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斯维尔德洛夫抵制对佩图霍夫的制裁，但审判依然进行了。斯潘达良、维拉和另外五位党员投了赞成票。斯大林——他本人也曾遭遇过类似被开除党籍的庭审事件——则坐在陪审席上，拒绝就开除佩图霍夫党籍投赞成票。他解释说：“他们应该把佩图霍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开除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吵，斯维尔德洛夫的人还遭到了毒打。
“流放会把人性之恶放到最大，”斯维尔德洛夫写道，“毫无同胞之情或同志之情可言。孤独和距离将置人于死地，把人杀死。”现在，斯潘达良“病倒了……他开始咳血”。
“我们在村里子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看守梅尔兹利亚科夫说，“我不知道他见了什么人。J．V．（斯大林）自己回到警察局，告诉我我们可以回去了。”
回到库列伊卡后，斯大林在被煤烟染黑的佩里普雷金家的小房间里度过了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他还继续着和莉迪亚的关系。这时，他收到了奥尔加·阿利卢耶娃从圣彼得堡寄来的包裹。他不禁伤感起来：
尊敬的奥尔加，感激你送给我的东西以及诚挚的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照顾。我盼望着结束流放的那一天。我会亲自前来圣彼得堡感谢你和谢尔盖。我的刑期只剩下两年了。我收到了包裹。谢谢！我只想请求一件事——不要再给我汇钱了，你们自己也需要钱。不过，你可以给我寄风光明信片……
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后者当时已经14岁了——也给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寄了一件新外套。她们还在口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
维拉回忆，1916年3月，当雪橇再次可以在叶尼塞河上行驶时，斯大林又回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一方面看望斯潘达良，一方面去“寄信”。2月25日，他向一位同志写信抱怨道：“你能告诉我K．斯大林写的那篇《文化—民族自治》怎么样了吗？它有被发表吗？抑或早已被丢弃了？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咨询过这篇文章的下落，可没人告诉过我答案……我怎么样了？我当然没有浪费生命！你的约瑟夫。”这篇文章通过阿利卢耶夫递到了列宁手上，却又不知为何永远地消失了。
斯大林发现，斯潘达良患上了肺结核和心脏病：这个亚美尼亚人情愿前往图鲁汉斯克。斯大林担心他，于是请愿共同前往。几天后，他回到了库列伊卡。维拉·施韦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苏伦·斯潘达良。”[4]
那年夏天，这位格鲁吉亚房客再次让莉迪亚怀孕了——然后，他再次消失了。当地的流放者伊万诺夫说：“（斯大林）从库列伊卡消失了——他逃走了。”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踪影。他到底在哪儿呢？连梅尔兹利亚科夫都搞不清楚。他允许“JV”去叶尼塞河下游的波洛文卡岛捕鱼。他“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我只是听闻他并没有逃走”。警察的确怀疑斯大林在那个偏远的岛上干些什么。“波洛文卡岛空旷无人，上面只有沙子。他到底在哪里捕鱼？那里根本没有人。”然而，斯大林的的确确在“空旷的波洛文卡岛”待了一阵子。
只有少数当地人会去那个偏远小岛捕鱼，那里的鱼挺多的。斯捷潘妮达·杜比科娃说“奥斯普”在那里待了大半个夏天。“我们用树干帮他搭了个一人住的棚屋。”斯捷潘妮达和她的家人是波洛文卡岛上唯一的狩猎者，他们自己也搭棚屋住。“‘奥斯普’经常来看我们，我会给他烤他最喜欢吃的鲟鱼。”但在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完全一个人待在屋内，或者独自捕鱼。他貌似很享受这种绝对的孤独。不过，他有时也会离开小岛。
“斯大林来看我们了。”身在叶尼塞斯克的杜马党代表巴达耶夫说，“我们见了面……虽然他的行动很隐秘，但所有听说斯大林同志来了的流放者都前来看望他。”他肯定也去过科斯蒂诺，因为他在归途中到过米罗伊迪卡。他在那里参加过一个名为内斯特·鲁哈泽的格鲁吉亚人的派对。内斯特会“拉手风琴和弹三角琴”。“穿着齐身大衣和红套鞋，戴着耳罩帽子”的斯大林和当地的年轻人“彻夜交谈、唱歌和跳舞”。
梅尔兹利亚科夫并没有向上级季比洛夫上尉汇报斯大林在夏天消失的事情，但斯大林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可季比洛夫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许是因为季比洛夫收受了贿赂，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被斯大林的人格魅力折服——很多警察都钦佩斯大林，季比洛夫只不过是距他最近的一位。直到有一天，季比洛夫的上级听闻格鲁吉亚人失踪了，他才因此逮捕了费奥多·塔拉索夫，因为他把自己的船借给了逃犯。塔拉索夫被判入狱一年半，而斯大林本人却没有受到惩罚。[5]
对于沙皇而言，战争并不顺利。他离开了圣彼得堡（为了让这座城市听上去不那么日耳曼化，他把城市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来到前线指挥战事。他把政权交给了他那位愚蠢、神经质而又笨手笨脚的皇后亚历山德拉。在拉斯普京和一帮江湖骗子及战争投机者的怂恿下，她解雇了一大帮腐败且碌碌无为的大臣，却又找来了一批更加无能的顶替者。没有人知道，执政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只剩下几个月的寿命了。
* * *
[1] 1930年，梅尔兹利亚科夫被指控为“富农”，他向斯大林求情道：“我想您不会忘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斯大林回信道：“我是在库列伊卡流放时期认识米哈伊尔·梅尔兹利亚科夫的。他是我1914—1916年间的守卫，他只有一个任务——照看我（当时，我是库列伊卡唯一的流放犯）。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和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是‘朋友’。但是，虽然我们不是朋友，我依然得做证，他对我并不像其他守卫对犯人那样差。在我看来，梅尔兹利亚科夫并不热衷于完成他作为警察的任务，他不监视我，也不迫害我……我长时间离开，他也不管我。他还经常责怪他的上级交给他‘枯燥的’任务……我觉得，在1914—1916年间，梅尔兹利亚科夫证明了自己和其他警察不一样。我有义务为他做证。”
[2] 在照片中，斯大林依然戴着他那标志性的黑色软呢帽，一脸不羁的样子。他一如既往地站在后排中央，两边分别是斯潘达良和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也站在后排。而前排中央有个坐在地上的小孩，那便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幼子安德烈——后来，安德烈成为了斯大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追随者之一。
[3] 斯大林还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说过类似的话。在20世纪20年代被斯大林打败之后，加米涅夫将其称为“斯大林的甜蜜复仇理论”。可惜的是，加米涅夫一直没有把这一理论或斯大林本人当回事。
[4] 8月，斯潘达良被允许转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但为时已晚。斯大林曾写信问候，但这封信丢失了。
[5] 费奥多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斯大林消失而被惩罚的人。笔者收到过诺福克郡唐汉姆市场一位名叫伊娃·普林斯的女士的来信。她在信中称，自己的祖母、一位名为杰菲尼亚·纳戈尔诺夫的流放者也曾因“协助藏匿斯大林”被关进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监狱。如果此事是真的，那肯定就发生在斯大林在库列伊卡这一时期。
37 斯大林的鹿拉雪橇和西伯利亚之子
1916年10月，斯大林这位手臂残疾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的流放同胞们一起被征兵了。长达10年以来，他一直未服过兵役。把流放犯征招入伍的举措显示了罗曼诺夫王朝业已急缺士兵。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当地的军官，都知道他的手臂根本通不过入伍体检。图鲁汉斯克当地人说，是斯大林本人说服季比洛夫把他的名字加入征兵名单中去的，他还给了后者一张“假身份证”。这或许是他在夏日消失期间想出来的恶作剧。那么，他主动请缨参军是为了逃避婚姻责任和他在库列伊卡最后几个月的流放期吗？
维拉·施韦策回忆：“警长季比洛夫先是把9名流放者送去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大林离开了库列伊卡。他静静地和众人道别，还向一位曾经照顾他的女士赠送了“一张签了名的照片和两件大衣”。然后，他“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般和梅尔兹利亚科夫一起离开了，来到了莫纳斯特尔斯克。
在他离开之后，大约在1917年4月前后，莉迪亚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男孩取名为“亚历山大”。她一直没有把这事告诉孩子的父亲，而斯大林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然而，他肯定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他曾告诉过阿利卢耶夫家的姐妹，他在最后一次被流放时有过一个儿子。但他自始至终未认领这个儿子。
图鲁汉斯克让他变得更加像个俄罗斯人，这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风雪改造了他，冰冻了他体内的格鲁吉亚血液。现在，他已经是个自制、警觉、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亚猎手了。之后成功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斯大林大元帅曾在1947年给他曾经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动容地说道：“我没有忘记你和我在图鲁汉斯克的朋友。我永远不会把你们忘记。”莫洛托夫的话一针见血：“在他的余生中，西伯利亚永远留在了他心里。”[1]
1916年12月12日前后，季比洛夫把两批，共计20人的流放犯送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说：“斯大林就在这帮同志中。”斯维尔德洛夫无法前往东边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战场光荣地送死，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这是罗曼诺夫王朝反犹政策中少数几项事实上对这一民族有利的政策。有些同志试图说服斯大林与斯维尔德洛夫和解，至少和他握手告别。可是斯大林拒绝了。
这帮被征入伍者挥动着曼陀林和三弦琴，乘坐鹿拉雪橇离开。彩旗在雪橇上随风舞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件西伯利亚皮大衣、一双鹿皮靴子以及鹿皮手套和帽子”。同样被征入伍的鲍里斯·伊万诺夫说：“雪橇一字排开，循序前进，每个雪橇上只坐一个人。”警察骑着马一路跟随他们，沿叶尼塞河而下。他们经过了25个聚集地，当地的村民们被命令为他们提供“床、绒毛枕头、牛奶、肉和鱼。他们在有些地方住了好几天”。
斯大林指挥众人道：“我们不需要赶路。我们都累了，为什么还要赶着去参军呢？”一位同行的流放者记录下了他的话。“德国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把我们碾成肉饼。”他说。
在旅途中，流放者们“每隔两三个晚上就会欢聚一次”。斯大林总是领着大家唱歌。警察们纷纷抱怨，向季比洛夫发电报告状，季比洛夫恐吓流放者们说会派哥萨克骑兵来。“而我们则回了他一个电报——‘尽管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斯大林起草了电报。”斯大林把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派对。这帮狂欢的流放犯们在旅途中庆祝了新年的到来：1917年终于来临了。
最终，2月9日左右，雪橇队伍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承诺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然后再让他们向总部报道。斯大林搬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伊万·萨莫伊洛夫的家，把维拉·施韦策从阿钦斯克叫了过来。后者告诉他，斯潘达良去世了。
斯大林向军医报到，军医发现他手臂有残疾，“不适合参军”。对这位自视为政治家和军人的未来最高元首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感到难堪的事实。“二战”之后，安娜·阿利卢耶娃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不适宜参军”，斯大林因此从来没有原谅过她。
2月16日，他向叶尼塞斯克总督申请，说想在阿钦斯克——“一个大约有6000个居民的大村庄，其中有两个教堂和一排一层楼高的农舍”——完成他最后4个月的流放。这个村落位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西边，维拉·施韦策和加米涅夫就住在那里。
2月21日，斯大林搬进了维拉·施韦策位于阿钦斯克的公寓——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帝国西部，亚历山德拉皇后正在失去她对彼得格勒的控制。23日，斯大林搬进了阿钦斯克的一个农舍，而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爆发了动乱。“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女房东的女儿回忆道，“就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吃完中饭就会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不过，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穿着黄色夹克的女人”经常来看望他，“他们一直待在一起，他会亲自送她出门。”这个女人正是维拉·施韦策。在那10天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和他住在了一起”。回忆录暗示两人同居了，但两人是否超出室友关系却无从得知——虽然我们知道施韦策总是会以亲吻的方式迎接他：“科巴呀！科巴呀！”
2月26日，星期天，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冲突中，哥萨克骑兵杀了50人。血腥屠杀引起了民众的激愤，士兵们开始背叛沙皇。第二天，民众冲进兵工厂，夺走了15万支枪，烧毁了警局总部，并打死了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被人从四楼的窗户扔了下来，坠地之后又被人用棍子和枪柄殴打，直至变成一团血浆。
此时的阿钦斯克却一片祥和。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奥尔加——托洛茨基的妹妹——举办了一个沙龙。“我到晚上就会去加米涅夫家。”阿纳托利·拜卡洛夫——这位流放者是个金矿主的儿子——说，“朱加什维利——我们叫他‘奥斯普’——也经常造访。”“口才出众、善于言辞的”加米涅夫的光芒完全盖过了“沉闷而寡言的斯大林。他缺乏个人魅力，也不会说俏皮话”。当他真的开口说些什么时，“加米涅夫自信地，甚至轻蔑地反驳他”。于是，“无话可说而又闷闷不乐的”斯大林只好抽起了烟斗，可“难闻的烟味让加米涅夫漂亮却又情绪多变的妻子不高兴了”，她“咳嗽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抽了。但他根本不理会她”。
沙皇失去了对彼得格勒的控制。3月1日，新上任的总理格奥尔基·李沃夫在陶里达宫成立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兵苏维埃也在陶里达宫内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两个机构联合起来取代了沙皇政权。被孤立的沙皇收到消息想要赶回彼得格勒，可为时已晚。他所乘坐的皇家火车在普斯科夫停靠，他失去了将领们的支持。
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相信他生来不幸，也为俄国带来了不幸”。他签署了退位声明，却没有把皇位传给得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者成为了米哈伊尔二世。但这个政权已名存实亡。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电报到阿钦斯克，命令释放被流放的杜马党代表：“人民夺取了政权。犯人被释放了，大臣被逮捕了，皇后被我们的民众看押着。”当天晚上，阿钦斯克当地人了解到革命终于到来了——“但每个人都只是窃窃私语”。
“我们收到电报的那一天刚好是集市日，我觉得前往集市的当地农民有权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再也没有沙皇了。”斯大林的同屋、布尔什维克党图书馆员亚历山德拉·波梅兰采娃说，“在途中，我遇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好奇地看着兴奋无比的我。”
“你跑去哪里呢？”他问。
“我要去集市通知农民们，革命胜利了。”
斯大林“同意了”。她继续奔向集市。
3月3日，由于政权无法保障米哈伊尔二世的个人安全，他宣布退位。14日，阿钦斯克市长召开市政会议。加米涅夫提议发电报给新政权，让他们保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公民权。他将为这个“不那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举动付出代价。斯大林（当时他并不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加米涅夫同志跑过来告诉我他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加米涅夫否认自己曾签署过这条电报，还说斯大林是在撒谎。
斯大林给身在彼得格勒的阿利卢耶夫家发了一份电报，说他打算回来了。他和施韦策度过了最后一个阿钦斯克之夜。3月7日，加米涅夫、施韦策和斯大林坐着马车来到火车站，他们愉快地离开了。火车行驶了整整4天。每到一个站头，布尔什维克党人都要和当地的演说家们争着对群众讲话。加米涅夫发表了演讲，斯大林冷眼旁观。他打心底看不起这些演说家，之后还模仿过他们过于天真的乐观情绪：“神圣的革命，期盼已久的革命，亲爱的革命，终于到来啦！”
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依然穿着他于1913年7月在派对上被逮捕时的外套，脚踏俄式毡靴，提着一个小柳条行李箱和一台打字机，回到了彼得格勒。
* * *
[1] 斯大林和他在库列伊卡的捕鱼伙伴一直保持着联系：V．G．所罗门曾写信向他求助，在信中回忆他曾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捕到的大鲟鱼。“所罗门同志，”斯大林于1947年3月5日回复道，“我从我（作为苏联元首）的工资里拿出了6000卢布汇给你。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希望能帮到你。J．斯大林。”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直到晚年还一直吃冻鱼块，就像他当年在图鲁汉斯克时那样。1934年，斯大林曾住过的佩里普雷金家农舍被改造成了斯大林博物馆。1949年，正值斯大林70岁大寿，这个博物馆又被扩建成一个亭台，农舍本身用玻璃罩罩了起来。博物馆前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斯大林把叶尼塞河上游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和熔炉加工厂改造成了古拉格监狱。1949年，他亲自负责在北极圈内打造一条铁路和一个港口，20万名犯人被送往那里，在极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人都死去了，而这条“死亡铁路”却永远没有建成。1961年，在“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博物馆被拆毁了，雕像被扔进了冰窟窿，农舍亦被烧毁。现如今，这片荒芜之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座水电厂，为诺里尔斯克的镍矿工厂供电——这座产值数千亿美元的巨型企业的老板是俄罗斯的政治寡头之一。如想了解莉迪亚和亚历山大的命运，请参见尾声。
PART FIVE 第五部分
致拉斐尔·叶里斯塔维
当劳苦农民的恸哭
让你留下同情的泪水，
吟游的诗人啊，你向上天哭诉，
让上天聆听人们的心声；
当人们的福祉
让你欢欣雀跃时，
你弹奏出了优美的音乐，
就像上天派来的使者；
当你对祖国唱起赞歌，
表达你对她的深爱，
你的竖琴为她弹奏出
令人心神荡漾的旋律……
那么，吟游的诗人啊，一个格鲁吉亚人
将会聆听你所传达的天意，
过往的苦难和悲痛
成就了现今的你，
你的歌唱在他的内心
生根发芽；
满头灰发的圣人啊，
你在年轻人内心播下了种子；
把人们的真心呼唤当作镰刀吧：
“万岁拉斐尔！愿祖国
还有很多如你这般的儿子！！”
——索塞罗（约瑟夫·斯大林）
38 1917年春：为难的领袖
“空中下起了小雪。”维拉·施韦策说，“我们一下车就感觉到了首都的政治和革命风暴。”中央委员斯大林回来了，他一生的梦想也实现了。可是，在尼古拉火车站，没有人迎接他们。索索和维拉顺着群情激昂的人流来到大街上：“我们和市民们一起走在涅夫斯基大街上。”
斯大林在大道上漫步，他再也不用害怕被逮捕了，也不用联系旧相识先把他藏起来了。“二月革命”的枪战、动荡和最终胜利完全改变了这座都城，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自由的城市。豪华轿车——包括从大公那里没收的劳斯莱斯——和装甲车在街上鸣叫着横冲直撞，上面坐满了工人、衣不蔽体的女孩，还有士兵，他们挥舞着旗帜和枪支。每个党派都加紧印刷发表其政治观点的报纸。黄色宣传单不胫而走——它们详细描绘了倒台皇后的淫乱同性行为以及她与拉斯普京的苟且之事。为人所恨的警察——“法老”——消失了。双头雄鹰被砸毁了，但阶级斗争还未真正开始。那些大工厂的工人们组织成了武装队，声明要摧毁资产阶级。尽管后者胆战心惊，但日常生活依然在延续：剧院仍然营业——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正在上演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上流餐厅也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
“到处都在集会[1]和发表演讲，”莫洛托夫回忆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组织集会选举苏维埃。所有事物皆被颠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头上，穿着花里胡哨的制服；女人们却借来了军帽和枪。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在突如其来的自由里放纵起来。奥兰多·费吉斯回忆：“在狂喜的大街上，人们公开地接吻、抚摸，乃至做爱。”
斯大林和维拉径直奔向权力中心。“我们边走边聊，斯大林同志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了陶里达宫。”他们在那里遇到了艾伦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莫洛托夫、维拉·施韦策、斯坦索娃和俄国局的其他同志讨论了当时的形势。没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俄罗斯曾经是个帝国”，但“她接下来将成为什么呢”？杜马代表瓦西里·舒尔钦说，当时正在陶里达宫运作的那个政治体制“既不是共和国制，也不是君主制——是个无从命名的政体”。温和派的李沃夫总理的内阁集结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Kadets”——宪政民主党；而苏维埃——由奇赫伊泽领导，包括孟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则和政府分庭抗礼。很快，克伦斯基胜过了宪政派和苏维埃：“只有克伦斯基知道怎样在革命的沼泽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实并不知道——没人知道。
沙皇逊位时，社会民主工党的巨头们都身在国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纽约，列宁和马尔托夫则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群龙无首。于是，33岁的工人阶级年轻党员亚历山大·什利亚普尼科夫和27岁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挥权。[2]在整个俄国境内，只有不到25000名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其中仅有1000名仍然活跃的老党员。
就在革命发生前的几天，列宁曾预言说：“革命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不会发生。”当听说俄国真的爆发了革命时，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震惊，她说：“或许这又是一场骗局。”“它真的来到了。”列宁欢呼道，“真令人吃惊！”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亚普尼科夫传达指令：停止战争，反对临时政府。可是，与此同时，在俄国局的会议上，38岁的斯大林和34岁的加米涅夫却想违抗列宁的指令：他们提议暂时支持临时政府——只要战争是自卫性质的，而临时政府也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党内发生了“分歧”。俄国局完全反对加米涅夫，还逼他为其背叛行为作出解释。他们仅同意斯大林“作为参谋……鉴于其人的某些个人特质”。他的自私、粗野（或许还有他的好色）已众人皆知。
当时，安娜·阿利卢耶娃已经搬到了郊区。她乘坐郊区火车回到家，听到屋里传来了一些同志的说话声（叶努基泽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没有认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条纹长围巾”。
“谁来了？”她问。
“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了，”一个同志说，“他刚刚到！”她跑过去问候他——“我们都期盼着你！”他正在来回踱步。安娜发现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衣服没有变过，仍是黑大衣和蓝衬衫”，但“他的脸变了，他看上去疲惫消瘦，面颊陷了下去，苍老了很多。只有他那双眼睛和充满嘲讽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还是找到你了！”斯大林说，“我下了火车，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还好吗？奥尔加、谢尔盖、帕维尔、费德亚好吗？娜迪亚在哪儿？”当时，谢尔盖在电厂工作，奥尔加是个护士，帕维尔正在前线参军，费德亚在读书，而娜迪亚则在学音乐。
“你饿吗？”说着，安娜点燃了茶炊——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回家了。两个男人“激动地”聊起了近期的新闻。没过多久，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娜迪亚也回来了。斯大林再次见到了这位生气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约瑟夫来了。”这家人和斯大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斯大林发现，自己已是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英雄，而他却对这种契诃夫笔下的舒适生活如此陌生。
“斯大林模仿他在归途月台上遇到的乡下演说家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安娜和娜迪亚正在上菜，而斯大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在流放时的历险记。他同意在那里过夜，他们在餐厅里谢尔盖的床边为他铺了个床。
“我们明天几点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报。”
“我们起得很早，”奥尔加说，“我们会叫你的。”奥尔加和她的女儿们在另一个房间里睡下，可她们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娜迪亚，她还在兴奋地复述着索索讲的那些演讲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实在太好笑了，我们不禁笑出了声，”安娜说，“我们竭尽全力不发出声，却又无法自控，越笑越大声。”
“年轻人，快闭嘴！”她们的父亲喊道。
“谢尔盖，随她们去吧。”斯大林劝道，“她们还年轻，让她们纵声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市中心。他们告诉索索他们看中了第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个新公寓。下车前，斯大林对他们说：“那太好了，请为我留一个房间……”
虽然斯大林并未在陶里达宫获得领导权，但他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正式上位了。现如今，布尔什维克党占据了“沙皇情妇”玛蒂尔德·克舍辛斯卡娅[3]曾犯下累累恶行的一处豪华邸宅。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座位于冬宫对面、用马刺和钻石装点的奢华兽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离彼得保罗要塞以及维堡工厂区都很近。
在芭蕾舞娘的闺房和练功房里，斯大林再次战胜了傲慢的莫洛托夫和俄国局，夺回了领导权。3月15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重新掌控了《真理报》，并成为了俄国局的常务委员。“我被排除在外，”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故意有策略地排挤我，因为他们手握大权，而且比我长10岁，所以我没有反抗。”斯大林被委任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他来到陶里达宫，他的格鲁吉亚老乡奇赫伊泽与著名演说家伊拉克利·采列捷利欢迎他的到来。斯大林对全新的政治局欣喜若狂。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每个人都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子，斯大林依然摩尼教式地把生命视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他说：“俄国革命的马车正以光速前进”，但“回望四周，你依然会发现黑暗的势力在不止不休地滋生”。他沉默而又机警。孟什维克党回忆录作家尼古拉·苏哈诺夫说：“斯大林在苏维埃的工作中仅给我留下了……模糊的印象。”
此时，在遥远的瑞士，列宁还在徒劳地攻击临时政府，并要求立刻与德国和谈。可是，在彼得格勒，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却保守地支持温和的调解策略，希望把强硬派的、国际主义倾向的孟什维克党人吸收入党——考虑到他们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4]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主意。然而，正如什利亚普尼科夫所抱怨的那样，他们“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和敌对情绪”。莫洛托夫反对“他们的自卫政策，这是个大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托洛茨基嘲笑道，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把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对资产阶级施压的幕后议会团体”。
然而，斯大林的批评者夸大了他的错误。在那10天里，他的确过于谨慎而毫无建树，但他提出的政策依然是明智的、现实可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托洛茨基不得不承认，斯大林“表达了很多老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孟什维克党员的“信仰”。即便是克鲁普斯卡娅，也在听说了列宁咄咄逼人的主张后抱怨说：“伊里奇貌似已经疯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可能推翻临时政府——列宁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更有甚者，列宁本人也没有坚决地把强硬的政见贯彻始终：他很快就妥协了，直到那年年底又转而变得强硬。
身在瑞士的列宁读到了奇赫伊泽和布尔什维克党和解的文章。列宁勃然大怒。“这文章简直是坨屎！”他咆哮道。
“弗拉基米尔，注意你的语言！”克鲁普斯卡娅回应。
“我再说一遍：一坨屎！”
列宁开始写作《远方来信》，他将在此文中纠正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当时，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
3月18日开始，斯大林突然一个星期不写文章了。他或许是在重新掂量自己的策略：列宁要来了。
* * *
[1] 在每一个街角，各种集会没日没夜地进行着，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俄语词汇（俄语本就是种适时而变的语言）：“miningovat”，意为“召开会议”，以此来形容自由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怪诞之事。而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又发明了一个新词：“khappening”，意为“事件”。
[2] 2月26日，什利亚普尼科夫声称：“革命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可是，当革命的确发生之后，他和莫洛托夫重建了《真理报》。在莫洛托夫加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后，他如此写道：“我只能反对克伦斯基。列宁在国外，我们得自己作决定。”
[3] 她是一个体态轻盈的波兰芭蕾舞者，并成为了尼古拉二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情妇。两人在他还是皇储时便走到了一起。他曾经爱过她，当他爱上阿历克丝郡主——之后的亚历山德拉皇后——后，他依然暗中支持克舍辛斯卡娅成为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家。此后，她陷入到一场皇家三角恋之中：罗曼诺夫王朝的谢尔盖大公和安德烈大公分别和她坠入爱河。沙皇和他的大公们分享着同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利用皇家的支持成为了大明星。由此，她收集了很多钻石和别墅，并最终打造了一座府邸。这是一座现代主义的建筑，地上铺着镶木地板，天花板上吊着水晶灯，墙壁上则有巨大的镜子。府邸的白色前厅有大理石廊柱和带铜制扶手的沙发，墙上则垂挂着绸缎，窗帘是丝绒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路易十六时代风格的会客厅，墙上垂挂着黄绸缎。还有一个浴室，铺着白色大理石地板、蓝色和银色相间的马赛克瓷砖，装着一个下陷式浴缸，“就像个希腊澡堂子”。正如当时民谣所讽刺的那样，她“连腿都没有劈开，就跨步跳进了宫殿”。今日，这座建筑成为了现代俄罗斯历史博物馆。
[4] 3月17日，在斯大林发表的《战争》一文中，他只是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战。而在当时，列宁早就要求“推翻”这个政府了。斯大林并没有攻击孟什维克党，而是想和那些支持他自卫性质战争策略的孟什维克党人联手。他希望苏维埃能掌控临时政府，也竭力呼吁尽快召开制宪议会。虽然他在一方面仅仅呼吁向临时政府“施压”；但在另一方面，当孟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召开旨在声讨临时政府的联合大会时，他却指责临时政府是“精英集团”的工具，不过是“一个沙皇替代了另一个沙皇”。即便如此，是年3月底，斯大林依然在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陶里达宫的党内会议上说自己是个调停者。
39 1917年夏：大街上的水兵
1917年3月27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资助者茨哈卡亚登上了著名的“密封列车”。“二月革命”一个月后，列宁终于找到了回到故乡的办法。在此期间，他曾设想过假装聋哑的瑞士人坐火车或者坐破旧的双翼飞机穿越中欧。“我们得回家了。”他说，“可是怎么回呢？”幸运的是，德皇认为列宁和他的那些“革命分子细菌”会让俄国感染上消极应战的病毒，并因此而战败。
正如他将在日后领导俄国一样，列宁成为了这辆列车的列车长。要是在今天，列宁肯定是禁烟令的有力支持者：他要求所有乘客必须全程遵守他定下的吸烟规则——布尔什维克党人卡尔·拉德克开玩笑说，列宁是在为“成为革命政府领袖”而作准备。吸烟者只能在列车的卫生间内抽烟，而非吸烟者则获得了“一等座”的卫生间通行证，他们有优先使用权。
4月3日，被克鲁普斯卡娅夸张地称为“破烂、狭窄的三等车厢”在芬兰和俄国边境的别洛斯特罗夫站停靠。斯大林的朋友路德米拉·斯特尔带着一群女性代表前来欢迎克鲁普斯卡娅。加米涅夫欢快地登上火车去迎接列宁，却被列宁吓了一跳。
“你到底在写什么？”列宁冲他大声说，“我们看了几期《真理报》，我们所有人都把你骂了个遍。”
火车停靠在了彼得格勒的芬兰站。斯大林登上车厢迎接“老头子”——当时，列宁才46岁。那一天，列宁戴着洪堡软毡帽，穿一身粗花呢套装，还绅士地提着一把雨伞。对于俄国——无论是过去的俄国还是当时的俄国——而言，这个谢顶的小个子只是一个陌生人。然而，和10年前被流放时的他相比，那一刻的他对革命形势更感焦虑，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列宁和斯大林来自于全然不同的世界——列宁是贵族的儿子，而斯大林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们的心理有很多共同点，也会采用相同的处事方式。
我们不知道列宁在火车上对斯大林说了什么，[1]但就在他们见面后不久，斯大林便抛弃了“肥胖的”加米涅夫，和“老头子”团结在一起了。
据同样在场的莫洛托夫回忆，午夜时分，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下车厢”。著名而又神秘的列宁同志踏上芬兰站的月台，发现这里正上演着一场革命的狂欢。军乐队正演奏着《马赛曲》，欢乐的民众挥舞着手电筒。列宁检阅了由喀琅施塔得基地2000名革命水兵、基洛夫工厂2000名工人、一群挥舞红旗的民众和一个阵列的装甲车组成的仪仗队。
赤卫队——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工人——方阵护送列宁来到火车站的皇家候车室，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欢迎他的到来。可是，列宁跳上了装甲车，告诉民众（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阿利卢耶夫）：“临时政府只是在用他们的甜言蜜语和空口承诺欺骗你们，正如他们欺骗了所有俄国人民。”据一位见证者回忆，他的演讲“像大地惊雷一般……震惊了他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夺取政权，结束“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将权力交还给苏维埃。
很多人都认为“老头子”疯了，他根本不了解俄国的局势。“列宁已经是过去时了。”孟什维克党人斯科别列夫对李沃夫王公说。可是，即便是列宁的对手也不得不佩服他所展现的对信仰的坚定不移。苏哈诺夫说：“列宁展现了令人称奇的力量，他仿佛是个能摧毁一切的超人。”
列宁坐着装甲车，在喧闹的乐队、工人和民众的夹道欢迎中来到了克舍辛斯卡娅曾经的府邸。在这位芭蕾舞者有白色廊柱的会客厅里，他对业已对他失去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表了长篇演讲。第二天，他又在陶里达宫的13号房中再次教诲他们。“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莫洛托夫说。刚开始时，只有亚历山德拉·科隆泰毫无保留地支持他。托洛茨基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像没有为‘二月革命’做好准备一样，对列宁也毫无准备”。
列宁的雄辩征服了斯大林。他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民渴望和平和土地，可是，别有用心的政府依然遵循着沙皇和德国斗争到底的指令，且愚蠢地搁置土地问题，想要拖到几个月后的制宪议会选举再解决。只有列宁看到了这个间歇期的机会。他知道，他有望夺取俄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月6日，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就《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展开合作。
4月18日，外交部长米留科夫愚蠢地知会英国和法国，俄国将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尽管沙皇逊位，但这依然是场帝国主义战争。米留科夫反而帮了列宁一个大忙。苏维埃仅在自卫战争的前提下支持临时政府，现在，战争显然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革命运动再次爆发，打倒了本已脆弱的当局政府。李沃夫王公赶紧组阁新的联合政府，让克伦斯基出任陆军和海军部长。
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号召组织武装起义。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全面开火的列宁此时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起义“就目前而言……是不正确的”。4月24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举行会议，列宁“像个督察走进课堂一般”走了进来。路德米拉·斯特尔说，直到列宁到来之前，“所有同志都在暗夜中迷茫”。斯大林显然不在这些同志之列。当加米涅夫反驳列宁时，斯大林竟然嘲讽这位曾经的同盟。他再次转身变为列宁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所有事情达成了一致。[2]
斯大林就民族问题作了汇报。他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可是，在列宁看来，斯大林曾是高加索武装行动人员的经历才最具利用价值，而斯大林也需要列宁的支持。“我们已经和科巴同志相识多年了，”列宁说，“他曾为克拉科夫局作出杰出贡献。他在高加索的工作十分重要。他能被委以大任。”莫洛托夫记得列宁曾向他解释过斯大林的价值所在：“他是个领袖人物——你能让斯大林负责任何工作。”
4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总共97张选票中，斯大林的得票数为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第三位，这显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斯大林大多数时间都在苏维埃工作，编辑《真理报》，或和列宁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央委员会首次投票产生了一个新的决策局，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这便是之后具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雏形。
5月4日，托洛茨基终于从美国回到了俄国。很快，他就赢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几乎每晚都会在“人满为患”的现代马戏团剧院中演讲，被民众“簇拥着抬上舞台”。苏哈诺夫说，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声望之中”。
列宁意识到托洛茨基的价值，想要拉拢他。在托洛茨基归国一星期后，列宁邀请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说，两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野心”。斯大林肯定对这位革命明星的回归倍感焦虑。斯大林在1917年写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却嘲讽他的文章“对精彩绝伦的事件作出了沉闷乏味的评论”。列宁指派一个代表团和托洛茨基谈判，斯大林被排除在外了。
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1917年显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说道：“在革命之前，我们的党是个地下组织，一个秘密党派。而现在，情况改变了。”他并不适应新的形势，他是在黑暗中成长的。
1917年的斯大林参与了公开的民主议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对于在高加索的地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来说，民主显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环境。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小，他的格鲁吉亚口音很滑稽。“我听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位见证人说，“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斯大林说的所有话都是简洁明了的陈述。”一个曾聆听过他演讲的工人说：“他说的话没有错，简洁而容易理解，但我却不太记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避免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不过，平实的说话方式竟然为他赢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来，斯大林比爱显摆的知识分子更令人信服。
当列宁夺取政权却又危机四伏，只能像之前运作地下党派一样控制他的政府时，斯大林又有了用武之地。
6月3日，斯大林参加了在瓦西里岛军校举行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年轻的安娜和娜迪亚前来看望她们心目中的英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开幕仪式——他们和列宁一起最先出场。我看到他们三人走进空荡荡的会堂，”当时已在党内工作的安娜·阿利卢耶娃说，“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斯大林了，他在我们家的房间一直是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