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清朝也是如此，她就算发展得如何辉煌，为中国奠定了多少基础，也终究是历史中的一页，注定要被翻过。清朝的衰败，从它的两手政策开始。
第一手政策：地丁合一，又称摊丁入亩。
这个政策是康熙年间制定的一项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也是明朝张居正所创立“一条鞭法”的“升级版”。这是一个税收经济与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数据统计分析法，肯定是一堆同比环比百分比。我对数学不怎么在行，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下“一条鞭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明朝实施“一条鞭法”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封建社会，国家有向社会征赋税和徭役的权力，赋税就是按照你所拥有的田地的亩数量来计算征收，而徭役比较好理解，就是征用百姓的劳动力。这些钱的征收多少国家都是有指标的，由中央政府开出总的征收预算，然后各级地方政府以“分猪肉”的形式完成任务。
而我们回头看看明朝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和地主土豪们们都是大地主，讲究的是家大业大，丁财两旺，地多、钱多，自然小孩子也生得多。这样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赋税徭役征缴的政策，也是比较合理的，家里人多的有钱人自然的就征税多一点，穷人百姓占地少的，家里人少点的就征少一点，这样本来是没有错的。
但是错就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优良”传统。
土豪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对他不利的政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它，比如政府的人来测量土地、统计人口的时候拿钱贿赂一下政府官员，打个招呼隐瞒一下，回头让政府报告少测几十亩地，少算几十口人，这样不就成了？
成了！自己要征缴的赋税和徭役就少了。
对于土豪们来说，这些和钱有关的事情都只是一单交易、一门生意。花点贿赂官员的钱作为成本，就少支出更多的钱和人力给国家，同时也满足政府部门之中一些掌权之人以权谋私的欲望。一举两得。
所以土豪们在这个政策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向国家交了多少税。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央下分到各级政府的税收任务不会因为土豪们交得少而减少，所以未征够的赋税和徭役又分摊到了没有关系、没有能力和没有金钱去贿赂相关部门人员的贫苦百姓身上。这样的赋税徭役不均问题很严重，引起了社会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就在全国开展重新丈量土地的工作，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狠，相关测量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比较高，重新丈量的结果比旧的统计数据增加三百多万顷，使许多土豪原来隐藏的土地重新浮出了水面。
随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的征收方案。
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
第一：赋税和徭役都统一以货币的形式征收，只收钱，不收粮食农作物商品。
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伙为了交税，都把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买卖，挣了钱再进行上缴。这一条政策，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二：一部分的徭役分摊到了田地的赋税里面一起征收，反正就是不用抽壮丁去替国家干活了，按人头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如果国家的建设确实需要人力，就由政府向社会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发工资请劳动人民来替国家搞建设。
这样的做法比较合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更多的人能够脱离国家劳动的束缚，专注生产和农业劳作。
“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有了原版的基础理论，我们来看看清朝的的“摊丁入亩”政策是怎么一个“升级版”，它的规定又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清朝为什么要对“一条鞭法”进行升级。
丁，就是人头税，作为“一条鞭法”的延续，按照当时清朝初期的情况，人头税每年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样的数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大的一块财政收入，但是对于贫苦的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由于清政府也没有在群众中广泛开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也继续得以积极的传承，清朝社会稳定时期，大家都忙着生儿子，人口的数量飞速发展，虽然当时养小朋友的成本没有奶粉和纸尿片这两座大山，但是人头税却成为另一颗巨石压在了每一个贫苦家庭上。
多少贫苦家庭为了逃避这个人头税，藏的藏，躲的躲。虎毒尚不食子，可当时的穷苦百姓为了少交人头税却出现了溺婴的事件，目的都是为了减少自家的人口，以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这样一来，清朝的丁税就经常收不齐，而且因为百姓经常躲避人口普查，政府也掌握不了全国的实际人口数量，使国家的管理造成了困局。
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康熙对“一条鞭法”进行了两步升级。
第一步，人头税不再按照人口的增长逐年增加征缴额度，而是以公元1711年那一年的丁税的缴交额为定额，此后的人口增加，税收也不增加。（生不增）
第二步，摊丁入亩，把各省原来分配的丁税征收额度分摊到各州县的土地上。
摊丁入亩的直接效果就是包括人头税在内的税收全部按照田地面积来征缴，家里土地多的就交多点税，少的就少交点，没有田地的，连税也不用交。
这样的政策，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是一大福音，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生孩子要缴税的问题，切实减轻了贫苦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府惠民工作的一大进步。
但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来看，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要征缴人头税的时候，人口的增长都得不到压制，人头税不用交了，老百姓对于造人工程的投入力度会不会用泛滥来形容？
答案是肯定的，摊丁入亩后，清朝人民欢天喜地地生娃、生娃再生娃，使人口数量得到了质的飞跃。
据统计，中国自西汉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时的数量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
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亿七千万，
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了一次，又涨了，去到了三亿六千万，
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普查一次，人口已经到了四亿一千万。
由于不用交人头税，百姓没有躲避人口普查。所以从实施摊丁入亩之后所统计的人口数量都是比较准确的。人口的增长给清政府和社会造成了负担和压力，也给近代长期战乱埋下来一条很长的导火线。
第二手亡国政策——闭关政策
这个政策对比摊丁入亩会比较好理解，也容易让人把它与亡国联系起来，顾名思义就可以看到，闭关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自给自足。
给予清朝统治者实施这个政策的自信来源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他们自认为中国啥都有，没有任何与其他国家通商的必要，而且清朝自认为外国都是一些落后的小国，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比不上自己，小国们迫切希望与中国通商，贸易货物，是因为它们的物资短缺,想来中国这里赚点钱。而中国愿意与外国通商，是我泱泱大国给予外国的一种恩赐。
简单点说就是清朝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大户人家，而自己的府邸门外经常活跃着一堆关东煮、麻辣烫小贩、叫花子什么的。主人看着就烦，除了偶尔出来买点东西，施舍一下外，大部分时间都关起门自己玩。闭关政策源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说白了就是看不起其他来中国做买卖的国家。
当然，除此之外，由于明朝所受的倭寇、外国殖民的事件影响，清朝实施闭关政策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减少国内外人员的各种交流，杜绝外国以各种手段入侵，也算是一种国防政策。
所以闭关政策的实质，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
这个政策把清朝与外国商船的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广州以外的港口不能停靠外国商船。这个规定缩小了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的航道和范围，直到**战争后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清朝还专门特许了一种商人专门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商人名字很多样化，叫行商，又叫洋商，也有叫官商，这些商人设立了洋行，专门与搞对外贸易经济。
洋行的老板都很有钱，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清政府统治底下合法的对外贸易商人，搞的基本是垄断生意。不像现在的国际自由贸易那么火，随便找个外国友人或者居外华侨就可以搞搞欧美日韩代购啥的，微信一打开漫天都是都是精选进口货。
当然，洋行老板们除了有钱外，因为和清政府的关系，他们也很有权，换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来说，行商在清朝统治时期除了专营对外贸易之外，还承接了海关、政府接待办、公安局、外交部的等部门的部分权力，负责外国商人的贸易商税征收，安排外商在国内的居住及安全问题，还有外商想和清政府提个建议、点个赞啥的都需要通过行商来传达。
因为行商毕竟还是商人，没有实际的执法权，为了更有效地限制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活动，清政府又制定了一堆规矩来来管住这帮洋人。
例如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后只能住在洋行附近的酒店，不能随便外出，不能带女性入住（笑），不能在广州过冬，不能坐轿子，不能请中国人干活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共识，也有政府的强制手段，所以洋人当时在中国非常听话，很守规矩。
当时的中国没有租界，也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还没有被“东亚病夫”冠名，但是这些种种不合理的狗屁东西，却因为这次闭关政策的实施和持续而最终出现。
闭关政策把中国与外界竖起了一块屏障，阻挡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也阻隔了国人的眼光和视野。
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无法阻止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野心。
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英国、法国、美国都先后开始了对外的殖民扩张，说白了就是一伙强盗，学会了穿西装和开枪这两种技术后到其他国家抢钱、抢人、抢资源。
英国为首的他们仨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逐渐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一辈强盗地位，开着炮船四处轰炸，四处抢夺，从非洲到中东，再到亚洲，英法美一路就像一堆蝗虫一样四处掠食，留下一地荒芜。
这次，他们来到了清朝统治的中国，看到的除了遍地的黄金白银之外，还有一堆手无寸铁、思想愚昧的百姓。
这样的情形，就像一群流着口水的饿狼，凸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球外出觅食，突然发现不远的地方就养着一圈肥嫩的白羊，羊群天真无邪的脸部表情告诉他们，是时候开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