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和维也纳（1934年—1937年）
1934年
凯南1934年的日记仅仅简单记录了他到任苏联后第一年的忙乱生活。不久后凯南就承认：“莫斯科让我的生活忙碌不堪，我对俄罗斯过于投入了。”除了作为美国政府官员所受的限制，他还受到婚姻的制约，这导致了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自我克制，客观条件也受到限制”，种种不如意让他焦躁不已。这些束缚让他感到自己“了无创意”，他觉得在苏联这样耐人寻味的世界中，创意是无法存在的。“作为待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人员，我们不得不说服自己去适应那里无聊和守旧的生活。”[1]1934年12月，因为满心失望和情绪波动，和布里特一起派驻苏联的第一年，凯南的身体和精神就几近崩溃。
● 4月5日，莫斯科
昨晚参加了法国大使馆举办的舞会，早晨起来感觉头痛欲裂。早饭前出去散了一会儿步，让头脑清醒一下。三月里（原文如此）暗淡的阳光让我尽可能地保持清醒，端详着卢比扬卡（Lubyanka）地铁工地中间的小教堂，我在想它极有可能属于莫斯科巴洛克风格。
……今天感觉腹股沟疼得厉害，我决定在夏天到来之前暂不喝酒，说到就要做到，今晚不去参加舞会，留在家里钻研苏联艺术。
● 4月8日
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塑造了特定阶层的人物在特定时间内的生活，描述了这些人物的烦恼、痛苦和希望。正因如此，外事人员总是对文学手法有所抵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外交事务显得太无关紧要，太过偶然，无法准确地描述。
或许，这些说法都不对。或许，就不应该把他们看成20世纪的（所谓）外交官，而应单纯地将他们视为普通人。如果契诃夫能把俄国小镇的居民都描绘得如此富于感染力，以至于美国的读者都惊呼“太真实了”，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描写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呢？
● [日期不详］
俄罗斯是一个肮脏、污秽不堪的国家，到处都是寄生虫、污泥、恶臭和疾病。统治者们努力想让它看起来光鲜一点儿。比如，他们会在车站的餐厅里放上一些棕榈树，配备一支管弦乐队，但是这些可怜的努力甚至连表面文章都没做好。在车站候车室里，没钱进餐厅吃饭的农民不管黑夜白天都只能在地板上打地铺睡觉。神情无望的大人们坐在行李卷上颇有耐心地望着天空，衣衫褴褛的孩子则像小动物那样蜷在地板上。
[在下面的日记中，凯南运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他的挫败感，因为职责需要他不得不隐瞒真实的想法，他将俄罗斯人定义成“自己的”家人。从他使用的语言中也能看出，凯南将自己比拟成了长辈，而称俄罗斯人为“那些孩子”。］● 8月31日我在俄罗斯的每一天，都好像一个带着面具的人生活在自己的孩子中间。[2]
● 9月3日
在这里，每一个鲜活的躯体都生活在亲密无间、令人热血沸腾的世界里，这种亲密和激昂比纽约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热忱犹如一股恒流在林荫大道上、在阴暗的树丛间、在闪烁的街灯下，缓慢又无休无止地流淌着。人们坐在货车的车厢中，坐在长长的有轨电车里，就像被集中运载的疲惫动物一样。这就是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活，回归了它的本性，善良与邪恶、沉醉与清醒、爱恋与憎恨、欢笑与哭泣，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是如此，只不过这里的一切更单纯、更直接，也因此更为强大。
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毋庸置疑有健康的东西：所谓健康并不是指我们所致力的清除病菌、消除潜在危险和躯体疾患，而是经历上述所有病痛之后得以康复的那种健康。就像自然一样，社会革命过于随意且甚少顾忌，革命的牺牲者们像千万颗种子一样被抛入风中，就为了其中的一颗有机会茁壮成长。不过，这种盲目的安排，至少让身心最适合生存的人——但绝非最聪明或对污物和疾病完全免疫的人——打开了新的眼界。自然选择法则已经被疫苗接种、养老制度和生育控制销蚀了有益的一面，而革命则让它显露出完全冷酷无情的一面。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俄罗斯人如何去承受这一切？很多人无法承受这种考验。看看大街上的人：他们是精英，但不是财富、权力或者美德的精英，而是自然本身的精英，是活着而非死去的精英！
正是这种惊人的健康，这种朴实的生命力，吸引了过于文明、神经兮兮的外国人。即使在经历了半年的熏染之后，他还是无法适应这种状况，他被自然击倒了。就像自然淘汰了所有的弱者那样，自然击倒他而不是阻止他。在这种极度的残酷当中，有一些东西迎合了他的病态幻想，就像所有从容的自我牺牲一样，这是一种自我鞭笞。
● 9月18日
读毕《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是一本好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这样直言不讳都不要紧。这本书与其说充满了色情肉欲，还不如说它囊括了科学认知。不管怎么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本好书，故事的主旨和结局都含混不清。读完之后我唯一的反应是：“作者想说什么？”显而易见，没有人相信书中或者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通过床笫之欢得到生理满足之后，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生活幸福。结局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那样，即人性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启蒙，而是一个悲剧。想一想书中这并不般配的两个人，实际上除了某种程度上的性和谐之外——这种性和谐能持续多久还值得怀疑，他们没有共同的人生志趣，没有共同的社会交际，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却生活在一起。
无疑，如何宣泄高涨的性欲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就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一个人无法以非科学的方式来观察性、分析性，这并不是该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域。从本质上来说，它不是一个能够被终结的东西。正常人调情是偶然的，也应该是偶然的，不会花很多时间来咂摸，也不会顾及后果。当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出现时，性自然就不是一个复杂而可怕的问题了。
● 9月26日
真是糟糕的一天，外面下着雨。我怀疑自己已经……耗尽精力而备感空虚，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我的周围，噢，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似乎一切都已经毫无意义，但我知道自己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只不过我太累了，已经无法从琐碎中辨别精华。
我在大使馆与英国自由党的人士一起喝茶，其中包括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他们擅长抽象思维，觉得自己很容易对共产主义产生热情。其实他们完全是在装模作样，在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布尔什维克或其他人，他们就想做个普通的英国人。
1935年
1934年12月，凯南的身体和精神均出现崩溃迹象，国务院批给他几个月的带薪休假，去维也纳的古滕布鲁恩疗养院休养。安娜莉丝和格蕾丝照料了他一段时间。在凯南将近九十年的日记里，1935年早期的记录是他做过最深刻、最坦率的自我剖析。在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主治医师弗里达·波尔的影响下，凯南也阅读了弗洛伊德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他开始审视自己的灵魂。尽管对精神分析法持怀疑态度，但他还是认可弗洛伊德所说，性欲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文明要求的限制之间存在必然冲突，他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焦点问题。
4月下旬结束休养之后，凯南继续留在维也纳，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心疾首。三十岁的他感到“内心仍然饱受煎熬，处于人至中年和碌碌无为的痛苦挣扎之中，恐怕在我的想象力枯竭之前，或者在如此夏夜再谈一次真正的恋爱之前，在我白发苍苍之前，我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了”。[3]
美国国务院给凯南在维也纳总领事馆安排了一个比较清闲的职务，后来又派他到公使馆。凯南在公使馆与颇具影响力的公使乔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成为好友。11月，凯南、安娜莉丝和格蕾丝返回莫斯科。
● 1月31日，维也纳
有没有这种可能，神经衰弱不是造成身心不健康的原因，反而预防了身心失衡的状况出现？只有成功逃避现实的人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健康吗？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梦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睡眠，让我们不受过去生活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未能结束的战斗，以及挫折、压抑和失败等情绪的影响。我们的白日梦和奇思幻想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它们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荒谬而毫无价值，从而帮助我们从对肉体消逝与死亡的默许中摆脱出来吗？
相反，健康不佳、身心颓废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健康：让自己拥有梦想和幻想，从而不再对令人着迷、令人消极、具有破坏力的所谓“真理”执迷不悟？
● 2月4日
（梦境）……在一家喧闹的餐馆里，地点是老圣彼得堡。我似乎在那里生活。那不是沙皇的遗体吗？他刚刚被谋杀，公众正在瞻仰他的遗容，管弦乐队在旁边演奏。围坐在餐桌四周的不是他的便衣侍卫吗？
我走出去时恰好路过一张餐桌，桌旁围坐的都是海军军官。出了门，已经是夜晚时分，一只形体巨大的看门杜宾犬从黑暗中向我跑来。
我吓坏了，立刻向门口退去。杜宾犬看出了我的意图，它后腿直立起来，想要跳起来咬住我的脖子。我抬起胳膊阻挡，并将小臂塞进它的嘴里。我们僵持着，狗没敢往下咬，我也不敢动弹。杜宾犬来回摆动身体，好像是让我看清它后背上的标志，上面的标志显示它是正在执勤的皇家看门犬。我哈腰向它致意，声音僵硬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凯南，美国大使馆秘书。”
[下面是凯南写给塞勒斯·弗尔默的信］[4]
● 2月6日
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但时不时也会感到如芒在背、坐卧不安，现在就是这样。与其说我是渴望行动，还不如说是怀念往昔的日子，怀念最珍贵的挚友，在他们的眼中和言谈之中，生活和世界曾如此完美。在莫斯科，甚至在里加，却没有这样的朋友。婚姻一方面制约了人的个性，一方面对友谊也有所破坏，所以我要回忆在柏林的日子，再三回味那段备受折磨、令人窒息的领事生活。在“贫民窟”里老式火炉的熊熊火焰和夜晚温热的茶水前仔细斟酌，直到感觉那些日子有生命、有意义，我觉得务必要将之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能永久留存下去的文献。
往昔的时光再也没有重现。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再没有如此充实和深刻，那样的日子或许永远不会再来了。我无法逃避这略带苦涩的反思，那些日子里的所有经历，为了光明的未来而与即将到来的灾难抗争的经历，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最为丰富的历程，我们眼中为生活所做的各种准备，实际上才最接近于我们命中注定要过的生活。
不管怎样，塞勒斯，那些光辉的时刻会驻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不要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终。像我一样，将你感情的时钟回拨到三四年前，让我用这封真诚的信驱走西欧的寒意，那个西欧似乎已面目全非。
● 2月10日
亲爱的妮蒂：
我在疗养院的这张床上已经躺了快两个星期，整日望着墙壁和天花板，除了医生（匈牙利籍犹太女人）的例行检查和进食清汤寡水的三餐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用来分散注意力。看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曾经以为，一旦像这样摆脱外界的干扰，获得自由，我就会回归内心，开始构思有关未来的宏伟计划或者想象一个全新的世界。潜意识里，我害怕真的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因此我竭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阅读了十多本书籍，不计其数的报纸和杂志，还学习了意大利语语法，虽然我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语言。我有一个收音机，经常摆弄，但实际上我已经不喜欢听音乐了，对天气预报或者国际滑冰锦标赛之类的节目也不再感兴趣。为了打发时间，我努力构思一部小说的情节。小说讲的是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人，出于真爱，极为高尚地帮助他的情人堕胎，尽管这个孩子与他无关，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情人那养尊处优的懦弱丈夫获得平和的心境，从而成就功名。我虚构了这段情节，但我非常清楚我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文学形象，我只会描述事实，而永远无法描述任何与事实相似但并非事实的东西。
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我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仰望着天花板，等待灵光乍现。时光来去匆匆，灵感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能屈服，并承认当堕入人生的最低谷，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沿着挪威的海岸扬帆而行，或者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徒步旅行。推动我工作的唯一真正动力就是对家人的关心，我唯恐贫穷夺去女儿脸上的光彩，唯恐妻子遭受拳打脚踢——对穷困潦倒的人大打出手，这是人类的本性。这些就是“内心的本我思考”，我们常常指责别人不曾拥有这一无价之宝。这些就是梦想和抱负、希望和忧虑，是普林斯顿大学智力教育和精神教育的结果，是八年欧洲生活的塑造和影响。
但是，就算无法掌控现在，无法预测糟糕而渺茫的未来，我至少还有过去可以回味。我要深思的正是逝去的时光。不过，我得把回忆限定在担任驻外事务处官员的那段时间里，毕竟对我来说，直到出国之后才算是半睁开眼睛看世界了。在此之前的所有记忆都仅仅是美好的幻想，是一个孩子脑海中想象和扭曲的美好幻想而已，这个孩子在这个讲求实际的世界里，却追求“过眼烟云般的荣耀”，并且一直追随了那么久。
这八年的生活有什么值得讲述的呢？我不再那么幼稚地以为自己“发现”了欧洲。可怜的欧洲！每年来欧洲旅行的美国游客有几十万人，大多数对欧洲一无所知。不过欧洲的神秘和魅力在于过去，而非现在。从兰兹角（Land's End）到布加勒斯特、从巴勒莫（Palmero）到挪威北部海岸，“普罗大众”几乎时时刻刻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想了解他们的生活，可以阅读《小人物，怎么办？》《好兵帅克历险记》《亚历山大广场》等书。[5]我没有提到俄罗斯，因为那里仍然存在着残酷、痛楚、恐惧、希望和自我牺牲这些难解的谜题，没有几个美国人乐意去体察这些东西，它们超出了普通美国人所能理解的范畴。但此刻我也没什么可表达的，因为我对俄罗斯的印象更多的还是依赖文学而非个人经历。
我的个人经历没有为文学提供丰厚的土壤。历险？！我没有历险。经历？一个对任何令人不快的小改变都感到不满的年轻美国人，身心因遭受现实生活的重击而崩溃，他的经历有什么价值可言？对生活的误读，对自我的误判，以及初次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旧世界时过重的忧思混合在一起，令他应接不暇，但从本质上讲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国内的经历会促使他逐渐摆脱这样的状态，就像欧洲让他改变一样。类似的心路历程比比皆是。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思维与他人完全相同，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看到一些别人忽略的东西。当我回首早年的生活，仍有很多鲜活的印象；那些日子丰富多彩，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如果有人将其整理成文字，用足够忠实的态度，简洁准确的风格再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将会构成一幅图画，人们或许会从图画的要素（哦，奇迹中的奇迹）中辨识出一个人的观点。受这种愿望和烦闷无聊的驱使，我回顾起既往的日子，很不情愿，犹犹豫豫，也很不开心。
[凯南接下来回忆了八年前离开美国赴日内瓦首次担任驻外副领事的情景。］1927年4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日子，豪华游轮“哈定总统”号在汽笛声中摇晃着慢慢驶离码头，开进哈德逊河之后直指下游，向着烟雾迷蒙的下纽约湾（Lower New York Bay）和纽约湾海峡（Narrows）平稳航行。我们一行四个年轻的驻外人员坐在船上，这是我们首次出国赴任：一位派驻不来梅，一位派驻斯图加特，还有两位派驻日内瓦。
热闹的场面！惊险的行程！远处码头上，亲朋好友挥舞的白手绢，一派欢腾！港口和城市里的喧嚣之声多么深厚洪亮！盘旋在船边的海鸥鸣叫，多么英勇自由！
纽约港逐渐从视野中消失，生养我们的故土越来越远。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不是春天吗？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西欧吗？谁没在春天里去过欧洲？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几位手持外交护照，乘船费用由政府来支付而已。
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由此开始，时间上的分隔，远比空间的距离更重要。我们也没有想过这是一种自我的放逐，远离了我们熟悉的一切和熟悉我们的一切。我们更不知道发生在这明媚清晨里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终结：首先是一种生活的结束，清晰地标志着我们从婴幼儿般的脆弱变得成年人般的强壮；之后，它被另一种生活所代替，模糊而陌生地预示着我们从强壮到脆弱的回归。
朦胧的夜色中，瑟堡到巴黎的海陆联运列车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微微晃动着向前行驶。我们在餐车里坐了很长时间，体味着禁酒令解除后久违的葡萄酒和利口酒带来的新鲜感。
透过乌黑的格栏，我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乡村车站的灯光从车窗边一闪而过，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满心的期待让我充满了自由和喜悦之感。邪恶的、迷人的、自由的欧洲啊！别了，我们那道德戒律永存的呆板祖国；别了，恐惧、压抑和伪善。我们又回到了拉伯雷[6]的土地，回到了巴黎的生活。在这里，每一条能体现为人尊严的大街中央，都有圆形铁铸简易小便池，这样我们就再也不必红着脸，低声咒骂没有“解手”之地了。在这里，拥有情人算不上丑闻，大家对此不过一笑置之，我们也再不必躲在汽车后座上亲热了。
当我向窗外张望的时候，并没有想起发生在德国的一件小事。公园里，一个德国小男孩和母亲在一起开心地玩耍，这是他作为孩童应有的权利。我用孩子气的嫉妒眼神望着他们，我嫉妒他们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此时的妈妈是玩伴，而非敌人。若是当时回想起那件事，可能我会更好地了解自己，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在窗外那被夜色笼罩的布列塔尼（Brittany）风光中探寻情色的气息。我并不清楚当时欧洲人正陷在更为严酷的生存斗争当中，传统的社会道德约束也变得更苛刻，与美国人相比，纵欲的空间更加有限。要是早知道这一点，我可能就会更深地了解我即将踏入的这个社会，也就能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
但是这些我都没有想过。第二天黎明时分，列车到达巴黎，我焦虑不安，难以入睡，便出门散步。我走过蒙马特（Montmartre）那虚幻而花哨的黎明，来到了这个困扰人类灵魂的危险之地：一个你无法找到真实的地方……
1927年夏天，日内瓦天气炎热，阳光充足。日内瓦并非每年都这样，今年实在是臻于完美的状态，阳光格外充沛，外国游客前所未有地蜂拥而至。海军裁军会议（The Naval Disarmament Conference）已经开了几个星期。[7]数百名与会代表和随从人员身心放松地跳舞玩乐，这是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形成的外交传统。日内瓦大学举办了外国留学生暑期学校，学生中有一些美国姑娘，她们的玳瑁眼镜后面是一双双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眼睛，在竭力看清国际联盟的光荣是否名副其实。日复一日，欧洲历史上最繁忙的旅游季节让疲惫不堪、眼花缭乱的人们犹如洪流穿梭于这个城市。国际联盟的常任委员们打着高尔夫球，技术娴熟，他们对德国人的提议绝不赞同。港口码头每天都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熙攘人群，白色的大型游船秩序井然地进出其中；横跨罗纳河的大桥上，挂着外国牌照的汽车川流不息。星期日早晨，港口的大喷泉喷出高高的水柱，水花儿在晨曦中闪动。战争结束了，危机还没有开始，这座一直以缺乏热情、高贵庄严而闻名于世的城市呈现出一种脆弱而虚幻的高雅，仿佛让人回到了1913年。
办完公事——和这些游客委实直接相关——我非常乐意参与到这短暂的喧嚣中来……不过，除此之外，我既不快乐也不平静，心情烦躁，琢磨着怎样才能度过一个独特而愉快的夏天。有几次小小的约会让人难忘……
在洛桑过了一天。在带漂亮花园的老式旅馆和湖边公园里，我看到了战前欧洲的枯燥与乏味。我想起了当时在领事馆里看到的一条简要记录，记录写在一个有四十年历史的老记事本上，事件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妇带着年轻的女儿游历欧洲，他们在美岸大酒店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女儿租了条小船，独自划入湖泊深处。就在那里，她从容地跳下小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汹涌冰冷的黑色湖水将她与华丽的酒店餐厅、紧身胸衣、高耸的女帽、火车、马车以及她那愚蠢的父母永远隔开了。我能非常清晰地想象出那个画面：夜晚的湖面异常静谧，东方是连绵的暗紫色群山，水波在船头荡漾。白色的蒸汽游船不时地喷着气驶过，码头上的管弦乐队还在演奏。或许，就在不远处还有条扬着红帆的石料船。黑夜里，空舟在漆黑的湖面上漂浮，没有人发现它，湖四周的灯火渐渐熄灭。小舟四处漂流，阵阵夜风吹起的微微涟漪轻轻地拍打着船舷，直到山后的夜空变红，天将破晓，湖面渐渐呈灰白色，映射出一片光亮。
总体来说，这座瑞士小城整洁小巧，端庄得体，城中遍布校纪严格的女校。洛桑历来是思乡心切的政治流亡者的庇护所，蕴藏在城墙之内的所有疯狂梦想、苦痛、挫折和渴望肯定让这座城市日益神圣或者饱受诅咒。可怜的洛桑！与其他地方的温泉疗养地一样，这里是世界各地养尊处优的富人的圣地，他们对这里的美景赞赏有加。如果在此地逗留得足够久，他们就会明白，即使身处最美的景致中也很难逃离自我；在从生到死的旅途中，没有几个可以真正称得上“家”的地方。
日内瓦一直是个不真实的舞台，一个炫耀不义之财和滥权的地方。对一个像我这样普通的外国人来说，日内瓦与质朴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几乎难以察觉。看到汉堡港的轮船、商人和码头工人，我的精神备感振奋，那里没有粉饰，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就那样爱上了汉堡，我从来没有爱过其他城市。或许，那不过是一种巧合，那时的我还年轻，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浪漫而富于想象力的汉堡也正处在发展的巅峰。[8]
● 2月12日
你感到有必要向女医生吐露心声。你急于告诉她你多么沮丧；告诉她你食欲不振，早餐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甚至是个负担；告诉她当你看到那些人——那些互相敌视、彼此非议还感觉良好的人——的时候，你感到你必须逐步摆脱离群索居的状态，重新投入当初心甘情愿放弃的生活当中；告诉她你的思绪曾经沉湎于过去，如今要抛开一切面向未来；告诉她你对未来其实没有信心，没有热望，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它。毕竟，你从来就没有成功地应对过生活。作为一个身体健康、事业成功的年轻人，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却躺在这家疗养院里，跟那些上了年纪的梅毒病人和患贫血症的妇女躺在一起，这不就是清楚的明证么？
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的女医生？哪来的冲动坦白？你真觉得她会帮助你吗？你知道她帮不上忙，任何一个女人都帮不上忙，除非她泯灭最后一丝女性本能，毫不留情直截了当地对待你，表现出你所应得的轻蔑。这有什么意义？你哪来的那些想法？
——啊，毕竟她负责看护我，她是医生，难道她不该对病人的精神状态有所了解吗？
——你这该死的伪君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对，先生！你的借口真是蹩脚至极！你是在疗养院，不是在精神病诊所。你要治疗的不是你的胃病，而是你的脑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脑袋需要治疗，那就面对现实去找精神病专家，但是别揣着你的小算盘鬼鬼祟祟地去找看胃病的女医生。
学会接受事实吧，凯南，不要逃避，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这对你启发女医生了解问题的复杂性毫无帮助，甚至也无助于她去分担你的不幸，而后者或许正是你所希望的。她不会关心你走出这里之后能否坦然面对生活，没有人会关心，所以如果你不成功的话，千万不要怪罪别人，是你自己的问题。行了吧，快省省吧！
● 2月14日
与男医生深入谈话。“医生，您看，我缺乏正常人健康的精神生活的基础，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一直屈从于外在的约束。我在稳定的压力下积极承担责任，这让我感觉好多了。我不敢放松，一旦放松我的健康就没法恢复了，只有彻底崩溃。我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只有一直骑下去，车子才能平衡，停下来就会摔倒。”
“很好，年轻的朋友，如果我告诉你，你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种压力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还会受折磨，而且你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打算怎么办？”
“听起来的确很糟糕，不过或许还有解决之道。首先，我说我没有办法放松，其实有点儿夸张。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放松，一种是睡眠，另一种是运动。我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睡眠时间和运动量。另外，我会非常细心地照顾自己，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垮掉。我可以过斯巴达式的生活，就像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一样。”
“你的妻子怎么办？谁跟她分享她的乐趣？谁与她共度青春、共享欢乐、共同面对社会？”
● 2月15日
从前有个小男孩，每到星期六，上午不用到学校上课，但是下午要穿着宽大扁平的圆领儿童舞蹈服和漆皮矮跟的轻便舞鞋，到“文艺协会”去上舞蹈课。他对舞蹈课讨厌至极，这种残酷的学习剥夺了他的假期，这对他来说是种侮辱，令他愤怒。
但是他没有办法摆脱舞蹈课，他的家人态度很坚决，他能做的就是报复。他要让家人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他要让他的痛苦为人所见，这样人们就不能熟视无睹了。他会去上课，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永远不会让他们感到满意，以为他喜欢上课。星期六早晨起床的时候，他常常缄默不语，那样子就像烈士从容赴死。一上午他都不讲一句话，也不出去玩。下午，他不会心平气和地把衣服穿好，当家人费尽心思最终让他穿上宽大扁平的圆领舞蹈服和漆皮矮跟的轻便舞鞋，将他送到舞蹈学校时，他就摆出一副牲畜被拖到屠宰场般的痛苦模样。他们也揍过他，但是无法让他屈服。
（这种事情应该如何避免？他的家人应该怎么做才更好？他们最大的错误或许是试图让这个男孩喜欢上舞蹈，他们希望男孩喜欢跳舞，这就给了男孩报仇的机会。他们可以强迫男孩去学校，但是无法让他喜欢舞蹈。他们原本就该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呢，你这个愚蠢的小傻瓜，舞蹈学校跟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你的感受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六七年之后，男孩成了一名军校学生。秋天傍晚，他所在的连队通常要在乡村公路上进行两英里急行军。这个时节的威斯康星州乡下已经比较阴冷，训练结束后要回的营房更加阴冷。寒冷的黄昏，当男孩迈着沉重的步伐在队列当中行进时，他感到异常孤单，他憧憬着轰轰烈烈的爱情美梦，在梦中他身着戎装，像王子一样浪漫多情。
接下来，盼望已久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节日就意味着美味佳肴、舒适的衣服、轻松的生活，还有女孩们。男孩在极度的兴奋中回到家，但是前几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座城市已经将他遗忘，将他忽略了。于是，他开始生闷气，无精打采地闷在房间里。这个时候，他的姐姐就会过来提些建议，让他去参加这样或那样的小聚会，邀请这个或那个女孩去看电影。这些可怜的小建议让他恐惧退缩，这还是属于他的圣诞节吗？那个孤独下午的所有梦想就是这些吗？不是！他需要的是理解，需要有人理解和同情他在军校里挨的拳头，尝到的侮辱、艰难和孤独，他需要补偿，要实现自己朦胧却辉煌的白日梦。他们要为他负责，要让他们品尝他的苦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抚养了一个问题多么严重的孩子。他有尊严，他们可以践踏它，但是不能摧毁它，他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蠢行付出代价。
所以，他拒绝外出，他要待在家里生闷气，读罗伯特·彭斯的下流诗，这本由他父亲编辑的书就放在卧室的书架上。
或许是出于本能，他在试图警告大人，他们养了一个桀骜不驯、神经过敏的孩子，他在寻求帮助。
后来，男孩长大成熟了，逐渐培养出对他人的责任感。他能承担起责任，但是无论他自己还是其他人都看得出，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过去他离经叛道，而今却以让他自己都吃惊的野蛮方式回归正途。他过得不开心，没有人相信他是幸福的，没有人相信他会得到幸福。他曾经饱受折磨，以后也将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离世那一天，这一点毋庸赘言。
生病是他唯一的解脱，他的病是医不好的……
你经历了最残酷的一课，但也是最必要的一课：耻辱！
你对生活、工作或自己肯定没有兴趣，却要假装拥有一切，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唯一能够战胜自我的方式，同时也能挽救你的家人。
肯定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你一旦进行严肃的思考，就会有人知道：那个时候自我意识就可能卷土重来，你又会陷入同样的荒漠之中。
你不再拥有个性，你的思想已经死亡，唯剩躯壳按部就班，继续苟活。
这些纯粹是无稽之谈。[9]这些都是不现实的，它们仅仅是借口而已，一个人想要身心健康地生活，就一定要有力量和勇气去达到这个目的，托词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毫无意义，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就一定能够得到。
不管怎样，你都无法改变。你发言、沉思、写作，但一切还是老样子，不会有任何结果。你只会越来越衰老，越来越冷酷，最后变得无能为力，不会有什么进步了。
最难应对的是，我的骄傲与对生活的热望紧密相连。当我坦承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我，对我来说都没有不同的时候，那就说明我对生活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了，这也意味着一切对我都失去了意义。我不想读书看报，不想跟任何人交谈，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除此之外，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可以恢复健康，继续受苦。要是有人说服我让我相信，恢复健康是一个困难艰苦的过程，那么为了自己好，我永远都不会去尝试恢复，如果人们对我每吃一顿饭、每睡一个觉、每长一磅肉都持否定摇头的态度，那么我可能立即就好起来了。
● 2月18日
（梦境）假期回家，我去了国务院驻外事务处办公室，我要问问他们下一次打算派我去哪里任职。让我失望和震惊的是，他们要彻底解除我的职务。我在莫斯科的一位同事H-n[10]把我驻莫斯科期间在办公室里写过的一张纸条交给了国务院。这张小纸条上写了太多蠢话，还有一些缺乏判断力的言辞，足以让国务院将我辞掉。而且，那个月我的事务管理报告又做得糟糕透顶。
我想起了家人，我似乎听到了格蕾丝的声音，我想到如果我丢了工作，家人就会立即陷入贫困。我请求H[11]，告诉他我乐意接受他们指派给我的任何职务，哪怕让我当一个打字员都行，但是请不要解雇我，他说他会再考虑一下。当时，我想他所说的不过是讽刺话而已，很可能他并没有下决心彻底解雇我，只不过是想吓唬我一下。但是，我知道是H-n在背后说我坏话，他总是跟我过不去。
● [日期不详］
或许可以这样来描述下面的情形。很不幸的是，人类会受某些自然本能的驱使，其中之一就是繁衍后代的本能。在现有的文明状况下，要想满足这一本能，却不面对烦扰复杂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从这一方面看，我们的高级社会组织形式反对不可捉摸的本能，试图用禁忌和惩罚对这种本能加以驯化和规范。如果有人夹在本能和社会规矩的齿轮之间游离不定，他会被碾成碎片。一个人要么违背社会法律来满足自身的本能，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要么在精神层面上遵从戒律，尽早接受死亡日渐临近的现实，放弃自己的生活，顺从天意。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压抑的本能会渴望报复，而社会对他也不会完全满意，但是做出这样的让步，总比被碾碎好得多。
● 4月9日
在我看来，从守卫人类生活规律的神秘堡垒中，我至少获得了一种知识（Erkenntnis），我感受到工业化强行介入人类生活所带来的悲伤。这种悲伤不仅仅限于工厂，还体现在与之相连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当它与贫穷、肮脏、疾病相联系的时候，就可能转化为恐惧和失望。当它与巨大的力量和壮丽的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悲剧色彩，从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精彩的主题。工业化是城市夜晚闪烁的光芒，工业化使大城市周边在星期日出行的人苦不堪言。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工业化的气息。与正受到工业化入侵的乡村相比，偏远城镇的污秽、褊狭、丑陋暴露无遗，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让人伤感的因素。它并非来自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关系”，而是来自机器生产对人类身心造成的破坏。这种悲哀就好像养在公寓里的警犬，只能倚着窗户嗅着外面的空气，感受窗外的阳光。
至少从目前来讲，人类无法逃避工业化，但是如果能看到它的活力、必然性以及美好的一面，那么生活就不会那么让人困惑和惊恐了。
安娜莉丝和格蕾丝起程离开维也纳的时候，从车窗探出头来与我吻别。那是一辆崭新的蓝色汽车，擦得锃亮。安娜莉丝努力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但没有成功，格蕾丝的嘴唇梦幻般地沿着车窗的金属嵌边游走。有那么一会儿，我一直盯着汽车侧面的蓝色光泽出神。
车子慢慢开动，安娜莉丝无法再探出头来与我吻别，她伸出手来，我吻了她的手。格蕾丝脱下羊毛手套，也把手伸出来跟我告别，我也吻了吻她的手。虽然那一天我心情惆怅，但至少在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 4月10日
下午，坐在疗养公园（Kurpark）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读奥地利历史。看着来往忙碌的女护士，我悲伤地想起了往事，自己曾与一位真正的淑女相交多年，那段日子对我的单身生活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
● 4月20日
我像往常那样反思，对自己的可悲个性发起了一次小小的革命，结果我可悲地意识到，你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你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长期的努力去影响他，就像对待植物那样，逐渐地去改变它们所处的环境。变化必然会发生，问题在于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 5月10日
今天上午，阅读俄罗斯历史，看到16世纪的国家政治制度思想，突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强大和吸引人的无产阶级国家观念，目前是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新鲜感，是否连同那些无可回避的神秘法则一起被抛弃了？对我们的父辈而言称得上完美典范的瓦格纳风格音乐，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只不过是逝去时代一个有趣的纪念碑而已。人类本性是否又一次被粗暴地压抑，还被无产阶级独裁统治并最终实现无阶级社会的观念所吸引？俄国的实验难道还没有证明——如果它曾经证明过什么的话，人们轻易就把政权移交给最冷酷无情、意志坚决的政治力量，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这类政治力量只会继承前任政权的恐怖和利益，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下剥削人民，维持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
苏联人还会不时夸耀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国家畸低的生活水准和落后的状况会让他们摆脱困扰着发达国家的很多特殊问题。这种自我吹嘘可能会影响目光短浅之辈，但这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争论，它能吸引的只是自由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圈子。身强体壮、身穿工装的工人们卷起袖子，挥舞红旗，大踏步地迈过戴着高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宣传能否像战争刚结束时那样抓住人心？对此我持怀疑的态度。
● 6月4日
我是美国政府驻外事务处的官员，我被派驻维也纳，负责一部分繁文缛节的管理工作。很快我将调换到另一个岗位，之后还会不断地调换。我会变得大腹便便，头顶光秃，固执己见。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爬上一个高位，在退休之前能对外交政策的某些领域产生些许影响。与此同时，我偶尔也要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作为父亲、丈夫或一个普通人的不幸。作为补偿，我会不时地收到意想不到的奖金和荣誉。最后我会死去，国务院驻外事务处的日志会刊登一则讣告，孩子们会把我过去的信件都扔掉。
● 6月25日
我的眼前又有了新的展望。（还会有多少？多久才会有？）这次绝对不能像上次那样黯淡消逝了。绝对不能！
责任心、自我牺牲、顺从隐忍、意志坚决，这些品质给我们带来尊严，基于这强烈的尊严，我们得以立足。这就意味着对个人生活的放弃，这一点我很清楚。
（为什么不放弃？你被打败了，承认吧。你已经被击败了，言语无法形容的羞愧和耻辱，你不再拥有个人尊严，你剩下的只有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官员的尊严而已。）
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吧，你已经失败了，明白了吗？该死的，你失败了。
● 7月16日
早晨感觉很糟糕，在办公室里发牢骚。屋里又闷又热。今天是舒施尼格[12]夫人的葬礼，天空中阴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钟，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部长参加完葬礼回来。他说总理处于崩溃的边缘，还讲述了在没有太阳的闷热午后，参加葬礼的人群从墓地逐渐散去时，一位赤身裸体的妇女从附近的一座房屋里跑出来冲进人群的小插曲。警察不得不制服她，把她带走。有一位外交官看到那女人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 11月11日[原文如此］
11月14日星期四中午，我从波兰到达莫斯科。在大使馆吃了午饭，然后开车去莫霍瓦亚（Mokhovaya），回到新公寓睡觉，我得好好休息一下，有点儿感冒的症状。
最初的感觉有点儿奇怪，一切看起来那么安静，那么井井有条。厕所的门链坏了，不过办公室有位心灵手巧的同事用回形针把它修好了，我感觉好多了。我还发现浴室的浴缸水龙头漏水，水淌下来，和着肮脏的灰泥流进油毡地板的裂缝里，不过很快也修好了。还有几个门把手坏掉了，我倒是觉得没有必要浪费钱去修理。
星期五，法令颁布下来，取消了外汇商店和国际旅行社的外币兑换业务，施行稳定卢布币值的政策。[13]我闻讯差点儿从床上跳下来，安娜莉丝对此不以为意。她不想听我呼天抢地，强拉着我喝了一碗洋甘菊茶。晚些时候，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讨这件事，还即兴唱了那首歌：“请从夏威夷给我带一个花环，这里的花环实在太贵。”达比和查理[14]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用卢布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饭，可爱的外汇兑换券跟我们彻底告别了。我们吃完“最后的晚餐”，脑海中想象着衣衫破旧的六个老男人，挤在未来红场游行的队伍里观看戴着高帽的无产阶级漫步而过的场面：那就是我们，莫斯科外交使团的剩余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