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已然无法改变，经过两年的困惑，他开始面对现实，最终彻底屈服。他还能做什么？他已经承担起与自己的工作、理想、生活有着直接冲突的家庭责任。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事情就是这样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自己已经步入婚姻的事实，并且善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不要试图去冲破婚姻和家庭的羁绊。最好的缓解方法是重温一下记忆中的美好生活，不妨透过婚姻的栏杆看看外面的生活，即使你无法参与这种生活。个人的尊严和心灵的追求与应当肩负的责任无法和谐统一，岁月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让他逐渐放弃抗争。
于是，他成了一个模范丈夫，不论从肉体还是精神层面来说，他对妻子都非常忠诚。他认为所谓忠诚，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荒谬和不健康的理想。但是，如果要严肃认真地看待自己的私生活，那么你就没有选择，只能像做其他事情一样，在性生活方面保持谨慎和纯洁。滥交算不上什么罪过，只是有些草率，没有规矩，最终的结局通常都是混乱、无序和迷茫的。如果一夫一妻制不健康，那么肉体方面的些许不适就是为个人尊严而付出的代价，为个人生活的纯洁和确定性所付出的代价。
在向婚姻屈服了一年之后我又看到了他，他抱怨了几句。放弃希望，这本身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去感受自己是怎样慢慢地变得愚蠢，怎样逐渐失去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力，失去了对悲剧的感知力，必须承认这真的很难，让人感觉生活失去了最终的意义。
如果不是妻子一直那么依赖他，他很可能在这个阶段就要自杀了。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为家庭牺牲了太多，也基本没考虑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弃生命也就没那么难了。
很早以前，他就已经丢掉了与爱国主义有关的一切。“为什么？”他以前常常这样问自己，“我应该爱我的祖国吗？它一次又一次欺骗我，什么也没教会我，我出生的祖国完全漠视我的存在，我为什么不能对它采取漠视的态度？”
“毕竟，‘美国’是一个太宽泛、太令人困惑的概念，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忠诚都无法保证。我与南方的普通人，纽约的犹太人，或者其他上百种类型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美国几乎不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国际实体概念了。世界各地的人口犹如洪流一般涌入这片辽阔的大地，湮灭了先辈的遗产。这泛滥的人口洪流在蒙昧无知、卑鄙贪婪中恣意地扩张，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社会，秉承的理念是别人的痛苦与己无关，这样的社会无法管理公共事务，只会愚蠢地等待灾难的降临。”
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依然意志消沉。但是当你询问他失望的原因时，他却无法陈说清楚。他所担心的已然过去，这一点他都已经忘了。或许他的心力和精神已无法回想起当初带走他全部希望的那个微妙的过程了。
但是，这种记忆的丧失并不重要。因为就像人们所表现出的很多其他本性一样，人们对一些事物有所希望和失望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任何直接刺激的结果。
“德国觉醒！”[36]报纸上疾呼。
他说德国是否觉醒他并不关心，对他来说，清醒跟沉睡一样让人不快。就像很多人一样，睡着时惹人怜悯，只是让人稍嫌反感，醒来时则胡吹乱侃吵吵闹闹，只有上帝才知道哪种情况更可取。
无论如何，他都认为纳粹革命不会是真正的觉醒，他确信，那只会是一场噩梦。
● 2月26日
晚上去看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有声电影，见识到有声电影对优秀默片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一些精彩的喜剧默片里，表演者的沉默恰恰是无声电影的魅力之一。而这次看到的有声电影是一部杂乱无章的黑帮片，里面充斥着令人作呕的道德说教，情节的粗制滥造和演员的矫揉造作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只有不时闪现的几个旧无声电影的精彩片段让人稍感平复。
● 6月22日
我厌倦了自己，厌倦了周围所有人。多么可怕。接受过精英教育的聪明人一点点地消磨着时光，因无所事事而开始堕落，此前的积累和准备都白费了。当然，他们也为人服务，尤其是为英国人，不过其表现完全不符合他们所受教育的预期。好吧，好吧，换一个思路。我曾经以为自己的精力每况愈下是因为索求太多，是因为担心虚度时光，但事实很明显，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此刻我无欲无求，虚度了一年而毫无悔意。再过几年这样的日子，我就会成为一个腼腆、年老、干瘪的公务员。然而，我没法放松，没法调整好，我只能用一家之主的压力来代替脑力劳动的压力，成功概率有多大？
● 7月2日
假设我是为了家庭迷失了自我，那么至少家庭生活应该是有尊严的、平静而美丽的。但是，这一切需要金钱，我怎么挣到更多的收入呢？[37]
我写不下去了，感觉想象力匮乏至极，我只能描述自己所见，在目前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是这样吗？他们能批准我彻底离职吗？
● 7月21日
给儿子的建议。
无论何时，如果你被一位女性的魅力打动，进而想侵犯她的贞洁时，你都要记住，如果你这样做了，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不管将来什么时候你们相遇，你得到的只有憎恨和责难。不管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多么微乎其微，她都会视之为无价之宝，有理由相信，她总觉得自己所做的牺牲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女人从来不会原谅那些逼迫她臣服的人。
永远不要制定私下交往的计划，那只能是白日做梦。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再付诸行动。不羞赧、不自满，这二者都不是重点，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只有注意力集中才能克服布设在敏感天性前的小陷阱。
● [日期不详］
在欧洲生活了六年半之后回到美国，他发现美国人说话的口气像英国人一样做作。所有人，包括那些年轻美貌的姑娘，真的有必要显得那么强硬、那么可畏、那么无情吗？英国人有必要在谈吐中加入一种暗示，就为了显示自己的生活更神秘、更充实吗？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说话方式只是为了避免卑下之人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困扰，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可笑之处表达一种含蓄的调侃呢？是什么样的潜在危险威胁着这些善良的美国公民，以至于他们要用深深的敌意、粗暴无理和不祥的预感来武装自己？是因为整个社会生活当中充斥着恶意的嘲弄——这种嘲弄往往像闪电一样令人措手不及——才使得美国人要这样武装自己吗？是美国人夸大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怯懦吗？
尽管智力非凡，潜力无限，但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优秀公务员，工资几乎入不敷出。即使就你的职业来说，你也是微不足道的，以至于人们都怀疑你能否胜任这份工作。两年来，你完全是在原地踏步，所学的知识非常有限，健康状况亦不如从前，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话，那就是精神力量。你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神经衰弱比较严重，你的工作能力每况愈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家庭保障也岌岌可危。
不错，有些情况的出现情有可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形势，它们不是问题的主要诱因。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关于他痛苦的“主要诱因”，确切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有证据表明，这指的可能是凯南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他必须在作为丈夫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与他所渴望的性自由之间做出抉择。凯南认为他的创造力和活力有赖于这种自由。］（但是这种变化几乎将我毁掉，我必须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越雷池一步，我真是无言以对，备感单调和乏味。）
婚姻破裂的后果是严重的，覆水难收。
● 8月17日
结婚头两年，我心甘情愿任由自己受婚姻和家庭的羁绊。第三年，派驻苏联的任命让我兴奋异常，不过现在婚姻生活和派驻苏联都不值得高兴了，因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我失去了自尊。
每当我要努力思考的时候，都会陷入一种心情忧郁、思维停滞的状态，表现就是精神备感空虚和萎靡，这种空虚和萎靡又会反过来使我更加忧郁和迟钝。
我放弃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去思考的话，自己会被撕成碎片。现在，如果能重拾自尊的话，我宁愿被撕成碎片。
● 8月20日
我不再为神秘的事物而神魂颠倒了，挣扎了整个春天，我已经心力交瘁。做一个外交官已然够辛苦，当一个已婚的外交官就更加辛苦了。苏联对我来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认识到这个铁一样的事实后我深受打击，我开始变得冷漠，就像明白自己无法拥有某样东西时的那种冷漠。
● 10月31日
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不用担心，精神失常是你意识不到的，如果你感觉自己已经疯了，那么你就还没有疯掉。
如果你觉得伟大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不要忘了，它天性爱捉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堪称伟大，那说明你还不够格。我们不算文明人，我们只是用着痰盂、穿着衬衫、逛着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代人。我们依然是一群农民，我们的祖辈是否有教养还说不清楚。
● 12月20日——回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列火车载着第一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及其随员在薄暮中穿过波兰与苏联边界，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布里特探险队的元老”。在波苏边界，茂密的森林分布在铁轨两侧，整片森林被冰雪覆盖，寂静无声，令人生畏。林间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木制岗亭，周围环绕着带刺的铁丝网，岗亭里有一名波兰士兵模糊的身影，他背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身穿厚厚的大衣抵御寒风的侵袭。在距离边境不远的地方，火车在一个小村庄附近减慢了速度，身着紧身大衣的边防军和头戴蓝帽子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38]军人登上了火车。几分钟之后，车窗外亮起了灯，伴有嘈杂的人声，火车驶进了涅戈里勒（Negoreloe）车站。人们将车厢围得水泄不通，一位衣着整洁、相貌英俊的小个子挤过人群来到大使乘坐的包间，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致辞。他是明斯克外事办公室的，偶尔会被派到边界地区来。
他们在车站的餐厅举行了欢迎宴会，我们与前来迎接的苏联记者和美国记者同坐（部分美国记者有女眷陪同）。从餐车里出来的矮胖光头服务生四处忙碌，为我们没吃什么东西而感到苦恼。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之后参加的俄式宴会上，还会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宽大的俄式卧铺列车正在轨道上静候，上面挂着醒目的标牌：“斯托尔布齐—符拉迪沃斯托克（Stolpce-Vladivostok）。”火车檐壁上的积雪闪闪发亮，隔着满是冻霜的双层玻璃车窗，依稀可见木柴燃烧的烟雾从烟囱里冒出来，过道上方车厢顶部的单排照明灯闪烁着动人的光芒。西欧列车的卧铺车厢是由钢铁和玻璃制成的狭小隔间，而俄国的卧铺车厢主要是木质结构，宽阔敞亮。它们就像是带轮的木船，为那些踏上漫长旅程的人而设计，这趟长途陆地旅行所花费的时间比乘船跨越大西洋的时间长得多。虽然年代有些久远（这种“国际”卧铺列车的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以前），但是卧铺车相当温暖舒适。
离开涅戈里勒已经是俄罗斯时间晚上八点了。大使整晚都坐在餐车里，以他独特的方式招待来访的记者。
我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驻莫斯科的代表共住一个隔间。他身着内衣，舒展四肢躺在床铺上，睡得很香。回想起来，我并不能抱怨他什么，因为接着他就像日后大多数与外国人有来往的苏维埃公民一样，要么用被子完全蒙住头部，要么把头埋在一个并不那么舒服的枕头上。
至于我自己，我几乎彻夜未眠，看着窗外寂静的白俄罗斯和西部州（Western Oblast）被寒冬笼罩。对我来说，与苏联的第一次接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花了五年时间精心准备，我认识一些在俄罗斯本土以外出生和长大的人，我掌握的俄语词汇比他们所有人都丰富，我一个人代替了两三位经过专门训练、原计划派驻苏联公干的同事。我对俄国的文学和历史了如指掌，可以说与旧学校里受过普通教育的俄国人旗鼓相当，比苏维埃政权教育出的“产品”更是强得多。最后，我花了两年时间编撰和分析苏联的经济数据，这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且我还有个习惯，一直在收集安东·契诃夫的传记资料。这些工作的益处在于，我对俄罗斯的一切都饶有兴致，充满好奇，第一次跟苏维埃世界的真实接触让我既紧张又兴奋。
[1] 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 Jr.， 1872－1933），1920年当选为第29任美国副总统。1923年总统沃伦·哈定在任内病逝，柯立芝递补为总统。1924年大选连任。政治上主张小政府，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义闻名。——译者注[2] 见凯南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25年12月3日，乔治·凯南文件，藏于普林斯顿大学希利·马德手稿图书馆。在《禁酒令》（Prohibition）颁布之前，绝对禁酒主义者国务卿布莱恩（Bryan）就已经禁止官方宴会提供酒水了。
[3] 乔治·巴比特（George F. Babbitt），辛克莱尔·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Babbitt， 1922）中的主要角色，是墨守利商价值观的典范。
[4] 与刘易斯一样，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在小说中也探索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幻想和狭隘视野。
[5] 平克尼·塔克（S. Pinkney Tuck）是美国驻日内瓦领事。
[6] 海军上将希拉里·琼斯（Hilary P. Jones）是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海军顾问。
[7] 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特罗密欧·范则蒂（Bartolomeo Vanzetti）是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被控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抢劫中杀死了一名警卫。尽管此案仍有疑点，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激进的信仰和出生于外国的身份。
[8] 圣保利（St.Pauli）为著名的红灯区。
[9] 1925年，在瑞士的洛迦诺小城，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签订了条约，重申“一战”之后割让给他们的领土范围。
[10] 弗朗茨·韦尔弗是奥地利波西米亚小说家和剧作家。
[11] 托马斯·曼的《布登波洛克一家》（Thomas Mann， Die Buddenbrooks， 1901）描述了一个德国家族在现代新式生活纷扰的背景下，历经四代走向衰落的历程。
[12] 《福尔赛世家》（Forsyte Saga）是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的小说，详述了英国一个中上阶层家族三代人的生活。
[13] 数十年之后，凯南向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提及这段往事，后者是国务院官员，后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顾问，他是凯南前任未婚妻的儿子。
[14] 见凯南写给珍妮特·凯南·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28年10月20日，凯南文件。
[15]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sman），1923年—1929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力主寻求与“一战”胜利国和解。
[16] “钢盔团”是由德国“一战”老兵及同情者组成的半军事化右翼组织。
[17] 哈里·卡尔森领事是凯南在塔林工作期间的上司。
[18] 凯南指的很可能是著名旅行作家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
[19]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0] 该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1] 国际商人青年委员会后来达成了一项计划，减少了德国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赔款。
[22]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创作了《西线无战事》（1929年）。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创作了《战争》（1928年）。
[23]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4] 见凯南写给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30年11月16日，凯南文件。
[25] 凯南没有说信是寄给谁的。
[26]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7] 这篇日记使用德文书写。
[28] 见凯南写给霍利吉斯的书信，第23盒，1931年1月3日，凯南文件。
[29] 凯南曾经帮助贫穷的俄罗斯移民弗拉基米尔·库佐涅佐夫（即瓦洛佳），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舒拉（Shura）。
[30] 安东·契诃夫，俄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凯南对他的生活和作品倍加推崇。
[31]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斯大林时期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
[32] 辛克莱尔·刘易斯的小说《主街》（Main Street，1920）批判了美国小城镇居民的卑鄙和伪善。
[33] 见凯南给霍利吉斯的信，第23盒，1932年10月18日，凯南文件。
[3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纽约：企鹅出版社，2011年。
[35] 见凯南写给科苏特·肯特·凯南的信，1933年4月7日，收录于琼·伊丽莎白·凯南的档案（私人收藏）。
[36] 原文为德语Deutschland erwache。
[37] 这段文字使用俄文书写。
[38]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属于秘密警察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