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不必这么做；不管怎样，报纸上那些无足轻重的流言蜚语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淡化逝去，或许我们这些外交官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不再被当作娱乐大众的小丑。不过，我们有自己的做事方式。我们玩桥牌，与别人的妻子跳舞，筹办宴会，表现自己，仿佛我们的生活正有赖于此，借此显示自己与这个空洞虚伪的社会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外交和政治。我们做到了，上帝可以作证。在欧洲很多国家，我们当中受尊敬的代表对当地的熟悉程度甚至要超过当地人。当地的新闻媒体为他们大唱赞歌，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穷于应付的各种邀请，他们带着千篇一律的官样笑容来摆放每一个花环，赠送每一件礼物。但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我在等着看，等着看这些代表精心打造的交际圈是否对美国怀有真正的热爱。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几乎没做什么努力，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我们这个身份本应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我们努力了，欧洲人也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给予回馈。能得到我们的关注，他们的确很高兴，很乐意应邀来参加宴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但他们知道不必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无论他们给还是不给，宴会都会照常继续。所以，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好奇心的话，他们的回复方式是，以信心满满的语调将早晨发布给媒体的通稿再低声重复一遍，然后心满意足地拂袖长笑而去。
● 1月26日
“你好，是L……小姐吗？我是前几天晚上在俄罗斯剧院与您聊天的美国人。您看，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像现在这样有自己的时间，非常不易，真想出去狂欢，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一起来？”
“狂欢吗？”
“对，绝对过瘾，而且我差不多有两年没跟美国姑娘约会过了。”
“好啊，我很乐意。”
“好，到时候我去接你……”
回到家，又喝了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就我国国民的美德长篇大论起来。与此同时，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我在与美国女性相处时还能表现得那么彬彬有礼。
● 3月3日
在我的下方是一艘巨大的拖船，它后面拉着一串大驳船，泊在岸边。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包括我在内，注视着一位生病的女士从驳船上被运下来，抬到一辆干净小巧的市政马拉救护车上。像以往一样，我充满好奇。我想在这样的驳船上当一个甲板水手，跟着它溯流而上，去了解在船上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是什么，他们从生活中获得了什么。这艘驳船与其他船只一同沿易北河溯流而上，到时一定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关注。美国副领事引用的数字会稍微做些修改，他会这样写：“与去年同期的AA吨、价值BB百万马克相比，今年3月易北河上游地区的货物交易量为XX吨，价值为YY百万马克。”国务院的人会读到这份报告，查看是否存在印刷错误，然后商务部的人读到它，将这些数字跟本部门外事处送来的数字比对（希望抓到这个领事的疏忽之处），之后将其永远封存到档案库的深处。没有人会提起船上那位生病的女士被抬到马拉救护车上的事情，但谁能肯定跟那些货运数据相比，她的故事毫不重要呢？
● 4月15日，里加至维尔纳（Vilna）的列车上我挚爱的可怜的道加瓦河啊，你从苏联流出，在这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穿过沉闷乏味的拉脱维亚乡村，你从没追问过你存在的秘密吗？穿越这寂寥荒凉的乡村时，你心中没有涌起丝毫的挣扎吗？你不问问自己到达终点后会面对什么样的美好事物吗？你会继续流向里加城（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你会在铁路大桥和交通繁忙的浮桥下流淌；你会轻轻拍打码头的四围、轮船、石堤和石桩；你会用你粼粼发光的背脊运送拖船和渡船；接着，你会沿着最后的几英里泥沙河道默默地流入陌生而孤独的海洋。但是，当你注入大海之后你会怎么样？我无法告诉你。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你的个性将融入一个更广大的个体当中。你从普斯科夫（Pskov）的高地上一路奔腾而来，这漫长而神秘的旅行值得吗？明媚的天空和清新的春风，这些诺言都实现了吗？你知道这个沉思静默的俄罗斯乡村关于世界问题的答案吗？我同样为你感到难过，站在你的角度，我希望你能流经大城市和港口，流进浩瀚的海洋，这样文明社会喧嚣和吵闹至少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重要使命和冒险精神。
● 8月
问题：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共产主义没有掩饰其对物质的轻视，它只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行将就木。共产主义也没有伪饰会让人类变得更好，它只是让广大的民众更舒适更自由。
回答：共产主义摧毁了源自私有财产的个人主义，随之也击碎了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虚伪理想。这本身就意味着道德的进步，将人性从宗教和道德偏见中解放出来，为真正的发展进步铺平道路。
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人们——完全遵从共产主义模式，生活在统一的公房，工作在工厂，身心备感舒畅（我们暂且这样假设），既不相信超人也不相信个人主义，头脑中完全是东方的信念，认为自己的灵魂与他人毫无关系，他们被灌输的理论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基于获得更多物质的愿望而向前发展的——比起他们的资本主义先驱来说，难道这更加体面、更人性化、更大公无私、更富于勇气吗？
回答：那某些共产主义领导者个人的无私和勇气呢？
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些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和自我牺牲在有些情况下是不顾一切的纯粹拼命，狂热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都存在。当斗争取得胜利，当催生共产主义斗争的资本主义私有工业集团被完全消灭之后，那些好斗的共产主义中坚会怎么样呢？
回答：你怎么能说失业的产业工人是好战的共产主义的骨干呢？共产主义的骨干是产业工人，是被雇佣或解雇的无产阶级。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后，无产阶级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社会。
问题：但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有不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吗？一个人一旦得到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除非狂热的独裁统治持续不断地刺激他，他的无产阶级热情会出现什么变化？这样的心理状态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到底有何区别？除了个人所得之外，他还有什么兴趣？除了薪资的提高和个人生活的改善，他还关心什么？除了建设自己的小巢之外，他还考虑什么？
回答：当然没有什么区别。在对物质和私利的追求上，工厂的工人与五金零售商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工人没有剥削他人的劳动，五金零售商很可能就剥削了。工人没有在虚幻的理想和谬误的制度下，试图掩盖物质追求的愿望，而是承认它是一个特定的方面，认定它是自然而正确的东西，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构建，而非忽略它，否认它。
问题：那么，你承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鼎盛阶段，自我利益——或许它是进步的，排除了通过资本控制剥削他人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自我利益还会是个人行为的指导动机吗？
回答：是的，但是我们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点，即自我利益可能蕴含的进步性及其对剥削的排除本身会让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一定的改善。
[凯南因私事返回美国。］
● 8月9日，纽约市
我们乘坐出租车进城。我已经忘记了这座城市的大街有多脏，忘记了贫民区儿童穿着泳装在室外公共游泳池里嬉戏……意大利裔的男孩要么倚在出租车的备胎上，要么成群结队地在城里四处闲逛，他们是未来的公民，他们勇气十足，巨大的建筑遮蔽不了他们，他们的同胞也不能压制或者影响他们……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应对周遭环境的能力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 10月14日，赴欧洲途中[26]
又是极好的天气。折叠躺椅已经准备好，花了一整天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昨晚有几个小时躺着睡不着，我在想，一个激进的反民主的政党，一个本质上属于法西斯的政党能否在美国获得成功，不管这个政党是合法建立的还是非法建立的，也不管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合适与否。无论怎样，我都无法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愿意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生活——包括情感生活与社会交往——之上的美国人的形象。不过，年轻一代倒是有可能会一本正经地看待这个问题。
● 10月21日[27]
今天读完了费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验》（The Experiment of Bolshevism）。它让我思考了资产阶级的未来，却并没有思考什么共产主义世界的问题。
当一个人看到资产阶级文化衰落的重要特征，即人口过剩、生产过剩、知识集中化时，他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该拯救这一文化。任何希望开展拯救行动的人都不得不倡导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别的办法，至少这个方法能够消除大托拉斯的竞争。其次，这个人还要支持生育控制政策。再次，这个人会要求享有完全的著作和言论自由，以及代表小出版商利益的保障措施。另外，还要考虑“每月读书俱乐部”、电台、电影院的问题，可能的方法是不干涉他们，很明显，在民主体制下国家不能直接生硬地干涉此类问题。
不过，我认为产生在智力水平上有所区分的文化产品，这种希望并不大，我也不会要求太多。这只是意味着不该让《星期六晚报》一枝独秀，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更平庸的报纸，因为据我观察，从目前新闻报业的发展来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日期不详，可能是11月—12月］
有没有人不考虑政治内涵而只从经济学意义上接受社会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任由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运转陷入一个自行崩溃的混乱阶段，几百年来累积的文化成随之土崩瓦解，向勃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屈服，就好像荒弃的热带植物向丛林植被屈服一样；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来，精英阶层可以借此将经济生活置于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而不必把政治权利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如果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毅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西欧文明就已经死掉了，消失了，没有希望了……
真有人相信当今英格兰、瑞典、中国或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吸引力和必然性与沙皇俄国时代的不差分毫吗？共产主义的信条具有完全的国际化的特性，仅仅把它视作一个精神因素，一个有关阶级意识的不可靠因素，而忽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所有差异，忽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别，这很显然是荒谬的。
1931年
1月，凯南将满二十七岁，在给姐姐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应该成为一个波西米亚人，努力去思考。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一方面，我只能在婚姻和愚蠢之间选择；另一方面，是在婚姻与精神疲惫、枯燥无聊、虚度时光之间选择，我选择了前者，我会尽快采取相应的行动。”[28]仅仅几个月之后，他与二十岁的挪威女孩安娜莉丝·索伦森相遇相爱。两人在1931年9月11日举行婚礼，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七十三年。
● 3月8日，瑞士冬季度假胜地
放眼望去，是一排排的雪橇出租车，还有开车的司机，他们看起来更像外地人而非本地人。他们的脸庞晒得黝黑，整日里用一种几乎难以辨别的德语交谈；主街上熙熙攘攘，交通混乱得令人吃惊，从早到晚一直如此；不戴帽子、闲庭信步的行人；戴着墨镜、拄着雪杖、面色严峻、意志坚定的滑雪者，他们估评估滑行风险的方法很独特，雪橇压过满是积雪的地面会发出干涩的沙沙声，这就是他们判断危险的不二法门；酒店的服务生用小雪橇运送客人的行李箱和旅行包；结实的黄色邮车车轮上缠着防滑链，后面拖着游客的雪橇；牵引机拖拉装雪的翻斗车；当地人的小雪橇由一对对警犬拉着，它们很兴奋，用力拖拽着雪橇。雪橇上的铃铛声，公共汽车的鸣笛声，雪橇在积雪地面前进发出的摩擦声，还有远处滑雪场喇叭里传来的嘈杂音乐声……
一起游玩的，是来自四五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各色各样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位迷人的青年，他长着灰色的卷发，黝黑的脸庞，还有单薄而不讨人喜欢的嘴唇。缺少丈夫陪伴的英国少妇，她们看起来面容冷漠，却极力表现出快乐的样子，结果只是徒劳。一个身材魁梧、前额稍窄的美国大学生直言不讳：“我宁愿笨嘴拙舌也要体魄强健，反过来我可不干。”还有一个法国家庭，一对荷兰夫妇，他们的教养和姿态显得与众不同。
晚上在赌场的俱乐部跳舞，轮盘赌桌多得数不清，有时人们会坐在那里赌上十个法郎碰碰运气。来瑞士疗养的欧洲人是舞池中的常客，戴着垫肩、喷着闪亮发胶的专业舞者也会来这里娱乐，他们常偷偷瞟着年轻的英国女人。长夜漫漫，当你觉得自己的青春在悄悄流逝，无论是好是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平淡无奇地悄悄逝去时，夜晚会显得格外漫长。“你来这儿很久了吗？有没有到处去转转？喜欢玩桥牌吗？”
舞池里充斥着音乐声，黑人吹奏短号，曲调格外动人，音符在那些中规中矩的欧洲演奏者中间舞动着，回旋着。
“我满含泪水，跳着舞步……”
（哦，哦，你去想一想，你满含泪水，跳着舞步，是不是？亲爱的，你知道，你太严肃了。）
“不，我还没机会四处瞧瞧，你看，我来这儿是滑冰的。”
（我的好朋友，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眼眸里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很有男子气概吗？）
“因为我怀里的女孩不是你。”
“是的，我能想象……但如果你能理解，那就太好了。”
（无论如何，现在别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年轻人会哭出来，会哭出来，我提醒你，别像个招人讨厌的小孩那样哭泣，就因为你不得不与自己不感兴趣的女人跳舞。）
“不，我很久都没玩桥牌了，一直都没时间。”
（由于这样的原因，一个年轻男子满含泪水跳着舞步，你不觉得有些异样和尴尬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表现缺乏女人眼中男人该有的力量和自信，这一点你不明白吗？你根本不需要作为恋爱对象的女人，你需要的是慈母一样的女人，靠在她的肩头，擦干你的泪水，赞美你那脆弱的小自我，照料你那身体的小需求。胡思乱想的年轻人，你这样做真是糟糕至极，你最好马上改正，如果你不想让那姑娘难过，不想让你那横飞的泪水毁掉她的妆容，最好不要和那无人欣赏的可怜姑娘跳舞，你最好离开舞池走到外面，告诉自己，母亲身在远方，没有人能理解你，别人是否理解对你并没有多少意义。你不妨改变一下，试着去理解别人吧。）
● 5月30日，柏林
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瓦洛佳[29]那样的人，向往狂热，头脑中总会蹦出以前从不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说过，我无法接受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天性懦弱，恃才傲物。
共产主义者认为西欧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们就像逃避灾难的老鼠那样抛弃了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来拯救它，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弃船时，他们抓住了经济调节的理论，这种理论尽管有些过时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个理论纵身跨越深渊，那是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渊——那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他们自认为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祖辈。他们嘲笑几个世纪以来让人困扰和烦恼的一切事情，认为祖辈们和当代多数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瓜。我说过，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这种亵渎文化和知识的粗鲁态度震撼了我，这是对人类世界以往一切斗争、苦痛和牺牲的莫大亵渎。我认为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必将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罚，正像一切无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惩罚一样。
我想努力陈说清楚，上述情况只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方面。作为一种只在苏联才出现的现象，它可能有着不同的蕴意；对苏联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种建设的必然发展模式。但是对我们西方来说，它只能被看作落日余晖，意味着衰退。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搞清它为什么会改变我们。我们袖手旁观停止斗争，就因为情况对我们不利？当比赛分数对自己球队不利时，足球运动员就要离开球场吗？真正的战士面对战争来袭时，应该焦灼地盘算自己到底该不该参战吗？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个人行为要合乎礼仪准则，希望这些准则能够对人类的自我完善发挥效用。这些准则与经济学无关，我们拥有这些准则不光是因为我们是资本家，还因为我们是人文主义者。单纯的经济体制变化不会把它们从我们身上带走。这有赖于我们来保存和捍卫保卫它们，不要因为它们岌岌可危就放弃掉。
伦理学家凯南登场。
● [日期不详］
笔记：俄罗斯人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能妥协。战争爆发之前，愿意妥协（ma komupouuce）的主张足以导致政治生涯的终结。对于（苏联）共产主义者来说，妥协一词同样是矛盾的；他们承认“暂时退让”，但是从来不承认妥协，这跟盎格鲁-撒克逊政治理论恰好相反。后者将妥协视为政治进步的精髓。
● [日期不详］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相当幼稚的国家里才配得上心理学家的美誉。
他创作的所有人物形象中，没有一个是合乎情理的正常人。没有一个是血肉丰满的，没有一个能和读者产生共鸣，建立联系。书里全都是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坏蛋，这两种人物相互对立，上演了一场场疯狂可怕的斗争。书中也有些卑劣的人物，但是整体上缺乏具有理性、温和可敬、懂得工作和人情世故、健康、幽默、自律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化人，他只了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波西米亚人的生活：非常态的、扭曲的、狂热的生活，泥土、灰暗和凌乱是其主要元素。他对外国充满仇恨，缺乏了解。那么他渴望回归哪里？当然不是俄罗斯乡村，他从来没注意过那里，也从不关心。当然，也不是俄罗斯人民大众，他和人民很少有联系。他回归的是俄罗斯城市的波西米亚精神、道德和肉体的紊乱和不当，那是他渴望和热爱的。这里没有纪律，没有行为风度，没有规律生活，没有整洁有序，没有诚实，没有节制，没有限制。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轻松自在。
● [日期不详］
问题：共产主义教育强调辩证法，忽视科学的独立思考精神，大量预先设定的结论和为数不多的建设性精神训练，这难道没有毁掉一代人吗？现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做些什么？归根结底，他们对俄罗斯的贡献是否弊大于利？最终他们会不会破坏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回归到最后一个人文主义者契诃夫所在的原点上？[30]回到奋发图强、认真负责、谦虚努力上来？共产主义者已经实践了契诃夫的一部分理想。通过压榨大众而非个人，他们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他们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丧失了对个体的尊敬和同情，毕竟，那些个体的命运就是所有人类进步的最终结果。其次，他们摒弃了谦虚，变成了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自大狂。正因如此，他们失去了所有能让俄罗斯获得真正援手的机会。
● 5月14日
在共产主义者心中，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当然，这两个概念大相径庭。比如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根据个人创造力分配。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金钱不会存在，甚至连国家本身也是多余的。
共产主义的上述特征，在当今的苏联一样也没看到。工资分配不均，金钱依然存在，所有试图贬低金钱重要性的努力都被定为异端邪说。国家显然存在，根据莫洛托夫[31]的说法，国家会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现今如此运行的苏联与共产主义观念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吗？苏联领导人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下，国家经济会以最先进的形式存在，但代表的不是大众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某个特定群体即金融寡头的利益，国家经济由他们集中掌握和垄断管理，大众饱受其苦。在苏联，国家经济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无产阶级控制和管理。
现在可以说，在苏联，国家也在利用经济权力来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可以认为在共产党统治群体内部，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本身的热爱和追逐代替了对财富的渴望，而财富刺激了或者说被认为刺激了资产阶级金融家。但是为了辩论方便，我们判定共产主义领导者追逐私利的行为无罪，并假设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在控制苏联的经济生活。
但是这样的经济生活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吗？绝对不是，这比资本主义国家强不了多少。俄罗斯人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恰恰就是明证。
当前苏联的经济生活是代表一个信条的利益在运行，这就是宣扬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信条，是宣扬阶级斗争在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信条。这个信条让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令红军的存在变得不可或缺，令五年计划中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变得很有必要，间接地使得人民大众不断地做出物质牺牲，从身心道德方面毁灭了一代人。
● 6月26日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任何目标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个人能力的界限在哪里？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人需要的界限在哪里？没有，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没有意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就算能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的那么重要。
如果共产主义对人类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除了满足物质需求之外，还要满足精神需求。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没表现出这一点，它甚至连这种打算都没有。性、儿童、家庭、艺术表达，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规范，用来满足过渡阶段的要求。这些规范从某些方面看是很不错的，它们在很大限度上使年轻一代摆脱了自大主义、浪漫主义、白日梦和抑郁症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它肯定降低了年轻人对这些疾病的天然抵抗力。未来会怎么样？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物质发展阶段，当前所有的能量全都集中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会成功。接下来会怎么样？工业化和经济的表现力——电冰箱、汽车、收音机——都有局限性。（以下使用俄语）人取得的成功越大，就越希望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堕落，他们面对荣誉裹足不前，投机钻营寻求奖励，军人不再坚守阵地。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会再次将注意力转向自我，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而活。
第二，物质发展阶段失败。事实证明，工业化的强劲和快速发展政策是一个经济错误。建设速度无法维持下去，农业集体化不能循环吸收大量的短期劳动力，这些没有什么理想的劳动者背井离乡，他们不希望总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成群涌入大城市，心怀不满。政府消费不断增长，海外信贷崩溃，通货膨胀超过生产占据上风，出现大灾难，然后是体制终结。
上述两种情况，我们会看到哪一种？我们将会看到，保障俄罗斯年轻一代自信和精神健康的条件消失了；防止他们自大、浪漫、白日梦和抑郁的条件消失了；我们将会看到，斗争精神消失了，直接、具体的目标消失了，已有的哲学消失了。年轻的俄罗斯人将会怎样？完全没有经过独立思考的训练，不习惯审视自己的灵魂，既不受传统和榜样的引导，也不受自己应对他人负有责任的影响，他们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幼童一样脆弱，不定和内省的恶魔很快就会把他们干掉。苏联将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精神上最团结的国家，变成道德崩溃混乱的场所。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而这些，就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出的硕果。
一年半以前，我曾在柏林与一位苏联共产党官员吃午饭。我跟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功之中潜伏着最大的危机，他说他明白我的意思。
● 6月16日—18日
从柏林到伦敦，再回柏林。
下午我们沿着莱茵河谷飞行，飞行高度为两千英尺左右。
从空中俯瞰西欧的乡村已不再让我兴奋了，在高速穿越边境的途中，我会这样告诉自己：下面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省份”一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国际概念，不因国旗和人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站在我这样的位置，我不仅看到了历史传统的离奇古怪，而且看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看到了愚蠢的报纸；上映好莱坞电影的俗丽不堪的影院；闷热的餐馆和沙龙；狭窄的街道上说长道短的人们；商店小橱窗里反映出物质和创意匮乏的陈设；监狱、贫民收容所、精神病院和妇产科医院；提供插画杂志的理发店；殡葬公司；教堂；乡村火车站。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一样。如果一位智者仔细观察的话，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另一部《主街》[32]。它们的上方仿佛弥漫着有毒气体，充斥着枯燥无聊的邪恶气氛，这是琐碎羞怯的生活中一种让人窒息的枯燥无聊，期待着下一次战争无谓的杀戮来打破它的沉沉死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儿为英国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一旦开始喜欢你，就会对你坦诚相待。就个体而言，我觉得他们不是聪明的美国人的对手。但是，如果利用这一点的话，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总体来说，他们是相当正派体面的人，比我们拥有更健康、更睿智的本性。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迁就他们，偶尔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在美英关系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在英国和他国关系上支持英国。毁掉他们，无疑就是割断我们自己的根。对一个基本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并兼具新世界观的美国来说，我们该用什么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构建一个持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呢？
1932年
对凯南来说，1932年是艰难的一年。在柏林完成俄语的学习之后，他没有被派驻苏联，因为当时华盛顿政府仍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他被派往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在这个被遗忘的国家里负责情报通信工作。凯南与妻子安娜莉丝的婚姻很美满，但家庭生活的种种约束令他感到苦恼。6月5日，女儿格蕾丝·凯南的出生将家庭的纽带绑得更紧了。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凯南就得到消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被姐夫在股市里投机输掉了。另外，国务院也降低了他的薪资待遇。
从1932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凯南难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跟安娜莉丝说清。平时工作中撰写的报告与苏联事务毫无关系，这让他感到异常压抑，但是又不敢提出辞职申请。他向姐姐坦言：“我最想写的就是短篇小说，我的生活恰恰是最不幸的一个题材。”[33]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凯南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世界的看法都变得很悲观。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他的生活似乎出现了一抹亮色。12月8日，安娜莉丝写信给身在挪威的乔治，信中说：“今天是大选日，我希望罗斯福能当选……不知道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会是什么样。”[34]
● 5月7日，里加
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反思或许是个不错的主意，回顾去年的日记，也算是对自己懒惰的一个惩罚。
我记得，当时从伦敦乘坐“乔治·华盛顿”号回来，船上有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在日记上找到了这样的内容：“船上坐着几百个扶轮社会员。我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又觉得点儿尴尬，不是因为这能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或者好处，而是我想从他们的思维方式中找到一些东西，一些可以让我有依附的东西。毕竟，首先我是一个美国人，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
“让我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尊贵的先生或女士。他们的利益正是我打算要捍卫的。我不后悔那样做，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好人，大多数都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他们工作勤勤恳恳，理应过上好的生活。但他们都是孩子，你不能训诫他们，不能教他们保护自己，你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还是摘自日记的内容：
“高尔夫球这种运动是为那些喜欢散步但又害怕独自思考的人准备的。”
“桥牌是为那些甚至连散步都不喜欢的人准备的。”
这很奇怪：现在我要动笔了，才发现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今年可以说是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的一年。然而，在我来欧洲的这些年当中，今年比往年也坏不到哪里去。显而易见，说到生活，无论何时，只要你细心考察，都是那么愚蠢荒谬、不可思议而又让人心碎。
关于1931年6月和7月在柏林度过的日子，我的印象不深，也不想记得太多。况且，这些千篇一律的日子似乎多种多样，多种多样之中却又显得千篇一律，所以现在无法回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丢失这些记忆比较可惜，它们是如此深刻，如此让人心酸。甚至悲剧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的挣扎回忆都是徒劳。
1931年8月上旬，我离开柏林。
通往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的路况实在糟糕。田野里，农民们正忙着收割庄稼。
8月8日是星期六。村庄中大街上挂着横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乡村的上空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谁也拿不出一分钱，我们的钱都被法国人抢走了。”
在斯德丁，我驾车径直朝码头驶去。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装卸工在仓库的一角打了起来，沉重的拳头击打声和鹅卵石路上的杂乱脚步声，在船舶停靠的寂静水边回响着。
等候开船时，来跟我道别的瓦洛佳和舒拉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束鲜花。我想，他们用手里最后一点马克，把整个花店的花都买来了。他们把我的这次离开看得很重，凭着直觉而非理智他们就能明白，虽然不久之后我们可能再次相见，但今天的这次告别标志着我在柏林生活的终结，这是一次真正的离别。船从码头驶出，一辆出租车喇叭嘀嘀直响，朝我们开过来。一位矮胖的女士下了车，手里拿着十几个包裹，她举着伞朝船的方向示意。我们的船又折回来，当那位女士在围栏上整理包裹的时候，我和瓦洛佳又有机会再次握手，他递给我一张揉皱了的纸条，上面是他们的新地址。我们又重新出发了。一离开泊位，轮船的引擎便猛然突突响起来，推着船开始前行。我站在船尾，像个传统的德国人那样挥舞着手绢向送行的人们道别，直到码头那些舞动的白色小点最终从视野中消失为止。（哦，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有什么可以对你们说的？现在我又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可写的？这个世界的不公和混乱，不是已经在歌中被吟唱了百万次吗？世事总是不完美的，我加入自己的声音有什么用呢？）
我们沿河而下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以后了。这次旅行失去了浪漫的意味，因为三年前我第一次去波罗的海时曾经路过这里。这只能说明我有了别样的眼光，或者说我就是太疲惫了。
● 6月13日
无聊！无聊！无聊！无聊的感觉让人痛苦，让人崩溃，让人精神扭曲，我试图寻觅某种解脱。无聊让人食不甘味，使人精力枯竭。整个世界变得虚弱而麻木。
● 6月14日
女人就像帆船上沉重的稳向板，功能是保持船只平稳笔直地航行，但并不是推动帆船前行的动力。事实上，如果想冒险乘风疾行，有时候你不得不把它们拆掉。一个就足够了，多一个就会把你拖垮。
● [日期不详］
星期六下午，杂想随感。
与我们的祖辈相比，我们是多么的衰弱。我们的先人，那些开拓者和冒险家，怎么会培养出这样胆怯小气的政府官员呢？
与较为熟识的人相比，为什么我们反而和较为陌生的人要显得亲密得多呢？对于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我们从没想过对他们说些体己话，却总是写信给不在身边的人倾诉衷肠。我们全都是伪君子，我们通过这样的写作去博取对方的同情。如果此时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什么要求都不敢提出来。他们太容易看穿我们，他们会看到我们根本不值得同情。
● 7月13日
从广义上说，现代文明并没有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多少有些卑下的种族，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目前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属于生物过程。只要我们纵容这种不健康的个体大量繁衍，并让他们的后代存活下去，那么再多的教育和训诫都无法有效地改善这种状况。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考虑过站在生物学的角度上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因此，对于现有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不要期望从中获得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任何一个派别对此都束手无策，除非给现今这不成器的一代提供一种特别的教育和训练，否则他们后代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这些政治派别对环境的影响是持久的，他们的本性不会变。
● 8月4日
我正处在一场精神危机当中。回首前尘，我能想起很多这样的危机。但是，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危机，而是一次特别的危机。过去总是会出现新市场来吸纳经济迅猛扩张的洪流，继而在不可控制的冲击下轰然崩塌。所以，一直以来人们不断有新的幻想、新的希望来吸纳能量和注意力，结果导致对前进动力和方向的错误判断。现在一切都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处于艰难境地，而我则在精神上走投无路。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将我视作异类，称我为孤独的智者。不管这是赞美还是指责，事实就是如此：我的思考过程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理解。
● 12月17日
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过剩，它的影响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大批人口回归土地，不是种植经济作物的产业农民，而是类似于欧洲那样半独立的农民——这听起来或许让人难以接受——以那样的名义复苏经济……
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民主，但是过于软弱的民主无法将人们送回土地，也无法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遗憾的是，实行经济独裁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政治激进主义的浅滩上搁浅。我相信独裁的力量，但不是无产阶级的那种独裁。无产阶级就应该像一个家教良好的孩子，乖乖待在那里不要吵闹。无产阶级应该有像样的吃穿和福利，但是不要戴上道德光环，最重要的就是不该允许他们做出任何跟政府作对的行为。
1933年
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局限让凯南备感压抑，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凯南都在里加反思。去年国务院拒绝了他访问苏联的请求，他感到很失望，他如此迷恋俄罗斯，却永远无法与之再续前缘。得知父亲认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后，凯南就催促父亲给赫尔写信，让他称赞自己为“俄罗斯问题专家”。[35]
不过，真正的重大时刻在12月来临，当时凯南正在华盛顿休假，他与新任大使威廉·布里特攀谈。布里特被这位年轻人丰富的学识所打动，推荐凯南帮助筹建新使馆。几天之后，他们动身前往莫斯科。
[接下来的记录，很显然是凯南以第三人称口吻写的自我反思。］● 1月，里加总体上说，政府成为阴谋集团这一悲哀的事实，很大限度上是民主导致的恶果。通过欺骗手段获得的民主，跟以往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财物没什么两样。
作为公众人物，大政治家的优点是能够暂时忽略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财产，让自己的微小利益屈从于他所从事的事业。
而小人物，比如诚实的自耕农，可以将家庭视为自己的城堡，享受个人生活的尊严。
但是，小官员这两点都做不到，他牺牲了个人生活，却难以取得让公众认可的成就。
婚姻的技巧，从本质上来看不过是一种装糊涂的艺术。
只有对婚姻充满绝望或者厌恶之情的人，才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女人被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看待时，她们会受宠若惊，欢欣无比，但她们会忍不住利用这一点。
凯南家族对什么是爱一无所知，他们只重视友谊。在他们那里，所谓爱的体现是，当朋友有难时，要坚定地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而不是去关注那些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的人，他们认为后者有足够的能力照顾好自己。毕竟，在兵戎相见的时刻，友情比爱情更有用。从精神意义上来说，凯南家族很少为别人承担责任（当然，这条只适用于家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认为那份责任该留给上帝。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明确或切实的理由，就表现得郁郁寡欢，他们就会认为这种抑郁的情绪是由于肝火虚旺，或者做了什么有愧于心的事情，然后就建议此人服用蓖麻油，同时去教堂忏悔。
他觉得自己本该成为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天才学者。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在任何领域都会有所建树，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他挚爱的小说写作领域。
可是，就算他才高八斗，又会有什么不同？生活中怀才不遇之人还少吗？在战场上殒命的成百上千万人中有多少天才呢？算了，算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天才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为了充实人类。大自然是丰饶多产的。
对于同时代的人，他的看法极为悲观。他相信这个种族的衰退是毋庸置疑的事。在他看来，种族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正派、聪明、勇敢的人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相对来说，这些人无权无势，饱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生活在注定失败、缺乏效率、即将被淘汰的意识中。总体来说，他们的处境就像移居到西欧城市的俄罗斯人一样。
多年来，他一直拒绝认真研究俄罗斯移民问题，他认为研究此类问题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忘的族群，他们的缺陷众所周知。因此，他把注意力都放在社会的未来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身上。但是，一旦认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的注意力就逐渐转移，研究方向转到了移民问题上，因为在这些移民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他怀着急迫的心情仔细地审视他们，想搞清这些人是否拥有一种能够自我纾解的人生哲学，这些人的困境是不是一种无法减轻的痛苦和悲剧。
首先，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不满，他在现实中被迫接受所谓纯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让他深感恐惧。很明显，在他看来这种中产阶级生活就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他们一生都在为一件事情做长期而精心的准备，即最后能拥有一套华丽的棺木，由城中最好的殡仪员主持体面的葬礼。难怪革命者要毫不留情地消灭有产阶级：准备好迎接死亡，正是中产阶级好市民人生哲学的精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