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抵达，斯大林便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位于伦敦医院对面白教堂路口、福尔波恩街上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俱乐部注册。[3]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受到了特工和记者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拿到了每天两先令的零花钱、通往代表大会的路径指示，以及为了防止奥克瑞纳渗入而设置的暗号。
俱乐部的楼上“经过了简单的布置，那里的家具属于一家社会主义者俱乐部。那里有几张桌椅，墙上还挂着外国人的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那里召开了党内会议，选举形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和很多擅长开会的人一样，“他们研究了城市地图”。但《每日镜报》可没时间详细展开这些无聊的细节。“据说，与会的女性代表英勇无比，无所畏惧。”记者以充满崇敬的笔触写道，“她们每天都练习射击左轮手枪。她们经常对着镜子演练，直到对瞄准和开枪了然于胸……她们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其中有一个才19岁，一头靓丽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头。”
然而，与此同时，善于观察的《每日镜报》也注意到“福尔波恩街街角……站着一个眼神坚毅的壮汉。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貌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关注着那里的情况……此人便是俄国秘密警察斯维夫先生。他的职责便是盯梢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着重提到，他们“几乎没带什么行李”。
紧接着，代表们便前往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伊斯林顿，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要在南门大街的兄弟教堂开会。“它位于一片灰暗而又肮脏的工人阶级社区，有十来栋楼，它们的外墙都被煤烟熏黑了，窗户又高又窄，倾斜的屋顶沾满污垢。”代表们走了进去，来到“一个简陋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房间”。高尔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么一个教堂，“寒碜到了荒诞的地步”。教堂的主教是F．R．斯旺牧师。他的信众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旺是个反战主义者，崇拜威廉·莫里斯。
1907年4月30日（新格里历5月13日），在与会代表为业已牺牲的同志高唱完一首挽歌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会议开始。斯大林看到，列宁经常和骨瘦如柴的高尔基站在一起——当时，高尔基已经是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名人了，这位布尔什维克资助者曾在哥里和斯大林见证过同一场绞刑。[4]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边而坐，每一次投票都显得“十分紧张”。
与会的302位人士代表着15万工人，但在经历了1905年的辉煌之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压迫下，社会民主工党业已不复昨日，且处于交迫之中。代表中共有92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继续1905年的武装斗争路线，并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然而，85位孟什维克党人、54位犹太工联派、45位波兰—立陶宛工党人士和26位拉脱维亚工党人士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希望参与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奉行“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参与选举投票——他的这一策略为当今的恐怖组织，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所沿用。于是，他先是利用了孟什维克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后又背叛了他们。
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严重缩水，但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在格鲁吉亚是如此弱势，以至于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都没有投票权，而只能出谋划策。
“这人是谁？”当一个陌生人站上演讲台时，斯大林问邵武勉道。
“你不认识他？”邵武勉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当时，真名列夫·布隆施泰因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伦敦的大明星，他刚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据说还乘坐驯鹿雪橇在雪原上狂奔了640公里。这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可能还握了手）。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直到1913年才记起和这位宿命之敌的首次见面。
当斯大林在奇阿图拉指挥武装分队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了。他在写作方面极具天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一口浓重的犹太口音，桀骜不驯。他爱穿花里胡哨的西装，一头如羽毛般的长发被精心地修饰。他具有成为国际政坛大明星的潜质，斯大林和他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是偏远的赫尔松省的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依然目中无人，视格鲁吉亚人为“乡下来的”蠢蛋。
因为托洛茨基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列宁给他取了个绰号：“笔杆子”。而现在，即便是列宁也开始抱怨他的恃才傲物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隐忍内敛，而后者则企图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难怪初次见面斯大林便已经对他怀恨在心：在归途中，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是个“漂亮但毫无用处的”人。而托洛茨基则嘲笑斯大林“从来不讲话”。
托洛茨基说得没错。在整个会议期间，斯大林没有发表过一句言论。他知道，因为他的武装剥夺行动，他早已是孟什维克的眼中钉。他会成为后者禁止银行攻袭提案和挫败列宁的阴谋中的棋子。
当列宁提议投信任票时，在佐达尼亚的指挥下，俄国孟什维克党领袖马尔托夫立刻对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这三个没有投票权的代表提出了质疑。
“在不了解到底包括哪些人之前，我们不能投票。这几个人到底是谁？”马尔托夫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虽然列宁刚在柏林见过斯大林，他依然违心地回答道。马尔托夫无法继续挑衅列宁了。
“我们抗议！”佐达尼亚大喊道，但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在此事件之后，斯大林便和马尔托夫交恶。真名采捷尔包姆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一样，是个犹太人。
斯大林被犹太代表激怒了。他说，布尔什维克是“真正地代表了俄国”，而孟什维克仅“代表了犹太人”。在会议间歇期，他们肯定在酒吧里抱怨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党人阿列克辛斯基“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党人应该在党内组织一次清洗运动。”考虑到就在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都在种族清洗中丧命，这个“玩笑”显然非常不合时宜。[5]对犹太知识分子的憎恨显露了斯大林的自卑感。然而，这件事也凸显出了斯大林作为俄国人的那一面（因为格鲁吉亚当地并没有反犹情绪，犹太人在那里生活了两千年都没有遭受过任何种族清洗）。他已经对格鲁吉亚的党派斗争和孟什维克的强势感到疲倦了。此后，他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巴库和俄国。而他也不再用格鲁吉亚语，而是开始用俄语写作。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被推举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比孟什维克多，而他的秘密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也没有被取缔。斯大林回忆说：“列宁大获全胜。”
然而，孟什维克依然投票通过了一条会影响斯大林的决议：银行攻袭行动被严令禁止，再犯者将被开除党籍。大会委任孟什维克同性恋贵族格奥尔基·契切林（之后成为苏维埃第二任外交部长）调查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来的所有剥夺事件。“在那次大会中，斯大林极为隐忍，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藏身于阴影之中。”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朋友杰夫达里阿尼说。此后，托洛茨基也意识到，在1907年5月，斯大林心中所想的完全是银行攻袭。“他又为何要来伦敦呢？他肯定有其他的任务。”
“（在教堂外）好奇的英国人聚集在一起盯着我们看，仿佛我们都是外来的珍稀动物！”历史上最早期的狗仔队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对着害羞的革命者们一通乱拍，而后者则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俄国革命者惧怕镜头！”——这便是《每日镜报》的头版标题。“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照片一旦传出去，就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危险吗？”一个俄国代表对记者说。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再多的防范也已经不管用了。
来自于俄国的间谍早已潜伏在教堂内。俄国秘密警察对英国为这些俄国政治异见者提供庇护表示愤怒。“因为伦敦的自由主义倾向，我们无法指望当地警察配合。”奥克瑞纳国外分部——总部位于巴黎——的头目A．M．加尔丁说。两个间谍跟随革命者来到了英国。报纸记者兴奋地在街头发现了特工处的人和秘密警察。不过，奥克瑞纳并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他们的双面间谍雅科夫·日托米尔斯基（此人的月薪为2000法郎）早已混进了代表大会。而除他之外，大会中还有另一个叛徒。现如今，我们能在奥克瑞纳的档案中找到关于此次会议最枯燥乏味的记录。
列宁在伦敦春风得意。代表们在会议间歇期吃饭，可他们的资金越来越少。列宁担心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志吃不饱，于是让高尔基的情人为他们买啤酒和三明治。
会议结束之后，列宁和代表们一起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聊天。他教他们英文发音，和他们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还帮他们出主意找便宜的旅店。他甚至把他们带到他最喜欢的酒吧。那便是芬斯伯里的“皇冠与羊毛”酒吧。当时，有个特工甚至还躲在橱柜后偷听他们，可是此人一句俄语都不懂。5月13日，斯大林有可能参加了一次在切尔西举行的晚宴——这是他在伦敦时唯一一次社交活动。在当时，邀请进步人士来做座上宾渐渐已成风潮。晚宴的主人是艺术家菲利克斯·莫谢莱斯，他邀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前来他位于老教堂街123号的住所。晚宴中皆是穿着晚礼服的上流阶层。拉姆齐·麦克唐纳向俄国革命者祝酒，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则向他敬酒。宴会中的英国主人们对客人竟然没有佩戴白领结感到惊奇。
斯大林并没有在切尔西待多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伦敦更为穷困的地区度过的。他的经历更像麦斯基所记叙的：“我在荒芜的大街上游荡。破败的煤气灯微弱地照亮着街道。我越过无人的大桥，望向底下阴暗的运河。我仿佛看到了伦敦的内心。我听到了妓女的叫声和业已醉酒的嫖客的放荡笑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关了门的商店的阶梯上，我差点就被他们绊倒。”在伦敦的时候，斯大林甚至差点在酒吧里被东区的码头工人暴打一顿。据说，是李维诺夫救了他。据李维诺夫的女儿回忆，她父亲曾开玩笑说，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杀了他，就是因为那一次经历。他说：“我可没忘记伦敦那时候的事。”
回到斯特谱尼区之后，穿着束腰夹克、宽松裤子和高筒靴的伊万诺维奇先生（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房间里读书。不过，与此同时，他还聘用了一个名为亚瑟·培根的小伙替他跑腿。“斯大林给大约一条街开外的某人写了一封信，”培根在“二战”之后接受采访时说，“他想亲手交给那个人。可是，他又不会写英文，于是，他让鞋匠的妻子在信封上写了地址。”通常来说，斯大林每让培根跑一次腿便会给他半个便士，但这一次，斯大林却给了他两个玻利维亚币。“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培根说。斯大林不是太大方就是太无知了，因为以当时的汇率标准，两个玻利维亚币等于24便士。“他最喜欢吃太妃糖，”培根后来说，“所以我每天都会给他带一些。”
住在东区贫民窟的斯大林几乎没见过伦敦的全貌。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如此专注于政治且具有文化偏见，以至于他们很少去欣赏那些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托洛茨基写道：“如想欣赏一座城市，你必须先打开内心。可我的内心却被另一件无可比拟的事占据，那便是革命。”索索也一样。他的身上几乎没有钱，他没法享乐。在“二战”期间，他曾对年轻的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后来成为了苏维埃的外交部长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说，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教堂里听布道——这是学习英语的最佳方式”。当葛罗米柯前往华盛顿出任大使时，斯大林还建议他向自己学习。
为了能让每个代表回家，代表大会曾承诺给他们每人65卢布。可现在，他们却发不出这笔钱了。他们必须行动起来。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俄国犹太社会主义者菲奥多·罗斯坦向《每日镜报》的左派记者H．N．布雷斯福德和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求救。于是，他们找到了财阀约瑟夫·菲尔斯——菲尔斯—纳普塔肥皂公司的美国老板。
这位肥皂业巨头回复道：“在我做决定前，我想先见一见这帮人。”于是，布雷斯福德和兰斯伯里把他带到了兄弟教堂旁观革命党人开会。“他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专心致志！”这位费城富翁感叹道，并最终借给工党1700英镑。双方约定：“所有签过字的代表”必须在1908年1月前还清这笔钱。菲尔斯还坚持让每个代表都签字。后者则听话地一一在英文、俄文和格鲁吉亚文3份协定上签下了名字。列宁签的有可能是“弗拉基米尔”。据说，斯大林则签下了他最喜欢的化名：“巴库的瓦西里”。菲尔斯在列宁走上权力巅峰前便去世了。不过他的子孙于1917年收回了这笔钱。
1942年，丘吉尔[6]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初次会晤。刚开始时，两人都对彼此颇为冷漠，而渐渐地，随着夜越来越深，喝了酒的两人热络了起来。英国首相问起了斯大林当初在伦敦的经历。
“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和其他人都在。”斯大林回答道。
“那么，托洛茨基呢？”丘吉尔问起了斯大林的敌人——而后者已在两年前被斯大林谋害。
“是的，他也在。”斯大林说，“但托洛茨基最终失望而归，因为他不代表任何组织，比如说战斗分队……”即便是在30年后，即便是在除掉了他的宿敌之后，斯大林依然对此无比骄傲：是他领导了战斗分队，而那个著名的战争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则没有。
斯大林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为笔名在《巴库工人报》上写道：“伦敦大会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
然而，斯大林没有立刻回家。茨哈卡亚病倒了，他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他。“我发起了高烧，体温高达39℃，或者更高，”茨哈卡亚回忆说，“于是斯大林和邵武勉留下来照顾我，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据威尔士的共产党人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斯大林曾在照顾茨哈卡亚的间歇前去看望了峡谷区的矿工。毕竟，他在1905年的根据地就是奇阿图拉——一个矿区城市。“二战”期间，朗达镇中神奇地出现了很多“斯大林在威尔士”的参观景点。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到过威尔士。[7]进而言之，当时的他还没有发明“斯大林”这个名字呢。然而，还有人说他曾在利物浦码头出现过，还和在伦敦时一样，与码头工人大打出手。可悲的是，“斯大林在利物浦”和“斯大林在威尔士”一样都不过是种虚构，它们是都市传说、地区自抬身价的幻想和左派个人崇拜的产物。
在伦敦待了3个星期后，索索又在巴黎待了一周。然后，他拿到了一个刚去世的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证，以此人之名——西蒙·杰夫拉亚——回到第比利斯。随着他的回归，令人震惊的银行攻袭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 * *
[1] 他们原本的目的地并非伦敦，代表大会原计划在哥本哈根举行。于是，斯大林先是来到圣彼得堡，然后转道芬兰，来到瑞典的马尔默。代表们将在那里乘坐渡船前往哥本哈根。可是，丹麦把他们赶往了瑞典，瑞典又把他们送回丹麦，而丹麦再把他们送到埃斯比约，他们在那里乘坐蒸汽船前往伦敦。
[2] 那几星期中的其他重大新闻包括：有人阴谋暗算沙皇；3岁的沙皇皇储阿列克谢的肖像照《皇储首次穿上裤子》；沙皇侄子尼古拉大公和黑山公主的婚礼；嫁入西班牙皇室的英国公主诞下一男婴，新闻标题为“一个英国婴儿”。
[3] 现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家具仓库、一个照相机商店和一个男士成衣店。
[4] 在此之后，高尔基成为了斯大林的朋友，他总是为斯大林辩护，而斯大林也赋予了他更大的名誉。可是，最终，斯大林可能也谋害了高尔基。详情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5] 在从伦敦代表大会打道回府之后，斯大林在《巴库工人报》上发表了记叙其经历的《一个代表的笔记》。他在文章中狡猾地就此事批评了格里高利·阿列克辛斯基。他指出：“大多数孟什维克是犹太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和俄国人。而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大多数成员是俄国人，然后是犹太人（当然不算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犹太人的确在社会民主工党中占据优势，但斯大林的说法也暗示了，格鲁吉亚人同样在党内具有力量。阿尔申尼泽说，斯大林对犹太人是“中立”的，他只关心政治上的实用性。斯大林也在很多文章中表达过他对犹太人的苦难的同情：“犹太人永远处于被迫害和被羞辱的境遇之中，俄国的其他民族还能享受到一些可怜的权利，而犹太人连这些仅有的权利都得不到。”与此同时，他还就孟什维克过于“知识分子化”而非“工人阶级化”展开过抨击，并对孟什维克反过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内包含太多知识分子表示震惊。“孟什维克对我们大肆叫嚣，但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句谚语：舌头总爱碰痛牙。”正如我们所见，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很多历史学家都写到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遭到质疑的事件，他们的目的在于彰显斯大林的微不足道。可是，他们从来不提受人尊敬的茨哈卡亚和邵武勉也同时遭到了质疑。列宁之所以不肯为斯大林背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时，他向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提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条件：如果佐达尼亚不干涉他在俄国的事情，那么，列宁许诺让他成为格鲁吉亚联合政党的头目。佐达尼亚根本没搭列宁这个茬儿。
[6] 斯大林造访伦敦时正值29岁，他以“科巴·伊万诺维奇”之名住在斯特谱尼区，而当时33岁的丘吉尔则住在芒特街一号的单身公寓里。当时，丘吉尔已经是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自由党政府的殖民地常务次官。他刚刚出版了他父亲伦道夫勋爵的传记。当然，他还是以他本人的自传而闻名于世。当斯大林在伦敦时，丘吉尔正在苏格兰做演讲，此事亦见诸报端。
[7] 现如今，这些“斯大林在威尔士”的景点依然存在。威尔士作家约翰·赛莫斯在20世纪70年代造访苏联的休斯索夫斯卡（即今天的顿涅茨克）——这座矿区城市是由一个威尔士人建造的——期间，曾“证实”过它们还存在。一个威尔士网站至今仍把斯大林列为“曾经造访过威尔士的危险人物”。这个清单还包括连环杀手弗雷德·韦斯特、魔术师阿雷斯特·克罗雷、纳粹党魁鲁道夫·赫斯，以及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斯大林曾在南威尔士短暂停留，为俄国革命寻找支持和赞助。”斯大林的协助者菲奥多·罗斯坦说。他是伦敦的布尔什维克调停者，后来成为了苏联驻伊朗大使，并在“大清洗”之前去世。他的儿子安德鲁·罗斯坦过着一种怪诞的双重生活，游走在英国建制和苏联精英之间：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在“大清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工作，并幸运地活了下来。在此之后，他回到伦敦，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对一帮英国议员说，他曾在伦敦的某次马克思主义会议上见过当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大林的回忆如此怪诞，不知其目的何在。他的确有可能在德国的某次社会主义者大会上见到过墨索里尼，但当他在伦敦时，未来的“领袖”肯定不在那里。斯大林在英国时的跑腿培根成为了贝肯汉姆议员的一个清洁工。1950年，在他56岁时，他接受了《每日镜报》的采访。“我不知道斯大林大元帅、俄国人的父亲是否还记得这个为他带太妃糖的、高高瘦瘦的男孩。”培根在采访结尾说道。斯大林曾经入住的朱比利街住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20 卡莫疯了
1907年5月10日，正当卡莫为克拉辛的炸弹安装导火索时，炸弹爆炸了。炸弹炸在了他的脸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不过，他立刻接受了秘密治疗，并赶在行动的前夕恢复到能够领导“组织”的程度。然而，其他伙伴却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领袖、被逮捕的钦察泽。在他们看来，卡莫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投机者。“卡莫很是自恋，”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总是向身居要职的同志自吹自擂。”
斯大林是6月4日回到第比利斯的。当时，尼古拉二世强硬的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刚刚发动他的反动阴谋。他解散杜马，重新设置杜马选举权，以保证保守派占据优势。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展开了对革命党人的追捕。很多人都被捕了。那些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人坐上被戏称为“斯托雷平火车”的运囚车，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戴上了被戏称为“斯托雷平领结”的套索。1905年，俄国共有86000位政治犯；到了19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7万。
卡莫的“组织”集结了格鲁吉亚最优秀的武装行动人员，其中包括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5位女性枪手。这些人集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而卡莫本人却住在一个巨大的别墅中，“扮演一个王子”。奥克瑞纳相信总共有60人参加了最终的行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可能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中借来了人手——这些组织经常合作，最近克拉辛就为社会革命党提供了炸弹以炸毁斯托雷平的家。不过，如果社会革命党想要通过此次行动从夺来的银行款项里分得一杯羹，他们肯定要失望了。
斯大林向布尔什维克第比利斯委员会传达了列宁在柏林给他的指示：委员会同意展开行动。他肯定对行动即将造成的地区性动荡和国际性震惊有过预期：在列宁的指示下，卡莫和其他枪手都暂时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因此，就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不受伦敦代表大会所做决议的制约。斯大林和邵武勉计划在行动结束之后立刻迁往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在格鲁吉亚已日薄西山，他们只有500位支持者。索索正在有意识地割裂他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联，并将在一个能够施展其拳脚的地方重新开始。[1]
6月13日早些时间，卡莫向斯大林和邵武勉确认，他们将于那一天执行攻袭。队员们在迪利普丘利酒馆候命，据说斯大林那天清晨的时候也在那里。[2]大约上午10点左右，穿着军服、挥舞着锡卡西昂军刀的卡莫骑马来到了埃里温广场，而其他参与行动的男女队员也已各就各位。那是个炎热的夏天。
当炸弹被引爆时，卡托·斯瓦尼泽·朱加什维利正在阳台上搂着斯大林3岁的孩子“小伙”。她的姐姐萨什克也在。“我们吓坏了，冲进了房内。”萨什克·斯瓦尼泽说。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伤者接受了紧急手术处理。哥萨克骑兵和宪兵队巡逻整座城市，搜查可疑的房屋，拉起警戒线，希望在银行款被盗运出第比利斯之前把它拦截下来。
萨什克回忆道：“那天晚上，索索回到家，告诉我们，卡莫和他的人成功了。他们为党夺取了25万卢布。”他肯定告诉了两姐妹卡莫是怎样乔装打扮的。在此之前，斯大林借了她们父亲的军刀，现在，她们终于明白那把刀是用来干什么的了。斯瓦尼泽的回忆录显示，卡托完全明白自己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人：她知道斯大林过着双重生活，她知道他是高加索地区银行攻袭组织中的“教父”。然而，那个晚上，斯大林突然通知斯瓦尼泽一家人，他的妻子和孩子必须第一时间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巴库。斯瓦尼泽家不同意。他们肯定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因为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依然胆敢就此事批评斯大林，说他竟然带着妻儿让他们在“如此炎热的夏天”坐13个小时的火车。但他们的反对没有用，“索索前往巴库，带上了卡托”。除了妻儿之外，他还带了15000卢布，用于他未来的计划。
事发之后，卡莫也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大方地给了斯大林的“内线”1万卢布，而沃兹涅先斯基则得体地接受了5000卢布。
可是，事态再次发生转变。警察宣称，有共计10万卢布（面额均为500）是有标记的。有些队员提议把这些500面额的烧毁，可卡莫却拒绝这么做。在夺来的钱款中，其他钱币都是小面额的。
所有队员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带着钱去见列宁。不过，卡莫的眼疾必须去国外治疗，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把钱送给列宁的人。他坐上火车，途径巴库，前往芬兰。科基·达季阿尼王子——他的家族曾经是明戈瑞利亚的统治者——又把自己的护照借给了卡莫。于是，最喜欢乔装打扮的卡莫又多了一重身份。这位“王子”在和年轻的妻子（这位女孩是个地下革命者，但反讽的是，她同样也是一位警察的女儿，她的双重身份亦颇为有用）“完婚”一天之后便踏上了“蜜月之旅”。组织中的女孩们早已有过生死于一线的经历：她们把钱和炸弹藏在自己的衣服里。炸弹会散发刺鼻的恶臭，尤其是当它们和汗液接触时，这股味道就会越发浓重。于是，女孩们得往自己身上使劲喷香水。把钞票藏在衣服里相对容易点儿——这个假妻子是穿着新娘的衣服踏上旅程的。唯利是图的警察很有可能接受了行贿，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卡莫把约等于今日价值170万英镑（340万美元）的卢布交给了列宁，这笔巨资足够列宁花好一阵子了。那一整个夏天，卡莫都和这位他心目中的英雄待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筹备着一个“大计划”。然而，风声陡然紧张，列宁逃亡日内瓦。得知列宁来到了瑞士之后——克鲁普斯卡娅说——“瑞士的公民们都吓得要死……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在俄国的抢劫事件。”“格鲁吉亚”成为了“黑帮匪徒”的代名词。当茨哈卡亚来到瑞士造访他们时，他们的女房东一看到这个穿着乔卡大衣的人，便被吓得快要晕厥，“害怕地尖叫着，赶紧关上了门”。
但是，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的效应远远没有终结：它让卡莫成为了传奇人物，[3]但它对社会民主工党最终的分裂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它对斯大林形象的损坏亦不可估量，其负面效应即便到了1918年依然存在。
成功夺取银行款后，他们因分配不均而争执了起来。警察公布了那10万卢布的连贯序列号，他们根本没法把钱花出去。不过，克拉辛技术小组的伪造师——昵称“胖芬尼”——篡改了一些序列号。列宁和克拉辛决定把钱花出去，特别是那些没有被标记的钱。这笔钱立刻被偷运到了国外，其中有一部分通过里昂信贷银行被洗白了。李维诺夫把钱散给他的手下，让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兑换成其他货币。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疯狂地搜寻着行动人员，可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在第比利斯的线人中有一位代号为“胖女人”的说，社会革命党的枪手参与了行动，但他们应得的那部分钱被抢走了。
他们首先怀疑的是另一个来自于哥里的行动人员达夫里舍维。据奥克瑞纳密报称，此人“正以卡莫之名躲在洛桑”。
奥克瑞纳得知，“卡莫把所有钱都给了克拉辛和列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革命阵营开始分裂了。列宁从卡莫那里至少得到了14万卢布。然而，就在1908年，他突然对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展开攻击[4]。此事虽然甚少人知，但无疑造成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再次分裂。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行动夺来的钱款里偷了4万卢布。李维诺夫指派“两个格鲁吉亚行动人员”前去警告两人，如果他们不迅速把钱还回来，格鲁吉亚人就会把中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干掉”。
很快，列宁又捉襟见肘了。武装剥夺并非他唯一的经费来源。他指派两个布尔什维克去讨好一对相貌平庸的姐妹——她们刚刚从已去世的工业家施密特叔叔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次行动很是成功，虽然列宁承认这种事情他自己根本干不出来。其中一位名为维克多·塔拉图塔的窃取了一大笔遗产，他先是用这笔钱让自己过上了优越的生活，然后才把剩下的给了列宁。
现在，身在柏林的卡莫决定执行他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剥夺行动。他要夺取1500万卢布，这笔钱“足够支持党6年，但需要200个人手才能执行”。他需要更多的炸弹。于是，那年8月，他以保险员米尔斯基的身份前往柏林取炸弹。可是，列宁给他安排的柏林联络人却是日托米尔斯基博士——正是这位双重间谍把伦敦代表大会的情况泄露给了奥克瑞纳。日托米尔斯基出卖了卡莫。
1907年10月27日（新格里历11月9日），德国警察冲进了卡莫的旅店客房。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带有标记的钞票、200条导火索、12个水银炸弹和20块电池。奥克瑞纳无比兴奋，但他们依然不知道“米尔斯基”的真实身份。10月31日（新格里历11月13日），沙皇情报机构国外分部的头头加尔丁宣布，“米尔斯基”正在策划一起“大劫案”，而他的身上有第比利斯“惨案”中的钱款，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掌握他参与行动的实质证据。奥克瑞纳仍然以为达夫里舍维才是“卡莫”。那么，这个“米尔斯基”到底是谁呢？
最终，运气眷顾了奥克瑞纳。1908年3月1日，被关在库塔伊西监狱里的前布尔什维克阿申·卡斯泽向他们透露道，抢劫案的主使就是“卡莫”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而他就是现如今被关在柏林阿尔泰—莫阿比特监狱的“米尔斯基”。另一方面，有线报称达夫里舍维目前人在瑞士，他根本就不是卡莫。
沙皇政府希望引渡卡莫。如果回到俄国，卡莫必遭死刑。克拉辛赶紧前往柏林，动用手头资源，为卡莫聘请了左派律师奥斯卡·科恩。克拉辛还建议卡莫扮疯——对于卡莫而言，这易如反掌。
卡莫开始了他的装疯表演。他的表演令人难辨真假。而他竟然表演了整整两年。刚开始时，他不断咆哮、哭泣、撕扯衣服和殴打狱友。狱警把他关进了一个冰冷的囚室，他在那里赤裸裸地待了9天。他根本不睡觉，每晚都站着，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4个月。接着，他开始绝食，他们用进食管强迫他吃东西；他把自己的头发拔了下来；他试图自杀，却被救了；他还尝试过割腕，但依然被救活了。1908年5月，他被送到了柏林布克精神病院接受诊断。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其他病人的疯样，还用上了装疯卖傻者老掉牙的伎俩：他说自己是拿破仑。医生们对他的精神状态依然抱有怀疑态度，于是决定折磨他——其痛苦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承认自己在假扮。他们用烧红的熨斗烫他，还用尖针刺他的手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终，德国人只好作出此人是真疯的结论。但他们不想让这个麻烦栽在自己手里，于是，他们还是把他交给了俄国人。俄国人才不管卡莫是真疯还是假疯，把他送上了法庭，起诉他是第比利斯“惨案”的主谋，得为50人的死负责。在法庭上，胡言乱语的卡莫突然从袖口里放出一只金翅雀，开始和这只名为“皮特卡”的小鸟说话。
斯托雷平首相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总督无论如何都要把卡莫处以极刑。但是，卡莫的律师科恩组织了一场极为成功的欧洲宣传战以反对对一个“疯子”执行死刑，斯托雷平终于退了一步，说绞刑“会对俄国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
俄国医生对卡莫做了进一步检查。他们发现他的皮肤竟然没有痛感。他们继续往他的指甲里扎针，还对他用了电击。在此之后，卡莫曾回忆说：“我的身体像烧着了一样，疼痛无比。”那些医生最终也被说服了。
1910年9月，卡莫被宣布精神异常，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专为精神异常者准备的囚室。布尔什维克党宣称卡莫是个大英雄，但一个医生却说：“只有一个极度疯狂的病人才会干出那种事来。”历史学家安娜·戈伊夫曼说，卡莫是“激情和焦虑的结合体”，他“无法正常地生活……假装疯癫的他实际上已经疯了”。
与此同时，警察们开始追踪早已在全欧洲流散的有标记的钞票。在巴黎，李维诺夫一进酒店房间，就发现一个侦探正躲在床底下等着他。他被逮捕了，当时身上有12张有标记的纸币，而后他被遣送到了伦敦。克拉辛在芬兰被捕。其余想把这些钱换成其他货币的人分别在慕尼黑、苏黎世、巴黎、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被捕。
“孟什维克没有（从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得到一分钱。”奥克瑞纳幸灾乐祸地汇报说。所以“他们决定根据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把这些‘抢劫犯’驱除出党”。
斯大林陷入了麻烦之中。
出离愤怒的孟什维克党人组织了三个委员会，历时两年，对第比利斯银行攻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三个委员会一个在第比利斯，由佐达尼亚领导；一个在巴库，由吉布拉泽领导；第三个则在国外，由奇切林领导。造成大量伤亡的武装剥夺败坏了党的名声，但他们还要把斯大林和卡莫当作枪靶子以摧毁列宁。
孟什维克审讯了所有关键人员，包括斯大林。他是在巴库以“科巴同志”之名接受审讯的。令人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没有毁掉这些档案——它们是他参与行动的第一手证据。“内线”卡斯拉泽和沃兹涅先斯基交代了所有事情，把责任都推到了斯大林身上。列宁却向奇切林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行动是由“那些已经退党的人”执行的。据阿尔申尼泽和乌拉塔泽说，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都决议要把斯大林开除党籍。可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四分五裂，孟什维克党有没有权力开除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收集了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用以对付列宁。双方于1908年8月在日内瓦见面。马尔托夫言辞激烈地攻击列宁。诺伊·拉米什维利报出一个个名字——包括众所周知的卡莫和钦察泽——并宣称“所有这些行动都受到了科巴同志的指挥”。
列宁十分愤怒，吼道：“不要报出最后这个人的姓氏。”
“我不会的，”拉米什维利笑着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著名的‘高加索的列宁’。”如果斯大林知道他们这么形容他，肯定会很自豪。
“你能担保这些人名不会落到警察的手里吗？”列宁强调道。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斯大林和列宁会过面，孟什维克能找到斯大林“犯罪”的证据，却无法证明列宁是其共谋。但此事能证明两人在1907—1908年期间的关系：列宁想要竭力保住斯大林。
斯大林貌似被开除了党籍。当然，作出这一决议的并非中央委员会，而是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委员会。如果这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他作为革命者的合法性便会受到严重的损坏。
随着深受列宁信任的斯大林取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之后，孟什维克旧事重提，想要破坏他们的权威。1918年，马尔托夫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及了“斯大林所犯下的三起罪案——第比利斯抢劫案、谋杀巴库工人，以及在巴库劫持一艘名为‘尼古拉一世’的船”。更有甚者，马尔托夫也提到了，斯大林早在1907年就被开除党籍了。1918年的斯大林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需要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因此也预见了这篇文章的危险性。于是，他马上对马尔托夫展开攻击，把他送上了革命法庭。在法庭上，斯大林说马尔托夫的文章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失败者企图侮辱别人的行径”，并说开除党籍之事完全是“肮脏的诽谤”。
斯大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自己在剥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依然坚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被任何党组织审判过，也没有被开除过”。就字面意义而言，斯大林的这句话没有错，因为开除他的是由孟什维克领导的第比利斯和巴库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决议也是非正式的。革命法庭想把证人传唤来莫斯科问话，但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在内战中，此事殊为不易。最终，审判被取消了，马尔托夫被示以警告，而斯大林则达到了目的。
在此之后，马尔托夫被流放了。[5]“你这个可悲的人。”斯大林对他咆哮道。1921年，当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征服者的身份回到第比利斯时，他在会议上遭到了众人的嘘声，并被人破口大骂“匪徒”——他立刻离开了会场。在此之后，在他的任期内，再也没有人提及他曾经攻袭过银行以及有可能被党开除过。
最为重要的是，列宁没有把斯大林被当地委员会开除当回事：“这些开除几乎都基于错误的判断、未被核实的报告或误会……”当然，他所知的可比所说的多得多，但他也日渐意识到，斯大林这个秘密行动组织者正是“他想要的人”。
虽然世人皆对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银行攻袭口诛笔伐，但剥夺行动并不会就此终结。“武装人员和哥萨克”的游戏在巴库得以延续，而双方的筹码也越堆越高。对卡托而言，这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
* * *
[1] 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得人心很大程度上和颇得人心的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王子——正是他发表了索索的诗歌——被刺杀有关。那是发生在1907年8月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党人曾攻击过恰夫恰瓦泽这位格鲁吉亚文化的代言人，而历史学家也广泛同意，正是他们杀了恰夫恰瓦泽。有证据表明，斯大林的朋友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组织并参与了这次暗杀行动。当然，社会民主工党可能并没有下过谋杀恰夫恰瓦泽的命令。晚年的斯大林经常赞扬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和这起谋杀有关。但是，斯大林和塞尔戈走得很近，而他显然也能把一个人的文学才华和必要的邪恶区分开来：在他眼里，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自述说，那天，他是在塔曼舍夫旅社看着钦察泽鼓动队员的。但事实上，当时的钦察泽已被捕入狱了。也许，斯大林是把这次银行攻袭行动和另一起发生在1912年的银行攻袭（参见第29章）混淆了。在1907年，鼓动队员的是卡莫。
[3] 其他人——实际参与的攻袭行动要比卡莫多得多——嫉妒卡莫所获得的名声。“我们的‘组织’被称为‘卡莫组织’，”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但这并非事实。我们是在‘组织’成立一年之后才把他吸收进来的。他参加了那次大行动，在此之后，所有功劳都归功于他……但是，科捷·钦察泽、因茨基尔韦利和埃利索·洛米纳泽等人的功劳都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更多。”
[4] 列宁发表了论战文章《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他在文中攻击了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相对论。在他看来，波格丹诺夫的理论伤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5] 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合法继任者，斯大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元老的形象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当时马尔托夫能证明斯大林的确被开除了党籍，那么，他或许就能改写俄国的历史。
21 卡托的悲剧：斯大林的追悔莫及
来到巴库之后，斯大林安排卡托和他们的孩子“小伙”住进了一个石油工人的公寓。紧接着，他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获取情报、开展武装行动和发动群众。这是他一生中最晦暗的一段岁月。他很有可能又领上了罗斯柴尔德的工资。不久之后，他便安排卡托和“小伙”搬出了巴库城。他们住进了“巴伊洛夫半岛上一幢低屋檐的鞑靼人的别墅，是从一个土耳其人那里租来的”。这座别墅位于海边，伫立于一个洞穴上。
卡托天生是个家庭主妇。很快，她就把这个陋屋打扫干净，装上了木质的床和窗帘，并把她的小缝纫机搬到了一边。访客们注意到，这幢楼外墙的肮脏和内部的整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索索经常不在家。现在，他的身份是一家电厂的经理。他和奥尔加一家人住在一栋海边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有一次，身穿漂亮白裙的她不小心从他们家的阳台掉进了里海。斯大林跳进海里，把她救了上来。娜杰日达长大之后经常说起这个浪漫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