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批评家（1981年—1990年）
1981年
为了赶上5月19日在华盛顿领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凯南中断了旅居欧洲的生活。在欧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做研究，同时与朋友和官员会面。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之所以令凯南感到高兴，有几个原因：虽然他与爱因斯坦本人从来没有当面交流过，但两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拥有终身职位；他也非常感激随该奖一同到来的五万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广泛的听众群体宣传他的观点。
凯南意识到，战略武器控制谈判已经走进死胡同。谈判囿于各种复杂而又无法言明的细枝末节，陷入僵局。第二轮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依然没有在疑虑重重的参议院获得通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好战的言辞更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苏联大使都出席了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典礼，凯南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这个方案前所未有，简单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数量直接削减50％。这个提议让凯南进一步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样的变化让他欣喜万分又颇感惶恐。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与学者生活之间的冲突。
[正如下文所述，几十年来，一旦触及莫斯科，凯南的心中就会激发出一种汹涌澎湃的情感。］● 4月13日，莫斯科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今天的感受，对逝去岁月的种种回忆、同情、悲悯和遗憾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感受，它们与此前的厌恶之情纠结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
● 4月16日
面对这样的军事政策，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花言巧语针锋相对的形势，我感到非常无助。对苏联一方，我无能为力。六十多年来，他们纵容自己养成了夸大和歪曲事实的习惯，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荞麦粥一样司空见惯。然而，我们自己的政府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不也有着盲目好战的狂热吗？美国政府不仅使自己确信噩梦是真实的，而且还说动了我们的大部分盟友，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胆敢挑战这种世界观的人都会被当成危险的破坏分子。
实际上，我一直尝试了解我们那些优秀公民的思想观念，结果发现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们疯了：我们双方对现实的看法竟截然相反。
[莫斯科宣称将干涉波兰团结工会暴动，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政府的表态让凯南深感震惊。］● 4月17日现在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出现新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了吗？苏联在东德驻扎约十九个师，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五个师，在苏联西部地区有十几个师（我们得知的情况是这样），还有两个师已经驻扎在波兰。难道说，我们就是据此得出结论，在过去十五年间苏联已经无力干涉波兰了？对于这种已经勉强维持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形势，我们突然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和愤慨是不是有点儿太不合情理了？
我肯定是酣睡了几十年，醒来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
前天在大使馆吃晚餐的时候，临时代办杰克·马特洛克[1]向我举杯祝酒。那是我从这届政府官员口中听过的最体贴、最善良的话，足以抵消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来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对我的蔑视和无理的伤害。今天在布拉格餐馆吃午餐时，格奥尔基·阿尔卡迪耶维奇·阿尔巴托夫也站在苏联的立场对我说了同样温暖感人的话，而早些年苏联给予我的可从来都不是鲜花和赞美。
如果这些话还不能让我满足，那我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当然，这些赞美对我来说真的有些过誉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获得的爱因斯坦和平奖，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责任。愿上帝保佑我，在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些膨胀的时候，依然能够拥有敏锐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和充沛的精力，在余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 4月19日
我突然发现，今天是母亲逝世七十七周年纪念日，如果没有她的奉献和抗争，我根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机会去了解她。我尽量在脑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她很美（正如我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但是有些乡土气。我很容易就想象出她的声音，说话应该就像她的姐姐——我的文姨（Aunty Ven）一样，拖着中西部地区那种慢吞吞的长腔。她的离世对全家人来说是一个悲剧：我那可怜的老父亲需要她；姐姐康斯坦丝也需要她，当时她才六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姐姐从来都没有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不同的女性接连不断出入我家的屋宅让我感到很困惑，我与女性的关系也受此影响，她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照料我，贯穿了我的幼年和童年岁月。
几年前，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那就是她。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她说不出话。生死之隔让我们无法交流，我已料到情况必然如此……
参观柴可夫斯基的故居，我为所见的一切深深感动，不仅是为他本人，我对他的音乐创作才华当然钦佩不已，但相较之下我更为见到当年的实物、见到那个时代的证明而感动。离开的时候，我心生惋惜，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一百年。19世纪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包罗万象，思想激荡，充满了美，也充满悲剧！……
针对非常驻外国居民的监视制度已经放宽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备感压力了。此前，压迫感无处不在，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弥漫着一种凶险邪恶的味道，将生活其中的外国人包裹起来：那种感觉持续萦绕在你的身边，你被充满敌意和怀疑的眼光监视，而且，甚至那些不得不与你交往的苏联公民，也免不了受到管控，同样处在各种各样的险恶监视之下。
● 4月21日
今天的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对爱忘事的人来说这总归是一种有用的体验），俄罗斯政治现实中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双重矛盾：正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那只两个头朝向迥异的双头鹰一样：牧首宣扬基督教的仁爱与宽容，沙皇则以恐怖手段实行专制独裁；吉尔斯[2]领导的外交部用最优雅的法语宣扬和平政策，亚洲司的人则喊着好勇斗狠的俄语口号，在南部边境实施阴谋诡计；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像外交部一样奉行谨慎友好的外交政策，而共产国际则致力于推翻前者倾力要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府；现在，阿尔巴托夫等人都表现出感人的温和与友善，但是我和其他人都爱莫能助，我们没有实权，无法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国防部的人和秘密警察都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一如百年前沙俄帝制时代的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部参谋长。我们国内的强硬派和军事策划者也是如此，完全被彼此之间无法点破的核军备竞赛所蒙蔽，一直想象着战争，谋划着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们口头上宣称希望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又坚决不愿意实行政策透明化，这种秘密和隐匿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危险。这种双头鹰现象，有时候让人能感觉到它的温暖，它洋溢着阿尔巴托夫式的同情心，有时候又充斥着斯大林式的暴政，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很明显，不要把赌注完全投给其中一方，因为无论你如何深受打动，都无权忽略另一方。但是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愿意支持更有希望的一方，因为这是更具人性也更为高尚的一方，显然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实际上这也是避免我们损失过于惨重的唯一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政治上可能会处于劣势，比如阿富汗当前的形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会发现此种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毕竟，从长期角度来说，政府的“文明开化”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充满悔恨的俄罗斯人现在从波兰学到的教训一样）。许多被扭曲的时刻，将在潜藏于文化中的神秘惯性推动下，通过人们的努力慢慢纠正过来。但是，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恐怖后果却没有机会得到纠正。当然，这种恐怖的结果不限于核战争，也见于常规战争。过去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一场大战就会让所有的希望和文化消亡殆尽。
● 4月27日，哥本哈根机场
在离开列宁格勒之前，我最后步行去看了一眼涅瓦河。我想，这是我在俄罗斯停留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永别了。在这短暂的时刻，我沉浸在普希金笔下“磅礴壮丽”的河流里，穷尽我脑海中关于河岸的所有记忆，我认为这里是我见过的世上仅次于威尼斯的壮美河岸，它的流域比威尼斯还要广阔。
前往赫尔辛基的火车之行非常舒适。车窗外的森林覆满积雪，一路上时而雪花簌簌，时而艳阳高照。当今最优秀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以及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约翰·加迪斯已经在赫尔辛基待了一年了。他不辞劳苦地到火车站接我，陪我们去旅馆……第二天阳光明媚，但是天气依然寒冷。加迪斯夫妇邀请我们去港口旁边公园里的维多利亚餐厅吃午饭。很惭愧让他们请客，他们还是年轻人，这里又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但他们坚持为我们付了账。
● 5月27日，参加爱因斯坦和平奖仪式后回到欧洲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生活有两方面发生了改变。我的作品和公开演讲为人们所接受，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算是对这方面的最大认可。但这导致我不能也不应该再试图远离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探讨了，导致我完全无法从事任何研究工作或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了……除非另一场大战能够避免，否则就没有多少历史可以书写了，就算有的可写，也没有人写，没有人去读了。
报纸刊登了里根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他勾勒了一幅天真的世界图景，一幅老旧过时的图景。这种陈旧观念真是不合时宜，他以为我会赞赏他的观点，与他击节相庆。但是，我做不到。我的确是喜欢某些旧式的价值观和思想，但不是他所表述的那种。
他强调有必要复兴“爱国主义”。我能想象到，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探讨（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可能会想起我的臭名声，然后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问：“凯南，你是爱国主义者吗？”我会怎样回答呢？
我会反过来问他：“您的意思是，我热爱我的国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所指的“国家”是指土地还是人民？如果是土地的话，我当然热爱它。从小时候起我就热爱它，热爱它旧时的样子，今天我依然对它充满爱恋，只要人们还没把它变成一片荒地，还没把它变成一个垃圾场或一条阴沟。如果你和你的支持者对这个国家一切自然美好的东西都异常憎恨，要彻底毁掉它（或者说鼓动地产开发商们毁掉它，这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热爱了。
如果你说的是人民，你的意思是“热爱”人民吗？我怀疑当你说起“爱国主义”的时候，你的意图是：让我和你一样，把我们的人民理想化，说服自己并且怂恿他人相信，我们的人民与众不同，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品质，拥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有资格自视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比任何人都强大，比任何人都有权威。如果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我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答案是：绝不热爱。
● 7月16日，赫尔辛基
晚宴上我一直和热情的主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回到房间时，我已经酩酊大醉，或至少已经醉意十足了。怎么会这样？晚饭前喝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席间又喝了几杯红酒，饭前饭后一共也就这几杯，没再喝别的。我已经这样喝过几百次，从来没有醉过。今天是怎么回事？看来得从自己的谈话中找原因了。有时候，在这种场合，如果周围坐上一小圈听众，我就会兴致勃勃，开始长篇大论。在某些程度上，我震慑住了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或者说很难开口讲话。他们说得越少，我说得越多。
为什么他们的沉默让我喋喋不休？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还是因为我过于紧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感觉自己到最后活像一台发条上得太紧而几近崩坏的闹钟。
1982年
尽管凯南赢得了无尽的赞誉与尊重，但他仍然因自己无法阻止核战争爆发的趋势而苦闷万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预言家”，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不为世人所认可。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杀伤力让他深感恐惧，促使他去思考几乎所有武力冲突的意义，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着这样一种信念，凯南开始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前国务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军控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倾力合作。在《外交》杂志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中，“四人团”敦促美国仿效苏联的做法，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承诺可以保证降低因试图先发制人或者判断失误而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但是，里根政府及其继任者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 1月10日，普林斯顿
1981年的日记乏善可陈，原因显而易见。一般来说，非常活跃的人通常不会坚持记日记——除非他们有得力的文秘人员帮忙，把想说的话匆匆口述给秘书，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日常所为一定要详记下来成为历史记录。对我来说，1981年就是“活跃的一年”……
在华盛顿领完爱因斯坦和平奖之后，我在获奖致辞时所做的短评……竟然在私下里印发了几千份。当时正值挪威暑期末，我受邀为挪威笔会举办的一次特别会议（与其说是文学集会不如说是政治集会）发表演讲，我在这次会议上阐述的观点也广为传播，最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刊登在德国《时代周报》和大洋这边的《纽约客》及《纽约书评》上。上述短评和演讲都是有关核武器问题的。成千上万的人对我的观点给予热烈的回应，让我误以为自己的话可能真的有些分量。我给《纽约时报》的专栏写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一周前）我甚至允许自己接受怂恿，参加脱口秀节目《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今天，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可悲努力宣告结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很明显，《纽约时报》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里根政府顶多把我的行为当成烦人的蚊子轻轻叮咬了一下，发现后马上掸落，很快就抛在脑后了。
所以，现在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失败，不过对于所做的努力我并不后悔。如果我的孩子们还能再熬五年——这一点我都有些怀疑，至少他们能够看到，我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灾难的发生了。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吗？如果我不以现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变成一个政客，口如悬河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满脸堆笑地结交心中厌恶的人，嘴里喊些时髦的口号，给自己谋个重要的职位，然后，再像其他人那样，利用民众的情绪和呼声——哄骗那些判断力差的人去做一些为我所用的事情，而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些事情的实质是什么，这样会更好一些吗？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谁想要引导大众走向正途，都得学会骗人的伎俩，而不是以理性去吸引大众。
但实际上这个答案离题万里，这一切也完全有悖于我的品格。我想说的是，我的使命就是做一名预言家，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尽管没有人相信。我的悲剧在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很难说在此后的短短十年到二十年间，是否还能有人看到我预言的正确性。或者说，灾难真的发生了，就算从战争引发的核灾难中幸存下来，还会有人愿意关注它吗？
……我发现自己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见证璀璨的西方文明最终自我毁灭，代表西方文明所有丰碑的建筑、音乐、艺术、文学都将湮灭沉寂——这个文明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魅力四射，迸发出傲人的创造力，成就斐然，却无法依靠它们存续下去，也无力以此为基础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甚至连这些先辈留存下来的丰碑都将无法保存。
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除了信奉基督，我们别无他法。基督教信仰秉承着最原始的形态，对既存的俗世生活无欲无求，而把目光投向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原本的世界里，我们只会见到让人敬爱、敬畏、敬从的耶稣基督。
就这样吧！像我这样一个失败孱弱的抗议者，很明显已经行将就木。就算我还没有气馁，岁月已不饶人。不过，我还有一点儿时间，去欣赏这个世界悲剧的美丽与诗意，简言之，还可以做一些见证、体察和记录。
像我这样耋耄之年的人还能用昏花的老眼洞察这一切吗？在感知能力衰退的情况之下，还能对时事做出有意义的建设性回应吗？这些我们都走着瞧吧。我在心情跌入谷底之时重新拾起日记，它将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 1月11日
今天早晨格外寒冷。温度降至零华氏度甚至零度以下（取决于你看的是哪里的温度计）……
晨报多个版面上都刊登了里根政府不顾一切地号召大家加入其阵营，赞同政府就波兰问题对苏联实施制裁的消息。在我看来，很明显，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打破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地位，而且实现的方式要尽可能地让苏联领导层蒙羞。这种尝试没有必要：我们不介入，这种霸权也会自行解体。这是一次严重的冒险行为，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因为莫斯科不会容忍我们对他们的权威进行如此傲慢和高调的挑衅，更不要说去挑战他们的国土安全了。在这件事情之后，苏联领导人会看到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德美联盟，矛头直指他们。
● 1月17日
要是拜访一位苏联高官，我猜我会这样对他说：“你可以告诉你们的人民，你们试图跟里根政府修复关系的努力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全力把事情搞砸，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安抚里根政府。你们唯一能采用的有效方式就是，让这些人为他们的态度承担后果：下定决心牺牲与美国的各类贸易，甚至取消谷物进口，独自支撑下去；做好准备取消与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坚决召回驻美大使并请对方召回驻苏大使，坚决大幅度削减使馆内的美国工作人员；努力将双边关系长期维持在最低级别的冷和平状态，只在磋商削减核武器谈判事务上表现出些许的热情——换句话说，要学会完全独立于美国之外而存在。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只有恶意的敌视和谩骂，此外别无其他！”
当然，这样的话我一个字也没说。不过，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说个痛快。
● 2月16日
今天，当然了，是我七十八岁的生日……要是让我做决定的话，我宁愿放弃普林斯顿这里的住所，在最北部的佛蒙特州或者新罕布什尔州找一处废旧的农场安居。在那里干些杂活：劈柴，喂小鸡，烤面包，拎水饮马。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吸引人的了。
[凯南夫妇到中欧旅行，拜访朋友，凯南在档案馆做研究。］● 3月12日，布拉格我坐着大使馆的豪华轿车穿过布拉格市中心，车开了很久。阔别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布拉格，即使是最漂亮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也让我感到了一丝单调和晦暗的悲哀。到底有多少东西真的发生了改变？又有多少是记忆在捉弄我？谁知道呢？换而言之，我在这里任职期间（1938年—1939年），即捷克斯洛伐克真正保持独立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些建筑到底在多大限度上让人觉得漂亮光彩，让人充满愉悦、热望和乐观的情绪？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当初欣赏它们时我们都过于年轻，又或是记忆弄人，让我以为过去的颜色真的要比现在更鲜亮？
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我想起那时年轻的自己，丝毫不感到快乐和骄傲：身体前所未有地健康（我还记得在1938年那个不幸的秋天大病初愈时的感觉），但是内心充满巨大的挫败感，至今我都不愿再回想这些。我能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境况——当时的我认知浅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很多责任——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批判观察能力以及判断能力，特别是吸收知识和感悟的能力。我很无知，但是极具可塑性。
然而，这些品质也无法挽回我个人的失败，我在思索自己的失败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因为我的妻子，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并不总是无辜的）也是我个人失败的受害者。
● 3月20日，维也纳
苏联战争纪念碑……顶部是二战时期苏联英雄士兵雕像（做得还不算糟）。不过，恐怕它现今表达的并非是崇敬——而是一场灾难，是对1945年苏联军队在此的行为（强奸、抢劫、枪决以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行为），对中欧和东欧其他地区犯下政治暴行的见证。维也纳人嘲笑这座纪念碑，出于某种原因将纪念碑顶部的人物称为豌豆国王（Erbsen Konig）。或许，在这座将近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带着悲哀、同情和尊敬的心情看着它，仿佛看到了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几百万俄罗斯年轻人……但愿有朝一日，将这些年轻人推向死亡的人，不论是哪一方，都必须向上帝解释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上帝把这些甜美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 3月28日，贝尔格莱德
执政的里根政府暴露出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让人感到震惊。傲慢、无知、自大、狂妄，更糟糕的是做事不够稳重，不顾后果，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正把我们拖向完全不必要的战争灾难。我回到家中，心如乱麻，忧虑重重。
● 4月7日，华盛顿
这周我一直在努力。我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麦克·邦迪撰稿，我们四个人联合署名），敦促政府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而我一直都反对这样的立场。这篇文章会在傍晚六点正式刊发。我们四个人首先在欧洲新闻媒体上做了一期谈话节目，今天早晨又在美国媒体上做了谈话节目（包括摄影师在内现场约有一百人左右），现在我们四个人分头接受专访……
如果这些努力能奏效的话，我认为这将是我一生中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
● 7月21日
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只有西方施压才能让苏联领导层善待自己的人民。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苏联政府，而是离开苏联。因为渴望脱离苏联，更因为他们不断地寻求西方媒体的支持，因此在苏联政府眼中，这些人已经被打上了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烙印，所谓的“帝国主义”即指美国和以色列。西方为了这些人而向苏联施加压力，不过是加深了苏联这种的印象而已。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非犹太人，他们反对苏联政权的政策更多是出于政治，这些人常常试图对政治体制的变化施加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努力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苦难。他们值得西方同情，西方也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支持。西方媒体和公众都希望这种同情能广为人知，这种愿望完全是正当的。不过西方政府介入，使苏联当局手中的这些人成为一个国际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你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与我们自己的事业相违背。
● 7月30日
亚瑟·施莱辛格邀请我去参加世纪俱乐部举办的纪念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活动……不过，我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又了解多少？他是一个智力平平但颇具勇气和魅力的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绅士，在我看来他真正的罪责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挑起了毫无必要的对日战争，对日战争损耗了我们的军队和力量，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或者说也许有可能在东线与俄国人会师，比1945年实际会师的地点靠东得多。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身处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的偏见所左右。如果你想责备他，就必须向前进一步追溯，去责备当时的美国传教士运动，这场运动充满了亲中反日的偏见。
● 9月25日，西德汉诺威
要是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向大多数德国人阐明我的观点，那我就永远没办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想也包括玛丽恩·多恩霍夫在内）构想出来的“场景”绝非超级大国的行事方式。我所说的“场景”是指将来有一天苏联人出现在门口，并对西德政府说：“你得这么做，不能那样做，不然有你们好瞧的。”据我所知，这种事情只发生过那么一次，那就是1939年3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及其党羽恐吓年迈多病的捷克斯洛伐克老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acha）。为了与这种做派抗争，弱国与强国之间展开了无以计数的激烈冲突。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会同意坐下来与某个政府谈判，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丧失自身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有个问题立刻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今天我屈服于某个有争议的特殊要求，那么明天我还将屈从于什么？
● 10月17日，农场
今天我们五兄妹大聚会，（要是我们当中还有谁记得的话）我们至少有六十年没有聚过了……
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很多年以前，捉摸不定的命运和际遇把我们带离密尔沃基剑桥大街那个有些错位、压抑，时而又有些忧郁的家庭，那一别就让我们多少年彼此未曾相见。但是，即使分别了这么久，我们依然不觉得陌生。与起伏跌宕的一生相比，童年共同生活的烙印更为深刻。共同的回忆让人感到亲密无间。生活中有喜亦有悲，面对命运的捉弄，我们感到彼此同病相怜，又欲说还休。没有顾影自怜，也没有那种老年的忧郁。配偶、子辈、孙辈的出席令聚会更加充实，让我们更踏实更安心。要是没有这些年轻的力量，我们的聚会恐怕会失去欢乐的气氛。
● 11月3日，普林斯顿
心烦意乱，早晨要给西海岸一位相当固执的年轻助理教授回信。他在普林斯顿待了几个月，很明显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德图书馆研究我的论文，他翻到一份不完整的论文资料[3]，那篇论文很显然是我在1938年写的，不过一直都没有完稿或公开发表。这位年轻人近期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我的论文显然是在对美国状况深怀忧虑的心境下写的，内容十分不成熟，如果发表的话，无疑会给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和反对我的人添油加醋，不过我觉得发表也未尝不可。我把那个年轻人[他叫戴维·迈尔斯（David Mayers）］发表的文章复印了一份，连同我的回复一并邮给了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以做评论之用。我突然想起，是不是不应该要求马德图书馆为他人查阅我的文章设置更多的限制。
今早其他事情：《纽约书评》的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想请我就赛·苏兹贝格（Cy Sulzberger）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书写一篇评论。[4]我当然不应该答应，但是，天哪，还有谁能写呢？
[凯南夫妇到加勒比海岸游玩，朋友莱利夫妇接待了他们。］● 12月24日，英属维尔京群岛，派恩采岛今天思绪万千。我首先思考的是英国这个国家和我国的文明。很明显，一切都劫数难逃。首先是核武器，我们把核武器这条毒蛇放在胸口，居然还相信让它咬噬别人能保护我们自己。就算这条毒蛇没有毁掉我们，我们也注定会被人口过剩和环境的破坏、恶化毁掉。我所指的并非我们的人口过剩——当然了，我国人口过剩，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出生率稳定下来了，如果只考虑我们自己，或许还能有信心面对未来。但是，有些人，例如地中海沿岸的人、穆斯林、拉丁美洲人以及第三世界和非完全第三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他们繁衍的大量人口正在毁掉我们的文明，也在毁掉他们自身的文明……
如果说有一点点机会，保存这个星球上哪怕些微合理健全、充满希望的文明，并能在关爱和保护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的情况下，与现代科技和谐共存……这样的希望需要在居住于北海之滨或周边濒海的国民在引导下实现，他们继承了传统和习惯，拥有逐渐积淀下来的自制、自律与宽容精神，这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美国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上述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那些未能继承传统的人——只需要将这些外邦之人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们浸润在我们的文明当中，他们很快就会被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和影响，并展现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1983年
1983年，陷入核战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公众的抗议浪潮也越来越大。3月，里根总统公开严厉批评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缩写为SDI），这是一个研发和部署高科技防御系统的项目，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苏联导弹攻击。观察家们担心，有了这样的防御系统，华盛顿就可以对莫斯科率先发动攻击了。战略防御计划被讥讽为“星球大战”，它可能导致美苏军备竞赛的严重升级。9月，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进入苏联领空的韩国航班，机上二百六十九名乘客全部遇难。空难引发的抗议，致使本已紧张的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1月，电视电影《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首播。该片讲述了核战争对美国中西部一个城镇的影响，一亿美国观众收看了该片。凯南不知道的是，公众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使里根总统深感不安，他开始考虑与莫斯科缓和紧张关系。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接替较强硬的鹰派人物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出任国务卿，他的努力也增强了总统缓和美苏关系的决心。
● 1月4日，普林斯顿
海伦·寇蒂卡[5]和另一位女博士（两位女士都非常有魅力）过来吃午饭，一直待到下午四点钟。和她们聊天非常有意思。她们正在运作一个和平运动项目，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过来寻求我的支持。寇蒂卡博士向我详细描述了她与里根总统谈话的内容（或者不能称之为谈话，因为对方是不会理解她的用意的）。多么恐怖的事情！
● 3月2日，华盛顿
去苏联大使馆与多勃雷宁[6]单独吃了午饭。我没有特别的目的，只不过，在我任驻苏联大使遭遇低谷的时候，就没有人敢过来看我，在目前苏美关系尚不明朗的情形下，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想在礼待使节这一点上，我们的国家对他能比苏联对我做得好一点。所以，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在照相机咔嚓咔嚓的闪光中，我勇敢地迈进了位于第16大道陈旧的大使馆，才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是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情报机关的特工。我受到了大使友好而愉快的接见。我们一起吃午饭，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非常清楚，为了后任政府的考虑，两国政府的录音设备很可能已经把我们平淡如水的谈话记录下来了。
晚上，前往四季酒店参加荣退大使晚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出席了。他由拉里·伊戈尔伯格[7]陪同，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姓名不详[未言及具体名字］。这位青年的资历倒是正好符合里根政府的常规要求，即不得有相关的外事工作经验，对外事工作一无所知。他最近刚被提名为副国务卿，而大多数外交官都将副国务卿一职视为从事外事工作三十五到四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作为众多前大使中的资深一员，我第一个走上前去问候和欢迎国务卿，尽管舒尔茨先生是一个沉着稳健的人，但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是有些震惊。整个晚上都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怀疑这个宴会是否值得他莅临。如我之前想象的一样，这位国务卿颇具耐心，生性安静，善于倾听，对所探讨的问题一直都保留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样做很正常）。我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对他颇有好感并心生敬重，不过可以预见，到最后他与总统身边那些狂热分子的关系一定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当他就苏美关系提出一些合理意见的时候。
[凯南和安娜莉丝到欧洲旅行，此行目的是进行历史研究，同时看望女儿温迪，她与丈夫在瑞士定居。］● 6月10日，从巴黎赴苏黎世途中如果以保险精算的概率来衡量，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已经离世了，至少应该处于濒临离世时那种丧失全部肌体和思维机能的状态……看来，我必须像当年在莫斯科被迫的那样看待周遭的环境：像脱离肉体的灵魂那样来看待它们，也就是说，我用眼观看，但别人看不到我，这与精神无干，精神不参与其中。就好像一个人在看待事物时，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因为未来之事是当下生活的继续），一方面要回首过去（因为过去之事已被抛诸脑后）。
怀着这样的情感，清晨我坐上了巴黎的地铁……下台阶的时候我听到列车进站的声音，我有一种想要加快脚步的冲动，但转念又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脱离躯体的灵魂没有理由这样匆匆忙忙。对灵魂来说，时间已经不再或者说不应该具有太多意义了。
接着，我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我再次质问自己：你声称看见美女时心如止水，那么她们是否美貌对你来说有什么分别呢？不过我转而又想：就算灵魂脱离了实体，灵魂也还会有渴望。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像霍姆斯大法官[8]那样叹息和哀痛：“唉，又快七十岁了！”
● 6月13日，苏黎世机场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飞机（尤其是机场）最容易致使我濒临完全的精神抑郁状态。我内心在诅咒：“这些该死的美国游客，真是邋遢透顶，居然露出了背心，他们的T恤衫，他们的加利福尼亚风格休闲衬衫，他们的牛仔裤和网球鞋——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苏黎世机场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应该有法律限制一下。”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抗议：“你自己也是个美国人。”“真是见鬼。不过，我来欧洲有正当的理由。有合理出行理由的人——外交官、商人（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真诚无虞，也可以包括在内）、学者，或许还有新闻工作者（如果他们能展示自己的资历，也可以包括在内），可以来。可是游客？坚决不行。日本人也一样，他们有永远照不完的相。要是能阻止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出国旅游，还有德国人，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可爱。”……
过去我所信赖的一切，我促使他人信赖的一切，在随风而逝的三十多年光阴里，完全被我的政府否定了，被北约其他几个主要成员国政府否定了……
三十五年来，我发表演讲和文章，出版著作，探讨苏美之间的关系，竭尽全力要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做些有意义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备受误解，徒劳无功，真希望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当然，99％的工作都是那些在各种场合邀请我，实际上可以说是强迫我演讲或者写作的人引起的，而我的个性和工作原则就是说出此时此刻我认为正确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强迫我的这些人应该受到指责。我讲话的时候有些人会倾听。同时，我也是理想的新闻报道对象。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讲的话是否有用。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竟然容许自己被这些人裹挟，愚蠢到认为自己说的话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愚蠢地相信民主国家的政策会受理性话语的影响。根据我的经验，最后这一点是非常不现实的，普通民众基本不会对任何理性的阐述有所回应，想要诱导他们去赞成或支持有价值的事情，只能借助某种意义上名为政治实为欺骗的手段。
● 7月25日，索伦霍斯
此时此刻，我那全知全能、通情达理、宽厚仁慈的上帝在哪里？
啊，我想他就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宽仁慈悲。他的力量如此巨大，没有他，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但是，他并非万能，他无法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秩序……他，上帝，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会再为任何个人的福祉显示神迹了，也不会通过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来帮助我们了。他只能和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在自身有所缺憾的情况下，在外部苦痛带来的打击下，坚强起来，支撑着生活下去，我们相信（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们共同拥有的圣灵里，一切终究得到信义与救赎。
● 8月5日
通常来说，肾结石只是让人苦恼，带来些许疼痛而已，但今天它对我影响可是不小。我在外面才干了一个小时轻活就不得不进屋（虽然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沙发上度过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利昂·埃德尔（Leon Edel）写的亨利·詹姆斯传记第五卷[9]。这部精彩的作品不光是一本个人传记，更是一幅伟大的文学画卷，展示了詹姆斯青年时期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上层社会生活图景。
我大概是到了风烛残年，读书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带入情节当中（我自认是一个文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样一来，我就会发现我在审视自己，或者努力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这样做能帮助我拓展视野，我不时会觉得自己对人物角色理解得很到位：没有害人之心，却也微不足道；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自我掌控力，但天性较敏感，接受能力强，思路清晰，这些优点原本可以造就一个栋梁之才。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必世事洞明。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一个谦逊的人懂得鉴别真假，去伪存真。保守地说，我能做到的恰好就是这些。
● 9月3日，农场
我就要八十岁了，健康状况不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我不再渴望自己所做的努力能获得多少承认。我知道在影响国家政策、阻止国内生活恶化、扭转对外政策，以及避免灾难性战争这几个方面，我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和安娜莉丝已届老年，身心方面均感衰退，孩子们遭遇挫败和悲剧，除了这些让人痛苦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危机之外，我感到一无所有。我知道，对于这些不幸，我无力挽回。
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形象被成千上万人提起，这令我感动，也让我觉得受宠若惊。我不喜欢“行为榜样”这个词，但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包括学生、外交官员、作家等等，都把我当成这样的角色。
我突然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最后这几年难有作为，我仍然可以通过完美地演绎命运让我扮演的角色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一点，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按照人们对我的想象去做，鼓舞他们相信真的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存在，通过这样的努力，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一丝希望、力量和信心。
● 9月7日
报纸专栏和广播里都充斥着苏美关系正面临挑战的报道，因为苏联军队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这一事件对美国的整个和平运动是巨大的打击，运动的参与者不可能很快缓过劲来。一直以来，我都呼吁理智和乐观地处理对苏关系，此刻我的这些努力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过，这样的挫折我已经习惯了，只是想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信赖我，心中感到很不安。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思路，受我思维方式的影响，觉得自己不被这样的政府承认和信任，他们想要改善与政府的联系。东西方协调委员会和该领域的诸多其他组织，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才能再次发挥作用……此刻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允许自己因为政府的打击而丧失勇气，不因为刚刚从苏联方面受到的打击而气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