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与里加（1927年—1933年）
1927年
1925年，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两百一十九名学生排第八十三名。同年夏，他在一艘游轮上做甲板水手。之后，凯南到华盛顿学习，准备参加驻外事务处的招聘考试，1926年9月成为一位外事官员。凯南在信中对姐姐坦言：“虽然我对柯立芝总统[1]及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深怀敬意，但他们在我看来都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他还补充道，“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 Bryan）在晚宴上用葡萄汁代酒，震惊了外交使团的时代相比，美国国务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过依然不时显得滑稽可笑。”[2]二十三岁，凯南获得了第一个驻外职位，担任美国驻瑞士日内瓦的副领事。1927年8月，国务院将他调往驻德国汉堡领事馆。
● 5月16日，日内瓦
我们乘船沿湖而下，勃朗峰（Mont Blanc）渐渐淡去。似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轮皎洁的明月从浓密的云团里跳出来，夺人眼目。月光倾洒下来，我们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航行。这月亮不是苍白、柔弱、充满阴柔气质的月亮，而是一轮耀眼的大圆盘。它爬上天空，就像一位明星充满自信地登台亮相。
写日记的这会儿，月光仍然照亮着天地，照亮了河对岸萨雷布山（Saleve）上影影绰绰的悬崖峭壁；它把草坪变成了质地同样（原文如此）奇怪的柔软地毯；月光透过窗子肆意倾泻，照入我的房间；平静的日内瓦人因这月色而激动，全城人都到码头闲逛；月光震撼了我那可怜的小夜莺，它只能静静地伫立笼中，把舞台让给了蟋蟀、蚱蜢和远处喧嚣的有轨电车。
● 5月24日
我又对美洲人（Homo Americanus）——或者随你怎么叫——的性格进行了思考……
现在有这样一位A先生，是个待人坦诚、头脑敏捷的美国商人，被派驻欧洲。他的特征并不明显，相貌平平，毫无特别之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着一副玳瑁眼镜，面无表情，身材中等。他开着一辆美国车，骄傲地告诉我们他如何花了好多天从勒阿弗尔（Havre）一路驾车到日内瓦。
他善于分析，从纯理性的角度深刻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开创了辉煌的事业。他先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公司对他的经营能力高度认可，派遣他去日内瓦，然后表面上切断他与公司的所有官方联系渠道，使他成为欧洲灯具卡特尔独揽大权的人物之一。公司非常清楚，他始终是公司在那边的非正式代表。现在，他在这里过着安静、平淡、不引人注目的生活，总体来说，可以把他归为巴比特式的人物[3]。
不过，他一点儿也不像刘易斯和塔金顿（Lewis and Tarkington）笔下的人那样满嘴蠢话，夸夸其谈。[4]他从不嘲笑艺术和美；他对艺术和美还没有关心到要去嘲笑的程度。他对理想的破灭毫不失望，也不憧憬未来，他只对工厂的目标利润和灯具的销售感兴趣。他告诉我们：“有些人声称，如果对人类没有助益，他们就不会从商。我不是那种人。我确信，这个产业正在上升，而且已经对人类有所帮助。”他接着解释了更好的照明条件如何提高了劳动效率。
也许他是对的。晚饭后，我在阳台上来回溜达，一边吸着烟斗一边思索着这件事。
● 5月26日
这是一个干净通透的小镇，仿佛一幅蓝白相间的奇特画作，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双重特质。在日内瓦老城，住着大约十万法裔瑞士人，他们朴实无华，勤劳肯干，跟世界上其他小镇的居民一样，小富即安。一个真正的日内瓦人则会思考商业如何运作，市政措施如何，孩子明年能否去上学，全家去朋考特（Pent-cote，原文如此）的萨雷布山野餐的计划怎么样，新火车站建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沉吟：“从商业角度来说，国联的成立是件好事，会给这里带来很多游客；如果它能阻止各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大好事。”但这绝不是他生活的重点。外交人员、政治家、游客，日内瓦人接受他们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他们；他关心自己的生意，当他的事情让他和这些人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对他们既不尊敬也不蔑视。事情办完，他和这些外国人便各走各路。
跟所有瑞士人一样，日内瓦人基本都是所谓的无辜旁观者。他们永远都在观看。比如说，勃郎峰大桥码头的船每天都来往二三十趟，但是每当有船离开，总是有一群表情平淡的日内瓦人盯着看，好像目送海怪利维坦（Leviathan）离去一样。主要街道上的交通警察做着完美的指挥动作，虽然从没有人遵守，却总能吸引三四十个瑞士人好奇的目光。在大街上换轮胎也引得一大群人默默围观。主街上正在拆除的大楼引发了公众两个星期的密切关注，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派遣专门的保安人员将好奇的观众控制在安全距离之外，以免被飞崩的砖块砸中。在这个国家，哲学家少之又少，瑞士人喜欢观看，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想要学习和模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观看这些事物有趣。尽管他们也讲述自己在战争中饱受的苦难，不过，我怀疑当他们站在山顶上，目睹欧洲其他国家兵戎相见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庄重专注，但就好像观看拆除大楼时那样，我想他们肯定也同样感到乐趣十足。
● 7月4日
下午，我感到非常烦躁和困倦。昨天在洛桑吃的那顿糟糕的午饭让我一直难受到现在，但是我还必须穿好衣服到美岸大酒店（Hotel Beau Rivage）参加7月4日的国庆招待会。
美国人都到场了，女士们都穿着缀有荷叶边的漂亮夏装，显得热情洋溢、清新可人，她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接下来谁将步入会场之类的事情上。男士们则直白地表现出对这种场合的厌倦和反感，只有两三个来欧洲旅行的大学生看起来活力十足，他们碰巧赶上这场招待会，到场的名人之多让他们感到惊讶。塔克（Tuck）[5]以他一贯的友好真诚的态度主持着招待会，我则无事可做。在招待会的第一阶段，我躲到大厅里读了一会儿杂志。茶歇结束后，大家都挤到宴会厅，听海军上将希拉里·琼斯（Hilary Jones）[6]发表演讲。这时轮到女士们感觉无聊了，男士们则变得兴致勃勃。演讲内容是关于裁军会议（Arms Conference）的，这相当于掴了大不列颠两记耳光。之后不久，我给一个英国朋友讲解“会议材料”，讲着讲着突然心里一惊，如果塔克发现他的副领事四处闲逛给别人讲解代表团的演讲内容，他会怎么想。
● 7月14日
这里的人对萨克和范则蒂案的反应很强烈，领事馆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请愿书，甚至有一次领事馆外的人行道上都被涂满了请愿内容。[7]今晚的报纸公布了萨克和范则蒂将在8月10日被处决的消息。我正要离开领事馆，门房的太太在大厅里拦住了我的去路，这个身材纤瘦的老妇人因为愤怒而浑身发抖，她用谴责的语调对我说：“先生，萨克和范则蒂就要被处死了！”说完之后，她用挑衅的姿态站在那里等待我的答复，我想我似乎应该答应她，马上给总统先生打电话放了那两个人。遗憾的是我无能为力，只低声地说了“这真是糟糕”之类的话，就满脸羞愧地溜了出去。但是我忍不住想，她的行为里面饱含着难得的情感，一位干瘪可怜的小老太太，整日忙碌于日内瓦办公大楼脏乱的地下室，竟然会愤怒得发抖，企图攻击一位副领事，只是因为她觉得远在千里之外某地的人会残忍和不公正地对待她的两个同胞。
● 9月10日，汉堡
今天要去大西洋酒店（Hotel Atlantic）参加一场婚礼，感觉真是糟透了。世上所有争斗、悲剧、不和谐以及和谐都令我感到内心纷乱而无力应对，我尤其不喜欢参加这样的婚礼，但还是赶到大西洋酒店的宴会厅，去参加可怜的H的婚礼。H性格温和，相貌普通，他的新娘更是平淡无奇。他们跪在英国教会的牧师面前，带着所有的缺点、所有的弱点、所有微不足道的虚荣跪在那里颤抖，激动地向对方承诺着彼此的一生。他们身后是一小群心不在焉的熟人，这些人聚在那里只是为了给婚礼仪式增添一些体面而已。真是可惜啊，可惜啊，可惜：竟然用如此冷漠和敷衍的态度对待眼前的美景和梦想。
典礼结束之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喜宴：席间的谈话拖拖拉拉，就像是时钟在滴滴答答悠悠作响，带着点儿模糊和嘈杂。有人举杯向新娘祝酒时，我也三心二意地跟着应酬，感觉自己与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色彩艳丽的餐桌上摆放着成堆的红玫瑰和精美的卡片，还有高脚杯，所有这一切，旨在庆祝两人爱情和婚姻的坚贞与荣耀，似乎都不是为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刚从工作中脱身的人准备的，而是为那些真心为这场婚礼感到幸福和欢欣鼓舞的人准备的。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无论居住在哪里，其实都是侨民。我们恐怕都来自另一个更温暖更纯真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我们的记忆，而记忆的色彩正随着我们童年的流逝而褪去。
但是惨淡的现实生活让人忧伤难过，恐惧就像远处的惊雷在地平线上空久久不去。
● 10月10日
今晚，参加了一部戏剧的首演……其中有三幕讲述了一个孤苦无辜的女孩如何受到全世界的欺骗和虐待，演员倾情投入的表演让我备受感动，感动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舞台上一位寡妇在法庭审判现场抱住了被告辛德瑞拉大哭：“嗳，嗳，没关系！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真想把头靠在那位身材肥胖的女士的宽肩膀上大哭一场。只是碍于作为领事的尊严，同时想到身为领衔主演的这位女士在现实生活中接人待物也可能缺乏公允，我才没有那样做。
● 10月30日
城市是很奇怪的：有些城市只是各种建筑物的集合体，比如日内瓦和费城，它们缺乏活力，毫无人情味；还有些城市，比如汉堡，当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它们会跟你亲近，将美丽和邪恶的触角同时悄悄地伸向你。它们会与你建立起一种你永远都无法撼动的亲密关系。现在身在汉堡，这个城市在向我倾诉，用安静华美的街道和湖泊，展现着秋天的忧郁之美；用海港那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声，显示着令人窒息的惊心动魄的力量；还用一种无法言表的恐怖声音诉说着痛苦，无论是圣保利[8]那丑陋的烟花柳巷，还是涌入领事馆海事处的德国民众，都让我感受到这种痛苦。
● 11月1日
欧洲的政治圈真是一个独特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对民众来说毫无意义的演讲、声明和社论。一位比利时内阁大臣在某座小城为一家战争纪念馆揭幕，他说德国人是一群坏蛋，正伺机侵略比利时。90％的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对演讲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也不想知道。但第二天，德国所有宣扬民族主义的报纸都刊登了措辞激烈的社论，抨击比利时的“洛迦诺精神”（Locarno Spirit）已死[9]，没完没了地瞎扯“比利时的游击队”，哀号外交关系“遭到了破坏”，造成了新一轮“紧张”的政治气氛。他们从没有想过所谓的“政治气氛”，其实仅仅存在少数职业政客和多疑的记者所在的阶层而已，在他们这个阶层的下面才是一个国家最伟大的核心力量和基础阶层，而且这些阶层在发展壮大，并没有被那些尖刻小人的胡说八道影响。
● 11月7日
昨天是星期天，天空中下着细雨。早晨我步行去邮局，偶遇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游行示威活动。蒙蒙细雨中，成千上万的群众手举红旗，臂戴袖章，站在达姆托尔车站（Dammtor Station）前聆听临时演讲台上演讲者的发言。他们高唱国际歌，跟在了无生气的横笛手和鼓乐队后面游行，购买宣传印刷品以及印有萨克和范则蒂头像的明信片。
我站在外围看热闹，观察眼前的游行队伍，仅仅听到演讲者的只言片语。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我蔑视这些共产主义者的荒谬、可恶和煽动行为，但当我第一眼看到沿着大街游行的队列时，我也有一种想要呐喊的冲动。示威者都衣衫破旧，被生活摧残得无精打采。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认为：尽管这是莫斯科豢养的一小群遭人唾弃的寄生虫，但这些愚蠢无知、惹人讨厌的家伙毕竟都是人，经过几百年的沉默和绝望，他们第一次努力表达和证明自己，在各种各样的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下，找到了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是值得信仰并为之骄傲的东西。就像昨天一样，明天这些人又会静静地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在驳船、铁路、货运马车上，在工厂、街车里或者其他地方劳作，而另一些人，那些实业家、新闻记者和政客则攫取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今天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大日子，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下游行，虽然旗帜可能会被玷污，但他们还是神情严肃、斗志高昂地迈步向前，心中满怀希望和热忱。
在我看来，这些游行当然是错误的、可恶的、让人怜悯的，但同时也是严肃的、认真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毕竟，在当今世界现有的状态之下，我认为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都是让人振奋的，虽然理想主义的道路会因为各种曲折、敌视以及糟糕的领导而难以实现。
● 11月12日
今天下午，在崭新的“开普艾柯纳”号（Cap Arcona）上举办了慈善茶会，“开普艾柯纳”号是往返于德国和南美洲之间最新的最大号客轮。客轮静静地停泊在海中，海豚在周围快乐地嬉戏，我们通过栈桥，轻柔地踏上了客轮的甲板……
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希望拥有神奇的魔力，将自己身穿的常礼服变成水手穿的粗布工装，将舒适华丽的舞厅变成不定期货轮那被煤烟熏黑的船头，驶入黑暗和夜雨之中。
● 11月30日
昨晚我去了“多姆”（Dom）……这座城市有闪烁的灯光、帐篷、货摊、各种各样花哨的棚屋、又长又脏的泥泞街道、赌场、卖甘蔗和香肠的食品摊、枪支打不准的射击场、摩天轮、鳄鱼表演、疯狂屋、观光火车、西洋景、充满美国西部风格的骑术表演和回旋轮。密集的人群沿着大街缓慢移动。一个秃头小个子站在帐篷前的平台上，对着人群发表长篇大论。他身后站着六个外套光鲜却围着破旧披肩的女人，这些被冻得半死的可怜虫，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涂抹着浓妆的脸颊显得分外憔悴……一个嘶哑的声音在尖叫：“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害怕什么？”循声望去，还以为会是一个布道者，原来是赌场的吆喝。满身脏兮兮的速记员在回旋轮周围摇摇晃晃，大声喊叫……
男人在叫喊，车轮在滚动，灯光在闪烁，哨子在吹响，人群在欢笑，人们在进餐。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而又一成不变，在极度虚荣和无涯苦难的长河中向前流淌，在这一切行为的后面，正如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10]所写，众神在极度的冷漠中狂舞。
● 12月20日
我在阅读《布登波洛克一家》[11]，它就像古老的吕贝克城（Lubeck）上演的《福尔赛世家》[12]。我只能遗憾自己没早出生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过于丰富而让人无法理解。太多的城市千篇一律，人们的相遇和分离不再是因为感情受伤，因为这种聚散实在太常见了。同样，我们的朋友太多，却没有真正的友谊；书籍太多却无法吃透其中任何一本；质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就这样，生活开始变得像电影一样，成百上千帧万花筒式镜头在我们的感知世界中一闪而过，还没来得及去思考，它们就已经消失了。
我希望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一次旅行是长达几个月的事；社会和政治问题只从简单的“自由”与“保守”两个角度考虑；外国依然遥不可及；世界上的广大地区依然不为人知，充满魅力；仍然有值得为之效命的战争，以及值得崇拜的众神。
1928年
1月，凯南离开汉堡回美国休假。因对驻外事务处不满，他考虑辞掉职位。另外，他与埃莉诺·哈德订了婚，她是华盛顿新闻记者威廉·哈德（William Hard）与安妮·哈德（Anne Hard）的女儿。但未婚妻随后解除了这桩婚约，凯南因此深受打击。[13]同时，他的情人夏洛特·博姆和其他德国人的生活因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影响遭遇了“真正的悲剧”，这也让凯南备感沮丧。他看不起很多美国人抱有的“永久繁荣”和“无节制的乐观主义”态度。“……或许这就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极端激进主义者的原因。”[14]
情场失意的凯南事业却更上一层楼，美国国务院一项为期三年的语言学习项目接受了他的申请。凯南选择了俄语。凯南家族里还有一位乔治·凯南（1845—1924），他曾在俄国探险，是凯南祖父的堂兄，是一位杰出的楷模。两个乔治生日相同，其他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国务院派小凯南先到柏林，再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德语中称为“莱瓦”（Reval），那里是了解苏联的窗口。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自学俄语了。
● 3月1日，纽约
百老汇街和33号街这里有五层交通网，五层闪烁的铁轨和震耳欲聋的车轮响声！
在这座城市地下交通的最深处，城郊通勤列车从回荡着轰鸣声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驶出，沿着地下更深处的交通线急驰，直到再次上升，到达灯火通明的长岛站台。这趟路线的上一层是进入33号街车站的B.M.T.地铁，长途特快列车在拥挤的站台驶入驶出，刹车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与第三条铁轨相交时蹭出的电火花四处乱溅。再往上一层是幽深的哈德森隧道（Hudson Tubes），俗气的白色圆柱与拱顶建筑，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车站的投币箱叮当作响，盖过了列车的轰隆声。顶层的街面上，车辆嘎吱嘎吱地行驶在“L”形的柱子间，而头顶上的高架铁路列车正往来于另一个平面里的站台之间，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穿行。
中央车站北面，一座崭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楼并无特别之处，但是，经过车站汇聚到公园大道（Park Avenue）的各条高架桥街道却不打算绕过这座全新的建筑。两个巨大的拱门从北向南穿过大楼，在不久的将来，拱门间川流不息的车辆会让人依稀想起游人如织的加利福尼亚，那里总是有汽车从大树底部的洞口钻出来。
我满脑子奇思怪想，黎明时分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徘徊，欣赏着这里无限的变化，即使在这么早的时间，这个城市依然充满无尽的活力。
● 3月17日，华盛顿
我像个迷路的人一样漫步在这座城市：穿过高架桥，走上岩溪公园（Rock Creek Park）泥泞的小路，那里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然后穿过16号街和公园之间一排排带有白色柱廊的房屋。我了解这座城市，就好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我不曾了解。在某个地方，在某个安静的街头，肯定存在着解开这个谜团的真正的美和生活。在某个地方，肯定隐藏着一把钥匙，能破解这个荒谬可笑的星期日下午的意义！
或者根本就没有钥匙？难道在这个国家的工厂和办公室里，所有的生活都索然无味，所有的追求都毫无意义吗？当工厂关闭、办公室下班的时候，除了那些死气沉沉的钢筋混凝土巨型建筑和无所事事的行为之外，什么都没有剩下吗？那是一群迷失的面孔，在浮躁和空虚中无助地漂流。
车辆在沉默中缓慢前行，没有答案。湮灭一切的无聊心绪和难以名状的沮丧笼罩着这座城市。只有在“U”街和16号街交角处，一辆豪华轿车的车窗后浮现出一个年轻女孩鲜活的脸孔，她的笑容像山中吹来的一缕清风，散发着生命和春天的芬芳。
● 3月26日
这个晚上，我最后一次不情愿地向华盛顿那些无名的神灵表示敬意，向那些爱嘲弄人的冷酷神灵表示敬意，他们偷走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两年时光，却没给我任何补偿。这些神灵居住在充满我个人体验的华盛顿，这是一个令人惆怅和忧虑的华盛顿，一个傲慢、光鲜、在无数承诺与背弃中颤抖前行的华盛顿，而非作为旅游景点或者首都的华盛顿。
在得知最终要离开华盛顿的消息后，我的离开远非身体离开那样单纯，我对华盛顿的回忆突然变得异常清晰：炎热的夏季夜晚在教堂街上拉手风琴的男人；16号街上的灰白色公共汽车，从苏联大使馆百叶窗的阴影中驶过；衣着讲究的人群；威拉德酒店（Willard Hotel）举办的慈善舞会上，豪华舞厅里迈着悠闲舞步的人们；夜总会里愉快的氛围和轻快活泼的调子，与客人的寒酸和粗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春日下午潮汐湖（Tidal Basin）畔的小路；乔治城（Georgetown）里绿树成荫的大道两旁，古老的砖房仿佛在为自己吟唱着属于遥远年代的平淡歌曲；岩溪公园曲折迂回的车马路；杜邦环岛（Dupont Circle）喷泉边玩耍的孩童；月色中华盛顿纪念碑那冰冷的尖塔和林肯纪念堂高大的拱柱；寒冬夜晚波多马克河（Potomac）上闪烁的微光；国务院里阴暗的走廊；这些回忆再加上其他千万段回忆都来奚落我，只因我对它们充满敬意；它们像火焰一样烧灼着我，只因每一段回忆都闪烁着失败的光芒！
● 4月18日，柏林
在美国大使馆的会客厅里，坐着一群暮气沉沉的绅士，他们身穿黑色大衣和条纹裤子，例行公事般地闲谈。只有大腹便便的施特雷泽曼[15]一边说话，一边来回摇晃着身躯，看起来充满生气和活力。人们都好奇藏在他那颗硕大光头里的欧洲秘密，觉得他这样不严肃的举止对他所负的重要使命简直是一种亵渎。
● 5月6日
我的窗户正对着舍恩贝格市政厅（Schoneberg Rathaus）前面的广场。这可是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好地方……晚上，一阵急促的鼓声让大家注意到这次游行活动。穿过广场的队伍色彩并不丰富，人们的热情也不高涨。一小群纪律严明的社会民主党人举着一两面横幅，还有几个人吹打吱吱呀呀的乐器伴奏。他们经过我的窗前，四人并列一排，有男有女，衣着破旧寒酸。他们不是共产主义宣扬海报上那种年富力强、身穿工装裤的无产阶级。我怀疑，尽管他们公开宣称社会主义，但他们是否真的是无产阶级还未可知。他们更像是各阶层衣衫褴褛的人们的大杂烩，更像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合，每个人的银行户头里都有一定的存款，每个人都有自己微不足道的社会理想。
因为过于朴素，这次游行显得很不起眼，很寒酸，但是这安静和朴素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有着比共产主义者和钢盔团（Stalhhelm）[16]发出的噪声和怒吼更为强大的东西。这些来自柏林阁楼的默默无闻的可怜人，在历经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带来的恐怖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承载着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他们那狭窄的肩膀上担负着未来子孙的命运。
● 8月5日
周末，我去了卡尔森[17]在哈普萨尔（Hapsal）的假日别墅。
我怀着恶劣的心情离开塔林，感觉异常疲惫。我憎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憎恨我。我憎恨塔林，憎恨那里所有人，我不想去看望卡尔森，但是我又不得不去，这让我非常愤怒……卡尔森诚挚的邀请显示出他的热情和善意，但是这些人有什么权力强迫我加入他们枯燥乏味的世界，遵守怯懦的中产阶级规范？他们有什么权力恣意要求我适应他们的习惯，迎合他们的弱点和偏见？
晚饭吃了很久，卡尔森一家一直和一个英国人聊天，我觉得非常沉闷。我听到外面的乐队在演奏《骷髅之舞》（Dance Macabre），我们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管弦乐队经常演奏这首曲子。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市（Saratoga Springs）的一所寄宿女校演奏《骷髅之舞》。当时正值隆冬，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高大光秃的桉树像弯弓一样俯看着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些日子里抱有的期望还没有实现，秘密还没有解开，但我觉得它们没有消失，还在那里。此时此刻，坐在这里闲聊海外殖民地八卦的家伙们，怎会了解我的期望和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谈论海外殖民地这类庸俗的话题，还想把我也拉入他们的队伍。
英国人问我会不会玩桥牌，我说会，但不想在塔林玩，因为我要做点儿研究，可能会很忙。
他笑道：“每个人都这么说，但是很快就开始四处闲逛，和大家一样寻开心去了。”
他的话让我火冒三丈，这该死的家伙，我跟别的什么“大家”一样吗？他以为我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一个像他们那样，在枯燥乏味的海外殖民地社交生活中苦求解脱的人吗？
早晨起来，我感觉透不过气，心中烦躁不安。阳光射进清冷的花园，嘲笑我的痛苦。早餐时我觉察到不友好的气氛，我不奇怪，这是我自找的。没等大家都吃完饭，卡尔森夫人就建议我喜欢干点儿什么就干点儿什么。我懂她的意思，随即就退了出来。我能感觉到，我走之后他们会在背后谈论我。他们都觉得我是异类，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我租了一条划艇，向海湾进发。遒劲而清新的风从西面刮来。在阳光的照射下，海水在舞动，在冒泡，在翻腾。几艘帆船从我旁边经过，正朝湾口抢风行驶。白色的单桅船逆风而行，冲过浪端的白色泡沫轻快地前进。我朝西划过去，感受着风的威力。我享受这种逆风而行的艰难。这是对自我的挑战，我可以借此发泄我的愤怒，我可以堂堂正正地与之对抗。到了湾口，我的手上磨起了水泡。该回去了。
下午，那个英国人提议我们乘划桨船横穿海湾，这种轻快单薄的小船在波茨坦周围的湖面上随处可见。我们登上小船，迎风出发了。海浪一瞬间就冲上了船头，拍到我们的头上，衣服也都打湿了。很明显，如果继续划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全身湿透，但是我们两人都很倔强，他毫无怨言，我也默不作声。我们就这样继续迎风前进，冰冷的海水扑面打来，刺骨的海浪持续不断地撞击着我们。因为上午划船用力过猛，我的胳膊和手腕一直酸疼。现在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每划一次都疼痛难忍。
我们划到了海湾的另一边，将船停靠在一座小岛上，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放在船尾干燥的小船舱里，然后穿上泳衣往回划。回程似乎永无止境，我的左臂已经抽筋，几乎无法继续划桨。彻骨之寒让我们两个都感到非常痛苦。
现在，我正坐在返程的火车上。感谢上帝，那个英国人还要留住一宿。爱沙尼亚阴郁的风光从车窗前飞速掠过，在耀眼的落日映照下，远处松树黑色的树顶构成了一道锯齿状的暗色地平线。在晴朗的红色天空中，云彩组成了一条条平行的彩带，有的金黄，有的深蓝。慢慢地，云彩后那斑斓的天空渐渐消退，与之一起逝去的还有这个不愉快的周末。
● 9月4日
欧洲的美国化，新世界对旧大陆的文化和商业冲击，欧洲人将这一切归咎于欧洲的不完美。美国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是一种疾病，只会侵袭那些虚弱的身体。我对反对美国汽车和美国唱片涌入的欧洲人失去同情心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如果旧世界缺乏足够的活力来抵挡新世界的野蛮入侵，那么它必将被淹没在这场洪流当中，就像以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一样。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对传统的热爱和对过去成就的尊重而停止前进。
两三个月前，我梦到自己遇到了C，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问他工作怎么样——在梦里我似乎回到了美国。
他回答说：“都是老一套，有时候真的很无奈，但是看看好的一面，也就看开了。”
我要转身走开，感觉自己被一种无法忍受的沮丧裹挟。在我看来，美国到处都是困惑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悲剧当中，借助所谓的工作业绩，为自己抛弃了真正的生活寻找借口。
● 9月6日
有时候我感到内心有一种欲望，想去游览，去新奇的地方，做异乎寻常的事情，见陌生的人，从而摆脱我们这个平庸而空虚的时代。我总是想象着有这样一个地方，美国人没有去过，我到那里以后，就能抛弃旧环境中的一切束缚来提升自己，超越那些依然待在原地的同胞。
这是个危险的错误，因为探索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在无聊生活的煎熬之下，那些傻瓜为了猎奇和追求异域情调，几乎踏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到现在这个时候，有待发现和有待描述的地方几乎没有了。米利波顿（Milliburton）的旅行演讲者[18]、阔绰的教授，都蜂拥到为数不多的落后地区去了，那些地区到目前为止仍拒绝20世纪的文明。任何人都可以去，只要身体健康、耐力超常就可以去。电影、广播、广播剧，这些所谓现代文明的东西很快就会毁掉那些为数不多的世外桃源，那些不同寻常的地方仍然保存着与世俗不同的风貌。
那么，能够逃脱这樊笼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有机会让自己逃离这些循规蹈矩的旋涡？如果需要的话，我甘愿做出牺牲或忍受艰难困苦。
文明在于深度而不是宽度。我们的文明就像缺乏深度的水体，漫过自己的河岸，淹没了乡村，但只是浅浅的污浊之水。就像一个贪吃的人，为了攫取新鲜珍稀的佳肴，没等消化掉肚里的食物，便在短暂且让人难以理解的好奇心驱使下，去攫取一个又一个新玩意儿，每次都是剥离表面的那一层，然后像傻瓜一样盯着看，接着就把它丢到了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就是这样总去追求新的东西，天哪，一直求新。
是的，解决之道就在于深度。从一般意义上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除了我们自己之外。不用离开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太远，我们就会有伟大的发现，但是审视我们的内心深处时，尽管我们了解一切，却什么都不懂……
[为了探寻1917年以前俄罗斯文化的痕迹，凯南来到15世纪普斯科夫-派克斯基（Pskovo-Pechorsky）修道院和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Narva）。在学习俄语的同时，凯南也在完善自己的德语。］● 11月4日，爱沙尼亚，纳尔瓦[19]
一切都让人感到费解，千丝万缕找不到头绪。细节堆积如山，我深感倦怠，但是依然没有看出它们有任何意义，秘密不会自我揭示。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孤立无援。我没有从同一个角度观察过两张图片，我从没有做过比较，我必须无望地忍受这种没有尽头的感觉。每天我都挣扎着希望获得另一种世界观，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那样，但是很显然，我不是德国人，我没法成功。
1929年
1929年初，国务院任命凯南为驻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大使馆的外事官员。在里加期间，凯南游遍了波罗的海地区。他很敬重德国记者阿方索·帕克特，受后者所写游记的激发，凯南也竭力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位初出茅庐的外交官被派往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学习俄语和俄国历史。凯南对10月的股市崩盘未做评价。
● 3月5日[20]
柏林冰雪初融，到处都是泥巴，色彩单调。无声的经济大萧条给一排排看不到尽头的房屋罩上了沉重的气氛。政治已经破产，经济危机肆虐。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有关赔款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但似乎毫无前景可言。[21]
雷马克（Remarque）和雷恩（Renn）[22]的作品在各个书店均有销售，他们的书描写了上一次战争中极端恐怖的情形，但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下一次战争。生活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没有丝毫的热情，只有几个愚蠢的游客在选帝侯大街上莫名其妙地大笑。
● 3月29日，前往爱沙尼亚多帕特（Dorpat）途中与老式俄国宽轨铁路上运行的列车一样，我们乘坐的二等车车厢宽阔又坚固。坐席平坦宽敞，配有皮坐垫和漆木靠背，无疑比西欧车厢中那种气味难闻的古板内饰要舒服多了。同车厢的旅客有三五个犹太人，几个衣着整洁的拉脱维亚军官，他们都系着山姆·布朗恩（Sam Browne）皮带；来自里加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是去乡村度假的，看起来是相当聪明的一家人，他们说拉脱维亚语，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行李牌争论不休。有的人在吸烟，有的人在用德语、俄语或者拉脱维亚语聊天，有的人在读晨报，也有的人蜷缩在长椅上沐浴着阳光睡着觉，还有的人凝望着窗外。
站台旁的台阶上熙熙攘攘。沙俄时代留下来的灰色木质结构车站前面是尘土飞扬的站台，那里站着一群农民，他们穿着并不合身的节日服装，等候从另一个方向驶来的火车拉着他们进城。一脸疲倦的铁路工作人员身着卡其布外套，不时挤过人群。农妇背着牛奶罐站在行李和肮脏的手推车中间。车站里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斜靠在栏杆上，观察着火车和人群。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穿着沾满烂泥的俄罗斯长靴、肮脏的厚呢大衣，头戴芬兰式厚皮帽，耷拉着皮革帽遮，皮帽的大耳罩扣在两边。
● 3月30日，多帕特
爱沙尼亚的学生们坐在咖啡馆里，对户外的好天气视若无睹，也对遥远世界的喧嚣无动于衷。如果咖啡馆有独特的氛围，能在整个冬日帮助一个爱沙尼亚的波西米亚人成长，那也不是坏事。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不过是那种无法描述的空洞建筑的低劣复制品而已：典型的北欧咖啡馆，用深红色的窗帘将健康的光线挡在外面；咖啡和蛋糕都摆在放着餐巾的小餐桌上，桌面是仿大理石的；无聊的旅行推销员读着日报，欣赏着女人；女士们耐心地独坐，希望自己因为沉默寡言而显得更加浪漫神秘，希望有朝一日能碰到梦中的白马王子，就像小说杂志中描写的邂逅一样；二流管弦乐队演奏着无人听的曲子。总之，这里甚至连让人迷醉、邪恶和绝望的诱惑都没有，有的只是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沉闷、无聊和浑浊的空气。
● 4月9日，立陶宛，科夫罗（Kovno）
这些在建的建筑崭新鲜亮，即将成为政府办公大楼和银行，而对它们得以建立的法律依据或必要性，必须进行深刻的思考。世界上没有哪个首都的营建过程，经历过像这里一样奇特的命运轮回。通往欧美各地的命运之线将由这个贫瘠的犹太村庄来负责，它坐落在冰冻的河边，或许应该被称为泥泞之都，四周环绕着泥泞贫瘠的村庄。
它已经接受了这一奇特的命运安排，不激动，不感激，好像一个饥饿的动物接受了一顿意想不到的美餐。当命运的潮汐退去，当官员和外交官离开时，政府大楼就像犹太商人的店铺一样空空如也，只剩下混乱不堪和相互指责，但不会有真实的悲伤，因为真实的希望从来没有存在过。
● 5月26日，拉脱维亚，里加
夏天已经降临在波罗的海，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白昼。夏日的骄阳让这座城市沉浸在金色的温暖怀抱中。皇家花园（Kaisergarten）里到处都是鲜艳的植被，蒲公英在浓密的草海上漂浮。人们沿着砾石小径散步，在长凳上晒太阳，倾听演奏台上军人的音乐会。不同的语言和声音混杂在一起，有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看不见的昆虫的鸣叫声，暖风吹拂新鲜树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汽车的轰隆声和喇叭声，孩子的叫喊声和年轻人的笑声。
这个夏日实在过于丰富、过于盈满了，超出了一个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以致人们都想请求诸神将它们褫夺。诸神把毒液般的雨雪泼洒给我们，长达数月之久，此刻我们应该怎样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温暖和爱怜呢？我们还没准备好。我们想要抓住它，留住它，但是它太过巨大，太过虚幻，我们无法掌控。我们没有爱，没有值得庆祝的胜利，我们只能眯起眼睛，在公园里被炙烤的小路上困惑地走着，令人烦恼的是，我们无法享受荣光，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阻止了我们分享那种荣光。
夜幕降临，在无法抵御的烦躁的驱使下，我又来到公园的小路上。在高大树木的掩映下，小路显得很昏暗，只有那寂静的潟湖还保留着一丝天光。人们依然在小路上漫步，人类的本性和丑恶已经被丢在一边，它们变成了暗影，被赋予了神秘和美丽。
● [在夏天赴瑞典和丹麦的旅行之后］
在欧洲饱受战争洗礼的地方待了两年半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令人惊奇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这里从未经历过战争。在其他地区，历史只有一个分界线，即战前与战后，但在这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914年—1920年期间没有出现过饥荒、革命和通货膨胀，几代人之间潜移默化的融合也没被打断。
● [秋天赴汉堡旅行期间］[23]
怎样解释汉堡的魅力？为什么这座城市比别的城市吸引的游客更多，更让人为之着迷？为什么当其他城市变得空虚无聊、索然无味时，汉堡总能吟唱出多元化的欢快歌曲，并且这歌声里还蕴含着对人类所有希望和恐惧的表达？我知道没有答案。我只能承认，对我而言，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女神，她的存在让我充满活力。
1930年
1930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是在柏林度过的，他有自己的私人教师，同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习。国务院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他获得了俄国革命前沙俄富裕阶层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凯南试图了解苏联的意识形态，同时建构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前景。大多数时候，凯南都感到生活厌倦无聊，不过他发现俄国“是一个魅力永存的地方”[24]。
● 1月18日
我要续写这本长期被弃置一旁的日记，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出缘由。首先我要保存……一封写于里加却没有寄出的信件[25]：实际上，我对驻外事务处的分支机构和国务院都极其厌恶。至于驻外事务处，只能说它为我提供了一个有趣并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商业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并超越了政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交活动，其重要地位也就相应地下降了。因此，我不该选择继续留在欧洲负责本国的驻外事务。
当我看到这里的运作方式后，我不得不转而质问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在此建立使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遵守国际惯例，和欧洲政府维持亲密关系，保持来来往往的例行交流？或者是为了维持反应迅速的情报活动，报道、解释和预测政治趋势，以便我们的政府根据这些趋势来考虑外交政策？我想这一点适合大多数欧洲使团，他们将外交重点放在与政府官员和外交使团保持亲密无间的友谊而非执行真正的外交任务上。社会威望与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于一个积极参与欧洲政治斗争的国家来说，如果外交官通过私人关系能随时掌握城里一切事情的内幕，那么这样的外交官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这里的一个瑞典人盘问拉脱维亚外事办公室的一位先生，想了解当天办公室都发生了什么事，我很能体会他这么做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