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利·威斯纳家吃晚餐，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也出席了，他是琼[26]的新老板。整个晚餐期间气氛非常愉快。克莱顿[27]对即将出版的《智者》一书大加赞美，书中写了杰克·麦克罗伊、罗伯特·拉维特、迪安·艾奇逊，奇普·波伦和我本人。他认为我的形象在两位作者（埃文·托马斯和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我认为，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糟糕透顶：见识浅薄，道听途说，自以为是，对我的描述毫无赞美之言，在他们的笔下，我就是一个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可怜之人，一个文笔糟糕的作家，写的多篇文章都“辞藻华丽”且自鸣得意。（他们只记述了我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有寥寥数语提及了莱斯报告，以及1966年在国会山所作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证词。除此之外，我认为作者不了解我在退休之后写的任何东西）。在仔细阅读该书之后，我意识到，这就是这一代人与我们那一代人之间的距离，就算我曾经做过的事或者写过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代人（感谢上帝，加迪斯是个例外）也永远不会明白。
[凯南夫妇去瑞士看望女儿温迪一家。］
● 9月25日，日内瓦
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承受着某种神经性的精神危机。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年龄的增长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种几乎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感，不是反感以往外交生涯里过的那种生活，而是我个人今后的生活。前面日记中提到的那本书激起了这种感觉，尽管此书叙述失之偏颇、不够准确、流于肤浅，但是这种混乱的平常琐事却足以提醒我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虽然近些年来（毫无疑问，之前接受的各种荣誉和赞美起了作用）我已经能像心理健康的人一样，不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有必要面对它。这种体验深深撼动了我，以至于我感觉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了。
● 10月15日，普林斯顿
星期一上午我和麦克·邦迪聊天，雷克雅未克的谈判[28]刚刚失败。我们应该研究能否群策群力找到一个方法，帮助总统摆脱他自己设置的死角，我对这个建议印象非常深刻。
昨晚听到总统的演讲……探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SDI（星球大战计划），看完之后我觉得找到办法帮他脱困的前景很不乐观。昨晚坐在麦克风前的里根先生只是一个怀有极度偏见、视野狭窄、顽固不化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煽动者，如果默许不算明确支持的话，他可能获得了懦弱的当权派的默许。这些当权派很清楚他在胡说八道却不愿意揭穿他，公众很容易被媒体的伎俩和盲目的爱国言辞所迷惑。如果我们或者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能给他留下一点儿印象，那他就不是里根先生了。只有国会或者北约盟国的压力才可能对他有所触动，但目前两者似乎都没有施压的打算……
我对安娜莉丝说，如果能轮到我与戈尔巴乔夫探讨这些问题，他要是问起我，他该怎样做才能消除美国对苏联怀有的过度怀疑和敌意，我会这样回答他：“你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凡是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你们都要向我们屈服；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你们将一直遭受冷酷无情的敌意；你们的让步会被总统利用，被当成成功制服你们的证据，你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暴力语言。你们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里根先生本人，还要面对比他一个人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各种影响因素。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美国的民众需要树立起一个极端反人类的敌人。他们需要这样的敌人来反衬自身独特的美德。政治家们深谙民众的这种心理，他们大多肤浅无知、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会迎合民众盲目的爱国主义，就算牺牲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也在所不惜。你们苏联人出演敌人的角色多半要归咎于里根的努力，你们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你们应当把目光放到别处，寻找正常的让人满意的对外关系。不要考虑美国了，去别的地方寻求和平、贸易和礼待吧，不要来这里了。”
● 11月23日
一方面，我的声名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响亮过（原因不详）；另一方面，我真实的想法和心态，与我被要求展示给外界的无畏先锋形象，二者之间的差距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我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虚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沉默，但是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停不下来，常常让我就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发表观点，有些压力真是难以抗拒。
● 12月13日
问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否代表了苏联真正革新、有趣和有希望的一面，还是说他的政权仅仅是新瓶装老酒。我和哈里森[29]认定他属于第一种。第二种说法是由一拨波兰人或者波兰裔犹太人（派普斯、乌拉姆、布热津斯基和毕亚勒）[30]提出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间，这些人主导着行政机关、报业媒体和电视荧屏上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
● 12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雷克雅未克会谈、伊朗武器丑闻[31]、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苏联“占领”美国迷你剧集）让我认识到，无论我和其他很多人再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在美国人心中建立起对苏联公正和理性的看法。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苏联是国家敌人。我们把苏联人假想成自己的敌人，一如当年的纳粹党徒对待共产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对待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政权一样——都是因为想象与现实几乎完全脱节，而我们对敌人的假想似乎就是为了将其作为陪衬，以显示我们的独特价值。
1987年
虽然冷战的气氛正在逐渐缓和，但是凯南对于未来，尤其是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依然感到悲观。他感受到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困境，对这位四面楚歌的苏联领导人深表同情。尽管凯南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和荣誉，但他仍然很遗憾自己无力撼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政策的制定者们。
● 1月12日，普林斯顿
最近一直在阅读1964年—1984年的日记，从中几乎没体会到写作带来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要么是在自怨自艾，要么就显得啰唆重复。但是，这些文字的确（或者说至少我希望）呈现了我生活经历（审美观）的一个方面，而这一面在我的回忆录中记录得非常少。所以，这些日记或许还有些价值。
看到这些文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我的成就多么可怜；第二，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的进步是多么微不足道。在这二十年间，大概回了四万封信（确实有这么多）；写了两本还算像样的外交史专著，但都不是重要的题材；创建了俄罗斯事务高级研究所，但是它基础不牢，现在仍然不能站稳脚跟，难以保证能一直办下去；还发表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公开言论，都是关于核武器控制和美苏关系的，可是没有任何收效，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现在，我仍然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写着同样的东西，一如二十五年前……
荣誉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追赶潮流的国家——我本人，或者说人们印象中的我也是当下短暂潮流的一部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我很可能是这个国家里最受尊敬的人，同时又是讲话最不受关注的人。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人吗！
● 5月22日，索伦霍斯
我注意到，我们的政府目前正深陷麻烦，关于这些麻烦，我都曾经积极地做过毫无价值的声明：“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我们现在正遭受极大的痛苦，比如说，在协商从欧洲移除中程核武器的问题上焦头烂额。目前，中程核武器的无用和危险性已经人尽皆知。但是，让我问一句，恰恰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的里斯讲座上，是谁拼命地恳求、徒劳地反对将核武器作为北约陆上力量基础的紧急决议？
最近，一艘美军战舰在波斯湾遭受伊拉克飞机攻击，几乎被摧毁，舰上三十七人死亡。不过我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战舰在那里干什么？保护西方的石油供应吗？早些年是谁在公共场合一次次呼吁，一定要坚决地大幅度降低我们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程度？如果这样的呼吁受到关注，就没有必要将美国的战舰派去确保石油供应了。还是说，我们的战舰在那个水域，是为了保护波斯湾不落入传说中掠夺成性的苏联人之手？果真如此的话，如果不是我，又是谁多年来一直试图指出，从苏联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对波斯湾没有类似的企图，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考虑这种事？这就是我所持观点的基础，美国舰队驻扎在波斯湾没有好处，只不过是危险愚蠢的里根主义虚张声势的挑衅而已。
就这样吧。如果政府官员早听我的话，我们会比现在好过得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没听我的话？不是因为我笔杆子不硬。他们都承认我的文笔很好，即使他们没打算采纳我不得不说的言论，也都认可我的文笔。当然，部分原因在于我与他们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们是在追随和考虑他们认为在国内盛行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而我则重在引导和塑造这些观点。除此之外，他们不理解也不会分享我谈话的思想背景，恐怕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理解这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媒体会就此类事情进行看似理性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打上了先入之见的深深烙印，以自我为中心，深受传统之见的束缚和禁锢，以至于对我提出的想法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即便有时候，例如针对“遏制政策”，我们的观点暂时取得一致，那也是偶然的、意外的；至于他们赞同我意见的情况，如果说与我的言论常被完全无视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让我心惊胆战了。
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难道我尽力而为是错误的吗？……
就算有机会重活这几十年，我还是极有可能重复同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即使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共鸣，我多年的努力也为我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也很可能是基于误解）；更因为我说过的很多话，能有机会在我百年之后被重新发现（要是有人重新发现的话），成为某种经典的衡量标准进而唤起人们的理解。人类性格当中有一种逆反的特性，他们常常喜欢回应那些久已离世的人，对当代人的作品却嗤之以鼻。
[凯南参加苏联和美国历史学家会议，其间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厦。］● 6月20日，莫斯科我看到这座古老的建筑仍然伫立在那里，一如六十年前一样沉默而坚韧。大使换了一任又一任，在静默无声的围墙内履行着他们短暂而自视不凡的职责，然后带着自己的随身用品，收拾行囊离开，也带走了其曾经驻留于此的大多数痕迹，甚至抹掉了对这里的所有记忆。留在这里的，除了偶尔遗落的让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处理的东西，只有一丝惹人好奇的气味（当然只能借助你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体会），吸引着后来者追寻和回味这栋建筑曾经见证的琐碎平凡，以及间或不那么平凡的曲折和激动。这就是难以形容的、充满悲情、让人同情的短暂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驻留期间，我留下了什么？
会议在一栋高度现代化的建筑里举行，叫作游客之家或者类似什么名字。房间很大，以至于我有时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头是谁在讲话。我们的苏联同行在会上提交了（毫无疑问经过了无数个委员会的层层筛选）实在差强人意的论文之后，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以及想和我们建立起私人关系的急切愿望，远比他们被允许创作的论文精明博学……
当然，无论走到哪里，记忆的幽灵都伴随着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将我眼前看到的一切与这些回忆割裂开了，而我曾经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这场灾难中毁掉了。我看到的是幸存者的后代，一道鸿沟将他们与父辈祖辈分隔开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就像当年将我这个外国人与他们父辈祖辈分隔开的鸿沟一样，甚至比那时的还要深。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改变的力量比地缘和民族血统的力量强大得多。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伤。上一次驻留里加还是五十四年前。我总有一种感觉，像是死而复生一样又回到这里，在隔了半个世纪之后，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场景所剩几何。城市拥挤不堪，人口比那时翻了两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适感基本上难以寻觅了，不过，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条件有所改善……
对于那时候手足无措、鲁莽、敏感而年轻的我来说，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貌，曾经充满着无尽的神秘，简直无以言表。当年的一切眼下还剩下什么，我自己还剩下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或许二者皆有一些吧……
访问全程都非常愉快，因为从前——也就是两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紧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大家都认为这种变化该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不过，当时公使馆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时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圣彼得堡美国大使馆工作届满后留任的，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是一战以后派驻在此的职业外交人员，我们享受了里加的舒适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精力都倾注在东方两百英里之外那个充满动荡的国家上，它的政府深怀敌意、目中无人，它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幅骇人听闻、充满戏剧性和无穷魅力的图景。
● 8月5日，索伦霍斯
要批判戈尔巴乔夫并非难事，但此时此刻，他很难被取代。与他的个人命运一样备受关注的是他的政策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族以及卫星国的影响。此刻我们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局面，矛盾冲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苏联的很多非俄罗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居民、格鲁吉亚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比俄罗斯人更擅长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实例中，他们也的确比俄罗斯人更加平静地对这些变化做出了预期。也就是说，与俄罗斯相比，他们能更有效地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经济实力，这将提升他们在苏联帝国内的地位，让他们进一步疏远与俄罗斯中心的联系，从而强化他们的离心趋势，这种离心趋势与造成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的离心趋势基本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莫斯科与卫星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卫星国的政权本身仍然通过虚夸华丽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识形态纽带受到莫斯科的约束，只有罗马尼亚除外，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基于极为稳固和重要的军事关系。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国家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大相径庭的方式从苏联严格的监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比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还要拥护这些改革。它们对苏联的“公开化”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反应各不相同。有些政权感觉自己与人民紧密联系，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它们欢迎并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为本国自由化的正当理由；另一些国家，尤其是捷克和罗马尼亚将要——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形势极为尴尬。改革的压力只能加深和扩大华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显著差别，进一步削弱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这一点很难用他广为人知的专业背景来解释。在他看来，他要着手做的，无疑就是将苏联的社会和经济从斯大林主义长期恐怖统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打击腐败的特权制度，多年来，老迈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来控制一切的。然而，这些顽疾已经深入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混杂纠葛，还掺杂着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给俄罗斯帝国生活带来的严重扭曲……
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认识到，从本质上来说，他在着手修正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对苏联所造成的长期弊害时，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状况。或许，他认为这就是他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或许会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必须纠正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忽略的盲点和犯下的错误，甚至还要肩负起旧沙皇俄国未竟的一些事业。如果戈尔巴乔夫去了解俄罗斯社会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将发现俄罗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纠正或今后需要纠正的痼疾。
● 11月26日，普林斯顿，感恩节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来访[32]让我深感忧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同意来美国。在这里，他不仅要被几千名记者和摄影师围追堵截，还要遭受里根政府当权派的侮辱。在目睹了这个国家的一文不值后，他将两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对所见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么也带不走。
● 11月30日，华盛顿
令我惊讶的是，从这次会谈和华盛顿早报上的消息来看，华盛顿对即将到来的峰会抱持的态度比我乐观得多。我自问，如果苏联一直拒绝里根先生提议的中程导弹条约，还能期待此次峰会有什么更大的收获吗？即使双方同意签署这一纸条约，文字上的较量会毁掉此次峰会有望在彼此间创造的好感吗？[33]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比我想象的要软弱。或许，他的做法更胜一筹？没有什么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们离谱的要求更让包括里根先生在内的北约保守派们烦恼不已了。
● 12月17日，普林斯顿
几周前我去了纽约，交给哈丽特·瓦瑟曼[34]五捆文档，里面是我的日记和描述风物的信件。将这些东西收录成集出版的设想是约翰·卢卡奇提出来的，他强烈建议我这样做……
[出版社的审稿人威廉·肖恩］很担心也很焦虑，因为他在我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二战时期我在德国的生活记述。[35]我想（非常不确定），他是怀疑我肯定隐藏了那个时期的一些东西。瓦瑟曼不想在电话里多说，而是坚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过来与我谈谈这件事。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觉到这多少与我对德国犹太人的观点，或者说毫无观点，抑或是具有怀疑性质的观点有关。不管怎么说，明天就知道了。但是，无论是什么麻烦，我今天都要做些准备。我一整天都在马德图书馆阅读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日记和信件，其中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了，因为都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突然之间被带回那个时代，重温当时的紧张、情绪、期待、梦想和情感的煎熬……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与这些笔记和信件中反映出来的自己让我感到悲伤，感到不满。我想，这部分是因为我无法将自己与之完全分割开来（到今天还有诸多影响挥之不去），部分是因为通过这些笔记和信件，我可以从外部审视自己，并对看到的东西感到厌恶。我想大家能比较容易地记住我的特征、背景和经历，比我更容易宽容那个遥远的人物身上的缺点。
● 12月20日
啊，前天哈丽特·瓦瑟曼来到普林斯顿，她坚持要来，并且跟我说起这个小插曲，与我猜测的差不多。书稿中缺少我在德国履职期间的内容似乎让肖恩感到非常苦恼。他现在就职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company）拒绝了我的手稿，现在手稿已经退给瓦瑟曼了。她觉得稿子被退与早期日记中（顺便说一句，记录的都是我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任职那些年的事情，那时候纳粹还没有上台）提到“犹太人”有关系。她对此非常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样担心这个问题对她本人和她的生意会造成影响。她会与他们协商，肖恩也说他会找时间给我打电话商量这件事。（我应该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说过凯南“事关德国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对整个小插曲很关心，不过这是出于对哈丽特的担忧而非为我自己。
1988年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开始单方面退出各种冷战竞赛，但凯南颇有先见之明地预感到，美国不会从全球各前沿军事战略要地撤回。华盛顿政府既不会大幅削减武器订单，也不会打消发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总之，长达十年的过渡期已经具备相应基础，美国将从全面的冷战状态转变为聚焦全球的“反恐战争”。
● 1月10日，普林斯顿
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做出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忙，证明了对于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欧最重要的三国政府首脑以及我国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来说，将核武器规模维持在目前这样骇人听闻的高水平，并不是真的出于与苏联核武器规模保持平衡的需要。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苏联持有和进一步研发核武器的行为，以及它在各种军备谈判和协商中所展现的立场，实际上与这些态度没有太大关系；人们在讨论问题时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苏联人可能会发展核武器，也可能放弃它……
我们现在该关注的不是苏联与我们在武器方面谁更强，而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以下方面：（a）由于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观念看待国际关系，怀着一种焦躁的情绪急于使用武器自保，完全不在乎这些武器可能会带来自我毁灭甚至世界末日，仿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一样。
（b）我们如何去教育和引导美国公众的观念，让美国用更加成熟老练的眼光去看待“常规”武器的均衡问题？考虑这个问题要兼顾假想敌的意图和能力，还要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动用这样的武器发动一场大战，任何一方都不会成为赢家。在此，我们最终还是要搞清对手的意图，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实力方面。
[凯南夫妇在巴巴多斯岛度假。］
● 3月10日，巴巴多斯
像我这样性格矛盾、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人，身边没有这样一位坚定、稳重、明智、敏感、忠诚的妻子守护会是什么样？……
英国人自信地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两三代人之前，这些黑人还是非洲的奴隶。英国人改变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皈依英国国教，为他们建立和传承稳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规的教育机构，教他们打板球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恶本性，然后在无能总督的仁慈默许下放任他们自我管理。作为女王的代表，这样的总督没有凸显英国王权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而是以王权的名义任由这一切发生。当然了，什么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现代社会的影响，谁又能避免呢？不过，如果要批判的话，只能用这样的标准：“与什么做比较？”
● 5月9日，去农场途中
我发现最难适应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我无法对美国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导趋势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其次，我与当今主流思潮的疏离已经到了可怕而危险的程度。
最主要的失败是，我无法阻止美国和北约政策的军事化进程，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在里根执政期间，我所反对的美国政治共识中的这种趋势一直在不断得到强化。无论是在里根继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还是美国新闻媒体（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欧洲的新闻媒体）的观点中，我都没有看到领导层打算克服这种趋势的任何迹象。同样，我没能在公众和官方观念中就处理和长期改善苏美关系问题打下思想基础。苏联方面采取行动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方面则见不到这样的迹象。对美国国内政策背后的强劲推力，以及应该支配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准则，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并没有竭尽全力）。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每个人都会遭遇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应该学会接受失败……但是无论好坏，我还没死去。我还活着，生活在一个在我看来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动的人文环境中，疏离感也由此产生……
我没指望避免核灾难。至于苏美关系，要是我能跟戈尔巴乔夫先生坦诚相对，我会建议他不要对美苏国关系抱希望，建议他的对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这样的念头，劝他不要损害双方关系，也不要奢求美国为纷乱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但也不要害怕美国（他们的宣传力度大于实际伤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别处——主要是远东地区，寻求对国际事务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当然，在我看来，美国的领导在广泛的全球事务中同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对这样的国家我没有信心：（a）无力应对外交关系军事化的压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数族裔情感和偏见的严重影响。面对美国政府扭曲的视野，像我这样一个站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问题的人，还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呢……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视晨报和收音机里的某些新闻，希望就此写点儿什么。但是写什么？……理论上说，得写一本书，书我会写的，但我能做的不止于此。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南强烈谴责他所见到的美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和过度的环境开发。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对民主缺乏信心，提议建立一个广受尊重的个人委员会，这些人能对行政和立法部门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议，最终都写入他于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 7月25日—26日，克里斯蒂安桑我用了一章来描述美国社会面临的五个具体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视这些问题，美国社会生活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倒退。我提出（这事不难做）这几个问题没有一个是美国的宪政体制能够解决的……
我推荐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国会法案，建立一种国家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是总统从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全国专家组中挑选的，他们不仅要为人正直、经验丰富、判断力强，还要完全远离政治且毫无政治野心。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不在常规政治体系之内的机构，为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咨询，并且政府对其建议给予足够尊重的话，那么常规的政治体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强，才能够就我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给出成功的解决之道。但是，很明显，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不要几十年也要几年。在此期间，我们充其量仍然是一个饱受国内问题考验的国家，一个有能力应对北温带广阔丰饶的陆地资源开发（尽管也很浪费）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没证明自己能够应对高科技、核能、环境恶化等更尖锐和更微妙的挑战……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困境），告诉人们他们的处境无望，以他们微薄的力量对此束手无策，告诉他们可以对最糟糕的结局听之任之，这是没有意义的。我将这些告诉他们毫无意义，没有理由这样做。在从前那些绝望的时刻，我早已发现，告诉年轻人他们毫无希望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我有可能是错的，很可能有些有希望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果真如此的话，那我最好闭嘴……
就在这个时候，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让问题更加复杂了。民主党大会上的报告，加上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先生的种种做法：发表的个人声明、竞选搭档暨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好斗的少数族裔的利用，都让我感到无比震惊。[36]因为这一切足以证明，尽管里根先生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误，也曾经历多次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一定会获胜，这也将是他关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右翼观点的胜利。民主党毫无原则可言，只要给他们提供金钱或者选票，他们就会做好准备为任何集团服务。目前他们已经提前向富有、强势、蛮横的西南右翼势力屈服了，后者傲慢自大，鼓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就是当前美国国内的主要党派力量。布什先生[37]四处奔波，试图掩盖他所做过的与教育和文化（这是了无生气的东海岸社会让人厌恶的一大特征）相关的所有事，他已经向这些力量屈服了。现在，杜卡基斯先生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两人中哪个当选有区别吗？我与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理性世界又能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这是他们的国家——很明显事实如此——我还能声称这也是我的国家吗？
● 8月，飞机上[38]
要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苏联官员问我：“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了改变眼下的局面，哪些事情是莫斯科该做却没有做的？”我会用下面的话回复他：“你做不了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事。美国的政治体制让当政者把自己想象成舞台上的演员，正在美国舆论面前上演一出基督受难剧。他们扮成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为挽救忠贞无辜的少女——也就是美国人民而奋起斗争。为了让这个角色活灵活现，不论你是否愿意，他们都需要一个陪衬、一个恶魔、一个邪恶的巫师。一定要把少女从巫师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否则骑士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亲爱的俄罗斯朋友，那个巫师当然就是你们。安排给你们的就是这个角色，你们没得选。出于某些原因，你们适合这个角色而别人不适合。部分原因在于你们以前的形象，跟你们现在的形象没多大关系。不过，缺了你们这个角色，这部剧就演不下去……这是一部舞台剧，不是现实。他们是要追求胜利的表象，而非胜利本身。”
● 9月17日，普林斯顿
接到通知让我去领汤因比奖（Toynbee Prize）[39]。在领奖仪式上，我需要发表演讲。怎样能避免当众演讲呢？只能拒绝领奖。以后，我必须婉拒他们，虽然有些晚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可以做到。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其他大奖我都领过了，我非常不想领受这个奖项。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忘了提，那就是我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葛罗米柯[40]《回忆录》的短评。我说过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显然是撰写这类评论的合适人选，实际上我也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
1989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相信冷战终将结束。不过，随着冷战结束的临近，这位前外交官开始抱怨华盛顿一贯怠于沟通协商，从而不必要地延长了冲突的时间。此外，他也担心随着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衰落、东欧诸国摆脱苏联帝国而产生的动荡。凯南一直以来都对美国社会和西方持批判态度，他鄙视冷战必胜的思想潮流。
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宣誓就任总统，凯南明白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尽力与精英媒体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享自己的观点。
● 2月5日，普林斯顿
距离上次写日记肯定有半年时间了……
一月的天气异常温暖，我一直在猜测这种反常是否像一些科学家所发现和认为的那样，是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造成的。
● 2月12日
参加约翰·加迪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组建的外交史研究所成立仪式……现场是一派中西部常见的鼓舞人心的景象：人们谦逊亲切，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仪式质朴，简约。加迪斯为人正派，充满智慧和力量，相对年轻的他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他认识到了美国过去和未来的国际地位。他的妻子是一位优雅聪慧的女士，也是一位学者、一位娴静的母亲。总之，这是一次让人感到振奋的经历，是一次让人口中余香的盛宴……
峰会没有半点儿政治实质，更像是一次愚蠢的媒体盛事。[41]《中程导弹协议》是向裁军迈出的一小步，我们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和总统先生的很多政治幕僚都不情愿地接受了，里根先生的早期宣传言论如今使他骑虎难下，他感到自己无法脱身。[42]
在其他方面，情况一如从前。在任期最后几年，里根先生希望争取双方力量的支持，而双方的矛盾又不可调和：一方是其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些人塑造了一个着力摧毁美国的“邪恶帝国”形象，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必需品；另一方是温和、善良但略感迷茫的广大民众，他们希望看到苏美关系有所改善，希望军事上的致命冲突能够避免。里根凭借杰出的才能在二者中间游刃有余，他的单边主义谬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一个口袋掏出对苏作战的言论，又从另一口袋掏出了和平论调，虽然自相矛盾，但收效颇丰。但是，他本人的真实意图也由此清晰无疑。他以卓越的才能化繁为简，用喊口号的方式，以牺牲思想性为代价，成功地获得广泛的认可，不光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还获得了民主党反对派的认可，而他的整套主张都与全面改善美苏关系，尤其是推动军备控制取得重大进展的努力背道而驰……
[下面谈的是1987年12月关于选摘日记出版成书的争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丽特觉得犹太色彩浓厚的施特劳斯与法勒（Straus & Farrar）公司会出版我这本书，肖恩先生……当时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但是施特劳斯与法勒公司拒绝了我的手稿，他们（在给哈丽特的一封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认为我的作品里有些“德国人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排犹主义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次的事件让我差不多变成反犹人士了。二战期间伯林在大使馆任职时，我们都对纳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们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尽。为什么法勒公司认为我应该以散文表达自己对纳粹的恐惧呢？我不是媒体职员，而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写这些东西寄给谁看？给政府？怎么给？通过我在大使馆里的上级？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他们和我一样清楚纳粹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政府也清楚。谁还需要被警醒呢？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们对40年代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认识，他们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岁的生日。昨天去了纽约，就是为了跟亚瑟·施莱辛格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个午饭。没有压力，没有觉得特别疲惫……但是我感到精力耗尽，一无所成。我翻看过去几天写的两篇草稿，感觉词不达意，必须重写，时间很紧迫。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写不出来了怎么办？我的才思全部耗尽了怎么办？果真如此怎么办？怎么把这种境况告知他人？我要说，我此刻并非如你们所期待的那样，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查邮件，不接电话，不参与周围的生活，不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
● 4月3日，华盛顿
考虑到华盛顿政府正在换届，以及我的表态可能对新政府产生影响，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顺当一些。毕竟，这是一个关键时期，白宫内外新任命了许多有头脑的人，戈尔巴乔夫先生单边削减常规武器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余波未了。我想如果现在不说些什么，等新人踏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了。所以我接受了《麦克尼尔-莱勒》（McNeill-Lehrer）节目的两次访谈邀约，为《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还在别处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请，于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苏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系列听证会上率先发言。以上种种，再加上即将面世的旅行日记[43]，让情况更加复杂了。尤其是几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其中一些选段，我后悔做了这件事，但是也没法阻止了。
听证会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我已经尽可能地做了充分准备。不过，我不敢抱乐观的态度。我一直感觉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问询，恐怕我的发挥不会太精彩。
[凯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表了两个半小时的阐述，在座的每个人，甚至连现场的摄影师，都为他的精彩演说鼓掌。记者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评论说：“如果有人有权叫停冷战，那个人就是乔治·凯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策略。”[44]］● 4月9日，普林斯顿当天早晨，《华盛顿邮报》用两个版面报道了参议院听证会，黑色的大标题和照片有些戏剧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选登了听证会纪要，还谈到了我即将出版的那本书……虽然影响不及《纽约时报》（相对而言），但是也引起了华盛顿对我本人不小的关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结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让我有些尴尬的是，参议员们长时间起立鼓掌。后来我才听说，这在外交委员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务必谨慎，不能过高估计这一非常事件的意义。与会的大多数参议员是民主党人[虽然包括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内，与会的共和党人都相当礼貌，很尊重我］。《纽约时报》一如既往，完全无视这次听证会。除了一个有线电视频道外，其他电视媒体都没有报道此事，个中原因他们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第二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新闻周刊》（Newsweek）通知我说下一期将对这次听证会予以重点报道。《纽约时报》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与外交委员会而非我本人商定后）在今天周日版的专栏报道了听证会的消息，并刊登了我发言的大部分内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什总统阐明如何应对苏联变化的大篇幅报道之后。因此，我感觉自己至少成功地给自满的新政府当头一棒……
然而，这一切或许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约最高指挥官约翰·加尔文将军（John Galvin）的电话，他邀请我到比利时的蒙斯（Mons）参加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X）年会。这是一个闭门会议（不对报社或者访客开放），与会的是北约成员国全体高级代表。
● 4月16日，农场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资料，都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对美国政策可以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埋首其中一天后（才刚刚开始阅读资料），我就惊诧地发现，不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以为精妙的观点已经过时，与目前莫斯科和欧洲出现的形势完全脱节，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北约观点一直深恶痛绝的原因。目前我们正陷入一种新的危险形势而不能自拔，结局难以预料。当我们探讨自己从冷战时期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谈论过去了。
● 5月5日，肯尼迪机场
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我白首之年，对我的关注如洪水般突然汹涌而来。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是因为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还有我的新书《生活随笔》登上了书店展销台，也有评论家撰写专栏文章讨论该书。对我来说，很难评说当下社会对我的这种关注。部分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年纪实在太大了。这一代人对我所知不多，他们突然发现了我的存在。基于一丁点儿粗浅的了解，他们就对我表现出如此原始而单纯的热忱。还有就是，目前我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政治意义则更难评估。对我个人来讲，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亮相是一次成功，但是这对现行的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参议员并没有问起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那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政策问题，或许也是我能做出些微贡献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