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经常在狱中讨论政治，而这些讨论通常都会不欢而散。斯大林最憎恨追随列夫·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总是下手比脑子转得快的塞尔戈和一些社会革命党人打起架来。“塞尔戈下手很重，那些社会革命党人没一个打得过他。”多年之后，斯大林写信对伏罗希洛夫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奥尔忠尼启则的颜面。在当时，他们三个人就是苏联的统治者。而事实上，社会革命党人把塞尔戈好好收拾了一顿。
每当遇到解不开的政治提议时，斯大林就会变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无法被挑战。他知道怎样用马克思的话恰如其分地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却“令人不满，十分粗鲁，枯燥乏味”。[1]
斯大林喜欢流氓超过革命家。他的“身边总有杀手、敲诈勒索者、抢劫犯和枪手——毛瑟党人”。有些时候，狱中的刑事犯会来打扰政治犯，可是，在斯大林的组织下，那些格鲁吉亚刑事犯却变成了他的保镖。在他执掌苏联时期，他曾提拔过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罪犯，这令他的同志们瞠目结舌。然而，斯大林终其一生都擅长利用这些人。
政治犯和刑事犯都会发起监狱游戏，并下注赌输赢。这些游戏包括摔跤和跳蚤比赛。斯大林不喜欢下国际象棋，但“他和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会通宵下双陆棋”。在其中最残酷的游戏叫“逼疯”：他们会把一个年轻犯人送进刑事犯的囚室，然后赌他能支撑多久。有些时候，受害者会真的疯掉。
监狱里全都是被斯托雷平逮捕的受害者，它原本只能容纳400人，现在却被放进了1500人。斯大林的肺出了点问题，他觉得自己无法在炎热的空气中呼吸。强壮的“枪管”·穆季瓦尼——他有段时间被看押在同一个囚室里——会把索索举起来，让他通过监狱的高窗呼吸外面的空气。其他狱友会大笑着为他呐喊：“往上，枪管，往上！”多年之后，当“枪管”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他总是会如此问候：“往上，索索！”
斯大林向当局抗议监狱的恶劣环境，当局非常愤怒，派了一帮士兵把政治犯都打了一顿。“领头的科巴朝前走去，他的手里握着一本书，即便被来福枪杆暴打也绝不低头。”韦列夏克回忆道。作为还击，“他用装粪的水桶砸了囚室的门，完全不惧怕会被士兵刺杀”。
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可能不踩着别人”，但这也为恶作剧创造了条件。和斯大林分享同一张床的哥里人纳季拉泽让他的妻子陪凯可前来巴库。两个女人一个见了丈夫，一个见了儿子。斯大林“兴高采烈地迎接母亲。凯可一见到宝贝儿子便哭了起来”，但他“安慰她说，革命者不可能不入狱……”。他们开心地聊了两个小时。纳季拉泽说。斯大林让他母亲给巴库的革命党人递送秘密纸条——而她差点因此被捕。
“组织”正在计划协助索索越狱。他们买通了一个狱吏，让他偷送了一把锯子给斯大林。有一天晚上，斯大林用它锯开了囚室的铁栏杆。按照原定计划，他将越过围墙，来到监狱外面。在那里，毛瑟党人为他准备的马车会等着他。可是，肯定有人背叛了他，因为就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没被收买的哥萨克骑兵出现在了守卫的位置。斯大林的越狱计划失败了。
官僚气息严重的沙皇政体再次犯下了办事迟缓的错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斯大林的真实身份，并对他从宽处理了。最终，他竟然没有被流放到亚洲方向的西伯利亚，而是令人吃惊地被判决流放到欧洲方向的沃洛格达省两年。
就在他即将被流放之际，人满为患的巴伊洛夫监狱的混乱为斯大林再次提供了越狱的机会。他和另一个犯人换了身份[2]。越狱计划貌似即将成功：那个犯人假装自己是斯大林，而索索则一一吻别了狱友，被护送出了监狱。
* * *
[1] 斯大林还在狱中和很多毛瑟党人重逢（比如说他的狱友萨克瓦列利泽兄弟）。他在孟什维克党中的对手——结识于神学院时期的杰夫达里阿尼和巴统的诺伊·拉米什维利——也在这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不过，现在，双方被逼迫得只能再度合作，而孟什维克党人也不再提他的那些剥夺行动了。
[2] 1937年7月，正值“大清洗”高峰期，哥里人I．P．纳季拉泽——安排斯大林换身份的人——给他们当时的另一位狱友安德烈·维辛斯基写了一封信。当时，维辛斯基已经是斯大林手下的苏联总检察官了，他胆小怕事，却又十分危险。纳季拉泽在信中说，他曾因政治谋杀案而入狱，并曾协助过斯大林换身份越狱。维辛斯基说自己记得前者，但至于后一件事，这位邪恶的幸存者则说得模棱两可：“至于协助斯大林同志换身份这事……我不能做证，因为我不记得了。”当时，纳季拉泽显然正在被调查，不然的话，他是不敢在这个敏感时期给危险的维辛斯基写这样一封信的。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在信中所言就不太可能全是胡编乱造。
24 “大河雄鸡”和贵妇
然而，互换身份这个计划依然被泄露了。就在斯大林即将离开巴伊洛夫监狱时，那个被安排和他交换身份的人被控制了起来（他们有可能是被泄露前次越狱计划的同一个警察间谍出卖了，或者是被未被收买的守卫阻止了）。斯大林只能被送往沃洛格达省。沃洛格达比西伯利亚近很多，但是斯大林的旅途长达3个小时。在途中，他还在莫斯科的布特尔斯基监狱待了几天。在多年之后的“大清洗”运动中，很多被清洗者都葬身于此。
索索没有冬天的衣服，于是，他给巴库的邵武勉写信，请求他的帮助。“我们甚至买不到一件二手的大衣，”邵武勉回忆道，“但我们给他送去了5卢布。”斯托雷平对巴库展开了整顿。警察们镇压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流失惨重，很多领导都被捕或被杀。“我们没有一分钱。”邵武勉说，“革命者又饥饿又虚弱。”
抵达沃洛格达监狱[1]之后，斯大林领导了一场抗议暴动。“他从来不服从于任何人，”一位狱友说，“他只有在他们动用武力时才撤退。”在从沃洛格达前往流放地的途中，他要么真的得了伤寒，要么就是说服了一个医生。后者让他在维亚特卡医院舒舒服服地待了几天。最终，他乘坐雪橇穿越冰天雪地，于1909年2月来到了索里维切戈茨斯克。
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约有450位流放者，斯大林和他们住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位叫塔蒂阿娜·苏霍娃的教师，据说她和斯大林坠入了爱河。
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短暂滞留期间，他在这群政治犯中赢得了两位女子的芳心。那是他身无分文而又低落的一段岁月，可他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女孩。他任何时候都拥有至少一个情人，甚至更多。事实上，流放时期的斯大林放荡不羁。
莫洛托夫说，虽然斯大林脸上长满了痘疮和雀斑，对女人而言，他依然是个“帅哥”。“女孩们因他神魂颠倒，因为他很会与她们相处。他有双谜一样的眼睛，它们如此迷人。”叶妮亚·阿利卢耶娃——他未来的嫂子，很有可能也和他有过恋情——对她女儿说：“他比较消瘦，但强壮而又活力四射，他（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每个人都会提到斯大林那双“灼人的眼睛”。
即便是他身上那些惹人厌的特征，也有特别的魅力。他的讳莫如深、傲慢、残忍、警觉、对学习的痴迷和智慧也许只会让他更受女性的欢迎。他的古怪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冷漠反而会让女人更想占有他。而他貌似的生活无法自理——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孤独、消瘦和邋遢——则会让女人更想要照顾他。其中还有他的民族所起到的作用。
格鲁吉亚人以激情和浪漫而闻名。心情好的时候，斯大林就是个彬彬有礼的格鲁吉亚情人。他会对女孩们唱情歌，赞美她们的漂亮衣服，还会送她们丝质手帕和鲜花。而另一方面，他又在私生活方面极具攻击性。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就会给他的同志戴绿帽子——特别是在流放时期。作为示爱者、男友和丈夫的斯大林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温柔而幽默的。然而，如果爱上他的女士以为他就是个格鲁吉亚卡萨诺瓦，那么，等到更加了解他时，她们便会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他是如此怪诞而又缺乏同情心。他对自己的个性、身世和生理自卑讳莫如深。他那相连的脚趾令他如此敏感，以至于此后当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为他做检查时，他用毯子盖住了全身的其余部分——包括脸。在他成为最高领袖之后，每当要拍官方照片时，他总是会让保镖为他的脸抹上白粉，以掩饰痘疮。他不喜欢在俄国澡堂子里洗澡，羞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他对自己僵硬的手臂十分不安，手臂残疾令他无法和女士们跳舞：他承认他“无法搂住女人的腰”。正如卡托在他们婚姻期间所了解到的那样，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从不向人袒露心声。他的自大消耗着对方的元气，可他从来不给对方以情感滋润。他偶尔的温存根本无法弥补其长期的冷漠和阴郁的过度敏感。正如娜塔莎·科尔蒂娃所言，一旦被惹怒，他就会变成一头猛兽。
女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低。革命、自我实现、对知识的追求，以及与男性朋友拼酒——这些都比女人重要。他兼具狂野的男子气和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特色的拘谨。他当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很少谈论自己的私生活，但他的确很多情——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终其一生他都对他同志的放荡行为有所宽容。巴库的斯潘达良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在此之后，作为苏联高层的叶努基泽和贝利亚也总是在女人身上过度消耗精力。只要下属努力工作且对他保持忠诚，斯大林就不会管他们的私生活。对其自身而言，他把性视作安全问题甚于道德问题。
一方面，他不喜欢像他母亲那样强壮而又聪明的女人、“有想法的”自命不凡的女人、像普列汉诺夫女儿那样“穿着高跟靴子”的花哨女子。他更喜欢年轻、具有可塑性的少女，或者丰满的村妇，这些女人会让他有自我优越感。而在另一方面，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身边还依然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思想解放的女革命者。这些女人在智识上完全和他平起平坐，有些甚至是贵妇，出身远比他好。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他的独立自主永远要先于女人。
而那些和他相恋的女人（以及一不小心生下来的孩子）都必须理解：这位游侠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随时都会从她们身边消失不见。
当斯大林闯入塔蒂阿娜·苏霍娃的生活时，她正和其他几位流放者在自己家中，有人称“一群新来的犯人到了，其中还有一位来自巴库的同志，他名为奥斯普·科巴，是个职业革命家，一个重要人物”。不久之后，奥斯普（俄语中“约瑟夫”的昵称）走进了她的家门。他“穿着高筒靴、黑色的大衣、黑色的绸缎衬衫，戴着一顶羊皮帽，白色的头巾垂落在肩头，一看就是格鲁吉亚人”。
当时正值春天。索里维切戈茨斯克是个落后的偏远小镇，皮毛贸易是它的主业。它有700年的历史。镇中有个满是尘土的广场、一幢木质的贸易大楼、一家邮局和一座建于16世纪的漂亮的教堂。维切格达河从镇中奔流而过。10位流放者住在一幢公屋里——塔蒂阿娜·苏霍娃说：“这个地方拯救了我们，因为我们终于有事干了。它像是个大学，甚至还会有人上课。那些一个人住的流放者通常只能靠喝酒度日。”
这片区域的警长名为日维列夫，绰号“大河雄鸡”。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却是个做事较真到了滑稽程度的人，说起话来女声女气。他自居为“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的上帝和沙皇”，严令禁止任何超过5位流放者的聚会，即便他们只是在排练话剧、滑冰、划船或摘蘑菇。一旦被他发现有人违反规定，他就会像只愤怒的公鸡一样，在河岸上追着他们跑——因此有了这个绰号。
据一位当地警察说，斯大林“对上级缺乏尊重，经常强词夺理”。有一次，他大声朗读革命著作，还参加了话剧排练[2]，“大河雄鸡”把他关了起来，罚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还是会举行秘密的狂野派对。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们正唱着歌——我跳起舞来，”一位名为舒拉·多布龙拉沃夫的女孩回忆说，“科巴拍着手，突然，我听见他说：‘舒拉是生命的快乐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对我神秘地笑着。”接下来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划船。他们唱着歌，挥舞着红色的旗帜。“大河雄鸡”跑到岸边，冲他们大吼：“停止歌唱！”不过，他没法惩罚他们所有人，于是他们逃过了一劫。
斯大林经常组织流放者秘密集会，但据亚历山大·杜布洛文回忆，他“会紧紧盯住每个与会成员，并要求他们向他汇报一举一动”。杜布洛文在回忆录中暗示，斯大林逮捕过叛徒，并下令把他们处决。“有个名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个叛徒。据一位同志说，他被扔进了维切格达河，溺水身亡了。”
“我经常去（斯大林）房间看望他，”塔蒂阿娜·苏霍娃——当时她22岁，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色的眼睛——说，“他的生活很拮据。他睡在一个板条箱上，上面只铺了一层木板和一袋稻草。他盖法兰绒的毯子，垫着粉色的枕头。”他心情郁结——卡托才去世了几个月。“他经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里”。然而，书籍永远是他的慰藉和避风港，“因为他觉得很冷，所以他穿着大衣躺在床上，身边全都是书”。据她说，她让他渐渐开心了起来。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会开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划船。渐渐地，朋友之情变成了爱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依然没有忘记苏霍娃。在此之后，他曾给她写过信。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联系她：“我违背了曾经的诺言——我曾多次许下过的诺言——我甚至连一张卡片都没送给你！我真不是个人，请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联系！”两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见面。
当年6月，当地警察报告称，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者中有个名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的女孩。两人很快坠入爱河，迅速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娅是个23岁的教师。她的社会地位比斯大林高。她是敖德萨的贵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在敖德萨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读于精英大学预科学校，然后进入了大学。据警察报告称，“佩德罗夫斯卡娅贵妇”曾于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达两年。当她认识奥斯普·科巴时，她正好刚刚结束服刑。斯大林并没有在那里待多久，但两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热烈，因为在此之后，她竟然为了索索待在了被遗弃的索里维切戈茨斯克，又跟着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无从了解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会为他们寄来破旧的杂志期刊，他们能从中了解到党的最新情况：工党依然处于分裂之中。列宁依然敌视波格丹诺夫，这让斯大林十分不满。“你觉得波格丹诺夫的新书怎么样？”索索问他日内瓦的朋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在我看来，它正确地指出了伊里奇（列宁）的个人偏见，这极为重要。他同时指出，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不一样……而伊里奇却在掩饰这一点。”
斯大林尊敬列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列宁的理念全盘接受。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展了削弱列宁的影响力的工作，这显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而现在，在他看来，列宁的分裂主义完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渐式微的俄国，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无法忍受这种颐指气使的行为。“作为整体的社会民主工党不复存在了。”季诺维也夫承认说。党内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清洗者”认为是时候为工党画上句号了。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与那些“调停者”达成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和孟什维克党合作，生死与共。
斯大林当然知道党需要他，因此，他无心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继续滞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体系就变得越发混乱。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间，俄国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没有超过18000人。索索给圣彼得堡的阿利卢耶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显，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开始为逃离筹资，从邮局得到了好几笔钱。流放者们假装举行了一次赌博，斯大林“赢下了700卢布”。
6月的晚些时候，在“大河雄鸡”完成早晨的检阅后，苏霍娃帮斯大林穿上了一身萨拉凡——俄国风格的无袖长裙。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剃了胡子，但乔装打扮的斯大林在苏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来到了当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临别时分，斯大林——全然不顾那身女装，亲吻着苏霍娃说：“总有一天，我会给你一块丝缎手帕报答你的。”
随后，他坐上火车，前往有着“北方威尼斯”之称的圣彼得堡。
“有一天晚上，”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当时，他仍是多情的奥尔加的丈夫——回忆说，“我正在（圣彼得堡）里特尼大道散步，突然看到斯大林同志向我走来。”两位朋友拥抱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斯大林已经造访过阿利卢耶夫的家和工作地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不过，圣彼得堡的市中心很小。阿利卢耶夫请一位看门人把索索藏了起来。看门人大多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所以，他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同情者不会被怀疑，他们的居所是理想的藏身之处。
这位看门人把斯大林藏在了皇家骑兵军营的搬运工宿舍里。军营位于波将金街上，比邻陶里达宫——这里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治同伙波将金将军的住所，现在则是国家杜马的会址。在军营里，“官员们会乘坐马车进进出出……而斯大林则会进城去看望朋友”。安娜·阿利卢耶娃说，他“冷静地走过守在军营门口的卫兵，手里拿着军团的点名册”。
很快，斯大林就接到了“创办一份报纸”的命令，他联络了一些人，赶紧回到了高加索。
1909年7月早些时间，他再次现身巴库。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亚美尼亚商人奥尔盖尼泽·托托米安茨。然而，奥克瑞纳还是发现了他的行踪：“社会民主工党的西伯利亚逃犯业已抵达——他叫‘科巴’或‘索索’。”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两个间谍，一个名为菲库斯，一个名为米哈伊尔，两人经常把斯大林的情况通报给奥克瑞纳。这个时候，斯大林的代号“牛奶工”[3]渐渐出了名——因为他把一个巴库的牛奶吧当作了自己的基地。他一直在受监视，可秘密警察花了好几个月才确认了他的身份，而后对他展开逮捕。这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关于青年斯大林的迷思之中：这位后来的苏联领袖真是沙皇秘密警察的间谍吗？
* * *
[1] 沃洛格达监狱的典狱长名为谢罗夫。反讽的是，此人就是伊万·谢罗夫的父亲，而后者便是斯大林最为亲信的秘密警察。在此之后，他曾负责驱逐过成千上万的车臣人以及其他民族。他还是克格勃首位主席。
[2] 索索和一位邮局职员交上了朋友，此人还在监狱里当狱吏。斯大林是在去邮局领钱时认识他的。夏天的时候，索索喜欢独自到森林里打猎，而这位邮差兼狱吏会在森林里和他密会。索索会把小纸条递给他，让他转送给关在当地监狱里的犯人。同时，当地的一位神父允许斯大林从他的图书馆里借书。
[3] 秘密警察会给他们的监视对象取有趣的代号：烤面包师叫作“包子”，银行职员叫作“钱袋”，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代号是“打字机”，而漂亮的女孩则用“大美人”或“迷人精”作代号。
25 “牛奶工”：斯大林是沙皇间谍吗？
重新回到巴库这个石油帝国的“牛奶工”，在斯潘达良、塞尔戈和布多·穆季瓦尼的协助下，试图重振被重创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再次集结了“组织”中剩余的人手，据毛瑟党人库布里亚什维利说，他“开始策划攻袭一艘邮船”以筹集运营《巴库工人报》所需的资金。
然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我们的党生病了，”索索对茨哈卡亚抱怨道，“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写。我们失去了工人。”他进一步说，现在，他相信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和孟什维克党联手这一条路可以走。调停者是列宁的敌人，可是，严峻的情况让斯大林不得不成为一个调停者。俄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Komitetchiki）对列宁和那些斗嘴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为什么要让这些该死的‘潮流’分裂我们……这都是毫无用处的争论——双方都该各挨50大板！”斯大林提议，社会民主工党应在国内建立俄国中央局以指导党的工作，并创办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在国外发行的。斯大林在报纸上抱怨道：“中央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
很快，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得到了索索有关社会民主工党未来的设想。1910年1月，出于对他的忠诚和组织天赋的肯定，他被委任为俄国中央局委员。斯大林从一个高加索地下革命者正式蜕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然而，与此同时，身在巴库的他展开了与邵武勉的斗争。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把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儿——抱怨道。邵武勉意识到自己并非斯大林的对手。而另一方面，沙皇的迫害越发令人发指。于是，和当时很多的党员一样，邵武勉选择了一份正常工作，他甚至开始为对革命抱有同情的石油富豪舍巴耶夫打工，他不想再参与地下活动了。“所有人都有‘预见’，并找了一份私人工作。”索索对茨哈卡亚说，“除了我之外——我没有‘预见’。警察还在追捕我！”对革命抱有坚定信心的斯大林从不具备“预见”，也憎恨那些因此而放弃革命的人。比如说邵武勉——“他3个月前就放弃了我们的工作！”他试图说服邵武勉回到革命工作中。在卡托去世之后，他也对邵武勉的幸福家庭生活倍加嫉妒，[1]还责怪邵武勉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她就像一头母牛，只顾着养育她老公，还对我充满敌意，因为我让她的斯捷潘参与秘密行动，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叶卡捷琳娜·邵武勉则说斯大林“暗算斯捷潘，就像一个心狠手辣的泼妇”。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做了次短暂的停留，为“财政事宜”——对剥夺行动的委婉说法——作准备。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对此并不知情。贝索这个只能靠喝劣质酒度日的人终于因病危被送进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医疗报告称他最终死于结核、大肠炎和肺炎。他于8月12日去世，享年55岁。他在去世前并没有试图找过索索。没有亲戚看望他，他身上也没有钱，于是，他最终被埋在了无名墓穴中。对于那个把“贝索之子”作为笔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前早已去世了。[2]
回到里海之后，他在流放时期的女朋友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很快就和他团聚了。奥克瑞纳盯上了她，说她是“当地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情人”。她肯定很爱斯大林，因为在她结束流放之后，她既没有去莫斯科也没有去敖德萨，而是径直来到巴库找到了斯大林。
而现在，他给予了她最大的回报：他弃用了“K．卡托”这个笔名，转而使用新笔名“K．斯蒂芬”——它由“史黛芬妮娅”转变而来，并距“斯大林”又近了一步。斯大林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他一再用爱人的名字作笔名是件奇怪的事。两人之间的通信没有得到保存，但“K．斯蒂芬”让史黛芬妮娅感受到了她的重要性。他们同居了。
紧接着，党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情，其混乱程度足以证明由斯大林领导的当地布尔什维克党被沙皇的间谍搞得昏头转向。斯大林对党内的叛徒展开了一系列锄奸行动，而其结果则扩大化了——最终，连他本人都受到了怀疑。1909年9月，斯大林安插在秘密警察内部的内线告诉他，一个奥克瑞纳双重间谍泄露了他价值连城的印刷所，它很快就要被突袭了。此人通知斯大林赶紧转移印刷机，在新的隐秘地点重新组装。
“斯大林赶紧找到了我，”他的手下瓦采克回忆，“问我要钱。我给了他600卢布，那是曼乔的钱。”曼乔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石油大亨。可斯大林还需要更多的钱。不久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过来找我”——这位石油大亨又给了斯大林300卢布。
斯大林在巴库老城找了一个新的隐秘据点，在波斯城堡后巷的阴暗酒窖里把印刷机重新组装了起来。可是，他发现，他委托管理印刷机的那对夫妇竟然偷了他的钱。于是，他让毛瑟党人去追捕他们。丈夫成功逃走了。斯大林的手下抓到了那位妻子，可她后来也逃走了。
1909年10月，警察突袭了一个据点。他们原本想要逮捕斯大林在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手下普罗科菲·“阿廖沙”·贾帕里泽，却惊讶地发现斯大林和塞尔戈正和他待在一起。突然之间无法做主的警察头头让一些手下看守现场，自己则回去请示上级。结果，斯大林和塞尔戈花了10卢布买通了那些警察。贾帕里泽留了下来，乖乖接受逮捕，而斯大林和塞尔戈被放行了。
斯大林接二连三地遭到背叛。他在巴库奥克瑞纳中的另一个内线告诉他，出卖他的是布尔什维克石油工会的秘书列昂季耶夫。斯大林判断，在党内应该有5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他决定清除列昂季耶夫，可后者故意把这事闹大，要求对此案进行党内审决。斯大林拒绝这一要求，因为这会暴露他安插在奥克瑞纳中的眼线。列昂季耶夫逃过一劫，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成为了众人怀疑的重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说过：“别人以命相托，而你却背叛了他。这种人太可怕了，没有一个演员或作家能传达这种可怕——这种人死不足惜！”于是，斯大林在巴库展开了对叛徒的处决行动。被处决者中有些是真的间谍，有些则完全是斯大林臆想出来的——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两次运动的唯一区别在于，这一次，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真的饱受间谍侵蚀之苦。
斯大林把5个叛徒的名字公之于众，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其中只有一位真的是间谍，其余4位都是无辜的。对间谍的清洗随之展开。其间，一位名为切尔诺马佐夫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前来巴库拜访斯大林，科巴同志鄙夷地盯着他看。“你是个叛徒！”他怒吼道。而就切尔诺马佐夫来说，斯大林是对的——此人的确是个叛徒。
这次党内锄奸被潜伏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真正的间谍汇报给了巴库的奥克瑞纳。奥克瑞纳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分歧十分欣喜。但斯大林从来就没抓到过这两个代号为“菲库斯”和“米哈伊尔”的叛徒。
党已陷入了混局。索索喜欢用悄然无声的处决来终结混乱，可这一次，他的方法失灵了。他和另一位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是“幽灵”。事实上，孟什维克党人，包括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怀疑，只手掌握秘密警察内线的斯大林本人才是“党内最大的叛徒”。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把党出卖给秘密警察呢？以下是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
斯大林当然培养了沙皇当局中的线人，这些神秘的秘密警察间谍会时不时地向他通风报信。有一次，斯大林正和一位同志走在巴库的大街上，突然，一个奥克瑞纳警官走上前来。“我知道你是个革命党人，”他说，“这张纸条上是即将遭到逮捕的你的同志。”还有一次，一位同志来到党的秘密据点找斯大林，他刚想进门，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宪兵高级军官从屋里走了出来。他就此事问斯大林，而斯大林则回答这个宪兵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党的好人。
有一次，第比利斯的秘密警察对革命党人展开围捕，斯大林刚躲进一个秘密藏匿地，却吃惊地发现一个名为阿尔乔姆·吉奥的孟什维克党人也躲在那里。“没想到你也在！”斯大林吃惊地说，“难道你没有被捕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安慰吉奥道，“他是我的同志。”而这个所谓的“同志”则是一个警察翻译官。后者向斯大林汇报了当天有哪些同志被逮捕——其中包括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并提醒斯大林警察当晚就要抓他。[3]
奥克瑞纳间谍“菲库斯”报告称，有个神秘的宪兵军官通知斯大林和穆季瓦尼宪兵队即将展开对印刷所的突袭。而正如我们上述，他们及时搬离了印刷所。
那么，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关系到底如何？
“斯大林会把那些对他有意见的同志的地址告诉宪兵，他想以此除掉他们。”阿尔申尼泽坚称，“他的同志决定让他接受党内调查审决……然而，就在审决的当口，宪兵冲了进来，逮捕了审决人员和科巴。”乌拉塔泽说，1909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党指控斯大林出卖了邵武勉”。佐达尼亚说：“邵武勉曾告诉过我：‘斯大林出卖了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处在哪里。’”虽然这三位的话都被作为事实广泛地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接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都是被斯大林流放的孟什维克党人。
另一方面，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楚斯大林的身份。巴库宪兵队长马丁诺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发现“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维利——而那时候，斯大林逃离巴库已长达6个月了。难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层庇护着？
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怀疑是间谍；他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他总是能从流放地和监狱逃脱——都考虑进去后，斯大林是沙皇间谍的说法的确显得有理有据。难道，这位未来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领袖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无天、狂妄自大的叛徒？进一步说，如果斯大林是个叛徒的话，那么，在其执掌下苏联所进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个骗局了吗？难道他杀了那么多人（特别是在“大清洗”时）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这种阴谋论很是诱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然而，对斯大林不利的证据是相当不可靠的。孟什维克党人说斯大林背叛了邵武勉，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紧张，但还没有严重到成为宿敌的地步：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间，邵武勉只被逮捕过一次。当他于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时，斯大林还身在索里维切戈茨斯克。而当他于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时，斯大林本人也被关在圣彼得堡的监狱里。斯大林不太可能安排了这两次逮捕行动。
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有时也残忍无情。他自负自大，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和他作对的人都是和历史作对——因此，无论动用什么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背叛了某位同志或因此被党内审决的确凿记录。
斯大林在秘密警察内部有线人，这事貌似十分可疑，实则符合情理。我们可以从奥克瑞纳安插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间谍“菲库斯”那里反讽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来到第比利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在科巴（索索）——来自于巴库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的建议下，会议决议要把党员安插在不同的国家机构中，以向党提供情报。”我们可以就此判断，当时的斯大林主导了党的间谍和反间谍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内部。
收买宪兵和奥克瑞纳军官，获取有关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报，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志逃亡——这是他的工作。只要仔细研究每一则有关他是间谍的传言，我们就会发现，即便是在那些对他最不利的证言中，他也只是在接收情报，而没有给出情报。这些和斯大林合作的线人，他们中的有一些——比如说警察翻译官——是革命党的同情者，而大多数只是贪图钱财。
情报世界永远是个市场。高加索地区的警察尤其腐败，他们就释放革命党人明码标价。只要给巴伊洛夫监狱的典狱长150卢布，他就会为被逮捕的革命党人找一个替罪羊。[4]巴库宪兵队的副队长费奥多·扎伊采夫上尉尤其腐败。“很快，所有同志都被释放了，”塞尔戈回忆道，“我们只是给扎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笔钱——他早就接受了贿赂。”为了让扎伊采夫释放邵武勉，巴库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卢布。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扎伊采夫便是私会斯大林的那个宪兵高级军官。1910年4月，沙皇当局终于发现了扎伊采夫的受贿行径，并把他解职了。
行贿金是双向流通的。几乎所有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会收钱，但斯大林却从来没有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头全是从银行夺来的钱，他也基本不会花在自己身上。他经常处于赤贫的状态，和那些真正的奥克瑞纳间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总是会以出卖情报的方式收取巨额酬金。
与此同时，秘密警察需保证其间谍的行动自由：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获取情报。然而，在1908—1917年间两次被捕期间，斯大林行动自由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而在1910年后，他只被释放了10个月。
沙皇的秘密警察总是搞不清斯大林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也是人们怀疑斯大林是间谍的主要原因之一，却也是最不堪一击的推论。斯大林的情况并非个例。秘密警察的确渗入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但我们需知，那是个电脑还未被发明的年代，没有一个组织能理清数以百万计的报告和花名册。事实上，奥克瑞纳已经十分成功了。即便是今日，财政充裕的美国特工在这个电脑和电子监控横行的时代所做的一切，也很难和奥克瑞纳相提并论。
至于斯大林总是能从流放地逃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还将数次成功逃亡），一个秘密警察曾说过一句颇具说服力的话：“那些没有逃走的，只是因为个人原因不想逃走而已。”斯大林擅长遁匿，他经验丰富，还经常有中间人协助，这让他变得尤其难以抓捕；而他的无情又会让那些目击者不敢告发他。
总之，我们还能从很多留存下来的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斯大林并非沙皇间谍的铁证——除非我们还能从仅存的奥克瑞纳档案中找到绝对不利于他的证据[5]，不然的话，斯大林是间谍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斯大林本人、他的秘密警察、他的很多敌人和大量的历史学家都早已把它翻了个遍。想坐实这一捕风捉影的说法的那些人，花费了一整个世纪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当然，在当时毫无道德可言的情报战场上，斯大林绝对是个理想的间谍。他被逮捕过9次以上，而每一次都为秘密警察把他变成他们的双重间谍提供了机会。然而，与此同时，总是能洞悉人类弱点的斯大林反倒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探问那些骑墙或腐败的警察，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间谍。
当他真的在秘密警察内部安插了告密者后，到底是谁在玩弄谁呢？一种可能性是，那些出卖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会故意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的名字泄露给他，说他们是“叛徒”，以此来引起党内的恐慌——以及保护他们真正的间谍。这就能解释为何斯大林发现的大多数巴库“叛徒”都是无辜的，而真正的沙皇间谍“菲库斯”和“米哈伊尔”却从始至终没有受到怀疑。
然而，最终而言，斯大林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朋友或家人挡在他和他的理想之间。他自认为是工人阶级仍未扬名世界却极其卓越的领袖——用邵武勉的话来说，他是“圣杯骑士”。就我们所知，即便是在革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就此而言，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这个互相欺诈和窃取情报的混乱世界为之后在苏联发生的非常事件做了铺垫。苏联人民的惶恐不安，斯大林于1941年仍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还有“大清洗”——所有这些都能在那里找到源头。
奥克瑞纳无法阻止俄国革命的成功，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毒害了那些革命者的头脑，以至于沙皇倒台30年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在为了寻找莫须有的叛徒而互相残杀。
“牛奶工”如此擅长于遁匿，以至于秘密警察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们无法对其展开持续的监控，”1910年春天巴库宪兵司令马丁诺夫上校汇报道，“我们必须把他监禁起来。他看穿了所有间谍，即便是那些刚刚被委派的间谍也失败了。‘牛奶工’不但逃过了我们的监控，还把情报通知给了他的同志们，我们的行动被他摧毁。‘牛奶工’大多数时间都和他的情人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住在一起。”
1910年3月23日，马丁诺夫上校逮捕了“牛奶工”和“赫尔松省的贵妇史黛芬妮娅·佩德罗夫斯卡娅”。当时，他正使用“扎哈尔·梅利基扬茨”这个假名。两人被关进了巴伊洛夫监狱，并分别接受审讯。“牛奶工”最初否认自己和史黛芬妮娅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此之后，他又请求她嫁给他。不久之后，斯大林便开始叫她“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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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如在他第二任妻子于1932年去世之后，他对下属的幸福婚姻抱有嫉妒之心一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在此之前，历史学家都声称贝索在1890年左右便去世了——他在酒吧里和人吵架，被人打死。可最新公开的档案证明这并非事实。在斯大林成为领袖之后，他的下属和历史学家都曾试图寻找过贝索的照片，并想让斯大林指认他——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档案库里有一大堆当地鞋匠的照片，他们中有可能就有贝索本人。其中有一张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有些旨在塑造斯大林伟大形象的博物馆把它作为了陈列品。但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指认过这张照片。当地的共产党还试图寻找过贝索的墓地，却没有结果。20世纪40年代，挺过了“大清洗”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给了斯大林一个闹钟，据说那是贝索的遗物。斯大林拒绝接受它，还暗示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其他人——有可能是叶格纳塔什维利。他并不想知道贝索最终的下落，而更喜欢让自己的出身变成一个谜。
[3] 吉奥的回忆录能留存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它完成于1925年的苏联时期——当时，列宁刚刚去世，而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也只有这段时期为吉奥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该书先是出现在列宁格勒，然后在季诺维也夫的势力范围中流行。据说，季诺维也夫故意让此书流传，他想以此来警告斯大林。当时，两人正在就苏联的领导权展开争夺。吉奥在书中说，格鲁吉亚警察的翻译官之所以背叛了沙皇政府，并不是因为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吉奥还回忆说，斯大林曾给过他行动代号，让他联系另一个名为科尔涅夫的同志。后者的身份十分可疑，很有可能是个警察间谍。吉奥认为，这个科尔涅夫骗了斯大林，但一种可能性是斯大林想试一试吉奥或直接让他去送死，还有一种可能便是他正在考验科尔涅夫。
[4] 在有些情况中，警察的价码实在太高了。“亲爱的，”一位不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写道，“不幸的是，我没法帮到你了。那些军官说，如果想为雅科夫·米哈伊尔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争取取消出国流放（意为驱逐出国，而非流放西伯利亚）的话，就得给他们800卢布。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5] 在指证斯大林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说法中，有一个关键性证据，可它很有可能是伪造的。那便是所谓的“埃雷明之信”。这封信首度现身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并构成了I．D．列文和E．E．史密斯所著的阴谋论传记的理论支撑。的确，埃雷明上校自1908年2月始便是第比利斯奥克瑞纳的头目。写这封信的人显然对斯大林和奥克瑞纳都十分了解，但它还是出现了很多细节错误。信中赞扬了斯大林为奥克瑞纳所做的工作，但它也明确了他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说他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因为归根到底，他依然是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去世之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于是，他的继任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中央政治局命令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对其进行核实。谢罗夫的调查报告最近公布于世，他的结论同样是此信为伪造物。至于“大清洗”是斯大林试图销毁他是奥克瑞纳间谍的证据的说法，罗曼·布拉克曼的《斯大林的秘密文件》（2001年出版）一书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