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这次回南京，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
原来，就在他们在上海到监狱探望杜重远那几天，即将回国的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广田提出了三点意见，即为著名的广田“对华三原则”，{2} 要求中国对此三项原则即以同意。广田提出的三原则，是对王宠惠建议的反应。这年春，海牙国际法院常设庭的中国法官王宠惠在旅经欧洲时，对广田外相提出三点建议，即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停止任何互相敌对的政治行为；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重大问题。一个月之后，广田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即三原则：一、中国政府不应挑拨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中国要中止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只与日本建立友好同盟。二、日本希望中国政府承认——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应在实际上承认满洲政府。三、应建立中国和日本之间密切合作关系，携手反对中国共产主义。不仅在北方，而且要在全国各地消灭共产党。阎宝航还得到消息，关于反共问题，行政院长外交部长汪精卫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与日本讨论如何剿灭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共产党根据地问题。
当阎宝航再次来到上海把这一消息告知杜重远、高崇民时，大家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虽然现在不知道蒋介石对三原则的态度，但可以肯定地说，蒋介石很可能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共同防共。在这个借口下，日本在中国各地驻军便合法化了，中国的主权必定丧失殆尽。因此，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是实现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的联合，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阎宝航与杜、高二人再次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建议书，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与红军作战，消耗实力。现在，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东北军现集中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外应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遂后，高崇民便持信与孙达生相约北上前往西安。
继9月末10月初，在劳山战役中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之后，10月25日，东北军107师619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全歼。11月21日，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又歼灭东北军109师和106一个团。这消息，更使阎宝航坐卧不宁，倍感痛楚。在这期间，阎宝航得知张学良往来南京，便以新生活运动书记名义在南京活动。他一方面很关心高崇民去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情况与效果，另一方面也想亲自见见张学良，同他当面谈谈东北军的当务之急。他为此做了一些准备。
阎宝航是了解张学良的。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东北丢在他的手里，他也是认账的。问题是他现在受蒋介石的影响太深，束缚得也太紧。照这样下去，东北军非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可。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抓紧说服张学良。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3)
这年11月12日，汪精卫遇刺，身负重伤，辞去了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职务。阎宝航注意到，南京方面盛传外长职务将由张群继任。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日本大使有吉，开始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把新运总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南京国民党总部，他发动“妇女委员会”及各机关、学校、居民，大讲“新生活须知”，组织职员、学生，戴上袖章，检查行人，并在广播与报纸上大作宣传。他自己则深入到各重要机关，大讲新生活运动。他走到哪里，不仅哪里的机关职员要组织听讲，其机关要员也必须亲自出面陪同接待。阎宝航因此结识了不少上层人士，了解到许多消息。这年11月下旬，阎宝航来到行政院外交部演讲，新任外长张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利用这个机会，阎宝航在同张群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同日本大使有吉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向日本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阎宝航当即表示，中央政府这样做，对不起东北民众，东北永无希望了！张群劝说道：“我认为，委员长在给我的信中这番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点也请东北的同志放心！”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
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于是，他设法得到了蒋介石给张群的这封信。接着便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请李替他秘密联络共产党的关系。同时探视了正在上海服刑的好友杜重远，返回西安后，便开始秘密与陕西红军联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2月，中共派李克农与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协定。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4月9日，张学良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确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就是说，是蒋介石逼着张学良走联共抗日这条路的。事后，据说蒋介石知道了他写给张群的信已落在张学良手中，便向张学良索要这封信，张学良却托辞拒绝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蒋介石曾在1942年命令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查找过这封信。
1936年11月初，距西安事变前一个月，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在这里，他首先会见了高崇民。他从高崇民那里了解到许多张学良的情况和西北的政治形势。
高崇民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北之后，张学良甚为高兴，在金家巷楼上客厅单独会见了他。高崇民向他转达了核心组的意见，转交了他与阎宝航、杜重远三人写给他的建议书。张学良唤出赵一荻小姐，与他共进午餐，并把他留在西安。在这里，高崇民广泛接触东北军的中高级军官，进行抗日宣传。他不但做过王以哲军长的工作，还亲自当面向张学良谈过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在西安，高崇民通过各种关系，与西北军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消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误会，确定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与红军三方面的西北大联合的方针。1936年2月，高崇民因与栗又文、孙达生合编秘密刊物《活路》，宣传联共抗日而被当局第二次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去天津躲避。1936年10月，按张学良安排，高崇民潜返西安，住在杨虎城将军军需处长王惟之一座封闭的大院中。张学良、杨虎城经常在夜间来此与高崇民面谈。经常来这里与他交谈的还有东北方面的王化一、卢广绩、王以哲、陈先舟等。阎宝航认为高崇民西行不辱使命，很是高兴。
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与阎宝航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了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并进而谈到如何调整人事、掌握舆论等具体问题。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张学良在结束谈话时，还要大家去和高崇民谈谈。事实上，阎宝航等人和高崇民在前一天晚上，已经在杨虎城的王军需处长家做过长谈，大家一致认为除停止内战、联共联苏、实行抗日外，别无出路。“此时距‘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月左右，山雨欲来，箭在弦上，东北人民、东北军将领和张学良一起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最大决心，已经是无法遏止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注释：
{1} 孙达生，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利用同乡关系，经常到狱中探望杜重远，给他讲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
{2}《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963年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中国政府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三原则。”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1)
西安事变后，南京有些人便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上推断，阎宝航从西安等地回到南京还不到半个月，他可能参与了张学良发动事变的预谋。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阎宝航又因事去上海。南京方面就越发怀疑他了。于是，派宪兵首先逮捕了他的一位家人，并派警察、密探把阎家监视、控制起来。
阎宝航在上海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觉得事发突然，为尽快获得事变详情，他立即返回南京。这时，大禹村一号被警宪严密地“保护”起来了，表面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心里却一直为张学良担心。他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
西安事变牵动着阎宝航的心。由于何应钦对来自西安的消息严加控制，使外界对西安事变的真相无从了解。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更是鲜为人知。南京的宣传机构不惜捏造谣言，张学良在世人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具有乃父遗风的绑票土匪。何应钦乘机扬言委员长已被杀害，力主下令讨伐，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并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言讨伐西安。起初，阎宝航确实搞不清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西安事变后的进展情况。但是，他经过冷静的分析，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目的一定是逼蒋抗日。他坚信张学良决不会鲁莽从事，把蒋介石杀掉。他还因此有几种设想：蒋介石答应抗战，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答应抗战，继续被扣在西安；事出意外，蒋介石死了，南京与西安开仗，中国开始新一轮的内战……当然，他希望西安事变的最佳结果应该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宣布全国抗战开始。总而言之，他赞成发动事变逼蒋抗日，舍此没有别的办法。他衷心希望张学良处理好这件事。否则，结果难料。
那几天，阎宝航大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他注意到，国内外舆论除了广西等几个地方实力派以外，大多对张、杨采取规劝、谴责以至警告的态度。他们几乎是一致要求释放蒋介石，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国各家报纸甚至联合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呼吁各界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立场。这种几乎是一边倒的形势，给阎宝航很大的压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经过张、杨的多次恳切进谏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调停，以及宋子文等的多方奔走，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做了不签字的“人格保证”。25日下午，他在西安机场乘机起飞前，又向杨虎城许下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内一致对外”等六项“诺言”。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要“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没过多久，阎宝航便得到消息说，张学良将亲自陪蒋介石回到南京。这是他没有想到的。12月26日，阎宝航接到通知，蒋委员长将抵南京。阎宝航率新运总会全体人员到明故宫机场欢迎。随后，便听说张学良也已到达南京，行止不详。他似乎已觉察出其中的不祥之兆。
后来才得知张学良是和戴笠同乘另一架空军飞机在另一机场降落的，随后便被软禁起来了。谈起这件事阎宝航说道：
张学良由于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在西安事变释放蒋匪时，不顾我党和东北、西北将领之劝阻，陪送蒋匪回京，他这一蒙昧无知的行动，当时引起我莫大的焦虑，不知将何以善其后。
12月28日，阎宝航接到戴笠的通知，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一谈。刚刚到达南京的张学良就被软禁在这里。这一天，阎宝航见到了张学良。也从这天起，他就开始漫长的营救张学良的行动。阎宝航后来专门就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自己所开展的营救行动写过回忆文章，写得较为详细。其中写到他在接到宋子文通知后，怀着对张学良的生命安全的焦虑心情，立刻前往：
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吧，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
阎宝航见到宋美龄时，她很客气，说了叮嘱的话，也做了保证，她说：“阎先生，你辛苦一趟吧，这回事险些闹出大乱子来，子文和我也跟着吃了苦头，告诉东北、西北军将领，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大家要安心，不要再闹出什么问题来。”又说：“见着杨虎城先生，说我问候他的老母亲，在西安时没得机会去看望她。”阎宝航答应一切照办，并问：“你和宋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宋美龄宣誓似的表示：“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阎宝航得到了她的保证，便说：“好了，那我就这样对东北、西北军将领传达吧。”随即便告辞。
次日晨，阎宝航乘车来到明故宫机场，新运总会成员前来送行。航空公司站长欧阳请阎宝航签字，证明他乘坐了这次专机。阎宝航说：“飞机是T?V（即宋子文）请我坐的，可以签字。但这次专机费用，我可不能付。”欧阳说：“请放心，只证明这次飞机已载你去西安，机款已有指示，另行结账。”这时，空军司令毛邦初偕同派去西安接收飞机的两个军人来到机场，和阎宝航相互介绍之后，便登机离去。
阎宝航当日飞抵西安后，立往新城{1}。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无论新知旧交，大家相见甚欢。阎宝航说了，在蒋被扣时，何应钦曾阴谋企图将蒋杀死或用飞机炸死的事实。接着，他便传达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来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关于放飞机等问题，杨虎城看过张学良的信后表示：“这没问题，飞机给他们放回去。”
时值1937年元旦，心情稍事轻松的阎宝航参加了西安举行的阅兵典礼。他和西安军民的心情一样，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回西安。然而，刚刚从南京飞来的鲍文樾气急败坏地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并已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阎宝航大惊失色，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感到愤慨莫名。大家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他们当即联名分函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交阎宝航带回。
动身返回南京之前，刘多荃师长{2} 邀阎宝航吃饭。刘铭九、应德田等在座，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也被邀参加。这是阎宝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大家在一起密商了如何恢复张副司令自由的问题。阎宝航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所说“他们不要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这句话，强调：“要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他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这是阎宝航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数年来的经验谈，也是肺腑之言。他认为，张学良在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他失去自由，造成东北军群龙无首，抗日力量会受到巨大损失，整个西北将出现不堪设想的结局。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2)
“政治上的幼稚”当然也是阎宝航的一种自责。西安之行，他一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假如说，此次去西安，他再老成持重一些，或者他在政治上成熟一些，把放回飞机等事情放在张学良回西北后再处理，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1月3日，阎宝航乘鲍文樾专机飞往南京。杨虎城按照何应钦的要求，派其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随其同去南京。4日，阎宝航抵达南京，下榻中央饭店。此时，张学良的亲密幕僚王卓然、王化一、关吉玉等也在这里，遂共同紧急商议营救张学良的问题。最后决定王化一、吴瀚涛同戴笠联系，莫德惠、刘哲向何应钦联系，阎宝航、王卓然向宋子文联系，并分头行动。
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已去上海，只有何应钦、张继在京。阎宝航与李达刚商定先去见何应钦。何问道：“西安情形怎样？”阎答：“很平静。”何应钦却说：“西安挂红旗了吧！”阎宝航知其不怀好意，加以否认，何便让他发表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意见。
阎宝航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曾一直想借“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向西安方面动武，他们调动陕、甘、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打算派飞机轰炸，其目的是企图扩大事态，借张学良之手杀掉蒋介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何应钦等人的阴谋破产了。现在，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要使他安全返回西安，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停止内战，实现共同抗日。因此，阎宝航力主“和平解决，不可打仗”，否则就无法营救张学良。他严肃地说：“这次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利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何应钦愤然而起，说：“非打不可！”阎答：“还应加以考虑吧？”他说：“这有什么考虑的？”接着大骂张学良，“他抗日，我不抗日，我们的抗日计划都被他破坏了。”阎宝航觉得，此人也许是想起了在取消救国会时，阎宝航与他据理力争的旧账，在这个气氛中寻求报复而已，不可理喻，遂即辞出。
接着，阎宝航和李志刚去张继处。想不到，还没等他们说什么，张继就先开了腔：“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张继给阎宝航传递了一个信息：张学良将军从此失去了自由，东北军失去了统帅。阎宝航敏锐地意识到，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使其尽快恢复自由。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便开始了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事不宜迟。阎宝航首先想到要去上海与宋子文、宋美龄商谈。出发前，他曾对李志刚交代说：“我今晚乘车去上海找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谈，你在这儿把未交到的信设法交到。”这时，何应钦突然来电话，请李志刚去。阎宝航觉得自己的行踪不宜泄露，恐生阻碍，不应该对李志刚说出去上海的事情。但又一转念，不管怎样，由他去吧！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仅大禹村一号门前盯梢的警察撤了，跟踪阎宝航的“尾巴”也没了踪影。但阎宝航这次从西安回到南京，从何应钦处出来就已发现又有人跟踪他了。他便径直到达新运总会。这里的一批东北青年知道阎宝航回来了，都来看望他。又得知他要去上海，大家便共同商量阎去上海的办法，为了保密，连夫人高素桐也不知道阎宝航将赴上海。考虑到紧张的局势，为保证他的安全，大家决定将他护送到上海宋子文处。
阎宝航一见到宋子文，便愤慨地质问道：“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学良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呢？”宋默然。接着，阎宝航把在南京见到何应钦的经过和谈话讲给他听，明确表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绝不可打仗的态度；必须保证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安全等等。宋子文表示赞同阎宝航的意见，他同时建议阎宝航去奉化和蒋先生谈谈。他操起电话和宋美龄通了电话，回头对阎说：“蒋夫人也同意你去奉化见委员长。”阎宝航说：“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不应该推开不管。”宋子文说：“就请李石老（李石曾）陪你去好吧！”他即刻用电话邀来李石曾。李了解此行任务后表示同意，但他同时坚持要宋子文同去。宋不好再加推脱，三人立即驱车到虹桥飞机场，乘宋子文自用飞机飞向奉化。
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后，委员长脱险的“号外”铺天盖地。南京、上海等地竟出现狂欢的场面。这并不单是对他个人的崇拜，而是受“抗日有望”的鼓舞。半陶醉半清醒的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和军委会委员长职务。国民党中央慰留之，给假一个月，蒋遂到奉化来了。
此时，在飞机上的阎宝航深以张学良的生命为虑，曾向宋子文、李石曾提出：“应该向蒋建议，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宋、李二人均表示同意他的建议。
到奉化后，三人吃过午饭，宋子文忽然向阎宝航道别：“阎先生，你同李石老在这儿，我要回上海去，有必要时我再来。”说罢告辞。
既然来了，未见到蒋介石怎么就回去了呢？阎宝航感到十分诧异。李石曾轻声地对他说道：“让他回去吧，刚才蒋公馆来电话，说蒋先生不见他。”很久以后，阎宝航才知道，张学良被终身监禁，是宋子文的终身遗憾。据说，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他要离开中国，并将公开宣布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尽管如此，阎宝航对宋子文的表现尚感不满，他说：
可以推想，宋子文自己对这件事尚有一点责任感，又鉴于西安方面坚决要求他履行“诺言”，见蒋时可能还要争论，至少这样做来敷衍搪塞一下，也算说得过去。而蒋介石决心扣张学良不放，拒绝接见宋子文是势所必然的。
蒋介石拒绝会见宋子文后，当天深夜却将李石曾叫去。李石曾趁机建议将张副司令接来奉化，蒋说他早有此意。李又问：“蒋先生是否知道阎先生也来了？”蒋答：“知道。”李问：“见不见他呢？”蒋答：“我身体不好，派布雷去见他罢。”李不便再问，便起身告辞。蒋又说：“你知道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呢？”李不知所问何意，未能回答，蒋挥手让其辞出。
李石曾把蒋介石“阎宝航怎么言语挑拨”的话说给阎宝航听时，阎宝航恍然大悟。
问题还是出在李志刚身上。那天，阎宝航与李志刚从何应钦处走出来，回到中央饭店，又有何公馆电话请李志刚去。何应钦一向敌视张学良，对张学良的亲信慕僚的态度也自然十分恶劣。他与阎宝航吵翻之后，深知阎宝航是个通天的人物，万一自己恶言传到蒋介石耳朵里，与他不利。于是便把李志刚请到公馆，大加慰勉。李志刚便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把阎宝航这次去西安的情形诉说了一遍。李志刚说，西安传说南京有人将派飞机轰炸西安。阎先生到西安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晤谈时曾说，在蒋被扣时，南京是戏中有戏，他是指何部长企图将委员长炸死，然后勾结日本来继续反共扩大内战。李志刚还把阎宝航将去上海，并同宋子文去面见委员长的事告诉了何应钦。李志刚走后，何应钦立即给蒋介石打电话，来个恶人先告状，大讲阎宝航在西安为张学良申冤，大肆挑拨各方面与委员长的关系，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上当。蒋公拒绝与阎宝航会见，看来何应钦先发制人的办法颇为有效。
第二天早上，蒋介石派陈布雷会见了阎宝航，传达了蒋介石同意将张学良接来的意见。阎宝航到奉化，没有见到蒋介石，却实现了他希望蒋能把张学良接到奉化的愿望，这也是他在营救张学良行动中稍觉心安的一件事。
二十一 痴心救汉卿(3)
阎宝航在营救张学良的行动中，一直受何应钦的监视和跟踪。他从奉化返回上海后，又去见宋子文。宋子文就曾对他说：“你不要走动了，住在我这儿吧，有特务跟着你。”阎宝航说：“我不怕这个，我还要奔走，谢谢宋先生的好意。”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抗战胜利，何应钦曾数次威胁说阎宝航是共产党。东北老资格莫德惠、万福麟两人曾为阎宝航向何应钦说情，莫德惠且以身家性命担保。而何冷笑着对他说：“你不懂得共产党和我们的斗争，你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为了营救张学良，阎宝航痴心不变，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在阎宝航看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于南京后，东北军目前没有第二个人能驾驭全军。当前的情况已同张下野出洋时大不相同了。那时东北军处在抗日前沿，任何人提不出擅自行动的理由。汉卿又是代人受过，蒋不能对他过分处置。因此，汉卿委托于学忠军长统帅东北军，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状态，甚至拒绝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剿共的命令。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汉卿成了阶下囚，一切都得听蒋介石的摆布。东北军危在旦夕！这正是他舍身营救张学良的出发点。继第一次去奉化之后，阎宝航又接连三下奉化，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
阎宝航回到上海后，便约莫德惠第二次去奉化。接着，又约李杜、萧振瀛第三次去奉化。萧震瀛邀道士陈鉴歧同行。这陈老道因与蒋介石是同乡，在蒋寒微时陈曾以金钱相助，阎宝航便觉得可以利用他和蒋的关系“开导”他。一路上，阎宝航和陈鉴歧成了“一见千杯少”的朋友，不停地向他讲中国时局危如累卵，同室操戈，只能使生灵涂炭，寇势日张的道理。陈老道答应见蒋相机进言。于是，陈与蒋会面时，先给蒋介石看相，大大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又将手伸给陈看，陈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说：“此步运气不佳，不宜动兵。”云云。蒋介石茫然地连声说：“啊，啊，啊。”但阎宝航的希望和努力却落空了。
1937年2月中旬，阎宝航约刘尚清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这时，张学良住在奉化雪窦寺内，阎被允许同张会面，不过，当时的情形令阎宝航感怀颇深。他在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道：
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黯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升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笑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虽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不得率领东北健儿，打回老家，收复失地，壮志未偿，怅恨曷极！蒋介石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对国家民族犯下滔天罪行，定将受到全国人民的最后审判。
这是阎宝航最后一次见到张学良，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当时那种痛楚的心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
西安事变和善后的奔走予我以莫大的教育和启发，张杨在我党影响和指导下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保障人权，释放政治犯等八大主张，使我在政治觉悟上更有所提高，使我更加认清蒋匪集团祸国殃民的内战政策，也更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实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的伟大正确。
尽管阎宝航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终因蒋介石不守诺言而未能如愿。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若干年以后，他仍对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学良而耿耿于怀。每当谈起张学良，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
全国解放以后，阎宝航始终没有忘却张学良。1961年12月17日，他在灯下写下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宴会点滴》一文。
1961年12月12日晚6时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以纪念有着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阎宝航、南汉宸、赵寿山、申伯纯、杨拯民、杨明轩、林枫、高崇民及夫人、张学思及夫人、张学铭及夫人、邹大鹏、王一夫、赵毅、王化一、刘鼎、邓颖超、李维汉及夫人、薛子正、童小鹏、李金德等二十余人。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满面春风地步入大厅同来宾一一握手，邓大姐亲切地把阎宝航叫到她的身旁就坐。宴会进行中总理频频举杯，感慨万千，他说：“当年，东北军有困难，西北军有困难，我们共产党也有困难，住在保安，困难都克服了。‘西安事变’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又遇到了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一定能克服，大家如果同意我的话，请干一杯。”当他讲到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怀念之情时，不禁?泪盈眶，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
总理谈到杨虎城和谢葆贞被杀害时，忽然痛泪盈眶，急以手帕掩面，继续说：“革命这么多年，我从未伤心流泪，今天想到虎城、葆贞的牺牲，真觉痛心。”杨拯民起立向总理说：“牺牲是有代价的。我要好好干，才对得起牺牲的爸爸。”“好孩子，虎城有后。”总理很欣慰地对拯民说。
席间，高崇民赋诗一首。诗曰：
兵谏功成廿五年，旋乾转坤书凌烟。
今日同席均康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总理读后说：一人憔悴在东南一句有点消极，可改为一人不屈在东南。
注释：
{1} 西北军司令部所在地。
{2} 曾任张学良卫队长，与阎宝航很熟。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1)
西安事变前，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达西安时，看到西北“三位一体”大好形势的形成，曾为东北军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感到欢欣鼓舞。西安事变后，他为营救张学良获得自由，重掌东北军大权而奔走努力，但毫无结果。张学良将军被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混乱，王以哲军长被杀，东北军东调豫、皖、苏境内，……这一切令阎宝航十分痛心。这位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大员，感到茫然无措。
1937年春，阎宝航遂辞去新运总会书记职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取消了书记一职，任黄仁霖（原新运总会总务组长）为总干事，阎宝航改任副总干事兼推行组长。原在新运总会任职的东北人，大多离职他去。
6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邀集全国各界在庐山办了一期“暑期训练团”，下设若干组。黄仁霖和阎宝航也上庐山担任新运总会人员训练组正副组长。训练团学员剃光头，穿军装，在烈日之下搞军训，上大课，听讲演。“最引人入胜，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团结抗日的大讲演，不断的掌声与高昂的讲辞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听后大家还余韵未足，私相称誉不止”，这是阎宝航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并亲耳聆听他的抗日讲演，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庐山受训期间，阎宝航也看到了蒋介石为全国抗战所做的一些姿态。当时，蒋介石命令陈诚集合全体军政受训人员，当众宣布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令其各回岗位，准备参战。一时“打倒日寇”的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阎宝航也为此鼓掌欢呼。他衷心希望蒋介石接受人民的抗日要求，履行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打内战，团结抗日。随后，当陈诚宣布暑训工作因抗日战争的到来，即将结束，凡参加暑训团的人，未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已集体参加时，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暑期训练团结束，人马纷纷下山。阎宝航嘱托学员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为念，参加神圣抗战事业。但是，这时的阎宝航对蒋介石是否真的能发动全国抗战，仍是半信半疑。
事实上，西安事变后，特别是东北军东调后，蒋介石对待东北军及其难民和家庭的处理越来越苛刻。高崇民等大批东北爱国人士和在张学良身边的亲信慕僚遣散各地，个个心灰意冷，深居简出，不问世事。
1937年3月的一天，在北平的刘澜波、张希尧到在西安事变后来北平隐居的高崇民的住处，同他研究关于联络东北各群众团体联合开展救亡运动的事。高崇民未表态。恰好这时苏子元从苏联回国，来到北平，张希尧告诉苏子元，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希望由一些在东北人中有影响的人士出面，把东北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推动东北军抗日。他们认为，高崇民是东北知名人士，由他出面联络有号召力，但他未表态。苏子元自告奋勇去动员高崇民出面组织发动东北流亡民众开展救亡运动。这样，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同胞。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之后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同时在东北军内设有秘密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
一二九运动之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唾弃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救亡运动。北平的东北救亡运动开展得最为深入。东北留平各大专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纷纷成立学生会。1936年春，又有李延禄、于毅夫等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日会”，出版了《东北之光》。接着，“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东北基督教青年会”“黑龙江救国联合会”“吉林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团体相继成立。1937年2月，周恩来曾对东工委的刘澜波、解方说，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允诺了六项条件，但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是不会兑现其诺言的。他要求刘澜波等，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东北救亡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正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3日、18日先后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这个团体的任务：“一是促蒋实行诺言，实行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蒋抗日；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为建立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会，周恩来还提出五项具体意见：
1. 把现有北方的东北各种救国团体加以整理并充实其群众基础。首先，把北平、天津等地的东北救国团体的总会建立起来。然后，号召并筹备东北的救国联合会的召集。2. 在这?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3. 在进行这一工作过程中，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长官，提高部队抗日情绪。4. 这一工作，应特别注意到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否则，只是以团结一部分“左”倾分子为满足，那不但无益，反而会加深东北军的分裂。5. 应当注意到，把建立整个东北团体联合会的工作和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联系起来，利用选举运动来团结东北军内部。
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便给东北特委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要“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来推动东北军，影响东北军及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使之更加进步，更进一步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刘澜波、张希尧按党的指示，通过苏子元发动高崇民。高崇民了解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高崇民、苏子元、于毅夫等一行人来到南京与阎宝航会商。对于成立救亡新团体，阎宝航十分赞成，表示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个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他和高崇民等人商讨了具体行动办法之后，和苏子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十年久别，相见甚欢”，阎宝航自1927年同苏子元分手，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对这位思想引路人的到来，阎宝航颇为激动。他大体上了解苏子元的身份。苏子元是受韩乐然、任国桢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的。1927年被奉天当局通缉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担任国际情报工作。此次回国来北平是筹建地下电台站的。北方局的刘澜波、张希尧都是他的老熟人，而高崇民、阎宝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所以，他乐意出面发动高、阎二人。特别是阎宝航，当年他曾介绍阎先生入党，十年过去了，阎宝航政治上、思想上情形如何呢？他十分关心，很想负责任地了解一下情况。他认为，党需要阎宝航这样的人。
苏子元对阎宝航说：“1927年，满洲省委曾派周东郊同你谈话，后因省委遭破坏未能实现。而我被当局通缉突然离沈，致使党和你失去联系，真是遗憾得很。不过，你的这段历史，我和周东郊等人都可以证明。但不知这些年来你的境遇如何？”阎宝航说：“半明半白。有些事知道怎么做，证明干得对了。有些事则不知如何是好。汉卿一时糊涂，送蒋介石回南京，永远失去了自由。在关内的东北军、东北人茫然失措。复土还乡恐怕无指望了！”苏子元说：“玉衡兄为何这样悲观？难道真的看不到中国还存在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吗？”阎宝航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郭松龄反奉谈起，谈到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他最后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共的主张，令人钦佩。”苏子元说：“是啊，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拦，北上抗日，呼吁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对外，合民心顺民意。正是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现在为促成全国抗战，拥戴蒋介石作领袖领导抗战。玉衡兄，希望在这里，你还犹豫什么？”阎宝航说：“怕只怕我个人的条件是不是……”苏子元：“我认为，你对党的认识就是最好的条件。关于你的情况我要向组织上介绍，组织上会了解你的。”阎宝航说：“子元兄是督促我重复1927年的故事！”苏子元：“如此而已，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苏子元最后嘱咐他，关于他入党申请，可以同刘澜波等人联系。阎宝航愉快地“毫不犹豫地决定申请”。这是他第二次提出入党申请。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2)
组织一个更加广泛的东北抗日团体，不仅包括东北各救亡团体，还包括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各方面代表，形成一个关内统一的东北抗日救亡团体。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等在征得阎宝航意见后，又到上海与杜重远、李延禄会商。当时，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3月底，周恩来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指示当时在上海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要他“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由高崇民、阎宝航、栗又文主持，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在党的组织发动之下，阎宝航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年4月下旬，筹建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人员齐集上海，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该会的筹务会议。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李延禄等人出席了会议。阎宝航、高崇民和栗又文主持会议。参加筹备的有二百余人。筹备会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