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可的生活分崩离析。贝索的生意越来越差，即便是达托也不得不离开，成立了自己的作坊。[2]“我10岁的时候，”1938年斯大林回忆道，“我父亲失去了所有，变成了无产阶级。他总是说自己走了背运。”不过，他又开玩笑说：“他变成了无产阶级，于是，他的背运反而成了我的好运！不过，当我还是10岁的时候，我可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达夫里舍维聘用凯可来作女佣。她还成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的洗衣工，她总是待在他们家里，索索也经常在他们家吃饭。据凯可回忆，叶格纳塔什维利和他的妻子玛利亚姆都很爱索索，玛利亚姆会给他们很多吃的。或许凯可和叶格纳塔什维利之前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可现在，两人的关系则被坐实了。“我们家之所以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凯可说，“他有自己的家庭，却总是帮助我……说实话，我觉得很不安。”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支持她让索索接受教育。恰尔克维阿尼年长的孩子们正在教幼子们学俄语，凯可请求神父让他们捎带上索索。她感觉到，索索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恰尔克维阿尼的小女儿无法回答她兄长提出的问题，可斯大林却回答出来了。日后，斯大林曾吹嘘说，自己学会读写的速度比那些年长于他的孩子还要快，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负责教那些比他大的孩子。“索索读书这事必须严格保密，”恰尔克维阿尼的儿子科捷回忆，“因为贝索叔叔一天比一天凶，他总是威胁我们说：‘不要毁了我的儿子，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他会扯着索索的耳朵，把他拉到鞋铺。可是，一旦父亲离去，索索便会跑回来加入我们，关上门学习起来。”同时，达夫里舍维也让索索和他的儿子一起学习。
凯可年轻貌美，贝索疯狂暴力，难怪所有人都想帮助凯可。她想让索索成为主教，所以索索得去读教会学校。可学校只接收神父的孩子，她必须蒙混过关。据说，恰尔克维阿尼神父做证说索索的父亲是个助祭，这才让索索得以入学。但这条轶事不见于任何档案记载。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否曾在学校领导耳边暗示过自己或其他有罪的神父才是索索的生父。是否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斯大林声称自己的父亲是个神父呢？
索索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祈祷文、阅读、算术和俄文。他的成绩优异，学校直接让他去读了二年级。凯可“欣喜若狂”，可是，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贝索却“愤怒无比”。
疯狂的贝索砸碎了叶格纳塔什维利酒馆的窗户。凯可跑去向达夫里舍维求救，结果，贝索公然在大街上用鞋匠的工具攻击这位警长。反讽的是，对于侏罗利市长而言，这件事却成为了“警长是索索生父”的证据。然而，达夫里舍维并没有逮捕疯狂贝索。据他儿子说，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他的确和“十分漂亮的”凯可有暧昧关系，他总是“十分关爱索索”。达夫里舍维只是命令贝索离开哥里。于是，贝索在第比利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找到了一份活儿——那里正是他开始的地方。贝索会时常想念索索，他会寄钱给凯可，请求她原谅。凯可同意过几回，但两人再也无法和好如初。
斯大林的父亲因斯大林失去了作为一个格鲁吉亚骑士，甚至是作为男人的尊严。在崇尚荣耀的格鲁吉亚，这几乎等同于被判了死刑。“他变成了半人半鬼。”凯可说。他也变得自暴自弃。他从凯可和索索的生命中消失了，却从来不曾远离。
库利亚娜夫姐妹刚在哥里开了一家妇女服装店，凯可在她们的工作室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17年。她开始自己赚钱养家，试图“确保孩子幼小的内心不被悲痛所伤”——“我会给他一切”。
她希望他会成为一位格鲁吉亚骑士，而在此之后，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她的梦想——他成为了工人阶级的骑士。他曾给晚年时的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坚强的男子必须时刻无所畏惧。”他觉得自己更像凯可，而非贝索。斯大林“爱她”，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虽然她经常狠狠地打他，他依然爱她，喜欢讲关于她的事。父亲爱我，他告诉我这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母亲。”然而，他开始渐渐和凯可疏远了。
贝利亚的儿子声称，斯大林“不爱他母亲”，还有些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说他骂她是“妓女”。不过，这些都是企图把斯大林妖魔化的敌对谣言。心理学家说凯可“结合了圣女和妓女的特性”，这可能给斯大林造成了困惑，并让他在此后对性感女性产生疑心。
他对凯可世俗的那一面感到震惊吗？他接受那些保护凯可的男人吗？成年后的他的确变得过分谨慎多疑，但很多人成年后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虚伪的、尚武的文化环境——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在性事方面却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所顾忌的。
据伊利马什维利——他和索索及凯可都相熟，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证人——说，索索“只愿为一个人献身，那就是他的母亲”。然而，他们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凯可无所不言，并且说起话来带有嘲讽色彩。贝利亚的儿子曾说起她“从不犹豫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以及她希图控制斯大林的欲望。她对他的爱，正如他对自己儿女和朋友的爱，是令人窒息的。母亲和儿子过于相像正是问题的根源。
不过，斯大林也以自己的方式体认了母亲灼热的爱。在“二战”期间，他曾和朱可夫元帅聊起过她。他笑着聊起凯可对自己的溺爱，说她直到他6岁之前，都不曾让他在眼前离开过半步。
1888年晚些时候，10岁的索索兴高采烈地入学哥里教会学校[3]。这所学校位于新建的火车站边上，是一栋漂亮的两层楼红砖建筑。虽然凯可的生活十分艰辛，她依然竭尽全力确保索索不被那些富裕的神父之子瞧不起。相反，在全校150位学生中，索索的穿着是最考究的。
因此，即便是在几十年后，那些学生们依然记得斯大林第一天入学时的样子。“在众多同学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男孩。他穿着长及膝盖的阿卡路奇（格鲁吉亚人的正式外套）和崭新的高筒靴，系着宽大、紧实的皮腰带，头戴尖顶帽，上了漆的帽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后来成为索索朋友的瓦诺·克茨霍韦利回忆道，“他又瘦又矮，穿着紧身裤和靴子，上身是一件打褶的衬衫和一条围巾。”他还背着一只“红色印花棉布书包”。瓦诺着实吃了一惊：“整个班里，甚至整个学校里都没人穿得像他那样。同学们都好奇地围在了他身边。”这个家境最贫寒的孩子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成为了哥里的小明星。那么，到底是谁为这身漂亮衣服买了单呢？神父、酒馆老板和警察肯定给了份子钱。
斯大林虽然穿得漂亮，但惨痛的童年让他显得格外强硬。“我们都害怕他，避免和他接触。”伊利马什维利说，“但我们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身上有种独特的“成年人的味道”，而他又总是“特别热情”。他的确是个奇怪的孩子，当他高兴时，“他会以最古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会打响指，大声喧哗，单腿跳来跳去！”[4]无论是吹捧斯大林的文字，还是诋毁他的论述，所有涉及其童年的回忆录都一致同意，即便是在10岁的时候，斯大林已然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了。
就在这一时期，或许是当他刚刚开始读书时，他又险些丧命黄泉。“那天早上，我送他去上学时他还好好的，”凯可回忆道，“可是，那天下午，等他们把他送回家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他在大街上被马车撞了个正着。男孩们喜欢玩“捉小鸡”，他们会在马车奔驰而过时一把抓住它的车轴。或许斯大林正是因此受的伤。可怜的母亲再次“害怕得快要疯掉了”，不过，医生免费治愈了他——或许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偷偷付了钱。在斯大林的回忆里，凯可甚至还请来了一个江湖郎中，此人在平日里是个理发师。
他已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了：他的脚趾相连，脸上有痘疮，还被传言是个杂种。而这次和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让他变得越发古怪，也越发多疑而又内向。事故对他的左臂造成了永久性的创伤，这意味着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格鲁吉亚斗士了——据他自己说，他再也无法正常跳舞，不过，他依然可以打架。[5]另一方面，残疾也让他免于“一战”的征兵，他不会死在战壕里了。但凯可所担心的却是这位未来主教的前途。她问他：“儿子，当你成为主教后，你的手怎么能握住圣杯呢？”
“别担心，妈妈！”索索回答，“我的手臂在我成为神父前就会痊愈，到了那时候，我连整个教堂都举得起来！”
哥里完全是一片处于沙皇统治之外的法外之地，“捉小鸡”根本不是男孩在街头会遭遇的唯一危险。于是，优等生斯大林过上了双面人生——他是唱诗班的歌手，也是街头孩子王；他是穿着考究的、母亲的乖宝宝，也是淘气鬼。
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儿子科捷回忆说：“每一天，不是有人把他给打了，让他哭着跑回了家，就是他把别人给打了。”哥里就是这样一座暴力之城。
* * *
[1] 斯大林不会对妻子或孩子动粗，但他依然是个“具有毁灭性”的丈夫和父亲。他的两任妻子都早逝，他至少得负部分责任。他没有与自己的非婚生孩子相认，不理自己的儿子雅科夫长达15年，之后又恐吓他。他的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次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他过度提拔了瓦西里，结果反而导致他的毁灭。他有时会打瓦西里耳光，然而，其结果便是，他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不可控制的小独裁者。瓦西里成了无可救药的酗酒者，这或许是继承了贝索的基因。斯大林倒是很爱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但那也仅仅局限于斯维特兰娜小时候。他曾经打过她一巴掌，那是因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她和一个40岁的已婚男子偷情。如想了解斯大林的第二次婚姻及其后代的命运，请参见本人的《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2] 50年之后，当斯大林于1940年让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后代邀请达托前来莫斯科团聚时，他依然是个鞋匠。参见本书尾声。
[3] 这个学校至今仍存在，并于2006年进行了翻修。在赫鲁晓夫于1956年去斯大林化之前，学校门口还树立着一块碑，其上铭文为“伟大的斯大林于1888年9月至1894年7月在此教会学校学习”。
[4] 这是彼得·卡帕纳泽对斯大林的回忆。卡帕纳泽是他在这时期的密友，在此之后，两人也一直维持着朋友关系。20世纪30年代，卡帕纳泽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对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不过，上述这段回忆却在正式出版的版本中被删去了——笔者是在该书原稿中找到这段文字的。
[5] 关于左臂残疾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有很多说法：被雪橇撞了，先天残疾，童年时因病感染，和人摔跤受伤，在基亚拉因一个女人和别人起了争执，被马车撞伤，被父亲打残——所有这些（除了先天残疾）都缘于斯大林本人。残疾的缘由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是因为斯大林遭受过两次创伤：其一是目前所叙的这次，发生在斯大林刚入学时（据凯可的说法），或在斯大林6岁时（根据之后的健康报告），它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没那么严重，但其影响直至斯大林成年后才显现；另一次则发生在不久之后，那次的伤比这次严重得多，斯大林不得不前往第比利斯接受治疗——事故造成了腿部残疾。凯可写回忆录时已80岁了，她貌似把两起事故混淆了。
3 拳击、摔跤和唱诗
现在，小斯大林终于得以逃离凯可的掌控，在哥里——这座充斥着酒精、祈祷和斗殴事件的自由、暴力之城——的大街上度过他的闲暇时光。
索索当然不想待在这个又黑又穷的家里。据他家的熟人、斯大林的唱歌教师西蒙·果戈兹利泽回忆，“凯可日复一日地坐在她那快要散架的缝纫机旁”，而他们家中除了“两把木质沙发、几把凳子、一盏台灯和一张放满了课本的桌子”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小小的家“总是很整洁”，但斯大林睡的仅仅是一张木板床。“随着他越长越高，他母亲便会再加一块木板让床变得更长”。现在，索索已经学会抗拒自己的母亲了。“你不知道，他到底有多淘气而又令人骄傲！”她抱怨道。
他是个典型的哥里人。在格鲁吉亚，哥里人以自吹自擂和好斗尚武出名。当时的哥里仍保留着一种“别致而又野蛮的风俗”：当两个无赖在大街上起了冲突时，没有人应该去阻止他们，而他们的斗殴也不应该有任何限制。在这座城市里，酒精、祈祷和恶斗是水乳交融的，喝醉了酒的神父经常充当一场斗殴的裁判。哥里的酒吧简直就是暴力和犯罪的大熔炉。
这种野蛮风俗源自于中世纪。当时的格鲁吉亚深陷于战争，打架作为一种军事训练而被推崇。而现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当局则想禁止这种伤人伤己的运动。虽然俄国在这里安扎了士兵，警察局长达夫里舍维和他的手下却抱有不合作的态度：没人能够整治哥里这片无法无天之地。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会在打斗中被奔跑的马匹或马车撞到也不足为奇了。以心理分析为依据的历史学家会说斯大林的人格深受其酗酒的父亲的影响，而哥里的街头暴力文化也同样对他影响深远。
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造访过哥里。他如此写道：哥里“风光别致，民风古朴。那里的天气湿热难耐，湍急的库拉河咆哮而过，不远的山上有依山而建的建筑，远处的高加索山上，冰雪长年不化”。
哥里角塔状的黄砖城堡应该是由塔玛拉女王于12世纪建造的。后来，她的帝国分崩离析，哥里由此变成格鲁吉亚一个行省的首都。[1]它离中亚仅有一步之遥。前往第比利斯的骆驼商队会经过这里。可是，随着1871年通往黑海的火车通行，这座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没落了。它变得混乱不堪，死气沉沉，彪悍的民风长期无法根除。哥里只有一条大街（沙皇大道，现改名为“斯大林大道”）和一个广场。牛群在蜿蜒的小巷里漫步，明沟式的排水管让巷子长期被污水所淹没。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玩耍。它有7000人口，其中一半是像朱加什维利这样的格鲁吉亚人，另一半则是卡莫家那样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大多数为商人。这里只有18个犹太人。更为重要的是，哥里被分成了两个街区，这是因为这座城市有两支拳赛队伍：分别是俄人区队和城堡区队。
拳赛、摔跤锦标赛和校园学生群架是哥里的三大传统打斗项目。每当节日来临，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大斋节前的狂欢节，两支队伍都会组织盛大的游行。异装癖或演员们会坐在骆驼和驴子上扮演“狂欢节之王”，他们会在穿着花里胡哨的乐队和歌手的簇拥下，来到哥里的大街上。在庆祝1634年格鲁吉亚战胜波斯的基诺巴狂欢节上，一个演员会扮演格鲁吉亚沙皇，而另一个则会扮演波斯国王——人们会朝他扔水果，然后把他扔进水里。
每个家庭里的男人——从男孩到长者——都会参加游行。他们会喝酒、唱歌直至深夜，那个时候，狂欢节的高潮终于来临了。这是一项被称为“krivi”的“自由拳击”运动，是“有规则的大规模的一对一”：首先，年仅3岁的儿童会和他的同龄人摔跤，接着是比他们稍年长的男孩，然后是青少年，最后，成年人也加入了这场“不可思议的战斗”。整个城市完全失控了，其后续效应会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在学校里，不同班级之间也打了起来。商店经常遭到打劫。
哥里人最喜爱的比赛是摔跤锦标赛。其选手争夺冠军的过程有点像《圣经》中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这项赛事的规则倒是挺公平的。锦标赛会在特制的拳击场里举行，比赛过程中还有一支唢呐乐队助兴。富有的王子——比如说地主阿米拉科瓦里王子——和商人，甚至是村民，都有自己的摔跤冠军。在当地，摔跤冠军很受尊重，人们都敬称他们为“帕拉瓦尼”（palavani）。斯大林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得过冠军。不过，帕拉瓦尼叶格纳塔什维利已经老了，而且成了富人，他养了自己的摔跤冠军。斯大林一直以其教父在摔跤场上的成就为傲。晚年时的他曾经吹嘘道：
叶格纳塔什维利一家三兄弟都是名扬卡特里的摔跤手，不过，三人之中最强壮的还属雅科夫。
阿米拉科瓦里王子有个保镖，是个身材高大的车臣人。他参加了哥里摔跤比赛，并打败了所有人。于是，哥里人找到了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雅科夫说：“让他先和季卡打；如果他打赢了季卡，再让他和我哥哥西蒙打；如果他连西蒙都赢了，那就让我来对付他。”可是，车臣巨人连季卡这一关都没过。
有一次，正值哥里宗教节日时期，一帮匪徒戴着羊皮帽子、怀里揣着匕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这里。
他们来到叶格纳塔什维利的酒馆，却又想吃霸王餐。斯大林回忆说，他们这些孩子着实吃惊地看着季卡·叶格纳塔什维利“一拳击倒了其中一个，又从另一个人身上拔出匕首，用它的刀柄击倒了那人。第三个匪徒只好乖乖买了单”。
学校的顽童经常在哥里大教堂大道上斗殴，教会学校的男孩们也会加入。学校对斗殴明文禁止，参与者会遭到监禁甚至开除的处罚，“但索索依然乐此不彼”。而他的数学和地理老师伊卢里泽则会在一边激动地观战，高喊着：“上啊！上啊！干得漂亮！”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被斗殴殃及，血溅街头，不过他全然不顾。
“小斯大林在拳击和摔跤方面颇有成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2]有一次，他的唱歌老师看到他组织摔跤比赛，却伤到了自己那条本已十分脆弱的手臂。“那本来是一场摔跤比赛，但渐渐变成了实打实的斗殴，”老师回忆道，“他们互不相让，互相伤害。”索索的手臂肿了起来，他无法再遵守规则了。
他的朋友伊利马什维利曾和他在操场上交过手。这次比赛被宣布为平局，但就当伊利马什维利转头离去时，索索突然冲了过去，把他扔进了草丛。索索不怕挑战比他更为强壮的对手。当他被那些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时，凯可总会跑去警长那里求救：“天哪，他们要把我儿子杀了。”无论斯大林的搏斗技巧如何，他无疑是当时哥里穿着最为整洁的街头拳击手。“有时，他母亲会给他戴上宽大的白领子，可是，一旦她转头离开，他便会把领子摘下来，藏进口袋里。”
一对一摔跤无法消耗男孩们所有的精力。他们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了团伙斗殴中。“我们家乡的孩子会据其所居住的街道或地区加入不同的团伙，这些团伙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不过，这些团伙也是大熔炉。“哥里的孩子们在街头接受不分宗教信仰、民族和家境的集体教育。”像斯大林这样的穷小子会和著名将军的儿子阿米拉科瓦里王子一起在街上玩耍，后者甚至想教斯大林游泳。孩子们全副武装，身上满是刀子、弓箭和弹弓。他们过着自由的，甚至是狂野的生活：在河里游泳，唱他们最爱的歌，在阿米拉科瓦里王子的果园里偷苹果，恶作剧地把农家洗劫一空。有一次，斯大林甚至在王子的果园里放了一把火。
“索索淘气极了，”比他年轻的朋友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道，“他总是在街上跑来跑去。他喜欢他的弹弓和自制的弓箭。有一次，一个牧人正在赶牛群回家，索索突然跳了出来，用弹弓击中了一头牛的额头。那头牛惊慌地奔走了，牧人想去追索索，却发现他已经消失了，影儿都没有。”[3]“他会像一条鲶鱼一样从我手里溜走，”他的另一个同学写道，“我根本没法抓住他。”有一次，索索竟然用炸弹引爆了一家商店。“他母亲经常听到有人骂他。”
索索喜欢带领他的团伙爬上哥里瓦里山——山上有座“高耸的黄墙城堡”——陡峭的山坡，在山上唱歌、打架、讨论宗教和欣赏风景。“他喜欢大自然。”优利斯特斯西岩城——洞穴之城——仅在10公里之外。这里的山坡陡峭，刚开始时，斯大林没能爬上山顶。可是，据伊利马什维利说，他锲而不舍，有一天终于登顶了。
他对其他团伙的孩子很残忍，却会保护自己的手下。在学会游泳之后（由于左臂残疾，他从来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他曾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子推下库拉河。这个孩子差点溺水而亡，后来向斯大林提出抗议。“好吧，”斯大林回答说，“可是，如果你遇到危险，你就必须学会游泳。”有一次，他的同伙被另一个团伙袭击了，他“用石头砸他们，直至他们撤退”。还有一次，索索看到一个朋友挨了打，他对朋友吼道：“为什么你只会像头呆驴一样站在那里？你应该反击！”然后，他击退了那个对手。
据年轻的约瑟夫·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经常挑衅“比他年长，也比他壮的”男孩。他已经会争风吃醋了。他手脚不灵便，跳不好格鲁吉亚人的勒库里舞，所以他会把跳得最优雅的那位绊倒。
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表现出对权力的欲望。“索索有其所属的团伙，但他又经常背叛自己的团伙领袖，参加敌对的团伙。”其团伙领袖说斯大林“破坏了我的权威，并试图颠覆我的领导”。在伊利马什维利看来，这是因为“所有年长或更为强壮的人都喜欢掌控别人，这会让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他对那些高于自己的人总是怀有报复之心”。在他逃脱母亲的掌控之后，斯大林便决心要做一个领袖——即便那时他还小。
父亲对他的殴打和自责、母亲对他的溺爱，以及他本人的聪慧和傲慢——所有这些都使他深信，自己永远是对的，且必须被服从。而他的自信的确颇有感染力，为他赢得了拥趸。其中一位拥趸是他母亲亚美尼亚族朋友的儿子，此人名为西蒙·“申克”·特尔—彼得罗相，也就是之后的卡莫。卡莫家境富裕。他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刚从亚历山大二世对希瓦和布哈拉汗国的战役中大发横财。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成了索索的跟屁虫时，他愤怒地问自己的女儿：“这个身无分文的、没出息的斯大林到底有啥好的？难道哥里就没有体面点的小伙了吗？”哥里貌似的确没啥体面的男孩。
“只要你听从他的指挥，他就会对你很友好。”伊利马什维利说。有一次，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偷吃圣餐面包被一个男孩举报了，斯大林对这个男孩采取了幼稚的报复行动——这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在未来所执行的“大清洗”。他“诅咒他，骂他是个叛徒、间谍，把他逐出团伙，然后又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索索真是个一心向着朋友的人”。
斯大林对大好山川抱有激情，也经常以此赋诗。可是，他对人类却缺乏同情。警长的儿子说，这“像极了他的母亲”。他总是冷静、谨慎，可是，“当他愤怒时，他会变得残忍，满口脏话，把事做绝”。他所顾忌的没有别人那么多，他所牵挂的也比别人来得少，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极端主义者。
学生的街头斗殴是合法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会参与每年一度的狂欢拳击赛，也不只是因为哥里人会就摔跤比赛下赌注，还因为这些男孩们是在扮演那些在附近山区中抵抗俄国人的格鲁吉亚绿林好汉。在哥里人看来，他们都是英雄。那时，沙俄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已经蔓延到了学校。
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温和的人，他对格鲁吉亚的政策相当开明，可是，他被谋杀了。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则很冷血，他倒行逆施，治国理念更为保守。最终，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团结在一起，反抗沙俄。沙皇决定，所有格鲁吉亚孩子都得学习俄语[4]——这就是斯大林在恰尔克维阿尼家学俄语的原因。
当他于1890年9月入学时，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憎恨新沙皇的政策。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用格鲁吉亚语来对话。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由于都说不好俄语）我们只好在这个‘儿童监狱’里闭口不言。我们爱我们的祖国，也爱我们的母语……他们认为我们格鲁吉亚人低人一等，因此向我们强制灌输俄国文化。”如果有学生在课堂上说格鲁吉亚语，他“会被罚站，举一整个上午木板，或者被关进漆黑一片的监禁室，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直到那天深夜”。
俄语教师是穿着俄国制服——系有金色纽扣的紧身上衣和尖顶帽——的学究，这些残酷无情的人[5]对格鲁吉亚语充满蔑视。不过，有一位教师倒是备受学生爱戴。唱歌老师西蒙·果戈兹利泽是个好心肠的花花公子，他总是穿戴着最时髦的服饰：鞋罩、尖角的领子和胸花。女学生们都暗恋他，甚至为他写歌。他最喜欢的唱诗班歌手就是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关爱是全方位的。“仅仅用了两年时间，他便学会了唱歌，并开始给指挥帮忙。我们唱的歌里有很多独唱的部分，而索索总是独唱的第一人选……”这位浪漫的老师记得，索索不但有“优美甜蜜的嗓音”，而且“表演出色”。人们经常请斯大林去婚礼上唱歌，“当他放声歌唱时，所有人都会静静地聆听。他们会说‘朱加什维利家这个孩子的嗓音实在太令人吃惊了’”。每当斯大林“穿着白长袍走上讲坛用他那优美的男高音歌唱时，所有人都会很开心”。
在其入学后的最初几年，虔诚的斯大林基本上没错过一次弥撒。“他不但参加了仪式，也总是提醒我们它们的重要性。”他的同学A．切利泽回忆。另一个同学苏利阿什维利记得，斯大林和另外两个男孩“穿着白长袍，双膝跪地，仰望天际，用天使般的嗓音歌唱晚祷，其他的男孩则仿佛已被歌声迷倒，陷入到了一种非现世的喜悦之中”。他是“教堂中读赞美诗最优美的一位。其余孩子只有在接受过索索的指导后才能朗读”。老师们对他颇为感激，因此送了他一本《诗篇》，上有题词“献给约瑟夫·朱加什维利……为了你所取得的出色进步和良好行为，以及你优美的歌声和朗诵”。
索索在绘画和表演方面也颇具天赋。他对表演的爱好持之以恒。他曾参加过一次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滑稽戏表演。“索索的表情让场下的观众哄堂大笑！”那个时候的他也开始写诗了——他不是给他的朋友写信，而是写诗。[6]
与此同时，他也是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很聪明，”他的唱歌老师说，“我不曾记得他考过低于5S（相当于A）的分数。”索索“会在闲暇时间读书”。他“经常把书夹在腰带里面”，他也喜欢帮助差生学习。“他从来没逃过课，也没迟到过，他的目标永远是第一名。”他的同学彼得·阿丹什维利说。而斯大林对这位同学的建议则是：“天天向上，切忌懒惰，不然你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
即便是那些对格鲁吉亚抱有偏见的教师也对斯大林的表现刮目相看。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经常会提前结束社交生活回家备课，因为“如果他不好好准备（明日的课程）的话，那个叫朱加什维利的肯定会将他一军”。[7]斯大林对同学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每当他做值日生时，他会记下所有迟到或偷懒的人。于是，其他同学给他取了个绰号：“宪兵”。
不过，这位备受老师喜爱的优等生绝非唯唯诺诺之辈。有一次，学校组织远游，有个学生竟然背着督察布特尔斯基淌过了溪流。斯大林嘲讽他道：“你难道是头驴吗？就算他是上帝，我也不会背他，何况他只是一个督察。”还有一次，敬爱的果戈兹利泽试图说服他唱一首他不喜欢的歌，结果他那一整天都没有出现过。
拉夫罗夫——此人是学生们最为憎恨的老师，他禁止一切和格鲁吉亚有关的事情——提拔斯大林做他的“助手”。但很快，拉夫罗夫便后悔了。拉夫罗夫逼迫“助手”斯大林向他告密到底谁还在说格鲁吉亚语，这引起了斯大林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和几个18岁左右的胆大孩子联合起来，把这位教师骗到了一个没人的教室里，并威胁要杀了他。在此之后，拉夫罗夫就蔫了不少。
在四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觉得唱诗班应该拍一张合影留作纪念。唱歌老师听到斯大林“分配任务——他让一个男孩集资，另一个男孩预约摄影师。等到万事就绪，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斯大林）捧着一大束鲜花到来，他命令男孩们把鲜花小心地插在纽扣眼上，以待摄影师拍照”。
然而，索索的学生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疯狂贝索酩酊大醉地出现了，把他带走，命令他学习做鞋子。凯可向她的庇护者们求救：“我向全世界求救，我的兄弟、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还有老师……”终于，贝索“把儿子还给了她”。但是，贝索依然经常“闯进学校，醉醺醺地把索索带走”。于是，索索只好穿上凯可兄弟的衣服，偷偷溜进学校。当贝索找上门来时，“所有人都会帮他躲起来，告诉愤怒的贝索，索索没有来上课”。
和政治家斯大林一样，学生斯大林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伊利马什维利总结道：“索索·朱加什维利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也是最淘气的学生。”少年斯大林业已战胜了很多厄运。然而，就当他开始在校园里茁壮成长时，命运又扼住了他的喉咙，企图将他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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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此，哥里四周都是像马克兰斯基·巴格拉季昂王子和阿米拉科瓦里大公这样的贵族的庄园。格鲁吉亚有很多贵族——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6%——但他们都很穷，因此相互联系较为紧密，不像俄国贵族那样自主和独立。高加索总督米克哈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在附近的博尔若米有一幢哥特式的利卡尼宫，直至俄国革命之前，这些罗曼诺夫贵族都会在这里消暑。在斯大林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对回归故乡哥里鲜有兴趣。不过，在苏俄内战后的第一个假日，他和他当时年轻的、身怀六甲的妻子娜迪亚·阿利卢耶娃回到过利卡尼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随着健康情况的恶化，他曾最后一次回到过格鲁吉亚。那一次，他也住在了利卡尼宫。这个宫殿的确相当漂亮，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它象征着一个当地穷孩子的成功。目前，利卡尼宫是格鲁吉亚总统的夏日别墅。
[2] 多年之后，即便斯大林已经老去，他依然对自己的摔跤水平颇为自豪。“二战”之后，他遇见了铁托元帅。当时的铁托又年轻又帅气，让斯大林自觉老弱。突然，他把铁托举了起来，夸口道：“我还有的是力气。”铁托着实吃了一惊，不明白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不过，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展现他在哥里学会的摔跤技巧。
[3] 这些故事是由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和他的侄子桑德罗忆叙的。在他们的回忆里，斯大林是个可怕的小混混，他不但打架闹事，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那些工人阶级的生活。我是在档案库里找到这些回忆录的，当然，它们没有被出版过，也没有在任何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中出现过。
[4] 这条明令让斯大林从小就对沙俄有抗拒之心，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却为他日后执政苏联奠定了基础。他的俄语虽然从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格鲁吉亚口音，但对于帝国首脑而言，已经及格了。
[5] 学校督察布特尔斯基便很典型。他身材矮胖，留着一簇红胡子，对学生们吹毛求疵。当他听到有人说格鲁吉亚语时，他会大喊：“别说那种语言！”
[6] 斯大林绝对是政治家中的出色演员。那些熟悉他的巨头经常觉得他是在演戏：赫鲁晓夫说他是“戴着假面的”人；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至少有四五副不同的面孔；米高扬和莫洛托夫都曾多次觉得斯大林是在做戏。他对绘画的兴趣则没有像对表演那样持久。在此之后，他经常会在开长会的时候在笔记本上画狼群。那是这一爱好得以保留的唯一迹象。
[7] 在他的一生里，斯大林对下属与对自身一样严厉。他要求他们时刻做好准备。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左右臂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曾说，每次他准备和斯大林开会时，就像一个准备功课的学生。笔者在档案里找到了一份斯大林于20世纪30年代亲手写给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当时，他俩都是苏联最具权势的人物——的便条：“塞尔戈，明日召开有关银行改革的大会。你准备好了吗？你必须做好准备。”在“二战”期间，他会把任何没有准备好的人摧毁。
4 一场哥里的绞刑
1890年1月6日，主显节过后不久，在唱歌老师果戈兹利泽的带领下，唱诗班走出教堂，前去为驻扎哥里的俄国部队唱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果戈兹利泽回忆道——“没人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其时，12岁的斯大林正在过马路。“马车撞在了他身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他的面部，他倒在地上，（轮子）碾过了他的双腿。人群聚拢在他周围，他已经失去意识，我们赶紧把他抬走了。”马车夫被逮捕了，后来被判入狱一个月。凯可再一次看到她儿子血污满面地回到了家。他醒了过来，安慰绝望的母亲道：“不要担心，妈妈。我没事，我不会死的。”
可事实上，他受了重伤。他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并因此辍学长达几个月。他的腿由此落下了残疾。多年之后在神学院里，他曾抱怨过“隐隐作痛的双腿”。而即便双腿不再痛了，他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这又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个绰号“长痘疮者”（“乔普拉”），现在，人们叫他“跛腿者”（“格扎”）。他比以前更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对困难的克服令他信心倍增。
这起事故也带来了贝索的报复——凯可不得不通知他儿子受伤了，而鞋匠也来到第比利斯的医院看望索索。可是，贝索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不听话的家庭之上。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
“你想让我儿子成为主教？除非我死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接受教育！”贝索对凯可大吼，“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
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索索和父亲一起住在阿弗拉巴尔的工人阶级社区，从那里到工厂步行即可。每天，索索都会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座桥，米特凯城堡监狱就在附近。上班的时候，索索得把鞋子从工厂运到离埃里温广场不远的仓库。讽刺的是，虽然此后斯大林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但除却在他父亲位于哥里的作坊短期工作过外，在鞋厂的这段时间是他唯一的工人经历。如果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斯大林，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斯大林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是因为他把街头暴力和古典教育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学生都想念索索，”唱歌老师说，“可是，最思念他的还是凯可。”这位可敬而又美丽的母亲再一次行动起来，找到了她的同盟。她和学校的老师、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以及叶格纳塔什维利一起赶到第比利斯，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贝索放过索索。这件事情甚至传到了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耳朵里，主教愿意为索索提供一个第比利斯的教堂唱诗班职位。凯可的心意已决。贝索出离愤怒。他们问起索索本人的意见。他说，他想回哥里的教会学校学习。于是，神父们把孩子还给了凯可。贝索发誓不会再给这个家庭一分钱，并且再也不会理他们了。
凯可说：“时光荏苒，我再也没见到过贝索，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令我高兴的是，即便是没有他，我也把这个家养活了。”不过，贝索还会再次归来。他会最后一次试图毁坏斯大林的生命——直至彻底消失。
回到学校后的斯大林依然是（用他母亲骄傲的话来说）“优等生”。没有贝索的资助，凯可很难付清学费。她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把身边认识的人的活儿都揽了下来，接着又去找新的。她开始为瓦西里·别利亚耶夫——为人正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做清洁工和洗衣工，得到一个月10卢布的工资。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作出的贡献更多。在别利亚耶夫主席、凯可的庇护者，以及敬爱的唱歌老师的推动下，学校不但让索索重新入学，还给他颁发了3卢布30戈比的奖学金。
事故造成的创伤、贝索对他的绑架，以及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让索索身心俱疲。回到哥里后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他的唱歌老师说，他母亲“又一次几乎要失去他，可他还是挺了过来”。这次，学校把奖学金翻了个倍，给了索索7卢布。总是以索索为傲的凯可回忆说，即便是在他因病发着烧的时候，他还会发着呓语：“妈妈，让我回学校，不然的话，伊卢里泽老师会给我低分的……”
那一整年里，斯大林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危难。终于，他恢复了，重新活力四射地回到了学校。不过，他也变得更加叛逆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受罚。”伊利马什维利——他俩是唱诗班三人组的成员——回忆说。索索组织了一场针对遭人憎恨的督察布特尔斯基的抗议行动，而此次行动几乎演变成一起暴动——“这是索索组织的第一场革命。”
由于经济拮据，索索的母亲不得不搬进苏贝尔纳亚街上的一个烂屋子。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这座房子“又老又旧，还很脏”，它的屋顶漏风漏雨。“房间里的灯光永远暗淡。屋里散发着霉味，混杂着雨水、潮湿衣物和厨房的味道，没人能逃脱。”不过，斯大林可以。他终于有更多理由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了。
他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信仰。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两人会对他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1]。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过，他依然梦想成为神父，帮助穷人。然而，他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克茨霍韦利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
他读了很多书。如果发现同学手里有他想读的书，他就会把它偷走带回家。13岁那年，拉多·克茨霍韦利把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他花了5戈比办了一张借书卡，然后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忘记了睡觉。
“是时候睡觉了，”凯可说，“快睡——马上就要天亮了。”
“妈妈，我太爱这本书了，我必须把它读完……”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
有一天，索索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格里沙·格鲁吉泽——躺在草坪上聊天。他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公平。索索突然说出了一段话，这让他的朋友们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索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格里沙惊呼道。
“我借你看本书，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种起源》递给了格里沙。
索索对谋求公正的渴望、对绿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欢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诗，并能背诵他的杰作《克黑苏的祖国》。“那首诗棒极了。”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学生们开始自己学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他们会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