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伙计，你已经出门吃过两次饭了——我们招待不周吗？”
“不，同志，你们对我无微不至，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过意不去。”
“可你是我们的客人，”列宁说，“你在餐厅里吃得怎样？”
“吃得还行。那里的啤酒棒极了。”
“啊，我明白了。”列宁回答，“你是想念啤酒了呀。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也能喝到啤酒。”此后，“他让岳母每天给他准备两到三瓶啤酒”。斯大林对列宁的热情好客感激不尽。
“伊里奇对《真理报》颇为在意。”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对于斯大林在上面发表的关于和孟什维克党和解的社论，列宁持反对意见。“斯大林也颇为在意，两人商议如何作调整。”为了重新夺取对《真理报》的控制权，列宁采取了两个举措：第一，把民族政策提到新的高度；第二，提拔他钟爱的这位手下。列宁需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培养一个民族问题专家，而此人不能是俄国人，更不能是犹太人。3年前他就认为斯大林比佐达尼亚更适合扮演这个角色。这一次，他使出一石二鸟之计，一次性解决了问题。
列宁向斯大林提议，暂时不要回圣彼得堡，而是留下来写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党新民族政策的文章。斯大林同意了。
1912年12月28日，列宁、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迎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另外两位杜马代表、斯大林的女伴瓦伦蒂娜·波洛娃和一对富裕的维也纳布尔什维克党人。那对夫妇是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夫人埃琳娜，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及拉脱维亚裔保姆。“科巴说起话来很小声，”19岁的保姆奥尔加·韦朗回忆道，“有些时候，他会走到其他房间，这样他既能听到别人讲话，又能边听边来回踱步。”
斯大林依然不同意列宁的某些政见，而列宁则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坚定支持——显然，马林诺夫斯基有自己的算盘。列宁和这位奥克瑞纳的间谍都不同意社会民主工党的两大派别再次联手。秘密警察命令马林诺夫斯基推行这一强硬策略，而斯大林仍相信他能说服某些孟什维克党人。他希望列宁能看到“目前双方合作才是上佳的策略，最好能把强硬策略推迟一会儿”；另一方面，杜马六人组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毋庸置疑，那便是他本人。
“这里的氛围简直令人窒息，”斯大林在写给圣彼得堡的一封信中抱怨道，“每个人都忙疯了，他妈的太忙了，（但）我的处境并不坏。”然后，他给老朋友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措辞简直像是情人：“请允许我给你一个爱斯基摩之吻。我太想你了——我对天发誓！我在这里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真的。难道你就不能来克拉科夫吗？”
然而，斯大林还是在克拉科夫交上了一个新朋友：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强奸犯和奥克瑞纳的间谍比斯大林大两岁。奥克瑞纳给他的年薪高达8000卢布，而当时皇家警察首长的年薪才7000卢布。
“他活力四射，知识渊博，还长得英俊，”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看上去还有点像铁托。”从此以后，斯大林就经常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还会随带问候“斯特凡尼娅和孩子们”。马林诺夫斯基狡猾地指认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间谍，由此把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但双重生活的巨大压力渐渐让他濒临崩溃。
1912年新年夜，他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斯大林终于向列宁屈服了。“所有决议都被一致通过，”列宁兴奋地告诉加米涅夫，“这是个巨大的成功。”但斯大林的退败只是迂回之计。马林诺夫斯基向奥克瑞纳汇报道，会议决定重组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机构：一个外事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以及担任秘书的克鲁普斯卡娅组成）和一个俄国局——领导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时任《真理报》主编）和担任秘书的瓦伦蒂娜·波洛娃。[2]斯大林虽然从《真理报》的主编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就此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元老级人物（月薪60卢布），而且负责一个关键政策的理论创建。在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开始写作关于民族政策的一系列文章。他把第一稿发往了圣彼得堡。
会议结束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共同前往剧院庆祝新年。“可那出戏一点儿都不好看。”韦朗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妻子走了出去。”列宁、斯大林和其他党员是在一个餐厅的私人包间里迎接1913年的到来的。多年之后，业已是个老妇人的韦朗承认斯大林曾挑逗她。“列宁看上去很高兴，大笑着开玩笑。他唱起了歌，甚至和我们一起玩起了游戏。”
不久后，斯大林来到了特罗扬诺夫斯基位于维也纳的家。当时的维也纳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列宁说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是好人……他们有的是钱”。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是个英俊的年轻贵族，他还是个军官，是日俄战争让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是《启蒙》杂志的编辑和资助者。这份杂志很快就会发表索索的文章。他会讲德语和英语。他美丽的妻子埃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也是个贵族。两人一起住在美泉宫街30号的一个宽敞公寓[3]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每天都会经过这条大道，从他在美泉宫的宫殿前往霍夫堡的办公地点。
年逾古稀、蓄着胡须的哈布斯堡皇帝自1848年便统治了这片土地。他总是坐镀金的马车出行。八匹白马拉着马车，马夫们穿着黑白相间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假发。马车的周围有匈牙利骑兵守卫，他们的肩上披着黄黑色的豹皮。斯大林肯定见识了这一自鸣得意却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恢弘场面——而他也不是唯一见证过这个场景的未来大人物。1913年1月，身处维也纳的未来政治巨头们足以凑足一部汤姆·斯托帕德的戏剧。[4]当时，在布里吉特瑙区的梅尔德曼街——和斯大林居住的奢华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廉价旅舍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奥利地人。此人想成为艺术家，却失败了。他便是2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可以确定的是，索索和希特勒见证过维也纳的同一个场景。据后者的好友库比切克回忆：“我们经常看到老皇帝坐着马车从美泉宫前往霍夫堡。”不过，两位后来的独裁者都对此情此景颇为不屑，甚至感到厌恶——斯大林从来没有提过一句，而“阿道夫并不以为然，因为他感兴趣的并非这个皇帝，而是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
身处维也纳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他们对种族的兴趣。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啤酒屋和宫殿里充斥着被时代遗忘的国王侍臣以及犹太知识分子和种族主义的煽动者。虽然只有8.6%的人口是犹太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是巨大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弗洛伊德、马勒、维特根斯坦、布伯和施尼兹勒。此时的希特勒正在构思其反犹的种族优劣论，他将在成为元首之后在欧洲大地推行这一政策；而正在写作民族政策文章的斯大林则构想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它将在表面上赋予各民族以自治权，但实质却是集权主义的——这便是后来苏联的雏形。30年之后，两人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建构产生的巨大冲突将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犹太人都被排斥在了两人的构想之外。希特勒对犹太人很是反感，而斯大林则对犹太人感到愤怒和迷惑——他曾质疑过他们的“神秘”天性。对希特勒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过于强大；而对于斯大林而言，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却过于渺小。
不过，两位后来的元首以同一种方式度过在维也纳的闲暇时光：他们都喜欢在环绕着弗朗茨—约瑟夫美泉宫的公园里散步，那里离斯大林的住所很近。1939年，当苏德两国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两位国家元首也没有见面。同时在美泉宫公园漫步或许是两人从始至终最为接近的距离。
“斯大林同志和我们待了几星期，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特罗扬诺夫斯基家的保姆奥尔加·韦朗说，“他邀请他身边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探讨。有人分析奥托·鲍尔，也有人分析卡尔·考茨基。”虽然斯大林曾断断续续地学过德语，但他依然无法阅读德文。于是，保姆为他提供了帮助，还有另一位他刚刚认识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古拉·布哈林——机灵的知识分子，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和一簇山羊胡。“布哈林每天都来我们家，”奥尔加·韦朗说，“而斯大林也住在我们这里。”虽然斯大林喜欢这位保姆，但她还是更喜欢聪明而又爱恶作剧的布哈林。可是，这位保姆不得不负责清洗斯大林的衬衫和内衣。她曾在他去世之后抱怨说，这绝对是个富有挑战性的活儿。
斯大林和布哈林处得不错。此后，斯大林在流放时给他写过信。这是两人携手的开端，他们将一直合作到20世纪20年代末。然而，索索对布哈林的情感是复杂的：他既爱慕他，又嫉妒他。这段始于维也纳的友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颗射向布哈林脑袋的子弹告终。
“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首都中……我正在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坐着喝茶，”其时也在维也纳的托洛茨基回忆道，“突然，我听见门外传来敲门声，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消瘦……灰棕色的皮肤上满是痘疮……他的眼里没有一丝好意。”斯大林走了进来，坐在茶炊边上，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他默默地离开了，正如他默默地来。“他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而这一印象也让我感到压抑。或许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在其上蒙了一层阴影。”
当时的斯大林已对托洛茨基十分厌恶，说他是一个“假惺惺而又爱嚷嚷的人，就像个虚张声势的拳击手，但身上的肌肉都是假的”。他从未改变过对托洛茨基的印象。而托洛茨基则从斯大林黄褐色的眼珠里感受到了寒意。他说，它们散发着“恶意的光芒”。
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开阔了斯大林的眼界——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欧洲文明。他住的房间面向街道，他“终日在其中工作”。他会在黄昏时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家去美泉宫公园散步。有些时候，他会在晚餐时聊起自己的过去。他会想念拉多·克茨霍韦利，说起他在监狱中被枪毙的往事。他在维也纳的时候并不是很开心。“你好，我的朋友，”他给已回到圣彼得堡的马林诺夫斯基写信道，“我还住在维也纳，写着那些无用的垃圾文章。期待和你再见。”但他渐渐适应了起来。“刚开始时，他很拘谨，喜欢独处，”奥尔加·韦朗说，“但渐渐地，他放松下来，和我们开起了玩笑。”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上流阶级的做派，他并不感到厌恶。事实上，终其一生他都很喜欢特罗扬诺夫斯基。
他们家的女儿加丽娜·特罗扬诺夫斯卡娅和斯大林相处得甚好。“她喜欢和成年人待在一起”，斯大林陪她玩耍，答应她给她带“像山一样高的高加索绿色巧克力”。当她不相信他的话时，他总会“开怀大笑”。不过，她也经常开他玩笑——“你怎么老说什么民族不民族的！”她抱怨道。斯大林会从美泉宫公园给她买糖果吃。有一次，斯大林和埃琳娜打赌，如果两人同时叫加丽娜，她肯定先去找他要糖果。他们付诸实践。结果，加丽娜真的跑向了斯大林——这恰好证明了斯大林对人性的洞悉。[5]
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要回了文章的第一稿。他说他要修改它，继而询问道：“《真理报》怎么样了？你的派系怎么样了？组织有何新情况？……你的瓦西里。”在他离开维也纳之前，他重写了那篇文章。[6]
列宁正在克拉科夫等他。叛徒正在圣彼得堡潜伏。
* * *
[1] 1941年12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波兰大使斯坦尼斯洛·科特。
[2] 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的朋友加里宁没有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因为他当时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布尔什维克党一边被处在核心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出卖，一边怀疑一个完全无辜的同志。
[3] 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为“美泉宫招待所”的旅舍。令人称奇的是，这幢楼前自1949年以来便保留着一块蓝色纪念牌匾。上面写着：J．V．斯大林于1913年1月留宿于此。他在这里写了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4] 约瑟普·布罗兹，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也在维也纳，那时的他是一名机械师。
[5] 很多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生活不稳定，埃琳娜和特罗扬诺夫斯基也走上了离婚的道路，然后埃琳娜和叛徒马林诺夫斯基相好（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说）。接着，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权势人物尼古拉·克雷连科。克雷连科是列宁第一届政府的要员，之后成为红军元帅，接着任职联邦检察长，并最终成为联邦司法人民委员。不过，他依然在“大清洗”中遭到枪杀。幸运的是，克雷连科于20世纪20年代末离开了埃琳娜，这反而让埃琳娜在“大清洗”期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埃琳娜长期默默地在档案馆工作，直到1953年自然死亡。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女儿加丽娜同样也嫁给了一位布尔什维克巨头。瓦列里安·古比雪夫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此人不但酗酒，还生性放荡，经常虐待加丽娜。斯大林曾说，如果他知道古比雪夫是这样一个好喝花酒的人，他肯定会介入他们的家庭生活。古比雪夫于1935年因酗酒过度去世，这正合斯大林的心意。保姆奥尔加·韦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共产国际成员，她很早就退休了，并活到了晚年。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的命运（虽然他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则与众不同。详情参见尾声。
[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斯大林最著名的文章，斯大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修改它。当时，奥利地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种被列宁称作“党内的奥利地联邦”的理论，而这篇文章便是对此理论的反驳。列宁总是更加讲求实用主义而又具有远见，当然，也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他担心鼓吹文化自治甚至民族分裂的犹太联邦派或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会造成党乃至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乱局。他需要一种民族理论，它既应诺各民族自治，亦赋予其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种表象，二者皆不会实现。列宁和斯大林一致认为，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犹太问题上，斯大林问道：“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他们被攻击，是因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他攻击“奥匈马克思主义”和支持民族自治的人，却又说接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自治”。文章赋予各民族以（理论上的）退出联邦的权利，但其实都是空头支票。这篇文章的辞藻并不华丽，但它构思精巧，乃至于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建构苏联的理论基石。这篇文章至今仍富有意义，因为在苏联于1991年解体之后，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成为了独立共和国，但它们并非是像车臣那样的自治共和国。
32 秘密警察的舞会：伪装者的出卖
“我回到克拉科夫，把文章给列宁看，”斯大林回忆道，“两天后，列宁请我去他家，我注意到文章的手稿正摊开在桌子上。他请我坐到他身边。”
列宁颇为惊讶。“这篇文章真的是你写的吗？”他有点高人一等地问斯大林。
“是的，列宁同志，是我写的。难道我写错了什么？”
“不，恰恰相反，这篇文章棒极了！”
列宁决定把这篇文章作为党的政策来发表。“这篇文章太好了！”他对加米涅夫说，“它斗志昂扬，我们不会对那些联邦派的垃圾退让一步！”在一封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称斯大林为“神奇的格鲁吉亚人”。
1913年3月，索索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K．Stalin”——这是他第二次使用这个笔名。自1910年以来，他的笔名一直在演变之中，从最初的“K．St．”变成后来的“K．Safin”和“K．Solin”。
从事隐秘地下工作的革命党人会拥有好多化名，而这些化名通常都是随意取的。“列宁”（Lenin）之名的灵感或许源自于西伯利亚的勒拿河（Lena）。列宁用过的笔名多达160个。他之所以会沿用“列宁”，是因为它恰好是他在著名文章《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所用的笔名。出于同样的道理，索索因以“斯大林”之名发表了这篇关乎民族问题的著名文章，便使这个名字得以沿用。如果不是个那么自恋的人，他很有可能将以“瓦西列夫”或“伊万诺维奇”之名而被世人所知。
斯大林沿用这个笔名的其他原因还包括“Stalin”和“Lenin”有相似之处，而他也喜欢把他那些女友的名字当作化名。据说，他的女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Ludmilla Stal）启迪了“斯大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他根本不会承认这一点。“这个名字是我的同志们给我取的，”他曾对一个采访者自鸣得意地说，“他们觉得这个名字和我匹配。”莫洛托夫知道他完全是在胡说：“那是他自己取的名字。”不过，这个冷冰冰的“具有工业感的名字”——意为“钢铁之人”——倒的确和他挺匹配。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应该拥有钢铁般的意志。[1]
虽然他依然没有忘却自己是高加索人，但这个俄语名字把格鲁吉亚语的“科巴”和斯拉夫语的“斯大林”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朋友还叫他索索）。因此，在此之后，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所言，他成为了“双重民族者”。1917年后，他甚至成为了一个四重民族者：他生为格鲁吉亚人，忠于俄国，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就国籍而言又是个苏联人。
这个笔名最终变成了一个帝国和信仰的象征。在他当权时，他不争气的儿子瓦西里曾滥用过这个名字，而他则冲着瓦西里大吼道：“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苏联才是斯大林！”
1913年2月中旬，带着“科巴·斯大林”这个崭新的名字，他回到了圣彼得堡。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而陷入了绝境。
“警方对我们展开了大肆的逮捕、搜查和突袭。”斯大林在写给特罗扬诺夫斯基的信——这封信被奥克瑞纳截获了——中写道。他还没忘记自己对6岁的加丽娜的承诺：“我会送巧克力给加洛奇卡。”
被列宁委以重任的斯大林被奥克瑞纳紧追不舍，而他甚至放弃了躲藏。他住在市中心夏帕勒尔纳亚街上杜马代表巴达耶夫和萨莫伊洛夫的家里，并在同为杜马代表的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会议。斯大林在另一封信中叹息道：“我们连能干事的人手都不够，我几乎无法推进任何事项。”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为布尔什维克党在议会中的明星马林诺夫斯基辩护——有一篇文章指出后者就是奥克瑞纳的间谍。这篇文章署名“Ts”，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相信，始作俑者是孟什维克党人马尔托夫或他的连襟费奥多·丹。“布尔什维克党人瓦西列夫（斯大林）来到我的公寓[他的代号是‘伊奥斯卡·科里亚夫伊’（即乔·波克西）]，试图给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画上一个句号。”费奥多·丹说。乔·波克西威胁丹的妻子莉迪亚说，如果孟什维克党人还敢继续中伤马林诺夫斯基，他肯定会让她感到后悔。
然而，恰恰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的背叛，斯大林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家警察的主管本人监视着。2月10日，斯维尔德洛夫被马林诺夫斯基出卖，并因此遭到逮捕。斯大林决定任命他在巴库的同志邵武勉为《真理报》编辑。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却说服列宁，这个亚美尼亚人和斯大林一样对孟什维克党抱有妥协倾向。列宁接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提议，想提拔切尔诺马佐夫——而此人正如斯大林在巴库时所洞悉的那样，也是一个奥克瑞纳的双重间谍。
1913年2月，马林诺夫斯基几乎出卖了俄国所有的中央委员，除了斯大林和不堪重用的彼得洛夫斯基。奥克瑞纳决定阻止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派系再次联手：逮捕调停者斯大林成为了当务之急。
2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情者们在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举行了一场募资音乐会和化装舞会。斯大林本来是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的。可是，阿利卢耶夫家的女孩们特别想去，于是，斯大林和她们的数学老师卡夫塔拉泽商讨是否一同前往。
当天下午，斯大林造访了马林诺夫斯基。这位双重间谍要求斯大林必须参加舞会。斯大林曾对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说，他本来是不想去的，“他没有心情，也没有适合这种场合的衣服，但马林诺夫斯基坚持他必须出席”，甚至向他保证那里很安全。这位衣冠楚楚的叛徒打开他新潮的衣橱，从里面拿出一个硬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丝质领结，在斯大林的脖子上试了试。
就在两人见面之前，马林诺夫斯基刚刚才和奥克瑞纳的幕后主使、皇家警察的主管别列茨基见过面。他或许已向对方承诺，会把斯大林送上门来。
“瓦西里（斯大林）和我一同出席派对，”他的情人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回忆道，“派对本身很不错。”戴着漂亮领结的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杜马代表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我很惊讶地看到……我们亲爱的格鲁吉亚男孩出现在这么一个人满为患的派对上。”达米安·别德内——无产阶级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在此后向列宁汇报道，“这实在太鲁莽了——他难道是中了邪，抑或是哪个傻瓜邀请了他？我告诉他：‘你跑不掉了。’”别德内向他暗示他们中有一个是叛徒。
午夜时分，在宪兵的支持下，便衣奥克瑞纳包围了整个会堂。“当时，斯大林正好在和马林诺夫斯基本人聊天，”塔蒂阿娜说，“他发现他被跟踪了。”
几个警探走上前来，问他叫什么。他否认自己叫朱加什维利。同志们聚拢在他身边，试图掩护他让他跑到舞台后面。“他跑进了化妆间，”斯拉瓦京斯卡娅说，“并让他们来找我。”斯大林故技重施，男扮女装，但他还有时间告诉塔蒂阿娜他“在派对前造访过马林诺夫斯基，并从那时就被跟踪了”。斯大林化了一点妆，穿着长裙便逃了出去。就当他走出化妆间时，一个秘密警察发现了他的大尺寸鞋子（当然，还有他的胡须），警察“大叫一声，把他逮住了”。
“朱加什维利，我们可算是抓住你了！”
“我不是朱加什维利，我叫伊万诺夫。”斯大林说。
“见鬼去吧！”
一切都结束了。
“两个便衣警察让他跟他们走。一切都悄无声息地完成了。舞会仍然在继续。”马林诺夫斯基冲着“逮捕斯大林同志的警察‘大声抗议’，并说他会动用资源把他救出来”。
仍未了解此事的列宁给叛徒写信“讨论怎样才能避免更多的同志被逮捕”。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焦虑地说“瓦西里”必须被“好生保护”。然而，一切都太晚了。“为什么没有瓦西里的消息？他怎么了？我们很担心。”
对于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来说，对斯大林的逮捕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他将此事上报给了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1913年6月7日，马克拉科夫同意了特别委员会对斯大林的量刑：将J．V．朱加什维利流放到图鲁汉斯克4年。那是被文明遗忘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边境。
* * *
[1] “Solin”和“Safin”这两个“Stalin”的早期变体有可能是由印刷错误造成的，因为在俄语中，“sol”的意思是“盐”。“盐之人”显然不具备“斯大林”这样的钢铁光泽。据维拉?施韦策说，1912年4月，当《真理报》正在排版时，“编辑部曾随意修改过文章的署名。第二天，J．V．斯大林打开《真理报》发现他的笔名变成了‘Solin’，他笑着说：‘我不喜欢这个没意义的笔名。’”他用回了“K．St．”这个名字，直到1913年1月。“斯大林“并非唯一一个“具有工业色彩的名字”。罗森菲尔德变成了“加米涅夫”——意为“石头之人”（虽然作为一个笔名，它还是显得有点无聊）；斯克里亚宾变成了“莫洛托夫”——意为“铁锤之人”。党员们还喜欢把他们狱吏的名字当作笔名：布隆施泰因的名字“托洛茨基”便是这样来的。很多西方传记作家都误以为“斯大林”是朱加什维利的俄语写法，但他们错了：“朱加”（Djuga）无论是在格鲁吉亚语还是在奥塞梯语中都没有“铁”或“钢”的意思。
PART FOUR 第四部分
他像一个幽灵，在这片土地上
挨家挨户地游荡；
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琴
弹奏出优美的乐章；
他那如梦如幻的旋律，
就像一束阳光，
你能从中感受到真理
和神圣的爱。
如枯石的人心
因它而跳动；
坠入黑暗的心灵
因它而感受阳光。
然而，每当琴声响起，
暴徒便来到流浪者身前，
他们并不歌颂他，
而是递上有毒的容器……
他们对他说：“喝下去，被诅咒者，
这就是你的命运！
我们不需要你的真理
更不需要你那天籁之音！”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3 “亲爱的，我很绝望！”
1913年6月中旬，一艘蒸汽船载着斯大林缓慢地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来到无比荒芜的西伯利亚。它的目的地图鲁汉斯克面积比英国、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大，却只有12000人。
叶尼塞河缓缓地流过高耸的山谷，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他举目四望，满眼皆是闪光的冰原，没有一片土壤。西伯利亚针叶林中长满了落叶松，它们在雪原的山脊上倔强地生长。这里的夏天是葱郁的，可是，一年长达9个月的冬季却酷寒无比，最低气温达到-60℃。这一大片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几个居住着农民和流放者的村落，而在村落之间的广袤荒原上只有萨满教的通古斯人和奥斯蒂亚克游牧民族的帐篷及驯鹿。
再也不可能玩那个逃跑、被捕、再次逃跑的游戏了。正如罗伯特·瑟维斯所言，这是“与世隔绝的魔鬼之岛”。斯大林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独裁当局是来真的了。他花了一星期从圣彼得堡来到地区省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然后又向北行进，抵达图鲁汉斯克。他会在这里待上整整4年，但这片土地将令他魂牵梦绕。
8月10日，在“旅行”了26天之后，他抵达了图鲁汉斯克的“省会”莫纳斯特尔斯克。[1]“我已抵达图鲁汉斯克，”斯大林对身在克拉科夫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写信道，“你们收到我之前的那封信了吗？我生病了，我需要恢复。给我送点钱。”他一抵达就开始策划逃跑：“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我立刻赶来。”
列宁当然需要他的帮助。7月27日，他召集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并提出协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他们给两人各自寄去了60卢布，可是，马林诺夫斯基再次出卖了他们。他把他们的逃跑计划通知了奥克瑞纳，后者给图鲁汉斯克警长伊万·季比洛夫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斯大林是个逃跑惯犯。这些地方的警察很多本来就是流放犯，奥塞梯人季比洛夫本来是巴库警察，结果不知何故被发配到了图鲁汉斯克。或许是因为两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奥赛梯人的血，他站在了斯大林这一边。
索索被指派住在米罗伊迪卡——一个南部的村庄。他的名字在当地很快就广为人知了。一个名为因诺肯季·杜布罗夫斯基的流放者在那年夏天溺水而亡，留下了一大批书。根据流放者的习俗，活着的人可以分享死者的藏书，可斯大林却“征用”了这些书，拒绝和其他人分享，并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流放者们本就依靠吵架斗嘴来打发时光，而斯大林恰好又是个中高手。其他流放者都愤怒了，他们骂他，扬言要杀死他。布尔什维克党人菲利普·扎哈罗夫上门和他理论，结果，斯大林对待这位鲁莽的闯入者的态度“就像是一个沙皇的将军看到一个没有得到命令便放肆出现在他眼前的大兵”。早在斯大林正式成为俄国的领袖之前，他便已经学会领袖做派了——事实上，他从小便是如此。
在米罗伊迪卡待了两星期之后，斯大林（毋庸置疑，带着他的新书）搬到了一个叫作“科斯蒂诺”的村庄。他在那里结识了四位流放者，并开始教两个格鲁吉亚罪犯识字。不久，他了解到，他曾经的室友斯维尔德洛夫正在附近的塞利瓦尼卡。
9月20日，斯大林前去找斯维尔德洛夫，后者正住在一个农民的澡堂里。两人竟然在公共澡堂里幻想起逃跑来。“我刚刚和瓦斯卡（斯大林）告别，他在我这里待了一星期，”斯维尔德洛夫告诉马林诺夫斯基——俄国境内唯一还没有被逮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说，“如果你那里还有钱可以给我和瓦斯卡（他们或许已经给他筹了一点），那就汇过来吧……上星期，我们写信说想要点报纸和杂志看，你能帮我们这个忙吗？”
10月1日，针对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所提的请求，列宁和中央委员会再次决定帮助他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并决定给他们汇去100卢布。19天后，斯大林“收到圣彼得堡一位同志汇来的钱，并被告知准备动身逃往首都”。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立刻着手准备，花光了所有钱，透支了所有信用。当地一家名为“雷福龙”的加拿大皮草贸易公司有个经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为他们提供了面粉、糖、茶叶和烟草；一个当地医生送了点药给他们；还有一些人替他们伪造了护照。
“逃亡大师”几乎已经准备就绪，可是，严冬降临在了这片雪原上。作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从未经历过如此恶劣的天气。很快，他就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图鲁汉斯克的日常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折磨。如果说对于大多数流放者而言，流放就是一种休假的话，那么，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便意味着接受缓慢死亡：很多流放者因极端天气而去世了。11月上旬，气温降到了-33℃，并直奔-50℃。唾液在嘴唇上被冻住，呼一口气出来就会变成冰珠。而严寒又让生活成本急剧上升。斯大林写信给女朋友塔蒂阿娜·斯拉瓦京斯卡娅要钱。他的惊慌失措溢于言表：
塔蒂阿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你写这封信我自感羞愧，但我没有任何选择了——我急需钱！我的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之前是有一点钱，但我用它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和食物，这些东西都很贵……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否还能活下去。你能帮我问朋友们要30卢布吗？越多越好。这是笔救命钱。你能快点把钱汇过来吗？因为很快就要到最冷的时候了（昨天的气温是-33℃）……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我的亲爱的，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然的话，“卡拉什尼科夫交易所的高加索人”就要死了……
塔蒂阿娜不但给他寄去了他以前的旧衣服，还给他寄了冬天穿的保暖内衣。当这些物资抵达时，斯大林兴奋无比地回信说：“最最亲爱的塔蒂阿娜，我收到你的包裹了。我不需要新衣服，旧衣服就够我穿了，但你还给我买了新的。亲爱的，我自觉羞愧，因为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你！”可是，对于斯大林来说，新衣服也是不够的。他依然问塔蒂阿娜要钱：“亲爱的，随着时间流逝，我越发需要一笔钱了。我很绝望，最重要的是，我病了，一直在咳嗽。我需要牛奶和钱。可我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如果你能借到钱，请立即汇给我。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
他肯定给他的所有朋友都写信借钱了，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这位亲手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叛徒：
你好，我的朋友：
给你写这封信，我觉得很不安，但事态紧急。我从来没这么糟过。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咳嗽得很厉害，而这里日渐降低的气温（现在已经达到-37℃）只能让我每况愈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糖，没有肉，没有煤油。我把所有钱都花在了日常开支和衣服、鞋子上……我需要牛奶，需要柴火，可是……钱，我一分钱都没有了，我的朋友。不知道我是否能度过这个冬天……我的家人和朋友皆不富裕，我没人可以求助，所以只好向你请求……
斯大林暗示马林诺夫斯基可以问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要钱，而他却曾在巴统时折磨过奇赫伊泽——他让马林诺夫斯基“不要仅仅作为同僚，还要以杜马代表主席的身份（请奇赫伊泽出钱）”。“我可不想一封信都还来不及写就死在了这里。事态紧急，因为等待就意味着挨饿，而我已经十分虚弱，而且生病了。”他从瑞士伯尔尼“拿到了44卢布”——却再也没有收到任何其他钱了。他开始动别的脑筋。季诺维也夫说他们将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印成了小册子：
那么，我希望（我也有权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在这片天杀的土地上，钱就意味着生命，这里除了鱼什么都没有）。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帮我争取到这笔钱……让我拥抱你，我真的太可怜了……难道我真的得在这里慢慢等死吗？
约瑟夫
马林诺夫斯基以密码信——虽然其“密码”形同虚设——回复他道：“亲爱的兄弟，我会把马卖了，按100卢布的价格。”
可是，当这100卢布逃亡金抵达时，斯大林发现这是汇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斯大林愤懑无比：难道他们想救斯维尔德洛夫却不想救我？终于，事情渐有好转。季诺维也夫回信说他们正在出版斯大林的小册子。他从杜马代表巴达耶夫那里收到了25卢布，但这笔钱显然不够。他肯定也给格鲁吉亚的母亲和斯瓦尼泽家写了信，因为他收到了一个来自于第比利斯的包裹。他还向阿利卢耶夫求助。
斯大林问季诺维也夫要的书和钱都没有抵达。他再次陷入绝望：“你写信说你会一小笔一小笔地‘还清债务’。无论有多小笔，请尽快汇过来。我太需要钱了。如果我没生病的话，那还好，但我现在需要钱治病……我在等待中。”
斯大林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文化—民族自治》（Cultural-National Autonomy）。他通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把该文发给了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启蒙》杂志。但他依然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的回信。他越发生气，于是在1914年1月11日以第三人称写信给他：“我的朋友，为何你一直杳无音讯？我已经3个月没收到过你的信了。斯大林希望能拿到一笔稿费，只有拿到这笔钱，他才不再需要问别人要钱。我认为他有权利得到这笔钱。”斯大林从未忘记季诺维也夫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他对这个夸夸其谈的、高傲的犹太流亡者恨之入骨。
1914年1月，在经过6个月的挣扎和焦虑后，钱终于一笔笔地抵达了。警察季比洛夫向上级汇报道：斯大林从圣彼得堡收到了50卢布，从第比利斯的萨什克·莫诺瑟利泽那里得到了10卢布，从巴达耶夫那里得到了25卢布，加上之前从圣彼得堡汇来的55卢布——这笔钱基本足够逃犯买“靴子”了。
皇家警察主管别列茨基了解到（很可能是通过马林诺夫斯基），有人即将逃跑。他给图鲁汉斯克发了一份电报，称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各自收到了50卢布“用以逃跑”。当地的奥克瑞纳间谍证实，“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正在策划逃跑……他们想登上今年夏天叶尼塞河的第一艘蒸汽船”。别列茨基下令道：“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他们！”奥克瑞纳决定“把朱加什维利和斯维尔德洛夫送往北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没有其他流放者，再指派两个督察专门看管他们”。
这是令人绝望的消息。“朱加什维利和我被遣送到了往北190公里的一个地方，这里已经进入北极圈90公里了。”心灰意冷的斯维尔德洛夫对妹妹莎拉说，“仅这里的邮局就已足以让我们绝望。邮递员一个月才来一次，事实上一年才来八九次……这个地方叫库列伊卡。”
于是，斯大林来到了北极圈附近。[2]
* * *
[1] 这一地区的商贸中心有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修士们会说服当地的部落信教受洗。修道院的主持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正是在“二战”之后被斯大林宠信的苏联要员同名同姓的祖父。孙子米哈伊尔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成为了苏联的实际操控者。
[2] 斯维尔德洛夫搞错了一件事：有两个叫库列伊卡的地方，他们去的那个是在北极圈之外。
34 1914年：北极圈的情事
和库列伊卡比起来，被斯大林称为“天杀的”的科斯蒂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库列伊卡就是冰冻的地狱。在这里，人类会觉得自己早已被世界遗忘，甚至会发疯。这里的人必须学会和绝望、孤独相处，学会自制——斯大林自此之后始终没忘记这两点。1914年3月，他和斯维尔德洛夫被一辆马车运往北方。随行的还有两位武装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
抵达之后，他们发现库列伊卡连村舍都称不上，这里的所有居民几乎都是亲戚。这里总共有67个人，38个男人，29个女人。他们所有人合住在8间破陋的农舍中，那都算不上是房子，顶多只是棚屋。大多数居民都属于3个业已互相通婚的家族：塔拉索夫家族、萨尔特科夫家族，还有佩里普雷金家的7个孤儿。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烧开水，”安菲萨·塔拉索夫说，[1]“我看到一个长着浓密的黑胡子和头发的男人拿着小行李箱及一些捆扎的寝具走了进来。‘你好，柯兹亚卡（主妇），我住你家。’他说罢便放下行李箱，仿佛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样。他和孩子们玩了起来……当男人们进屋时，他对他们说：‘我从圣彼得堡来，我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搬进了阿列克谢和安菲萨·塔拉索夫的家。刚开始时，双方相处得很好。两位流放者和塔拉索夫一家很融洽，而后者也答应帮他们去取汇过来的钱。当时的天气还很冷，但冰已经开始融化了。库列伊卡的生活完全受制于天气，当叶尼塞河结冰时，当地人会让驯鹿或狗拉着雪橇通过冰河前往外地。可是，当“坏路况季节”来临时，这里的马路变得十分泥泞而无法通行。从5月开始，叶尼塞河上就会出现来往的蒸汽船，当地人会让狗群把小船拉下岸，在河里划船嬉戏——直到冬季再度来临。
只有驯鹿、雪狐和通古斯部落的人才能在严冬中正常生活。每个人都得穿上鹿皮大衣。13岁的莉迪亚·佩里普雷金——这个家族的孤儿之一——看到斯大林仅仅穿着一件薄大衣。不久，他终于用鹿皮把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从靴子到帽子。
“这是个新地方，这里的生活很艰难，”斯维尔德洛夫在3月22日写道，“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刚开始时，两个同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待彼此都很友善：“我的老朋友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多年前的流放时期便认识了。他是个好人，但是（写这封信时，两人才刚刚住在一起10天，可已经有个‘但是’了），就日常生活而言，他实在太个人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