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和那些知识分子吵架。”卡莫回忆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愿意去参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是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读了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华的学校。
当时，达夫里舍维正和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打得火热。他“很高兴在哥里一别后再次和索索相遇”。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甚至还被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有聊不完的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可他也势利地说，斯大林“不认识第比利斯的任何人”。
达夫里舍维显然小看了斯大林。就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业已结识了很多要在将来和他一起执掌苏联大权——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轻革命者。有一次，谢尔盖·阿利卢耶夫从巴库带来了一台印刷机，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爱的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阿利卢耶夫写道：
我一回头，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走进了隔壁房间。
“他是我们的人。”贝比说。
“我是你们的人。”年轻人重复了贝比的话，把我请了进去。他坐在我边上，问道：“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虽然当时的索索比阿利卢耶夫年轻10岁，但这个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挥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卢耶夫转移印刷机。他们已然成为革命事业中的同伴了。可现在，阿利卢耶夫把他请进了家，让他认识了他那位美丽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后，斯大林曾抱怨说，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人们“从来不会放过他”，总是“想和他上床”。
* * *
[1] 当列宁抵达他的流放地后，他先是批评了火车站站长占用了当地一位商人的图书馆，然后，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以及他的岳母叫了过来，让她们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还请了一个女佣，让她打扫自己的房间。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一家会帮助“生活习惯相对整洁”的农民。列宁说，他的流放地简直就是“西伯利亚的意大利”，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克鲁普斯卡娅说：“大体而言，流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流放体制会优待贵族、东正教的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而对犹太人和波兰人就没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宁和他的朋友尤里·马尔托夫是于同一时间因同一项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为俄国贵族的列宁对他平静的读书假日颇为享受，而同为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犹太人马尔托夫却被流放到了图鲁汉斯克，在天寒地冻的北极圈里遭罪。
[2] 即便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位遥相呼应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便反对“让工人阶级参加革命运动”。他们所信仰的，其实是“一种以工人阶级之名领导国家的寡头政治”。斯大林坚信，把工人选举入党的委员会会让党内充斥太多业余的革命家，也会带来更多的警察间谍。列宁主义者也对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不抱有好感。大多数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人都认为必须让更多的工农参加革命，并把土地还给农民，所以他们变成了孟什维克。在佐达尼亚这样的政治鼓动者的领导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受民众欢迎；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比俄国的孟什维克更强调武装斗争。直到1907年之前，吉布拉泽、诺伊·拉米什维利和斯大林一样主张剥夺和征用。然而，最终，布尔什维克以其纪律性和反对武力剥夺赢得了斗争。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并不那么明晰。比如说，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像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派”，而孟什维克中也有“强硬派”。
[3] 1934年，曾经在斯大林逃亡途中给他面包的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给他们，并送了一台收音留声机。1947年，靠领抚恤金勉强过活的库古罗夫写信给斯大林说：“苏联的最高元帅J．V．斯大林同志，很抱歉打扰您。您曾于1903年在我家住过。1904年，我曾带您去过扎尔科夫。我们在泰雷特站遇到了警察，我为您撒了谎，并把您送到了巴拉宾斯克。而我却因替您撒谎被监禁入狱，还挨了十鞭子。我请求您的帮助。”库古罗夫撒谎的可能性极低，可读到信后的斯大林却说自己不记得了，要求库古罗夫提供更多的细节。也许斯大林的确不太记得他那次逃亡时的细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因为库古罗夫拒绝帮助他逃跑而在报复他。
[4] 《信仰》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它严重地损害了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者的形象，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在1918年缔造独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人，或1921—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内的“右倾分子”。1925年，想要继承列宁席位的斯大林开始寻找并企图销毁这篇文章的复本。1934年，他两次联系了舍瓦尔丹（第一次是通过后者在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第二次则是通过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时期的老相识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舍瓦尔丹把文件埋在了他的村子里。1937年“大清洗”期间，斯大林命令米高扬和贝利亚前往埃里温，处决300位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米高扬唯独保住了其中一位，那就是舍瓦尔丹。不过，后者依然遭到了逮捕。他的家人销毁了文件。1941年10月24日，正值德军大举进攻之时，贝利亚枪决了舍瓦尔丹。但是，斯大林依然没有销毁所有的《信仰》复本。茨哈卡亚保留了一份。
13 布尔什维克的情人
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会跟随斯大林从监禁、死亡和阴谋的恐怖世界飞升至权力的巅峰，而后再次跌落到监禁、死亡和阴谋的地狱。这一切都是拜斯大林所赐。
谢尔盖“和他的吉普赛先人一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迷人男子。他经常和人斗殴。如果有人胆敢欺负工人，他肯定会揍他们”。他的妻子奥尔加的娘家姓氏为费多伦科。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是个真正的大美女”，也是个多情的人。据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说，奥尔加“经常坠入爱河”。
奥尔加的父母都是德国人，两人都很有事业心，对女儿也有很高的期望。谢尔盖·阿利卢耶夫是他们的租客。他的祖先是吉普赛人，世代为农奴。他从12岁便开始工作了。13岁那年，奥尔加原本是要嫁给当地的一位肉肠制作商的，可她却爱上了自家的租客。两人私奔了。她父亲拿着皮鞭把谢尔盖赶出家门，但为时已晚。谢尔盖和奥尔加参加了革命运动，还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当时，阿利卢耶夫家的小女儿还是个幼儿，但他家的大女儿已经懂事了。她就是在这位多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他家总是会有年轻的革命者出没，而他们永远在变化之中——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深色皮肤又显得神秘的年轻人，奥尔加就好这一口。格鲁吉亚人便是她的菜。“她和波兰人发生关系，然后是一个匈牙利人，接着是个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土耳其人。”斯维特兰娜说，“她喜欢南部的男人，有时她还会嘲笑说‘俄国男人都是乡巴佬’。”
在众多情夫中，奥尔加·阿利卢耶娃最喜欢的是列宁忧郁的信使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可当时此人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和斯大林。据说，她儿子帕维尔·阿利卢耶夫曾说母亲“先是追了斯大林，然后才追了库尔纳托夫斯基”。据称，她的女儿娜迪亚也承认母亲和这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她的孙女斯维特兰娜把话写得更加直白：奥尔加“总是对斯大林很温柔”，但“孩子们日渐习惯了两人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总有结束的一天，家庭生活得以继续”。[1]
斯大林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很有可能是真的，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司空见惯。
身处地下的革命党人虽然看起来颇为拘谨，实则在性方面相当开放。他们中的有些人早已结婚了，却也会因为共同从事火热的革命事业而产生感情，发生关系。
没和阿利卢耶夫一家在一起时，斯大林便是在指导卡莫和他那群年轻的“索索主义者”工作。他会在下达紧急命令时这么说：“现在，我来吐口痰——你得在这口痰干了之前回来汇报！”
很快，卡莫便在党内脱颖而出。他擅长执行命令、设置印刷机和偷运传单。他从来没写过一篇文章或发表过一次演讲，但已经成了某些方面的专家，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年轻人。在他粗鲁、冒失（且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里，卡莫大量记叙了他和斯大林当时的情况。他说，为了在分发宣传单时不被发现，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妓院，“因为那里没有‘幽灵’”。他身上总是缺钱，因此他甚至当起了牛郎。他先是和一个医生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她收留了他。“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女房东要如此悉心地照料我。然后，我就和她发生了关系。我恶心坏了——可是，我又没有其他隐秘的地方住，只好满足她的要求，还问她要钱。”
还有一个犹太护士也资助了他。卡莫和她也发生了关系。“在此之后，我就逃离了，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他不是唯一一个靠女人生活的革命党人。有个传记作家（虽然此人没有明说消息来源，但他所得的信息一般颇为可靠）说：斯大林也曾和一个叫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的女人发生过关系。这个女人是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她甚至还帮他从商人那边敲诈勒索过钱。
卡莫的铁哥们儿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昵称“塞尔戈”，是个虎落平阳的年轻贵族。塞尔戈本来是个男护士，生性好斗又多情，长得又相当英俊——这个格鲁吉亚人看上去更像是漫画中的角色，有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鼻梁很高，胡子十分浓密。
“来当我的助手吧！”卡莫催促塞尔戈道。
“那我到底是王子的助手还是洗衣女工的呢？”塞尔戈对卡莫开玩笑道。他这么说，是因为卡莫是易装方面的高手：他扮过头顶篮子的小商贩，也扮过穿着锡卡西昂棉毛交织呢制服的王子，甚至是穷学生。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则是扮演提着一篮子衣物的洗衣女工。塞尔戈也结识了斯大林，这让他最终迈向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巅峰，也最终毁了他。
很快，斯大林、卡莫和塞尔戈这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吸引了整个城市的注意。塞尔戈的堂妹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2]回忆，她曾在艺术协会剧院里见过三人，而当时剧院正在上演《哈姆雷特》。当哈姆雷特死去的父亲幽灵再现时，他们把成百上千的传单撒向了枝形吊灯，传单紧接着又被吹散到了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观众的膝上。然后，三人便溜之大吉。他们还来到国家剧院，把传单撒到了副总督的头上。
仍在争取党内同志原谅的索索回到了巴统。接待他的是孟什维克党人吉布拉泽和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可他们对斯大林却颇为冷漠。
娜塔莎·科尔蒂娃回忆，有一天她听到敲门声。“谁？”她问道。
“我！索索！”
“索索，我亲爱的！我给你往伊尔库茨克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逃了！”
她把她的情人迎进了家门。他穿着军队制服，那是他经常使用的装扮。当时，罗曼诺夫王朝的军服业已普鲁士化，不同军阶有着不同的样貌，而很多革命者都喜欢穿这些花哨的军服以掩饰身份。娜塔莎告诉她的同志们索索回来了，“有些人很高兴，有些人则很不痛快”。孟什维克党人拉米什维利便命令娜塔莎拒绝接待索索。
“把他踢出门外，”他怒吼道，“否则的话我们就开除你。”
斯大林不想为难娜塔莎，便径自离开了。可拉米什维利却开始恶意散布谣言。他说，斯大林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是个密探。穿着军装的斯大林前后搬了8次家。最终，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了娜塔莎那里。对斯大林忠心耿耿的娜塔莎筹集了一点钱，送斯大林回了第比利斯。
“索索，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再次失败的话，我们又会怎样？”她问他。她记得斯大林抚摸着她的头发，吻了吻她，对她说：“不要害怕！”
一个铁路工人借了一身制服给他——据经常看到索索往来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火车售票员回忆，这身制服“包括一顶尖帽，还有铁路查票员穿的短上衣和手电筒”。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忘记娜塔莎。在抵达第比利斯之后，他假借医生的身份给她发了份电报，邀请她前来。“娜塔莎妹妹，你当地的大夫太荒唐了。如果你病情恶化，请来这里，这里有更好的大夫。”
可她却说：“出于家庭原因，我不能前往。”难道是因为她的丈夫回来了？斯大林愤怒了。
当时，他正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一个较他年长的布尔什维克，“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忙于写稿和编辑一份地下的格鲁吉亚语报纸。这份名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报纸是在第比利斯的工人街区的地下印刷印制的。4月，他又回了巴统一趟，却依然没受到什么款待。
在一次劳动节的海边庆典上，斯大林遇到了几个孟什维克党人。双方都喝了一点酒，争执变成了斗殴。斯大林被打了一顿。
他遇到了娜塔莎·科尔蒂娃，后者业已拒绝和他同居。“我冲上去想要拥抱他，”她回忆道，“可愤怒的索索却对我吼道：‘滚开！’。”[3]
索索在巴统被人打，还遭到了拒绝，回到第比利斯又会被宪兵盯梢，于是，他只好回到了哥里。他躲进了舅舅乔治·格拉泽的家，还见了凯可。据达夫里舍维回忆，当时哥里出现的传单上有署名为“彼得罗夫”的文章，而那正是斯大林的又一个化名。
7月底，茨哈卡亚把斯大林派往了格鲁吉亚西部——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这两个地区，他想在那里成立伊列梅季亚和明戈瑞利亚委员会。斯大林先是取道库塔伊西，这座格鲁吉亚的区域中心城市有3万个“马车夫、警察、酒馆老板，以及皮肤苍白的官僚和无所事事的小贵族”。茨哈卡亚派给斯大林的这个任务至关重要，因为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民——特别是古里亚的——比沙俄帝国其他区域的农民都要政治化。这片偏远的“山区，潮湿的山谷，种满玉米、葡萄和茶叶的山坡”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渐渐觉醒。斯大林得到了两个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一是红色贵族萨沙·楚卢基泽，其二则是他新认识的朋友，声音洪亮、能说会道的年轻演员布多·“枪管”·穆季瓦尼。此时，俄国迎来了一个最为诡异的时刻，而斯大林则在此时撞上了大运：日俄战争正在消耗帝国残余的生命。1904年7月，社会革命党把当局强硬派的内务大臣普列韦炸了个粉碎，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经验的贵族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王子。米尔斯基想要缓和一下国内的情绪，没有想到，抗议运动和暴动反而更加严重了。
格鲁吉亚西部的农村已经被点燃。农民们揭竿而起，向贵族发起攻击，夺回了土地，并把沙皇的警察赶了出去。斯大林频繁地在高加索地区来往。他曾十多次离开第比利斯，前往各地组织革命运动，还在库塔伊西集资，用这些钱来资助弗拉季高加索和新罗西斯克的运动。奥克瑞纳注意到斯大林回到了第比利斯，他们于10月记录：“逃亡的流放犯朱加什维利已经成为格鲁吉亚工人党的首领。”宪兵企图在第比利斯伏击他，但他收到了线报并成功逃跑了。有一次，他和布多·穆季瓦尼一起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第比利斯的奥塔查拉监狱。可两人再次脱逃。警察向他们开枪，布多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索索。
在格鲁吉亚西部执行任务时，斯大林会随身携带钓鱼竿和其他钓鱼装备。他被当地警察逮捕，却成功地说服后者，说自己只是个捕鱼人。9月和12月，他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巴库——欣欣向荣的石油之城。12月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的传单的鼓动下，工人们组织了一场罢工。他们取得了胜利。
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派别渐行渐远。当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发展革命先锋队时，孟什维克却精明地为造反的农民献上了他们真正想要的：土地。在库塔伊西的基地，狡猾的斯大林企图用诽谤、谎言和挑拨离间来攻击孟什维克。一个当地的孟什维克党人不得不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一览无遗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政治伎俩：
科巴同志（斯大林）告诉你，我们反对你，并想把你从委员会除名（孟什维克党人诺伊·科梅里克写道）。但我发誓，这纯属子虚乌有，科巴告诉你的一切都是恶意的谎言！是的，他污蔑了我们！我对此人的粗鲁感到担忧。我知道他是个小人，我也不期待他有此等“勇气”承认自己撒谎。然而，他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最终目的——即他的野心——是让自己成为全国仰慕的伟人。可是……上帝并没有赋予他如此高尚的品德。所以，他不得不使用挑拨离间、谎言和其他“伎俩”。他是个肮脏的人，他玷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
斯大林声称，他有权力除掉任何他想从委员会除掉的人，虽然他本人也知道，这并非事实。科梅里克叫他“唐吉诃德·科巴”——然而，斯大林的“粗鲁”却为他赢来了胜利。[4]
斯大林对列宁在党内取得的胜利颇感兴奋。1904年9月，他给他哥里时期的密友、身在莱比锡的达夫里舍维写了两封信，盛赞列宁是“山鹰”，并攻击孟什维克，声称他的“委员会犹豫不决”，但他“说服了他们”。他说，普列汉诺夫“不是傻了，就是被恨意和敌意冲昏了头脑”，而佐达尼亚则是个“蠢蛋”。这个格鲁吉亚人虽然还是无名小卒，但已胆敢向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巨擘叫板了。他的信达到了目的：列宁第一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名字。“山鹰”表扬斯大林是他的“彪悍的科尔基斯人”[5]。
1904年新年的晚上，索索在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的贵族俱乐部召集了一小簇铁路工人。当时，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正在组织一场所谓的“宴会运动”，企图游说沙皇立宪。可布尔什维克对这种折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甚满意。正当宴会的主席刚要发表演讲时，斯大林带着工人们冲了进来，并要求讲话。宴会运动派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斯大林大喊着“独裁下台”，并指挥工人们唱起了《马赛曲》和《华沙曲》。宴会被中断了。1月2日，沙皇在日俄战争中败下阵来，远东第一港旅顺港的军队向日军投降。1905年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1月9日，星期天，当斯大林身在巴库时，具有革命者和警察间谍双重身份的加蓬神父带领着15万名工人，唱着赞美诗向圣彼得堡的冬宫前行，想要向沙皇提交一份谦逊而忠诚的请愿书。哥萨克骑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朝天开了两枪以示警告，但工人们继续向前走去。士兵们对人群开枪，继而发生了暴乱。200名工人被杀，几百人受了伤。“再也没有上帝了，”加蓬神父低语道，“也再也没有沙皇。”
这个血腥的星期天震惊了整个帝国的人民。示威、种族屠杀、杀戮和革命运动如暴风雨席卷而来。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农民们烧毁了宫殿和他们主人的图书馆，多达3000幢庄园被毁。军队也陷入了混乱。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沙皇的陆军正在缩减，沙皇的海军正在毁灭，而旅顺港的军队竟然可耻地投降了——独裁统治行将就木。”可是，沙皇还幻想着奇迹的发生。他下令执行了海军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行动：他让他那早已千疮百孔的波罗的海舰队几乎绕了地球一圈，绕道非洲、印度、新加坡，来到远东和日本战斗。如果尼古拉二世的这次赌博赢了的话，这次战役将成为千古美谈。只可惜，他失败了。
沙皇革除了背运的内务大臣。新上任的内务大臣向他指出，作出政治让步或许势在必行。“可是，那样做的话，人们或许会觉得我是害怕革命爆发。”沙皇回应道。
“尊敬的殿下，革命已然发生。”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将1905年的革命称为“带妆彩排”。当时，革命变得真切可触，如火如荼地席卷整个帝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加索地区的暴动。斯大林正是在这里习得了他将受用一生的革命手段。他终于可以在革命的风暴中大展拳脚了。
“高加索的工人们，报仇的时刻来临了！”他写道，“他们企望我们遗忘挥舞的皮鞭、呼啸而过的子弹和成百上千被杀戮的同志们，可是，这些英灵在我们耳边低语着：‘替我们报仇！’”
* * *
[1] 在斯大林娶了奥尔加的小女儿娜迪亚之后，他和奥尔加之间的“情事”又重新浮出水面。有传言说，斯大林其实是娜迪亚的父亲。两人都听闻过这一传闻，但事实上，当斯大林认识他们一家人时，娜迪亚已经3岁了。与此同时，在1904年，索索还在追求一个更为传统、家境优越的格鲁吉亚女孩。他向这位名为妮娜·古尔格尼泽的女孩求婚，可后者拒绝了他，并嫁给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律师。索索咒骂道：“你怎么可以嫁给那个邋遢的人！”1937年，这位律师被枪杀了。
[2] 米娜朵拉娘家姓氏为奥尔忠尼启则，她是一个孟什维克。她嫁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后者也和斯大林走得很近。1918年，当孟什维克党宣布格鲁吉亚独立时，米娜朵拉是唯一一个在声明上签字的女性。1921年，在斯大林和塞尔戈重新征服了格鲁吉亚后，她和托罗舍利泽——当时第比利斯大学的校长——住在一起。而后者珍藏了一份《信仰》的复本。1937年，两人遭到逮捕。“大清洗”期间，身为孟什维克的米娜朵拉被释放了，而身为布尔什维克的托罗舍利泽却被处以枪决——此次事件充分显示了“大清洗”的荒诞和随意性。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或许并非巧合：斯大林曾经喜欢过米娜朵拉。米娜朵拉写过回忆录，但没有发表。
[3] 在此之后，科尔蒂娃成为了一名党员，还成为了巴统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她的回忆录是用象形文字化的格鲁吉亚语写就的。虽然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她却敢于写下她是如何拒绝斯大林的以及他是如何发火的。本文是她的回忆录首次被披露。
[4] 1918—1921年间，诺伊·科梅里克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的土地资源部部长。1924年，他领导了孟什维克党人的叛乱，并由此被逮捕及枪决。他的这封信被宪兵没收了，接着散落在了档案库里。鉴于这封信如此直接地揭露了斯大林的政治伎俩和野心，它的消失不可思议。20世纪50年代晚期，贝利亚——当时，这位政治局的显贵正在负责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失势，害怕自己会被斯大林清洗。现今公开的资料显示，贝利亚从格鲁吉亚人那里听说了这封信的存在，想要收集对斯大林不利证据的他派了一个档案学家秘密寻找它。可是，贝利亚没有找到它。直到1989年之后，这封信才重新浮出水面。
[5] 科尔基斯——意为“金羊之地”——是格鲁吉亚的古称。因此，“科尔基斯人”就是“格鲁吉亚人”的意思。
14 1905年：山地之王
1905年以杀戮为始，也以杀戮为终。在这个革命的年份，青年斯大林初次尝到了指挥军队和权力的滋味，他投身到了武装斗争和剥夺行动之中。2月6日，正当他在巴库时，几个亚美尼亚人在市中心射杀了一个鞑靼人。阿塞拜疆鞑靼人展开了报复。这则新闻传播了开来。早已对亚美尼亚人的财富和成功眼红的当局并没有制止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鞑靼人，反而大开城门，让他们冲了进来。
这帮阿塞拜疆鞑靼人在五天内杀死了他们所见的每个亚美尼亚人。这种强烈的憎恨出自于双方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出自于对亚美尼亚人财富的嫉妒和领土争端。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席卷了整个帝国，巴库也陷入到了混乱中，种族屠杀、烧杀抢夺、抢劫、枪杀和割喉暗杀屡见不鲜。可巴库总督纳卡希泽王子和他的警长却无所作为，放任自流。哥萨克骑兵把信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交给了阿塞拜疆鞑靼人，还为后者提供了武器。一个亚美尼亚石油大亨在其豪华的府邸中被一个阿塞拜疆鞑靼人偷袭了。石油大亨用一把温彻斯特来福枪抵抗，直到射光了所有子弹，最终被大卸八块。不过，最终，更加富裕、武装更加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反击，开始屠杀阿塞拜疆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要彼此屠杀。”市长说。“街上躺着成百上千的尸体，”巴库大屠杀的见证者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墓地里也躺满了尸体。尸体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女人们疯狂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则在搬运成堆的尸体。”至少有2000人死亡。
斯大林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战斗小分队，成员主要是穆斯林。他命令他们尽可能把这两个种族分开，与此同时又想尽一切办法窃取任何可以用的印刷设备，还通过收取保护费来为党提供资金支持。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巴库当地人艾萨德·贝伊[1]说，斯大林“找到（亚美尼亚人）家庭的头头，严肃地通知他，阿塞拜疆人很快就要杀到他们家来了”，“在亚美尼亚商人为布尔什维克捐赠了一笔资金后，斯大林把他们护送到了乡下”。
在此之后，索索赶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斗争同样一触即发。整座城市已因罢工而瘫痪了。警察把革命党人抓了起来，哥萨克骑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追逐着示威者。
斯大林协助组织了一次旨在防止屠杀爆发的示威游行。他还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传单，让卡莫到处散发。他提醒人们，沙皇正在利用“对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来“维系其早已被血玷污的王座，以掩饰他对诚实公民、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的屠戮”。
2月13日，斯大林领导了一场号召“与在我们心中播种仇恨种子的恶魔作斗争”的示威游行。他自豪地报告，多达3000张传单被散发了，而“（人群）最前方有个旗手高举着旗帜，传达了强烈的信号”——这个旗手非他本人莫属。然而，此时此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已然变得无法弥合。
佐达尼亚，这个贵族出身的孟什维克领袖从流放中归来了。他的权威和他明智的支持农民的政策为他赢得了格鲁吉亚人的民心，让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变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在第比利斯委员会里，此前在巴统怀疑过斯大林逃亡真相的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公开指责斯大林是政府的间谍，虽然他无法提供证据。在佐达尼亚的支持下，孟什维克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委员会。很快，布尔什维克也效仿其法了。
4月，斯大林前往格鲁吉亚西部。在那里，武装革命者和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政府和司法机构，虽然有些农民认为“所谓委员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这个“警察无法介入的共和国”内，纵火和暗杀事件已成为常态。斯大林疯狂地写作，在集会上大肆批评巴统和库塔伊西的孟什维克。在一场辩论会上，“科巴同志从晚上10点开始发表意见，他的讲话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然后，他剃掉了胡须，穿上了黑灰色的衣服，易装躲进了树林，直到夜晚来临才逃出来。
斯大林的孟什维克对手是诺伊·拉米什维利。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口才绝佳，“25岁，高高瘦瘦，总是笑眯眯的，讲起话来充满活力”。孟什维克党人哈里顿·恰维奇维利见证了两人之间的对决，其场面犹如两个拳击手的冠军赛。拉米什维利首先到来，然后，“著名的索索，即科巴同志，到来了。他比拉米什维利矮，但和他一样清瘦。他看上去更冷静、深邃。他的脸更加粗糙，或许是因为那些痘疮。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格鲁吉亚式的，然而，他总是让人觉得很新鲜，难以捉摸。他既像一头狮子，又像一只猫。他是在掩饰什么吗？他有什么秘密吗”？恰维奇维利也对他的口才——或缺乏口才——印象颇深，“他不是个演讲家”，却是“掩饰的高手”。尽管拉米什维利是更优秀的演讲者，但他认为斯大林讲话时“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眼神坚毅……讲话简明扼要，且极具说服力”。即便是当“著名的索索”输给孟什维克党人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工人们还是会眼里含泪亲吻他”。
可是，索索的自鸣得意经常会遭到犹太孟什维克憎恨，他们会故意挑衅他。在一次辩论会上，他直接冲着孟什维克党人发火道：“上帝给列宁派了这些孟什维克的同志，列宁已经出离愤怒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马尔托夫、丹和阿克塞尔罗德都是被割了包皮的犹太人！你不能和他们吵架，更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
斯大林在库塔伊西时，附近奇阿图拉的矿工向他求助。这个矿山小镇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唯一占优势的地区。为了能保持优势，他开始在这里长住下来。奇阿图拉位于两座雪山之间，四周皆是峭壁，空中云朵低垂。它正在经历迅速的发展：这里有俄国最大的锰矿，产量占全世界的60%。在这里，3700个“皮肤黝黑的”工人长期在暗淡无光的矿井中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吸着粉尘，却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洗澡对于他们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只好睡在矿井里。科捷·钦察泽——斯大林未来银行攻袭案中的枪手——说：“畜生的生活境遇都比这些奇阿图拉的工人好。”
一个炎热的夏日，2000名黑不溜秋的矿工——他们全身被粉尘覆盖，就像是在上演一场白人扮演黑人的秀——聆听了孟什维克党人以及斯大林的演讲。恰维奇维利见证了这一幕。“战略大师”索索先让孟什维克党人讲话，让观众对他们产生厌倦。等轮到他演讲时，他却说他不想再让他们感到无聊，因此不想再演说了。“于是，工人们请他继续讲”，而他则花了15分钟，“极其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出奇地冷静……他好像是在进行一场新鲜而又平和的对话……他貌似没有望向任何人，却注意到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赢得了这场辩论。相比孟什维克党人中那些口若悬河的演讲者，他平实的演讲技巧反而更得工人们的心。多年之后，当他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天才演说者辩论时，他运用了相同的技巧。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他对恰维奇维利解释说，孟什维克党人是“杰出的演讲者，可是，当你要射击近距离目标时，大炮是不管用的”。
恰维奇维利说，斯大林控制了奇阿图拉，后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堡垒”。索索“在那里很有声望。他身边的人比他年长一倍，文化程度也比他高一倍，可是，他在当地所受的欢迎和崇拜让他得以对他的起义军实施铁一般的纪律”。当地的人都叫他“著名的索索”或“科巴军士长”。他在漂亮的女学生帕西亚·戈尔多瓦——她便是在1907年第比利斯银行攻袭案中身藏左轮手枪的女孩——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印刷所。
著名的索索成为了武装起义军的领袖。他在格鲁吉亚创建了红色战队，把他们武装了起来，并掌握了指挥权。这支队伍中有一半是农民。“建立战斗分队至关重要。”斯大林写道。斯大林的确是个出色的军事和武装运动组织者——但是，从此之后，他不但获得了军权，还产生了他是个中天才的幻觉。
这时候，连孟什维克也武装了起来。他们指派斯大林的对手拉米什维利创立他们自己的军事技术委员会以及炸弹制造厂。到了1905年年中，这些民兵武装组织成为了格鲁吉亚农村的实际控制者——虽然哥萨克骑兵还是会时不时偷袭他们。有些时候，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会和孟什维克合作，有些时候则不会。
斯大林武装了奇阿图拉的矿工，并任命瓦诺·奇亚萨什维利为指挥官。“索索同志经常会来布置任务。我们一起建立了红色战队。”奇亚萨什维利说。他训练了分队队员，指挥他们偷运枪支和弹药。在奇阿图拉火车站，恰维奇维利看到斯大林给另一位红色战队首领钦察泽下达了命令。钦察泽是个红发的帅小伙，不仅英勇无畏，而且生性多情。他招募了很多女学生，而她们中的很多人都爱慕他。钦察泽和斯大林的分队挫败了俄国军队，偷袭了颇遭人恨的哥萨克骑兵，攻袭了银行，处决了间谍和警察，直到几乎整个省都落到了他们手里。钦察泽得意地说，奇阿图拉“成为了一个预备军基地”。
索索时常出入奇阿图拉，亲自指挥游击战。令人称奇的是，当他在奇阿图拉时，那些贵族的锰矿主竟然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并保护了他。他先是藏身于巴托洛梅·克克利泽的庄园，接着又躲进了锰矿工业家协会副主席伊万·阿巴希泽王子的家。伊万·阿巴希泽和舍尔瓦什泽王子、亚米拉克瓦里和大卫王子——即神学院教师“污点”——都相识。（阿巴希泽王子还是现任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曾祖父。）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革命党人都至少部分地接受了大商人和中产阶级的资助。这些资助者对沙皇政权倍感失望，也对政权缺乏真正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俄国，像纺织业巨头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是布尔什维克最大的资助者，而对于律师、经理和财会人士而言，“向革命党提供资助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格鲁吉亚比俄国更有甚之。
但商人和中产阶级资助革命并非仅仅出于好心和慈善。斯大林很有可能从他那些狱友和他在巴库和巴统的经历中习得了收取保护费的技巧。现在，那些有钱人正向斯大林缴保护费以换取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他们不愿意给钱，他们的矿井就会被炸毁，他们的经理将会被处决；反之，斯大林就会保护他们。
他的两位战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讲述了斯大林高超的谈判技巧：他总是谈判中有利的一方，并向对方展示了黑白通吃的能力。据G．瓦沙泽回忆，有一次，有些老板遭到了抢劫，而“负责搜寻‘罪犯’的并非当地的公民，而是J．V．斯大林”。据N．鲁哈泽回忆，有一次，“几个小偷从一个德国锰矿公司的经理那里偷了11000卢布，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把钱找到并还回去。我们照他的吩咐做了”。
这些富翁也想让斯大林来保护他们——毕竟，奇阿图拉的暗杀事件时有发生。钦察泽写道：“资本家胆小怕事，吓吓他们，他们就会把钱吐出来。”另一方面，“奇阿图拉的组织决定除掉”警察和间谍。处决警察和间谍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此时的斯大林已然风生水起。他的队伍在山林中有军火，他的印刷所散发着他本人写的文章，他在集会上的表现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变成了“山地之王”。富有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律师毕本涅什维利写道：“科巴同志和萨沙·楚卢基泽成为了我们的大炮。”不过，这仅限于奇阿图拉，孟什维克还是在高加索的其余地区占有优势。
“我必须在高加索四处奔波，参加辩论，为同志们鼓劲。”索索对身在国外的列宁汇报道，“孟什维克四处游说，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没有人手（至少人手不够，孟什维克的人比我们多两三倍）……他们掌控了第比利斯的绝大多数地区，还有巴库和巴统的一半区域。但是，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半的巴库、一半的巴统、第比利斯的某些区域和包括奇阿图拉（这个锰矿区拥有9000～10000名工人）在内的库塔伊西地区。古里亚则归属于倾向于孟什维克的中间派。”
斯大林在孟什维克党中的一个对手写道，他“不知疲倦地工作，频繁地来往于古里亚、伊列梅季亚、奇阿图拉、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制造派别争端，竭尽全力把脏水往孟什维克身上泼”。[2]他不择手段地抵制孟什维克，他说：“为了反对他们，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
1905年5月5日，新上任的自由主义的总督走出第比利斯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欢迎乐队，挥舞的带羽毛的帽子、佩戴金色肩章的官员和夸夸其谈的下属”。68岁的伊拉里翁·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驯马师、石油产业投资人、伟大贵族家庭的后裔”。他娶了沃龙佐夫公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王子的侄女，并以此身份而为人所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是沙皇的家庭密友，同时也是他的大臣。他是个开明的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任了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去当古里亚的区长。然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到任得太晚了，而他的政见也时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在中国奉天（今沈阳）的战役中，由农民组成的沙皇军队非但伤亡惨重，还最终败给了日本。5月27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历经了荒唐的环绕地球之旅——他们在途中所获得的唯一一场胜利是在北海击沉了一艘英国渔船——后，极其耻辱地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日本舰队击溃，连海军司令都被俘虏了。这些灾难性的消息在俄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犹太人遭到了屠杀。6月14日，“波将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的船员引发了兵变。
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刚上任没几天，他的地位便已危在旦夕：第比利斯的反抗者已经武装起来，火车站遭受武装革命者袭击，巴库发生了大屠杀事件。伯爵的自由主义姿态被残酷的现实撞得粉碎。他的将军和哥萨克骑兵对第比利斯的革命者展开了突袭。很快，他就会变得焦头烂额：斗争已经公开化，武装革命行动四处发生，工人们已经行动了起来。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在1905年，从算命先生到妓女，每个人都参与了罢工。”
6月9日，斯大林钟爱的红色王子萨沙·楚卢基泽因肺结核去世。他的葬礼在库塔伊西举行。多达五万人参加了葬礼游行，他们一路伴随萨沙的灵柩前往康尼墓地，一路高唱《马赛曲》。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仍是警察追捕的对象，他还是在墓地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激情四射，以至于其中一位聆听者直到30年后依然能把它背出来。[3]
那个时候，著名的索索极其忙碌——向东前往第比利斯，向西前往巴统，又从巴统前往库塔伊西，四处指挥着他的多支战斗分队。“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毕本涅什维利男爵说。当时，几乎每个年轻革命者都会把玩炸弹、偷来的枪械，参与抢劫银行的行动。“几乎每一天都有一起‘政治暗杀’或袭击某个代表旧政权的人物的事件。”光天化日之下，地主、宪兵、官员、哥萨克骑兵、警察间谍和背叛者被频频谋杀。第比利斯的前总督戈利岑遭遇了亚美尼亚达什纳克会的袭击，他之所以逃过了一劫，是因为他穿了一身防弹衣。总督向沙皇汇报，在1905年2月至1906年间，总共有136位官员被暗杀，另有72位在袭击中受了伤。在整个俄国，共计3600位官员被谋杀或受了伤——这些官方数据很有可能比实际的数量要小得多。巴库的总督纳卡希泽王子被达什纳克会谋杀，而他的警长则被一个布尔什维克干掉了。
“各种党派费尽心思策划恐怖活动，他们之间甚至有竞争。”斯大林哥里的朋友达夫里舍维说。索索命令他在库塔伊西的战斗分队从库塔伊西兵工厂窃取军火。他们租下了兵工厂附近的一所房子，在房子底下挖了一条通往兵工厂的地道——只可惜，地道最终坍塌了。
在历经了血腥星期天和一系列屠杀行动之后，第比利斯的哥萨克骑兵成了革命者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命令卡莫和他的战斗分队对他们发起攻击。仅在6月22日至25日之间，沙皇的骑兵们就遭到了5次炸弹袭击。
在第比利斯的冬宫里，年迈总督的幻梦已经被击碎，他的精神快要崩溃了。而在总督无法染指的、混乱不堪的革命者的温床上，斯大林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茁壮成长了起来。像卡莫这样目不识丁的莽夫总能在天翻地覆的时代赢得机遇，可斯大林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策划行动，却也是辩论、写作和组织方面的高手。他是指挥、操控和制造混乱的天才。总督宣布执行戒严，并把权力交还给了他的将军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