（准确地说，是到1982年5月9日为止[65]）。目前的国际形势如此严峻，对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后代而言（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后代）是如此危险和可怕。如果说我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危险的概率，那么这些事都比我成为一个好历史学家的愿望更为重要。如果最可怕的危险无法避免，那么也就没有几本历史书可读了，没几个人去读了。
● 9月18日
普林斯顿给我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数不清的写作任务（尤其是写通信），还要到各地旅行演讲……这里真不是一个写日记的地方。
[1] 《卡斯汀侯爵与1839年的俄国》，1971年。
[2] 《回忆录：1950年—1963年》，1972年。
[3] 凯南日记，1971年1月16日，第239盒，凯南文件。卢卡奇写了很多书，其中包括《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又名《被记住的过去》（The Remembered Past）， 1968年］和《乔治·凯南：性格研究》（George Kennan： A Study of Character， 2007）。
[4] 见1971年5月2日的凯南日记，出处同上。
[5] 爱德华·克兰克肖编，《赫鲁晓夫回忆录》（Edward Crankshaw ed.，Khrushchev Remembers，1970），根据已故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整理出版。该书资料从苏联偷运出来后，由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翻译。多年后，塔尔伯特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政府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该书轰动一时，首次向西方读者详尽地展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个性缺点和政治阴谋。凯南是国务院临时召集的小组成员之一，任务是解读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
[6] 小“汤米”卢埃林·汤普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
[7] 维利·勃兰特，凯南的朋友，德国总理。
[8]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波兰裔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政治学者，后来成为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9] 修韦林·毕亚勒（Seweryn Bialer），曾经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苏联与波兰共产主义问题专家。
[10] 珍妮特·史密斯（Janet Smith），凯南的秘书。
[11] 凯南并未指明此人身份。
[12] 卡尔·凯森（Carl Kaysen），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
[13]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是研究所新成立的社会科学学院的第一位成员。
[14] 高级研究所内部对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职称的人员资格问题有分歧。
[15] 理查德·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昵称“迪克”，《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在政府多个部门担任外交政策情报员。
[16] 奇普·波伦在两个月之后离世。
[17]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赎罪日战争。
[18] 威廉·邦迪（William P. Bundy）是《外交》杂志编辑，是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前任助理国务卿，他的妻子是迪安·艾奇逊的女儿艺术家玛丽·邦迪。
[19] 在著名的“星期六之夜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中，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Elliott Richardson）和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辞职，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试图阻止水门事件的调查。
[20] 沙特阿拉伯以此抗议10月6日—25日赎罪日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
[21] 多年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将成为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和乔治·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
[22]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泰德”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Ted” Kennedy）。
[23]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他为谋求总统连任指使他人潜入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装置，事发后还命令司法部掩盖窃听案。
[24] 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当时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1981年成为凯南的授权传记作者。
[25] 即约瑟夫·艾尔索普，新闻专栏作家，他娶了前文提到的玛丽·巴顿（Mary Patten）。
[26] 琼·布莱登（Joan Braden）是华盛顿名媛，也是国务院官员。
[27] 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美国剧作家，“二战”期间曾访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时凯南在那里任职。
[28] 国务卿基辛格。
[29]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24页。
[30] 同上，第587页。
[31] 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德高望重的法官和法理学家。
[32]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的老友会。
[33] 罗伊·亨德森（Loy W. Henderson），国务院官员，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当时是凯南的上级。
[34] “达比”埃布里奇·德布罗，国务院官员，是凯南30年代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时期的朋友，他鼓励凯南撰写了“长电报”。
[35] 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常驻莫斯科的记者。
[36] 弗里德里克·巴洪（Frederick Barghoorn），40年代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处官员。
[37] 自1973年战争结束之后北越军队一直驻扎在南越，此时他们发动了进攻。南越政府随后在4月30日垮台，越南重新统一。
[38] 凯南指的是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
[39]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西德总理。
[40] 凯南的《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一书，书名的灵感就来自这首诗，该书于1993年由出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出版。
[41]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杰拉德·福特（Gerald R. Ford）于1974年8月宣誓就职。
[42] 1945年2月4日—11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在雅尔塔峰会上会晤。
[43] 凯南年少时曾是圣约翰军事学院的学员。
[44] 凯南日记，1977年3月30日。
[45] 凯南受邀去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演讲，该机构致力研究公共事务。
[46] 《危险之云：美国外交政策现状》（The Cloud of Danger： Curre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77年。
[47] 麦克乔治·邦迪，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福特基金会主席。
[48] 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历史学家，他帮助凯南筹建了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
[49] 尼古拉·汤普森，《鹰派与鸽派：保罗·尼采、乔治·凯南和冷战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09年（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Henry Holt），第270—271页。
[50] 《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1875年—1890年的法俄关系》（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1875--1890），1979年。
[51] 1978年的暴雪即将来临。
[52] 奥尔佳·安德烈耶夫·卡莱尔（Olga Andreyev Carlisle）出生于俄罗斯文学世家，与丈夫亨利·卡莱尔（Henry Carlisle）共同翻译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53]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民主辩护与传统防御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1960年。
[54] 亚当·亚夫林斯基（Adam Yarmolinsky）是核武器专家，先后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政府中任职，曾批评上述几位总统的越南政策。
[55] 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巴托夫（Georgy Arkadyevich Arbatov）是苏联政治学家、政府顾问，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the USA and Canada Institute）创始所长。
[56] 马尔科姆·图恩和伊丽莎白·图恩（Malcolm and Elizabeth Toon）。
[57] 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1921年反对布尔什维克战时经济政策的左翼叛乱活动。
[58] “斯科蒂”詹姆斯·莱斯顿（James “Scotty” Reston）是《纽约时报》颇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专栏作家。
[59] 吉米·卡特总统和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
[60] “泰德”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A. “Ted” Weeks）是大西洋—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编辑。
[61] 伊朗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1979年伊朗革命过程中，国王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取而代之，霍梅尼是反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62] “无人问津的书”指1977年出版的《危险之云》。
[63] 凯南相信华盛顿应该保证在危机中不会成为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64] 凯南：《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1951年。
[65] 凯南推算，如果跟祖父的堂兄（乔治·凯南，1845—1924）的寿命（七十九岁两个月零二十三天）完全一致的话，他自己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983年5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成了1982年5月9日，很明显是笔误。这两位乔治不仅生日相同，对俄罗斯的兴趣相同，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非常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