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奋斗。在第二个阶段中，人民谋求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民主。在第三个阶段中，人民希望从封建主、个体剥削者和旧的社会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这三个阶段，我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都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从人身自由的观点来看，第二个阶段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反对个人受剥削和反对半奴隶制的斗争，总是不可分割地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结在一起。其原因很简单：封建统治者—地主，高利贷者和地主管家，到现在还是同买办或官府勾结在一起，而买办和官府又同受到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炮舰和军事行动保护的外国势力相勾结。因此，人民一直在争取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把政权看成是救星，而不是压迫者。
我在本书中已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农民是怎样在共产党的发动下挣脱了封建枷锁的。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下：共产党把妇女从男人，儿子从父亲，农民从高利贷者，佃户从地主，壮丁从征兵官吏手中解放出来；因而确实给中国的贫苦大众带来了许多新的自由。
但是这种解放具有双重性。要通过一场革命使贫苦大众获得同其他人平等的权利，就不能不妨碍另一些人的自由。在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手段解放妇女的作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温和作法)，不仅限制了男人的意愿，在某些情况下，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自由婚姻打破了父母的包办，违反了孝顺父母的观念。把民族工业家从国民党领导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也就等于打倒了大资本家。一句话，奴隶的自由必须以主子的自由作代价。革命本来就意味着在解放一个阶级的同时打倒另一个阶级。中国革命已经解放了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打倒了地主和买办阶级。
危险在于新兴的革命阶级可能不但打倒统治者，而且也打倒其他一切人，到头来也打倒它自己。同任何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未必能完全避免这种危险。
在土地改革的最初阶段，地主不仅作为一个阶级被打倒，而且往往在肉体上也被消灭。当狂热情绪席卷农村时，许多无辜的人(不只是地主)被打死。更多的人受到嘲弄、谩骂和侮辱，被剥夺了正常的公民权利。需要乃是任何革命的上帝。这个上帝完全不受共产党的约束，而且往往取代了所有的权力、特权和临时法律。
毛泽东竭力想控制他自己所煽起的旋风，但是他的话经常披风暴的怒吼所淹没。不仅如此，许多党员把夺权斗争看得高于一切，竟直接下达了完全侵犯公认的人的自由权的命令。
我在晋察冀边区读过一份报纸。这家报纸批评某些土改干部在对付地主富农时没有肃清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它举了一个村子的例子，号召大家学习。这个村子不谁地主参加农会，地主没有路条就不准擅自离家，要求村里的儿童嘲弄地主家的孩子，不和他们一道玩耍。这样，使每个人都认识到当地主是莫大的罪过，甚至连子女也得为上一辈犯的罪而受过。
我曾遇到一个干部。他是某城市的市长。他过去曾幻想战争结束后到外交部工作，日夜向任何希望出国的人发放护照。由于蒋介石象斯大林一样只让少数经过挑选的人出国，我的这位朋友竟把这种幻想当作革命胜利将带来的自由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可是事实上，一些人甚至不准离开他们的村子。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幻想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说句公道话，由于各处的情况并不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据我所知，在刘伯承领导的地区，干部们竭力保护前地主的权利。但这完全取决于地方干部的善心和党的机构的好意，而并不能充分保障自由。共产党地区所需要而又缺乏的，是对权力的各种约束，一整套法律和新的法庭制度，以及必须对一切由群众作主的作法加以限制。
三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解除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国家摆脱了西方的统治。但他们是否使人民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却很难说。人民将不再受到蒋介石那样的专制暴政的统治，但大概仍要受到权力的约束。
这种结果并不产生于任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革命本身的规律所造成的。原因在于，最穷苦的农民是农村中造反的中坚力量。他们把共产党、或者至少是八路军看成是替他们谋幸福的救星。他们往往使群众组织获得最广泛的权力。这些农民依靠自己所创立的权力，使自己摆脱了旧制度和旧的统治者的桎梏，但他们现在所建立的新制度和新的统治者，其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统治者。
这个统治者不是别人，就是“人民”自己。在今天的共产党中国，人民被认为是掌权者，一切都属于人民，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共产党人明确地公开宣布一切权力归人民；他们还明确地公开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由于权力属于人民，人们可能会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景会得到保障。但发展的趋势却恰恰相反。因为，顾名思义，任何基于普遍意志的权力，最终必然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它。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共产党也很得意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使社会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犯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把人民的权力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自己却很少犯这种错误，他们异常直率。他们对我说人民是他们的“亲骨肉“。这个意思很清楚，他们讲的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而不是什么个人自由。
抗日战争和内战初期，人们在共产党地区享有广泛的个人自由。因此讲人民战争、人民民主、人民政府和人民权力是很有道理的。道理很简单：游击队和游击败府中的任何人都有机会分享权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人民实际上参与了建立政权，他们没有理由抓疑代表他们自己的机构。所以，他们在人民意志的旗帜下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的政权。八路军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八路军。共产党人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只要权力局限于小范围地区，人民能加以监督，这种说法就是对的。
但是共产党现在已经控制了拥有据近两亿人口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说人民有至上权力就不对了。人民可以领导一支农村游击队，可以领导某个村子的土地改革，但他们无法领导整个中国。至上权力意味着发号施令。很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号施今。
共产党所用的“人民‘一词，常常使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过去中国皇帝自称为天子。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之子．换句话说，人民取代了上帝，共产党取代了皇帝。皇帝秉承天命而统治，共产党受命于人民而统治。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死人的专制之下。他们必须尊崇祖宗。现在，共产党说，人民就是祖宗，应当尊崇人民。用西方的语言来说，至高无上的皇帝为至高无上的人民历取代。神的意志为人民的意志所取代。如果一切人的意志都应服从于最高意志，那么个人就应该服从人民，有些情况也确实是如此。在群众大会上，迟到的人有时被罚向大家鞠躬，达叫做“向群众道歉”。这也就是向至上权力低头。毛泽东的许多追随者在宣扬平民权力的时候，所提出的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宣传“走群众路线“，说人民永远是对的，人民不会做错事。这样，他们就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很明显，如果人民不会犯错误，那么代表人民的权力也同样不会犯错误。毛择东一向反对这种理论。但是共产党现在仍大谈“人民”，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个人必须服从全体人民。共产党把人民奉为高于一切的万物之源，于是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使他们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一切都奉献于人民，也就是说，奉献于统治者，奉献于权力本身。中国革命并不是以西方概念中的个人自由作为基石。你可以检查毛泽东的著作，其中很少谈及个人的权利。他的文章饶有风趣，锋利，分析中肯，却很少谈到个人。毛泽东历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他的追随者通常讲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共产党人不大考虑复杂的动机。他们不想引起混乱，他们不想使反对派得到同情。他们提倡为人民服务，要求人人都从社会角度考虑问题。共产党人认为个人主义的哲学是自私的。中国的许多问题就是这种利己主义哲学造成的。人们在谈心会和学习会上不断强调这一点。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用南京发电厂职工召开的一次会议来说明。该厂副总工程师、康内尔大学毕业生张蓝柯，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
“我已五十多岁，在国外留过学。年轻人的恭维使我自以为很有学问。有时我也看一些书，但完全是为了个人。现在我的学习目的变了。我认识到只有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个人才能有前途。正是个人主义之类思想，使得国民党政权内部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成风。“
共产党的主要口号—翻身，斗争，悔过自新，改造，整风，咱们是一家人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团结统一，做到同心同德。但这是社会平等，而不是个人自由。
当今中国的领导人都十分强调民主，对自由则含糊其辞。毛写了一本论“新民主主义”的书，但其中很少提到个人。孙中山把民主，而不是自由(民族自由除外)，列为他的三民主义原则之一。也许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人的自由来自于国会和议会。但实际上，是对行政和立法权力起约束作用的司法机构使人民得到自由，
所以，即使共产党在农村中实行选举，也很难相信选举本身将保障个人自由。只有当个人受到保障时，不受限制的民主才能同自由并行不悖。在传统上，中国很少有这方面保障。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是把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责拱手交给贤明的统治者。
至于建立在社会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之上的“人民专政”是否能够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比过去好些，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历史去回答。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共产党的“平民”主义理论将以完全不同于西方式的方法来解决自由的问题。
四
蒋管区不存在和平集会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少数几个大城市例外。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上述自由也受到限制。而共产党地区则有一定的结社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在农村中极为活跃。这些组织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有时还批评农村各方面工作中的问题。
土地改革的章程规定，政府应给予农民及其代表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和检举各级干部，罢免和选举政府和农会组织全部干部的权利。
不幸的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农民并不经常行使这些权利。但也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例子，说明有人敢于对八路军干部行使这种权利。我在河北时曾遇到这么一件事，一位农村民兵拿着村公所的传票步行五十英里来到北方大学，要求把一个在该校担任教授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交给他，带回村里受法庭审判。尽管教授的同事们表示反对，他还是立刻被交给这位民兵带走了。教授被带到村里店，因过去犯的一些错误受到“斗争”。他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大受羞辱，最后灰溜溜地回到学校。这类事件使解放区的许多知识分子惧怕农民和他们新获得的民主权利。
言论自由对共产党地区人民中的许多阶层来说是一种崭新的自由。如前所述，华北某些地区的穷苦农民过去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不敢公开指责地主。如果一个农民胆敢顶撞地主，他就会被关别土牢里，被赶出村子，或者被杀掉。现在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穷人可以象任何人一样自由讲话了。
言论自由对华北农村的广大妇女也是一种新鲜事物。她们不再象先前一样，只能低着头坐在桌旁，等别人问话时才能说话。她们现在拥有同男人平等的权利，想出门就可以走出家门，可以自由集会，参与政治，管理本村的事务。
由于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于是人们可以大胆提意见，抱怨，发牢骚。但是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似乎是没有的。
共产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但上海的中共官员公开声明他们不给“反动派”以出版自由。说句公道话，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向来都是军队、政党和政府办的。所以，共产党封闭许多报馆，也无非是做了我们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事情而已。上海和天津原来有几家独立报纸。这些报纸曾经不时激发公众舆论，使蒋政府有所顾忌。后来共产党允许这些报纸继续出版，正如他们也允许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继续出版一样。但是共产党对报刊的基本态度，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报刊批评他们的政权。
尽管共产党内绝非舆论一律，但是党的领导人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认为文学应该服从政治。解放区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毛唱反调说政治应服从于文学。有些党员对他很恼火。但仍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表意见。由于毛一再宣称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于是宣传官员就附和他的调子，声称不存在中立的文学。他们说，所谓的中立文学统统是“伪装”的。
尽管共产党利用报刊为政治服务，但至少在内战时期，在整个共产党地区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新闻自由。共产党领导人，非党游击队队长和县干部经常对我说，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公开的。我认为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说法是完全真实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象共产党这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自上而下地搞革命，没有彻底的沟通消息的自由是不行的。为了宣传他们的政策并了解农民的想法，共产党需要这种自由。
本书之所以充满了关于暴力的描写，原因之一是我曾特意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这样做绝不是想要诋毁共产党，而是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很有价值。当局不仅没有阻止我了解这些情况，相反，大家都尽力帮助我搜集材料。本书关于土地改革的报道，大部分来自于村、县土改干部和农民的介绍，以及我本人的见闻。共产党的各级机构提供的情况甚少，而且缺乏我自己在本书里所介绍的许多细节。为了了解情况，我走村串户，一个一个地找干部谈话。这好象一个学生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每个教室上的课都不一样。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尽管共产党人有二十年的经验，他们也得采用大致与此相同的办法了解土改中的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太大，采用别的方法不行。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土地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偏差、错误和不公正的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态度)，这些错误并没有僵化成教条。新闻自由是任何一场革命的生命线，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革命时期的新闻自由是一国事，革命以后的新闻自由却是另一回事。共产党目前正在夺取国家政权，今后在他们的辖区内不大可能象以前那样自由传播新闻，特别是国外新闻。
五
共产党为了恢复社会安定所进行的斗争，必然会赢得任何诚实的观察家的高度同情和尊敬。资本主义文明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使中国人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怎样行事方是正确的。习惯和传统已无法迫使人们遵循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使用高压手段才能使人们就范。
蒋介石使用的高压手段是警察和特务。但是，警察和特务的人数不可能多于老百姓，因此他被推翻了。现在共产党正采取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启发、唤起人们社会良知的办法来控制中国人民。某些观察家说，这是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来铲除异己，实现大一统。不过，大概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中国恢复社会安定。
共产党在着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时，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不仅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传统和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随着物质条件的缓慢变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人生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缓慢。但是现在历史不容许它继续那样极慢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封建主义，驱逐帝国主义，使国家获得真正而彻底的独立，不得不以极大的力量和宗教般的狂热进攻习惯势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殃及个人自由。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但他们的美德本身却使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反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哲学的人都是错误的。他们并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狂暴之徒。他们从不盛气凌人，嚣张跋户。他们很少使用暴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有时也可以见到例外)。他们欢迎批评，在解释他们的纲领时令人难以理解地耐心。他们也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们并不指望中国能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一个理想社会。他们讲求实际(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而言)。尽管这样，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历史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所有的人。这样一来，自由就受到威胁了。
翻身这个口号体现了改造人的哲学。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竟然会既震慑邪恶，又损害自由。翻身是改造地痞、二流子和鸦片鬼的极有效的手段。无可否认，确实有不少以前的社会渣滓被改造成为有用的人。但另一方面，在那些职业社会改革家的手中，这种改造人的哲学有时竟成了精神压迫的武器。青年学生经常挥舞着翻身的口号干涉别人的自由。不仅如此，由于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贪污舞弊，检举反动派，改造别人，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监视别人的暗探。这种危险在共产党辖区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这种倾向确实存在。
“斗争”的方法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干部手中是一种很危险的武器。实际上“斗争”这个词在一些地区具有很不祥的意义。只要一提“斗争”，就足以把反对派吓倒。
中国共产党人很以其‘自我批评“的方法而自豪，这不无道理。因为只有不断检查自己，他们才能改正错误，防止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是“检讨”和“整风会”的目的常常不仅是为了纠正干部对群众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同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个人信念。许多从蒋管区投过来的知识分子私下告诉我，他们开始时很讨厌这些批评会议，但后来逐渐愿意参加这些会此因为这些会议有助于他们改造“世界观”。虽然这种思想统制的方法还未搞得太过份，但它有可能扼杀人们的活跃思想，使人们完全按照党的政策进行思考和活动。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既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正确的行为准则又已荡然无存，所有其他集团在道德上都十分无能，又怎么可能不这么办呢?共产党的反对者均无法反驳这一点。
西方毕竟有足足一百年的时间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好的生活方式，蒋介石也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这样做。现在轮到共产党来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社会了。
六
任何关于自由的讨论，毕竟很难得出什么结果，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的。根明显，自由同宗教一样，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农民的上帝未必是哲学家的上帝，穷人的自由同资本家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肤浅的观察家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制度证明任何他所希望的赞成或反对的结论。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已成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或者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一股来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辖区的自由存在着两大误解。共产党在自己的地区所消灭的最大自由，就是旧政权直接通过秘密警察、匪帮、宪兵，或者见解通过通货膨胀、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贪污舞弊，来残害人民的自由。
另一方面，一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人民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人民的自由。
两者也都忘记了，革命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创建新的权力(连美国革命也是如此)。两者都不懂得，一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和一场已大功告成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最后，两者还忽略了这一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尚未完成，在目前阶段也不可能明确地建立任何自由制度。
考虑到这些因素，并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们可以重新归纳一下共产党辖区自由的情况。共产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得到了他们前所没有的下列自由，
免受饥饿的自由，武装起来的自由，婚姻自由，选举自由，和平集会及批评政府的部分自由。
共产党保证了除官僚资产以外的私有财产的安全，但他们取消了出租土地的自由(特殊情况除外)。
共产党地区的人民普遍有旅行的自由，不过将来未必有出国旅行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特别是涉及到社会当局)要比以前广泛得多。但是否会有美国今天的言论自由，则令人怀疑。现在仍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但许多报刊都是政权的喉舌。
在农村中，人民已经摆脱了封建统治者，基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农民将不再会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被高利贷者吸尽骨髓，或被抓壮丁。丈夫不许打老婆，当官的不许打当兵的，当兵的不许打老百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不用担心被军队抢劫。
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他们并没有接管所有的工业、商业、农业，并置其于国家(即党和领袖)的管理之下。他们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他们还没有消灭一切差别，从而消除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共产党人不杀俘虏，他们没有押运死刑囚犯的汽车，没有流动法庭，也不在大街上枪决犯人。党尚未建立恐怖制度。党的高级领导人强烈反对暴力行动，虽然并不总是成功的。
共产党没有对政府雇员实行忠诚检查。他们没有地区性的反颠覆法。他们没有设立非华活动委员会。他们没有禁止他们的主要反对党—国民党的成员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没有把作家召到特设委员会，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参加了什么党派。他们有意对大多数从前的反对者采取温和态度。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保证国民党军官在农村中可以分到土地。
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全面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控制。他们大搞群众性的宣传和教育在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学习小组。这些小组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社会意识，
却造成了令人感到压抑的舆论一律。有迹象表明，党最终将对文学、艺术、戏剧和科学采取某种形式的控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党公开对立或者批评党的根本政策的情况是极少有的。允许各党各派的成员进入政府，但不允许“反共分子”进入政府。
可能要进行比蒋介石统治下规模重大的思想灌输运动。已经开始改写历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在东亚活动的历史。
共产党许诺人们可以有信仰自由。但一切迹象表明党打算过问没有改造的人在道德、哲学和心理方面的观念。无论什么时候党总是在忙个不停。它的干部深入生活，接触了蒋政权从不了解的许多方面。由于在中国能读会写的人将成为统治者，因此知识分子就成了灌输道德概念的主要对象。关于改造、侮过、整风和检讨的无休止的谈论，最终可能形成新的正统作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思想方面的压制还极微小。
根据人身保护法人们所应享有的人身自由，由不受国家权力机关控制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西方人直到最近还从为是理所当然的其他种种权利是否存在，仍然都是疑问。
中国从不存在象样的独立的法院系统，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从头搞起。人民法庭在目前通常是附属于政权的机构。斗争会和坦白交代会有时完全成了报私仇的工具。人们有时被迫贬辱自己向“人民”检讨，认罪，而毫无辩解的机会。当前，共产党的法律体现了不断前进的人民的意志以及不断壮大的政权的需要。除非共产党建立独立的法院系统，否则法律就没有任何权威。政府可能仍象蒋介石时代那样继续由人控制，而不是按法律办事，因此个人自由是缺乏保障的。
如果认为共产党中国将会实行与美国相似的自由制度，那就错了。不论中国存在什么样的政府，她的自由制度，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会同美国的制度一样。自由制度不仅同政权形式有关，也与地理环境、传统、习惯、信仰和感情有关。
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象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一言一行都从个人自由的信仰出发。他们对自由主义毫无兴趣，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藐视。他们希望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看来他们决心要置社会权利于个人权利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