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末（1991年—2004年）
1991年
凯南依然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甚至当他因自身影响力有限而绝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批评说对伊战争不仅毫无必要，还侵占了恢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亟需的资源和精力。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对苏联的解体，凯南几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 1月15日，普林斯顿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联合国对伊拉克最后通牒届满的日子，布什先生接受全权委托，有权在他认为适宜的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发动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布什先生将会在未来几小时或者几天内的某个时刻，将我们带入一场毫无必要的冒险当中，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占用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年的话。而我们看不到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战争到最后能有好结果。
冷战真正结束不过一年多时间，我们就以战争终结了本应大加利用的发展休整期，我们本该借这个机会恢复几近枯竭的财政和濒临崩溃的经济。
人们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没有比当下美国社会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更严重、更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个答案超级简单。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丧失了本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也丧失了本能的冲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让人压抑的整个事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国会表现出的崇高品质，他们对发动战争提出质疑，他们权衡利弊，并庄重严肃地集中讨论了是否应该赋予总统发动并推进战争的权力）。不，这种匪夷所思的冲动只反映了总统个人不可一世的心态。在我看来，这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其一，我们不幸地卷入了部分地区（现在被称为中东，其实这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误用）的麻烦当中，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形成的；其二，认为美国的武力足以解决任何国际问题，足以为任何一位运用它的总统的政治声誉做担保，这种信念已经通过错误的冷战观念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中，随后又被里根政府大大强化。
在近期整个事件的危急关头，我都没有就海湾危机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但我必须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预见这种风险，无法再做些什么暂缓危机的到来了。
我再一次翻阅日记，发现在早些年，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尽自己所能充分表达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强调，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移交到当地酋长手中，然后帮他们建立独立的酋长国，却不向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48年，美国在阿拉伯领导人一片持续的反对声中，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我们这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找到和平途径解决的麻烦。当时我作为政策规划室负责人，就试图提醒美国政府谨慎行事，结果却收到副国务卿的暗示：美国是一个以国内政治为重的国家，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最后，在冷战的这些年间，我一直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然而布什先生当前的决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彻底忽略了，甚至在公众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怎样与如此令人震惊的现实达成妥协呢？我已经快八十七岁了，即使算不上国内最有威望的人，也称得上最有威望的两三人之一吧？人们尊重一个人，却不尊重他的观点和看法，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吗？这不就是说明这个人自身也有问题吗？换句话说，难道没有某种方式，让公众像尊重我个人一样，来关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观点吗？
● 2月6日
俄罗斯的局势也一塌糊涂。那里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也要花上几年时间，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恐怕难以预料。
……当我被问及“您对俄罗斯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时，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乡下该多好啊。”
● 2月3日
从个人角度来看，过去的两周太难熬了：身体非常疲惫，健康状况恶化，心悸更加频繁地出现……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文章，刊发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内容关于近期在波罗的海诸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是后来的苏联面临的其他问题。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能读到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为了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利益，给予波罗的海国家独立性，也满足其他动荡不安的共和国一直以来对更大自治权的渴望，让它们摆脱莫斯科的束缚。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一种责任，并没期望它产生任何影响。即便这样，这也算是一种努力吧。
● 2月12日，赴科帕奇岛途中
对海湾危机宿命式的可怕而决绝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结果。布什先生继续将他的赌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胜利上，全然不顾这场战争将给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观念带来何等恐怖的影响，进一步损害达成令各方满意的和平之机会。
● 2月27日，普林斯顿
总统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应，那么，从现在起约两个小时内将暂停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标志着一场辉煌而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同时，这也是一场将我们的战争艺术推向新时代的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大量问题，设计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来取代中东地区战争之前的既有方案，这会非常困难。就算有人来求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须给出应对方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观点，也不要在缓和事态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漫长的几个星期以来，从电视上观看海湾战争的进程，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对于阿拉伯人，我宁愿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喜爱，尤其他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先进技术的尊重，因为他们对此似乎知之甚少。他们的友谊充其量建立在变幻无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尊重我们就足够了，正如这场战争教会他们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为最威严的一种手段，就用军事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 9月4日
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说不清来由的忧虑，神经紧绷，对自己极其不满，后悔年轻时对其他人麻木不仁，觉得自己不如意，对生活缺乏热情。我猜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将近的标志。我不在乎生死。一般来说，在这个年龄死去正合适。不过，我还是想先把书稿写完，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努力把书写完，是在跟死亡赛跑……我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最后的任务，这就像约翰·多恩说的：“那样的夜晚，又有谁能工作。”
[在华盛顿，凯南在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庆祝埃夫里尔·哈里曼诞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辞。他还在圣奥尔本学校（St. Alban's School）发表演讲，并接受了华盛顿总教区授予的第一届和平奖。］● 11月15日，华盛顿最近两个半月以来，因为忙着完成尚未命名的书稿[1]而忽略了记日记。书稿已于十天前送至纽约，交到了哈丽特·瓦瑟曼手里。现在，她已经交给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书稿交给了诺顿出版社的负责人唐纳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审阅了书稿，据哈丽特说，他们断言“这是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善意才给出这样的评断，如果说我觉得自己过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么这本书，无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对于他们的含义，就是别人所说（我也很乐意相信）的最畅销。
[凯南的心悸最近愈发严重，他动身前往波士顿接受医生的检查。］● 11月21日，波士顿我尤其害怕书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到哪儿去找能参透这样一本书的人呢？
实际上，我知道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算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还有人选阅这本书，但是他们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无法理解，那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应该跟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权当是为后人所写，也许很久以后才会被西方文明的未来所印证。
[凯南到百慕大群岛度假。凯南曾于1947年发表署名为“X”的文章，许多读者为他精确地预见到苏联的最终解体而交口称赞，相比之下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多么自豪。他相信华盛顿是在愚蠢地扩大遏制的地理范围，错失了很多可能缓和甚至终结冷战的谈判良机。］● 12月26日，百慕大群岛昨天晚饭前，我们到“小屋”去看电视，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辞职演讲，正式宣布了苏联的终结。电视还直播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的过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时刻！
今天，这里一如前几天，浮云蔽日，太阳只是偶尔露出笑脸。北风一路吹去。这样的天气会让人变得慵懒。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什么为基础。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远、广阔而地方上互相依赖的国家和地域狭小、亲密但各地彼此独立的国家，我个人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现实又如何呢？
考虑到极不稳定的世界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当在彻底阻止外来移民的同时，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广泛的国家专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只要我们谈到专制，就一定将其限定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呢？我在书中就设想过，将国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能在它们当中实行专制呢？
1992年
日渐衰老的身体让凯南感到困扰，但他对古今时事的评论依然犀利。漫步在华盛顿街头，他对已故的同事们做出了坦率的评价。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逐步形成了依靠军队处置外国人道主义灾难的倾向，凯南对这种做法深表怀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任务蜕变”会给美国带来无尽的麻烦。此外，他还认为这种军事介入会推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
● 1月14日，普林斯顿
去华盛顿和波士顿旅行了两个月，做了几次心电图，一度非常焦虑，经常光顾医院，天知道我治病花了几千美元。最后，我一切安好，平安地回到家中。此行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我不但害上了心悸，还有一种通常被称为心房颤动的毛病（不过医生认为我没有这个毛病），这种疾病可能更危险……
尽管感到非常厌烦，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修改书稿的一些章节了，这是一本外交政策方面的书，修改任务艰苦而繁重！
● 3月11日
在家里中接待了来访的新任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他的友好造访让我很激动。名义上，他是来普林斯顿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演讲，可他在大使馆的第一助手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告诉莉兹（Liz），只有我亲自到场接待，大使才会接受学院的邀请。他刚到美国三四天，还没有向白宫呈递国书。可以说，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满足感，因为他首先向我——而不是向总统布什先生——展示了国书。
● 3月17日
这段日子里，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今天早晨，我在燧石图书馆选了几本书，又去找一本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安娜莉丝和一个朋友都想看。我在书架上找到它，随意翻看了一下译文，其中有“大草原”（The Steppe）的字样，于是就站在两个书架之间狭窄的过道上读了起来。书中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最后我竟然控制不住掉下眼泪。回到家，家里没有人，我干脆又回到图书馆，坐在里面啜泣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故事真是太美了。但是，在这种老年人的情绪爆发中，我怀疑，我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现在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我平日看惯的生活——我看到自己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稻草人，仿佛我是六十八岁而不是八十八岁，使出好大的劲儿想完美地支撑起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而不是在乡下某个地方料理花田，喂养小鸡，做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做的事。
● 4月9日
我注意到，年龄的增长对一个男人的影响是非常奇妙的，不仅在肉体上，还包括精神上和情绪上……直到最近才密切关注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思考冷战及其历史、凯南研究所及其面临的问题、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等等。
● 5月16日
见习外科医生将心电图机的吸球粘在我身上，然后开始不停地问题，这倒减轻了一些痛苦。他读过我的一本书，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他却用俄罗斯问题对我狂轰滥炸。由于脸上蒙着毯子，我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尽量逐个解答。
● 10月5日，华盛顿
我拖着蹒跚的步伐穿过内街，途经的每栋房子都曾经住过我的老朋友和熟人：约瑟夫·艾尔索普、波伦一家、艾奇逊一家……
这些人我都认识，与其中一些关系还不错，但我从未真正成为他们所谓的乔治城中的一员。大多时候我都囊中羞涩，留在城里的时间也少。战后，我通常都不在城里度周末，而是回农场，因此错过了参加周末聚会的所有机会。不过，不只是这个原因。抛开个人感情不说，只从工作方面讲，虽然有些朋友很了解我，但是他们看我的眼光多少带着些怀疑。约瑟夫·艾尔索普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认为他的思想与我等量齐观，对我的观点也尊重有加。除此之外，他对我知之甚少，他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错的。奇普·波伦，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于作品的写法与内容是否相得益彰也根本不关心，如果单就我们对俄罗斯的共同兴趣来说，虽然彼此间争论不止，但他还是待我如兄弟，一直非常关心我，生怕我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对时事做出不恰当的解释。迪安·艾奇逊跟艾尔索普一样，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对我的才能有些怀疑，认为我的才能不适合用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这可是他的主场。我猜想，我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让他像尊重法律一样来尊重的角色。在他的思维里，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加完美和高尚；美国的外交事务甚至从来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在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看来，我仿佛一直在地平线上犹豫彷徨，只是一个偶然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怪人，过度紧张，无法放松，难以归类，虽然在某些方面赢得他们的尊敬，但这种尊敬里掺杂着戒心。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放弃固有的基调，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规。他们没有错。我也永远不了解我自己……
根据我的《生活随笔》部分章节改编的戏剧，成为今晚聚会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会的主人——一个犹太人转向我，不悦地小声批评剧里与德国人有关的章节。我迷惑不解，回答说也许她应该通篇读完再下定论，她没有回答，转身走了。我还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犹太人时，对他们身上的黄色标志感到非常惊奇，她指的不可能是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说我看到很多德国人也被同样的场景震惊和迷惑了（事实的确如此）。至于其他部分：难道是我同情柏林废墟中那几个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国小孩，这冒犯了她？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真的麻烦了，因为对孩子感到绝望，就是对文明丧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为我对西方盟军在汉堡大轰炸中夺去了七万五千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达了愤怒之情？她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德国人也炸毁了大量城市，纳粹军人也屠杀了无数无辜的生灵吗？但是我没有解释，也没有驳斥“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干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
这位主人的反应让我产生了一种忧虑，久久挥之不去……我没少揭露纳粹恐怖的罪恶行径，比很多人说得多，并且是出于自愿，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试图借这种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记极权主义统治下广大民众的软弱、盲目与无助，就像揭露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令人憎恶的行径一样。我希望自己是怀着一种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态做这些事的。但我认为，如果永远无法与众多犹太朋友自由地讨论这些事——这种讨论是交流与理解的起点——我将非常沮丧。现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寻求他人的共鸣、寻求他人的理解。
● 10月22日，普林斯顿
庆祝亚瑟·施莱辛格七十五周岁的生日晚宴在纽约举行，到访的宾客足有一百多位。宴会经过精心布置，满是各界名流和嘈杂声。我被安排在主人右侧男宾首席，坐在杰基（·肯尼迪）·奥纳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鲁斯[2]之间，这两位我都乐意交谈的（虽然原因不同）。可是十点半了，餐后甜点还没有端上来，很显然，接下来还会有大型节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另一场晚宴，只得无奈地与两位高贵的女士道别，逃离了宴会，事后感到有些失礼。
● 11月14日
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很忙碌。布什政府疯狂叫嚣着“赢得了冷战”，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对此表示抗议。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几乎一片赞同之声，只有理查德·派普斯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发文提出质疑，依据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说过，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对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派普斯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还有足足五页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论证了苏联政权弊端的根源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个段落的简评而已，旨在表明我们能够影响和改变苏联的方式是凭借我们的实力，而非通过军事威胁或恐吓。）
一周以后，我在《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专栏文章……我设法（通过弗兰克·威斯纳[3]）让国务院和克林顿集团（通过托尼·雷克[4]）看到此文……
我把选票投给了克林顿。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热情，因为克林顿对国内事务的某些主张我并不赞同，其他一些主张在我看来也不太有说服力。但是布什先生从一开始就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另外我觉得他和他的同僚与民众接触太少，尤其是跟聪明的年轻人接触太少，布什集团已经筋疲力尽，缺乏积极而合理的方案。至于克林顿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暂时还不得而知。
● 11月26日，农场
动身去农场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从普林斯顿家中的书架上选了一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书，准备带到农场去读，这本书之前还没翻过。[5]事实上，我是带着浓厚的兴趣读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价值（跟尼布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的深度令人钦佩），还因为它给我的新书带来了巨大的启迪。[6]
我非常激动地发现，在对人类境况的洞察方面，我与尼布尔有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在我陈述的观点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尔其他作品的启发和引导，我还说不好。当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手中的这本书来看，我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他一筹，但这也只是因为他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其间的发展变化让我们接触到了更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这些现实在他那个时代还不那么明显……
我们都认为，群体的冲动更具危险性，而个人则容易对这种危险性产生应激反应。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一因素的认识是独创的，但我惊喜地发现尼布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观点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说他没有赋予这一观点更加重要的意义。
● 12月9日，普林斯顿
电视正直播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登陆的实况。此时，非洲已经迎来了又一个灰暗的黎明……我认为本次行动是美国政策的严重失误；出于对自己的公平起见，就算只是为了这本日记，此时此刻我也应该记录下我持这一观点的原因。
我们被告知，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接管运输通道，同时确保食物安全送到饥民手中……这种补给线路势必受到武装团伙和个人的骚扰，导致大量食品还没运到目的地就被掠夺一空或者丢失……那么，我们的援助行动为什么不受欢迎呢？首先，因为我们的政府采取了一种有限而简单的方式，试图借此解决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力图改变的现状实际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马里人民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整个领土范围内没有一个政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饥荒部分是由干旱造成的（电视里是这样讲的），此外还因为人口过剩，以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治理混乱的局面……
只有建立一个统治全部领土的政权，才有可能扭转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政权必须强硬，并且意志坚决。它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政权，因为在饥寒交迫的人群当中，不可能具备实行民主政体必备的先决条件。我们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把握……
第二，这是一次代价异常昂贵的尝试。我们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够数以亿计，也绝对以千万计。这无疑让我们原本就负债累累的祖国雪上加霜……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资金，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少资金……
把美国武装部队派遣到远离国土的地方执行任务，这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大型治安行动，而那里的情况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毫无瓜葛。显然，我们的开国元勋永远都不会设想，或者说永远都不会认可这种事情。如果说这是美国的传统，那也只能说是最近才有的传统。
● 12月14日
最近几天，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抑郁情绪中：这一次不是时常困扰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对身边的美国文化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厌恶。然而，外部环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猜测，这种状况反复出现可能与我身体上的某种变化有关。
我多么渴望去乡下生活，在那种真正的乡下，如果还能找到这种地方的话。但是，我想那样的生活会让安娜莉丝感到非常沮丧，她的痛苦绝不会比我现在少。
1993年
凯南毕生都在寻求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影响。随着他思考政治和个人哲学的著作《崎岖山路》大获成功，他的人生抱负骤然之间得以再次实现。
1月，普林斯顿新书的首篇书评出现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这不是一篇认真严肃的评论。如果作者[乔治·威尔（George Will）］读完了整本书的话，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评论了。书评不乏善意，却缺少严肃和认真，在我看来他仿佛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凯南不是一个坏老头儿。我们对他宽容一些吧。毕竟每个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异的地方，他的怪异之处很有趣。”
当然了，我还是挺高兴，这篇评论不算讨厌。可我的想法是，人们在读过这本书后，我宁愿被重视它的人严厉地批评，也不愿意被轻视它的人屈尊纡贵地宽容。
● 1月22日
总统的就职仪式搞得像一场欢快的全国嘉年华，不过也相当精彩。尤其是克林顿夫妇陪同布什先生走向直升机，祝福他回归私人生活的场景深深感染了我。阅兵仪式后，克林顿先生和夫人在白宫接见了约六百人的代表团，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的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总统和夫人对大家，特别是对孩子们充满了慈爱与尊重。事实上，跟随（而且是紧紧跟随）这一切而来的是第二天残忍的“日常政治活动”。不过，这欢庆的典礼，平平常常地发生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国家里，还是彰显了某种壮丽辉煌。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之中，我很少允许自己去享受这种情感。
[凯南夫妇从华盛顿出发，经普林斯顿到纽约。在华盛顿，他见到了弗兰克·威斯纳和斯特罗布·塔尔伯特。[7]他在纽约和安娜莉丝一起照看孙辈，同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家谱研究。他一直想为凯南家整理一部家族史。］● 2月2日，纽约市据我了解，弗兰克·威斯纳最近的职务是主管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现在，也就是总统就职前的最后几天，他被安排到五角大楼一个类似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刚刚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全权负责对俄罗斯的所有事务。这也是他首次在政府中任职。
他们两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但我还是突然感到有点儿压抑和悲伤……弗兰克满怀敬意地倾听我就俄罗斯问题提出的建议，但我觉得自己跟亨利·亚当斯[8]的境遇差不多，他曾在一篇日记或一封信中说，他和约翰·海伊[9]现在都被看作“圣人”。很明显，他的意思是，他们都相当受人尊敬，但是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他们的意见却得不到重视。亚当斯写到，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俩是时候尽可能优雅地离开这个舞台了。
● 4月7日，普林斯顿
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三个星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新书一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包括出版商、代理人和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惊讶不已。（在滑出榜首一周之后）它于本周再次荣登销售冠军，全国各地都在大量销售。除了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体以外，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命运真是奇怪：我能感动那么多同胞，但当权者永远不会有所触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是的，我享受了很多崇高的荣誉，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像亨利·亚当斯（有人说亚当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样，也被当成一个圣人。在这个国家里，我是或者说可能是最受尊敬的非政界人士和非官方人士，可我没能带来有意义的影响。我乘着高高的魔毯顺势翱翔，超然于各种纷争之外，可是当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摆在眼前时，我不免心生惶恐，于是开始丧失兴趣，几乎连早报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只盼着想办法尽快退休，早日过上真正不受干扰的个人生活。
● 4月29日
尽管我的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对这本书表现出丝毫兴趣，甚至书中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也未能触动他们的神经，政府没有就任何事务主动与我联系。好在这一切我已经习惯了，毕竟四十年来我一直遭受这样的冷遇。挫败感是我目感到如此烦恼的主要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困扰我的是日渐虚弱的身体。每隔三四天，我就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脑力工作。这是一种新的症状，除了医生先前怀疑的某种抑郁症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我对生活的兴趣正在消减，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也是一个我无力施加影响和推动的时代……我宁愿到乡下找一块小地方，独居于此，养上一条狗，喂上几只鸡，闲暇时在破旧的花园里蹒跚着散散步。
● 9月12日
我非常痛恨自己，三周以来一直在浪费时间，尤其是美国网球公开赛，我看得如痴如醉。但是美网公开赛一年才举办一次；况且这几乎是我唯一的堕落之举。（在我看来，每个人每年至少有权利堕落一次。）
● 11月2日
为了庆祝我的九十岁寿辰，外交关系协会计划邀请三位前总统、五六位国务卿到场。当然，这些人能否接受邀请，以及接受邀请后能否到场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中两三位能够光临。不管怎么说，单是外交关系协会这种想法以及此举带给我的荣誉，就已经让我非常震惊了。我了解自己的弱点。在学术领域，我已经习惯了接受荣誉，但是这一次打破了常规，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形象，这要求我不仅表明上要符合这个形象，而且内心里也要接受这个形象。这让我清醒过来，也警醒我在余下的岁月里，必须努力把自己的若干重大缺点隐藏起来，去承认这种形象对我的重要意义，不是去演绎角色，而是真正成为那样的人。
在与安娜莉丝探讨这个问题时，我强调了后者。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这样说：“做你自己就行了，正是坚持自我让你走到了今天，就把这种风格带到生日晚宴上去吧。”我不是一个能够伪装成他人而放弃做自己的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建议倒是很中肯。但这是我的缺陷，应该在最后这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有所改变。我应该更加镇定，更加沉着，更加慎思，不要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和盘托出，而应该融合积淀所有想法，坦然直面周围糟糕的环境，绝不屈服于绝望。我必须在不失谦逊的前提下尊重自己所拥有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我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是如果我发现别人之所以尊重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不完全与现实苟合，那么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尊重这种形象并尽量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绝不会掩盖现实，而要努力缩小自己与这种形象之间的差距。
1994年
年近九十岁的凯南下决心不再涉入公共生活，可实际上，他依然乐此不疲。他也无法摆脱遗憾的心情，遗憾自己未能推动美国政策和治理结构的变革。
● 1月6日，普林斯顿
我意识到在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里，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能定期记日记，我决定利用研究所的几天圣诞假期，书面总结一下过去三四个月来都做了什么……
应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的邀请去了一趟华盛顿，与政府各部门里在业务层面上非常关心俄罗斯事务的人交流，还参加了斯特罗布在家中为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举办的晚宴。有人可能会问，我还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关俄罗斯问题提供什么建议，我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参与过俄罗斯事务了，每天也主要是通过新闻来了解那个国家的动态，而与我见面的这些人对俄罗斯事务了如指掌。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每个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在交流结束后，斯特罗布说他们非常感谢我提的建议，并向我保证，我的话能帮助他们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来看待整个问题。我猜想，这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些事务。至于国务卿，先前我与他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但在这种更加亲切的氛围当中，我发现相较于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温和，也更有魅力。总而言之，我很庆幸能利用这次机会结识华盛顿目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人员。毕竟，我也在美国驻外事务处工作了二十六年，对自己经历的那些形势还有感觉。我更愿意与他们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受到敌视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级研究所，我谈到俄罗斯遭受的重创，包括社会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甚至基因层面的。苏联共产党统治了俄罗斯人民七十多年，这让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让他们倒退了多么远，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在遗传和经济上都极度匮乏混乱的群体，动荡不安，颜面尽失，心灵受创，自信丧失，没有一个领袖能够给人民以信心。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这样的背景并将它铭记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个饱受重创、精神萎靡的国家里正在发生什么……
几个月前，克林顿先生在西雅图多国首脑会议上公开谈到，二战结束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要归功于“杜鲁门、马歇尔和凯南这样高瞻远瞩的人”，虽然我们三个未必算得上“高瞻远瞩”，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评价……
有两种现象最让我担忧，它们紧密相连，折射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首先，放纵和堕落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闻、电子通信和文化的输出都掌控在娱乐业手中，娱乐业再以近乎垄断的方式将它们用于可怕的用途，制造知识水平低下的节目，还创造出伤风败俗的色情产业，让人们病态地沉溺于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赋予同性恋以荣耀，认可那种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总的来说，对于这些怪胎的滋长，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领。
除此之外，另一种现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证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部分学生的真实情绪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确”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歇斯底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种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种现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体丧失。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范围，也弥漫于全部或部分杂志、政治漫画、学生运动赛事以及大量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一直将有能力欣赏和享受讽刺与荒诞视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对我们这些传承美国本土文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将它的普遍丧失视作这样一种信号，即人们在精神和智识生活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重大问题。
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社会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将大部分文化领导权下放给电子媒体的国度里，哪里能找到根治这种疾病的良药。
● 2月7日
这段时间真是非常劳累。我拼命地想将两张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清理出来，其中一张在办公室，另一张在家里，考虑到现在距离我的九十岁生日宴会只有不到十天了，应该放下手中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体面而亲切地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去做一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生日那天轻装上阵：没有遗留未予兑现的承诺和不曾答复的来信，也没有留下对他人应尽而未尽的义务。上个周末，我一直在准备这项工作，甚至牺牲了去教堂的时间。我一度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至少办公室的桌子已经像模像样。但我还是失败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铺满，其中有一些还比较急。
● 2月15日，纽约市
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生日晚会足足来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虑到本次晚宴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此应该介绍几位参加晚宴的嘉宾。晚宴本应由莱斯利·格尔伯[10]主持，但实际主持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与现任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邻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宫来的。她高声朗读了总统给我的亲笔信，并把信交给了我。随后又有人朗读一封信并交给我（遗憾的是，我忘记递信的是谁了），那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亲笔信，内容同样亲切，他同时还授予我“国务院杰出贡献奖”（我相信这是国务院能够给予个人的最高认可）。接下来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协会创办俄罗斯研究奖，已筹到约一百万美元资金……其间最让人感动的是马歇尔·舒尔曼[11]的祝酒词，他让大家注意到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做出的贡献。
总之，大家的溢美之词令我受宠若惊，想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回应。
● 2月25日，普林斯顿
我沮丧地发现自己连起床都起不来了。两条腿不听使唤，头晕得厉害，无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丝看我的病情不见好转，就叫韦医生过来。他大约在晚上七点来到家里，经过一番检查，他最后确诊我患了中风。
● 3月24日
我已经连续两个上午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了，回复了一大堆来信（另一大堆还躺在那里，而且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应邀为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书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长达五百九十页的书稿，他还从办公室打电话过来，约我在世纪酒店共进午餐（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正在跟办公室新安装的电话系统做斗争，那是最先进的设备，复杂点儿的功能我都不会用，也不打算去学了……4月下旬，我还要去参加美国哲学学会的上半年度会议。
换句话说，我的生活完全恢复到九十岁生日和中风之前的忙碌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态，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而打折扣。刚过去的五天里，我感到极其难受，有时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脏病专家，诊断结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几粒药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缚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显然，如果我濒临死亡的话，那么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这一点。
● 6月29日，索伦霍斯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总统的撰稿人罗伯特·布尔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据我所知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的侄子）想要拜访我。为了什么事呢？总统马上要去里加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会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确实去不了的话，他们也想通过随行人员带去我对里加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问候。这个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虽然现在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我还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问候信。奥斯陆大使馆第一秘书到我这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讨论了这些事并接收了我的亲笔问候信，随后就离开了。
之后我起草了一份两三页的文件，内容包括我对波罗的海国家现状，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这些都是总统到达里加之后极有可能被问及的问题，这份文件也以同样方式送了出去。也许这些文件永远都到不了总统面前，但是我年纪太大了，也不太在乎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个外交官，太像一个政府的公仆，就算不受待见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好几本《莎士比亚文集》，并下定决心，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将它们通读一遍。现在，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和完整地开始阅读文集中的第一部戏剧：《暴风雨》……问题是，莎士比亚本质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影响下形成的、富于悲剧色彩的希腊的人性观念有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他。我将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读下去。
● 7月7日
我接到布尔斯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我拟写的那份见解独到的文件已经通过奥斯陆大使馆转交到总统手中，他已经组织政府的专家进行论证，现在仅论证完成四分之一，总统希望通过布尔斯丁对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谢。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回顾了国务院近期为他举办的一次庆祝晚宴。］● 10月14日，普林斯顿当然，我无法做到整个晚上都那么淡定从容。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就是在这栋楼里，杜勒斯先生随随便便地把我解雇了，就此结束了我在驻外事务处二十六年的职业生涯，当时除了五楼那个可爱迷人的接待员外，整栋楼里没有一个熟人来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