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此刻我在前往布鲁塞尔途中，我要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年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一项更加严肃的事情。我精心地准备了这次演讲。两个星期之后，北约峰会就将举行，中心议题是：是该大幅度增加我们美国人在德国部署的“长矛”短程导弹（Lance）的射程，也就是升级为里根总统在卸任前已经与莫斯科签订协议要销毁的中程导弹射程；还是最好不要为达成完全销毁这种武器的协议而与苏联谈判（苏联在德国部署的中程导弹远比我们多）。很明显，对缓解欧洲中心地区的军事对抗稍有兴趣的人都会选择后者。但是撒切尔夫人和布什先生都不想朝那个方向努力，在整个争论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即这两位首脑和他们身边的人是否真的想接受戈尔巴乔夫先生一直伸给他们的橄榄枝，还是说，他们不能放弃冷战，无法想象没有冷战的生活。
● 5月11日，从布鲁塞尔返回途中
参加完北约的会议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成员国与会代表的态度让我感到绝望，他们背后的政府亦是如此，正如我们四十年来所了解的，冷战只是一场无限发展扩张的军备和核武器竞赛。我国和英国政府就是领头羊。不管怎么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丧失了理性，深陷在核武器的泥淖之中。我们对核武器扩张漠不关心，几十年来不负责任地发展核武器，而没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处理核废料。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无限延续和助长当下的核武器扩张进程。
● 5月30日，波恩
一个小时后我将拜访魏茨泽克总统[45]。因为准备今天的会议，我才有了这些想法。
昨天，至关重要的北约峰会顺利进行，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让人欣慰的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对峙得以避免。我和大家都如释重负，事情和想象中的一样顺利。不过，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不改变，北约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时期。
● 6月29日，克里斯蒂安桑
布什总统要在7月6日晚授予我荣誉勋章。[46]我将和其他三位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虽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我的确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起受奖。下个星期二早晨（极为简短的）颁奖仪式将在玫瑰花园（Rose Garden）举行，典礼过后还有一个由布什总统及夫人举办的小型午餐会。（感谢上帝）我们这些接受荣誉的人不需要发表演讲。
事态的发展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几周之前，总统在公开声明中曾经说过我的好话，还把我的名字放在四十年前的“智者”之列。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名字也许在其他场合也引起过他的注意。他竟然对一个与自己在众多问题上观点相悖的人采取这样的姿态，这委实让人感到奇怪。
● 7月4日，普林斯顿
明天我们要去华盛顿参加在玫瑰花园举行的颁奖典礼。
随着这个简短且意义相对不大的典礼日益临近，我产生了两种反应：首先，我认识到，这里面涉及的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而非对我的观点或我多年来为影响公共政策所做努力的尊重。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一个安慰奖，授予我不是为了承认我的成功，而是承认我的失败。实际上，没有这些失败，我永远不会获奖。
其次，一种恼人的空虚感让我饱受折磨。前两天我跟克里斯托弗聊天，我觉得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再主动利用当下的声名，也没有人期待我这样做。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要怎么办？
可能要回归外交史研究领域，不过，不是现在。
[参加完白宫的典礼仪式，凯南夫妇回克里斯蒂安桑避暑。］● 7月8日，哥本哈根机场白宫典礼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和夫人精心准备了午宴。总统先生证实了他们邀请我出席颁奖仪式的初衷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对他说，我特别感激他的表态，因为我知道我的观点跟哈里·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合拍。他回答说，颁奖给我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午饭期间，我坐在他右首第二个座位，中间是前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总统看起来有些匆忙和紧张，他刚刚结束在缅因州的四天假期，我原以为他会比往常放松些。此外，他还有点儿心不在焉，心烦意乱，这倒在意料之中。我想，尽管他身体状况很好，但是正在被各种公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9月9日，柏林墙倒塌，凯南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不是因为被喜悦所淹没，而是因为各界请他就此发表评论的压力令他难以招架。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公众发言的机会，但还是希望能够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他正在思考继续撰写“一战”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11月14日，普林斯顿在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断近两年后，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终于摆脱了日常的烦事杂务，回到书桌旁。几天来，我都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埋头于历史研究。
我喜欢这种感觉，每分每秒都开心愉快，我真的是乐在其中。但这是一场战斗。过去种种繁杂琐事的羁绊一直压在我心头。在图书馆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必须摆脱这种羁绊，抓紧时间是一门绝技。在东欧，尤其是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压力倍增。[47]我孤注一掷、几近绝望地挣扎。伊丽莎白[48]打来电话，觉得必须打一场漂亮仗，甚至比我还坚决。电话铃一整天都在响，请我做评论，参加电视访谈，撰写文章，发表声明，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们赢了，我失败了。我被打败不是因为缺少实力或才华，而是被总统幕僚的势力打败，他们对严肃的事情几乎没有兴趣，在他们的标准中，“速成品”远比持久的努力有价值，情绪化的反应远高于思考，想象远高于现实。他们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学者。他们的权力无处不在，即便在高级研究所内的电话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这个位置上，无法反抗，除非以将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卷入真正的暴力作为代价。
那么，此刻我们该往何处去？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普林斯顿大街上，孤独地走了很远，努力思考问题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够看见自己以这里为起点，漫无目的、心烦意乱地在生活中四处徘徊，顺其自然，观察琐事并自得其乐，不时记下我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这本日记，我无所期待，无所指望。
然而，仔细一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或者那样的请求需要我做出回应，我必须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又如何从中进行选择？
● 11月18日
我接到华盛顿的电话，大意是总统想召见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驻苏联大使，电话时间是星期五（昨天）下午两点。
就这样，我坐上熟悉的列车前往华盛顿，准时到达白宫（多亏上帝恩典，因为美国铁路公司的车晚点了近半个小时），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马斯·沃森、亚瑟·哈特曼和马尔科姆·图恩。[49]我们被领进椭圆办公室，总统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一同参加会议还有四五个人，我认识其中三位，分别是国务卿、副总统[50]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总是在我嘴边，老是记不起来。不过，噢，对，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布伦特·斯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阐述的观点既没用又琐碎（但是，我这样做是事出有因）。
布什先生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你跟他交谈，他很谦恭，无拘无束，话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离开后，他对公众讲话时丝毫不受你的影响，虽然他之前似乎毕恭毕敬地倾听了你说的话。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尽管活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看到晨报上他演讲的内容，我想他哪怕读到我上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对我昨天所说的话留下一丁点儿的印象，都不会在演讲中说出那样的话。
● 11月23日，感恩节
我感到有必要说说自己过去一个星期来的变化，这是一个不甚愉快的变化，我想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怎么描述呢？不光是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步履不稳，等等，还有情绪上的反应，心绪难以平复，总是感觉不耐烦、易怒，其他时候则陷入莫名的忧虑，我感觉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应和行为。
啊哈，我对自己说，这是衰老来临了。但是，这就带来了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思考。如果你能觉出衰老将近，那么你是真的衰老了吗？或者说当你觉察出你处于衰老状态，却无法控制衰老的各种表征，你就真的衰老了吗？哎呀，恐怕我感觉到了。
这类行为说明了什么？
我建议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参加大规模集会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
● 11月29日
虽然竭力避免，但我还是感觉到生活中那些隐秘的羁绊在日益加重，而我越来越无力应对。当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这种负担：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脱离共产主义统治（对此我的兴趣不大，但是相关报道铺天盖地，新闻界的各位先生都兴奋异常）。此后的两三天里，布什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马耳他附近的军舰上开会。因此，这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采访我和邀请我露面的。这些请求我都婉言拒绝了，只接受了一个特别的邀请：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个邀请……但是，我可能是他们相信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许有那么几件事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就这样定了。
●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费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贝克尔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麦克恩罗先生[51]打网球。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崩塌，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布什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马耳他举行会议。我之所以没太留意这次会议，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来健康状况不佳，为此心情颇为沉郁。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了解近日来苏联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为这个月底的外交委员会会议发言做准备。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不仅如此，这些亢奋的人似乎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从明智的芬兰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获得独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对苏联的安全利益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寻求独立却挑战了苏联的安全保障，那么结果只能是毁掉戈尔巴乔夫，那个刚刚给予他们更大独立性（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的人。
● 12月16日
未来四天，我必须在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通常这是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不过照我理解，这实际上是给与会的老孩童们举办的一场特别圣诞聚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会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闻。我确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即席演说，然后是自由提问环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苦恼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自从二战之后，欧洲处于剧变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变化，十几分钟能说什么？
我日复一日地婉言谢绝以各种方式发来的邀约，偶尔屈服于个别无法拒绝的请求，却又导致新一轮的请求纷至沓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愈发全神贯注地思考实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终极行动，让自己从这种徒劳且令人精疲力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经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的解放要么是我主动争取，要么是通过死亡来实现。既然时日所剩无多，为什么不主动争取一下呢？
1990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怀疑他即将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将要老朽不堪。但是，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他的寿命还会延续十五年。
对于动荡的苏联帝国和南非的种种剧变，凯南深感不安。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之上的旧国际体系的衰败，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论上的——普遍人权之上的新国际制度也让他高兴不起来。
大白鹭[52]
为那傲慢的大白鹭，
此刻请稍候一旁。
这修长双腿的美人，
他是公认的领袖。
如果你对他的尊重，
未按其所想给予，
或许他会不予理睬，
但是，
他不会忘记。
● 1月21日，普林斯顿
新年的头三个星期，一直忙着完成之前所受的嘱托和要求，现在总算有时间过我的老年生活了。
就在圣诞节前，我参加了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会议[因为与会人员数量庞大，开会地点改到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剧场］）。从各方反应来看，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大会。1月5日，新泽西州也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我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三天前，在查阅资料、撰写讲稿、充分准备后——要是没有这次会议催促，我永远不会阅读也不会撰写这样的东西——我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参议员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会议，从某种程度看，这大大降低了外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无论其他与会者、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感想如何，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一切让我感到，我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做出这些贡献的时间跨度比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现在结束了，以后自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新时期，即便我还能有所贡献，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意义也不会很重大。
●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发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苏联解体，传统的俄罗斯帝国崩溃，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和戈尔巴乔夫的毁灭之后，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新时期，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后果无法估量。
● 2月4日
前天晚上，电视播放了南非首相在忧虑而沉默的议会上，宣布解除对非洲国民代表大会的禁令，并承诺尽早释放曼德拉先生。[53]
关于他们提到的第二点我没有特别的感触。我对曼德拉先生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被囚禁了很长时间，他为了获取应得的权力拒绝使用暴力方式。我从没听他说过什么充满智慧的话语，或者看到任何表明他品性高尚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证据。大家都觉得，他在监狱外比在监狱里更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很明显，他要被带到华盛顿，有机会对国会发表演说，对他一无所知但又希望能争取黑人选票的那些人会为他起立鼓掌。不过这基本没有意义，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秀的又一次展示而已……
我对南非种族融合的前景毫无信心，我认为在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选举出的政府无法确保白人维持原先的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的活力。我预计，五年到十年内人们就会看到，由于经济崩溃，一个非洲人的政权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育，白人只能不顾一切地试图移民出走，同时强烈呼吁美国人的帮助。
● 2月11日，佛罗里达，科帕奇岛
我突然间意识到，在普林斯顿引起我兴趣的这一切多么让人厌烦：所剩不多的社会活动；随着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迟钝；苏联解体的悲惨景象。
● 3月7日，普林斯顿
乔治·舒尔茨是一位可敬和善的人，前天他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点强调了我们的政府在劝服或促使其他政府尊重“人权”方面取得的所谓成功。
他的演说引发了齐声反对，或者说至少激起了质疑之声。警钟声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绝……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遵照我们人民的传统、旨趣、观念和风俗习惯来管理自己吗？我们会厌恶其他政府提出的让我们改变政治体制的意见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基于所谓的体制上的优越性，自认为有权以这种方式干涉他国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认为自己的独特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吗？它们是否能充分满足所有民族的需要，而不用考虑各民族的传统、品味，不用考虑它们的历史，不用考虑它们的发展阶段？
个体有公民“权利”，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承担这种公民权所包含的职责和责任？一个人生下来，具备人的形体，天然就会成为“人权”的受益者吗？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吗？他可以自私，可以恶毒，可以离群索居，可以依附于人，只要不逾越法律，他就可以享受所有这些权利吗？
我敢肯定，多数美国人对最后这个问题都会坚定地说“没错”。或许这样的回答在一些人看来并无不妥，但我一直困惑于完全不负责任和不劳而获的特权之间有何区别。
● 3月12日
除娱乐圈和政界的人物以外，我或许算是国内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点？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偶尔我会有一些想法，它们大多超越了时代，算得上是远见卓识，但在它们草创的时代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另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当时我的多数想法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但我总能受到命运的垂青而安然无恙。但是，我对自己的弱点一清二楚……大体来说，我获得了荣誉不是因为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而是人们认为我是谁。不过，这本身已经意义非凡。不仅意义非凡，还意味着一种责任。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像是穿着戏服，像一个演员那样扮演着别人，而非我自己。我必须尽力不辜负这套行头，我的价值就是保持大家的幻想。
● 3月17日
近一个星期来，一直享受着真正的夏日天气，（如此高温）在这个地区史无前例。当然，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全球变暖的首个真实而恐怖的证据。不管怎么说，连翘争相怒放，这不太正常。
[截至1991年12月苏联完全解体，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为主权国家，局势在没有严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但是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乱和流血冲突。这让凯南很担心，他对俄罗斯的热情从来都没有消减过。］● 4月5日今天是一个让人绝望的黑色日子。当然，部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还有政治的原因：愚蠢的立陶宛人决定杀鸡取卵，很明显把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推回了依赖军队、警察和俄罗斯强硬派的境地，也结束了他对俄罗斯真正独立的领导权。相应地，美国国内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与美国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美国变成了他国的护佑者，任何表达脱离苏联愿望的原加盟共和国都会受到保护。换句话说，美国采取的政策在强化和接受一种责任，对混乱、流血和恐怖遍地的传统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承担了一种责任。
● 5月5日
我们的政府在北约强硬派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准备利用俄罗斯当前危险而混乱的局势，将它从各个方面，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安全事务中排挤出去，让北约盟国全盘接手，作为他们在二战中付诸巨大武力的最终成果，让军事上主导欧洲的德国表明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结盟，一起和俄罗斯讨价还价……我想，利用另一大强国羸弱的间隙获取平时得不到的利益终归不太合适，让我说，这样做日后一定会遭到报复。
● 6月1日
昨天晚上，白宫举行国宴欢迎戈尔巴乔夫。我感觉整个晚宴气氛友好，富有品位。安娜莉丝穿着薄绸长裙，光彩照人。我不断碰到认识的人，或者不太熟的人。亨利·基辛格热情地问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戈尔巴乔夫给我了一个拥抱[54]，说他看了我最近的声明（很可能是《密尔沃基宣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的热情让我震惊，以至于没看到布什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夫人正站在总统身后不远的地方，安娜莉丝赶紧把我拉过去引荐……
总之，从美国方面看，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夜晚，至少表明布什政府在遇到挑战时知道如何应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双方在第二天上午将要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德国相关的欧洲安全问题上，分歧会那么尖锐。
● 6月17日，赴挪威途中
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打发而不是浪费时间。
既然我曾想过今年夏天写点儿东西，为什么不现在就动笔呢？
我要谈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即使最优秀的）人是不完美的生物，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瑕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极大的创造力或美德，只是意味着拥有这样创造力的（少数）人会发觉，他的努力被自己身上某些强大的冲动挫败或毁坏，这些冲动与创造力和美德相冲突。
这些冲动可以分成两类，二者的力量都来源于大自然，在自然怀抱里出生的人类应该关心对它的保护，或者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要实现发展。动力之一是自爱的本能，之二是性冲动。首先来看性冲动，它是二者之中较单纯和最原始的一个。这其中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它像自爱一样，会以多种形式出现，甚至还会隐藏自己，它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恰好与文明相冲突：与秩序、理性甚至与人类的尊严相冲突。根据理性的标准看，它是如此愚蠢，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易于弄巧成拙，以至于它连具有秩序和责任的生活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达到，有时它还会与搭档自爱相冲突。它的外在表现是，在极端悲剧与极度荒唐之间左右摇摆。
性冲动常常与爱混淆在一起。二者的确时有相通，尽管并不是那么频繁。一旦相通或者说只有在相通的时候，性冲动的力量才能洗去它的污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高贵。高贵的原因是此时爱（如果是真爱的话）成为主导，性冲动居于次要位置，它因为爱而获得尊严，它所服务的对象是爱。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代表全部生活，即便代表了也不会长久。与此同时，这种冲动依然是大家所知道的混乱的、无法无天的力量：无情地嘲笑和践踏无助的受害者的尊严，结果常常是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和嘲弄者赚取好处，所经之处都留下羞愧和沮丧。
自爱是显示人类物种完美性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基本力量，它与性冲动完全不同，它更普遍（因为无论是好是坏，似乎总有人在躲避性冲动），更微妙地控制着自己的受众，更善于隐藏自己，也会不那么明目张胆地挑战良好的社会秩序，甚至慢慢渗入最广受欢迎和尊重的文明行为之中。
● 9月16日，农场
很明显，无论是快是慢，无论以何种形式，死亡的进程都在加速……
人死后是否还有“来生”，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我很清楚灵魂与肉体不同，它必然要依存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活动，但没有特别的原因能说明为什么当肉体失去活动机能，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堆腐烂的物质时，灵魂就会不复存在。
[乔治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飞往欧洲，拜访克罗托夫堡（Crottorf Castle）的朋友，出席在德国维尔茨堡（Wurzburg）举行的奖励艺术与科学领域杰出人物的“蓝马克斯勋章”授勋大会，看一眼重新统一后的柏林。之后去莫斯科旅行，他是苏联科学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的特邀嘉宾。回来的路上，他们在伦敦停歇。］● 9月25日，赴欧洲途中我们务必谨慎对待苏联核心政权彻底崩溃的问题。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原苏联现存核武器的监管责任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 9月29日，西德，克罗托夫
距离两德统一还有四天。变化来得太过突然，结果还无法预见或预料。除此之外，目前所谓的中东地区（实际上是近东）的形势也有很大且非常危险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突出、如此让人困惑，以至于过去几天他们几乎就没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汽油价格突然上涨之外，生活如常，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有关德国政治的内容，尤其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与东德社会民主党的统一。[55]但上述这些都是眼前的变化，只能看到这么多。看得出，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未来都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极为敏感，而外部世界又是极不稳定、变化莫测的。
● 10月8日，赴伦敦途中
德国统一那天，我和安娜莉丝乘坐城际列车前往弗里德里希大街。这条大街位于东柏林，走出站台后，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行人在菩提树大街的两侧向相反的方向缓慢前进。我们加入西向的人流，行进了一两英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个距离，除了步行之外别无其他交通方式，我的右腿不堪重负，疼痛不已）……我猜想人群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德，他们看起来安静而克制（很多人余醉未醒，可能昨天晚上的庆祝太过热烈）。不可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有种感觉，他们对于这历史性的一天的感觉远远超出了新奇的程度，面对近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们肯定被困惑麻痹了。我没有看到盲目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绪的任何迹象。
总之，第二天早晨离开德国时，我对当地形势的主要感觉就是，从美国的政策出发，从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形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德国此时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并不是因为谁负有远见，也不是二战时期盟国商定的政策，而是数以万计东德年轻人自发行动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过上暖衣饱食的西德式生活。当然，每个人都欢呼表示欢迎，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让一个团结且武装的德国成为经济上无可匹敌、军事上极具潜力的国家？在欧洲联合体还未形成真正的框架将德国牢牢整合进去之前就任其发生？
……实际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表明，欧洲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游离于我们的掌控之外。如果不明情况、鲁莽行事的德国民众因冲动而爆发冲突，导致近期危机进一步变化，对负责任的政府清醒的思考和判断又不予理会，那么谁能保证未来几年不会一直混乱下去？即使德国政府设法掌控了局面（而且基本上只有德国的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也已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
尽管如此，10月4日我们还是前往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代表到机场接我……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坐车到克里姆林宫与政府机构（与党的机构相对）的代表亚历山大·雅科夫洛夫（Alexander Yakovlev）见面，他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随从人员中仅有的智囊，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至少是志趣相投……我们大部分时间用俄语交流，偶尔有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地方我就用简短的英文来表达。事前我已经提醒雅科夫洛夫，我不会跟他探讨他们国家当前的情况，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我还没有做详细研究来跟进，我只准备跟他谈苏联政权的历史和它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他说过很高兴这样安排，的确，此次会面的前两三个小时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今天的苏联的确处于一种可怕的、最令人担忧的状态。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关键和危险的问题当然就是目前的经济状况，特别（但不仅仅）是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崩溃。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一直在报道这种似乎过于耸人听闻的情景。报道都聚焦于国营食品店，却无视食品相对丰富的自由市场。不过，即使考虑到自由市场因素，当前的形势也很严峻，甚至可怕。
我刚才描述的事态应该立即受到密切关注。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此我也批评他）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一直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其他长期问题上，比如从一党专制向民选政府体制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这两者都是重大问题，但是比起经济的直接崩溃，它们似乎没那么紧迫。领导集体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让我想起马歇尔将军在马歇尔计划开始之前谈论欧洲形势时说过的话：“医生深思远虑，病人奄奄一息。”
……整个图景都被最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觉得领导集体对这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苏联逐渐解体的原因……这种自发的权力分散的过程走得太远，恐怕戈尔巴乔夫不久就会在清晨醒来时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表面上民主的全新机构来管理政府，却没有像苏联左翼这样的派别来监督政府。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要求获得独立并采取多方面行动，就像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只能预计，其他地区，尤其是黑海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可能如此。不过，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部分乌克兰人强烈要求独立，但是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还不适合独立。更为重要和让人警醒的是，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领导下，作为这个国家心脏的俄罗斯都在轰轰烈烈地闹独立……如果领土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人口占苏联一半左右，真正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心区从苏维埃联盟演变成共和制政府，就像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领土附属这种形式是否还能作为维持中央集权的证明？我在即将于11月出版的《外交》杂志文章中指出，这类情况对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危险，包括我们自己。
目前，形势愈发恶劣、复杂，因为从许多方面的证据来看，我提到的其他重大问题，例如政治体制过渡、企业自主化，甚至是从掌握目前困难经济形势的程度来看，独立的主权共和国极有可能比现在相对无能的中央政府应对得更好。基于这个原因，苏联帝国解体的问题也该立即引起注意，而在我看来，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结成一个松散的邦联，涵盖广泛的经济和财政合作，方式类似目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可以继续使用统一货币，但要建立新的军事关系秩序，允许保留地方民兵组织，也允许保留中央军事组织性质的机构，可以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特别是要有一个机构继续为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承担基本责任。
人们很容易指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很明显，他没有预见到（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预见到）一旦撇开共产党有力的纪律约束，苏联竟然会如此危险迅速地分崩离析。他摧毁了旧制度，这是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但是，从民主意识上来说，他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与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足够的互动。叶利钦缺乏才智，但是十分聪明，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也根本不是一个阴险的煽动者。如果权力下放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可能会变得很完美，他充满雄心壮志倾力推动中央联盟政府的发展，或许他的努力很快就会失败，联盟中央政府也会在其任内垮掉，他无法像骑手驾驭马匹一样驾驭这一切。不过，也许是我错了，现在不是预言或者预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足智多谋，在国际上享有声望。无论是否结成新的联盟，苏联都需要他。或许他能及时觉醒，设法掌控经济形势，重新调整各加盟共和国内部的各种关系。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太乐观。
● 12月16日，普林斯顿
布什先生让我们卷入了可怕的波斯湾战争，我无法从中看到或哪怕想象出任何积极的结果。另外，他迫使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将1月15日规定为相关行动的最后期限。[56]现在，就让我们等待即将降临的军事和政治灾难吧，此外别无其他。
[1] 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 Jr.）是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1987年—1991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是沙皇俄国时期的外交大臣，他促成了俄法结盟。凯南计划撰写的《改变世界的结盟》一书研究的正是俄法结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
[3] 《先决条件：1938年美国问题笔记》（The Prerequisites：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8），凯南文件，第240盒。
[4] 《如此和平：雅尔塔的根源与余烬》（Such a Peace： The Roots and Ashesof Yalta），1982年。
[5] 海伦·寇蒂卡（Helen Caldicott）是澳大利亚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反核活动家。
[6]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常驻美国的苏联大使。
[7] 劳伦斯·伊戈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是外交官，后来成为赫伯特·沃克·布什（H. W. Bush）总统的国务卿。
[8]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奠基人，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漫长的司法生涯中提出过许多与大多数法官不同的意见，被誉为“伟大的异议者”。——译者注[9] 《亨利·詹姆斯的一生》（Henry James： The Master， 1901-1916），1972年。
[1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62—663页。
[11] 凯南日记，1984年1月28日。
[12] “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纽约客》，第49期，1983年10月3日，第44—53页。尽管马特洛克读过凯南的作品，但里根很可能没有读过。约翰·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64页。
[13] 冷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主要为波西米亚地区）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主要为摩拉维亚地区）。
[14] 凯南日记，1984年5月9日。
[15] 帕梅拉·迪戈比·丘吉尔·哈里曼（Pamela Digby Churchill Harriman）是埃夫里尔的妻子，温斯顿·丘吉尔的前儿媳。
[16] 凯南：《改变世界的结盟：法兰西、俄罗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84年。
[17] 小约翰·赛柏林（John F. Seiberling Jr.），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
[18] 埃文·托马斯和沃尔特·艾萨克森：《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缔造的世界》（Evan Thomas and Walter Isaacson，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1986年。
[19] 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不久之后爆炸。
[20] 1933年—1934年，威廉·布里特和凯南在莫斯科建立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21] 见凯南1986年3月9日的日记。
[22] “les mani ères”指根深蒂固的行为、风俗、文化。
[23] 凯南指的是这些要求放宽或终结南非白人政府种族隔离制度。
[24]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25]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基督新教的派别之一，与“低教会派”相对。该派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并要求维护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因此得名。——译者注[26] 琼是凯南和安娜莉丝的女儿。
[27] 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是前政府官员和新闻专栏作家。
[28] 在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讨论了能否销毁所有核武器的问题。这项议题因为里根拒绝终止“星球大战计划”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而告吹。
[29]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是凯南的朋友，《纽约时报杂志》驻莫斯科资深记者。
[30]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和亚当·乌拉姆（Adam Ulam）都是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历史的波兰裔美国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在吉米·卡特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修韦林·毕亚勒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者，当时已经离开波兰。
[31] 为了给反对尼加拉瓜左派激进政府的反叛力量提供经费，白宫协助里根总统授权出售武器给伊朗。因为此举违反美国法律，所以是秘密进行的，这件丑闻直到1986年11月才被揭露出来。
[32] 戈尔巴乔夫要来华盛顿与里根举行高峰会谈。
[33] 12月7日—10日的峰会期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销毁美国和苏联核武库的中程核导弹。与凯南的预测恰恰相反，1988年5月，这个协议在参议院以93票对5票获得通过。
[34] 哈丽特·瓦瑟曼（Harriet Wasserman）是凯南的出版经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