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
今天上午去达乐航运公司（Dollar Line）办事处途中，我顺道询问了一下荷美邮轮（Holland-American Line）的价格，包括火车票在内。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仅仅是好奇想知道票价是多少。当女职员告诉我从莫达讷（Modane）出发票价是一千四百里拉左右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莫达讷到这里现在只需要五十里拉，整个行程加上餐费也就一千五百多里拉，这与我们在别处听到的一千九百里拉的报价相去甚远。我又让那位女士查询核对了两三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并没发现任何不妥。于是我冲回旅馆叫醒尼克，把他连拖带拽带到这里。一番详细的询问之后，我们初步预订了“沃兰达姆”号（Volendam）的船票，这艘船会在8月6日离开滨海布洛涅（Boulogne-sur-Mer）。那时候有可能舱位都订满了，原本预计父亲本周能汇来的一百美元钱也可能没有及时汇到（或者稍晚才能汇到）。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对我们来说都进退两难，但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虔诚的信徒正祈盼着回家。钱款有可能明早就汇到，也可能除非我们写信去催，否则永远也到不了。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下午，我们走下公路，登上一处山峰，一览热那亚。向海边瞭望时，我强烈地怀念起密尔沃基市。崖壁下的海水环绕礁石，平静而和缓，放眼望去，蔚蓝的地中海特别像从密尔沃基市东面遥看的密歇根湖。但一转念就发觉，我们现在身处距密歇根湖四千英里之外的地方。那一棵棵棕榈树、一栋栋方形房子、肮脏杂乱的街道，还有绵延起伏、若隐若现、蜿蜒到城镇的贫瘠山丘，都与密尔沃基市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跑了很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收留我们的夫妇人很好，只是他们提供的所谓“卫生舒适”的房间，既不卫生也不舒适。
下午，沿着海滨漫步，这又让我向往起在密尔沃基市曾经渴望拥有的一艘小船。假设这样的“不幸”真的降临于我的话，如果诸多条件都能兼顾的话，我希望这艘船有二十五到三十英尺长，足够容纳一个配备一两张床铺的舒适船舱，但船也不能太大，否则一个人无法驾驶。我会用它来干什么，船舱要怎么装修，我要驾着它去哪里……我要先把船里装满足够的食物，再去想下一步。
● 7月31日
没有邮件。没有汇款。尼克一直睡到下午一点。早晨我出去逛了一圈，看到了热那亚股票交易所。和它相比，纽约的交易所简直就像贵格派教会的默祷会一样安静。意大利人说话时天性喜欢夸张的发音和手势，身处人群中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拥挤的股票交易所里，意大利人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免费搭乘了热那亚的有轨电车，我感到非常高兴。
● 8月1日
确认没有邮件之后，十一点半左右，我们出发去登山。尼克想去看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去观风景的……
在大门口，几名警卫告诉我们不能进入城堡，我们只好作罢。一个警卫好心地给我们一罐凉水，我们给了他们几根美国香烟以示感谢。休息期间，和他们聊了半个小时。他们是一帮粗俗、鲁莽又懒散的人。尽管沟通有点儿费劲，但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的工资一天只有四十分（相当于两美分），这座古老的城堡现在已经变成政府的重要无线电站了，里面有大约五十座无线电台，还有水手（像美国一样，这里的无线电通信由海军管理）。他们还说，他们既不喜欢意大利，也不喜欢墨索里尼，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去美国。
● 8月2日
今天下午，我们买了两册平装书，一册是《莎士比亚戏剧集》，一册是《康拉德文集》，每册八里拉。然后我们回到旅馆，看书，睡觉。我读完伯利克里这部分后，就想把之前构思的一首诗打磨一下。这首诗还没有写完，不过已经有了粗略的轮廓。这真是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人们说真理就是美。美的真理！
傻瓜！竟然不去一试就全盘接纳！
傻瓜！竟然迷恋青春的花哨美梦！
美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谎言！
像那寻到手的花朵，会褪色，会凋零，
是对我们那可怜的希望的嘲讽。
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哪有真实？
我大声地诅咒，
诅咒那上帝，深知这苦难，
却依然高唱自由，绝不为他的奴隶打开枷锁。
但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这样糟糕，
他是否该承受这样的诅咒。
几乎不经意就获得千百种幸福，更坚实，更少虚浮，但也只是幸福，与美无关；幸福将感恩之心一点点注入人类的体内。
它又一次证明了，思维只源于灵魂深处，
我们曾一度获得伟大的智慧，
是否将重获更多的真义？
写得还差强人意吧。
● 8月4日
当发现自己做事有过于急躁的倾向[36]以及其他不足时，我开始努力克制，好让脾气和性情更平和些。我认为人类面对的问题很大限度上并不在于他们不能完全洞察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在于他们总是能在一瞬间意识到它，而在其他方面则过于软弱，无法面对问题，只能选择逃避。这种多少有些哲学意味的问题，自然是没有标准答案来解释的，但我以为，人们面对问题时，已经预设了一些不尽合理的假设，把这些假设当成必然的解释，并依赖这样的解释。如果他们足够坚强，就可以在这个不合乎逻辑的前提下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像几何学那样。只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强大，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结果也显得无能为力，继而为情绪所掌控，让矛盾不断堆积。
● 8月5日
早晨还是没有收到邮件，我们告诉轮船代理和美国运通公司的人员，我给家人发了电报要求汇钱过来，请他们帮忙查询是否已经汇到，没有这笔钱，我们无法继续后面的行程。他们说会在四天内给我们答复。
下午我们到城市另一边的海滩去玩，还游了泳。海水和周边的环境都非常肮脏。与美国相比，这里的人对泳衣的穿着完全不讲究。大多数男人只穿着一条泳裤，小孩则一丝不挂。
我们跟船主——或者叫“船老大”，商量了半天，想在他那里租一个靠近地面的铺位，我们现在的铺位在五层。他开始要价四里拉多，然后降到两里拉，一口咬定，再不还价。看他这样子，我们便说，看来我们只好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了，并且准备离开。没过一会儿，他就喊住我们，说我们明天可以搬到低一层的船舱里。所有的事情都表明，要么就跟那些欧洲人挣个高下，要么就坐等被宰。
意大利菜让我的肠胃颇不舒服，尤其是今晚，我感觉很糟糕，不得不从我们少得可怜的钱中又拿出四里拉买了一些蓖麻油[37]。我想明天卧床休息，吃饭注意一些，应该就没有大问题了。
● 8月6日
我仿照在刊物上读到的风格，写了几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打油诗打发时间，比如下面这首：在四岁的稚嫩华年，他离家求学，
为了习得生意真经，
为了日后把商铺经营，
他开始学习的历程，
先学会“祈求恳请”，
又学会“水果热卖201”，
还有如何“偷税漏税”。
他还阅读了长篇大作，
谈的是《养猫》，
但他发现太无聊，
于是换了一本《手风琴演奏高级教程》。
今天还是没有邮件，我们想一定是邮寄过程中出了问题，因为我俩目前一封邮件都没有收到。
● 8月8日
经历了经济危机，熬过了缠身疾病，似乎就要否极泰来了。对了，我想我患上痢疾或者类似疾病，可能是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尼克好心地提醒我：这种疾病，千万不可小觑。
大约十一点，我踉跄下楼，来到美国运通公司取件处，想问一下布里斯（Bliss），热那亚有没有会说英语的医生。布里斯是个金发碧眼、严肃而阴郁的英国人。我到那儿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家里的钱已经到了，汇款单据可能中途在美国运通处理寄送和银行手续的另一家办事处耽搁了。我立刻去兑换，在工作人员午休之前拿到了一百三十美元。然后，我吃了点儿东西，整整两天，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午餐后，我们怀着好奇四处逛了逛，等着轮船售票处在两点开门。我们去了一家卖大理石工艺品的艺术品商店，在那里我发现一个用雪花石膏做的小型威尼斯圣马可狮子雕像，我想买来送给康妮做她的结婚礼物，但是现在我还买不起，等回美国之后再想办法买吧。
我们要乘坐的火车将在六点二十分开往巴黎。我们最后很匆忙地简单收拾了一下，五点四十五分离开住地，导致尼克和旅馆老板大闹一场。后者要求我们多付一天的钱，因为我们没有及时通知他要退房的消息。我真希望能完整地复述吵架的内容，没有比这更激烈的争执了。
旅馆老板：不行，你必须付这个账单。
尼克：我们不会付——
旅馆老板：我要叫警察了！我……
尼克：警察！老家伙，我们还有美国领事呢……
旅馆老板（因愤怒而发抖）：啊，我……（挥舞起拳头）
尼克：你想怎么样？
我走到柜台旁边……
旅馆老板（已经愤怒到极点）：滚蛋！
尼克（与旅店老板同时吼道）：滚蛋！
旅馆老板（败下阵来，但咬牙切齿地嘟囔）：好吧，你们就付到今天早上的吧。
我们在都灵换乘，车厢里有两个退伍的法国老兵，一个正忍受下颌肿胀之痛的法国人，还有一个身材高大、脖子粗壮、皮肤黝黑的英国人，泰迪·罗斯福[38]那种类型的，有点儿印度血统。“可以说，这是个污点”，他极其苦恼地跟我们说道。他带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有一瓶矿泉水，于是我们就把威士忌和矿泉水兑起来喝。午夜，我独自回到半空的隔间，留下尼克和那个英国人，他俩还在争论在美国能否花钱买到大学文凭的问题。我放松地睡了一觉，两三点钟，我们到了莫达讷。
● 8月8日
我正试着辨认车站墙上的时刻表，这时碰到了今夏以来遇到的最有趣的人。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黑人，他的双手和脸上都是污垢，但当我看到他的衬衫和衣领上也沾满了煤尘时，我才意识到这是沿意大利铁路长途跋涉的结果。他体形矮小（他后来自嘲他是“小虾米”），戴着眼镜，满脸无辜，一副让人怜悯的天真样子。他的形象真是不够体面，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分肮脏”，被煤灰蹭黑的脑袋上盖着一顶破旧的帽子，和尼克破破烂烂的帽子倒是不相上下；他身穿亚麻外套，经过意大利铁路的“洗礼”，已经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他一张口，我就确定他是个英国人，他一本正经的古板英语，和毫无体面可言的外表形成强烈对比，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骑行者，正职是化学家。在每年的两周假期里，他都会秉承英国人特有的严谨和热忱骑上车去旅行。很显然，他在骑行中从来不过多考虑体能问题。在崎岖颠簸的道路上，他除了不停地骑车，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他想着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天能骑一百五十英里……
有一次，他被几个摩洛哥的摩尔人扣押，这些人因性格暴烈、目无法纪而恶名远播。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他用受害者般无辜、低缓的语调讲述了那段经历。我们听完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对他或许不太公平。
“有一天，”他说，“下午四点左右，我停在一个小镇问路，说要到另一个地方过夜，那里离这个村庄大约有四十英里。他们告诉了我两条路线，一条是坦途，另一条要绕点儿弯路，他们称之为驼路。我想应该挑战一下驼路，便出发了。事实证明，那条路真的十分崎岖，我没有预计中骑得快，一直到夜幕降临，我仍然在赶路，没到目的地。
“骑了一段后，我看到路边燃着一堆篝火，不过我决定不去理睬，继续前行。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三个大块头，挡住我的去路。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于是用手势告诉他们，我想要继续赶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用一种非常愤愤不平的语气继续说道），他们抢走了我的自行车，我没法把车从他们手中夺回来。
“其中一个人指了指我要去的方向，然后举起了枪，像要开火似的。是的，他们有枪，腰里还别着刀或剑一类的东西。他们打手势要我跟他们走，我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们到了他们的帐篷。你们知道，就是那种需要手脚并用，爬着进去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黑面包和咖啡，吃完后我们就都躺下睡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给我吃了早餐，然后放我走了。”
听起来，与其说这些人试图伤害他，倒不如说他们是在保护他，免得他在夜路上遇到真正的强盗。
拂晓之时，他与我们郑重告别，像来时那样跳上自行车，甚至连外套都没有脱掉。他骑车远去，消失在晨霭中。
● 8月9日
很早就起床，做了些琐事。午饭后，我去看医生——一个叫鲁滨孙（Robinson）的美国人，他说我得的是痢疾，给我开了些药，我在附近药店买到了。[39]
● 8月13日
起床，刮胡子，收拾行李，吃饭，九点到达荷美邮轮的等候室。我们又被检查了一遍，还打了疫苗。然后，他们把船票交给我们……
我们遇见了一个布朗大学的学生，1925年那一届的。我和尼克以纯粹的东部高校学生的方式招待了他，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我常常认为人们总是蔑视经典，但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毕业于新英格兰不太有名的大学，或多或少地喜欢仿效和接受旧式的经典。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圆滑。塞缪尔·贝隆（Samuel Balou）[40]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处事精明沉稳，说话委婉得体。除非是别人先挑起事端，不然他从不会跟人起纠纷、争吵，或不礼貌地打断他人。贝隆先生对何种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了如指掌，即便是身边的人对他有所冒犯，他也不会表现出过激的情绪；几乎从来没有感受过吃惊、不屑和愤恨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负面情绪。通常当一个搭档不按常理出牌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不过面对类似的情况，贝隆先生基本都应对自如。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张清秀但黝黑的脸。尽管跳舞的姿势并不优雅，但他是一个很好的舞伴——现代舞又不要求舞姿优雅。我的意思是说，他肯定是跳舞跳得最好的，不论哪个女孩与他共舞，都会感到非常自在，他既不激情四射让人难以承受，又不索然无趣让人感到乏味，他是一个让人满意、受人尊敬的贴心舞伴。
他表现得如此“精明沉稳”的方法很简单。他凭借着天性而非后天的学习，就具备了东部高校学生费尽力气才能获得的品性。比如情绪，它实际上是社交活动中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对于人际交往的种种虚伪行为，特别是“上流社会”中的那种人际关系，人们出于真实情感会对其嗤之以鼻，但这种表达并不合时宜，不利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交往。要做到极致的温文尔雅，就不能轻易动感情。大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贝隆先生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他完全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是个理想的楷模。
我并不是在说贝隆的坏话，或暗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他的性格的确过于模式化了，就像预先设定好的机器人一样。他很通人情，很讨人喜欢。在这一个多月里，我见识了太多无法理喻的外国人，与他的偶遇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宽慰，他是一个中规中矩、个性单纯的人。
● 8月13日
我们最好把一次旅行当成一个整体而非零散日子的集合来看待，尽管旅程中的每一天都很开心，但每一天都大同小异。这就是我对旅行的理解。
出洋旅行最要紧的可能就是船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略有提及。我喜欢乘船，整个旅途中都很喜欢，我甚至希望能一直待在船上，做一名船员……
跟我一起住在三等船舱的乘客，我估计有三十人。当然，也包括眼前的尼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下面的船舱里，有些晕船，但还在读书……乘客中有一群德国人，共十一人，其中一位头发灰白、善良和蔼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朋友，他准备搬到密尔沃基市和儿子同住。我跟这些德国人愉快地交谈，顺便练习了口语。还有一位可怜的荷兰女人，她体形瘦削，面容枯槁，带着七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二岁。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们，她有些晕船，有几个孩子也晕船，我很同情他们。
还有一个从洛杉矶来的美国家庭，是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这位母亲有着典型的中产阶级气质，忧心忡忡，早先在英国当儿科护士。她支持针对日本的移民法案，希望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41]或亨利·福特（Henry Ford）当选总统，对国联不屑一顾。她的大女儿只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些，长得很漂亮，朝气蓬勃，读起言情小说来如饥似渴。另一个女儿聪明伶俐，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娇惯的孩子。她名叫珍妮特（Jeannette），有时候让人讨厌，有时候又很招人喜欢。
我很少对他人心生憎恶，但是在船上确实遇到了让我厌恶的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佬，戴着帽子，留着浓黑的小胡子，身着棕色法兰绒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衣领的位置，却不系领带，袖扣也没有扣上，下身穿一条蓝色哔叽裤，没有系腰带，可能是由于懒惰，他脚上的棕色军靴没有系鞋带，白色的袜子露在外面，同时还露出一大截灰色的毛料衬裤。他话很多，但说话软弱无力，有种无知、虚伪、狡诈的感觉。好吧，愿上帝保佑他。还有几个看起来神情懒散、普普通通的底层荷兰人，两个邋遢肮脏的波兰年轻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年纪。这些就是“芬丹”号（S.S.Veendam）上的乘客，今天是这艘船第十四次航行。
我几乎没看到上等船舱的乘客，而所见的也没有吸引我的地方。就连在甲板上散步的漂亮女孩，我也没有欲望再多看一眼。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只有勇敢才配得上公平，只有世故才能获得公平。事实上，塞缪尔·贝隆经常到甲板上去，甚至还能参加那些人的舞会，因为一个人只要穿着体面，有一定的交际手腕，糊弄乘务员就不是一件难事。几天之后，贝隆就跟船长混熟了，还得到了他的允许，可以经常到甲板上去闲逛。
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耐心而密切地关注着天气变化，我喜欢研究天气，此外，就是在阅读。我读了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和萨巴蒂尼的《喋血船长》[42]，还看了几本杂志。此外，我还有了一项新的爱好，就是观察海水在各种条件下的变化。
● 8月23日
今早大约八点，出入境检疫员登船查看我们是否携带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虫。过了一段时间，船驶入港口，纽约时间十点十五分，我们停靠在霍博肯（Hoboken）。海关检查、和众人告别大约花了半个小时，大约在十点四十五分，我们终于再次踏上新世界的土地。我们身上仅剩两美元二十五美分了，这还是之前节省下来的一英镑，我们在船上兑成了美元。尼克决定和朋友乔（Joe）在纽约待一晚，然后再去普林斯顿，他要和迪金森夫人（Mrs. Dickinson）商量工作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最好先去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找康妮拿些钱，回到普林斯顿之后再做计划。我们先一起去了麦卡尔平（McAlpin）（花了我十美分），乔在那里工作，但还没上班。于是我和尼克分头行动，我出发去斯克内克塔迪。我乘地铁到242号大街，再乘从扬克斯（Yonkers）直达哈斯廷斯（Hastings）的公共汽车。我吃了午餐，这趟旅程下来，我还剩下一块六毛钱。我一路搭顺风车去奥尔巴尼（Albany），旅途并不顺利，到达时已是晚上九点了。让我搭车的几个司机都是常见的类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一个货车司机，一个平凡的青年，一个好心肠的电气承包商，两个酒鬼；还有一个业余修理工，他花了宝贵的半个小时修理一辆老旧杰弗里牌汽车的阀门；最后一位是个少言寡语的职业赛马师，他开着一辆老式福特敞篷车，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载我走完去奥尔巴尼的最后四十英里。他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他要去奥尔巴尼和一个合唱团的姑娘约会，他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了。
我在奥尔巴尼坐上一辆电车，一路上睡到了斯克内克塔迪，在那里又换乘了一辆公交车。找到康妮的家并不容易，不过最后我还是找到了。我按响门铃，等着克罗韦尔（Crowell）[43]来开门。他们假装出很高兴见到我的样子，还为我准备了晚餐。十二点半上床睡觉。
● 8月25日
早上和康妮一起去了市中心。陪着她逛了一会儿，然后我去理发，她就回家去了。我还修了胡子，买了一双袜带，这是康妮坚持要我买的。下午四处闲逛了一会儿，写了几封信，还做了其他琐事。晚饭后我乘电车去奥尔巴尼，然后坐哈德逊河上的晚班航船到纽约。这艘大船叫“奥兰治堡”号（Fort Orange），老旧得可怕，特别大，简直太大了。
至此，关于欧洲之旅的记述全部结束，筋疲力尽的乔治·凯南记。
[1]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访问密尔沃基市。
[2]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类礼拜是宗教性质的，但是当美国人目睹欧洲已经被卷入战争的洪流当中时，军事和精神上的“备战”运动弥漫了整个国家。
[3] 乔治的父亲肯特使用的是中间名，他几乎每天都阅读《圣经》。
[4] 即使在如此稚嫩的年纪，凯南对日记可能反映出的东西就已经非常敏感了。他涂抹了当天的文字记录，用大写字母写下这句话，覆盖原有的文字。
[5] 珍妮特即“妮蒂”（Netty），是乔治的姐姐，与他最为亲近。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凯南给她写信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6] 查尔斯·詹姆斯（Charles James）是凯南母亲的哥哥阿尔弗雷德·詹姆斯的儿子。詹姆斯一家家境富裕，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认为毫无背景、性格严肃的肯特·凯南配不上他们可爱的女儿弗洛伦丝。
[7] 其他时候，乔治上学和回家时都乘坐电车。
[8] 罗伯特·麦克纳特·麦克尔罗伊，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的爱德华讲座教授。
[9] 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24年2月3日去世。威尔逊曾经向美国民众承诺，他们参与“一战”将有助于“使世界得以确保民主的安全”，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以及美国参议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和拒绝加入国联的举动，打碎了他的梦想。
[10] 乔治·皮博迪·古奇：《现代欧洲史，1878—1919》（George Peabody Gooch，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878-1919），1923年。
[11] 摩西·泰勒·佩恩庄园（Moses Taylor Pyne estate）， 也称德拉姆斯瓦克特庄园（Drumthwacket）， 位于斯托克顿街（Stockton Street），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
[12] 1924年的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激怒了日本政府，不仅是因为该法案禁止日本国民移居美国，也因为它违反了美日之间的君子协定。根据该协定，此类移民禁令应由日本政府自己颁布。一些人认为该法案毫无必要去侮辱日本。
[13] 阿米（Army）是凯南的一个朋友。
[14] 凯南当时正在撰写一篇学期论文，主题是研究一条航道的收益，这就是在几十年后的圣劳伦斯航道。这条航道开通后，轮船就可以在北美五大湖和大西洋之间航行了。
[15] 凯南就是在这次聚会上遇见了住在这里年轻的女士，她后来还与凯南通过信。
[16] 查尔斯·惠特莱斯（Charles R. Whittlesey），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7] 康斯坦丝·凯南·勃兰特是乔治的姐姐。康斯坦丁·尼古拉斯·迈克拉斯·麦索朗基提斯（Constanitne Nicholas Michaelas Messologhitis），凯南一直称呼他“康尼”或“尼克”，他是一个希腊裔美国学生，来自中西部地区。他和凯南在1924年夏天一起游历了西欧。
[18] 《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凯南误拼了“一轮圣洁的月亮”一句中的单词。
[19] 约瑟夫·康拉德的第一本小说《奥尔迈耶的愚蠢》（Joseph Conarad， Almayer's Folly， 1895），描写一位荷兰商人到东印度群岛淘金的故事。
[20] 钥匙与封印（Key & Seal）是一个社交和餐饮俱乐部，凯南在大四时退出。
[21] 赫伯特·斯宾塞·默奇，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教授。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许多老兵返乡后发现原来工作的地方在战争期间工资大幅上涨，与他们领得的军饷不成比例。尽管联邦有一笔退役金，有些州也有类似福利，但是与后方工作的人们相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拿到的钱反而少许多。国会为此在1924年通过《战后补偿调整法案》，规定给“一战”老兵在美国本土服役期间每天补偿一美元，海外服役每天补偿一美元二十五美分。但是国会为了减轻该法案对财政预算的冲击，规定补偿金额超过五十美元的不发现金，而是在二十年后加上复利一并支付，有特殊困难可以预支22.5％。——译者注[23] 凯南接下来说了些讽刺之语。
[24] 格蕾丝·韦尔斯在凯南的妈妈去世后来到凯南家，与孩子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孩子们不大喜欢继母路易斯·惠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取代了格蕾丝的位置。凯南后来给自己的大女儿起名为格蕾丝。格蕾丝是瑞斯小姐的看护人。
[25] 詹姆斯·查尔斯（James Charles），凯南的堂兄，也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26] 多年之后，凯南写了两卷有关“一战”前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书。
[27] 凯南是在学校发的一个小册子上写的日记。
[28] 凯南此处拼写可能有误，应指一种说话时夹杂了不同语言的非地道英语。——译者注[29] 布鲁梅尔是19世纪早期引领英国男性时尚界的纨绔子弟。
[30] 约翰·里德（John Ridd）是理查德·多德里奇·布莱克穆尔的《罗娜·杜恩》（Richard Doddridge Blackmoor， Lorna Doone， 1869）一书中年轻的主角。这部浪漫主义小说以英国埃克斯穆尔地区为背景，在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学生中特别流行。
[31] 哈丽特（Harriet）可能是凯南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士。
[32] 哈里曼（E.H.Harriman）是铁路交通业的巨头。20年后，凯南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哈里曼的儿子——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的助手。
[33] 凯南的姐姐。
[34] 凯南父亲在密尔沃基市的住址。
[35]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
[36] 凯南终生都为没有更好地克服这个缺点而自责。
[37] 蓖麻油可以治疗肠内积滞、腹胀和便秘。——译者注[38]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Teddy）。——译者注[39] 反复发作的肠道疾病困扰着凯南的后半生。
[40] 贝隆就是上文提到的布朗大学学生。
[41] 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最有希望获胜的总统候选人，1917年—1945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曾支持通过立法阻止日本人移民。
[42] 拉斐尔·萨巴蒂尼的《喋血船长》（Rafael Sabatini， Captain Blood， 1922）是一部描述17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冒险的探险小说。
[43] 克罗韦尔是康妮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