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尽管冷战的局势依然紧张，但是凯南注意到里根总统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或许总统还会倾听他的建议。在一月的演讲中，里根强调尽管美苏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美国和苏联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在一个没有恐惧和战争的世界里长大”。他想象着一对苏联夫妇伊凡和安雅（Ivan and Anya）与一对美国夫妇吉姆和萨利（Jim and Sally）相遇的情景，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里根强调，“人民不需要战争”。[10]
但是2月9日以后，随着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这位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苏联变革的领导人去世，以及保守派共产党领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继任，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退步。
● 1月15日，普林斯顿
昨天下午接到杰克·马特洛克的电话，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他现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工作，实际上是在为白宫工作。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他要陪同国务卿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军备问题的磋商会议。
杰克说，他想提前向我告知，总统将在星期一发表关于苏美关系的演讲。之后他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总统对任内早期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某些演说感到有些后悔，当时他之所以不愿意处理苏联政府问题，是因为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太弱，讲话没有分量。现在，他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正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应付得了苏联。所以，在星期一的会议上他会非常真诚地（这也是据马特洛克所说）谈一些有关美苏调和的事情。
尽管对这一切感到高兴（因为我对马特洛克先生非常尊重），但我仍然感到吃惊和困惑。选择这个时候（在他即将正式访问欧洲前）打电话，说明这个举动并非随意。这不禁让人推想，他透露这样的信息给我肯定经过上级的许可，要么是国家安全顾问，要么是总统本人。我毫不怀疑是马特洛克自己主动提出要这么做的，但是能得到上级的许可很让人意外。
[凯南夫妇乘火车从新泽西州前往艾奥瓦州，凯南在艾奥瓦州的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发表演讲，指出美铁“与苏联的铁路比起来相当逊色”。他喜欢格林内尔这个城市：“居住的都是白人，没有颓废的无产者，几乎没有犯罪（甚至连色情书店都没有）……不过在那些来听演讲的学生身上，能看到渗透整个美国社会的消极影响。”[11]这所大学的师生都非常希望聆听凯南对时事的看法，这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1月29日，艾奥瓦州，格林内尔学院我感觉近来在白宫圈子里，至少是在其中某些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对我日渐尊重的氛围，国务院里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不直接向我咨询（我想我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倾听我说的话。（在总统就苏美关系发表的第二次演讲中，有三点意见是直接从我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中提炼出来的。）[12]后来，马特洛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面对自己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我有些动摇了。我觉得，鉴于里根先生的强硬立场、苏联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之间的外交困境以及他们自身普遍存在的弱点，我或许应该支持里根，并努力借助他为美国打造更好的外交关系。但是，一想到他做的其他蠢事以及他随意承诺军事摊牌的行为，再考虑到我自己年事已高，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我就觉得：不能动摇，他近期演讲中略显积极的论调只不过是小小的战术让步而已。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这也恰恰是缘于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政治偏见不可能有太大改变。我想，凯南你最好不要掺和进去。你对里根先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苏联人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你更不可能帮得了他们。实际上你自己也身处困境：接受现实吧，你已经一把年纪了，即使出现悲剧，也让它顺其自然吧。
[凯南夫妇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前往欧洲：为研究工作搜集资料，洽谈一本书的法语版出版事宜，会见一些官员和学者，观光览胜，看望女儿温迪和女婿克劳德·费弗里（Claude Pfaeffli）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小外孙。小外孙同样名为乔治，出生日期也是2月16日，与凯南及其祖父的堂兄同日。］● 3月12日，自日内瓦赴佛罗伦萨途中意大利这个国家激不起我一丝热情。它是欧洲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其自然风景秀丽怡人、文物古迹精彩绝伦，但对我来说却是欧洲诸国中最不惬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地方的现代居民生活能给我留下这样索然无趣、缺乏魅力的印象……当我看到现代意大利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弄得这样混乱时，我对新泽西州意大利建筑承包商的所作所为也就不感到惊讶了。
● 3月25日，布拉格
在我看来，这个古老而深沉的欧洲城市是多么奇怪，多么不自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中欧的中心，它深受苏联的影响，街上很多标牌以及其他表现政治忠诚的标志都表明，苏联政权在这里的统治是多么陈腐落伍、了无生气。在我看来，如此做作的东西是不可能持久的。另外，尽管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作为一个真正的中欧国家的地位，它与周边所有邻国的正常秩序能否和平地逐渐恢复，还是说，与苏联这种非正常亲密关系的终结，只是另一场更大规模军事冲突附带的结果而已，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会丧失积极的意义。[13]
[凯南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的陪同下飞往西海岸，为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募集资金。与以往搭乘航班时一样，凯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思考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问题。
他在洛杉矶会见了弗里达·波尔医生，1935年波尔曾经在维也纳疗养院做过凯南的主治医生。在凯南眼中，波尔医生是“一位体型瘦小的老人，但是热情、开朗、乐观”。[14]］● 5月7日，赴洛杉矶途中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现在的一切该是什么样子呢……
1。 当前大部分军备建设应严格控制在美国本土防御、满足北约和盟国日本最低防务需求的范围之内。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新式地面部队要沿瑞士一线布防。海军要保卫我们的海岸线，并承担对盟国必要的运输义务；军队主要由职业军官团负责指挥，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服役人员。工作的重点是在国家军备中普遍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要秉承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只保持最基本的核威慑力量……
2。 当务之急是考虑削减人口数量，将我国人口限制在两亿以内，最好维持在一亿七千五百万左右。终止给予外来移民永久居留权。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将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不再接纳新的非法移民。大力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已养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公民应该接受强制绝育。计划生育和自愿节育的公民将得到各种形式的奖励。
3。 最低限度地使用人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和计算机化，这种所谓最有效的生产原则必须受到严厉抵制并杜绝使用。经济过程要尽可能地恢复原始简单，凸显地方特色：鼓励手工生产，限制精细加工，打破全国分配链条，大力开发地方资源，加强区域分配。所有非农业用途的农业用地开发必须马上停止。已经开发的土地尽可能收回，用于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缓解人口居住压力。鼓励和教育人们习惯半城镇化、半工业化的生活方式……
除非极有必要，全面限制使用汽车。与此同时，鼓励公共交通方式。航空运输将逐渐节流，最终限定只有在紧急和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卡车运输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空白将由铁路填补。
通信也将彻底改革。取消大多数电视节目，或许留下一两个公共频道，只在夜间时分播出，电视广告要么全部淘汰，要么仅限在专门时段播放，与正常的播放内容彻底分开。报纸的版面将受到控制，只允许投放有限的广告，比如整个版面的10％，划分出一个专门的广告板块，与其他内容严格区分。
农业方面，鼓励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这种农场通常会进行一些非农业生产。化学肥料的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减少粮食出口量（这样将有利于耕地的休整）。
哦，别再胡思乱想了。问题马上就会出现：就算上述设想都很可取，但是除了最野蛮的独裁统治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实施吗？答案很显然是：没有。民众也不会同意。“民众”根本不明白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那我自己呢？想法不够完美——是的，但是总比他们的要好。要是由他们说了算的话，结果只可能（也必然）是卷入无谓的、毁灭性的终极核战之中。如果由于命运的某种巧合，核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他们将会（也必然）彻底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就像他们现在乐此不疲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明天晚上的演讲，我要说这些话吗？要写下来发表吗？显然不能。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告诉年轻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无法弥补了。毕竟，我也可能误判，无论如何，我肯定也有一部分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
[凯南夫妇应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Arthur A. Hartman）及夫人多娜·哈特曼（Donna Hartman）之邀前往莫斯科，并出席在当地举办的学术会议。］● 6月8日，莫斯科今天是让人兴奋的一天，往日的回忆和全新的体验纷至沓来，混合出一种不真实的熟悉与陌生之感。我的感情和思想都深受震动，回来以后，辗转反侧。刚才在莫斯科大剧院，我沉浸在音乐中，白天的各种刺激让我兴奋异常，我突然发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我就是一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无药可救。我性格敏感，头脑聪明，这一点我知道，我能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一有其他人在场，我就出格了。要想纠正我，就得必须剥夺我的全部社交生活，剥夺很多观察世界的机会。即使如此，我的才思也不会彻底枯竭，因为总体来说，我还能借着文学生活，就好像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样。但是，那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 7月18日，挪威，兰德苏
我象征性地转过身背对土地，目光凝视着海平线，我看见被肆意掠夺的大海，它被无处不在的钻井平台、怪兽般轰鸣的驳船、低空掠过的飞机、海底的输油管线剥夺了尊严，消弭了神秘。难怪在冬天，有时候海面会上升，它是在用最愤怒的方式回击试图剥夺它尊严的人。大海会狂怒地爆发，我能理解它。
● 8月26日，普林斯顿
对于美国总统选举，我有两个选择：其一，在大选之前站出来，陈说里根政府处理苏美关系时的所作所为。我坚持认为，先不说别的事情，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即刻否决里根先生竞选连任，而推举另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另一个做法就是保持低调，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不说批评里根政府的话，至少在大选之前不要说，我心存一丝希望，如果胜利的是共和党，我希望能对这届政府发挥一些作用，希望他们有机会倾听我的声音，或者利用我来做些努力，修复已经破损的美苏关系。
[为了满足安娜莉丝的愿望，凯南夫妇前往意大利度假。］● 9月23日，意大利，伊斯基亚岛（Ischia）
我思考了这个地方的特质：宽容大度、天真烂漫、过分拥挤、亲切随和、家庭和睦，以及地方主义极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它以最荒谬的形式接受了现代思想，又以某种内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其加以反对。简而言之，从细微之处来看，这样的生活导致了偏狭思想的蔓延。毋庸置疑，这里也一定多少存在着残暴和不公正，但是与之并存的还有天主教会的宽容、智慧、理性之爱，家庭生活的亲密无间，以及圣礼圣事给予人的永恒、可靠的支撑。尽管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完美，但是只要它能够持久，那么眼前这种凌乱不堪、尘土飞扬、人口拥挤、混乱无序的生活或许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本地的乡土观念和人情淡化了这些缺点，正如它们限制了更多的机会，但至少从个人意义上来说，这是比较人性化的生活。这一点更重要，不论如何，这比高度发展但缺乏人情味的伟大社会要好得多。那些国家野心勃勃，傲慢无礼，拥有核武器，科技全面进步又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
● 9月29日，卡普里岛（Capri）
与大多数写日记的人一样，我秉承的理念是，或许有一天，会有或可能会有除我之外的某个人读到这本日记。既然在我们到达卡普里岛之前，没有人用清晰或者接近真实的语言描述过它，那我就用一两句话说说它如何在我的生活中匆匆而过。
[凯南做了肾结石摘除手术后被送回家中。途中他斜倚在旅行车里，四周堆满了枕头和毛毯。］● 11月6日，普林斯顿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在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午后，我离开纽约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注视或者说观赏沿途的一切：中央公园的树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住宅区建筑的整洁外观，11街公寓破旧的二楼窗户，隧道墙壁上迅速闪过的反光标贴，还有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草地，只要不看地平面，一切都那么美丽。
[凯南夫妇去缅因州拜会朋友。］
● 12月31日，缅因州，索姆斯维尔（Somesville）
我陷入了奇怪的窘境。我清楚地看到美国文明正步入严重的困境，在我看来，这种困境将毁掉美国……
如果依着我的心愿，并且不用履行对他人的义务的话，那么我会考虑移民加拿大，在那里度过最后的人生，因为我无力为这个国家做出任何重大贡献，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每当我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游历，就像现在这样，我就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我有多庞大的一群拥护者。我无法估计这个群体的数量，但是，就算达不到百万，肯定也有数十万，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急需的不是神的指引（感谢上帝，他们都能独立思考，不愿不加鉴别地受他人指引），而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诚实，良善，诚挚，愿意面对他们有信心面对的现实。我似乎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个人，无论我是否配得上这样的信任。
如果我就此放弃在国内的努力而移居他国，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这要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你们没有希望了，你们最好跟我一样放弃一切逃离这里。然而，我无权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首先，他们基本没打算放弃一切逃离此地，我的话只能让他们更加绝望。更重要的是，我无权对他们说这些。或许是我错了，可能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没有理由绝望。或许，还有我看不到的希望，“我的眼光太过灰暗了”。要是非但没能激励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无谓的绝望，那我是干了一件多么罪不可恕的事情啊。
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国内，试着坚持下去，无论理智怎样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满希望，都要继续战斗。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喜欢履行这样的义务，如果根本就不想费心劳力，那么我永远都不会选择当老师，永远都不会写作或者公开演讲。
1985年
3月11日，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重振苏联的计划，并废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还意图缓和冷战的局面。凯南以及美国的其他俄罗斯问题专家都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会给苏联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 4月4日，华盛顿
[国务院外交军事事务局（Bureau of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约翰·钱恩（John T. Chain Jr.）］向我询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相关事务，我非常乐意解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弱点。）钱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温文尔雅，对我礼貌有加，这是国务院的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多年以来我首次在这里接受咨询，虽然他们咨询的只是与苏联相关的信息，而非政策问题，不过他们能这样关注我，我还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地方、他们那种温和的距离感，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戒心。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雇我之后，建议我应该时常来这里告诉他我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他解释道，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
● 4月21日，普林斯顿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这几个星期来的活动太过集中了，没有时间写日记。我都做了些什么？空虚，空虚，空虚！……
我参加了国务院舒尔茨先生举办的小型午宴。他对谈话涉及的有限几个话题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富有洞见。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友好，甚至还询问我如何与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相处，这让我很惊讶。我回答他说，通常来讲，从很多方面来看苏联领导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要对他们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让他们安心。与他们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谈判的主题，严格遵循主题进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关的问题，否则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 4月26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上午驱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捕猎俱乐部，相对来说，这里没有受到商业气息的过分侵扰，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春日的乡村非常美丽）到埃夫里尔·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致小屋吃午饭。帕梅拉[15]去华盛顿了，邀请了大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她的民主党筹款晚宴。（她对这项基本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表现出的忠诚让我钦佩，我想她这种刚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国女人所具有的。）
埃夫里尔弯腰驼背，非常虚弱，思路异常清晰，不过记忆力已经衰退了，现在的他就像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绅士，拥有人到暮年、特别是有财富和名望为依托时该有的那种贵族气质和举止。
● 8月14日，索伦霍斯
克里斯托弗发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季刊《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就提出谬论，称我提出“遏制应当是全球策略，而非只限定在某几个区域”。每一位认真研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个论述与事实正好相反。他最好去查一下我的《回忆录》第一卷第359页的内容。实际上，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杜鲁门主义”的特征。
我和克里斯托弗观点一致，对此最好不要专门去回复……但是，纪念X文章发表四十周年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对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右翼批评做出一些初步的回应。
● 8月19日
与德国的出版社协商好后，几天前我收到了德文版《改变世界的结盟》[16]的前几章，他们把译稿送过来，是为了让我能在这本书继续翻译之前仔细审阅一下。
哦，天啊！哦，天啊！现在的德国人书写母语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语言不够优美，平淡无奇，逐字逐句地直译，甚至还有很多词语不够准确——译文完全没有理解文章的背景，没有准确把握原作的语气和风格。我真为译者感到悲哀，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懂些英文，无疑他需要钱（不然为什么他要承接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翻译任务？）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书就这样被马马虎虎地糟蹋了。我尽可能得体地措辞，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 11月13日，普林斯顿
又是这样，过了很多天才把日记捡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坐在这里，虽然表面上埋头于学术工作，但很快就会被一堆请求、活动、问题所淹没，其中一些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与学术相关，但并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这让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思考生活……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乡村的生活，那里有能让你情绪舒心平缓的菜园，还有很多牲畜：狗、猫、猪、牛、马，等等。在普林斯顿，大自然留下的一切正在逐渐消亡。
● 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阅读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的）瑞典人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并给出反馈意见。我想这位博士的名字叫作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很显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内在读博士生的平均水平，哲学和政治学的阅读涉猎也很广泛。从论文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哲学方面，虽然我并不能假设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研究我的论著时一丝不苟（尽管也持怀疑态度），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就连我早年的很多论文，他都一篇不落地翻捡出来。基本上，他是前后连贯地从哲学的深度展开研究，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法很客观……我认为，这是对我所持观点最不留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我对这篇论文很着迷，无法释卷。
● 11月27日
今天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众议员塞柏林先生[17]打来的。他想通知我，在近期的峰会举行之前，他已经向白宫递送了一份我领取爱因斯坦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稿。他说他知道总统永远都不会读这份材料，但是他觉得或许总统的幕僚会读到。不管怎么说，里根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是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将核导弹减少50％吗？除了我在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这种想法还能源于何处呢？
● 12月27日
利用眼前难得的安静时光，努力搞清自己面对的形势和潜在的价值……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与往年没什么两样：一方面，我继续努力研究历史，公众的无视让我感到孤独；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基于某些原因（有时是商业方面的考虑，有时是因为理想主义）迫切希望我能对当前时事予以评论的人，我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我正在成为一个神话。我越不展现自己，越不发表言论，这个神话就显得越神秘。这真是讽刺，让人惊奇，让人困惑，但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我对这个国家感到极度的绝望：对眼下的发展感到绝望，对长远的未来感到绝望。我怀疑，再过两三年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崩溃，经济的崩溃将摧毁我们。其后隐藏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核危机、环境灾难以及广告商对媒体的垄断，结果必将是民众变得茫然无措，颓废堕落，移民失控，等等。面对这一切，不管对学生而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话，我都觉得非常无助。你可能会说，我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1986年
就凯南所关心的历史发展方向而言，1986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7月26日，前任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哈里曼在1944年—1946年做过凯南的上司，其间他鼓励过凯南，也打击过凯南。正如艾奇逊所指出的，“参与创造”冷战的一代人走进了历史，畅销传记《智者》[18]的出版也强调了这一点，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哈里曼、凯南、艾奇逊、查尔斯·波伦、罗伯特·拉维特（Robert Lovett）和约翰·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就在冷战开始从高峰慢慢消退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1月的日内瓦峰会以及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会晤。这让大家看到，冷战冲突结束的征兆相比之前更加明显了。
● 1月4日，普林斯顿
当前最危险的地区当然是地中海东岸和黎凡特，当地爆发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危机迫在眉睫。解决这些危机显然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能力。我们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承认中东地区油田国有化；给阿拉伯的各酋长国以主权国家地位，然后又放任我们自己和盟国依赖其出产的石油。现在，这两件蠢行反过来害了我们，我们很快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损失不可估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行事过于草率……
夜间可能会降雪。我一直在祈祷下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雪，而是因为似乎没有别的方式能阻止这些人不停地开着车四处乱窜，哪怕只下几个小时也好。一旦下雪，就会提醒他们，过于依赖这种昂贵、靡费、缺乏亲和力和有害环境的交通方式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凯南夫妇前往纽约拜访朋友，希望提升凯南研究所的影响力，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俄罗斯与东欧文化的巴克密特福档案馆（Bakhmeteff Archive）做研究。］● 1月31日，纽约市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灾难[19]，我和大家一样，对遇难宇航员的命运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他们的牺牲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震惊，因为我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毫无热情。就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我还对别人说，我真希望美国卖掉所有种类的军用和民用太空项目，所得用以建设我们过去使用的全国电报系统和铁路交通网络。如果说（耗资如此巨大的）太空项目有什么用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了解到，在所有可见和可认知的天体中，我们拥有唯一适合人类、动植物等各种生命体存活的星球；它让我们学到，应当珍惜上帝给人类的这一贵重至极的馈赠，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让大自然变得更加美丽和富饶，不要再污染我们的地球，不要再让地球表面生出像比尔·布里特[20]曾经说过的地球“皮肤病”。
● 2月5日，普林斯顿
昨天晚上，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看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人们通常认为这个煽动者是一个玩世不恭、老谋深算、惯耍阴谋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表里不一，只想爬上道德原则的制高点，保住自己的权力。里根先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在所有公开活动中，他都显得和蔼可亲、性情顺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珍视有加。他不仅自己演戏，还请求公众参与进来并大获成功，公众也乐于与他分担这个角色。这一行为除了给国家和世界招致灾祸之外毫无意义，而对这样的证据，他们却漠然处之。
● 2月11日
美国不会成为挽救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它在商业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犹如空中楼阁。西欧也不会，他们被里根的幻想所迷惑，盲目地跟在我们后面亦步亦趋。我想，这就是我要去匈牙利的真正原因：去看一看东欧国家是否受到即将统治西方的堕落和虚幻力量的影响，或许我能无意中发现两个超级大国都没采纳的好方法。
[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凯南前往布达佩斯，去看一看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苏联盟友匈牙利，会见学者和官员，更重要的是，利用温泉疗法“治疗膝盖的关节炎”。[21]］● 3月13日，布达佩斯在下榻的这家旅馆里，我没看到任何标志、海报或者其他表明这里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证据证明了一个经过数年发展，现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作为大众信仰所在、热情所在，甚至兴趣所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在整个中欧和北欧地区尴尬地退场了。不过，尽管从表面上看不那么明显，但是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威慑在该地区仍然有效。毫无疑问，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为宽容和模糊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将之看作一个好的理想。无论“资本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至少它有负面的含义：自私、剥削、蔑视人性，等等。不过，作为列宁主义富于战斗精神的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共产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虚空无力、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精神和思想上缺乏影响力，这是所有自称世俗宗教的思想或主义都无法摆脱的命运。这里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们态度傲慢，放肆无礼，将人们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动物，虚伪地宣称人的一切困境都能在集体条件下轻易解决。他们没有认识到最深刻的问题在于人本身，只有爱和信仰才能解决一切。
● 3月28日
只要目前的政治形势没有变化，我肯定再也不会访问这里或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了。这将我们大家、我本人以及当地美国代表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是我自己。当地人希望我说一些我难以说出口的话——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关希望的话。但是，如果说出我秉承的事实——放弃对美国的希望，那就相当于背弃了驻派在此的每位外交官，他们尽职尽责，对我也非常客气。让我在他国发表言论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做。
[凯南去赫尔辛基接受荣誉学位。］
● 5月22日，赫尔辛基
翻阅了1983年的日记，我对读到的内容并不满意。很多东西都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主要是关于我自己的，对周遭环境的描述则居于次要地位。尽管出于理解自我的目的，这些文字有时读来也很有意思，但都太哀怨了，啰里啰唆，别人不大会感兴趣，而我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有兴趣看看这本日记。当然，日记中的啰唆和重复是有理由的，如果这么说不算找借口的话，那就是生活中充斥着一种现代性，这种主要来自美国的现代性，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碰上，而每次碰上，我都会感到消极和抑郁。除了有关我本人的枯燥内容之外，大部分日记都是关于民众的，几乎没有关于某个人的。阅读的时候我发现，近些年来我写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已经出版的时事评论，尤其是对同胞和政府的评判。我感到这种类型的资料出版得越少越好，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和反思这些事件，自然想把这些想法付诸纸面，现在这个新日记本刚好可以用来记录。
● 6月11日，索伦霍斯
首先，我同意托克维尔提出的观点：一个民族的“les mani ères”[22]（该术语我不用英语表示）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会突然发生改变，尤其无法通过立法来改变。只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改变它们，如果真有必要改变，最需要做的是解释说明，劝说诱导和树立榜样。总的来说，我对任何突然改变社会生活的努力都深表怀疑。只有渐进的、系统的、与社会生活的缓慢节奏保持同一步调的改变，才是持久的、有用的。星球的运转和我们人类发展的节奏原本就是如此，我们早该懂得这一点。所以我不喜欢也不相信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暴力革命，还有旨在推动这些暴动的运动，无论是左派运动还是右派运动。
其次，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开国元勋也一样）坚决支持代议制政府，反对通过公民公决、口头表决或者公众直接参与建立的政府。公众不清楚，实际上也不可能清楚如何最好地解决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如伯克雄辩地指出，这些都是代表的任务，尤其是能够一心一意解决政府问题的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策。
不过，被选为代表的人首先要具备符合职责要求的基本素质。公众应该有能力从候选人小组中将他们选拔出来，这个候选小组需要一种方法来确保其成员即便不是最好的（假设不可能完全做到），至少也不应是最坏的。那么由谁来遴选代表呢？普罗大众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重大的抉择不能交给缺乏判断力的民众。各政党的领袖（此刻在行使选举权的党派）最不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
那么由谁来选？依我之见，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问题。我们无法追问出任何答案，这恰恰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弱点。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之处不在于选举代表的程序，而是在于提名的程序。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包括公正的民权法典和规范的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规范，是任何健全的政府都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如果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政府绝对比多数人暴政好得多。
● 6月18日
连日来，新闻专栏充斥着有关南非的各种问题，还有欧洲和北美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几乎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正当理由对南非当局提出那些要求，这与我的想法迥然不同，我自问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23]这些所谓的好人充满激愤之情，要求惩罚南非当局的行为，难道他们知道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提议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的确是一个过时且不切实际的观念），但是对于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代替它却没有共识。可以这样说，他们想的就是立刻将国家中央集权彻底置于普选权的多数原则之下，立即将选举权拓展至多数黑人，换句话说，让这些人拥有全部政治和民事权利。
我想问，他们是否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大多数黑人都能深入理解这种制度下的政府，或愿意承受这样的政治制度施加己身的约束和限制？他们真的相信，大多数黑人都能理解这种政治原则和公民自律，就像随便更换一件斗篷那样，将历史、传统、经验或者说习惯弃置一旁，从而让政府高效运作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真的相信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逐步获得的这种理解，以及理解之后历经的挣扎、冲突和终于逐步自律，是他们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吗……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们竟然要求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哲学认识。基督教教义曾经提到，受人类的才智所限，允许真正悲剧的情形存在，人们真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吗？伯克和托克维尔等人最主要的哲学见解是什么？他们承认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责任感，暴政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变为少数人或某一个人的意志。
坦白地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代人，从来没有领略过历史的厚重感，因为缺乏这种认识，也便缺乏对时时存在的人类困境这一悲剧性现实的理解。
● 7月1日
两个超级大国都无力消弭分歧并终结这场军备竞赛，甚至无法控制竞赛的规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更应该对这种国际局势承担责任。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如果美国方面适当给予戈尔巴乔夫一些政治关照与合作，苏联方面就会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相关问题与我们达成深入和解。这样做并不意味美方必须认同苏方的意识形态原则，或者接受苏联在东欧既有局面之外的霸权。
鉴于两个超级大国无法采取任何举措缓解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问题就落到了分界线东西两侧的欧洲国家身上，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起来，缓和持续分裂带来的危险局面。
很显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北约组织主要成员国打算采取这类行动。其中两个国家处于保守派领导之下，其政府在对苏关系上基本完全支持里根先生。第三个国家——法国的政府首脑[24]恰恰是与里根先生和撒切尔夫人一样的反苏派，法国政府自行其是，热衷于核武器的研发（这是马其诺防线心理症候的最新展现），他们根本认识不到里根政府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北约组织其他大部分重要成员国，对美国最近几个月和几年来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展现的领导权问题没有那么热情，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强烈反对……
在我看来产生这种自满心理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a）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北约组织就其本身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终结，而非终结的一种手段，因而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北约统一思想一致对外。
（b）过高估计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五角大楼故意煽动和鼓吹苏联军力的超常发展，以赢得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的部分支持。
（c）在颇有影响力的北约圈子里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以为自二战结束之后，苏联领导人一直想入侵西欧或者对其形成威慑，从而在政治上掌控西欧，在西欧地区建立苏联霸权，只有美国的“核威慑”才能阻止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实现欧洲霸权的企图。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似乎很多人都乐于接受的僵局。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僵局。首先，这种僵局本身并不稳定。“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就有诸多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干扰了局势的稳定性。双方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机，核武库的进一步扩张深化了这种危机，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建设不能均衡推进。此外，因为疏忽而放任核冲突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人为失误、混乱无序、信号误读、计算机故障、核恐怖袭击，最重要的是，伴随这些不幸而来的是世界各地仇怨积深的冲突，那些地方很可能因为人们的绝望或者怒火中烧而上演核爆的悲剧。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在南非、北爱尔兰、中东、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半岛（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及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的国家通通搀了一脚。我想在这些冲突中某一方动用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这一天真的降临，那将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切尔诺贝利事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这场灾难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了核能工业和核武器军事发展的危险本质。让人感到极为荒谬的是，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努力就避免核工业出现小规模事故的方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制造和研发却在无限扩张。
● 7月23日
船仍然在海上航行，不过已经进入克里斯蒂安桑的泊船区。记忆中我看到最奇异的景象是海面上的漂浮物：一个巨大的筏子，上面是一个高三十到四十英尺的水平结构，其上依次排列着三个巨大的钢架塔台，每个塔台（据我估计）有三百到五百英尺高——当然，这是我见过最高的漂浮物体，大概是现存人造物体当中最高的了——都由一个海上拖轮拖曳着。轮船柴油机的巨大声响在三四英里外都能听见。我透过双筒望远镜看到这些东西，很明显这都和钻井设备有关。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当代大教堂：我对这位20世纪的伟大之神——内燃机引擎和喂养它的燃料表示尊敬和臣服。正是在这个神的祭坛上，不仅牺牲了现在这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还通过环境效应影响了我们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上帝肯定要悲伤：看到被他赋予智慧、想象力和道德良心的数以百万人，他为之提供了独特、富饶和美丽的星球作为生活之地的人类，竟然这样摧残这个星球和他们自己的未来，就为了能开上小汽车，享受那突突突的声音。而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要相信这些人的智慧，（或者如论文中所说）相信这是民主的表达。
● 9月17日，华盛顿
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追悼会在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真正的圣公会高教会派宗教仪式[25]——高教会风格浓郁，事实上，还有唱诗班的男孩唱歌（唱得不是很好）。我想，全能的上帝肯定惊讶于埃夫里尔竟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祈祷，居然有这么多人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我认为埃夫里尔是这些人中最不虔诚的一个。我怀疑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泽，或者说毫不怀疑自己理应获得恩泽，他觉得没必要非得在星期日早晨做祷告，祈祷那些已经属于他的权力。我从没有见他去过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