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领取面包和牛奶的妇女们浑身颤抖，四周的神秘人物在她们身边低声说犹太人切断了食物供给……保皇党的阴谋、德国间谍、走私贩的密谋，”里德说，“在阴冷的雨中，在灰暗的天空下，这座跳动的城市越跑越快……但它在冲向何方？”在现代马戏团剧院里，托洛茨基依然在向群情激昂的观众发表演讲。他的话回答了里德的问题：“言语已然多余，是时候让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了！”在恢弘而又寂寥的冬宫里，克伦斯基也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他已是强弩之末，用残存的权力换取吗啡和可卡因的慰藉。
1917年10月10日晚上10点，这是个漆黑、下雨的夜晚。列宁终于说服了中央委员会：11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一离开斯莫尔尼宫，来到彼得格勒区卡尔波夫卡河堤道32号的一层公寓。这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布尔什维克党人，她的丈夫正是孟什维克党文人苏哈诺夫——的家产。“历史女神真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苏哈诺夫说，“革命至关重要的决定竟然是在我家作出的……而我竟然不知情。”
11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有几位化了装：列宁剃了胡须，光头上戴着卷毛假发，这顶不合尺寸的假发一直往下滑落。克鲁普斯卡娅说他“怎么看都像是个路德教的牧师”。他们用毛毯遮住了窗户，屋里很热。列宁开始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讲话。与此同时，加丽娜·费拉克瑟曼则为他们提供腊肠、奶酪和黑面包，她还在走廊里煮着茶。不过，没人顾得上吃上一口。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成熟，是时候夺取政权了。”列宁宣布。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与会者依然反对他。没人记下这场会议的记录，但我们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支持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蓄着胡子，披散着头发——依然没有被说服。他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托洛茨基写道，没人能挑战列宁的“思想、意志、信心和勇气”。渐渐地，列宁说服了那些“摇摆不定和充满疑虑的人”，他们开始心怀“力量和决心”。他们来到公寓不久后，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是克伦斯基的警察吗？来者是加丽娜·费拉克瑟曼的哥哥尤里，他为他们送上腊肠，给他们一一倒茶。“那一晚，我们没有得出起义的具体——哪怕是试探性的——方案。”托洛茨基说。11人中有9人支持列宁，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依然反对，他们“深信此时进行武装起义无疑是场赌博，不仅赌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途，也赌上了俄国与世界革命的命运”。
支持列宁的党员取得了胜利。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一边大口吃着腊肠，一边取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5天之后的10月16日，在彼得格勒北部郊区的列斯诺伊区杜马议会上，列宁又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苏维埃出席）的支持下，对怀疑者展开了批评。“如果我们现在不夺权，历史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列宁一边整理他的假发，一边大声疾呼。
“我们没有权利冒险并一次性赌上一切。”季诺维也夫反驳。
斯大林帮列宁说话：“我们必须选好日子。”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神学院学生说，中央委员会必须拥有“更多的信心……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革命胜利……一条是不相信革命，反对革命……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提议……会给反革命阵营以组织反抗的机会”。斯大林警告道：“如果不相信革命，我们会不断地撤退，革命将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列宁获得了9票赞成，2票反对。中央委员会推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另两位同志为军事革命中心成员，并让他们和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RC）“融合”。将在不久之后夺取政权的决策层依然没有完全形成。戴着假发的列宁又暂时躲避了起来。克伦斯基感觉到了暴雨将至，加强了警戒：德军已近在咫尺，彼得格勒危在旦夕。他把效忠于他的前线军团召回首都。暴乱一触即发。
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具有毁灭性的”起义。反讽的是，就在1917年，当时的列宁一以贯之的激进，而那时的加米涅夫却站在他这一边。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加米涅夫“情感充沛”，是唯一始终如一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背叛了中央委员会！”列宁勃然大怒，“我要把这两个罢工调停者开除。”然而，季诺维也夫没有放弃反对姿态，他在一封密信中继续展开讨论。作为《工人之路》的主编，斯大林发表了这封信。[1]
10月20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公开指责斯大林不应该发表这封密信。斯大林愤怒地提出辞职，他被挽留了。这是两位布尔什维克党要员的首次冲突。托洛茨基号召开除“罢工调停者”；斯大林则提议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依然保留党籍”。加米涅夫试图退出中央委员会，但他仅仅退出了决策层。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准备起义的民众：“布尔什维克党发出号召：做好准备！”[2]
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做自身方面的准备。在斯莫尔尼宫三楼的办公室内，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召开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组织会议：这其实是个布尔什维克党内小组，却以苏维埃的名义运行。它——而非斯大林的军事革命中心——将成为革命的总部，而斯大林并非其成员。[3]
10月21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宣称接管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为党内核心成员，斯大林起草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议案。他提议自己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演讲，而列宁负责发表主题为“土地战争和权力”的演讲，托洛茨基分析“当前形势”。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占领彼得保罗要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便是近视眼的莫洛托夫也开始在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内练习开枪。那一天，斯大林报告称：“由工农组成的新政府必须替代由地主和资本家构成的当前政府……如果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没人胆敢挑战人民的意志。”
10月24日（星期二）早上，克伦斯基下令突袭斯大林位于图鲁德印刷所的报纸。斯大林眼睁睁看着士兵撕碎报纸，没收机器，控制整个办公室。他已经让这些布尔什维克党报运作了起来：正如在后世的政变中，夺取电视台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1917年，没有报纸支持的革命也是无法想象的。斯大林一边下令把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发出去，一边呼叫赤卫军增援。沃里尼亚军团派来了支援部队。中午的时候，斯大林重新夺回了印刷所。当天晚些时间，他宣布报纸“再次运作”。但他却因此错过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层为革命暴动分配了任务。斯大林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务名单上，托洛茨基指责他“退出游戏”：
布勃诺夫：铁路
捷尔任斯基：邮局及电报局
米柳京：粮食供给
波德沃伊斯基（后更换为斯维尔德洛夫）：监控临时政府
加米涅夫和文特：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中的激进分子）谈判
洛莫夫和诺金：联系莫斯科
这份名单上的大多数人并非党内高层人员，因此并不能说明什么：当时，列宁依然藏身于他处，托洛茨基本人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倒是“罢工调停者”加米涅夫的名字赫然在列。历史学家们听信了托洛茨基对该事件的描述（托洛茨基的文章才华横溢却充满偏见），都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但这根本经不起推敲。他的确不是革命那天闪亮的明星，但他之所以没有被分配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因为他正忙于处理被突袭的报纸印刷厂。即便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我们主要通过斯大林和列宁联系。”这份工作很难说是无关紧要的。（托洛茨基又落井下石：“这是因为他是最不受警察关注的人。”）
如果说斯大林“错过了革命”，那他也仅仅错过了24日白天的几个小时，而整场革命暴动延续了两天时间。那天早上，他身在报纸编辑部。然后，他被列宁传唤：据玛格丽塔·福法诺娃回忆，斯大林原本打算在理工学院发表演讲，然而，突然，“他收到了来自于V．I．的消息”。列宁正在福法诺娃的公寓里大发脾气。如果当时斯大林在场的话，他就会听到列宁的吼声：“政府快要倒台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给它致命一击……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会因此失去所有！”
斯大林赶往斯莫尔尼宫。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已经抵达。他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声称革命并非有策划的起义，而是政府压制布尔什维克党所引发的暴动。[4]“我们在前线占据了主动，”斯大林解释说，“临时政府正在摇摆。（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下令对桥梁开火——无论如何，我们会夺下那些桥。容克和军队中发生了分裂。《工人之路》再次投入运作。我们还没拿下电话局。我们已经拿下了邮局……”赤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
“我在革命之夜在斯莫尔尼宫遇到了斯大林。”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是如此兴奋，以至于“和他平日的严肃与机警不同，他宣称大局已定”。那天晚上，光辉的“十月革命”的夜晚，斯大林回到了阿利卢耶夫家。“是的，万事俱备，”他对女孩们说，“明天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控制了所有区域。我们将要夺取政权。”
斯大林和列宁保持着联系。“老头子”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向军事革命委员会递纸条。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列宁继续鼓舞着士气。代表大会拟于第二天举行，但列宁希望能提前。“他们又害怕什么呢？”他在其中一张纸条上写道，“问问他们有没有100个值得信任的士兵或配有来福枪的赤卫队员。那就足够了！”
列宁倍感失望，而他有理由失望。“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在此之后，它被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神化，被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森斯坦的伟大杰作《十月》中被歌颂，也被斯大林虚荣地夸张至几近荒诞。
被困在福法诺娃公寓里的列宁不知道为何革命暴动还未发生。“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那天晚上，他如此写道，“今晚必须决定所有事宜。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他来回踱步。福法诺娃害怕他会遭到逮捕，请求他不要出门。可是，当晚10点50分，列宁再也按捺不住了，夺门而出。
* * *
[1] 斯大林此举无疑是明智的：他利用加米涅夫维持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平衡，也缓和了他和其他党内要员的关系。在列宁去世之后的权力争夺战中，这些人对他的支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这篇发表于10月20日的文章有个极具宗教意味的题目：“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这篇文章很少被引用，但斯大林在其中阐明了他和党对待新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态度。马克西姆·高尔基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长期资助者和创始人之一，但他当时却对革命持保留态度，并声称他“不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嘲讽说这种“被吓坏了的神经质……实在是‘巴珊的公牛困住了我’似的哭喊。对于此，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斯大林警告道：“迷惑的知识分子们就像青蛙一样呱呱叫个不停。革命可不会对名人卑躬屈膝。他们要不为我们服务，要不——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就完全消失。”
[3] 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0月9日。他喜欢重用自己所招募的新人而非布尔什维克党员，比如说安东诺夫-奥西哥。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是该组织成员。那么，为什么斯大林不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在8月时与军事组织的冲突或他好斗的性格让斯维尔德洛夫产生了犹豫，因此没有邀请他。但更有可能的是，斯大林正忙于负责党的报纸并和列宁保持联系，这两项工作同样极为重要。斯大林作为成员的军事革命中心基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虽然后来斯大林的宣传家声称它是革命的中坚力量。
[4] “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内部有两种声音，”斯大林说，“第一种说我们应该立刻组织起义，第二种说我们应该增强武装。中央委员会支持第二种观点。”
42 光辉的1917年10月
“我去了你不想让我去的地方。”列宁给福法诺娃留下了一封潦草的信。“伊里奇让我去把斯大林叫过来，”列宁的保镖拉西亚说，“然而，他意识到这会浪费时间。”他赶紧把卷毛假发粘在头上，戴着一顶工人帽，在脸上绑上绷带，还戴上了一副夸张的眼镜。接着，他和拉西亚消失在了暗夜中。
列宁跳上一辆电车。他是如此紧张，以至于一上车就搜了检票员的身，还教育了她一顿，向她阐述了革命策略。我们无从得知这位检票员是否意识到这个戴着假发、眼镜和绷带的行为古怪的人就是列宁。那天晚上，彼得格勒可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列宁来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总部斯莫尔尼宫附近，却被一个高大的政府巡逻兵拦了下来。不过，巡逻兵以为他是个无关紧要的醉汉，把他释放了。他很清醒，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午夜时分，列宁抵达“伟大的斯莫尔尼宫”，里德说，斯莫尔尼宫“灯火辉煌”，“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赤卫队——“一群穿着工装的男孩，背着带刺刀的枪，神情紧张地交头接耳”——在篝火边暖着手。装甲车和摩托车开进开出，可没人认得出列宁。他的身上没有证件，所以赤卫队不让他进门。
“简直一团糟！”拉西亚喊道，“我是（代表大会）代表，可他们却不让我进去。”人群支持他们，两人被推了进去。“列宁终于笑着走了进来！”[1]可是，当他脱下帽子时，他的假发却一同掉了下来。
斯莫尔尼宫变成了野炊营地。苏维埃代表们在恢弘的宴会厅里集合，地板上到处是报纸、香烟头和被褥。士兵们在走廊上打着盹儿。楼下的餐厅里，烟味、汗臭味、尿味与炖白菜的香味融合在了一起。列宁匆忙地走过走廊，还竭尽全力地用手按着假发，他不希望被人认出来。然而，孟什维克党人丹发现了他。
“我被无赖们发现了。”列宁低语道。
10月25日，星期三凌晨，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的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在斯莫尔尼宫36号房间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受到了邀请。列宁坚持要加速革命。苏维埃大会代表也在同一幢楼内集合开会。
列宁开始起草有关土地与和平的关键性政令——他依然保持着乔装打扮，托洛茨基饶有兴味地说这是个“古怪的场面”。革命在进行时中。布尔什维克党助理莎拉·拉维奇回忆，中央委员会在“狭小的房间里，一张昏暗的桌边”连续开了两天的会，“大衣都扔在了地上”。“不断有人来敲门，通知他们起义最新的胜利情况。在场的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信使抵达；10号房间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36号房间的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发出命令；两个组织“极速运转着，吐纳着喘着大气的信使，将生杀予夺的权力交给离开的人民委员，电报声此起彼伏”。
“斯大林往来于两个房间，”同样在斯莫尔尼宫的塞基拉什维利回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而又疯狂地工作过。”首都的空中不断传来枪声，却没有战争的迹象。发电厂、邮局和尼古拉火车站被先后拿下。除了冬宫尼古拉大桥，其余所有大桥都被占领。早上6点，占领国家银行。7点，占领中央电话局。8点，占领华沙火车站。[2]不过，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水兵迟到了。那一天，政府仍在运作——至少没有倒台。
与此同时，在冬宫的总部里，坏消息接踵而至。上午9点，克伦斯基终于意识到只有把前线的军队调回彼得格勒才能挽回局势，也只有他自己有能力召集他们。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连一辆出行的车都没有。终于，他的手下从美国大使馆调来了一辆雷诺和一辆笨重的皮尔斯箭头老爷车。克伦斯基赶紧离开冬宫的紧急作战指挥部，开进了城区。
在斯莫尔尼宫，苏维埃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可是冬宫依然没有被攻陷，甚至还没有被包围。那里仍是政府所在地，由400位年轻的候补军官、一个女兵营和几个哥萨克营守卫着。一个摄影师说服其中几位女兵，在她们的路障前拍照。“整个场面就像是一出喜剧歌剧。”见证了那一天的美国记者路易斯·布莱恩特说。在他们的营地之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开始聚集，虽然他们的速度出奇地慢。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说，被困在冬宫内的部长们就像“被所有人抛弃了，像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之中”。
在一场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后，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叶努基泽、年轻的莫洛托夫，以及其他党内要员开始讨论新政府的构成。他们首先得决定它的名称。列宁希望规避“内阁”这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词——“愚蠢的、过时的字眼”。他提议用“委员”。
“我们已经有太多‘委员’了，”托洛茨基说，“要不叫‘人民委员’？以主席——而非总理——为首的‘人民委员会’？”[3]
“太棒了！”列宁喊道，“这听上去革命气息浓极了！”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领袖依然在策略性地作出谦让——这始终是该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列宁提议托洛茨基担任总理。可是，一个犹太人是无法成为俄国总理的——托洛茨基拒绝了，坚称列宁才是理想的人选。斯大林被推选为民族问题人民委员，作此提议的很有可能是列宁。据叶努基泽日后告诉塞基拉什维利的，斯大林也谦虚地推托了，他说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很忙，他甚至说他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党员。列宁大笑着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有可能就是说给斯大林听的：“难道你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列宁坚持让斯大林担任民族问题人民委员，而斯大林终于接受了——这是他于17年前做第比利斯气象站气象员之后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不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在有些中央委员看来，人民委员的任命“似乎有点轻率”。
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门打开了，“混杂着香烟味道的陈腐空气席卷而来”。约翰·里德“瞥见蓬头垢面的男人们在一盏电灯下俯身研究着一张地图”。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未攻克冬宫。
列宁极为兴奋。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彼得保罗要塞朝涅瓦河对岸的冬宫开火，可他们发现只有6门高射炮。而这6门高射炮中有5门已经几个月没有清洁了，只有一个还能用。要塞军官通知布尔什维克党这些高射炮都坏了。委员们不懂高射炮只要经过清理就能再使用，于是命令水兵们扛去了3门小型3英寸高射炮。然而，他们又发现没有匹配的炮弹，而这种炮也缺乏准头。直到那天傍晚，他们才明白只要把原先的高射炮清理干净就行。
在斯莫尔尼宫内，列宁又发起了脾气。这幢建筑“巨大的外墙被灯火点亮……一辆巨大的灰色装甲车拉着震耳欲聋的警报从炮塔里开了出来，上面插着两面红旗……灯光昏暗的长走廊上到处都是来往的人群，呼唤着，叫喊着”。士兵们穿着“土色的外套”，武装工人们穿着“黑色上衣”。人们经常看到像加米涅夫这样的领导人跑下楼梯。
克伦斯基的内阁仍然控制着冬宫，但列宁急于出席他的首次苏维埃大会。午夜3点，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代表介绍了列宁。列宁获得了领导权。当他回到36号房间时，冬宫还没有被攻克。
列宁在小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就像牢笼里的狮子”。“V．I．（列宁）大发雷霆。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冬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说，“他甚至要开枪打死我们！”几个政府军军官遭到逮捕，“斯莫尔尼宫的有些同志”——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列宁——想把他们枪决，以杀鸡儆猴。
晚上6点，身在冬宫内的见习军官决定放弃舰艇出去吃饭，他们已经一整天没有进食了。一些哥萨克骑兵忍受不了冬宫内的“犹太人和乡下人”，也离开了。女兵营里也有些人离开了。
这场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起义并没有按照计划发展：他们决定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旗端亮起红灯笼作为向冬宫发起进攻的信号。可是，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彼得保罗要塞上根本没有亮起红灯笼，因为找不到红灯笼。一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不得不出门寻找这种稀有物品。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灯笼，可它不是红色的。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此人在黑夜中迷了路，还掉进了一个池塘。当终于回到要塞时，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升起这个灯笼——无论它是不是红色。进攻信号根本没有发出。
最终，25日晚6点半，布尔什维克党命令“阿芙乐尔”号和“阿穆尔”号沿河而上。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政府及军队须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于7点10分过期，之后我们会立即开火。”设定的时限过去了。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断下令，有人依然螳臂当车，想要阻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向冬宫的进军被拖延了。
白胡子的彼得格勒市长格里高利·施耐德正在市政厅讨论如何让冬宫免遭炮火摧毁。突然，他提出只身前往冬宫。市政议员支持他。于是，这位市长、两位市政议员和粮食部长普罗科波维奇——这四位资产阶级的穿着十分考究，带丝绒领子的披风、齐身大衣和怀表——像四只游行的企鹅一般并列着出发了。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每人的手里都攥着一把雨伞、一只灯笼和一根肉肠——这是给冬宫里的人的晚餐。他们先是来到斯莫尔尼宫，受到了加米涅夫的接待。加米涅夫指派莫洛托夫护送他们去冬宫。于是，在沉闷的莫洛托夫的陪伴下，四个手执肉肠和雨伞的人高唱着《马赛曲》走向了涅夫斯基大道。他们在卡赞火车站外的关卡被赤卫队拦了下来。
市长要求赤卫队让路，要不就把他们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杀了。约翰·里德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
“不，我们不杀没有武装的俄国人民。”关卡的指挥官说。
“我们要向前进！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普罗科波维奇和施耐德说，“你们又能干什么呢？”
“我们不能让你通过，”士兵说，“我们会有行动的。”
突然间，一个水兵大笑了起来。“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他的大笑声打破了这几位通关者所营造的悲壮氛围。“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市长的行动以哄笑而告终，但冬宫依然没有被攻克，虽然这个时候守兵已经喝上了沙皇酒窖里的上好葡萄酒，他们都有点醉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并没有停摆：车辆在桥上穿行，电车在街道上奔驰，那天晚上，夏里亚宾还在那罗丁圆顶剧院表演《唐·卡洛》。“全世界都仿佛在涅夫斯基大道上闲庭信步。”妓女就像船上的老鼠或煤矿中的金丝雀，她们是对危险最敏感的人群。可目前，她们依然在街上招揽着客人。塞基拉什维利说：“街上全是乌合之众。”
最终，当晚9点40分，“阿芙乐尔”号发射了空弹头：这是进攻的信号。在冬宫里，女兵营内发生了混乱，很多女兵被空弹头吓坏了，不得不待在密室里恢复镇静。冬宫外，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波德沃伊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西哥——在此之前，列宁还想因其无能而对其处以枪决——召集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
彼得保罗要塞的士兵向冬宫发射了36枚6英寸炮弹。只有两枚击中了冬宫，但这足以对守兵形成威慑。装甲车上的机关枪对冬宫外墙进行扫射，一小群水兵和赤卫队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冬宫非但没人守卫，而且连大门都没关上。安东诺夫—奥西哥承认：“进攻混乱不堪。”凌晨2点，他们进入了冬宫，一一搜查房间。
斯莫尔尼宫吊满水晶灯的大厅里弥漫着“蓝色的香烟”和“令人窒息的异味”。“野蛮……黑皮肤的乡下布尔什维克党人”（苏哈诺夫之语）不想再推迟苏维埃大会了。可是，克伦斯基依然是冬宫名义上的统治者，所以列宁还不能现身。于是，托洛茨基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站出来讲话了。当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党人指责列宁的“疯狂和犯罪行径”时，托洛茨基——“他消瘦嶙峋的面孔令人联想到居心叵测的魔鬼”——说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摧毁性的解雇通知：“你们这些可悲的破产者！打道回府吧！回去历史的垃圾箱！”
“好，我们走。”马尔托夫回嘴道。孟什维克党人愚蠢地走出了大厅——走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权力的殿堂。塞基拉什维利——这位孟什维克党人“不同意抵制”——沮丧地在斯莫尔尼宫的走廊里来回游走，直到“斯大林非常友好地拍了拍他的肩，用格鲁吉亚语和他讲话”。斯大林想让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塞基拉什维利拒绝了，但仍有很多像维辛斯基这样的孟什维克党人接受了邀请。此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了斯大林最忠实的属下。[4]
在冬宫附近的街道和桥梁上，炮火的轰鸣声终于驱散了好奇的观望者。塞基拉什维利说：“妓女曾像鸟儿一般站满涅夫斯基大道，而现在，连她们都不见了。”
冬宫中悬挂着猩红色的锦缎，金色和孔雀羽毛般绿色交相辉映的房间里——1905年之前，这是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用餐的地方——克伦斯基的大臣们依然在商讨让谁担任“独裁者”。突然之间，他们决定放弃，准备投降。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被打开了。
* * *
[1] 早些时间，约翰·里德见证了托洛茨基被禁止入内的那一幕。
“你认识我。我叫托洛茨基。”
“你不能进去。名字对我来说没意义！”
“可我是苏维埃的主席！”
“如果你那么重要，你至少得有张证件吧！”守卫驳斥道。他叫来了另一个同样迷惑不解的军官。
此人说：“托洛茨基！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我想放他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2] 党内的年轻领导人，比如说莫洛托夫和捷尔任斯基，被派往前线：莫洛托夫带领一帮赤卫队员逮捕了一份社会革命党报纸的编辑，然后又逮捕了一帮在圣议会（Holy Synod）集会的孟什维克党反革命分子。
[3] 苏联变成了一个到处是首字母缩写的国家：人民委员被称为“Narkoms”；人民委员会被称为“Sovnarkom”；其主席（具有实权的总理，前后分别为列宁、李可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被称为“Predsovnarkom”。这些缩写一直被沿用，直到斯大林于“二战”结束时再次引入部长制。
[4] 塞基拉什维利并不是唯一一个斯大林想要招募的孟什维克党人。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维也纳曾招待过斯大林的贵族军官——当时已从布尔什维克党转投孟什维克党。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一双手蒙住了他的眼睛。“你是加入我们还是反对我们？”斯大林问道。
43 权力：斯大林走上前台
“一个矮个子走了进来，就像一片被海浪冲刷上岸的碎石，他身后的人群簇拥着他上前……他有一头铁锈色的长发，戴着一副眼镜，蓄着修剪过的泛红的髭须，留着一小簇胡子。”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回忆说，“他的衣领、衬衫、袖口和手全都脏兮兮的。”
“这里是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科诺瓦洛夫说，“请问有何贵干？”
“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所有人……被逮捕了。”安东诺夫—奥西哥回答。
那时大约是10月26日凌晨1点50分。冬宫的新主人开始“把地毯、窗帘、床单、瓷器和碗碟都拿了出来”。一个士兵把一根鸵鸟毛插在了军帽上，而那些仍穿着蓝色、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冬宫旧主则试图阻止他们。冬宫里并没有发生杀戮，爱森斯坦电影里所展现的伤亡比真实情况多得多。塞基拉什维利说：“涅瓦河把克伦斯基政府冲走了。”
正当部长们被囚禁着运往彼得保罗要塞时，安东诺夫—奥西哥完全失去了对冬宫的控制，女兵营里有人被强奸了。“酒窖的归属权变得至关重要。”他说。尼古拉二世的酒窖里有凯瑟琳女皇时期的托卡伊灰皮诺干白和这位沙皇最钟爱的滴金酒庄1847年的甜白葡萄酒。然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兵团……完全醉倒了。我们革命的靠山帕夫洛夫斯基也无法抵抗美酒。我们派去的其他兵团的守卫队——也都彻底醉倒。我们继续增派人手，从兵团委员会调派守卫——可他们也对美酒毫无抵抗力。我们命令装甲车驱散人群，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又可疑地回来了。当夜幕降临时，一场酒神的狂欢拉开了帷幕。
愤怒的安东诺夫—奥西哥召来了彼得格勒消防队。“我们试图用水冲酒窖，可这些消防员……也都醉倒了。”委员们把酒瓶子砸在冬宫广场上，但“群众俯身在阴沟边上喝了起来。酗酒的狂欢感染了整座城市”。
最终，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指派了一个冬宫特别委员，并赋予了他至高的权力。可是，安东诺夫—奥西哥冷冷地说：“此人也并非完全可靠。”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终于激动地宣布：冬宫被攻克了。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脱下了假发，去掉了化装，以俄国新领袖的形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与此同时，渴望亲眼见证大会开幕的安娜和娜迪亚·阿利卢耶娃走到了斯莫尔尼宫，溜进了会议大厅：“礼堂里群情激昂，欢呼雀跃，我们猜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我们看到斯大林从人群中向我们走来，对我们招了招手。”
“啊，是你们！真高兴你们能来。你们听说了吗？冬宫被攻克了，我们的人占领了那里！”
布尔什维克党人快要因疲劳而晕倒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安娜和娜迪亚的哥哥，索索的新助理——说：“在10月（起义）时，斯大林同志整整5天没有睡觉。”他们吃饭不定时，只能忙里偷闲时在地板上小寐一会儿。
“这座城市平静了下来，可能有史以来，它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约翰·里德说。当布尔什维克党的军队成功占领彼得格勒的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终于放松了。他开始开起（加米涅夫的）玩笑，并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报纸躺了下来。“走廊上全是匆匆忙忙跑来跑去的人，他们双眼凹陷，全身邋遢”，但在委员会办公室里，“人们在地板上躺了下来，身边都放着枪”。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都坐着睡着了，或者直接躺在了斯莫尔尼宫办公室的地板上。“无比疲倦的斯大林仍在起草着告民众书，直到他最终在桌边的椅子上睡着了。”费奥多·阿利卢耶夫回忆说，“狂喜的卢那察尔斯基（文化人民委员会委员）踮着脚走到他身边，亲吻他的额头。斯大林同志醒了过来，愉快地嘲笑了A．V．卢那察尔斯基好一阵。”
列宁和托洛茨基并排在报纸上躺了下来。“你知道么，”列宁对托洛茨基叹了口气，“这么快从被迫害和流亡变成夺取政权，这简直让人晕头转向！”
10月26日清晨6点，“微弱、苍白的晨光在寂静的大街上弥散了开来，营火渐渐黯淡，这个可怕的清晨为俄国披上了一层阴影”，“白天到来了，城市陷入了疯狂和混乱”。街道恢复如昨。什利亚普尼科夫说，“资产阶级们，从守卫军官到妓女”，在街道上再次现身。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下午1点召开，代表们开始聚集起来，可直到晚上7点，列宁还没有出现。
最终，晚上8点40分，他在一片掌声中抵达了——“他矮小、壮实，肩上顶着个大脑袋，谢顶，脑门突出，小眼睛，鹰钩鼻，大嘴巴，真是个外貌古怪的领袖，”里德记叙道，“他是完全靠智慧赢得民心的领袖，一个看似平淡的领袖——毫无幽默感，不妥协，冷静，客观。”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建构社会主义秩序！”列宁简洁地宣布。当他发表演讲时，他习惯性地一只脚腾在空中。“我看到他的鞋底有个洞。”莫洛托夫说。
凌晨2点30分，加米涅夫[1]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舞台上宣布新政府成立。索索以“J．V．朱加什维利—斯大林”之名出现在了名单上。他还未为民众所知，也不被那些流亡海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赏识。然而，事实上，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党高层早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那些日子里，”费奥多·阿利卢耶夫——他的回忆录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从来没有出版过——说，“斯大林同志只被那些和他有过来往的小圈子认识……这些人参加过地下活动，或对革命作出过真实的贡献并真正信仰革命，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而又令人厌烦的自夸者。”
现在，整个苏维埃政府都在一个房间的一张桌边夜以继日地工作。“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搬进了斯莫尔尼宫，”费奥多·阿利卢耶夫说，“刚开始3天，我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莫洛托夫说：“我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坐在一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坐在对面。我们试图把新生活的图景描绘出来。”斯大林曾回忆，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决定取消军队中的枪决，列宁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无稽之谈！”列宁吼道，“没有枪决，哪儿来的革命？”列宁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政权出人意料地触手可及，但稳定政权的生死大战才刚刚展开。列宁不想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分享政权，但加米涅夫却试图说服他和他们谈判。当加米涅夫的提议遭到拒绝时，他递交了辞呈。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将彼得格勒外普尔科沃高地的一帮哥萨克骑兵与孟什维克党领导的罢工铁路工人联合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塞尔戈及捷尔任斯基一起组织彼得格勒保卫军。
在接管政权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形成了一个互不可缺的三人小组。当时的列宁腹背受敌，党内充斥着不少妥协分子、糊涂虫和自吹自擂者。于是，他把他的要员分成两大派：“行动者”和“喝茶者”。党内的“喝茶者”实在太多了。如果新政权业已迈入平稳期，那么，由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代表的“喝茶者”或许真能派上用场。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列宁需要最强硬的助手，而他也的确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政权移交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列宁曾下发过一条指令。虽然这条指令没有具体日期，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特殊地位：
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守卫处的指令：
如无特殊邀请，任何人不得入内，除了：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这个名单还包括列宁的个人助理。然而，就在助理的名字之上，出现了两个手写的——很有可能是列宁亲自写的——名字：
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
“列宁没有一天缺得了斯大林。”斯塔尼斯劳·帕斯特科夫斯基——这位波兰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成为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第一秘书。有时，列宁会让斯大林联署他在人民委员会下达的命令。“列宁统领着斯莫尔尼宫办公室。他每天会叫斯大林无数次，有时会直接来我们的办公室把他叫走。”有一次，帕斯特科夫斯基看到两人在楼梯上一起研究地图。
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两个干将卡莫和钦察泽也来到了彼得格勒。“我发现斯大林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钦察泽说，“我们很高兴再次相见。”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列宁走了进来。
“这位是科捷·钦察泽，”斯大林对列宁说（列宁早已认识卡莫），“他就是我在高加索攻袭银行的老队员。”
然而，和其他滔滔不绝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员不同，斯大林只会“咕哝着”和他的助理帕斯特科夫斯基交流。在后者看来，斯大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就更别提他和和谁唠叨闲聊了。[2]
1917年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权力核心小组——“四人局”（Chetverka）。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苏俄最具权势的人，有权力“决定所有紧急问题”。不过，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国家元首（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是在四人组中扮演着党秘书的职责。因此，托洛茨基说：“‘四驾马车’变成了‘三位一体’。”
列宁继续推行他的革命政策：“和平，土地，面包！”他和德皇威廉二世展开了和谈。当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他汇报进展时，列宁回答：“我得先咨询一下斯大林，然后再给你答复。”10月27日，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媒体都被禁声了。11月4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赋予自己独立于苏维埃管辖的权力。军事革命委员会当初是列宁的命令执行者，可是，在11月7日，他创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缩写“契卡”，以捷尔任斯基为主席。契卡——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KGB）和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前身——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列宁对一位熟人如此说道：“我们正在执行灭绝行动。你难道不记得皮萨列夫是怎么说的吗？‘粉碎，粉碎所有一切，打击，摧毁！所有被毁灭的都是垃圾，它们没有权利生存！活下来的才是好的。’”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列宁手写的指令。他下令开枪、处决、对“吸血鬼……蝙蝠……蚂蟥”处以绞刑。他问道：“连火枪队都没有还革什么命？如果我们连白卫军的破坏分子都对付不了，还革什么命？如果那样的话，一切不过是一场清谈和一碗玉米糊！”他要求“找到更为强硬的人”。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已经足够强硬了。托洛茨基说：“我们必须将天主教友会那些关于人命神圣论的胡言乱语一网打尽。”斯大林对“大清洗”有着相似的旨趣。
“他开始更加自信起来。”托洛茨基写道，“不久之后，我发现列宁正在‘提拔’斯大林。在列宁看来，斯大林的坚决、固执以及其智慧和勇气是革命不可或缺的特质。”[3]憎恨托洛茨基的莫洛托夫说：“列宁从一大堆人中选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作为领袖，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确是最聪明的人。”不久之后，连苏哈诺夫也意识到斯大林“掌握了革命和国家的命运”。托洛茨基说，这个格鲁吉亚人“业已习惯了手握大权”。
斯大林的崛起是必然的。富有智慧和政治手腕、自信、善于思辨、对暴力有信仰和经验、敏感、报复心重、富有魅力、残酷无情，还有独一无二的古怪个性——他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舞台。1917年，他终于得到了施展拳脚的舞台。
如果身在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期，斯大林都不可能最终爬上权力巅峰：他成就了他自己，可历史同样造就了他。在此之前，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俄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下，这变成了可能。斯大林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苏联的被孤立、布尔什维克党对铁血男子气概的推崇、“一战”所残留的肃杀氛围，以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如果不是新政府初期列宁打败了加米涅夫的温和派，并由此采取了如此集权的领导方式，斯大林亦是不可能掌权的。这是一个完全为斯大林准备的舞台。现在，斯大林即将正式蜕变为“斯大林”。
他生长于宗族冲突此起彼伏的高加索；他在地下革命斗争中完成了成年礼，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暴力、狂热和忠诚是生存的法则；他经过一次次斗争的洗礼，历经人生的跌宕起伏；他是个稀有的政治人物——融合了暴力和理想，既是经验丰富的武装斗争者，又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统治方法是解救这一深陷危难的国度的唯一方式，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唯一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