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会把抢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其他党派会把钱用在买衣服、买醉和女人身上，可斯大林对钱从来鲜有兴趣。他总是和他的同志们分享一切。“斯大林穿得很朴素，”佐达尼亚说，“他总是缺钱。从这个方面而言，他和那些过着优越生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比如邵武勉、马哈拉泽、穆季瓦尼和卡夫塔拉泽——不一样。”索索的团体和他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严于克己。他们的“‘圣经’是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他们即便违背党的意志也会跟随列宁”。武利希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搞到20万到30万卢布，然后把钱全部给列宁，并告诉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他们外在的魅力掩饰了内在的暴力性质。这毕竟是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任何剥夺行动都会导致死亡。据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曾命令卡莫处决一个被怀疑私吞了钱财的同志。他们夺得的钱越多，所受的诱惑就越大。在达夫里舍维在多西第抢了10万卢布之后，联邦派便陷入了内斗，为了分赃而互相杀戮。他们中的一位负责人私占了一笔钱，把它藏在了农民的花园里。事发之后，他声称是农民偷了钱。为了展示不同剥夺行动组织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位联邦派的盗取公款者邀请斯大林的手下埃利索·洛米纳泽来调查此事。洛米纳泽花了一整晚审讯农民们，结果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偷钱。“在此之后，他因对这些无辜的人动刑而感到后悔。”武利希说。于是，他杀了罪魁祸首，那个请他来调查此事的联邦派。如果他找到了那笔钱，他或许也会没收了它，转而把它献给布尔什维克党。无论如何，这笔原本属于社会主义联邦派的钱插翅而飞了：奥克瑞纳发现，联邦派的其他领导把剩余的钱财变成了蓝色海岸赌场中的赌资。
秘密警察想尽办法想要找到这些抢劫案的元凶：他们锁定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把大多数罪名都强加在他头上。可是，刚开始时，他们把他和斯大林混淆了，因为两个人都是哥里人，还都用“索索”这个小名——更有甚者，他们也分不清楚卡莫和钦察泽。“‘卡莫’就是钦察泽，”秘密警察的报告中写道，“他从巴统监狱逃了出来，然后来到第比利斯和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此人化名应为‘索索’）合作。”
在这个筹集革命经费的剥夺行动与强盗般的抢劫仅一线之隔的世界，斯大林逐渐形成了一套冷漠的人生观。“当听到有位同志在剥夺行动中牺牲的消息时，索索会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想要摘玫瑰，就得不怕刺。树叶会在秋天掉落，但又会在春天生长。’”
然而，索索攻袭银行并非是为了钱，他真正想要的是权力。这个曾在喧哗的酒会上阅读拿破仑传记的男孩半开玩笑地说，他“‘将用武装革命征服第比利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张地图”。他会在自己的藏身地点铺开地图，把锡制士兵人偶放在上面，演练战术。他其中一个房东的儿子曾跑过去对父亲说，“索索叔叔”在“玩士兵游戏”。房东难以置信，于是去斯大林的房间门口望了一眼。他发现斯大林正趴在地板上，在第比利斯的地图上把锡制小兵挪来挪去。斯大林发现房东正在看他，于是吹嘘道：“我已经受命担任我党武装军的指挥官，我正在部署战术。”据说，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演练他的银行攻袭计划的。
这些模拟的军事演练彰显了斯大林的野心。他吹嘘自己是战斗的指挥官，并认为自己是个“军事家”。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父亲是个天生的指挥官。在未来，“索索叔叔”会指挥百万大军直取柏林，而现在，这些锡制小兵则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军事练习。
从银行夺来的一部分钱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报纸。这些报纸是在艾弗拉巴的地下印刷所印刷的，它们的成本很高。斯大林担任编辑，还以“贝索什维利”（贝索的儿子）和“科巴”之名为其供稿。
莫诺瑟利泽说：“我记得有一次，索索让马哈拉泽（他的联合编辑）写两篇文章，并在早上9点之前带到印刷所。可是，马哈拉泽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出现，并说他还没有写文章……索索过来后问我为什么报纸还没印，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叼着一根烟找到了马哈拉泽，把他大骂了一顿……接着，索索从兜里掏出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们把它们印了出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打算自己来写的。
在莫诺瑟利泽看来，斯大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总是显得很严肃，但很少发脾气。他经常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有一天半夜，卡托开门让他进来。他带来了新鲜的蔬菜、黄瓜，煮熟了的羊头、猪头，还有两瓶红酒”。
“哥们儿，快来，”斯大林高兴地说，“让我们庆祝一下吧！党给我发了10卢布的工资！”
在女装店里，革命的风潮也影响了好心肠的卡托。有一次，她在埃里温广场看到哥萨克骑兵屠杀学生和工人。她的姐姐们得知后害怕她被杀害了，于是去找她，却发现她正在现场帮助受伤的人。
斯大林和卡托相爱了。即便是在逃亡时，斯大林也会时不时地偷偷溜回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和卡托幽会。在某一次幽会的过程中，宪兵上尉斯特罗耶夫带着两条德国巡逻犬来了。赫尔维尤夫人赶紧通知这对情人。索索立刻跳出了女装店的后窗——虽然宪兵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来订一件新制服。斯大林喜欢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他经常会在天黑之后前去看望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友人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以至于后者的婆婆开始抱怨她在外面的名声。
“我没办法啊，如果他们在白天看到我，就会把我抓起来。”斯大林笑着说。每当前来探访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时，他都会自称为“穿灰衣的人”。
4月15日，社会民主工党最宝贵的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遭人告密，被警察突袭了。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指责他是双重间谍，是他出卖了印刷所。后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沿袭了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一说法。可是，斯大林真的出卖了印刷所吗？
1906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党内会议。当时他穿着“一件大衣，清瘦的脸上——他全身都很瘦——留着胡子。他还戴着一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2]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会议结束之后，孟什维克党人拉兹登·阿尔申尼泽声称斯大林曾被逮捕，却又不明所以地被释放了。阿尔申尼泽说：“我亲眼看到斯大林从宪兵总部被释放。他根本没有去过梅特希监狱。据他自己说，他曾被关在那里，而在他出现时，其他犯人都鼓起掌来——这完全是个自吹自擂的谎言。坊间有关他是叛徒的传言特别多……”
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确在会后被逮捕了。但他有可能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另一座监狱，比如说奥塔查拉监狱。他很有可能用夺来的钱贿赂了宪兵，而对斯大林身份仍感迷惑的宪兵便就此把他释放了。他之所以会招致此类中伤是因为他是个粗鲁而又傲慢的人，而他也是险中求胜的高手。我们至今无法找到他是叛徒的确凿证据，而阿尔申尼泽的说法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据他说，斯大林是在艾弗拉巴地下印刷所被突袭时遭到逮捕的，可事实上，在4月15日那一天，他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千里以外的瑞典。关于他的这次行踪，有完整的记录。
1906年4月4日前后，斯大林坐船前往斯德哥尔摩再次会见列宁。而在旅途中，他不但遭遇了海难，还和人打了一架。
他先是坐火车途经圣彼得堡来到芬兰的罕勾港，而后又登上了“沃伊霍纳”号前往斯德哥尔摩。这艘船上总共有百来号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克拉辛和一群马戏团小丑，以及马戏用马。势利的孟什维克党人把他们的资金花在了购买一等舱上，而更为穷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待在了三等舱。代表们都喝了很多酒，他们大打出手，小丑们是否有参加则不得而知。海风似乎助长了革命者的火爆脾气。
这次堪称“惊奇”的旅程在临近海港时达到了最高潮。“沃伊霍纳”号竟然遭遇了海难。救援艇“索利德”号前往救援，却已于事无补。穿着救生衣的斯大林在渐渐沉没的“沃伊霍纳”号上待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登上“维拉莫”号。它把代表们送到了瑞典。
斯大林刚刚抵达斯德哥尔摩，就被遣送到了当地警察局接受审讯。审问他的是大胡子的瑞典犯罪调查部部长贝蒂尔·莫格伦——此人还经常担任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保镖。他写道：斯大林“身材瘦小，（留着）黑头发和胡子，脸上有痘疮，鼻子很大，穿着灰色的阿尔斯特宽大衣，戴着皮帽”。斯大林说自己是“被（俄国）警察追捕的记者伊万·伊万诺维奇·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把父亲的名字“维萨里奥的儿子”变成了自己的姓。他还骗莫格伦部长说自己的生日是1879年12月21日。他的身上还有100卢布。他说他会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附近破烂的布里斯多酒店（现已不存在）待两个星期，然后前往柏林。
于4月10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比芬兰会议重要得多，因为它的156位与会者分别代表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波兰社会主义党和犹太联邦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是格鲁吉亚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与会代表中有16位格鲁吉亚人。其中，佐达尼亚、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从库塔伊西监狱释放出来的乌拉塔泽等都是孟什维克，而只有斯大林一人是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认识了很多将在他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3]：他的同屋名为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此人做过钳工和邮差，是个时髦的工人阶级（喜欢穿翼形领衬衣和参加舞会）。在此之后，伏罗希洛夫将成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并在1937年斯大林针对军队的清洗运动中成为主要执行者。伏罗希洛夫一头金发，面颊绯红，有一双蓝眼睛。他也曾经参加过合唱团。很快，他就被“快乐而又热烈”的斯大林迷住了。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斯大林这位“永不知疲倦”的人会靠在床上默诵诗歌。
在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聆听了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的讲话。但他依然在两个议题上自傲地坚持己见。首先是关于农民土地的问题。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孟什维克则提出土地自治。斯大林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主张把土地还给农民。列宁被挫败了，这部分地缘于斯大林。
然后是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都反对参加，可列宁却认为值得尝试，并和孟什维克一起投了赞成票。他们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则弃权了。与会代表们乐观地称此次大会为联合会议，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处于绝对劣势。大会通过了禁止武力剥夺行动的决议，而列宁和克拉辛——他俩支持斯大林通过剥夺行动筹集党的经费——并没有提出异议。斯大林写道，失败“让列宁释放了被压抑的能量，进一步启迪了他的追随者”。不过，列宁根本没有打算放弃武力剥夺行动——他仍然需要经费。
列宁和克拉辛肯定就武力剥夺行动和斯大林进行过商讨，因为就在此时，后者指派卡莫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列宁位于芬兰的别墅，收集藏在那里的枪支和炸弹。如果这个推论是对的话，那么，这便是列宁第一次发现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不但是个富有主见的政治家，还是个富有经验的地下行动策划者。
大会结束之后，索索转道柏林，见到了阿廖沙·斯瓦尼泽，他正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索索于6月回到了第比利斯。
萨什克回忆道：“索索一回来，我们都快要认不出他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他的同志说服他买了一件西装、一顶礼帽和一支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个欧洲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穿得那么考究。”萨什克并非唯一被斯大林的全新样貌迷住的斯瓦尼泽家姑娘。
“索索和卡托向我们宣布了他们之间的恋情，”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开始筹划他们的婚事。”
7月15日，索索在艾弗拉巴人民剧院主持秘密集会。哨兵冲了进来，通知他们警察包围了整个剧院。布尔什维克党人赶紧烧毁了他们的文件。他们想要逃跑，可为时已晚。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回忆：“当警察询问他们在干吗时，他们说他们正在‘排练一场戏剧’。”
“我很明白你们到底是怎样的演员！”警察说——可还是放了他们。
斯大林在剧院门外碰到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他把她以及他的守护神茨哈卡亚拉到一边。“卡托·斯瓦尼泽和我将于今晚举行婚礼，”他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今晚前来她们家参加派对。”
卡托“为人善良，十分美丽，她融化了我的心”。斯大林曾如此对女儿斯维特兰娜说道。他还曾向一位女友袒露他有多么爱她：“你不能想象她做的衣服有多好看！”
他曾在从斯德哥尔摩前往柏林的路上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对卡托的尊敬溢于言表。“我这边没有好消息，”他写道，“但请不要在意。或许，我应该引导阿廖沙走向‘错误的道路’。不过，叶卡捷琳娜·谢姆约恩奥弗娜（卡托）不高兴的话，那就算了。你的朋友，索索。”
卡托崇拜斯大林，仿佛他是个“神灵”，但她也理解他。她“对斯大林感到着迷，并对他所奉行的主义感到痴迷。他的确魅力十足，而她则打心底里喜欢他”，但是，她也明白，斯大林将献身于革命事业，而他的脾气总是那么暴躁。老年时的斯大林曾回忆说“她就是个拉夏人（Rachvelian）”，意思是卡托是个善良、美丽且顾家的女人。但卡托全然不仅如此。卡托受过很好的教育，就格鲁吉亚的标准而言，是个颇为开放的女人。她所属的社会阶层要比斯大林高。她曾为社会民主工党的集资者提供过帮助，还曾在哥萨克骑兵展开屠杀之后抢救过伤者。正如她姐姐的回忆录所记叙的那样，她对斯大林的武力剥夺行动了然于胸，包括他在埃里温广场的那次行动。
她想要在教堂举行婚礼——索索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依然答应了。可是，大多数牧师都拒绝为他们做主持。因为在当时，斯大林正在用“加利阿什维利”这个假名，也只能出示伪造的身份证件。最终，莫诺瑟利泽在附近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名为基塔·茨尼瓦雷利的牧师。斯大林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尽管如此，牧师也只同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为他们举行婚礼。
7月15日至16日的那个夜晚，亲朋好友们见证了卡托和索索的婚礼。浪漫的烛光在小教堂里闪烁，茨哈卡亚充当了伴郎。不修边幅的斯大林“穿得根本不像个新郎”。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整场仪式从头至尾我们都在开怀大笑，而索索同志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仪式结束之后，萨什克为众人准备了婚礼晚宴。卡莫和钦察泽都参加了——当时，他们已经和斯大林一起策划了埃里温广场的银行攻袭案。作为晚宴的主持人，茨哈卡亚讲了不少笑话。斯大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唱起了优美的歌曲”。卡莫开玩笑说：“那些白痴警察在哪儿呢？他们最想逮捕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嘛！”
这对新人爱慕着彼此。“索索对待工作和他的同志很严格，可对妻子却十分温柔，情深意切，我着实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然而，就在几星期后[4]，卡托便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嫁给了一个把革命当作妻子和情妇的男人，而做他的妻子又有多难。
不久之后，卡托便怀孕了。莫诺瑟利泽说：“只要他在的时候，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她……可是，一旦他投入到了工作中去，他就把卡托忘得一干二净。”更加现实的凯可很高兴儿子终于结婚了，但她依然对安娜·格拉泽坦露道：“索索结婚了。她是个小女人。我不禁好奇她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他们两人没有度蜜月。斯大林是个夜猫子，喜欢和危险共存共栖。沙皇的反动力量经常不经审讯便杀害嫌疑人。“小心行事，”索索对斯瓦尼泽写道，“活下去，静待事态变化。”
有一次清晨5点的时候，斯大林正和莫诺瑟利泽一起关地下印刷所的大门，一个警察发现了他们。警察以为他们是小偷，想伸手去拔佩带的左轮手枪，可是，斯大林比他快了一步。他举起贝莱塔枪，喊道：“我要开枪了！”
* * *
[1] “技术”一词是布尔什维克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无论是克拉辛还是孟什维克党人都把他们的炸弹制造实验室称为“技术部门”。
[2] 这条类似于犹太人晨祷时戴的五彩围巾，应该就是斯大林在数次秘密被捕后在警察局被拍的著名肖像照中所穿戴的那条。
[3] 斯大林在此结识了：波兰裔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此人将成为苏联秘密警察组织“契卡”的缔造者，也将在列宁去世之后，与斯大林携手共挫政敌；格里高利·叶夫谢也维奇——这位犹太奶农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以“季诺维也夫”之名闻名，列宁去世之后，他成为党内三大掌权人之一，于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斯大林处决；阿列克谢·李可夫，列宁去世之后人民委员会主席职位的继任者，斯大林和他有过短暂的合作期，但仍于1938年将其杀害。斯大林还在代表大会上遇到了他在神学院时期的老朋友赛义德·杰夫达里阿尼、通过阿利卢耶夫认识的加里宁——未来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以及他在第比利斯的同志斯捷潘·邵武勉。
[4] 笔者曾在第比利斯采访了卡托母亲的妹妹的孙女克捷万·格洛瓦尼。她说，索索对卡托很温柔，但他还是有暴怒的时候：“结婚不久之后，索索就因为生气用香烟把她的手烫伤了。但她爱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她也十分友善温存。”据芬兰人说，斯大林曾和卡托在卡累利阿度蜜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曾随他去过瑞典，而斯大林在瑞典的时候，两人也还没有结婚。
18 劫海船与做父亲
斯大林正要开枪，他的连襟却一把把枪握住了，他认识这个被吓坏了的警察。他早就接受了贿赂，并指令不要过问印刷所的事。索索的警惕可以理解：哥萨克骑兵正在镇压革命者，而随着他的“组织”在高加索地区剥夺了越来越多的钱财用于在欧洲购买军火，奥克瑞纳已经紧紧地盯住了他。斯大林离开了妻子，长达数星期一直在潜逃，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给卡托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
大约1906年9月9日左右，斯大林参加了佐达尼亚在第比利斯组织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会议。会议从第比利斯转移到了巴库的一家旅店。沙皇的压迫和孟什维克的成功导致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衰落。而孟什维克业已公开宣布放弃剥夺行动，并将斯大林和他的“组织”视为令其颜面尽失的“土匪”。参加这次会议的总共有42位代表，其中，仅有6位是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邵武勉和茨哈卡亚。
虽然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斯大林依然目中无人地嘲笑其他代表，甚至和他们开起了恶毒的玩笑。“整个会议期间，他都面带讽刺的微笑，”他神学院时期的朋友、孟什维克党人杰夫达里阿尼说，“他仿佛在说：‘你们爱做什么决议就做什么决议吧，反正你们和革命无关。’”斯大林是如此“傲慢、粗鲁和阴郁”，以至于孟什维克党主席阿尔申尼泽批评他“不检点”，就像个妓女——一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站街女”。斯大林“得意扬扬地回应他可没有脱裤子”。紧接着，他“左边嘴角带着恶毒的”笑容，走出了会场。“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暗号哨声响起，通知我们警察来了。我们赶紧四散逃离。”阿尔申尼泽说，“但我们没有看见任何警察。这是科巴的恶作剧。”
然而，据孟什维克党人乌拉塔泽说，斯大林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资助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也是列宁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在参加完会议之后，斯大林很有可能向西来到了黑海边上的苏呼米。他在那里找到了剥夺行动的新方向：劫船。
9月20日，重达2200吨、长达87米的“格里戈尔太子”号蒸汽船正在从敖德萨驶往巴统的途中。这艘船上不但载有乘客，还有不少国库资金。它在沿途的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停靠，把资金运送下船。可船长没有想到，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靠岸时，二十几个布尔什维克已经登上了船，他们的皮毛大衣里藏着枪支和手榴弹。
凌晨1点15分，正当“格里戈尔太子”号驶过可多利角，而乘客们都在沉睡时，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25位革命者从大衣里拔出了毛瑟枪、贝莱塔枪和炸弹，控制了整艘船。据日后宪兵的报告称，领头是个“矮个的格鲁吉亚人，二十几岁，一头姜黄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此人控制了操控室，把毛瑟枪对准了辛克维奇船长。当值官员、舵工和全部船员都被控制，而其中4名水手很可能是内应。
据船员在此之后的报告称，领头人在整个劫船过程中表现得得十分冷静和有礼貌。“我们完完全全是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他说，“我们要为革命筹集资金，所以我们只要国库的钱。只要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就不会伤害你们。可是，如果你们胆敢反抗，我们一定会杀了你们，并把整艘船炸了。”
“我投降了。”在此之后，辛克维奇船长在Tilflissky Listok的采访中承认道。船员和乘客被聚拢在一起，并被警告“不要偷看”。船长把钱交给了领头人。据警察公开报告称，“布尔什维克海盗”夺走了16000卢布。可事实上，真正的数目要比这大得多。
领头人命令辛克维奇船长放下救生船。他们把钱装在救生船上，并留下几位船员作人质。而后，他们命令水手把船开上岸。水手们言听计从，以至于领头人“被他们对他命令的绝对服从感动了，让手下给每个水手10卢布小费”。“格里戈尔太子”号被放行前往巴统。
7小时之后，哥萨克骑兵和宪兵收到了警报。他们在海岸搜寻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没有找到一个人或一分赃款。斯大林和两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躲进了斯捷潘·卡普巴的家，他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之一，而他妹妹记下了这些人此后的行踪。据她说，斯大林等人而后又躲进了阿图姆家族的一个隐蔽藏匿点，并最终躲进了格瓦拉米亚的家。年老时的卡姆什希·格瓦拉米亚曾回忆过斯大林来到他家的情况。他的父亲“把脸上长痘疮的领头人藏了起来，正是他在可多利角攻袭了邮船，而在此之后，他成为了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格瓦拉米亚的父亲因此而骄傲。
斯大林和其他人向西穿越阿布哈兹，渡过英谷里河，来到古里亚。当地的老人告诉阿布哈兹地方史的编撰者法希尔·伊斯坎德尔说，斯大林除掉了7个不可靠的人（包括4名协助他们的水手），然后背着卡宾枪，骑着马，带着钱，翻山越岭前往库塔伊西。这段故事记载于伊斯坎德尔经典的《切格姆的桑德罗》。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把钱交给了手下，接着便坐火车返回第比利斯。
那么，斯大林果真是此次劫船行动的首领吗？警察的报告对领头人的描述符合斯大林的风格、外貌和说话方式。他本人坚称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非犯罪分子”。但报告对此人的描述依然过于模糊。大多数回忆录都称斯大林是幕后的组织者，没有直接参与行动。[1]
根据斯瓦尼泽和达夫里舍维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斯大林随身带着枪，也不惧于开枪。孟什维克党人阿尔申尼泽的消息比较可靠。据他说，斯大林“没有参与”众人皆知的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但仍然是“很多起剥夺行动”的主谋。他听说“斯大林甚至参与了”其中一起。斯大林在新罗西斯克、苏呼米和新阿索斯有着不错的人脉关系，那里正是劫船者登船的地方——而他早在1905年便造访过这些地方。斯大林会把钱装进鞍囊，驱赶马群翻山越岭——前文所引述过的加切奇拉泽神父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并非斯大林参与的唯一一次劫船行动。在此之后，他又组织攻袭过一艘邮船，还在巴库策划过好几起类似事件。[2]阿布哈兹地方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拉克巴所记叙的历史事件通常经过了小心谨慎的考据，他曾对此传说追根溯源，并在两位当事人去世之前分别采访了他们。据他们二人说，斯大林的确指挥了整个事件。
有关时间的考据也为斯大林的实质性参与提供了佐证。当时，斯大林并不在家，而巴库代表大会则刚刚结束，我们找不到那几天斯大林到底在干什么的任何确切记述。邮船是在9月20日被袭的，几天后斯大林便回到了第比利斯。在斯德哥尔摩的列宁和克拉辛早已作出安排，卡莫和斯大林的另两位同志从第比利斯出发，前往欧洲购买军火。
当然，有关斯大林在劫船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有确切的档案记载，但他参与了实质性行动的可能性极高——事件恰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貌似是有迹可循的，而卡莫也的确收到了经费。
在劫船事件5天后的9月25日，卡莫离开第比利斯，带着足够的钱来到欧洲购买军火。
还有两个革命者跟随卡莫一起前往欧洲，他们分别是贫嘴的前演员穆季瓦尼和曾经朝斯大林扔过台灯的卡夫塔拉泽。他们先是取道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得到了克拉辛的接见和指示。当时，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他们在芬兰的地下总部——的领导人。核心小组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是列宁，以及哲学家、革命组织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这三个人被称为“小三位一体”。
克拉辛在巴库和斯德哥尔摩时便认识了斯大林。此人总是戴着浆洗过的白领子，还喜欢留一簇精心修过的、查尔斯一世式的胡子。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一方面，他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还是好多百万富翁的朋友；另一方面，他还能制造炸弹，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组织提供了致命武器。[3]托洛茨基评价他道：“他的梦想是制造核桃那么大的炸弹。”不过，他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
主张武装斗争的克拉辛“几乎爱上了卡莫”，而他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克拉辛把卡莫介绍给了迈耶·瓦拉赫，后者是个世俗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人，戴着眼镜，留一头卷发。
卡莫和两位格鲁吉亚人在巴黎见到了瓦拉赫。很快，犹太“百事通”便和他们展开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们共同前往比利时的列日、德国的柏林和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他们四处购买军火，主要是毛瑟枪、曼利彻步枪和弹药。他们在黑海边上的瓦尔纳买了一艘名为“扎拉”的游艇，把军火都装在了游艇上，并委任“波将金”号的一位有革命倾向的水手做船长，还聘请了4名船员。卡莫主动请缨当厨师和安保，待在船上，寸步不离，以便万一被沙皇的间谍发现就把船炸掉。游艇在黑海上航行时遭遇了风暴，开始漏水。卡莫点燃了自杀式炸弹——但炸弹并没有爆炸。船长企图自杀，但未成功。被海水冻得够呛的船员和厨师被一艘刚刚经过的帆船拯救。斯大林用通过剥夺行动得来的钱买的军火全部随着“扎拉”号沉入海底。
卡莫只好回到第比利斯。这时候，斯大林又开始策划一起更大规模的银行攻袭。几个月前，他在第比利斯遇到了一个名为沃兹涅先斯基的人。此人是他在哥里教会学校及第比利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沃兹涅先斯基告诉老同学，他现如今正在第比利斯银行邮政局工作，他能获取运钞马车的时间表。这一机密无疑价值连城。斯大林邀请他前去阿达米亚牛奶吧喝一杯，很快，沃兹涅先斯基就被说服帮助布尔什维克获得邮政局的钱。沃兹涅先斯基曾于1908年被工党秘密审讯，他承认自己“只是因为科巴”才肯帮这个忙，因为“科巴写了一首关于革命先驱叶里斯塔维之死的诗”——他被感动了。一个人竟然仅仅因为会写诗而获得了机密情报，这种事情只会在格鲁吉亚发生。
斯大林把沃兹涅先斯基介绍给了“组织”。他们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个月就见一次面。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06年年底。奥克瑞纳说，斯大林他们原本计划在1907年1月至2月期间执行攻袭，这不无道理——但这起事件终究没有发生。斯大林本人曾接受过孟什维克党人的交叉审问。他无比傲慢而又简洁地说，自己就是世界上两起最著名的银行攻袭案的幕后主谋。他有两个“内线”，其一便是“在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正是他把此人介绍给了“组织”。
斯大林的另一个“内线”是格里高利·“吉高”·卡斯拉泽。此人也是哥里人，他也接受过工党委员会的调查。早在攻袭银行几个月之前，他便和斯大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两个人都是斯大林私人的情报组织成员。
在“扎拉”号葬于海底之后，卡莫一筹莫展，手头没有执行行动所必需的武器。于是，斯大林让他去找克拉辛帮忙。科基·达季阿尼王子对革命深表同情，于是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让他得以从容地前往帝国首都。卡莫在芬兰见到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他是个无所畏惧的斗士，意志坚定，”克鲁普斯卡娅评价卡莫道，“但他也极为敏感，有时候甚至有点天真……”列宁称卡莫为“高加索好汉”。卡莫总是揣着两把枪，他还会让克鲁普斯卡娅的贵族母亲佩带它们。虽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身为贵族，他们对卡莫却颇为包容。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样，他们都被秘密工作者的魅力（和实用性）所吸引。列宁曾这样写道，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我们必须和无所畏惧的秘密工作者联手，他们才是俄国真正的、仅存的革命家”。
列宁一家人都被卡莫的单纯迷住了。他们总是觉得异常平静的卡莫随时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来。有一次，卡莫前去列宁家吃饭，并带了一个礼物。他缓缓地把用纸巾包着的礼物放在桌上。“所有人都不吱声了，心想他带了一个炸弹，”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但其实，那只是一个西瓜。”卡莫带着一船的炸弹回到了第比利斯。
据斯大林的手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列宁命令斯大林集资，用以筹备即将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一直和卡莫，以及他在银行系统里的内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他还得时不时地回巴库，和邵武勉、斯潘达良创办并编辑俄语报纸《巴库工人报》。虽然他策划、参与了如此多反抗沙皇的活动，但警察依然找不到他。可是，就在他离家远行时，他的妻子却遭遇了厄运。
在一次针对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清查行动中，奥克瑞纳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菲林斯卡娅大街3号，斯瓦尼泽裁缝店，找索索。”不久之后，卡莫便把一个“莫斯科犹太人同志”带到了斯瓦尼泽家，让他们掩护他两个星期。姐妹们欢迎此人的入住，可是，1906年11月13日，就在此人离开之后，宪兵冲进了裁缝店，要求逮捕索索和卡托。姐妹们这才意识到“莫斯科犹太人同志”是个叛徒。幸运的是，宪兵没有抓到索索，也没有发现他藏在时装模特里的文件。可是，卡托却被逮捕了——和她一起遭到逮捕的还有她的侄子斯皮里东·德瓦利，他是个炸弹制造专家，被裁定死刑。对于一个已经怀孕4个月的女孩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玩笑。
萨什克·斯瓦尼泽赶紧动用人脉解救斯大林的妻子。她找到了很多客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宪兵军官。“我前去向宪兵上校列奇茨基（我正在为他做衣服）的妻子求情，请求她减轻德瓦利的量刑，并释放无辜的卡托。”上校的妻子的确帮上了忙：德瓦利被减刑，怀有身孕的卡托被释放——她是在警局而非监狱中等待被释放的。当时，斯瓦尼泽的姐妹们还在帮警察署长的妻子做礼服，于是，警察署长的妻子立刻亲自把卡托送回了家，还一路照顾她。
当成天穿梭在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对发生在卡托身上的事极为震惊”。莫诺瑟利泽说：“他坚持要来看望卡托。”于是，萨什克又找到了警察署长的妻子，“告诉她有位乡下来的侄子要去看望卡托。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了。那天晚上，她们把索索带进了公寓，他们见上了一面。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认得出索索。警察署长的妻子同意卡托每晚在家里待两小时。于是，索索和卡托每晚都相见”，直到卡托在两个月后被正式释放。
1907年3月18日，就在被释放后不久，卡托生下了一个儿子：雅科夫[4]。据卡托的侄女克捷万·格洛瓦尼说，雅科夫出生的时候，索索和他的母亲都在身边。凯可和“小女人”卡托相处得很好。初为人父的斯大林高兴坏了。“在孩子出生之后，”莫诺瑟利泽说，“他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比之前还多了10倍。”他给孩子取了一个小名“Patsana”（小伙）。然而，经常日夜忙于写作的斯大林会“因孩子哭泣吵到他无法工作而愤怒。不过，只要母亲给他喂奶，孩子就会停止哭泣。他吻他，挠他的鼻子，抚摸他”。
索索有太多事要忙了。他的“组织”计划在1907年3月执行对库塔伊西运钞马车的攻袭，然而，就在此之前，他的左右手钦察泽被捕了。斯大林让卡莫替代钦察泽。对于卡莫而言，指挥战斗分队易如反掌。他们是同类人：心中怀有单纯的热情，又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任务。有一次，卡莫听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有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竟然和一个孟什维克党人理论，他如此说道：“你还和他争论什么啊？让我把他的喉咙给割了吧。”在钦察泽的女队员安妮塔、帕西亚和亚历山德拉的协助下，卡莫成功拦截了库塔伊西运钞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做了还击。卡莫和女队员们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就在危急时分，女孩们冲上前去，拿起了钱袋，并把它们藏在内衣里带回了第比利斯。“安妮塔和我把钱袋绑在了身上。”亚历山德拉回忆说。之后，卡莫把钱藏进了酒囊，送到了身在芬兰的列宁手中。
不久之后，斯大林在银行邮政局里的内线告诉他，有一大笔钱即将运达第比利斯——很有可能多达100万卢布，足够列宁用上好几年。于是，斯大林和卡莫开始筹划一起史无前例的剥夺行动。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斯大林被推举为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斯大林和“小伙”、卡托告别，离开第比利斯，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漫长旅程。他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辗转巴库、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最终抵达伦敦。
大约4月24日左右，他在丹麦坐上火车，前往柏林看望列宁。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显示斯大林到过柏林，而两人也的确在私下会过面。他们有一件要事需要探讨：即将执行的第比利斯剥夺行动。托洛茨基写道，如果列宁到过柏林，“那肯定不是为了探讨什么革命理论，毫无疑问，他们要讨论怎样执行剥夺行动并把钱运过来”。他们不但成为了奥克瑞纳的眼中钉，同时也变成了革命同志们的批判对象，因为被孟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已经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剥夺行为。
列宁和斯大林分手，各自前往伦敦。
* * *
[1] 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明文禁止武力剥夺行为，并下令将任何不服从纪律者开除。但劫船事件发生在1906年9月——早于伦敦代表大会。
[2] 当时的革命者经常攻袭船只：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社会联邦派的军事首领达夫里舍维在与“格里戈尔太子”号被袭差不多同一时间攻袭了另一艘载有国库资金的船。与此同时，在敖德萨，革命者们还攻袭了“索菲亚”号。当时，一帮富人们正在船上举行晚宴，革命者从他们那里夺得了5000英镑的金币。
[3] 就在这一时期，克拉辛把他制造的最先进的炸弹给了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中的左翼分子。后者用炸弹炸毁了俄国改革派首相斯托雷平的家。很多人葬身火海，但斯托雷平活了下来。
[4] 家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为“雅沙”。雅沙几个月后才受洗，几年之后才做了人口登记——因此，关于他的生日有好几种说法。斯大林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有可能是向他的庇护者雅科夫·“科巴”·叶格纳塔什维利致敬。
19 斯大林在伦敦
在历经了枯燥的长途旅行之后，斯大林和他的伙伴茨哈卡亚与邵武勉于1907年4月27日（新格里历5月10日）抵达了英格兰的哈里奇。他们坐着火车抵达伦敦的利物浦街火车站。[1]刚下车，他们就看到了英国报纸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据说，伦敦迎来了好一些外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英国首都都因藏匿极端分子而臭名昭著。[2]
代表们一到伦敦就被各色人等围了起来。其中包括一帮争先恐后的英国记者和摄影师，12名特工侦探和两个奥克瑞纳，以及一帮当地的革命同情者——他们不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俄国的流放者。
“伦敦创造了历史！”《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宣称。令媒体最着迷的是那些革命党中的“对伟大目标抱有热情的女性”，以及她们在当时跨国旅行时竟然鲜有行李的事实。“他们中没人大过40岁，很多人只有20出头。”当时，斯大林29岁，列宁37岁（但斯大林回忆道：“我们总是叫他老头子。”）《每日镜报》总结道：“这群人简直是道风景。”
正如后来的苏联，据说每个与会代表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些人要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据《每日镜报》说，“著名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伦敦，可是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住在哪里”。事实上，当时高尔基正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拉塞尔广场的皇家酒店。很快，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前来造访。当两人抵达伦敦时，伦敦正值阴冷天气。于是，反客为主的列宁让人换掉了高尔基潮湿的被子，并命令服务员点上暖炉为他们晾内衣裤。
“我们可得和酒店好好理论理论。”在等待袜子晾干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那些有个人收入的代表住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小旅馆里，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住在肯辛顿广场。每天早上，列宁都会在国王十字火车站前购买他最喜欢的鱼和薯条。然而，像斯大林这样贫穷的代表，他们的手头非常拮据。
据传，斯大林在伦敦的前几个晚上和刚刚认识的李维诺夫一起住在斯特谱尼区菲尔特盖特街的塔楼旅馆。小说家杰克·伦敦说，这个旅馆完全是个“野蛮的陋屋”：在这里住两星期只需花费6便士。旅馆是如此破烂，以至于斯大林带头抗议，并让所有代表都搬了出去。在此之后，他搬到了斯特谱尼区朱比利街77号的一楼。他从一个犹太裔俄国鞋匠那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间，并和茨哈卡亚、邵武勉搬了进去。
对于格鲁吉亚人来说，多雾而又潮湿的伦敦简直就是地狱。“我刚来到伦敦时，感觉这个城市快要把我吞噬，我快要窒息了。”另一位俄国共产党人伊万·麦斯基——后来斯大林任命的苏联驻英国大使——说，“那些被黑蒙蒙的雾气包裹的灰暗的小房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石头海洋，我感觉自己迷失了，如此孤独。”
在伦敦这个异乡，白教堂区好歹让俄国人找到了家乡的感觉。在这片伦敦东区的区域，俄语是通用语言。多达12万从俄国逃亡的犹太难民、黑帮分子和社会主义者在这里生活。在斯大林斯位于特谱尼区的住所不远处，便是鲁道夫·拉克的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列宁经常造访该俱乐部，在那里吃犹太特色的鱼饼冻。斯大林很有可能也和列宁一样。索索不可能错过当地斯拉夫犹太裔黑帮之间的野蛮斗争。这些东区的黑帮全都来自俄国，控制着这片贫民区的“猎枪手”（偷金表的小偷）和“顺风手”（扒手）。最具权势的是三个帮派：比萨拉比亚老虎帮、敖德萨帮，以及由“黑鬼”（一个名为波加尔德的黑皮肤犹太人）控制的阿尔德盖特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