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塔拉索夫家的孩子很吵闹。“我们的房间和房东的连在一起，”斯维尔德洛夫在一封信中抱怨道，“我们出去就会经过他们的房间。他们家的孩子成天在屋里吵闹，烦死我们了。”另一方面，斯维尔德洛夫也不喜欢造访流放者的沉默的通古斯部落人。全身穿着鹿皮的通古斯人将在日后成为斯大林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强壮的游牧者以捕鱼和放牧为生。他们来自东方，和他们的驯鹿和谐相处，信仰是原始的东正教和古老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并通过萨满和上天交流——事实上，“萨满”一词便源自通古斯语。
“通古斯人坐了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话说，然后便站了起来，说道：‘再见，我们得走了。’可他们经常晚上才来，那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最佳时间。”斯维尔德洛夫抱怨道。不过，斯大林却能和通古斯人交朋友，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善言辞吧。
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不仅仅在于吵闹的孩子和家务分配不均。敏感而又报复心强的斯大林一直对那笔汇给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他——的钱耿耿于怀。在他抵达库列伊卡之后，他既没有收到马林诺夫斯基答应给他的100卢布，也没有收到季诺维也夫应承的稿费和书。季诺维也夫是在算计他吗？难道是斯维尔德洛夫出卖了他？
这两位现如今被困在离欧洲好几个时区之遥、只有8幢农舍的村落里的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两大领袖——很快就开始厌恶彼此了。在他们那个狭小、幽暗的房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一角写信抱怨着同屋的自私，而在另一个角落，斯大林则在给马林诺夫斯基写信，继续询问那100卢布的下落：
5个月前，一位圣彼得堡的同志邀请我前来，并说会帮我筹集旅费。我于4个月前作出了答复，但没有收到回信。你能向我解释其中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吗？接着，3个月前，我从科斯蒂亚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马林诺夫斯基本人答应我“把马卖了……100卢布”）。我不明白为何我至今仍未收到100卢布。好吧，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安德烈同志（斯维尔德洛夫的化名）收到了他的钱……但我认为这只是给他本人的钱。我在此之后就没有收到过来自科斯蒂亚的信。我也4个月没有收到过我的姐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斯大林总结道，他们“选择了救另一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我说得对吗，兄弟？亲爱的朋友，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我喜欢把话说明白，我希望你也一样。”
可是，斯大林和马林诺夫斯基——他们一位是斗争大师，一位则是伪装大师——两人怎么可能把话说明白呢？当前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备受失望的煎熬时，后者的世界则正在分崩离析。可能的情况是，马林诺夫斯基既没有把“马”给卖了，也没有回斯大林的信。那时候，斯大林这位“亲爱的朋友罗曼”已经不堪身为双重间谍的重压，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酗酒者——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最终，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和警察主管解雇了马林诺夫斯基。他于1914年5月8日从杜马离职。马林诺夫斯基的案子被曝光了，声讨政府和警察的舆论声讨随之而来。
马林诺夫斯基在党内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列宁和斯大林。“列宁肯定知道了这件事。”此后，马林诺夫斯基说。可是，他错了。列宁根本不相信这就是事实。在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帮他赢得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中的席位，还帮他打败了（或协助逮捕了）那些反对他的调停者（包括斯大林）。因此，列宁总结道：“如果他真是个间谍，那么，秘密警察从他那里获得的肯定要比我党获得的少。”[2]
以猜疑心重著称的斯大林竟然没有发现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叛徒。他的案子一经曝光，便让斯大林以及他的同志们陷入了变本加厉的猜疑中。马林诺夫斯基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正如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班柯的幽灵，马林诺夫斯基阴魂不散地侵扰着苏联的历史。从此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中，再也没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叛徒，那么，苏联元帅、整个情报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乃至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就不可以是叛徒吗？斯大林不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把他们所有人以间谍之罪而枪决吗？
在北极圈附近，斯大林仍在就100卢布和他的室友闹矛盾。“（库列伊卡）有个同志，”斯维尔德洛夫曾说，“我们彼此相熟。然而可悲的是，流放让此人显露出了本质，他是个锱铢必较的人。他让这些‘锱铢’影响了我俩的关系。不管我如何好心相待，他都不领情。”
随着冰雪融化，奥克瑞纳于1914年4月27日再次警告道，布尔什维克党“将协助两个著名党员斯维尔德洛夫、朱加什维利逃跑”。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经常会借费奥多·塔拉索夫家的船。现在，宪兵们禁止他们去河里划船。5月到来，当蒸汽船再次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库列伊卡从一片冰原变成了蚊子肆虐的瘟疫之地。
“不久，斯大林再也不和我说话了。”斯维尔德洛夫写道，“他告诉我，我得搬出去住。”两人都搬了出来。斯大林暂时住进了菲利普·萨尔特科夫家。换了一户人家住并没有消解斯大林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怒气。“你知道吗？我在库列伊卡活得有多累，”斯维尔德洛夫向他的妻子克拉夫蒂娅——她也被流放到了附近的一个地方——说，“我的同伴是如此自我，以至于我们不会聊天，甚至不会见面。”斯维尔德洛夫在信中描写了这场无望的流放中的压抑、抑郁（以及寡淡无味的饮食）。
我吃了鱼。我的女房东给我做了派。我吃了鲟鱼、白鲑鱼、土豆泥以及鱼子酱，还有腌制的鲟鱼。有些时候，我生吃它们。如果觉得没有味道，我就会加点儿醋。我的生活没有规律。我的三餐也不规律。我读不进书。我总是在白天打瞌睡。有些时候，我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只能出去走走。有些时候，我要到早上10点才睡。
斯大林的境遇肯定和他一样，他无法在西伯利亚的夜晚入睡。
这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世界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很快，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胫而走了。“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斯维尔德洛夫悔恨地说。不过，除了上述的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但是”造成了两人的嫌隙：一个女孩。
就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塔拉索夫家住下不久后，格鲁吉亚人便注意到了佩里普雷金家最年轻的一个孤儿。佩里普雷金家有5个男孩和2个女孩：娜塔莉亚和莉迪亚。我们无从考据斯大林和莉迪亚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就在1914年年初，其时30多岁的斯大林和13岁的莉迪亚相恋了。
我们了解到，斯大林经常和莉迪亚一起去参加酒宴，因为莉迪亚的回忆录作了详细的描述：“在闲暇时，斯大林喜欢参加晚上的舞会，乐在其中。他喜欢唱歌、跳舞。他最喜欢唱‘我保护着金矿，金矿……我把金矿埋了，把金矿埋了，纯洁的金发少女啊，猜猜我把它埋在哪里了’……我经常参加村民的生日晚宴。”这位时年13岁的斯大林的女友是在20年后写下这些回忆的，当时斯大林正如日中天，而她则依然是个西伯利亚的农妇。那些记录下她回忆的官员不敢详细描述双方是怎样彼此走进的，但她的回忆肯定不假。“他也喜欢造访某些人，”莉迪亚说的“某些人”指的是她自己，“他还喜欢喝酒。”他就是这样走近她的？抑或是她主动？像库列伊卡这样地方的女孩总是很早熟，而莉迪亚看上去也不像是个胆小鬼。
斯维尔德洛夫肯定反对斯大林走近这位年仅13岁的女孩——而其实，这位30岁左右的格鲁吉亚人已经有过好几位未成年女友了。斯大林之所以把他赶出去，也许是因为想要更多的私人空间。不过，这段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彼此犹如陌路人，但负责看管他俩的宪兵拉列京和波波夫依然紧紧盯着他们。拉列京和波波夫唯一的任务就是确保两人不逃走。在这种贴身盯防的情况下，宪兵不是成为流放者的朋友——甚至是私人佣人，就会成为他们的死敌。很快，红胡子、暴脾气的伊万·拉列京便和斯大林杠上了。
有一次，斯大林背着来福枪出门打猎，被宪兵拦住了。他可以在提前请示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拿着来福枪去打猎，但这一次，他拒绝把来福枪交给这位宪兵。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宪兵拉列京给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下，并试图把枪夺过来”。两人打了起来。宪兵“拔出军刀，砍在了斯大林的手上”。斯大林将此事告诉了季比洛夫上尉，告了拉列京一状。
到了那年夏初，无论斯大林和莉迪亚用怎样隐蔽的方式幽会，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了解到了两人的关系。挥舞着军刀的宪兵看到了向傲慢的格鲁吉亚人报复的机会。
费奥多·塔拉索夫——唯一胆敢记录下这段故事的村民——说：“有一天，斯大林正在家里工作，没有出过家门。宪兵觉得这很可疑，打算检查一下。他没有敲门便冲了进去。”
塔拉索夫谨慎地说斯大林是在“工作”，可宪兵却觉得十分“可疑”。斯大林对宪兵的不请自来十分愤怒。不同源头的回忆录皆一直强调宪兵搜查房间时斯大林的冷静，那么，房间里真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吗？毕竟，这位宪兵是故意“没有敲门”打算吓吓他的。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像是宪兵撞到了斯大林和莉迪亚正在幽会。
斯大林向宪兵冲了过去，宪兵拔出了军刀。在接下来的打斗中，斯大林的脖子被砍伤了。他怒发冲冠，“把无赖踢出房门”。
“我们见证了整个过程。”塔拉索夫说，“宪兵朝着叶尼塞河的方向逃跑，疯狂地挥舞着军刀，而斯大林同志则紧追不舍，他极度激动和愤怒，拳头攥得紧紧的。”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虽然当地人不鼓励姑娘和流放者相爱，可是，她们注定会被这些外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革命者吸引。虽说就当时的法律而言，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属于强奸，但就事实而言，这根本称不上强奸，不过是一种流传千年的男欢女爱。据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之后的调查：“J．V．斯大林和她住在了一起。”可能是她住进了他的房间，这就解释了为何宪兵会撞到他们俩。1956年，谢罗夫将军就此事向尼基塔·赫鲁晓夫及政治局做了汇报——其档案直到21世纪才被公开。在其中，谢罗夫暗示两人同居和彼此勾引一样的惊世骇俗。[3]
斯大林搬进了佩里普雷金家。这幢屋里有两个房间以及一个在冬天才会启用的牛棚。七兄妹住在其中一个闷热而又泛着牛粪味的房间里；斯大林租下了另外一间房，这个房间同样肮脏，并且只能通过牛棚才能到达他们家的那间屋子。房间里有“一张铺着报纸的桌子，一张木架床，以及捕鱼用的鱼钩、渔网和绳索，这些都是斯大林自己做的”。房间的中央有一个烟囱，房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黑色的煤烟覆盖着。
这个房间的玻璃窗也是破的，斯大林用旧报纸把它封了起来。在北极圈附近，即便是白天，大多数时间也漆黑一片。斯大林只能依靠煤油灯，可他又经常煤油短缺。他们家的厕所在户外。佩里普雷金一家极为穷困，“一天吃白菜汤，第二天只吃精神（也就是什么都不吃），但他们家有一头牛”。
据斯大林首本传记的作者艾萨德·贝伊——他肯定从那些流放者那里了解过——说，莉迪亚会在晚上溜进斯大林的房间。她根本不羞于告诉别人斯大林喜欢穿哪种内衣。“他穿白内裤和蓝白条的水手背心”，她在1952年对采访者透露道——而此时，斯大林几乎像神一样被人们崇敬着。
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对这段情事不满。他们不同意两人在一起，而莉迪亚的回忆录也有这方面的暗示：斯大林并不在佩里普雷金家吃饭，他还是会去老房东家吃饭和拿面包。莉迪亚说这是因为她们家的女孩还太小，不会烧饭，可是，作为孤儿，她们早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给哥哥们做饭了。更说得通的解释是，斯大林和他的小女友被禁止在家里用餐。
两人的关系暂且得到了各方的容忍，然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发生了：莉迪亚怀上了斯大林的孩子。佩里普雷金家的兄弟极为愤怒，虽说在北极圈那些偏远小村落中，先婚后育的法律基本无法得以执行——女孩们经常在未成年时便怀孕了。据谢罗夫将军的报告称，在此之前被暴怒的斯大林追赶的宪兵拉列京“教唆他们起诉斯大林和未成年少女同居——J．V．斯大林答应宪兵，他会在她成年后与之结婚”。于是，斯大林再一次地订了婚——无论莉迪亚的家人是欣喜还是不满，他们好歹接受了两人的关系。[4]作为交换，斯大林“把自己捕的鱼拿来和他们分享”，以示是一家人。事实上，他对待莉迪亚的方式就像她本就是自己的小妻子。当年长的朋友伊丽莎维塔·塔拉索夫前来拜访时，斯大林命令莉迪亚：“莉迪亚，莉迪亚，奶奶来喝茶啦！快给她倒茶。”
宪兵拉列京对两人的干预让斯大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再次向季比洛夫上尉告状，而后者又一次站在格鲁吉亚老乡这一边。所有村民都见证了这位倒霉的宪兵拔刀对付斯大林却又被追赶到河岸的一幕。考虑到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了孕，还敢在这个时候告宪兵一状，斯大林胆子绝对不小。而和他很多出于个人泄愤需要的报复行动一样，这一次，斯大林又成功了。
1914年夏，6月前后，季比洛夫同意把拉列京调离。他对自己的副官说：“好吧，我们把梅尔兹利亚科夫派到库列伊卡去吧。朱加什维利很想把他的督察换掉，我们就不要再让他俩惹起事端了。”宪兵拉列京仿佛是和斯大林调换了一个位置，害怕起这个犯人来——而他也有理由害怕。不久后，拉列京的替换者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来了。斯大林立刻在他面前扮演起了标准贵族式的主人模样，而在他接下来的刑期中，梅尔兹利亚科夫变成了他的佣人、勤务兵和保镖。
斯大林一边继续研究着民族问题，一边学习英语和德语。“亲爱的朋友，”5月20日，变得开心的斯大林向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我正在等你送来的书……我还想请你寄点英文杂志给我，新旧都无所谓——我只是想用它们提高我的阅读能力。这里什么英文书都没有。我怕再不练习就会丢掉之前已经学会的英文技巧……”
对索索而言，和莉迪亚的这段情事以及两人的婚约只不过是暂时解解闷。一旦他回归到革命之中，莉迪亚注定形单影只。怀孕似乎让两人的关系趋于恶化了。然而，当地人称莉迪亚很爱斯大林。她为了他不止一次怀孕。
那年夏末，斯维尔德洛夫离开库列伊卡，转移到了塞利瓦尼卡。当时，斯大林最要好的朋友苏伦·斯潘达良正在附近的莫纳斯特尔斯克。
1914年8月底，斯大林坐着船沿河而下，和斯潘达良重聚。就在当时，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的继任者——在萨拉热窝遇刺。这起事件将把俄国和其他大国拖入到“一战”之中。“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们正在把这个世界变成血腥的屠宰场，”斯大林写道，“大屠杀、毁灭、饥荒和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于是，那一小撮戴着皇冠或没有戴皇冠的强盗得以把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和数不尽的钱财倾入怀中。”
当全欧洲都陷入战火之中时，斯大林绝望地发现自己被遗忘了。他只是让一个未成年少女怀孕了，还被迫和她订了婚。他不是任何事物的中心——除了一起发生在北极圈的情事。1914年不是他的幸运年。当世界大国投身于战场时，白雪吞噬了太阳，也隔绝了外界的消息。斯大林消失在了西伯利亚的冬天里。
* * *
[1] 1942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第一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此人因在“大清洗”中诽谤他人甚至执行枪决而被提拔——委派著名历史学家M．A．莫斯卡廖夫前往采访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认识的人，以编纂为斯大林献礼的《西伯利亚流放期的斯大林》。契尔年科把书稿印了出来，并发往莫斯科等候出版许可。毕竟，政治局委员、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就是靠为斯大林书写他在高加索地区的传记并将其美化、夸大而获得宠信的。可是，这一次，契尔年科没有贝利亚那么好运。斯大林对这本书极为愤怒，但这本书对我们现今的历史学家而言却是一笔财富。当时，斯大林正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而他也知道，他在库列伊卡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甚至恰恰相反。虽然他好大喜功，喜欢树立个人的伟岸形象，但他又矛盾地厌恶那些崇拜他的人，加上莫斯卡廖夫是个犹太人——当时的斯大林越来越不信任这个民族。他给契尔年科打了个电话，冲他大吼。这本书的出版就此夭折了。在斯大林于战后展开的反犹运动中，莫斯卡廖夫被逮捕，但他活了下来，并成为了苏联史方面的专家，于20世纪60年代去世。契尔年科的政治生涯也就此止步不前。不过，最后还是有人接受了他，他变成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幕僚、政治局委员，并在1984年最终成为苏联历史上倒数第二位领导人。他的任期很短，且乏善可陈，象征着苏联的后继无人。契尔年科于198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正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 和阿泽夫一案一样，杜马宣布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一事引起了巨大的政治波动，并动摇了奥克瑞纳、杜马，乃至沙皇和帝国的可信度及统治力。最早指认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是斯大林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埃琳娜·特罗扬诺夫斯基（她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情人）。当时，她是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秘书。然而，马林诺夫斯基却说这是她的造谣中伤。当马林诺夫斯基在战争中被德国人逮捕之后，斯大林曾给他送过衣服。可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有关马林诺夫斯基是间谍的铁证越来越多，斯大林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下流胚子，把他枪决都算便宜了他。”马林诺夫斯基一案于1918年11月开审。讽刺的是，起诉他的正是埃琳娜当时的丈夫尼古拉·克雷连科，而法官则是埃琳娜本人。马林诺夫斯基被处以枪决。
[3] 几十年来，一直有斯大林接触了一个图鲁汉斯克女孩并诞下一子的传言。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艾萨德·贝伊于1935年出版的传记中。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说她姑妈曾告诉过她，斯大林在流放地有个孩子。此后，这个故事不断被各种传记和耸人听闻的报刊文章引用。可是，这个故事依然经不起推敲，很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反对斯大林而故意捏造的。不过，1956年7月18日，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给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及政治局的备忘录却证实了这一点。谢罗夫之前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而，在当时，他直觉自己必须和贝利亚保持距离，并向赫鲁晓夫靠拢。在斯大林去世后，他协助赫鲁晓夫逮捕了贝利亚并对处以枪决。他成为了克格勃——秘密警察的新版本——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备忘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闭门朗读，然后由斯大林曾经的所有部下签署，被送入到最高机密的“特殊档案”中。
[4] 在当时的俄国及其所掌管的欧洲部分，14岁是合法的婚龄，但是，斯大林身处的却是西伯利亚。同时，沙皇的法律对强奸罪没有明确的定义：对警察而言，这更多地是“冒犯女性尊严”并因而触及其父家产的罪名。如果有人犯了此罪，只要他答应娶该女子并彼此发下婚誓，就能避免锒铛入狱。
35 猎人
现在，冰天雪地、终日昏暗的库列伊卡只剩下斯大林一个流放者了。他与通古斯和奥斯蒂亚克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了。在这种极端环境里，生存本身便是一场考验：村落四周的雪原上，狼群正在嗷叫。当斯大林要前往户外上厕所时，他总是会用来福枪朝天开一枪，这样才能防止狼群前来。当他外出时，雪橇“在狼群此起彼伏的嗷叫声中穿行”。这些他于西伯利亚所遭遇的敌人成为了他潜意识的一部分。在他成为苏联元首之后，他经常会在开会时在笔记本上画下它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当他组织最后一次“大清洗”运动——“反犹太医生案”——时，狼群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他告诉前来慰问他的人，在他最后一次流放时，“农民们会射杀疯掉的狼”。
然而，斯大林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竟然爱上了库列伊卡。在其阴郁而又孤独的一生中，这段时光竟然成了最快乐的回忆。他有三个伴侣：其一，一条名为“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昵称“季什卡”——的小狗，这是当地人送给他的礼物；其二，一个名为马丁·佩特林的通古斯渔夫；其三，便是他的警察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莉迪亚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西伯利亚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因为他开始频繁地收到汇来的钱：在1915—1916年间，他总共收到了10笔钱，总数超过100卢布——他用这些钱买吃的和衣物，还能在必要时进行贿赂。[1]
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猎人。这个形象当然和他的自我想象很是匹配：他仿佛是孤身执行神圣任务的勇士，手执来福枪潜入风雪之中。他心怀伟大信念，早已抛弃了任何资产阶级式的伤感，即便悲剧即将发生，他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容。在他的余生中，他经常会向阿利卢耶夫一家或政治局的手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经历。即便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他依然是个孤独的猎手。
“奥斯普”——或者他们给他取的名字“长痘疮的奥斯卡”——从头到脚由鹿皮武装着，成为了一名富有经验的猎手，并和部落人成为了朋友。拉列京不准许他持有来福枪，但他有对策。据一个当地人回忆：“我们会把来福枪带到林子里，放在事先约定的地方，让他来取。”他会踏上漫长的狩猎之旅，捕猎北极狐、鹧鸪和野鸭。
村民们逐渐崇拜起这位咬着烟斗、喜欢看书的“长痘疮的奥斯卡”。“当地人喜欢他，”梅尔兹利亚科夫说，“他们会去看望他，并整晚和他聊天。他也会去看望他们，参加他们的派对。”他们会给他带来鱼和鹿肉，他则会付给他们钱。虽然他们天性沉默寡言，但他十分适应。虽然在名义上信仰东正教，他们也尊敬萨满，相信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栖息着各种神灵。斯大林对此感到好奇。最为重要的是，他向他们学习了捕鱼和狩猎的技巧。
鱼和驯鹿是他们的主食。能够在冰原上生存的驯鹿被部落人视作圣灵。它们为他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拉雪橇）、衣物（皮毛）、资产（最富有的族长拥有10000头驯鹿），以及食物（煮熟的鹿肉）。佩特林——他可能是奥斯蒂亚克族中的克里奥尔人——把在叶尼塞河上捕鱼的技巧教给了斯大林。据梅尔兹利亚科夫回忆，斯大林自己制作钓鱼线，自己在冰河上挖洞。梅尔兹利亚科夫的回忆录写作于1936年，是斯大林库列伊卡时期的最佳记录。斯大林本人对此也有过回忆，但他的说法更加神秘。据他说，他是如此擅长从冰洞里钓鱼，以至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震惊地对他低语道：“你简直是被神灵附体了。”斯大林喜欢吃鱼：“我们倒是能捕到很多鱼，但这里的盐像黄金一样珍贵，所以，我们会把鱼扔在户外，-20℃的天气会让它们冻得像木头一样硬。然后，我们把鱼身上的雪花撇开，塞进嘴里，让它们在嘴里慢慢融化。”他能捕到巨大的鲟鱼了。
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一阵暴风雪把我刮进了河里。我以为我要完蛋了，但还是爬上了岸。”还有一次，正当他和几位奥斯蒂亚克族友人满载着鲟鱼和鲑鱼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走丢了。就在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雪。库列伊卡还很遥远，但他不能就此把鱼丢在身后，因为那是他接下来几个星期的食物。于是，他顶着风蹒跚前行，直到看到他的那帮朋友。他大声喊他们，可他们再次消失了：朋友们以为这个全身覆盖着冰雪的人是个恶魔，于是赶紧逃跑。当他终于抵达一个农舍并冲了进去后，一个奥斯蒂亚克人惊呼：“难道那人是你，奥斯普？”
“当然是我，我可不是什么树木精灵！”他说完这句话便倒头睡了过去，他睡了整整18个小时。
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危难之中被抛弃，但这些部落人早已对在捕鱼、狩猎中失去同伴习以为常。“我记得，有一个春天，他们30个人去一条深水河里捕鱼。那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少了一个人。”斯大林回忆道。部落人漫不经心地向他解释他们的同伴“留在那里了”。斯大林不明白他们这么说的意思，直到其中一个解释说：“他溺水死了。”他们的冷漠令斯大林十分困惑，但他们继而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要对人报以同情呢？我们总是能生养更多的人。人还不如马值钱呢，生匹马比生个人难多了！”斯大林曾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生命的价值。然而，事实上，这个故事让他意识到了人命的廉价。
“有一个冬天，我外出打猎。”“二战”之后，斯大林曾在一次晚宴上对他的重要手下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说，“我拿着枪，坐着雪橇，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13公里。我看到树上有一群鹧鸪。我只有12发子弹，但鹧鸪却有24只。我射杀了12只，可剩下的那12只竟然没有飞走，还待在那里。于是，我想，要不我先回去再拿12发子弹来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它们仍然在那里。”
“仍然在那里？”赫鲁晓夫吃惊地问。贝利亚怂恿斯大林继续讲下去。
“是的。”斯大林吹嘘道，“于是，我把剩下那12只全杀了。我把它们绑在腰带上，拖回了家。”后来，他还把这个故事告诉过他的女婿尤里·日丹诺夫。这一次，他的讲述更为夸张了。他说他杀了30只鹧鸪，当时的气温为-40℃，而他还遇到了暴风雪，差点把鹧鸪和枪，乃至活下来的希望，全都抛弃。不过，幸运的是，女人们（有可能是莉迪亚）发现了他倒在风雪中的身影，把他救了回来——那一次，他睡了36个小时。[2]
斯大林从各方收集药物，变成了库列伊卡的江湖郎中。“J．V．会给人开药方，帮人用碘酒擦伤口，还会给他们配药。他教会了部落人洗澡。”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记得有一次，他用肥皂帮他们中的一个洗身子。”他患上了风湿，靠在澡堂子里泡热水澡来缓解疼痛。风湿病伴随了他一生。晚年的时候，如果要参加为时较长的会议，他就必须依靠在克里姆林宫的炉子上。他喜欢和通古斯人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和他们一起唱歌、嬉闹，还会给他们讲自己悲惨的童年。小达莎·塔拉索夫“经常骑在他的背上，拽着他浓密的黑发叫嚷道：‘叔叔，快学马叫！’”。有一次，费奥多·塔拉索夫的奶牛得了疝气快要死去了，斯大林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像一个屠夫一样宰了那头牛，把它大卸八块”。这是他小时候在格鲁吉亚学会的。
斯大林依然喜欢参加派对。“在塔拉索夫家的派对里，年轻人围成一圈跳舞——斯大林站在人群的中央，唱起了歌，”达丽娅·波诺马里耶娃——当时造访库列伊卡的外地人——说，“他唱着：‘我把金矿埋了，我把金矿埋了。’”这首歌显然是他的最爱。“他的舞跳得很好。”安菲萨·塔拉索夫说，“他还会教年轻人跳舞。”
有些时候，这位来自高加索葱郁山区的格鲁吉亚人会透过农舍的窗户往外望。“这片被诅咒的土地根本没有自然风光可言——夏天的河流、冬天的雪就是这里所有的风景，”1915年11月25日，他给奥尔加·阿利卢耶娃写了一封心酸的信，“我是多么渴望看到壮丽的山河啊……”
他经常彻夜写作。“我的小狗季什卡是唯一陪伴我的。”他回忆道，“在冬天的夜晚，如果我还有煤油灯可以用，我就会写作和阅读，这时它就会窜到房间里，趴在我的脚边低吟，仿佛是在和我说话。我俯下身子摸着它的头，对它说：‘季什卡，你觉得冷吗？赶紧暖和暖和吧！’”他曾开玩笑说他“喜欢和小狗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聊国际政治”——季什卡显然是全世界最博学的宠物。对于斯大林而言，宠物比人类更可靠：它们的爱不求回报，它们对主人言听计从，不会背叛主人（更不会怀上主人的孩子）。更为重要的是，当主人抛弃它们时，主人并不会觉得罪过。
斯大林与外部风起云涌的政治世界隔绝了。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足够的书和杂志可以读，这让他十分沮丧，特别是当他想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难道他们已经忘了自己吗？刚刚写的文章发表了吗？为什么没有收到稿费？1915年冬天，斯大林写信语带讥讽地询问道：“我怎么样了？我还好吗？我不好。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边连本正经的书都没有，我又能做什么？……我被流放过那么多次，可这一次是最痛苦的。”
虽然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自信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那时的他肯定怀疑过自己是否回得去。即便是列宁，也对革命产生过怀疑，他曾对克鲁普斯卡娅说：“我们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吗？”但斯大林从来没有对革命失去过信心。“俄国革命就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不可避免。”这是他在1905年写的话。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谁能阻止太阳升起？”
当他终于收到报纸后，这位未来的苏联元首便和梅尔兹利亚科夫热烈地探讨起了“战争的滥觞”。在“二战”期间，他有时会引用他曾在库列伊卡时期对“一战”战役的分析来做指导。[3]当沙皇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时，斯大林肯定盼望着“一战”能像1904年一样导致革命的爆发。他曾给身在圣彼得堡的彼得洛夫斯基写过一封信：“有些人散布谣言说我肯定会逃走，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发誓我肯定不会逃。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刑期结束（1917年）。我有时的确动过逃走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它。”——信中所言或许是真话，而非想要误导奥克瑞纳的谎言。我们可以从这封信中感觉到斯大林的疲倦：如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肯帮助他，那么，他也不会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1914年12月前后，莉迪亚诞下了一个孩子。
* * *
[1] 这些钱的来源遭到了怀疑。但是，如果这是奥克瑞纳给他的工资，那也实在太少了。事实上，这笔钱中包括他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正如前文所述，斯维尔德洛夫拿到的钱更多。然而，1938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目，即“有毒的侏儒”尼古拉·叶若夫——此人曾经是斯大林最信任的手下，负责清洗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斯大林放弃。（当时，叶若夫不堪屠戮和施虐的重压，只能在酒精和女人身上不断沉溺。）为了自保，他开始收集一系列证据，企图勒索斯大林和对抗政治对手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他收集了斯大林这10笔钱的汇款单，把它们保存在了私人保险箱中。然而，叶若夫不过是在捕风捉影。在这10笔钱中，有3笔来自哥里，应该是斯大林的母亲或叶格纳塔什维利汇给他的；其余7笔来自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们共有100卢布，几乎都是按每笔10卢布来汇的——其中有两笔是25卢布。这个证据当然无法挽救叶若夫的性命。他于1938年末被解职，于1940年被枪决。有趣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销毁这些汇款单，而是把它们和叶若夫的档案归档在了一起。阿奇·盖蒂教授找到了这份档案，他大方地和笔者分享了这一史料。
[2] 就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的手下之前，年老的斯大林刚刚闯了祸，类似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于2006年犯的错：他正在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射击技术，突然间，他的枪走火了，差点打中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伤及两个保镖。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从“二战”之后就开始厌恶和看不起这位渐渐老去的人。于是，当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狩猎故事告诉他们时，他们并不相信。“用完晚餐之后，”赫鲁晓夫写道，“我和贝利亚便在卫生间里交头接耳。‘斯大林说他在冬天滑了13公里的雪橇，击落了12只鹧鸪，然后又滑了13公里回去，再拿了12发子弹回来，又杀了12只鹧鸪，最后还是滑了13公里回到家——他总共滑了52公里呢！’‘你说，’贝利亚惊叹道，‘这个高加索人从来都没滑过雪橇，怎么可能一下子滑那么多路？他在说大话呢。’我表示同意：‘当然，他肯定是在自吹自擂！我亲眼见过他开枪，他根本就不会射击！’”而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斯大林经常会在度假时去打猎，虽然他将打猎视为浪费生命。
[3] 在输掉了哈尔科夫战役之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训斥了一顿。他说：“在‘一战’时，有支军队在东普鲁士被包围了。可是，临近的援兵指挥官却在此时逃走了。结果，此人被处以了绞刑。”
36 西伯利亚的鲁滨孙
莉迪亚的孩子诞下不久之后便去世了。斯大林从来没有谈及过此事，但当时，他肯定在库列伊卡，而所有的村民肯定也知道此事。我们无从知晓莉迪亚的哥哥们是否原谅了这位生事的房客，但斯大林和莉迪亚的关系并没有就此终结。
负责看守斯大林的新督察梅尔兹利亚科夫让他的日子好过了不少。此人根本不监视他，也不跟踪或搜查他。他允许斯大林见朋友、打猎，甚至斯大林消失几个星期他也不在意。“夏天的时候，我们让狗把船拉下水，然后又划着船回来。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骑着马出行。”身穿皮毛大衣、叼着烟斗的斯大林会让梅尔兹利亚科夫在家等他，独自前去取信件。20年后，斯大林依然对梅尔兹利亚科夫心怀感激——有可能还救了他的命。[1]
1915年2月，“在那永远黑暗，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的月份里”，斯潘达良和他的情人维拉·施韦策前来看望斯大林。他们乘坐着狗拉雪橇，冒着被狼群攻击的危险，在叶尼塞河上行驶了200公里。终于，他们看见了远方的小村落。索索从他那个被冰雪覆盖的农舍里走了出来，笑着迎接他们。大多数村民和督察也出门迎接。
“我们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家待了两天。”维拉注意到索索得了关节炎，他“穿着一身夹克，但只有一条手臂套在袖子里”。“之后，我了解到，他习惯这么穿衣服，因为他想把右臂露在外面。”斯大林见到他们很高兴，出门去河边走了一遭，扛回了一条巨大的鲟鱼：“我的冰窟窿里就没有小鱼。”他骄傲地说。
斯潘达良和施韦策是来和他商讨对布尔什维克5位杜马党代表和《真理报》编辑加米涅夫的庭审。列宁宣称，他希望德国打败俄国，由此来促发革命和“欧洲内战”。孟什维克党支持俄国在“防御”的前提下进行外战。1914年11月，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杜马党代表因叛国罪被捕。在庭审期间，加米涅夫拒绝支持列宁“具有卖国倾向的失败主义”。他被判有罪，流放西伯利亚。
斯大林和斯潘达良极其厌恶加米涅夫的行为。“这个人不可信任，”斯大林说，“他会背叛革命。”在此之后，全身穿着驯鹿皮毛、内裹防水帆布的斯大林在通古斯部落人的引导下，和斯潘达良、施韦策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北极光。“忽然，斯大林唱起歌来，”施韦策回忆说，“苏伦也唱了起来。这些著名歌曲的旋律，让人如痴如醉。”他们在北极光的笼罩中，在冰原上行驶了两天。
斯潘达良和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身为猎手的斯大林不再在信中抱怨没有收到稿费和书了。他展现了强硬的军人作风，而在执政之后他仍沿袭了这一风格：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你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也请你转达我对季诺维也夫及娜杰日达的问候！不知你身体是否无恙？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变化。我还是啃着面包，熬过了一半的刑期。的确很无聊——但我又能怎样呢？你怎么样了？想必过得不错吧……我在《言论报》上看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篇小文章——他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老妇人！对了！……还有那些清算派的（杜马）党代表……真的没人惩罚他们吗？他们真的会逃过一劫吗？如果有人把他们打一顿，你一定要告诉我，也让我高兴高兴！
列宁还记得这位被流放的“凶恶的科尔基斯人”。“科巴没事。”他告诉同志们。然而，几个月后，他却问道：“帮我个忙——搞清楚科巴的姓到底是什么（约瑟夫·Dj……？我忘记了）。这很重要。”
在短暂出游后，斯大林又回到了库列伊卡度过漫长的冬季。冬去春又来，叶尼塞河上的冰再次融化。1915年5月，几个朋友乘坐着蒸汽船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着叶尼塞河到来了。加米涅夫和杜马党代表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和斯潘达良就住在附近。1915年7月，斯大林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参加在加米涅夫和彼得洛夫斯基家中召开的会议。
这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夏日。他们甚至拍了几张合影。[2]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即便是户外野炊也少不了谈论政治议题，互相指责和审判仍是席间的主题。斯大林和斯潘达良站在列宁的这一边，决定让加米涅夫在莫纳斯特尔斯克受审。
加米涅夫送给了斯大林一本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这并不是一份明智的礼物，因为斯大林早已受了马基雅维利的潜移默化。晚餐时，酒过三巡，加米涅夫问在场的人什么事让他们觉得最开心。有些人回答是女人，另外一些人则认真地说是见证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式的发展，直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那一天。可是，斯大林却如此说道：“对我而言，世上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识别敌人，巨细无遗地做好复仇计划，然后完美无瑕地执行，最后倒头大睡一觉。”[3]
在对加米涅夫的“审判”中，斯大林手握着决定性的一票。可是，斯大林依然狡猾多端且喜欢寻找新的同盟。他先是对加米涅夫展开了攻击，然而，就在他们要对加米涅夫是否有罪做出最终投票时，他却离开，前往库列伊卡了。于是，他救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意气相投，但后者打心底地瞧不起这位政治家：“这个夏天，我是和格拉多夫（加米涅夫）一起度过的。”他在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说，“他们所有人都像是母鸡，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猎鹰’？！”
斯大林回到库列伊卡，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11月初大雪纷飞的时候，他被允许前往莫纳斯特尔斯克看医生。他乘坐由四条狗拉的雪橇，穿着皮毛大衣来到斯潘达良的家，一见面，他便狠狠地亲吻了这位朋友的面颊——他还两次亲了维拉的嘴。
“科巴呀！”维拉显然很高兴见到他，“科巴呀！”
当时的斯潘达良身心疲惫，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有时是如此敏感，以至于一只虫子咬了他一口都会使他疯得把衣服撕碎。苏伦很压抑”，但“斯大林很开心”。同为流放者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一来，斯潘达良就精神起来了。”
斯大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季诺维也夫的信。他语带讥讽地回复道：
亲爱的朋友：
我终于收到了你的信。我还以为你早就把我这个上帝的奴隶给忘了，结果，你并没有……我手头一本正经书都没有，所以我还能干什么呢？……我有很多问题和话想写出来，但苦于没有参考资料。我很想写些什么，可我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对象……你问起我的经济情况。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你身上可能有点钱——难道你不觉得应该分一点给我吗？如果你也是如此觉得，那就快点行动起来吧！我发誓我总能看到它到我手里的那一天！
你的 朱加什维利
斯大林一抵达莫纳斯特尔斯克，便挑起事端——他总是乐此不彼，这些事端不仅是他聊度时光的方式，也是他党同伐异的途径。那年冬天，由斯潘达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流放者们发现他们缺少糖和皮毛，于是，他们从当地的雷福龙贸易公司抢夺了珍贵的货物。警察就此展开调查，而一个名为佩图霍夫的流放者出卖了他们。这群被孤立在西伯利亚并患上了妄想症的流放者很快就分裂了：他们不是站在斯潘达良一边，便是站在告密者那一边。斯潘达良想要惩罚佩图霍夫，对其进行党内审判。而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正在教当地警察德语，并和他们走得很近。斯潘达良和他的同盟指责斯维尔德洛夫是个“有道德污点的”奥克瑞纳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