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萨瓦镇——这个小镇位于奇阿图拉和杰鲁尔火车站之间——的一位年轻神父在集市上遇到了一个陌生人。“我是哥里的科巴，”陌生人说，“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想和你谈点私事。”说着，斯大林把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4]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知道神父有几头驴，并请教他怎么从萨瓦镇翻山越岭前往奇阿图拉。他还说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区域。”
神父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对他和他年幼的孩子十分了解。他还观察到当地红色战队的队员们站在集市之外。“当时，萨瓦镇已经没有警察了——红色战队完全控制了这个地方。”“哥里的科巴”显然是红色战队的首领。他礼貌地请求神父将驴子借他一用，并说，如果神父能带他去奇阿图拉，他将给他可观的50卢布作为报酬。神父一听到斯大林会给他钱，便平静了下来。
斯大林坚持要请神父去当地的酒馆里喝上一杯。
“我来之前他们会提前通知你的。”离开前，斯大林对神父说道，“神父，千万不要迟到。我要在一日之内来回。我们都是年轻人。”
不久之后，神父收到了消息。斯大林带着两个手下来了。手下们把鞍囊挂在驴子身上，那里面装着钱和印刷机，很有可能还有军火。斯大林知道通往奇阿图拉的火车经常遭到搜查，于是想利用这一最为安全的方式前往他的“布尔什维克堡垒”。
在旅途中，神父和这位前神学院学生聊了起来。他们在树荫下稍作休息，而斯大林则会靠在神父的膝上打一会儿盹儿。在斯大林成为领袖后，加切奇拉泽神父曾后悔自己没有在当时杀掉他——在当时，“每个人都喜欢他”。“即便是我也喜欢他——他为人沉稳，严肃得体。他甚至会为我朗诵诗歌，并告诉我那些都是他自己写的”。斯大林仍然为诗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我的有些诗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呢。”斯大林对他吹嘘道。他很少聊起政治，还撒谎说“警察之所以想抓他，是因为他有个奇阿图拉的朋友因一个女孩和人打架，他帮了他一把，但帮过了头”。他对神父秀了秀自己僵硬的手臂，说这是他在打架过程中所受的伤（这是关于他手臂残疾的又一种说法）。斯大林会在吃饭前祷告。“你瞧，我还记得怎么祈祷呢。”他笑着说。他会一路前行一路唱歌。“音乐有慰藉灵魂的作用。”他说。
一个农民请神父和斯大林去他家吃饭。斯大林喝得酩酊大醉，“用丝缎般温柔的嗓音”唱起了歌。结果，这个农民想“把女儿嫁给他”。
神父赞扬他道：“要是你矢志不渝的话，你肯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父。”
“我是个鞋匠的儿子，我要和那些贵族出身的孩子竞争，但我比他们都强。”斯大林回应道。
他们来到奇阿图拉。斯大林带着鞍囊离开，走进了集市。等他回来的时候，鞍囊已经空了。“现在，我至少可以在回程的路上靠在鞍囊上休息了。”他说。
这便是斯大林隐秘的1905年夏日——这个持枪的首领让驴子带着枪械和经费从炎热的山区穿梭而过，来到了奇阿图拉。
哥萨克骑兵和革命者在第比利斯展开了拉锯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群众都会聚集在埃里温广场的市政厅前。他们挡住市政厅的大门，要求当局作出更为彻底的变革。8月29日，正当一帮学生讨论尼古拉二世的内务大臣布雷金所提议的国会改革方案时，一帮哥萨克士兵冲了进来，并对他们开了枪。结果，60名学生被杀，200人受伤。
斯大林赶紧回到第比利斯，和自己的同盟邵武勉策划反击。他先是写了一份传单，赶往奇阿图拉，而后又赶紧返回第比利斯，并于9月25日展开了一次出色的反击行动。达夫里舍维说：“斯大林一回来我们就给出了信号——圣山上点亮了一个红灯笼。当晚8点，同伴们在主要营地外开起枪来……当哥萨克士兵冲出来时，我们朝他们扔出了手榴弹。”斯大林的战斗分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9起袭击。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武装人员及宣传人员早已在街头联合了起来。10月13日，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孟什维克党人会面。双方同意展开政治协商，并就武装斗争展开合作。他们决定要给即将崩盘的独裁统治致命的一击。在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农民和士兵们联合起来成立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其中最著名的则是在圣彼得堡。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10月6日，莫斯科—卡赞铁路的罢工事件升级，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停摆。沙皇的独裁统治似乎终于要灭亡了。
索索如此写道：“暴风雪即将席卷整片俄国大地，洪水将把所有陈旧的和腐烂的冲刷而去。”
在圣彼得堡，即便是极度缺乏政治敏感的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统治行将就木。他想要向日本人求和，但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有悖于他对神圣统治的坚定信仰。他对他那些富有斡旋能力的大臣抱有嫉妒和憎恨之心，但他的母亲和舅舅逼迫他咨询聪慧的前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维特正要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在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的支持下与日本签署和平合约。临走之前，他极具说服力地告诉沙皇——虽然他讨厌这位皇帝——批准成立国会势在必行。尼古拉二世踌躇不定，然后，他把兵权交给了他好斗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随着罗曼诺夫王朝摇摇欲坠，斯大林出没于第比利斯的街巷之中，与之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 * *
[1] 艾萨德·贝伊是列夫·尼森鲍姆的笔名之一。他是巴库一个犹太石油大亨的儿子，《斯大林：狂热者传奇》（Stalin：Career of Fanatic）的作者。他还以库尔班·赛义德这个笔名写过著名的爱情故事《阿里与妮诺》。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成谜，直到有关他的新传记——汤姆·瑞思的《东方主义者》——揭露了他传奇的一生。他曾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改信了伊斯兰教。尼森鲍姆经常会在传记中添油加醋，因此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并不全然可靠，他所提及的那些轶事缺乏根据，经常被认为是种迷思，但也时常被证明的确是可信的。尼森鲍姆肯定和第比利斯、巴库的流放者们相熟，他写下了他们的故事，但我们还是应该反复确认这些传说的真实性。
[2] 他还在印刷品中延续现实中的斗争。“我们的孟什维克党人实在太令人生厌了！”斯大林在某份传单中批评孟什维克只是虚情假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章中运用了古怪的措辞和比喻手法，读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一头奶牛发现了一朵玫瑰，但这并不能证明这头奶牛是只夜莺”，孟什维克“让我们想起了贼喊捉贼的人”。但是，他总结道：“众所周知，嘴巴只会道出心中痛楚。”
[3] 1940年10月，格鲁吉亚著名作家沙尔瓦·努楚比泽突然被释放，并被带去受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很喜欢他翻译的鲁斯塔维里的作品，甚至还参与编辑过，供过稿。两人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用了晚餐。席间，努楚比泽说自己还记得斯大林在葬礼上说的话，并开始背诵了起来。“天才自有天才的记忆。”斯大林高兴地说。他走到这位宾客身边，亲吻了他的额头。如想了解更为详细的故事，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卡西安·加切奇拉泽神父的回忆录是在斯大林在世期间秘密写就的。在此之后，斯大林的孙子看到他在格鲁吉亚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谈到了他写的回忆录，于是联系到他，并买下了回忆录。该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用驴子越野的描述、他当时的行动和他说的话都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
15 1905年：士兵、乞丐和裁缝
1905年年末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哥里时期的朋友约瑟夫·达夫里舍维——现如今，他已经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派武装队的头目——突然听见第比利斯圣山山脚下的巷子里传来打架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发现斯大林的下属卡莫正举着枪威胁一个陌生的亚美尼亚人。
“你要是不把钞票都放回到你看管的保险箱，我就杀了你！”卡莫说，“想想吧！我数三下。一……二……朋友，想清楚了吗……三！”
达夫里舍维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卡莫的手。“你这个白痴，不能在这里开枪。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的地盘吗！”这片街区是由达夫里舍维的武装队控制的。可是，“过于兴奋的”卡莫挣脱开了，朝那个人开了三枪。
达夫里舍维回忆说：“在第三声枪声响起之后，我们两人都赶紧逃了。”那个亚美尼亚人躺倒在地，渐渐流血身亡。
“天哪，你为什么要插手管我们的事？”两人安全之后，卡莫问达夫里舍维道，“科巴知道后会生气的——你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达夫里舍维同样很生气，说“他的地盘”很快就会被警察查封了。不过，这事还没有完。
斯大林让卡莫邀请达夫里舍维前来做客。两人见面之后，达夫里舍维“告诉他不要在他们维持治安的这片区域杀亚美尼亚人”。
“听着，”斯大林冷静地说，“别为我们担心。卡莫做了他该做的事，你也应该这样。我有个提议：不如你加入我们吧。不要再站在联邦派那一边了。我们是哥里的老相识了，我还记得我们干过的那些事，我很欣赏你的作风。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加入我们吧。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会怎样？”达夫里舍维反问道。
斯大林“没有回答，但他目露凶光，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正当整个俄国社会都分崩离析时，斯大林步入了除了阿利卢耶夫之外的另外一个家庭，而这个家族的命运也将随之而改变。他请自己的门徒斯瓦尼泽为自己找个地方住。[1]斯瓦尼泽，这个蓝眼睛、金头发的聪明小伙当然知道最适合斯大林的藏身之处。菲林斯卡娅大街的3号住宅公寓位于第比利斯市中心，毗邻埃里温广场，军事基地就在它的前方。它有诸多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便是这里有很多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斯瓦尼泽一家的三个女孩亚历山德拉（萨什克）、玛利亚（玛丽科）和叶卡捷琳娜（卡托）在这里开了一家和法国女装设计师赫尔维尤夫人同名的女装店。这家店专门为女士们定制制服和礼服，生意兴隆。
女孩们是拉夏（位于格鲁吉亚西部）人，那里以盛产皮肤白皙的美女而著称。萨什克刚刚嫁给了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这个布尔什维克党人从神学院时代就认识斯大林。不过，玛丽科和卡托依然单身。三姐妹中最年轻的是卡托，她一头红发，身材凹凸有致，“美丽得令人心醉”。姐妹三人聘用了不少年轻女裁缝。这个地方成为了当地女性爱去的地方。
“有一天，斯瓦尼泽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想把索索·朱加什维利同志带到家里来住，并告诉我不要把此事告诉他的妹妹们。我同意了。”莫诺瑟利泽回忆说。
“于是，1905年的某一天，阿廖沙带着一个朋友住进了我们家，这个人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领袖。”莫诺瑟利泽的妻子萨什克说，“他穿得很差，十分消瘦，皮肤是橄榄色的，脸上有少许痘痂，身材比普通人矮小。这便是索索·朱加什维利。”
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我们家不会受到警察怀疑。当我的同志们在一个房间里秘密工作时，我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间为女士们试衣服。”女装店的等候室里总是充斥着伯爵、将军和警官——这样的环境反而是地下党首领理想的栖息地。的确，斯大林在赫尔维尤夫人女装店举行了很多次集会。他会把秘密文件藏在模特体内。
萨什克说：“索索会连续好几天不眠不休为《斗争》报和《新生活》报写文章，莫诺瑟利泽则是报纸的编辑。他会在晚上突然消失，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斯大林当时的总部是库拉河畔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他在医院的地下室里藏了一台印刷机。据达夫里舍维说，由于当时斯大林随时可能遇到危险，所以他“总是带着枪”。不过，尽管斯大林身处危难，他依然有时间打情骂俏和搞恶作剧。
有一次，斯瓦尼泽的侄子、布尔什维克党人匹蒙来访。他无所事事，成天只知道睡觉。
“他就没有醒的时候吗？”斯大林一边摇晃着匹蒙一边发牢骚说。匹蒙醒了过来。“怎么？你是被吵醒了？”斯大林讽刺他道。
“没有，亲爱的索索。”匹蒙继而又睡了过去。“于是，斯大林走到他身边，卷了两根烟，夹在了匹蒙的脚趾之间。然后，他把烟点着了。匹蒙的脚趾被烧到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们哄堂大笑！”。[2]
据萨什克回忆：“斯大林会给我的姐妹们以及女裁缝朗读宣传社会主义的传单，要不然，他就会给我们讲笑话，或捉弄老是犯困的匹蒙。”有一天，女孩们的父母从库塔伊西过来看望她们。“斯大林动情地唱了一首浪漫的歌，所有人都着了迷，虽然她们也知道他是个强硬的人，并且是个为革命献身的人。”卡托的一个侄子回忆道。斯大林还热衷于玩淘气的权力游戏。有一天，女裁缝突然向斯瓦尼泽要求加工资。“我妻子和卡托都吃了一惊，”莫诺瑟利泽说，“因为这些女人的工作境遇都挺不错。不过，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是索索指使她们这么干的。我们都被逗乐了，索索自己也是……”
斯瓦尼泽家三个女儿中最年轻也最漂亮的卡托完全被斯大林迷住了。
此时，在离斯大林栖身的第比利斯女装店千里之遥的圣彼得堡，尼古拉大公正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与其让他接管兵权，还不如赐他一死。尼古拉二世手上的牌差不多快打完了。10月17日，他终于苦涩地被迫签署宣言，批准俄国历史上首部宪法，成立选举产生的议会（即“国家杜马”），并同意出版自由。可是，他很快就反悔了：他的宣言非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使整个帝国的癫狂混乱和血腥暴力继续恶化。
第二天，在里海边的巴库，在达什纳克会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展开了对2月大屠杀的报复行动。他们冲进了巴库的农村，大肆屠杀阿塞拜疆人。很快，油田便燃烧了起来。而在俄国，多达3000名犹太人惨遭杀害。其中最悲惨的一幕则发生在敖德萨。
斯大林走上了第比利斯的大街。“大街上全是挥舞着进行革命、解放格鲁吉亚旗帜的示威者。一大群人聚集在了歌剧院门口。在泛着绿光的天际下，他们齐声唱起了自由之歌。”约瑟夫·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说。另一个目击者说，人群是“如此激愤”，以至于“一个穿着考究的女子脱下了她的红色裙子……把它变成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伊利马什维利看到斯大林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他爬上了电车车顶，振臂高呼着对人们演讲。”但沙皇作出的让步让斯大林的武装革命暂时无法继续推进——如果再往前一步的话，业已腐朽的皇权肯定会被摧毁无疑了。
斯大林写道，杜马“违背了人民革命的意志”，“应该粉碎这个圈套，对这些貌似开明的人民公敌展开无所畏惧的斗争”。沙皇已经失去了俄国——为了能再次得到它，他必须重新开始，“再次征服无垠的俄国”。
斯大林和他的朋友斯瓦尼泽、阿利卢耶夫都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督只对第比利斯的核心地带及其守卫军有掌控权。正如安娜·阿利卢耶娃所说，在这座城市的剩余部分，“武装工人就像军队一样在街道上巡逻。他们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从第比利斯边远地区骑着小种马而来的新朋友们加入了他们。人们总是会停下脚步欣赏这些出色的骑士。他们戴着斗篷，穿着宽大的羊皮大衣和柔软的高筒皮靴……他们是从山上来的农民和牧羊人”。索索依然是这幕戏中最出彩的一位。“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席卷而来，”他写道，“我们听到了勇敢者的呼喊……热血已经沸腾起来！”
街道上已经形成了两批武装人员：由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以及由斯大林、茨哈卡亚和布多·穆季瓦尼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两批武装人员依然处于联盟状态，各自控制着自己的区域。托洛茨基说：“武装工人已经控制了第比利斯的郊区。”第杜比区和那泽拉德维区仿佛已获得了解放，以至于被昵称为“瑞士”。然后，即便是在“《信仰》事件”已经过去了一整年后，斯大林依然没有放弃他所梦想的格鲁吉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他的观点也在工会委员会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塞尔戈·卡夫塔拉泽——此人脾气暴躁，是斯大林在库塔伊西的勇猛手下——甚至称斯大林为“叛贼”。
“我不想因此事和你争吵。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斯大林冷静地回答道。接着，他点上一根烟，目不转睛地直视卡夫塔拉泽的双眼。在会议结束之后，两人很有可能打了一架。卡夫塔拉泽把一盏台灯砸在了斯大林身上。[3]
斯瓦尼泽姐妹组织了一场为革命者集资的募捐会，并在会上把斯大林引荐给了米娜朵拉·托罗舍利泽。斯大林的演讲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志，”托罗舍利泽说，“你觉得我们能徒手推翻沙皇吗？不可能！我们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枪；第二，枪；第三，还是枪！”斯大林开始想尽办法收集枪支。“他的首次行动——也是他所执行的最大胆的行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第比利斯的三个兵工厂，”达夫里舍维说，“在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携带着枪，根本不管枪有多贵！”
发生在巴库和敖德萨的大屠杀加剧了格鲁吉亚形势的恶化。斯大林往来于巴库和第比利斯之间，而这两座城市的革命者则在策划袭击监狱。革命似乎即将大功告成。在圣彼得堡，由托洛茨基领导的苏维埃公开反抗沙皇的命令，成立了革命政府。[4]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进一步加强了对普雷斯那亚各个工厂的控制。但是，事态即将发生剧变：伺机报复的沙皇转而支持了反犹太民粹主义者“黑色百人团”，而后者则在全俄展开了对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大屠杀。鹰派将领获得了权力，士兵们正在聚集起来。沙皇命令格鲁吉亚将军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镇压库里的古里亚的农民和香德利的矿工：哥萨克骑兵正在大举杀来。
10月22日，第比利斯预科学校的7名格鲁吉亚学生被“黑色百人团”杀害。紧随其后的屠杀造成了41人死亡，65人受伤。斯大林的手下多次和俄国哥萨克骑兵及“黑色百人团”展开斗争。
11月21日，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集市上发生冲突，25名穆斯林因此死亡。斯大林和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他们的武装人员，试图把双方分开。他们认为这是奥克瑞纳的奸计。托洛茨基写道，第比利斯就像一个“沸腾的熔炉”，内战一触即发。陷入绝望的总督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控制，他给了吉布拉泽领导的孟什维克党500支来福枪，让他们前去调解冲突。孟什维克的战斗分队起到了让双方休战的作用，却不愿意把枪再交出来。
达夫里舍维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分队并没有参与此次行动，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不在，而卡莫不知道怎么办。“当冲突发生时，斯大林并不在第比利斯。”那么，他在哪里呢？
正当尼古拉二世聚集力量，准备再次征服这片动荡的帝国时，正当革命的激流涌向史无前例的最高点时，斯大林却来到了芬兰。他将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山鹰”——列宁。
* * *
[1] 斯大林并不是通过阿廖沙认识斯瓦尼泽一家人的。阿廖沙及他三个妹妹的父亲西蒙·斯瓦尼泽是库塔伊西的教师，他们的母亲斯波拉则是德瓦利贵族的一员。斯波拉的侄子是库塔伊西的警长，也是德瓦利贵族。斯瓦尼泽一家人和德瓦利警长都曾为斯大林提供过庇护——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格鲁吉亚，人际关系比对国家的忠诚重要得多。
[2] 由萨什克·斯瓦尼泽和她丈夫莫诺瑟利泽提供的回忆录价值连城。他们的回忆录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中期写就的。当时，斯大林已经是苏联的领袖，但两人的回忆都令人吃惊地诚实。萨什克的回忆录没有发表过；在斯大林推动个人崇拜时，莫诺瑟利泽的回忆录被部分地使用，但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被弃用了。在1905年至1906年间，斯大林会在医院接见从乡下前来汇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领袖——邵武勉、斯潘达良、阿韦尔·叶努基泽（也是拉夏人）和布多·“枪管”·穆季瓦尼——都和索索的手下卡莫及钦察泽一样，是斯瓦尼泽家服装店的常客。
[3] 斯大林对此中伤的反应颇令人意外，但他从来没忘记过这件事。如想了解卡夫塔拉泽的命运，请参见本书尾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会参加工会委员会。
[4] 托洛茨基写道，斯大林的“1905年是在枯燥的案头度过的。他写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件的评论稿，可那些稿件却沉闷无比”。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话。
16 1905年：山鹰
——斯大林与列宁的会面
“我很高兴能见到我们党的‘山鹰’。他是一个伟人，一个政治伟人，同样也是一个伟岸的人。”斯大林回忆道，“因为，早在和他见面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他就是个庄严雄伟的巨人。”1905年11月26日，斯大林和其他两位同志被选举代表高加索地区参加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大约在12月3日左右，斯大林以“伊万诺维奇”为化名，踏上了前往帝国首都的旅程——他将在那里首次遇见列宁。
正当索索和其他代表坐着火车北行时，沙皇展开了他的反击：托洛茨基被捕了，苏维埃被取缔了。斯大林一到圣彼得堡便前往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社报到，却发现报社已经被查封。这几个格鲁吉亚人只好在大街上游荡，直到他们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像斯大林这样的外地人竟然能在首都大街上闲逛并他乡遇故知，此事极具时代特色。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几回。但是，当时，他们已经没有闲暇再欣赏风景了。这位朋友收留了他们两天。紧接着，他们终于找到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娅给了他们一点钱、几个化名和前往芬兰坦默弗斯（今坦佩雷）的火车票。当时，芬兰是俄国的自治大公国，由沙皇兼任大公。在这里，1905年的自由气氛得以又延续了一年。
斯大林和其他40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勉强把自己化装成了教师，从圣彼得堡坐了一天的火车，于12月24日早上9点8分抵达了坦默弗斯。他们住进了火车站旁的鲍尔酒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一个房间里。“每个人都很兴奋！”克鲁普斯卡娅说，“革命即将迎来高潮，而每个同志都以最高的热情迎接它的到来。”
第二天是圣诞节。列宁在芬兰赤卫队——布尔什维克工人武装队——总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1]斯大林焦急地等待着。他以为他的英雄肯定会迟到，让他的那些追随者翘首以盼——在他看来，一个领袖理应如此。然而，他错了。他吃惊地发现列宁“早就来到了，并和最普通的代表们聊着天”。那么，他真的是个巨人吗？“我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和老百姓并无二致。你能想象我有多失望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来以“列宁”为世人皆知——虽然其貌不扬，却具有极其迷人的个性。他的身材虽然矮小，却很结实。他过早地谢顶了，但突出的前额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他还有一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斜眼。他为人和蔼，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为此，他倾尽了所有的智慧，主张武装起义的方针，维护远大的革命抱负。回到第比利斯之后，斯大林曾对达夫里舍维说，列宁之所以能从“那些喋喋不休的空想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把智慧和务实结合在了一起。
列宁的父母都是贵族，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和睦的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辛比尔斯克的学校视察员，而他的母亲则是医生的女儿。医生是个地主，并最终成为了议员。他的身上流淌着犹太人、瑞典人和卡尔梅克蒙古人（他的斜眼便源自于这个血统）的血液，也拥有贵族所特有的傲慢与自负[2]：在年轻时，他甚至还因农民破坏他家的庄园告过农民一状。有件轶事很好地解释了列宁对旧俄国的蔑视——他最喜欢的骂人的话便是“俄国白痴”。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曾因自身的贵族身份而被批判过。就此，他回答道：“我又是谁呢？我是地主的子孙……我依然没有忘却那些在庄园里度过的快乐时光……那好吧，不如就杀了我吧！难道我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吗？”他靠自家庄园的收入为生，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愧疚过。
1887年，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被处决了——这件事改变了列宁的一生。家族庄园里的田园牧歌被迫终止了。列宁就读喀山大学法律系，他在那里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的作品。他甚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吸收了俄国武装革命的思想。在被捕并遭到流放之后，他迁往了西欧，并在那里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列宁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者。他说话很小声，总是没法发清“r”这个音。“（但是）一会儿之后，”高尔基在初次见到列宁后写道，“我和其他所有人都被他吸引了……他以极其简洁的方式论述复杂的政治问题。”聆听过列宁演讲的斯大林说自己“被他不可辨驳的逻辑折服了。他说起话来虽然简明扼要，却能完全捕获他的听众，让他们渐渐为之振奋，并最终完全相信了他”。
然而，虽然斯大林颇为崇拜列宁，他也并不惧怕站在其对立面上。当时的斯大林仍未蜕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但他的傲慢和好斗无疑令他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刚认识“山鹰”，便给对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宁邀请他就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做个汇报，可是，当他们就国家杜马的选举展开讨论时，两人出现了分歧。列宁支持参与选举，可年轻的斯大林却站起来言辞激烈地反对他。当时，会堂里一片寂静。出人意料的是，列宁竟然让步了，并让斯大林起草一份决议书。
“在会议间歇期间，”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学习怎样射击毛瑟枪、布朗宁枪和温彻斯特枪。”事实上，斯大林携枪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一次讨论之后，他竟然冲出了会堂，愤怒地朝空中开了一枪——即便是在寒冷的芬兰，这个格鲁吉亚人依然头脑发热。可是，这个会议为时过晚：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工人遭到了伏击。与会代表们听说沙皇的谢缅诺夫斯基军团摧毁了工人最后的阵地普雷斯那亚，莫斯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与此同时，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地区的强硬派将军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和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正准备重新夺回这片区域并摧毁战斗分队。托洛茨基写道：“反动势力羽翼渐丰！”会议在混乱之中结束了。
在斯大林看来，他本人高于除了列宁之外的其他一切代表[3]。“在所有这些夸夸其谈者中，”他自我吹嘘道，“我是唯独一个已经拥有组织领导和战斗经验的人。”
索索回到第比利斯，加入了战斗。
将军们召集哥萨克骑兵，包围了工人阶级街区，严禁集会，下令对革命者格杀勿论。他们还禁止任何人穿戴高加索头巾和斗篷，因为有人可以在那种衣服里面藏枪。1906年1月18日，格里伊兹诺夫将军展开了攻击。佐达尼亚和拉米什维利下达命令，让他们的手下——以及卡莫和布尔什维克——保卫第比利斯的工人区。
4天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战斗仍然在持续。安娜·阿利卢耶娃透过窗户看到哥萨克骑兵“向前行进，朝夜空中开枪。天亮的时候，军队占领了第杜比。哥萨克骑兵骑着马从我们的窗前飞驰而过。街道上全是他们的人”。第比利斯被“不间断的枪声、轰鸣的炮火和街上的骑兵”摧毁。60个革命党人牺牲，250人受伤，280人被捕。安娜回忆说，葱郁的山上躺满了尸体。她看到“两个人被捕，其中一个脸上还有血痕”，她认出那是“斯大林最喜爱的、最无畏的年轻学生”，她大叫了起来。
“卡莫！”
正当格里伊兹诺夫征服第比利斯时，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将军开始镇压格鲁吉亚的西部。战斗分队试图切断通往库塔伊西的铁路，但哥萨克骑兵赶至，一路杀人放火，绞杀革命党人。他们夺回了库塔伊西。据钦察泽回忆，他们的“军队杀害任何他们认得出来的人，在城里放火，抢劫酒馆和商店”。革命党失去了阵地。斯大林来到西部，试图说服农民武装解散，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是，农民们不听他的劝，“我无能为力了。”在镇压了西部之后，阿里汗诺夫—阿沃尔斯基又带着军队来到东部，收回了巴库这片本已混乱不堪、革命情绪高涨的失地，并重新掌控了沙皇的油田。
钦察泽和他美丽的女同志帕西亚·戈尔多瓦对党内的可疑叛徒展开了追杀，那些人还没来得及逃出第比利斯便被处决了。哥萨克骑兵在行省四处搜寻着枪手的踪迹，而后者则逃到了首都避难。无论如何，斯大林红色战队的好日子已经终结了。他们转入地下。斯大林把他们重组成一支秘密暗杀分队。事实上，他已经给他们安排了一项任务。
在哥萨克骑兵肆虐的第比利斯，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聚在了一起。他们要下达一个暗杀令。费奥多·格里伊兹诺夫将军——绰号“屎堆将军”，源自于他名字的谐音——是格鲁吉亚革命的死对头，是高加索革命党人的心头大恨。斯大林召来了他的第一猛将钦察泽。索索和孟什维克“联手”指派他们的另一员猛将阿尔辛·乔尔佳什维利——“斯大林团体中的一员”——在卡莫的协助下暗杀将军。不过，斯大林同时给钦察泽指派了任务：“准备好人手，如果乔尔佳什维利在一星期内办不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于是，他们分成了两批人马：一批直接执行暗杀行动，另一批——钦察泽和斯大林手下另外两个得力干将——则在暗中跟踪着格里伊兹诺夫将军。[4]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暗杀行动两次流产，这都是因为将军当时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与此同时，格里伊兹诺夫再一次在第比利斯展开了大屠杀。
2月16日，将军在一群哥萨克保镖的簇拥下骑马离开了军营。他没有注意到，在总督宫殿的对面，一群格鲁吉亚工人正在给亚历山大花园的栏杆涂颜料。正当他的马车经过时，这帮工人突然扔掉了手中的刷子，把“苹果”——他们自制的炸弹——朝他扔了出去。这位第比利斯的“屠夫”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哥萨克骑兵立刻对这些工人展开追捕，他们四散逃离。不过，受伤的乔尔佳什维利很快就被逮捕并杀害了。他立刻成为了第比利斯的英雄。
那么，这支暗杀行动小组中还有哪些人呢？在此之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孟什维克党人是此次行动的主谋。但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联合行动。钦察泽回忆说，当时斯大林和孟什维克党人“在同一组织内”一起工作。一个亚美尼亚人说是斯大林下达了必杀令。达夫里舍维指出卡莫参与了此次行动。20世纪20年代，两个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因参与谋杀格里伊兹诺夫而得到了一笔抚恤金，格鲁吉亚的档案库最近才公开了两人的进账。种种证据表明，斯大林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员都下达了命令。
一个工人曾回忆说，事发当时，他曾看到斯大林在附近观察。这件事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因炸弹碎片或哥萨克骑兵的追击而受了伤。
萨什克回忆说，那一夜，斯大林没有回家。女孩们担心极了：难道他被捕了吗？在此之后，斯大林说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试图跳上一辆电车，却又滑倒在地受了伤。茨哈卡亚送他去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医院，然后又把他藏在了贝比·博乔里泽的家里。接着，他又弄到了一个老朋友的护照，让斯大林用这个护照前往另一个安全地点。然而，在暗杀行动发生后，整座城市进入了戒严状态，到处都是检查站。士兵们突袭检查了一个公寓，发现一个叫作“乔治·别尔泽尼什维利”的人（其实，他就是斯大林）。此人躺在床上，头上绑着绷带，右眼上也缠着绷带，脸上全是伤痕和淤青。
这些俄国士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没有接到过逮捕一个躺在床上、全身是绷带的人的命令。这个伤者看上去动都不能动，于是，他们离开了。在询问过上级之后，他们又赶着马车前来，想要把这个可疑的病人带去监狱。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病人早已消失在暗夜之中。在斯大林的一生中，他曾多次利用缠绷带的形象逃避了追捕。这只是其中一次。
一个同志在黑夜里把斯大林接上了马车。斯大林“头上和脸上都是伤，用头巾和一件大斗篷掩护着自己”。马车把他送往了另一个安全地点。
在此之后，斯大林回到了斯瓦尼泽家。他把自己被警察追捕，从电车上摔下来的故事告诉了她们。女孩们——特别是卡托——松了一口气。萨什克和她丈夫感觉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渐渐地，”莫诺瑟利泽写道，“当索索在我们家待的日子越来越长，我妻子和我意识到索索和卡托相爱了……”
* * *
[1] 现如今，这里变成了列宁博物馆。这是西方世界仅存的几处纪念列宁的场所之一。
[2] 他的血统有“不可告人之处：他母亲是莫伊舍·布兰科的孙女。布兰科是个犹太商人，娶了一个瑞典人为妻。在之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犹太人过多一直被视为隐患。事实上，1932年，列宁的姐姐安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列宁的犹太血统。斯大林在其上批示：“千万不要再提这封信了！”这封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公开。
[3] 在这些代表中，最为重要的是列昂尼德·克拉辛。此人是个杰出的工程师，颇受女性欢迎，他还是列宁在财政、武装行动和爆炸袭击方面的顾问。斯大林在巴库时便认识了他。在巴库的时候，克拉辛曾帮助那些大公司发明了石油的电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他还为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1905年，他曾利用他和萨瓦·莫洛佐夫这样的财阀的关系帮列宁集资。他还曾联系过女演员科米萨尔日芙斯卡娅——后者把她的票房收入捐献给了革命。不过，克拉辛更擅长于执行武装袭击、攻袭银行和制造炸弹等行动。斯大林还在坦默弗斯认识了雅麦利安·亚罗斯拉夫斯基，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宣传一把手；和斯大林共同流放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成为了列宁的主要幕僚，后成为了苏俄名义上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成为了斯大林的外交部副部长，并在1952年的反犹运动中被斯大林处以极刑。洛佐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指责斯大林的受害者。详情请参见《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庭院》。
[4] 斯大林很擅长运用这种让手下互相竞争的管理模式。1945年，当他要征服柏林时，他曾派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共同执行任务，让两人竞争。
17 穿灰衣的人：婚姻、骚乱（和瑞典）
斯大林团体的核心分子巴楚亚·库布里亚什维利说，“在斯大林的主张和命令下”，一伙人聚集在了他的周围。“我们的任务是秘密购买军火，策动越狱，攻袭银行和兵工厂，以及处决叛贼。”斯大林指派钦察泽建立“技术小组，或曰‘布尔什维克剥夺者俱乐部’。很快，这个小组便以其另一个名称而著名了——那便是‘组织’（Druzhina）或曰‘团体’（Outft）”。
斯大林回忆说：“他们的首领是科捷·钦察泽以及卡莫。”卡莫，这位斯大林儿时的伙伴在第杜比被捕。他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折磨，鼻子差点被砍了下来。但卡莫没有招供，最后还是被放了出来。“他能忍受任何痛苦，”斯大林称赞说，“真是个令人称奇的人。”
为了给列宁解决经费问题，斯大林耗费了大量心力。他不断地往来于黑海边上的新罗西斯克和奥塞梯的弗拉季高加索。他下令从第比利斯的学校和神学院教师那里索取资金，而在另一边，他又秘密策划着让“组织”执行剥夺行动。
据很多人说，斯大林曾先寄了一封信给一个商人，信上画着“炸弹、碎尸和两把交叉的匕首”，而后，他会佩带毛瑟枪上门拜访商人，带着钱离开。据斯大林的首位传记作家艾萨德·贝伊——他所描述的故事很多都不可靠，但他又有可靠的线人——说，“索索是从他的情妇玛利亚·阿伦斯伯格——第比利斯一个德国商人的妻子——那里得到”有关富人的信息的。不过，攻袭银行依然是最快的获取经费的方式。
另一位著名的、来自于哥里的银行攻袭者达夫里舍维说：“是斯大林开了格鲁吉亚银行攻袭历史的头。”在1906年，“组织”执行了一系列冒险的银行攻袭行动，虽然据孟什维克党人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当时的“第比利斯正处在战乱之中，到处都有巡逻兵，整个城市都被路障包围了起来”。
钦察泽先是袭击了一家当铺。他们举着左轮手枪冲了进去，一进去就开枪，结果带着几千卢布溜之大吉。“有一天，斯大林的‘组织’在大白天攻袭了总督宫殿对面的格鲁吉亚农业银行，”达夫里舍维回忆道，“他们大叫着‘举起手来’，朝空中开枪，最终带走了好几袋钞票。卡莫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而杰出的组织家斯大林是幕后主使。”
不同的组织在攻袭银行时互有竞争，但他们之间依然存有同志之情。达夫里舍维自豪地说：“所有主要的银行攻袭者都是哥里人！”达夫里舍维暂时保持着最高纪录：他从多西第的银行抢了10万卢布，把它们献给了社会主义联邦派。为了赶上达夫里舍维，斯大林、钦察泽和卡莫越发大胆了起来。有一次，他们竟然在喀尔斯攻袭了一列火车，但他们的行动败露了，几个人被枪杀。然后，在1906年的11月，卡莫在博尔若米攻袭了一辆马车，但哥萨克骑兵展开了反击。在双方的枪战中，马拉着车厢连同钱袋一起跑了。
接着，他们又攻袭了一列奇阿图拉的运钞火车。火车上载着给矿工的工资。火车在遭攻袭时停靠了下来，他们和哥萨克骑兵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枪战。最终，他们击毙了一个士兵和一个宪兵，并带走了21000卢布。“我们把15000卢布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芬兰的列宁），剩下的则由我们自己保管，用于未来的剥夺行动。”钦察泽回忆道。
在1906年年末，斯大林的人又在卡泽奥斯科攻袭了一辆马车，抢到了两万卢布。这些钱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斯大林的《斗争》报，而大多数则被藏在格鲁吉亚的红酒瓶里，秘密运往了列宁那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每个人都喜欢他们。他们为人和善，总是兴高采烈……随时随地都愿意帮助别人。”和这帮人相熟的塔蒂阿娜·武利希说。“组织”内部还有十个坚毅的女性，她们中的有一些还会玩枪，比如说帕西亚、安妮塔和亚历山德拉。他们租了几套公寓，男人们住一个房间，女人们住一个房间。除了其中的两位女性之外，他们都不读书。由于开销巨大，“他们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不得不待在床上，因为他们得合穿一条裤子”。
斯大林和卡莫、钦察泽是朋友，但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个保镖向“组织”发布指令。这个保镖被他称为“技术助理”[1]，而他的同志们则打趣地称他为“索索的参谋”。通过这个保镖，这位“总是和其他同志保持距离的领导者”便将自己和那些普通人隔离了。除却这些手下，斯大林还拥有专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和通信网络：塔曼舍夫旅社和印刷所的小男孩们会帮他干活，运送传单以及收集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