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到巴巴多斯度假。］
● 12月28日，巴巴多斯
内心被我最后一本书的命运搅得忧郁不安。它在全国畅销了好几个星期，看起来越是远离华盛顿和纽约的地方（有一个例外：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书评》上对本书给予了极高评价），书越是卖得好。好像各地读者都在传阅，唯独两个圈子除外：媒体和政府。我这是在对心不在焉、充耳不闻的家伙白费心机。
1995年
对俄罗斯强烈的感情依然影响着凯南的思想。车臣叛乱以及俄罗斯众多专家的种族偏见令他深感担忧。比尔·克林顿总统即将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总统邀请凯南陪同前往，这让他兴奋不已。然而，最后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邀请，很显然，他怕虚弱的身体趁机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锐。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的公开辩论中，凯南沉静地回应说，1945年8月发生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觉得对这样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合适和得当的”。我们应该“忍耐自己的战斗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协……的可能性”。[12]他深刻剖析了圣奥古斯汀、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3]、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当他意识到自己疏于记录日记的时候，也试着做出解释。
● 1月13日，普林斯顿
目前针对车臣展开的行动有欠考虑，这越来越令我感到沮丧和担忧。我对车臣没有好感，对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抱负也毫不同情，但是远有更好的方式来掌控现在的局势。危言耸听的预言随处可闻，说民主政治要在俄罗斯终结了，说叶利钦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实现独裁。我也怀疑这种事情会发生，或者说有可能会发生。经历了过去六年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拾，这种强加给俄罗斯民众的惩罚将会遭遇多种形式的阻扰和反抗。
● 2月4日
我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电话访问，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事先我已经请他们将题目发给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关于历史和冷战的起源，而非关于我本人。这些问题本身就体现出了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历史知识的匮乏，就连聪明的编辑们也不例外。很明显，提问者对当时的苏美关系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后来右翼思想的影响，认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故意将波兰和东欧送到了斯大林手中，任由他处置。对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单是奇普·波伦的一本书[14]就足够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导致了）苏联进入东欧并在当地巩固他们可怕的高压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a）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们的政府成功地说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斯大林当局是心地善良的，他们的战时目标跟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c）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不可救药地执意在战争中不关注任何政治因素。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一项得到白宫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罗斯福坚信，他只要抽时间去跟斯大林谈一谈，就能让后者收敛自己的个性，让一只豹子改变本性。
● 3月9日
在纽约的晚宴上，只有两位来自其他领域的客人：大名鼎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苏珊。当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听说过他，但是对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谦逊的中欧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中欧和东欧问题了如指掌，特别是对当前的局势、问题和相关重要人物的判断非常精准。晚宴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愉快的交谈。我开始怀疑，他能与我如此放松而得体地交谈，是因为他将我与他见过的其他人做了对比，然后发现我对他的钱没有任何企图，我之所以欣赏他（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感觉非常难受……上午，现任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打来电话，说总统希望我陪同他参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仪式，并于当晚乘总统专机飞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的庆典……
我当然愿意随同前往。毕竟，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是作为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出现在莫斯科的。应邀参加庆典将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将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门柱下面对游行庆祝的俄罗斯群众，还因为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贵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险敌人。
● 4月8日
我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参加克林顿总统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劝我随同前往（安娜莉丝除外，她明智地不发表任何建议，只是告诉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这个周末，克里斯托弗带着他的小儿子奥利弗来了。克里斯托弗的反应尤其强烈，他说这事令人兴奋，会振奋我的精神，此行会非常愉快。格雷丝也持相同意见。如果我试着告诉他们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会说：“唉，您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医生（星期三去过一次），他们会说，除了心跳有点儿虚弱，膝盖关节有点儿炎症之外，没再发现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身体状况总是令我忍不住对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我绝不应该冒这个险。”
● 6月8日
这个星期，我被学术工作和法国网球公开赛折磨得一塌糊涂。不幸的是，法网公开赛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赛的实况，而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够用来好好写作的时段。观看高质量的网球赛是我唯一有些轻佻的业余爱好。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一种爱好吗？只有这种爱好，才能让我们在这狂热而绝望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 6月12日
可怜的老俄罗斯啊。其实俄罗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大流散。国外公开叙写这种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来自俄罗斯（或者他们的父母来自俄罗斯）并在西方定居，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而是一些犹太人、波兰人、德裔波罗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绝非俄罗斯血统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罗斯，也非常厌恶它，他们希望与西方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分享他们的感受。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极少有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它受到公平对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帮不了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是什么，人们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 7月5日，索伦霍斯
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发现在他的大量忏悔中，其实有相当多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一点我无法赞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个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论对上帝做出多么有益的贡献，也无法让他的同胞为之所动。
同时，我也对圣奥古斯汀与上帝之间过于私密的关系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关系暗示着，神把关心和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的仁慈和理解是普及天下的，而不是给予某一个人的，一定还有更多人需要这种仁爱和宽容，因为他们也一定会经历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刻。不可否认，你圣奥古斯汀在自己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而向他声称你很重要，但是以上帝的标准来看，你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是你自封的。
我可能已经接近了亵渎圣灵的边缘，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我听说在英格兰某地，有一张宗教海报，上面只简单地写了五个字“耶稣救救我”，有个亵渎神明的人（或许他是个真正虔诚的教徒？）加上了几个字：“耶稣很忙，自己想办法吧。”
[凯南一家接受朋友莱利夫妇的邀请，去缅因州度假。］● 8月28日，缅因州，诺斯黑文这栋小别墅里珍藏着很多书籍，我们体贴的女主人劳拉·莱利为我挑选了一本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访谈录……我随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的访谈，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规划室期间的知名人士。当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逊，其他两位偶尔也会遇到，交谈过几句：我几次碰到李普曼，和法兰克福特见过一次（这对我们双方都无足轻重）。由于我比他们都年轻，又长期在艾奇逊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声望和权威。现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气了，我自认为拥有了跟他们当年一样的地位，这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对他们的尊重和顺从，对于当时那么年轻的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我自然也应当收敛我的锐气。现在，我在脑海中回想着，在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里，我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如何看待我。
法兰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头脑，当然，他也是由律师们控制的政治中心里一个老谋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来人。不过，他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至于李普曼，他是一个将新闻事业做到了极致的人，也是一位头脑聪明、学识令人钦佩的优秀作家。我将他称为自由主义博学家，他外表看起来温和友善，但内心冷漠，还抱有古怪的防御心理。他在分析公共问题时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断力和写作风格，但是，迫于身为专栏作家的压力，他写得太频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惧的犀利风格有时会将他自己带入怪圈，直到他发现原来他在追着自己的尾巴转。李普曼对我非常愤恨，因为我高调地写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并发表在他基于某种个人原因发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认为自己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评论者，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无名小辈，竟然写出一篇如此轰动的文章，无异于对他的挑战和挑衅。我一直都对他尊重有加，当然，这么多年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睿智的对手，他尖锐但合理的批评带给我的好处比伤害多得多。
艾奇逊则完全不同。我将他视为最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我们在国务院共事时，我对他更为尊敬，甚至远远地对他抱着喜爱之情（之所以说远，是因为我们在年龄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时候他被看成一个冷漠而傲慢的人，当他认为一个人不称职时，只需轻轻地动一下嘴唇，这个人就被辞掉了，而他的看法并不总是公正。其实，在相对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圈子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事实上，他是一个极不讨人喜欢但又极为忠诚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艾奇逊接受的教育、训练和职业经历，使得他处处以法律为准绳。他的世界是美国律师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世界，而律师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这个体系当中。毕竟，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依靠法律决策来维持运转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行政裁量来实现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逊几乎认识不到他作为国务院带头人的管理责任。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不带一丝的繁文缛节，而官僚作风正是国务院特有的风气。他对驻外事务处毫无了解，当时处里很多人认为，这里是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体系，就像陆军或海军一样。至少在理论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这个机构当中拥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可他很难像机构中的其他人一样重视这种权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下属，认为我们只要服从于法律、法院以及政治体系的运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因此，当国务院官员偶尔与执政党中的当权人物在工作方式上发生冲突时，比如“中国通”事件[15]，就别指望艾奇逊能够代表国务院或者以国务卿的身份来保护他的官员了。不是还有法律和法院在吗？
● 12月12日，普林斯顿
也许这是最后一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关注日记？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时间优先用于给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写作任务上，以上种种使清理办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实际的事情。我该回归日记本了。当然了，接下来我又想到，我的书桌从来就没有彻底清理过，我也从来没打算彻底清理它。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与自己沟通交流的特殊工具，这部日记永远实现不了它的最终目的，除非我把与自己的交流看得比与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实这未尝不可，尤其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目的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可能从没有思考过这本日记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如果它还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话。日记不单单能够为个人服务，它可以只作为我理解的那种流水记录：苍白地记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以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充其量也许能为久远将来的某个传记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资料；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记事本，就像很多小说作者用记事本记下他们听到、看到或其他人没有记录过的新鲜事儿；或者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记录，记录一天当中的思想历程。我曾经试着将日记定性为最后一种。不过，因为没那么急迫，这种努力就搁浅了。此外，根据经验可知，只有当我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坐下来写作时，以及我不想为自己记下什么的时候，才更容易涌现出许多想法。
我也问过自己，并强迫自己回答，这本日记究竟要归为哪一类，我期望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也许我应该给予它更多关注。
1996年
虽然凯南确信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依然认真思考着有关未来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被他称作“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好处。
● 3月20日，普林斯顿
有时候人会处于一种介于睡梦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尤其是清晨即将醒来的时候，此时的思考在逻辑上已经比较连贯，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体现出部分潜意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昨天早晨，当我正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另一方面，我又完全丧失了能力，那就意味着终结，即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表面看上去很稳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坍塌……这种感觉就像万丈深渊，我在它的边缘过着虚假的生活，假装我真的像看起来的那样正常而健康。
● 4月13日
戴维·格根[16]的电视访谈令我极其不满：虽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欢，可是很明显，事先他没有做好准备，对我的新书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如果说他有所了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整个访谈中他根本就没提到过书的内容。[17]他老生常谈地将我们的访谈带进了有关遏制政策的讨论当中，占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时间。我看起来很疲倦，表现得也很差劲。很明显，他对我过去三四十年做了什么一无所知，而且我猜他很惊讶我还活着，并且直到这个年纪还在出书。
● 4月28日
今天早晨，又翻了翻我写的书，尤其是关于非军事外交政策那一章，我几乎都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不会再义愤填膺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头再看，我发现大部分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我都已经很好地归纳出来了，完全值得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没有激起媒体和政府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观点能获得每个人的认可，相反，我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够刺激。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评论界的反应。事实上，真正让我心烦的并不是个别批评的声音。我宁愿我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也不愿它石沉大海。
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这种彻底被忽视的结果，真是让人痛苦和绝望。
但我并不为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后悔，我的能力也仅限于此。至少，如果不这样去做，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不作为。
● 5月16日
安娜莉丝抱怨说，我经常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牢骚，她甚至还去向别人抱怨。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想向自己和别人承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说得没错。我永远都不应该抱怨，但我抱怨的并不是年老本身带给我的痛苦。也许我需要，或者说，我应该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同时还要面带笑容。因为人们要求并期望我这样做，仿佛我不是九十二岁而是六十二岁……难道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就不能享受片刻的休息吗？
● 6月13日
好几个月以前，约翰·加迪斯巧妙地取得我的同意，让我在办公室接受BBC电视台（我猜的，也可能是其他媒体）的访谈，内容是关于冷战的历史。BBC联合特纳广播公司（或诸如此类）制作这期访谈节目的动因，是推出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其中至少有二十个小时的片段是关于冷战史的。我与加迪斯争论过，我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相信这种节目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观看这一类节目的都是懒惰的历史系学生；我还说我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演员；我不喜欢自己在电视里的形象，就像我不喜欢媒体本身一样，对于如此表面浅显的问题，我只能给出过分简化的答案——糟糕的演技，糟糕的历史。
加迪斯的回答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影片都要拍下去，如果你不参与，那么结果会比你现在看到的更糟糕，因为你本人与冷战有着独特关系，而且你的观点独一无二。
● 7月21日，索伦霍斯
我听到两起爆炸事件的新闻：一起发生在从长岛起飞的飞机上；另一起发生在亚特兰大。[18]我马上想到这两起事件对美国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长岛事件也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美国对外态度方面考虑，也许不全是坏事。如果这两起事件能够让美国人反省一下，不再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拼命地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文化，人们就会越来越爱戴我们。也许爆炸除了悲痛和不可原谅的人为后果之外，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 9月21日，普林斯顿
我写完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九十六页）凯南家族史[19]……
我现在的很多困境都可以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事实上，我的身体已经进入“高龄”状态，各种机能已经不能协调运转。身体、精神、性、想象力、神经控制等各方面的机能，都以各自的速度衰退着，所以现在，在我九十二岁半的时候，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迁就了。它们之间缺少正常的协作，彼此排斥，互不体谅，每时每刻都在为抢占优势而竞争。结果造成一团糟，既妨碍我管理自己和审视自己，也不利于他人审视我。
● 11月25日
昨天早晨醒来，我开始问自己，用这个时代的词汇来形容，我能不能被称为“孤立主义者”……
答案是：可以。与大多数人相反，我严苛地遵循一个信条，那就是一切着眼于国家的利益，虽然我也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但我确实算一个孤立主义者。我曾极力主张遵守我们签订的（仅有的）两个盟约，即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日本的盟约……我看到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几乎所有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国家，其领导人对我们都持有一种利用和剥削的态度，对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助，这些人没有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我们似乎是因为特别在意要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这样做的。依我之见，这样做除了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外一无所获。
对于目前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坦诚地说，应该另当别论。就中国而言：我认为这个国家凭借其伟大文明，值得我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来对待。据我眼见耳闻，她的人民非常智慧，我认为他们比我们要聪明。但是他们与人交往时也非常无情，实际上这是源于某种对外国人的恐惧。对此我没有责备之意，那是他们的权利。我认为移民到美国的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不过在未来几年，这种积极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在外交上给予他们最无可挑剔的善意（他们能够理解的善意）就行了。除此之外，我们要尽量少与他们接触，在不得不接触的领域，对待他们的态度不要低于他们对中美关系稳固程度的预期。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低估贸易问题。我们应该防止我们的商界人士在中国展开过于深入广泛的商务活动，即便这会迫使企业家们减少在他们所坚信的“巨大中国市场”中占据显著位置的渴望。最后，我强烈敦促我们的政府，坚定而彻底地摒弃一种做法，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要再因为人权问题而向中国政府施压。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至于俄罗斯，情况就更复杂。在传统的宗教和教育文化上，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隶属于西方世界。在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依然有可以贡献的地方，也有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历经上个世纪的变迁，包括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年间赤裸裸的压榨和暴行，他们的文明已经严重弱化，他们现在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前途未卜。
我想，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永远都是有益和令人愉快的。不过，这种交流几乎不涉及两个政府管理水平的问题。就俄罗斯而言，最坏的可能就是给欧洲和我们带来大量麻烦；最好的可能就是成为维护和稳固西欧社会的有利因素。这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在我看来，西欧是这个星球上，我们的文明唯一可以指望的依靠了。
1997年
凯南坚持认为，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是一项目光非常短浅的政策，会引起俄罗斯的对抗情绪。尽管他成功掀起了反对这一政策的热潮，但是克林顿政府一意孤行。
● 1月4日，普林斯顿
我应该写一些新年预言吗？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没有这么做过。我的预言要比我的期望少得多。预言顶多能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却不会合他们的心意。
很显然，对于北约东扩到自己的国界线边上，俄罗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温和的反应。他们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做出各种回应了。我预计他们会大肆渲染，将政治问题军事化，以无限夸大其面临的风险，还会带领人们重温俄罗斯悠久的历史，把自己说成无辜的受害者，遭受了国际社会的迫害，我们这些国家都充满了邪恶的侵略欲望，也是他们眼中的异端。
此外，基于一些更加现实的思考，俄罗斯领导层会做出如下努力：（a）说服“独立国家联合体”（1991年从苏联脱离出来独立的国家）成员国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公开建立一种军事联盟；（b）与其东面邻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西方军事集团，制衡北约谋求世界领导权的行为。
这将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全面的，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灾难性决裂，实际上等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
此外，尽管我一直在谈期望，但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会有让人满意的结果。以色列仍然坚持它目前的立场，这将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邻居们的孤立，但在特定条件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将自己变成以色列的敌人。如果以上种种问题都恶化为地区性军事冲突，我国将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军事责任。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这种状况出现，但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发生分裂。
我悲观的预期已经够多了，就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随机应变。
● 1月28日
在后冷战期时代，我们政府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积极推进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我觉得我应该公开表达这一观点，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几个朋友，以及几个可能成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就算他们不听我的劝告，至少也得到了一个修正路线的机会。
为了尽力做到公平，整个上午我前思后想，想为这个巨大的错误找一个理由。可是我没有找到。政府对这种蠢行的坚持让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寻找一个让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与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区间——已经失败。
我是多么衰老！多么虚弱！多么无助！
● 2月3日
去信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警告他我决意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我还致信《纽约时报》（出乎我意料的是，报社竟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见报。我无法预料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也许有人会希望我到华盛顿去，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大张旗鼓地抛出了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也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我的观点。让他们看看，怎样才能从自己制造的一片混乱中解脱出来。
● 2月8日
在这个即时通信的时代里，《纽约时报》专栏引起的反应让人惊诧不已。文章刊发的前一天，一家名为《每周关注》（Die Woche）的德国杂志就发来传真，希望选登文章部分内容。接着，我又收到格蕾丝办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从圣彼得堡）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她听说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时候，正在莫斯科与叶利钦短暂会晤的法国总理发表声明，建议近期举行一次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我确信这一声明与我的文章纯属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应该是发表文章的最佳时机。我有一种感觉，我的此次干预即使无法改变美国的政策，至少也会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们的脚步……
● 4月15日
约翰·加迪斯要去耶鲁大学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里会很忙，也会更受到重视，更加开心。但对于我来说，我有点儿担心。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签订过一份简短的协议，我授权他做我的传记作者。我知道，这些年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采访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托弗）以及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且把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了。但在此期间，我还没有发现他已经开始撰写传记的迹象。
我知道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很显然，他准备在我去世以后再开始撰写，根据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本该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识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大不相同，由从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谦逊学者成为今天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他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有学术界本身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媒体的压力，尤其是电视媒体，他们对素材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愿意肩负起撰写传记的任务。我担心他不愿意了，除非我帮他一个忙，现在立马死掉，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鲁大学开学之前开始写作——不，上帝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后一直像今天状态这么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时间内，也未必有这种可能。
● 7月11日，索伦霍斯
新闻上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折磨人的飞行。我当然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
有人问，俄罗斯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以后，有哪些相应的工作要做？怎样才能确保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向俄罗斯保证无须担心，北约东扩没有军事意图？
● 7月31日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首先，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发生变化。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在快速衰退。情况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除了体质退化以外，我的记忆和思维恐怕也无法再保持连贯了……
再加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是个插曲）悲伤和痛苦，昨晚成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白天，我因为别的事打电话给玛丽恩·多恩霍夫，无意间提到波兰对俄罗斯的憎恨，这立即引起了她的强烈反应，我知道在某些问题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观点。
凌晨一点，我醒过来，回想起和她的争执，意识到这恰恰证明她根本没看到北约向俄罗斯扩张有什么错。这倒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完全没能有力地摆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波兰的行为在西方民意中获得胜利，如果我无法让玛丽恩（和我的妻子）看到这种行为的错误之处及其暗含的可怕风险，那么我作为一名官员或者一名公众人物的活动，其整体主旨一定会被当作错误和无用的。那就等于承认我的观点、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问自己：该对玛丽恩说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苍白的几句话：“玛丽恩，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感到很伤心。除了新冷战之外我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来形容现在的局势，结果或许会非常糟糕，而且将终结俄罗斯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尚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关系，最终一定会落个极为不幸而又毫无意义的结局。”
● 9月7日，普林斯顿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到处是英国王妃戴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真是让人费解。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想要找到这个离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项挑战……
我只能说，这个消息在公众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是拜电视和计算机所赐。这两种物件儿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年轻人应该知道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责任了。毫无疑问，民众眼下对此事的强烈反应折射出一种集体式的歇斯底里，这种心态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不正常的兴奋始终是一种危险现象。当它受到电视媒体的宣传和鼓励时，就会变得尤其危险……毕竟，绝大多数对王妃之死反应强烈的人，只在荧幕上见过她的形象，从未见过戴安娜本人。换句话说，他们与王妃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间接的。但这恰恰就是电视的使命，不负责任地向民众传递间接的情感刺激，然后让观众以不同方式去迎接这些刺激。其结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助长了“偷窥者”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难和挑战，却无法给出答案。
● 11月4日
在《纽约书评》上读到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钱伯斯事件的。[20]当时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希斯是当时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宠儿，也是艾奇逊面前的第一红人，更是因为他陪伴阴郁的罗斯福完成了最后一次雅尔塔之旅，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却被允许站在总统身旁，就如何面对斯大林提供建议，而奇普·波伦却基本被当成翻译。我也因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当地，由大使馆临时照顾，无法进一步获知总统及其随行人员的想法，更别提商量什么事了。
后来，在50年代，惠特克·钱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尤其被理查德·尼克松）当成攻击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工具。我被这场纷争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该案件的书籍。毕竟，所谓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产主义涉及苏联。
总之，我从来没信任过这两个人。他们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太过完美了。作为新政的拥护者，希斯聪明睿智，前途无量，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他在乔治城拥有房产，还能轻而易举地走进罗斯福的世界。而钱伯斯由于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纯洁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达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通过这种高调的愤怒的表态，他让自己获得了解脱。为了献身于真理，除了揭露和告发自己昔日在“共产党阴谋集团”的同志之外，他别无选择。任何一个对俄罗斯共产党情报机构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招数太过低级，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 12月2日，普林斯顿
我做了一个梦，把自己吓醒了，我从来没有被这种梦惊醒过……梦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梦里还营造了我当年真实经历过的一个情感困境。不过，在梦境中它显得并不真实。困境出现的背景极其优美，也极其恐怖：诡异的夜半时分，在一处宽广、寒冷、荒芜、没有尽头的高原上，出现一个微小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无约无束，不顾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自缚手脚。如果说有人能救得了他，那么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围的环境阻止我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困境……我没能（也许还没强大到）去救他。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我整个情感世界里的一个致命缺陷，它长期伴随着我，只要我活着就伴随着我……我被难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惧怕这种情绪。它全然无情的刺痛仍然伴随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
1998年
凯南对自己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不当性行为都做了评判，后者正努力摆脱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在1993年的著作《崎岖山路》里，凯南仔细思考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
● 3月8日，普林斯顿
克林顿先生与白宫犹太女实习生[21]之间的性丑闻真让人难以忍受，龌龊和无聊的报道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三个星期以前，在这个小插曲刚出现的时候，我对安娜莉丝说：我认为克林顿先生应该辞职，我认为一个男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要避免这种合法的骚扰，同时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总统职责。但是，他在应对这次挑战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没人帮得了他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些国家，比如伊朗，与我们非敌非友的现实。我们只准备与这些国家进行基本的日常交往，既不抱幻想，也不对其绝望（这里，我当然指的是我们政府）。对于他们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实践，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只关注那些涉及我们利益的政府行为，换句话说，与这些政府维持一种彼此友好、相互尊重但保持距离的关系。
● 5月3日
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基督为什么深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又为什么确信自己是“人之子”？可什么是上帝？上帝“长什么样”？他住在哪里？耶稣真的在那里吗？所有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既然他是一个女人所生，就一定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幼年和童年，可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长时间离开他出生居住的地方，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又在哪儿呢？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子呢？怎样证明他们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呢？
当然，这些都是愚蠢又不得体的问题，忽视和回避了神圣和神秘的要素，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督教。这些问题也很容易被曲解，但它们以及类似问题让我想起了耶稣提到的上帝，他是否意识到，上帝是他自己的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当然，这听起来好像我在说上帝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虚构的形象。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多了。耶稣对上帝的想象不仅充满了幻想，还有直觉和超意识的信念，这种想象是如此强大和瑰丽，以至于他能从自己的意识中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一定存在着某些终极现实，以某种方式将他选为向那个时代传播这种终极现实的使者。
● 5月11日
我问自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否不必再像个半瘫痪的躯壳一样，被拖去参加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社交生活，承受这些压力和紧张。当我真的想要休息和独处时，我需要每天问自己：“我应该或必须做这做那吗？”——我必须承担不停地隐瞒自己境况的额外负担吗？换言之，我不得不过一种失去欢乐和自尊的生活吗？……
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通常就会表现出本来的样子，展现出真正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那种亲人、朋友和熟人都习惯的方式，勇敢、自信地克服所有的小小考验、挑战和生活中的其他困难！
● 5月28日
最近日记记得很少，主要是因为懒惰，不过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当然是高龄的影响，尤其是连写字都非常费力，握笔都让我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有一点肯定也是高龄的原因，不是我没有话说，而是我有太多话想说。情感随着思想在不断涌动，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很久之前就已经诉诸文字，并且都不见成效。另一方面，做什么事当然都需要时间。
我之前表达过的思想最后都被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出现在错误的时间，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但对我来说，现在再把它们公开发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广告横流的文化环境下该将它们置于何处。我只能指望有一天有人在不经意间捡起我的书（我希望是《崎岖山路》），读懂我在说些什么。
● 6月29日，在游艇上
最近做了两个离奇的梦。我觉得，在1997年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做过类似的梦，它生动而悲哀地向我揭示了我分裂的性格，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自从1904年4月的那一天，当妈妈突然悲惨地离去，我与她之间的纽带彻底断裂之时起，这种分裂就产生了。
关于最近做的两个梦。在第一个梦中，我所处的场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简直无法复述（梦里几乎没有幽默之处），但它让我突然想起过去那些年不恰当的情感和性行为，幸好不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而是早年间的生活。这个梦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行为给无辜的异性带来了或者说可能带来多大的痛苦和伤害。尽管这个梦非常荒诞，不过在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我记得在梦即将结束时，我问自己：“既然你们认为我一文不值，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自杀吗？”就在这时，我立即得体地回答自己：“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不过那就意味着，我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提醒自己（从哪方面入手呢？），我身上也存在人性中堕落和无助的一面；我提醒自己，不管我具备多少聪明才智，都应该端正自己的位置，永远不要忽视或低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