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巴伊德克说：“建议游客，特别是即将前往派对的贵妇，乘坐马车光顾这里，并且不要滞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独自旅行或随身携带太多现金（关于携带左轮手枪，参见前文）。强烈建议时刻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当地人有小偷小盗的习惯。”巴伊德克甚至建议游人争取一封总督或当地王子的介绍信，用以“解决出现的问题——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决问题”。或许，还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轮手枪。
[3] 雨果笔下的西穆尔登“从来没哭过……（他）为人冷漠，无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却也是个糟糕的人。对于一个臭名昭著却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间并无折中之道。西穆尔登是个崇高的人……他衣不蔽体，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活得很纯粹，却也十分悲观”。
[4]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手抄马克思的著作，并将手抄本与他人分享。有一次，斯大林在哥里的朋友科特·哈哈纳什维利带来了几本马克思的作品，斯大林把它们借走了，却又拒绝归还：“你为什么还需要它们？我已经把它们传阅给好多人了，他们都从中获益良多。”他还偷了一本德语教材。不过，他的英语和德语从未达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亚要了一本英语教材，以便在假日时自学。
7 宿舍之战：索索对决“污点”神父
1897年早些时间，斯大林和“污点”之间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帷幕。据神学院的日志记载，他因读禁书被抓了多达13次，并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马什维利回忆，“突然之间，阿伯西兹督察”开始突袭他们的床脚柜，甚至翻查他们的洗衣篮。“污点”阿伯西兹陷入了疯狂，他一定要把斯大林读禁书的证据找到。男孩们会在做祷告时假装读《圣经》。他们把《圣经》摊开在桌面上，其实是在读偷偷放在膝盖上的马克思或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斯大林和伊利马什维利会把禁书藏在院子里的柴火堆中，他们甚至会坐在那里读书。阿伯西兹一直等待着这一刻，然后突然窜出来逮住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眼疾手快，及时把书扔进了柴火堆。“我们立刻被关进了监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来。我们没有吃的，但饥饿让我们变得更加叛逆。于是，我们开始大力地捶击监禁室的门，修道士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把吃的送了过来。”
每当假日来临，斯大林就前往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他比斯大林年轻，是一个神父的儿子——的家（而非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神父请斯大林做兼职教师，教乔治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斯大林是个天生的老师，但他更希望把乔治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两人乘坐马车来到乔治的家乡，屁股底下全垫着禁书。他们会在乡野间玩耍，嘲笑当地的农民。据说，斯大林“模仿起农民来惟妙惟肖”。有一次，两人造访了一座古老的教堂。斯大林竟然怂恿他的学生推倒一座古旧的神像，把它砸碎，并在上面尿尿。
“不再怕上帝了吧？”斯大林问。“这是好事！”
斯大林的学生没有通过入学考试。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对斯大林很是愤怒。不过，乔治又考了一次，并终于通过了——在此之后，他成为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手下。
回到神学院之后的斯大林依然麻烦不断。学院日志记载，他对神父们很粗鲁，见面“不鞠躬”，因此“被关监禁5小时”。他拒绝剪头发，让它疯狂地生长。“污点”警告了他，但他一意孤行。他会在祷告时大笑和聊天，提前离开晚祷，在唱赞美诗时迟到，在做弥撒时突然离席。他肯定在监禁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1898年12月，他20岁了。他不能再住在寄宿学校，而且比同学们都要年长一岁（他因受伤休过学）。他在学校的表现越来越不积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在学校里越来越像个陌路人。神学院同学之间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见面时，他们得像兄弟一般亲吻彼此三次。可是，把杰夫达里阿尼当作假想敌并转信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却对这种假惺惺的举止产生了厌恶。“这种拥抱太虚伪了。我可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公然拒绝拥抱。对虚伪的叛离者的强烈敌意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当时，无神论者勒南的《基督的一生》（Life of Christ）颇为流行，斯大林也以拥有此书而自豪。学校对此书展开了疯狂的搜查，那位身为王子的督察不断翻找斯大林的床头柜，却一无所获。有一个男孩聪明地把书藏在了院长本人的枕头下。斯大林回忆，他们经常被集合在一起，等到他们回到宿舍时，发现床脚柜都被清查了一遍。
索索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五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绩仅仅排到了全班23位学生中的倒数第三，有些他本来得5S的课程，现在只得了3S。他给院长塞拉菲姆写信，说自己成绩下降是因为身体有恙，但他仍然得参加补考。
与此同时，“污点”“看得更紧了”，并在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告密者。可斯大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有一次，告密者向阿伯西兹举报斯大林和他的同伙正在读一本手抄的打油诗集。阿伯西兹偷偷溜了进去，聆听了一会儿，突然冲了过去，把手抄本抢走了。斯大林试图把它抢回来。神父和年轻人陷入了混战。最终，“污点”赢了。他把斯大林等人押送回自己的公寓，“强迫这些被玷污的灵魂在他们反动的手抄本上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最终，阿伯西兹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早上9点，督察发现一群学生在餐厅里聚拢在朱加什维利周围，而后者则在给他们读什么。督察赶到朱加什维利面前，而后者则企图把书藏起来。他抵抗了一阵，才把书交了出来。那是一些禁书。签名：D．阿伯西兹。”
斯大林的母亲听到“他变成了一个叛逆孩子的传闻”，她雷厉风行，立刻穿上最好的衣服，踏上火车赶往第比利斯。然而，人生中头一遭，斯大林对母亲生气了。“他大吼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孩子，你是我的独子，但恕我问一句——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尼古拉二世呢？你难道不能让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去干这事吗？’”索索拥抱凯可，安慰她，告诉她他不是一个叛逆分子。“这是他撒的第一个谎。”凯可伤心地回忆道。
凯可并非唯一担惊受怕的家长。在此期间，斯大林很有可能瞒着她见过他那位悲惨的父亲。[1]斯大林在母亲的堂妹安娜·格拉泽的陪同下看望过贝索，而贝索喜欢送他可爱的手工缝纫靴。安娜回忆道：“值得一提的是，索索从小就喜欢穿靴子。”在此之后，长筒靴及军装成为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形象，而他也通过此举默默地向他的父亲以及他亲手做的皮靴致以敬意。
或许，随着自身的成长，斯大林对贝索不再感到害怕了。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则又令他对贝索多了份谅解。据科捷·恰尔克维阿尼回忆：“当时正在一家缝纫店从事着卑微工作的贝索想要对他的儿子付出双倍的爱，无时无刻不聊着有关他的事。索索和我经常去看他。他不再骂索索。”不过，他的确犯过嘀咕：“我听说他想造反，好像他要颠覆尼古拉二世的统治！”
“污点”和斯大林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学院日志记载，斯大林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参加祈祷，在课堂上公然喧哗，在吃茶点时迟到，还拒绝在修道士面前脱帽。他又受到了11次警告。
随着男孩们对督察的敬畏日渐淡薄，他们之间的对决也变得越来越荒诞。有一次，索索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埃里温广场上的普希金花园聊天，一个同学突然跑了过来，通知索索阿伯西兹神父又在突袭检查他的床脚柜。他们赶回神学院，正好撞上这位督察打开斯大林的柜子，发现了里面的禁书。阿伯西兹没收了书，带着战利品走上楼梯。这时候，斯大林的手下瓦索·凯尔巴克阿尼突然冲了过去，一头撞在了阿伯西兹身上，以至于他手里的书差点掉在了地上。可是，“污点”顽强地反抗着。男孩们都冲了上来，把书从他手里抢回来。斯大林本人也冲了上来，夺走了书，然后立刻溜之大吉。这一次，斯大林被禁不准出神学院一步，而凯尔巴克阿尼则被开除了。然而，反讽的是，索索的成绩提升了，他大多数科目得了代表着“优异”的4S，逻辑课则得了5。他从始至终都对历史课抱有兴趣。事实上，索索很喜欢历史课老师尼古拉·马哈塔泽，他是索索在神学院里唯一尊敬的教师。日后，斯大林也不惜代价拯救过马哈塔泽。[2]
与此同时，“污点”失去了对斯大林的控制，却依然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们的关系快要崩裂了。有一次，这位督察又发现斯大林在读禁书。他跳了出来，夺走了他的书。令其他同学称奇的是，斯大林竟然把书从“污点”手里夺了回来，并继续读了起来。阿伯西兹震惊了，他大吼道：“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斯大林揉了揉眼睛，回答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污点’。”他终于越过了界。
“污点”肯定朝思暮想着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见习牧师除掉。当时又正值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4月7日，斯大林因没有问候一位教师而得到了最后一次处罚。两天之后，神学院开始放假了，而斯大林再也没有回去过。1899年5月，学院日志记载：“因没有出席考试……被开除。”但是，和斯大林一生中的大多数事件一样，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
“我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开除的。”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吹嘘道。但“污点”对他的调查和指控可不仅仅是在教堂里嬉闹，甚至也不是在城中召开秘密的马克思主义集会。
那些比斯大林有更多零花钱的男孩会在圣山上租房子，他们会在这里举行读书会。然而，这些格鲁吉亚年轻小伙也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所以，除了读书会外，他们还会在这里办派对，邀请女孩光临，并在一起喝酒。和英国公共学校的校长一样，神父们，特别是“污点”督察，对学生的管辖也不仅限于学校之内。他们会在大街上巡逻，把那些前去戏院、酒店和妓院的学生逮个正着。
休假时的斯大林是个喝酒和泡妞的高手。在休假时，他或许在哥里闯了什么更大的祸。他还爱恰尔克维阿尼家的那个女孩吗？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她，甚至在年逾古稀时也曾聊起过她。不过，多年之后，他也曾记得哥里的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丽莎·阿科波娃。事实上，他曾于1926年寻找过她——这暗示着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一次，丽莎给他回了封信。信中写道：“我发誓，您对我们的关心让我无比开心……无论顺境逆境，我都是您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您没有忘记的话……您美丽的邻居丽莎会永远守护着您。”就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地位而言，丽莎敢给他这么写信实在胆大。不过，1938年，斯大林又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比丽莎这封更加离经叛道。
一个女人写信给斯大林，声称自己的侄女普拉斯科维亚·米哈伊洛夫斯卡娅——昵称“帕莎”——是斯大林于1899年生的女儿。“如果您还记得您的青年时期，您就不会忘记。您当然也不会忘记黑色小眼珠的帕莎。”信中还写道，斯大林的母亲试图寻找这个孩子，而后者也记得有凯可这位奶奶。帕莎的母亲告诉她，她的父亲“致力于拯救国家，并因此被流放了”。帕莎长成了一个“高大而又苗条的格鲁吉亚美人”，她是个打字员，已经结婚，但她母亲和丈夫都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她是在1930年左右于莫斯科失踪的。
这封信或许是针对政治家的恐吓信，但以下事实同样不能被忽略：斯大林——他没有整理个人档案的习惯——要求属下把这封信归档了。信中提及他母亲的那一段或许是真事，因为格鲁吉亚青年的风流韵事时有发生，要是索索真的撞到了这种事，深爱他的凯可肯定会帮忙。进而言之，那时正值“大清洗”的高潮期，只有讲真话的人——或找死的疯子——才敢给斯大林写这样一封信。如果斯大林情史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对这封信置之不理。但事实上，斯大林从来都不缺女朋友。我们无从考据信里提及的帕莎是否真有其人，但就写信人对她的描述和写信的时间而言，这封信应该是可信的。
如果阿伯西兹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或凯可害怕神学院会发现斯大林的风流韵事，那么，她在其退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能理解了。1899年的复活节期间，索索都是在哥里的家中度过的。据说，他得了慢性肺炎。或许，他是真的病了。“我把他从学校带了回来，”凯可坚称，“但他并不想离开。”可是，她肯定很失望。
索索想必夸大了他被开除的细节，为这件事披上了辉煌的色彩。他并不是因为革命被开除的，而在此之后，他依然和神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传记作家说，他是因为缺席考试而被开除的，但如果他真生病了的话，缺席考试是可以被原谅的。事实上，教会不但通融让他做了寄宿生，还奖给了他5年共达480卢布的奖学金；他们甚至为他网开一面，允许他补考，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教职。
事实上，说斯大林因缺席考试而被开除仅仅是阿伯西兹神父干掉这个麻烦分子的温和手段。1910年，斯大林曾对拷问他的宪兵说：“我没有于1899年毕业是因为，我被出乎意料地告知，为了继续学业，我得再付25卢布……我没有付，所以被开除了。”“污点”狡猾地提高了学费，斯大林没有付，他离开了。阿韦尔·叶努基泽——差不多于同一时期认识了斯大林的前神学院学生——的表述最为准确：“他逃离了神学院。”不过，对斯大林的开除充满争议。
斯大林曾告诉自己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他是在被告发后才被开除的，他说这对他造成了“打击”。在他被开除之后，又有20位学生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索索的对头曾声称，索索背叛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把他们的名字告知了院长。据传，在此之后，斯大林曾在狱中坦白过，但他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者。的确，这帮人之后真的成了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当然擅长于诡辩和背叛，可是，如果这件事广为人知，他还有可能被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地下革命组织吗？即便是托洛茨基，也觉得这种说法太荒诞了。更有可能的是，这是他对这一指责讥讽式的回答。不过，这条流言依然有发酵的那一天：斯大林曾被怀疑是奥克瑞纳的间谍。无论如何，每一年，神学院都会开除很多学生。
索索，这位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革命者，依然“征用”了从神学院图书馆里借来的书。1900年秋，神学院试图找到他，想罚他共计33卢布的逾期未还款，可那个时候，他已经转入了“地下”。神学院再也找不到他了。教会从来没有得到赔偿，而“污点”再也没有收回那些书。[3]
斯大林不是一个合格的神父，但在寄宿学校的这几年给予了他很好的古典教育，并让他获益终生。反讽的是，“污点”不但逼迫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让他学会了控制他人的技巧——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监控、安插间谍、侵入他人内心、干扰他人情感”——而他将在此后执政苏联的过程中使用并升级这些技巧。
斯大林一生都痴迷于神父一职。后来，当遇见神学院的同学或神父之子时，他经常会小心地敲打他们：“神父的职责在于教育人们理解人性。”而他也总是会运用具有煽动性的宗教式的语言。1929年，当他终于成为领袖时，他写道：“我出生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养育了我，并让我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斯大林在神学院的经历为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让外国人对他刮目相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秘书记载，在1943年于德黑兰会议见面后，罗斯福彻底地被斯大林迷倒了，他“对于斯大林原本要成为神父这一点十分着迷”。
虽然斯大林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他却没有彻底遗忘上帝的教诲。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过反布尔什维克的演讲，而当两人于“二战”期间会晤时，他却原谅了丘吉尔：“那些都是往事了，而往事只属于上帝。”他对美国大使埃弗雷尔·哈里森说：“只有上帝才能原谅。”他曾经的伙伴，比如卡帕纳泽，成为了神父，可他依然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经常聚会，而他们会在大醉酩酊后唱起赞美诗。他曾半开玩笑地把东正教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只有圣人才是完美的。上帝创造了穷人，他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无论他说得多么好听，他的行为却是更强有力的证明：他无情地压制教会，清洗和流放了很多神父——直到1943年，他才恢复了主教的职位，而那只是因为时值“二战”期间，他想以此举争取旧时爱国主义者的心。[4]
那么，他到底视上帝为何物呢？一封信或许道出了他的心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把一些鱼当礼物送给他的门徒阿列克谢·柯西金（此人是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总理），并附上了一份手写的信：“柯西金同志，这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而我则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J．斯大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改变了人类历史轨迹的前第比利斯神学院学生真的把自己视为了上帝的代言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数次聊到他对斯大林的困惑：“（在神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有所改变吗？他的天性中依然有与我们共通的对普罗大众的怜悯，这莫非就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许，正是“神职”的这段经历教会了斯大林“一个信教绅士所具备的处事方式”。
现在，这位最反对基督教的绅士彻底抛弃了基督教。即便是像佐达尼亚这样温和而又高贵的社会主义者也觉得他和拉多太出格了。索索对这帮人提出了抱怨：“他们对工人进行了教育，却没有把他们培养成革命者。”他在朋友面前指责佐达尼亚，并告诉他们，他发现了一个天才的革命者的作品。那个人叫“图灵”，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化名之一。日后，乌里扬诺夫将变成列宁。
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如果没有列宁，我将一辈子都待在神学院，唱一辈子的赞美诗。”可历史终究把两人联系在了一起。他总是和革命同道们聊起这位身处远方的革命人士。他说，他将把一生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宣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见到他！”可是，在他和列宁见面之前，他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亟需处理。凯可因他离开神学院“对他生气”，他只好在哥里外的金芭莱丽花园躲了几天。他的朋友会给他带吃的。他回到了第比利斯，但很快就和支持佐达尼亚的同宿舍好友们决裂了。他搬了出去。他已经和神学院的朋友闹翻了，现在又和同宿舍好友针锋相对。他树敌无数，现在又轮到了第比利斯比他年长的革命者。无论这位粗鲁而又傲慢的男孩身处何方，麻烦总是如影随形。
* * *
[1]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断定，1890年之后，斯大林基本没见过贝索。但是，很多档案资料以及坎戴德·恰尔克维阿尼的回忆录都显示，在此之后，他一直都和酗酒的父亲保持着联系。
[2] 1931年9月，被关在第比利斯梅特希监狱里的历史老师给他曾经的学生——当时的苏联领袖——写了一封信。于是，斯大林给高加索的政治领导人贝利亚写信：“73岁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被关进了梅特希监狱……我从神学院时期便认识他，我认为他不可能对苏联政权造成什么伤害。我请你释放了这位老人，并将结果告知我。”
[3] 乔治·古尔德杰夫——《与伟人际会》的作者，这位通灵者具有极大争议，有人视他为骗子，有人则视他为精神导师——说，斯大林和他是神学院时期的同学，斯大林甚至还住在他位于第比利斯的家。可是，身为亚美尼亚人的古尔德杰夫是个妄想狂：他出生于1866年，比斯大林年长12岁，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曾在神学院读过书。斯大林当时是寄宿生，不太可能住在别人家。古尔德杰夫还说，他当时有个叫“尼杰拉泽王子”的朋友，而“尼杰拉泽”是斯大林在巴库时期的化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尔德杰夫的话是真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曾迫害过通灵者，尤其是“古尔德杰夫们”，他们经常遭到枪杀。
[4] 1943年9月4日，被流放的俄罗斯大牧首谢尔盖和两位大主教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并于当晚和斯大林展开了一场奇怪的对话。斯大林说，他想恢复大牧首制、教会和神学院。谢尔盖认为恢复神学院为时尚早。斯大林则回答道：“恢复神学院更好一些。”可是，他又假惺惺地问道：“你为什么没有教会骨干了呢？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谢尔盖富有策略地开玩笑道：“他们之所以不见了，是因为虽然我们把他们的其中一位培养成了神父，但他却成为了苏联的领袖。”那一晚，斯大林一直在回忆自己的神学院生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午夜3点。“尊敬的大人，”他以这句话和主教道晚安，“目前来说，我只能为你做这些。”
8 气象员：党派和王子
索索需要一份活计和一个家。他成了气象员。虽然听上去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第比利斯气象站员工的身份是对他绝佳的掩护。在此之前，他在哥里的朋友、拉多的弟弟瓦诺·克茨霍韦利已经是气象站的员工了。1899年10月，斯大林住进了他位于观象台下方的宿舍。[1]当时他只是“实习气象员”。他一星期只上三天班。值日班的时候，他会在上午6点30分至晚上10点之间每隔一小时记录一次气温和气压，而他的月薪则有20卢布。他的夜班则是晚上8点30分至早上8点30分。然后，他就开始放假了。他会把休息日都用在革命工作上。1899年晚些时候，在索索的热情支持下，拉多开始组织罢工运动。这是格鲁吉亚最初的几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一。
新年那一天，在拉多的指挥下，有轨电车——它们归当地的比利时人所有——的工人进行了罢工，整个城市都陷入了瘫痪。秘密警察正在暗中监视拉多和他那帮具有革命倾向的气象员。1900年伊始，警察便冲进了气象站，逮捕了斯大林，把他送往梅特希监狱。这是斯大林首次遭逮捕。逮捕他的官方理由是，贝索没有付清他在家乡迪迪里洛的税单——虽然这听上去更像是宪兵对斯大林的警告。
斯大林没有钱，不过，他那些富裕的朋友（以达维塔什维利为首）一起集资帮他付清了税单。这件事当然不会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不过，贝索的确去气象站看望过索索好几次。
当凯可听说贝索又开始和她的儿子接触，这位雷厉风行的母亲立刻赶到第比利斯，前去“拯救”她儿子。她坚持要住在索索的房里。
在被释放，而试图介入自己生活的母亲也回了老家之后，斯大林又展开了动员全城工人阶级的活动：这一次，他点燃的是铁路工人的热情。他一直都待在火车站的仓库里，“那是一栋长条形的石头建筑，上面有大大的格子窗，敲击声震耳欲聋，火车冒着烟轰鸣着进站”。最初，他的同志们让他负责两个铁路工人秘密团体——所谓的“小团体”。据斯大林回忆，当时的他“完全是个菜鸟，一个毫无经验的初学者”。
斯大林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他的行头恰如其分，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来自于乡下的革命者，大抵就长成这样”：胡子、不修边幅的长发、黑色绸缎的俄式上衣，以及一条红色领带。他甚至故意让自己显得很不整洁。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他永远都穿着那身脏兮兮的上衣和一双早已失去光泽的靴子”。
索索不知疲倦地教育着他所负责的小团体，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我们为何贫穷？”他的问题直戳这一小帮工人的痛处，“我们为何被剥夺了权利？我们又怎样才能改变命运？”而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工人们非常信服这位年轻的“布道者”——很多革命者都是神学家和从虔诚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这并非是巧合。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给索索取了个外号，叫作“神父”。“这是一次神圣的斗争。”第比利斯的革命者米哈伊尔·加里宁说。而同一时期，正在另一城市做革命启蒙工作的托洛茨基则回忆说，很多工人都认为革命组织像“早期的基督教会”，他们却被教育必须成为无神论者。
“时至今日，‘委员会’一词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可在当年，‘委员会’和‘党’这样的字眼……对于年轻人而言，就像是美妙的音乐。”托洛茨基说，“那时候，18～30岁左右的年轻人风云际会。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和流放，可他们无所畏惧，并以抵抗为荣。”
现如今，对革命事业坚信不移的索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成功。
1900年5月1日，索索组织了一场地下集会。此次集会影响深远，而索索巨细无遗的安全防范颇具他日后的行事作风。5月1日是“社会主义的圣诞节”。当时，秘密警察正在追捕拉多，而后者则逃往了巴库——里海边的石油城市。拉多的缺席正好为斯大林提供了领导的机会。
集会前夜，与会者都收到了会议指导和行动暗号。当晚，500位工人和活动家来到了第比利斯城外的山区，挥舞着灯笼的放哨者进一步把新的暗号和路径告诉他们。他们在集会中唱起了《马赛曲》。和其他演讲者一样，索索站在了岩石上，发表了他的首次大型演讲，他鼓动工人们展开罢工运动，而佐达尼亚和“第三集团”则反对他的主张。
索索这一方取得了胜利。铁路工人以及贝索工作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展开了罢工。
“你为什么来这儿？”贝索看到索索，愤怒地问道。
“为了向这些同志致以敬意。”索索回答。
“为什么你就不能学门手艺呢？”这是父子之间记录在案的最后一次见面。贝索最终还是失业了，他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汉、社会的残渣，永远沉沦到了酗酒、贫苦和绝望之中。
秘密警察终于知道了“索索·朱加什维利”这个名字。他们的报告称，索索、比他年长好多且认识列宁本人的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以及业已成为传奇的殴打神学院院长的席尔瓦·吉布拉泽就是该次罢工的领导者。斯大林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虽然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第比利斯仍然宁静。这里的生活充满田园色彩，每当夜晚来临，马路边的咖啡馆总是热闹非凡。革命者们几乎过着一种学生时代的生活。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出色的电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曾在第比利斯火车站和斯大林携手工作——的女儿安娜回忆道：“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大声争吵，一起阅读，并不知疲倦地讨论，而在此期间，他们还会弹着吉他唱歌。”在第比利斯，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通过“阳台电报”，从这个葡萄藤缠绕的阳台传到另一个阳台。
虽然斯大林的革命事业才刚开始，他已经学会把他的同志们分成英雄、追随者和对手了。他先是找到了一位新导师。亚历山大·“萨沙”·楚卢基泽王子是拉多的朋友。这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总是穿着讲究的西装。拉多和楚卢基泽出身的社会阶层高于斯大林：拉多是神父的儿子；而“红色王子”的父亲则是格鲁吉亚最富有的贵族，他母亲奥林皮娅达·舍瓦什泽的家族则是阿布哈兹的统治者。[2]在此之后，斯大林曾赞扬过拉多和萨沙王子“令人称奇的杰出智慧”。当时的斯大林并不嫉妒他们，因为他们早已过世了。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人才称得上是英雄，那便是他自己。在他蔑视众生而又极度自负的一生中，他自认为拉多、萨沙王子和列宁仅仅接近过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不能和他同日而语。他说，他是他们的“弟子”。
那些被神学院开除的进步学生成为了斯大林最初的追随者：1901年，神学院又开除了40名学生。其中包括在神像上撒尿的伊利沙贝达什维利（斯大林的前学生）和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阿廖沙”·斯瓦尼泽。后者在索罗拉基大道上租了一间房，那里正处埃里温广场附近。斯大林会给这个小团体上课，并给他们开书单——其中的书多达300本。“他不仅仅是在读书，”伊利沙贝达什维利说，“他是在把它们吃下去。”阿廖沙·斯瓦尼泽和贵族阶层关系不错，还有三个漂亮的妹妹。后来，斯大林成了他的妹夫，两人直到“大清洗”时期才分道扬镳。不过，此时的斯大林还未认识他的妹妹们。
斯大林的另一位追随者则是刚从哥里来到第比利斯的西蒙·特尔—彼得罗相。这位年仅19岁的年轻人是个疯狂的人，并将于不久之后以“卡莫”之名被人熟知。和斯大林一样，他也是在斗殴、偷果子和“最喜欢的运动——拳击”中度过童年的。“为了能学到些什么”，他住进了斯瓦尼泽的家，不过，当时的他还梦想成为一位军官。他那暴君般的父亲不同意他和斯大林在一起，说斯大林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可是，据特尔—彼得罗相回忆，他“父亲于1901年破产了”，并由此失去了对他的控制。他说：“斯大林是我的导师。他教我文学，还借我书看……我很喜欢左拉的《萌芽》！”斯大林“像磁石一般吸引他”。
但是，作为导师的斯大林却没有太多耐心。特尔—彼得罗相在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斯大林便命令他的另外一位追随者瓦尔登安去教他。“索索在一边躺着看书，我则在教卡莫俄文语法，”瓦尔登安回忆说，“但是卡莫不够聪明，他总是把‘卡姆’（‘对谁’的意思）说成‘卡莫’。”斯大林不耐烦了，愤怒地站起身来。他嘲笑卡莫道：“这个字读‘卡姆’，不是‘卡莫’！记住它吧，bicho（男孩）！”在此之后，乐于给手下取绰号的索索就给特尔—彼得罗相取了个“卡莫”的绰号，特尔—彼得罗相将之沿用了一生。虽然卡莫学习语言不在行，他对马克思主义却颇为痴迷，并被斯大林本人“迷住了”。“从现在开始，你得读更多的书！”斯大林教导他说，“你可能会成为一位军官，但是你最好还是放弃，从事另外的事情……”斯大林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般，一步步把卡莫塑造成了他的忠诚的手下。
“从一开始，索索就是个天才的地下活动家，是他教会了我们用地下活动达到目的。”瓦尔登安说，“我迷恋他谈吐的方式，迷恋他的笑声，迷恋他的行为举止。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模仿他，所以，我的朋友就叫我‘索索的留声机’。”
然而，索索从来不是个无忧无虑的格鲁吉亚小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已是个特别与众不同且神秘的人”。当时刚刚认识他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大卫·塞基拉什维利说，斯大林“走在第比利斯的大街上，他身材消瘦，脸上全是痘疮，穿着相当随意，手里捧着一大包书”。
斯大林参加了一次由阿廖沙·斯瓦尼泽组织的疯狂派对。当客人们喝了很多用西瓜汁和白兰地调制的鸡尾酒而酩酊大醉时，索索却坐在阳台的沙发上读书，还做着笔记。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他：“他在哪儿呢？”
“索索在读书呢。”阿廖沙·斯瓦尼泽说。
“你在看啥书呢？”朋友们嘲笑索索道。
“拿破仑·波拿巴的回忆录。”索索回答，“他犯下的错太奇怪了，我把它们记了下来！”早已大醉的贵族们哄笑了起来。他们给这个痴书入迷的鞋匠之子取了个绰号叫“昆库拉”（意为“走路蹒跚者”），因为他走起路来永远风尘仆仆且一瘸一拐。可是，像斯大林、拉多和萨沙王子这样志向远大的革命者们可没有闲暇时光来喝鸡尾酒。
格鲁吉亚正“孕育着革命的种子”。据安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只有到了深夜，才会和朋友们一起回到家。他们在桌边坐下，有人打开了一本书，大声地朗读了起来”。他们读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列宁刚刚创办的《星火报》（Spark）。在其中，列宁憧憬了一个由少数军事精英领导的革命党。
这一全新的革命模式让斯大林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激动不已。之前，他们是被大批工人所拥戴的业余革命家，可现在，他们决心成为职业革命家，领导地下党派大步前进。那时的索索虽然只有22岁，但他已经对斗争乐此不疲——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他决定和佐达尼亚、吉布拉泽决裂，以个人意愿重塑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他的语言如刀剑般残忍。”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兹登·阿尔申尼泽说，“他讲起话来有股一意孤行的味道，却也活力四射。他经常语出讥讽，当他讽刺某人时，那人就好比挨了一鞭子一样。”当他“暴怒”的聆听者抗议时，他则会“道歉，解释说这便是无产阶级的语言”。据他说，无产阶级“说话粗鲁，但总是能道出真理”。
在秘密警察和工人的眼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是个“知识分子”。可是，在工党中的温和派看来，他则是个“浑水摸鱼的年轻同志”，“对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层抱有强烈的敌意”。据达夫里舍维回忆，他们公开嘲笑索索“既傲慢又惹人厌”。吉布拉泽甚至抱怨道：“我们让他负责鼓动两个小团体，引导他们反对当局，没想到，他竟然鼓动他们来反对我们。”
斯大林、他的精神导师和追随者会在“库拉河畔芳香的相思树下”聚会，他们会喝“由小摊贩提供的廉价葡萄酒”。然而，斯大林领导的首次罢工的成功让秘密警察注意起他来。他们想要在1901年5月1日罢工再次爆发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宪兵部队曾针对革命“领导人”斯大林做过一份报告，他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了他在组织地下活动方面的才华：斯大林是“一位领导铁路工人的知识分子。据观察，他行事相当小心谨慎，走路时总是会注意自己的身后”。他很难被抓捕。
1901年3月21日至22日凌晨，秘密警察奥克瑞纳逮捕了革命领袖库尔纳托夫斯基和马哈拉泽。[3]他们把气象站包围了起来，守株待兔般地等着斯大林。斯大林坐着有轨电车回到气象站。突然，他透过车窗看到气象站边上有好几个表情冷漠的便衣警察——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一样容易被辨识。他没有下车。等到秘密警察离开之后，他才回到了气象站，收拾东西赶紧离开。他再也不能住在那里了。
这次突袭改变了斯大林的命运。如果说在此之前，斯大林还有一丝过上普通人生活的幻想，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幻想都灰飞烟灭了。他曾考虑做一位教师，靠课外辅导赚每小时10戈比的外快（虽然他通常只会把他的学生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过活，并指望着他的朋友、资助者和党为他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从那一刻起，他正式加入了托洛茨基所谓的“那个叫作‘地下革命活动’的危险游戏”——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地下世界，有着其特殊的习俗、严格的礼节规矩和无情的游戏规则。
索索进入了这个秘密世界，并随身带着他的劳动节罢工游行计划。
高加索总督戈利岑王子带着哥萨克士兵、骑兵、炮兵和步兵在第比利斯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广场。1901年4月22日，星期日早上，大约3000名工人和革命者在士兵集市的门外聚集了起来。哥萨克士兵注意到事态不妙，不过，索索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注意到参加示威的人“穿的都不是当季衣服，而是厚实的大衣和加索式的羊皮帽”。他问他们为何这么穿，一位同志回答道：“这是索索的命令。”
“为什么？”
“我们将会是第一批挨哥萨克士兵抽的人。”
的确，哥萨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个角落里等待着。中午时分，“枪声终于响起”，示威者们沿着果洛文斯基大道来到埃里温广场。他们和神学院学生们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马赛曲》和《华沙曲》。哥萨克士兵骑着马向他们冲了过来，挥舞着军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们也拔出了刀向他们冲来。这场“绝望的冲突”一直延续了45分钟，哥萨克士兵没有放过大街上任何一个超过三人的人群。写有“终结独裁”的红色条幅从一人手里传到另一人手里。14名工人受了重伤，15人被逮捕了。第比利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取得胜利。事后，温和的佐达尼亚遭到了逮捕，并入狱一年。他的《耕耘》报关门大吉。斯大林却逃往了哥里，在那里藏了几天。佐达尼亚对这位“年轻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斯大林才崭露头角呢。不久之后，他和他的同盟便开始主张“公开斗争”——即便付出“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讨论着怎样才能成功暗杀第比利斯宪兵队的副队长拉夫罗夫上尉。不过，真正的战争却在铁路仓库里爆发了。铁路主管韦杰涅夫强烈反对斯大林所组织的罢工行动。
与此同时，斯大林遇到了另一位关键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一个亚美尼亚商人的儿子。和高加索财阀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师。不久，他还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儿。
邵武勉“身材高大、结实，长着一张白皙的脸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为斯大林提供了解决韦杰涅夫的方案：当这位铁路主管坐在办公室里时，一支手枪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开火，直接击中了他的心脏。
没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这一枪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据当时广为流传的、无政府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所有温柔的亲情、友情、爱情、感恩，甚至是尊严，都必须……为唯一的对革命工作的激情让路”。这是一场被敌我双方都称为“秘密活动”的毫无道德标准——也许，“毫无规则可言”更恰如其分——的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只有理解了“秘密活动”的本质，我们才能洞悉苏联本身：斯大林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秘密活动”成为了他治国之术的精髓，也牢牢地控制了他的脑海。
从那一刻开始，斯大林总会在腰间携带一支手枪。在对沙俄帝国的争夺战中，革命者与秘密警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地下斗争。[4]
* * *
[1] 气象台至今仍在，只不过，它和格鲁吉亚其他所有机构一样破烂不堪。斯大林的房间得以保存，里面还有几件据说是他的东西和一块破旧的牌匾：伟大的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于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第比利斯气象站生活与工作，并领导了抗议沙皇当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
[2] 在俄国，从商的中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经常会同情革命者。但是，格鲁吉亚的中产阶级也能依靠当地人对本地的热爱之心，以及他们具有贵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泽家族是圣彼得堡的谄媚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阿布哈兹和革命者发生联系。乔治·舍瓦什泽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丹麦公主，亚历山大三世的遗孀，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的大臣。俄国革命之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舍瓦什泽家族中那些留在苏联的后人都受到了内斯特·拉科巴（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斯大林的部下）的庇护。
[3] 当时，格鲁吉亚最炙手可热的俄国革命者是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点驼背，业已秃头。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列宁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甚至在苏黎世见过普列汉诺夫。很多最具声望的革命活动家并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国人。在火车仓库里，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得到了为人和善、蓄着姜黄色胡子的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协助。加里宁的祖辈是农民，当时的他就是个铁路工人。而斯大林正是在此时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后，加里宁一直担任他的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另一些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则是格鲁吉亚人。其中包括佐达尼亚、吉布拉泽、米哈·茨哈卡亚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他们都是1892年“第三集团”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