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断腿巴利还是海湾战争正酣之际，当时我正单枪匹马地从“飞毛腿”横飞的特拉维夫绕道尼科西亚、开罗、安曼重返巴格达。我的北大老校友、中国驻伊拉大使郑达庸一见面就塞给我一封信，还神秘地挤了挤眼睛：“这可是美国来的！”能在炮火连天的巴格达看到扔炸弹的美国人的来信，本身就挺幽默。信是我的老朋友、世界新摄影大赛金牌得主阿龙·瑞宁格写来的。他在信中列数战争罪恶，劝我还是离战争越远越好，并引用《圣经》上的一句话：“玩刀者，必死于刀下。”知道我为人固执，阿龙特别提到我的好友、《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在贝鲁特险些丢了性命。
在阿盟外长紧急会议上，我第一次碰到头戴迷彩牛仔服、一瘸一拐的断腿巴利，我走上前去：“打扰了，我猜您就是断腿巴初，我是新华社摄影记者、阿龙的朋友。”巴利斜眼有西部片中才有的姿势从下到上打量我一番之后，才猛拍了一下我的左肩，用中文说：“知道，阿龙说你总穿红的。”看到我惊讶，他炫耀道：“我在哈佛学过中文。”从此，我和断腿巴利成了哥儿们。
随着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迫近，中东地区的各国记者跃跃欲试，纷纷伺机进入利比亚。巴利拖着瘸腿、开着“七九”式美军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亚使馆跑，准备凑齐一伙胆大妄为者结伴远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亚。就这样，我被断腿巴利引荐给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鸭子有辆三菱山猫，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尽管这次行动最终夭折，但从此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开罗，诸如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传媒播发后，新华社中东分社才抄收转发，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字记者几乎从不到场。作为摄影记者，若想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新闻，只有依靠外国记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纳伯特的消息正是全开罗所有记者中最灵的。他们都娶了当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从住宅到办公室，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新闻线索的形形色色人员来来往往，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疯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当有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之类的重要新闻，我的“酒肉朋友”纳伯特和巴利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鸭子，开上你的车！”因为在中东所有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汽车是首屈一指的。在开罗，拥有“奔驰”轿车的新闻记者只有中国人，这一点令外国同行们大为羡慕。
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做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潜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euble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患难与共的河野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竞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从一万米高的海湾航空公司波音航班朝下望，一段蔚蓝色的直线把原本联在一起的欧亚大陆同非洲大陆一斩为二。尽管在1：1200万的世界地图上这段蓝线长不足5毫米，可它使波涛滚滚的红海由此北上，流入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我这样写可能有人不同意。可我在苏伊士运河游泳时，它的确由南向北湍急地奔腾着，以至我横渡河口后竟被冲向下游200多米。茫茫大海上，成千上万的舰船向此汇聚，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井然有序地沿着狭长的水道挺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伊士运河。
在我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的三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乘飞机从它上面飞过、乘巡逻艇沿河漂渡、驾大吉普拭搭轮渡横跨运河上所有11个渡口、驱车穿越运河腹下的国际隧道，我还冒着遭红海姥鲨袭击之险，在宽广的苏伊士运河河口从非洲游到亚洲……
对我来说，“苏伊士”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河，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一个尸横遍野、有数不清无名战士墓地的战场，一片焦黄干涸满目荒凉的热带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最神奇的一部分。
通过运河
午夜，我随一群埃及引水爬上一艘快艇，解缆起航，将笼罩在一片桔黄色灯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脑后。大胡子水手嘴角的大烟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无线电对讲机中嘈杂的阿语问答一来一往。我们的小艇随着起伏的黑浪一直驶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条舰船的地中海锚地，坐在我身旁的十几位引水将各自分别带领一艘方吨巨轮由地中海驶向灯火阑珊的运河河口。摩托艇靠上泊在锚地的“格兰纳”号，我随引水哈利德攀阶梯爬上这条排水3。8万吨的挪威散装货船。“格兰纳号”来自汉堡港，满载钢材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兰纳”号驾驶台，与挪威船长并肩而立，指挥船员升起埃及国旗，引导着这座水上城市般的庞然大物开向运河河口。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别爬上余下诸船各自的岗位。由二十几艘万吨巨轮组成的船队燃亮桅灯、尾灯，排成一条直线对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红右绿的舷灯像一条彩练。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道狭窄，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实行单向通行规则，日通行能力为三支船队共78艘货轮。其中由北向南两支船队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队26艘。位于伊斯梅利亚的运河管理局中央调度室，根据当日情况灵活调配每天通过运河的舰船。
我们的“格兰纳”号夹在一支由北向南的船队中缓缓行进，右舷开始出现一座灯光灿烂的城市，正是刚才我们逗留的塞得港，这座始建于1869年运河正式启用之日的小城，已经发展成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自由港。现在，埃及政府已将其辟为免税区，街头商品五光十色，从索尼彩电到cartier时装；从ro1ex手表到heineken啤酒，还有中国的清凉油、小五金，应有尽有。此时，第二程引水爬上船来替换了引水哈利德，船队开始进入河口。
新登船的引水将一台中继无线收发报机固定在“格兰纳”驾驶台上，据说这样可以把通过运河船只的航速、位置及与其他船只的间距随时通知位于苏伊士运河中游伊斯梅利亚运河管理局的电脑中心。快艇载着哈利德等完成使命的引水返回塞得港，以下至伊斯梅利亚的航程由这位光下巴的小伙子担任引水。
清晨，自塞得港由北向南航行了98。5公里的船队缓缓驶过埃及最美丽清洁的小城——伊斯梅利亚。这里，精致的总统别墅依山傍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多次在此会晤。此时，冉冉升起的沙漠旭日透过晨雾，阳光越过总统别墅直射到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3层办公大厦的顶端的控制塔上。控制塔是整个运河的神经中枢，现代化的计算机系统控制着整条运河及其出海口，向所有通过运河的舰船发号施令。
在伊斯梅利亚，第三拨引水登船换下忙碌了一夜的上一拨引水，率领船队继续南下。进入宽广的大苦湖后，船队就地抛锚，等候当天早上从运河另一端苏伊士城方向开来的北上船队。午后，迎面而来由30多艘油轮组成的船队终于交臂远去，我们的船队得以进入伊斯梅利亚以南的狭长河道，继续南下。
在黄昏夕照里，我们的船队终于看到苏伊士城河口清真寺高高的双尖宣礼塔。第四拨引水在此登船接替第三拨引水继续导航，一直将航行了一天一夜的船队送出苏伊士河口，通过苏伊士湾，驶向红海。我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商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共用了近20小时。
运河沧桑
今天的苏伊士运河南北全长161公里，加上延伸到大海中的水道共长195公里。其实远在法老时代，苏伊土地峡曾有过一条婉蜒的小河，但随着时光流逝，沙漠的侵蚀使小河葬身在沙漠之中。1859年，法国人勒塞普筹集资金发起“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利用数十万埃及廉价劳工开凿运河。勒塞普出生于法国官宦世家，23岁时任法国驻亚历山大外交官，其间偶然发现拿破仑的工程师佩尔勘测苏伊土地峡的报告。勒塞普遂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好友塞得·帕夏，塞得·帕夏是土耳其驻埃总督穆罕默德·帕夏之子。1854年，塞得·帕夏接任父位，授权勒塞普开辟运河。1859年4月25日，勒塞普组建的运河公司在以塞得命名的塞得港破土动工。当时埃及全国人口仅500万，为开通运河，埃及每月动用6万苦力轮流去工地。在开凿运河的10年里，共有12万埃及苦力丧生。经过10年的挖掘，1869年11月17日，北起地中海塞得港，南至红海苏伊士城郊陶菲克港（porttaufiq）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
苏伊士运河通航把利物浦到盂买的航程缩短了2万公里，由科威特经运河到希腊，比绕好望角节省23天航程。
巨大商业利益使苏伊士运河承担了环球海运的1／10，此外，还有大量非商业舰船如军舰等取道苏伊士运河以提高效率。
1875年，英国乘埃及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买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44％股票，继而在1882年占领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了英国建在埃及的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密码、旗帜。到1955年，英国仅把全年运河收入3500万埃镑中的1000万埃镑交给埃及。
1956年7月26h，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运河收归国有，推倒了立在塞得港运河河口的勒塞普像。英法联合以色列出兵干涉，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由于中、苏、美等国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埃及终于将运河收归国有。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先发制人，一举炸毁埃及的全部10个机场，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
以色列仅用6天时间就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苏伊士运河由埃及内河变成了交战的前线。无休止的空袭、炮战、水雷和小规模突击迫使运河关闭，埃及政府把运河两岸的75万居民撤至尼罗河沿岸，运河成了“死河”。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43岁的巴列夫将军取代拉宾继任以军参谋长，为能“以最小兵力取得最大防御效果”，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构筑了长160公里的“巴列夫防线”，苏伊士运河被无限期地关闭了。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巴勒斯但联合发起突袭，第四次中东战争即斋月战争（战争爆发之日恰逢以色列赎罪日，故亦称赎罪日战争）爆发。埃军用高压水枪摧毁运河东岸的沙垒，在炮火支援下武装强渡，埃及人仅用90分钟就突破了防线，再次控制了运河两岸。
由于阿以冲突，从1967年～1975年运河关闭了8年之久，短短8年使世界贸易损失了140多亿美元。战争炸毁了苏伊士城85%的房屋，从大苦湖到陶菲克港，交战双方遗弃的各种重武器至今滞留在原地。俯首可拾的锈蚀弹壳讲述着悲壮的战争故事。
运河自1869通航至今，先后扩建了10次，水深已从当年的6。75米变为今天的16。15米。运河横断面从304平方米增至3700平方米，增加了14倍。1976字，运河重新开放后，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开始对运河全面整修，安装大功率无线定位导航雷达网，运河管理局中央控制室存储了全球近3万艘船舶和近千名引水员的档案资料。与此同时，运河河道上至今保留着各种古老的视觉航标、直线导标和水界导标，甚至还有雾角等声标，与现代化的电波航标配合使用。在狭窄而多雾的河段，还在沿岸修建供紧急泊船设立的系缆桩，以防因巨大风浪而造成的船舶互撞。
已有130年历史的苏伊士运河历尽沧桑，静候着远来的船队。早在职1956年运河收归国有之前，运河管理局高层职员中根本没有埃及人，只有27名埃及人充任低级引水。
1992年，我作为随同摄影师随钱伟长访问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庞大的运作机构和运河研究所。据局长介绍，今天的运河局已发展成拥有3万多名员工的巨型企业，其成员全部为埃及人，其中1。4万人为运河局正式雇员、另外一万一千人在局属公司从事与运河有关的第三产业，如修船、餐饮。运河局设有自己的研究所，从事有关课题开发；还拥有自己的拖轮、挖掘船、修船厂和船坞等。1956年运河国有化以前，仅能通行6万吨级以下的货轮，经过国有化后的几次疏浚，已可以通行满载排水量15万吨、空载排水量50万吨的巨轮。每条船经过运河的通行费在20万美元上下不等、视吨位和载货性质而定。收费标准以“船型”和“货型”综合考虑而定。目前35％为油船，20％为集装箱货船。运河现在日平均收入550万美元，全部归埃及人所有。官方公布，1991年运河过河费收益为17.7亿美元，1992年为18。6亿美元，1993年超过20亿美元。据介绍，运河局虽归国有，但政府通过特殊政策给运河局独立法人地位，使其以私营企业形式经营，运河公司总经理不受官僚程式限制，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绝对管理权。
卖河北段有泥、中段有沙、南段有石”，因此，运河局在使用的同时，还得不断地维护运河清水长流。现在，有21个国家的挖泥船帮助埃及拓宽运河。
沿运河徜徉
驾吉普车沿运河徜徉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从运河北端塞得港沿河南下，首先是一派热带沙漠景观，滚烫的黄沙上连仙人掌都不长。萨姆导弹阵地旁四联23毫米高炮和闪烁其间的穿土黄迷彩服的埃及士兵随时提醒你这是军事禁区。这一带，一般车辆是禁止沿河行驶的，可我的大吉普却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2年春，《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率团访问埃及，急需一名随团摄影师，我和我的大吉普就这样成了《人民日报》的队伍。可头一天就遇上了麻烦，东道主《金字塔》报的车队在开罗街头横冲直撞，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阿文报纸在中东比中央电视台在北京还要牛气十倍，可紧跟车队的我却处处受阻，连“7。26”大街的停车场都进不去。在《金字塔报》为邵老总举办的接风宴上，一位自称是给《金字塔》报老总开车的小伙子对我万分同情，我忙不迭地告诉他，我是那个中国大人物的摄影师兼司机，小伙子两手一拍：“玛菲士穆士希勒（没问题）。”说着伸开手掌问我要大吉普车的钥匙，看着他那喝得像烤全羊一样紫红的脸，我弄不懂他要干什么。饭后，当我返回停车场时，只见我那位酒友正坐在我的大吉普中狠轰油门，我大吉普前风挡下面赫然多了张足有一尺长的巨幅通行证。
尽管我的大吉普享有沿运河倘佯的特权，可我从未以此违法乱纪。在标有严禁摄影的区域，我总是将相机装入摄影包内以免引起误解。一次，我开车带三位同事过运河，其中一位老兄硬要举着“傻瓜”乱拍一气，任我怎么强调军事林区可他还乱照不停，结果引来了一队宪兵，非要没收相机不可。事情危急，我忙掏出穆巴拉克总统摄影师的证件上去解围，可面色铁青的阿兵哥就是不肯宽容。万般无奈我想起三天前在埃及第2机械化军学来的骂人话，指着那个同事用阿语大骂：“真是个上面没长脑袋、下面没长那玩艺儿的笨蛋！”不料这句流行于大兵中的阿语竟逗得宪兵前仰后合，朝我连连挥手：“安拉宽恕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废人！”事后，我那位惹是生非的同事诚惶诚恐地问我对大兵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你是上司，其余的人是你的下属。”我那位同事立即得意洋洋：“你看，人家就比你尊重领导！”
在塞得港南55。5公里处，就是著名的坎塔腊渡口，在这里可以将吉普开上轮渡，直抵西奈。由渡口向东狂奔270公里就是阿里什，由阿里什直行50公里则是加沙地带。我曾经几十次往返于加沙至开罗间的沙漠公路，以至渡口的船工一见我的大吉普就高喊“西尼”（中国）。在这里过河我向来不用排队，而我每次过河总是以双喜烟、清凉油和圆珠笔作为对渡口船工的酬谢。
在塞得港南98。5公里处的伊斯梅利亚，有一家濒大苦湖而建的咖啡馆，有个令人回肠荡气的名字——“渔人”。
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区，从尼罗河引来的甜水渠深入到农田阡陌之中，滋润着椰枣、按树、柑桔和草莓。这里的男人骑在驴背上阿凡提般沿小径匆匆而行，妇女则长袍垂地，在芒果林掩映的泥屋下洗衣煮饭。我常将大吉普开到泥泞的屋檐下，在棕桐树搭的茅棚下面河而坐。浓烈的阿拉伯香料与耳畔快节奏的阿拉伯音乐交织出迷幻的异国情调。坐在“渔人”咖啡馆里享受一份煮蚕豆、霍姆斯酱大饼。
烤鱼、蔬菜沙拉、鲜柠檬汁外加抽一袋“希沙”（阿拉伯大烟）不过15埃镑，而且全是正宗货。鱼是刚从运河中钓上来的，店主还亲自抓一把只有胡桃大小的运河柠檬为顾客榨一杯原汁。店门口有一排装满凉水的陶罐，向过往行人免费提供解渴饮料。
每当我坐在“渔人”咖啡馆的木凳上，望着烟雨迷蒙中缓缓行进的运河船队，总会沉浸在古道热肠的感慨之中，直到船队中导航的雾角一声断吼，才把我从断断续续的遐思中拉回到吉普车旁。在我清思悠悠的“渔人”咖啡馆对岸，是伊斯梅利亚战争纪念馆，纪念碑是一支巨大的ak步枪。在几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其突兀的枪刺直插蓝天，仿佛正对空鸣枪以纪念四次中东战争阿以双方战死的无名烈士。
我先后17次前往那里凭吊战死的英灵，其中最后一次是陪同政协副主席吴学谦。那天我开着大吉普在前面带路，由于车速太快，连保险杠跑丢了都未发现，想不到竟被紧随其后的吴学谦的司机小陈捡了回来。就在我丢失保险杠的那段沙路上，埋葬着上万名无名战士。
隧道和航母
驾吉普继续南下至运河143公里处，就是著名的“a·h隧道”。该隧道南距苏伊士城17。5公里，1982年通车。其名“a.h”源于埃及工程兵司令艾哈麦德·哈姆迪少将的姓名字头。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哈姆迪少将亲自带人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浮桥，使埃军跨过运河，可自己却在战斗中阵亡，留下寡妻和两个孤儿。
a.h隧道自西向东在运河下42米深处横穿而过，长1640米，内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设施，双向车道宽7。5米，每小时通行能力为2000辆标准卡车或1000辆坦克。隧道静悄悄地在河底连结起亚非大陆陆路交通，具有举世罕见的战略意义。
a.h隧道是由非洲前往南西奈、蒂朗海峡、沙特、约旦亚洲的陆上捷径，也是我在中东驾车往来穿梭采访使用频率最高的通道。1993年底我驾吉普车由开罗前往约旦边境，迎接海湾战争中结识的北大校友、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从巴格达调任埃及。往返仅三天，去时隧道费还是1埃镑，可返回时隧道费己涨至1。25埃镑。
在运河区，最刺激的莫过于拍摄航空母舰通过运河。
这类新闻由于属绝对军事机密，所以消息来源必须依赖美国记者。我在中东期间拍到了美国最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号直升机航母和“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等尖端舰只。
1993年6月28日夜，开罗工程师区我床头的电话铃声然振响，听筒中传来《时代》周刊摄影记者巴利的公鸭嗓：“唐，你好吗？‘罗斯福’号已进入塞得港，对，第六舰队，明天中午，老地方。”
苏伊士城东有一座六层高的“红海饭店”，它是苏伊士城的最高建筑，其顶层是面向运河河口的餐厅。瘸腿巴利说的“老地方”指的就是这里。
6月29日中午，当我经过150公里的飞驰，风尘仆仆地开进红海饭店停车场时，发现美联社摄影记者纳伯特的破吉普早已停在了那里，我将车头向外，占据了正对路口的位置，这是一遇风吹草动便可飞速逃跑的车位。
在红海饭店顶层面向运河的餐厅里，美联社的纳伯特和cnn的摄影师已占据了面向河口的桌子，各自要了一份西餐装模作样地吃。我亦要了一份有蔬菜沙拉、面包黄油、西式汤和牛排的套餐，在靠窗的餐桌旁侧身而坐，眼睛瞟向窗外静静的运河。功夫不大，瘸腿已利、法新社的曼彻尔和其他一大帮摄影记者亦鱼贯而入，象一群溜边的黄花鱼争相抢占靠近窗口的位置，每人要了一份套餐大嚼起来。桌面上，一色的西餐咖啡；桌下，摄像机、照相机全都大张着镜头，紧贴着各自主人的右腿。
下午2：10，随着wtn摄影师法鲁克一声口哨，餐桌上所有的刀叉一齐落在盘子里，所有的面孔同时甩向窗外的运河，所有的右手同时伸向桌下的摄影装备。窗外，红海饭店东北方向运河的尽头，茫茫沙漠上已赫然出现一簇庞大的雷达天线，继而是高高的舰桥。蓝灰色舰体栅栅而来，上层建筑上七八具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碟状天线旋转不停。
几十架叠起双翼的f14、f18、ea-6b、与与e一2c鹰眼雷达预警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号，“尼米兹”级航母中最新的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为最大军舰，满载排水量9。5万吨，舰载高性能作战飞机90架左右。已装备海军的为“尼米兹”号cvan68，“艾森豪威尔”号cvan69，“卡尔·文森”号cvan70，“西奥多·罗斯福”号cvan71）。此时，只有广角镜头才能装下她庞大的舰身。
游出非洲
1993年12月3日，我最后一次将我的大吉普开进苏伊士城南端的陶菲克港，这里是苏伊士运河在红海的出海口。在这里，我无数次面向大海呆坐凝思，追忆我早已逝去的无限空虚的青春。在我停车的位置，有非洲的青山，与其隔海相望的是亚洲西奈半岛。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结束三年的中东记者生涯，“走出非洲”。望着滔滔海水，我不禁产生一跃而入的渴望。
突发奇想的我不禁连蹿带蹦地扒掉衣裤，锁好大吉普，纵身跃入滚滚红海。
冰凉彻骨的海水扑面而来，河口浮游生物招来的沙丁鱼象无数支银箭从我身旁射过。右侧，又一队巨轮在海面上泊碇排列，准备过河，头顶蓝天上的片片白云正飞快地从非洲滑向亚洲。万吨轮螺旋桨推进器卷起的浮油粘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结成七彩的光。深海翻卷而来的冰冷暗流令我清醒，我能听到自己骨节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咋咋声，也许一条觅食的姥鲨已经盯上了我，可我喜欢这感受。
我自知我不是勇敢的人，可我追求生命的质量，盼望有限一生能尽量体验多种感受。持续的冒险使我饱尝恐惧的悲哀，同时刺激我狂热的工作激情。在与自我拼搏了40分钟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爬上西奈半岛。一种痛快的解脱感油然而生，我又有了新的体验：我从非洲游到了亚洲。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
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到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三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著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档、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内阁总理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逢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二)
拉宾在《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出生时说：“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结合于圣城耶路撒冷。”拉宾的父亲鲁比佐夫生于乌克兰，俄国革命后只身逃往美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想当英雄的鲁比佐夫报名参军保卫耶路撒冷，由于平足被刷了下来。可固执的鲁比佐夫趁人不备将自己的姓改为拉宾，走向另一位矮个大头的体检官，竟奇迹般地混了过去。多年以后，成了以色列首任总理的本——古里安拍着拉宾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让你爹通过体检，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这样，老拉宾进了英军第38营。可惜时运不济，等他的部队开到巴勒斯坦时，战争已近尾声。尽管一个敌人没见着，但毕竟朝天放了许多空枪。在镇压一场阿拉伯人骚乱之后，好歹也算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老拉宾没有白上战场，他俘获了惊人的“战利品”——一位楚楚动人、含情脉脉的犹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颇有教养的富商，十月革命后来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兹垦荒，天生丽质受不了斯巴达式的磨练，只好到耶路撒冷当了护士。
那年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犹太移民的骚乱，高大健壮的犹太军人老拉宾用胸脯护住了她。老拉宾发扬参军时的那股犟劲，趁热打铁与姑娘成婚。一年后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蓝眼珠的伊扎克·拉宾诞生于耶路撒冷。
拉宾的母亲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当老拉宾还是金属工会积极分子时，她己当选为特拉维夫市政委员了。小拉宾先后在幼儿园、工人子弟学校长大成人，15岁考进了卡多里农技学校。课余，拉宾在加利利基布兹务农，白天种地，晚上在农场当警卫。从卡多里农校毕业时，拉宾由于成绩优异，得到英国7。5镑的“农具奖金”，可他根本没把钱用在农具上，至今还自称欠英国政府。5镑。
象当时所有基布兹社员一样，拉宾对土地本能地眷恋，为垦荒地甚至放弃了去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的机会。假如不是隆美尔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宾肯定在海法基布兹里当一辈子老农了。1941年，当一名神头鬼脸的大汉找到正在基布兹食堂喝汤的拉宾，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帕尔马奇（希伯来语，意为突击队）时，拉宾对此还一无所知。
1941年5月的一个黄昏，拉宾和其他二十多个同样激动的小伙子开进了南黎巴嫩破坏电话线，这是他参加帕尔马奇的第一个战斗。
1943年，21岁的拉宾出任帕尔马奇排长，很快他的排成了帕尔马奇九个排中火力最猛的一个。一次演习之后，拉宾顺手牵羊将一枚未打响的迫击炮弹藏进背包，混上公共汽车运回海法，因为他的排只有迫击炮而没有炮弹。不料就在他为自己的所为洋洋得意时，一纸盗窃弹药的传票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原来他偷走的那枚哑弹，是当时全帕尔马奇的最后一发炮弹。
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可联结耶路撒冷至特拉维夫的公路一开始就被阿拉伯军队切成几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块飞地。为了保障以色列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命令26岁的帕尔马奇上校旅长拉宾打通这条70公里的生命线。脾气暴躁但却雷厉风行的拉宾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仅打通了纵穿“地狱之门”阿雅龙山谷的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还以暴力另开出一条“缅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后四次拉赴以色列采访，特拉维夫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经之路。驾大吉普穿行于阿雅龙山谷之间，当年拉宾亲手改装的装甲汽车还扔在路边，被火箭榴弹击中的弹洞张着血盆大口，被后人涂上暗红色防锈漆，提醒人们牢记前辈付出的鲜血代价。
(三)
帕尔马奇队员拉宾在婚恋问题上一扫穷追猛打的职业雄风，更没有他老爹趁热打铁的魄力。
1944年，22岁的拉宾与亭亭玉立的丽哈邂逅于阳光明媚的特拉维夫街头。双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说明白了，其后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视，丽哈一对明眸当即泪花滚滚。拉宾忙从军裤口袋中掏出皱巴巴、满是汗味烟味的大手绢递过去，可丽哈收下了手绢却没擦泪水。次日清晨，丽哈把洗得干净无比、洒了香水并绣了一颗心的手绢还给拉宾，拉宾当即心慌意乱，迈开军靴跨上一步，展开猿臂把丽哈抱了起来。
可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拉宾并不愿立即明确两人的关系，在长达四年的恋情中若即若离，不时玩弄“敌进我退”、打了就跑的帕尔马奇战术。其实，拉宾始终狂恋着丽哈，只是身为一名帕尔马奇军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笼罩在头顶，拉宾不愿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责任。在现代军队中，帕尔马奇军官死亡率历来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过一部描写六日战争的纪实片，片名为《跟我来》整部影片全是战地记者火线实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几个黑框，因为这些记者早已笑卧沙场。影片中有达扬、沙隆、拉宾等人的实战镜头，战斗中的帕尔马奇军官从不说：“给我冲！”而是一马当先说：“跟我来！”拉宾深知自己职业生涯的危险性，他不愿让漂亮纯洁的丽哈把青春耽误在一个低级军官身上。
睿智的丽哈却偏要把一生赌在这个脏兮兮、穿军靴的傻小子身上，她先报名参加陆军，以后干脆也加入帕尔马奇，并巧弄手段设法编进了拉宾那个营，把自己完整地交给副营长拉宾指挥，继而几个冲锋把拉宾原本脆弱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拉宾受伤后，丽哈寸步不离，百般柔情，终于彻底摧毁了拉宾的最后防线，开始筹划在战争间隙给长达四年多的恋情画上句号。
婚礼之后，拉宾全力投入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他率领部队于1948年10月15日诱使加沙——内格夫的埃及军队开枪，借此越过边境直捣北西奈首府阿里什，连以色列空军也没想到拉宾的部队如此迅速地插入敌后，以至错误地朝拉宾的部队发起攻击。拉宾部队的突进再次引来本——古里安总理的指责，可他的渗透给和谈争得了有利条件，他本人也由于亲临一线、了解战局而成了以色列和谈代表团的成员。
(四)
和谈是件令拉宾头疼的事，首先他除了军装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接下来的难题是长这么大从未打过领带，任司机反复教了多少遍，他也无法把那件“工艺品”系到脖子上。绝望的司机只好将领带打一个活扣，套在拉宾脖子上再轻轻拉紧。幸好拉宾对这种“一拉得”的绝招一练就会。
住进罗得岛玫瑰饭店后，宁静的和平气氛使听惯了枪炮声的拉宾睡不着觉。长夜难眠，多年野战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使他饥肠如鼓。会议之余，他找来侍者请教希腊语“还要”怎么说，侍者告诉他是“encore”。他于是坐在房中苦练了一刻钟。晚餐时，拉宾一眨眼就吞下了一盘肥牛排，随即指着空盘子说“encore”，继而又得到一盘。那天晚餐拉宾至少重复了三遍“encore”，才心满意足地走过瞠目结舌的侍者，缓步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