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成立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刘澜波于5月间由上海赶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了筹备情况汇报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要求就是抗日和反共，嘱咐该团体要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对于成员和阶级成分，也要考虑到抗日的形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朱德还接见了刘澜波，鼓励他认真工作。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
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签到者计268人。参加大会的各方面代表有：原救国会、复东会的代表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车向忱等；东联{1} 及其所属团体代表于毅夫、赵濯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东北军代表解方、苗勃然（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孙山等；东北义勇军著名将领李杜的代表于炳然、刘丕光等；东北大学代表周鲸文，东北名流王之相{2}、纪元{3} 等；归国留学代表张克威（留美）、徐寿轩、杜清轩等出席了会议。北平、天津、上海、汉口、保定、太原、西安、淮阴等各地代表出席会议。此外，还有100多名东北青年也参加了大会。{4}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组织大纲》、《宣言》，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5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东总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内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东总成立大会通过的《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了东总的宗旨：“本会以团结东北救亡力量，领导东北救亡工作，并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以期达到恢复东北失地，完成民族解放为宗旨。”经过东总内部领导层中中共党员的努力，东总的“工作报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关内东北救亡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东总成立后应开展的六项工作任务：
（1）“不放弃抗日主张，拥护抗日领袖和保障抗日力量”三条原则下，加强东北军的内部团结；（2）培养、教育和训练东北流亡青年，增强抗日救亡力量；（3）关心东北流亡同胞的生计困难，通过动员、组织和教育，使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铁流；（4）加强东北救亡团体的相互配合；（5）针对国民党于1936年4月22日公布的《国大组织和选举法》，把东北列入“无法竞选省份”，积极参加竞选活动。
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对阎宝航来说，这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这个时候起，阎宝航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利用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的角色，从事东北救亡这个更重要的工作了。
按说，新生活运动书记、总干事，是个美差。这个组织名义上是民众团体，实际上是蒋介石、宋美龄专办的“皇差”。同是“皇差”，任总干事时的阎宝航，同任总务组组长的黄仁霖素有不同。西安事变后，阎宝航降职使用，由黄仁霖任总干事之后，二人差别就更大了。这里不妨引述一段当时在新生活运动总会和阎宝航一起供职的青年翟梅林对这一点所做的评论。他在回忆庐山暑期训练团时谈到了黄仁霖。他说，黄仁霖是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回国后，以余日章当时上海青年会总干事女婿的裙带关系，介绍给宋美龄。宋美龄、蒋介石是基督教徒，黄也是基督教徒。蒋介石把黄放在军队里办“军人服务所”，以后逐步得到蒋宋的赏识。翟梅林说，军人服务所以后发展为军人励志社。并在?埔路盖起大楼，有餐厅、宿舍（不接女眷）、球场、电影院、骑马学校等。为讨好蒋，凡蒋召见外地军、政头头，都特意住在这里。以表自己洁身自好。因为励志社内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女人住宿。其实，凡是头头们住在励志社的，都在外边（如中央饭店、安乐酒家，以及外宾招待所等处，由秘书出个名字）另辟窟穴，别做活动。住在励志社不过是掩耳盗铃，互相欺骗而已。不过，黄仁霖既可以带领头头谒蒋，又可以为蒋拉拢各地头头，左右逢源，天子幸臣。黄当时顶着两个头衔：一个是“新运总会”总干事，蒋介石是会长；一个是“励志总社”总干事，蒋介石是社长。在那个社会里，黄虽没有军政实权，但还是可以不怒自威，自然会有人奉承他。据说连当时那些自称蒋介石手下一二流的大员，也要给黄赔以笑脸。甚至有些要想接近黄，另有图谋的人，连见也见不到他。这是蒋政府中的一个侧面了。励志社还有管弦乐队，有些名手，每当蒋、宋设家宴外宾时，这个“皇家乐队”便应邀做宴前演奏。励志社还供养一些美术人才，专画蒋宋人像；还有专门刻字的艺术家，奉蒋宋之命，为外国贵宾刻上中国名字的石头印章，由黄以蒋宋名义送出，博得外宾的欢心。这些事务性的琐事，阎老自然有他的看法，不过从不谈论，也一向不加过问，无怪抗战日趋激烈之时，由南京到汉口，又到重庆，国内形势变化很大，阎老虽仍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战地服务团”副主任、军委会参议等职，但已投身于更重要工作，不到新运总会去了。阎老为正义、为民主、为民族存亡，就是不甘同流，不慕名利，不屈于权势，自有取舍，实在是我们青年们良师楷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随之撤出北平，迁往南京，总部设在芦席营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办公。{5} 东总执委高崇民和东总中的中共党组书记刘澜波等也常来这里会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等事宜。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旬，周恩来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从这年6月，一直住在阎宝航家的卢广绩因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便约阎宝航一起去看望。很不巧，恰值周恩来外出，他们便留言相告。
时值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防敌机夜袭，南京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市内交通断绝。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出乎意料地来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大家相见，极为亲热。据卢广绩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阎宝航家，同阎宝航和我谈到下半夜3点钟。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悬赏20万元的高价吗。’”
二十二 加入中国共产党(3)
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周恩来对时局和国共合作前景所作的全面透彻的分析，使他深为折服。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他说：“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请周恩来先生给予指导帮助。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周恩来说，“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阎宝航说，“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20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周恩来说，“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
阎宝航说，“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周恩来说，“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教堂成了诞生新科学、新思想的大棚。英国的培根是神学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光是由七色组成，大地是圆球，被教会判终身监禁。波兰的哥白尼到罗马学神学，并任教长，却研究出一个“日心说”，把上帝的宇宙颠倒了过来。意大利的布鲁诺，15岁就进修道院，25岁当牧师，却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加以宣传，被教会活活烧死。奥地利的孟德尔在修道院里发现了生物遗传规律。还有意大利的伽利略也被终身监禁。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
早在1937年春，苏子元专门就阎宝航入党问题来到南京。苏子元当时是联共党员，不直接参加中共工作。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入党，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还说：“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就这样，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它虽有中共党组，但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的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把东总的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吸收王化一和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东总在北平时没有到国民党社部立案。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CC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了2000元的“开办费”。虽然后来由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社会部登记立案须具文呈报该团体的宗旨、任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手续繁杂，且容易暴露东总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真实情况，所以东总最终未申请立案，但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注释：
{1} 西安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6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
{2} 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
{3} 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
{4} 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据某些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章记载有代表200多人。但据兰渤（刘澜波）在1938年3月16日出版的《反攻》1卷4期上发表的《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一文记述，东总在成立时“代表约70余人”。可是，在成立大会签到布上签到者却有268人（这块画有东北四省地图的签到布，现存沈阳张学良纪念馆内）。由此可知，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70余人，但参加会议的人数是268人（正式代表与东北青年的总和）。
{5} 东总原拟迁往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上海八一三战起转而迁到南京。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1)
阎宝航入党的时候，正是全面抗战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的时候，“数年来促蒋联蒋抗日的计划已经实现，当时我的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不可言喻。”然而就在这时，他曾被蒋介石委任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方庆瑛回忆说：
八一三抗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有了成熟条件，周先生来南京是与蒋介石共商怎样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形成统一战线。在周恩来到南京前后，阎先生与康泽经常联系，昼夜奔忙。在此应特别提到的，康泽曾向蒋介石推荐阎先生任海参崴总领事{1}，得到蒋的同意与任命。阎先生叫我随他去海参崴，由于孔祥铎同我是同乡又是东大同学，孔对我说：“愿随阎去，但要与当局谈后才能决定。”与此同时，CC集团知道阎先生被任命为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派张厉生（CC大头目之一）来到阎家，与阎先生晤面。不久，阎先生在国府外交部已领制装费。
但是，当东总执委卢广绩、高崇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希望他留在国内，为抗日救国做贡献。阎宝航遂坚辞没就职”。
新生活运动总书记、副总干事新任外交官，这都是美差。但是，国内大战即开，战火遍布，这个时候到国外就职，真所谓安适愉快之至，许多人连争都争不到的事，阎宝航却坚辞不就。他因此赢得许多人的赞誉。
阎宝航在谈到这件事时是这样说的：“在入党之后，我的抗日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我得悉蒋匪拟以联络东北义勇军为由，发表我为驻苏联伯利总领事之后，遂立即向当时在南京的博古同志请示，得到同意。后来未得苏联同意作罢。”可见，他坚持不就“总领事”一职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力争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全面抗战的爆发，确实使阎宝航兴奋了一阵子，他全力参与东总的工作，全力支援全面抗战，为发挥东总的作用，做了许多工作。9月间，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阎宝航利用这个机会向上海海关为八路军募集捐款一万元，上海海关税务司丁贵堂亲自把捐款交给阎宝航。当阎宝航了解到南京中共代表团经费团难，便当即把捐款送给代表团。叶剑英同志将其中五千元又转给东总。这笔捐款对中共代表团和东总开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局的展开，形势日渐紧张。新运总会的黄仁霖从励志总社抽调一部分人手，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黄仁霖任主任，阎宝航任副主任。战地服务团下设总务、慰问、服务三个组。阎宝航多次率南京知名人士乘汽车，携慰问品，到上海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为避开白天敌机轰炸，慰问团常在夜里前去。他不避艰辛，不怕危险，为多慰劳前线将士，有时候专门到上海去征购慰劳物品，再由上海出发深入前线慰问。上海方面的爱国人士、社会贤达给阎宝航的慰劳活动以大力支持。报纸上纷纷报道阎宝航与各方人士赴前线慰问的消息。
1937年11月20日，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通告中外即日迁都重庆，南京所有机关单位和抗日指挥中枢暂移武汉，于是南京居民迅速撤退。新运总会人员分水陆两路奔向武汉。阎宝航和卢广绩、方庆瑛三人在长江渡口，登上英国太古船。船开后，阎宝航发现船底层满是从前线下来横躺竖卧的伤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焦急。他立即闯进同船来的朱庆澜将军的房间，与他商斟办法。他们决定立即在船上开展募捐，救济伤员。于是，在阎宝航的安排下，由方庆瑛和同船的徐仲航各带一位护士和自告奋勇者开始募捐活动，共募得现金两千元左右，全部献给了这些伤兵。
撤退到武汉的东总总部和新运总会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14号。这时的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是东总地下党组成员，具体负责关外工作。其他人员的分工是，高崇民、陈先舟负责组织工作，于毅夫负责主编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该刊成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广大东北人民的言论核心与阵地。
1938年1月，由于“我党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活动，建立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给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东总党组开办一个短期训练班”。东总党组根据周恩来指示，决定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秘密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把在武汉开办训练班的任务交给了阎宝航。为掩人耳目，阎宝航将训练班命名为“新生活干部训练班”，而且经费也由新运总会支付。阎宝航成立了“训练委员会”，负总责，执行委员为徐寿轩，日常工作由徐仲航负责，设秘书处专门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以新运总会名义举办的新生活干部训练班在武昌明月桥顺直会馆开办。训练班由刘澜波、于毅夫担任主讲。聂鹤亭讲游击战术、宁匡烈讲爆破技术。同时邀请中共长江局的邓颖超、李涛以及刘咸一等讲授民众运动、政治常识、宣传办法、农村工作、救护等训练课程。政治课主要内容是讲授动员组织民众、坚持抗战到底以及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训练班学员从东北大、中学校学生中挑选。先后共办3期，每期两个月，受训青年近50人。第一、二期学员毕业后，阎宝航分别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安徽李宗仁第五战区工作。第三期开办不久，黄仁霖对训练班的实质似乎有所察觉，对阎宝航说：“这期训练班的学员我们都不要了，由你随便安排，钱花就花了，也不用作报销手续。”从而迫使这期训练班提前毕业。阎宝航把一部分学员介绍给各战区，一部分学员介绍给陶铸、李范一主办的湖北汤池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其余都陆续介绍去延安和各战地工作。《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赞：三期训练班“成绩均甚优良，受训青年，均已介绍到前方工作”。另据徐寿轩《两周训练纪实》一文记载，训练班共计109名学员，结业时自谋工作者只有28人，参加太行山游击队者14人，赴河南农村工作者10人，赴临汾游击队者32人，赴浙江从事民运者3人，赴石友三部队者4人，到湖北农村合作工作者28人。
到达武汉初期，阎宝航仍然担任新运总会与战地服务团领导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他奔走国是，席不暇暖。饮食起居，也独自操持，十分辛劳”，但仍乐此不疲。当时，苏联政府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专门派出空军志愿队与日军作战。阎宝航不仅盛赞苏联空军志愿人员伸张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以战地服务团名义，派人到襄阳等地开辟空军招待所，专门招待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翟梅林就是阎宝航亲自选派为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服务的青年。翟梅林回忆说：
在汉口拜谒阎老时，阎老在百忙中还耐心地对苏联志愿军不远万里援助中国，打击日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苏联伸张正义，助我于困难之中，正是“患难之交”。谆谆嘱我要以最大努力，尽到后勤招待工作的责任，使其宾至如归。苏联这样的无私援助，不仅要感谢，更需要学习。叫我好好地想一想，这是否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志愿军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联共”政策应如何对待？阎老的启发，使我面对实际，从眼前身边事物与利益，狭隘自私的小圈子中走出来。更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实际意义，也纠正了一些人说苏联和帝国主义一样的谬论。如果是那样为什么苏联还派志愿军帮助中国抗击日寇呢？当然那时，还有很多事物不懂，更没有接触过，但对抗战救国前途，确抱有自然的乐观看法。不管怎样，只要阎老点头，叫做的，便当是对的。
这些青年人在阎宝航的鼓励帮助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中去。他们“孤身客邸，只有苦中自慰，黾勉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中，严记阎老教训贡献抗日救国的绵力”！
战地慰劳工作也是阎宝航在武汉时期最热心的工作。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三厅工作。这样，阎宝航便有更好的条件发起和组织对前方作战官兵的慰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由军委会第三厅、新运总会联合成立了“全国慰劳总会”。这个慰劳总会在郭沫若、阎宝航的领导下，分批分期地去前线慰问，十分活跃。又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的军人服务组，配合慰劳组成若干军人服务队，深入前线部队，做“代写书信”、洗衣、灭蚤、文艺活动等事，起到一定作用。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伤兵慰问组”，专门针对伤病军人，按照受伤程度，发给慰问金。同时到各伤病军人医院作检查，监督、改善伤病军人的衣、食、住、卫生等事。事情越办越多，人手也越来越不够用。因此，郭沫若同阎宝航一面甄选人员，充实机构，一面主持日常工作和以上各项抗日救国活动会议，还要赴前线驻地慰劳军队，还要亲自率领“伤兵慰问组”人员到后方各军事医院向驻院伤、病员发放慰问金，还要接待很多的爱国青年并安排工作，确实分身无术。当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日，在武汉指导工作时，阎宝航以军委设计委员与“新运总会”“战地服务团”“伤兵慰问组”等单位负责人的职务，经常被邀参加会议。工作就更加忙了。
二十三 在全国抗战的洪流中(2)
在第三期“新运干部训练班”结束后，阎宝航脱离了新运总会。从此以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以东总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救亡活动。
1938年2月18日，日军空袭武汉。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配合下，出动百余架飞机拦截，双方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6架。这次武汉空中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作战双方投入飞机最多的一次。在空战中，中国空军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正清、王怡之、李鹏翔共5人为国捐驱，其中李桂丹、巴正清都是东北人。他们为了保卫神圣领土与正义，血洒碧空，赢得全国人民的敬佩和歌颂。
2月21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了空军五烈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罗炳辉等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追悼会后，2万余民众举行了“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游行。东总积极参加了这次“近年来未有的空前热烈的游行”。
二一八空战烈士追悼大会举行后，东总党组召开会议，决定召开“追悼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战阵亡将士大会”。在阎宝航的建议下，东总决定这次追悼会由在武汉的东北各团体联合举办，并邀请东北各界人士参加，以促进东北人民的内部团结。同时，他还建议邀请国共两党要人参加，以敦促他们关注东北问题。东总遂责成阎宝航与于毅夫、陈先舟等办理此事。为此，阎宝航等首先走访了国民党CC派系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协会等团体，与这些团体的领导人梅佛光、齐世英、吴翰涛、吴焕章等协商，决定联合举办追悼会。双方商定成立追悼大会筹备组，一致推举阎宝航任筹备组主任，并商定大会于3月20日下午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
接着，阎宝航又与陈先舟等走访东北元老及各界著名人士刘哲、莫德惠、陈兴亚、张元夫、王树常、萧振瀛、高云昆、谢刚哲等，向他们说明召开追悼会的目的意义，请他们做主祭和陪祭，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阎宝航又登门邀请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邵力子等出席会议并讲话。邀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人参加大会。《新华日报》等多家报纸还报道了阎宝航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征集东北阵亡将士传和挽联。
3月20日的早晨，天淅淅沥沥地落着雨，雨丝飘飞着，打到每个人的头上，更沉重地浸入每个人的心里，天仿佛落着泪，和每个与会者一同奏着凄楚的挽歌！
下午3时，“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大会由阎宝航、梅公任、吴焕章、齐世英、吴瀚涛5人组成主席团。孔祥熙先生、邵力子先生、于右任先生、晏道刚先生、蒋忍坚先生、长髯垂胸的沈钧儒先生、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男女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一千余人冒雨前来参加追悼会。会场里悬挂着挽联。蒋介石也送了挽联，文曰：“家国艰难雪耻固应凭血战，关山阻绝歼仇还与慰忠魂。”《新华日报》报道说：“到会的群众共计千余人，满屋子挤得很紧。素白的礼堂，四周桂满了各方的挽联，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痛悼先烈，激励人们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仆后继去与敌人拼命，归复我们黑水白山的老家。”
开会了！凄婉的哀乐，从楼头如泣如诉地吹送过来，每个人的心头都好似压上了一个千斤重担！海星歌咏队首先唱了一首动人的哀歌，人们都忧郁地低下头来，孩子剧团接着又唱了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人们的鼻子渐渐地酸了！“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多少人流下眼泪来了！祭坛设在礼堂正面，各色花圈布满了祭坛上下左右，桌上陈列着鲜果，后面立着“东北抗敌阵亡将士之位”祭牌，两边燃烧着高高的蜡烛。大会行礼如仪之后，由刘哲主祭，莫德惠等东北元老陪祭。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晏道刚、蒋忍坚以及空军烈士李桂丹的父亲先后致辞。阎宝航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辞，他说：“今天追悼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敌将士，想到东北三千万父老没有一天忘了祖国，没有一天不盼望祖国的胜利，更加悲痛。”他希望“在全面抗战中，东北同胞要作急先锋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才能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国家。我们在今天要加倍地奋勉，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唯有全面胜利，我们才能回老家去。至于关内外许多孤儿寡妇，许多遗族的照顾问题，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来替他们设法，这也是我们后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最后由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唱了一个“向前走别退后”的歌，歌声过了，哀乐又从楼头吹送过来，祭坛上蜡烛的火焰燃烧得像一支火把，在火光中仿佛隐约出现了千军万马，仿佛吹奏着千万的号角，人们就在这悠扬的号角声中走出了会场！
次会议由于时机得当，开得很成功。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两个对立的派别系统——一个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国民党御用组织在携手抗日的大背景下联手开展的一次救亡活动，是阎宝航落实党的统战路线的一次实际行动。对于推动东北人的团结乃至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此次会议之后，仍然是通过阎宝航、陈先舟等人的努力，九一八事变八周年、九周年纪念大会，都是双方共同举办的。
1938年旧历除夕，东总的阎宝航等会同东北党务办事处、东北协会联合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所召开的“东北旅鄂同乡恳亲大会”。参加大会的东北同胞一千多人汇聚一堂，事先准备了三个签到簿尚不够用。与会者在观看了抗日歌曲和戏剧表演，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后，群情激昂。阎宝航跳上台，带头呼喊“打回老家去！”“坚决抗战到底！”等口号，催人奋进。会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东总党组成员、宣传部主任于毅夫发表文章写道：“假如你参加了这个会，在你乍进会场的时候，你也许还想着某些人不对，某些人对，不解合作谅解的观念。但是等你开完会走出会场的时候你一定想，除了汉奸亲日派外，再没有一个人不能合作不能谅解，摆在我们面前的敌人只是那可憎的魔影，再没有别人了。”1938年4月，阎宝航组织和领导东总会员与武汉各团体召开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6月在东总成立一周年的时候，阎宝航参与制定了《加强东北人团结案》、《积极发动东北青年参战案》、《对关内东北同胞民众武装援助与扶助案》等。7月，阎宝航参加了“七七抗战”纪念募捐和“七七献金”活动，为团结抗战确实做了许多的工作。
全面抗战的爆发，阎宝航似乎看到了复土还乡斗争的一线希望。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遵循“最高领袖”蒋介石的领导，“更英勇更热烈地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而奋斗”！
但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东北协会，始终没有停止对东总的破坏活动。1938年东总迁至武汉后，以齐世英为首的东北协会特派会员韩韬等潜入东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活动。他因经常散布一些挑拨离间的言论而被东总取消了会员资格，随后便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还假刻盖印，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这个密报由韩韬交由东北CC派头子齐世英转陈立夫而上呈蒋介石，企图把东总负责同志一网打尽。蒋介石命戴笠“严办”。后经王化一辩白和专家鉴别，认定这些所谓“密报”是假的。戴笠一气之下，派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韩的寓所进行突然检查，搜出了伪造文件的底稿和仿刻的印章。这起诬告事件遂告破产。但是，戴笠对东总也是不放心的，曾于1938年8月28日突然派大批警察搜查东总，结果一无所获。事后，戴笠放风说这次搜查是CC派的报复行为。
当然，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与CC派抗衡，在形式上仍支持东总。阎宝航也一向主张利用CC派与戴笠的矛盾，以更有利于东总的生存开展斗争。还是在八一三抗战爆发的第二天，戴笠在南京以抗日相号召，成立军统局，特聘王化一为军统设计委员。王化一拿不定主意，找高崇民商议是否应允此事。高崇民找到阎宝航斟酌，他们认为，这是个机会，一为张将军的安全（张的安全掌握在戴笠手中），二为东北人士免受CC派打击，三为可以掌握国民党内部情况，机会不可放过。于是支持王化一应聘。事实上，王化一应聘后，虽然戴笠对张学良的情况都回避他，使他在任设计委员期间，未能有机会见到张学良。但王化一利用设计委员身份，为抗日，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好事。在武汉CC派对东总的诬陷事件中，东总没有受到重大损失，王化一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注释：
{1} 一说是派往苏联伯力总领事。
二十四 营救活动再度受挫(1)
1937年12月12日，在汉口一家白俄餐馆里，阎宝航和高崇民、杜重远、张学思、苏子元、张希尧等正在喝啤酒。他们根据杜重远的提议，每人必须喝满12瓶啤酒，以纪念一年前张将军发动“双十二”的壮举。阎宝航第一个举手赞成。这一天，大家都喝完了12瓶啤酒。
阎宝航这次与东北人士的集会与其说是纪念“双十二”，倒不如说是借酒浇愁。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爱国人士都竭尽全力开始营救行动，结果都告失败。张学良初到南京北极阁时，他的四弟张学思曾要求见面而被拒绝。到被押送奉化时，张学思才在特务的监视下同张学良见了一面。从奉化回来到达济南，张学思由冯静安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张学思继续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他先后会见了驻沧州的67军军长吴克仁、驻河南的53军军长万福麟，到安徽、河南等地会见了51军军长于学忠、骑兵军军长何柱国、49军军长刘多荃等，请他们一一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张学良。
营救张学良将军，是东总的三大任务之一。因此，东总成立后一直没有停止营救工作。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阎宝航认为，正值国家用人之时，蒋介石也许会恢复张学良自由。结果释张仍然是杳无音信。为此，东总党组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加紧营救工作。当时，南京刚刚弃守，东总迁至武汉。东总党组认为由两个人出面营救最为有力：一个是张学思，一个是黄显声。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出面联络张学思开展营救工作。黄显声则由阎宝航出面联络。时任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接到阎宝航的信，火速赶到武昌。随后同张学思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请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受张学思、黄显声之托，东北元老、国民参政员莫德惠和王树翰要求面见蒋介石。结果，遭蒋拒绝。张学思、黄显声便在上海会见了宋子文，蒋介石不予理会，营救迄无结果。最后，黄显志和张学思托人给蒋介石捎信，表示愿意以他和张学思两人的自由换取张汉卿一人自由，蒋介石仍不予理睬。张、黄二人怏怏不乐地又回到了武汉。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同黄显声常有往来，每次见到黄显声都要大发感慨一番，大骂蒋介石背信弃义。他们在一起回顾抗战爆发后东北军的遭遇。抗战之始，由于蒋介石对抗战缺乏充分准备，面对日军大举进攻，节节败退。为削弱东北军实力，他将东北军主力67军在汛期长途奔袭参加上海抗战。由于孤军奋战，全军覆灭，军长吴克仁殉国，蒋介石则借机取消67军番号。这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真实企图。这之后，东北军又成建制地折损，20万人马几被折损殆尽。东北军的败落，不仅满足了蒋介石一石双鸟的计谋，同时也使张将军手中又减少了资本和筹码，释放的希望更加渺茫。所以，借“双十二”一周年之机，大家约张学思谈一谈一年来营救经过，讨论一下未来的办法。结果，越谈越愤慨。那天阎宝航还喝了点白酒，喝得酩酊大醉。
阎宝航喝酒是从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后，他喝醉了。1933年救国会被何应钦强行停止活动，他喝醉了。张学良受军法审判，他四下奉化全力营救希望破灭后，他喝醉了。这一次，他也喝醉了。不过，同以前相比，这一次，他是和同乡好友在异地他乡因营救张汉卿无望借酒浇愁。而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却少了悲观和失落的情绪。这时候，他感到在自己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他没有忘记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做好黄显声的工作，向他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提高他的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离开漳河53军来武汉的时候，黄显声曾先后两次将一批精锐武器和在西安熊飞处保存的一批武器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安全送到延安。此事被军长万福麟所知，多次向黄索要，甚至派部队到虢镇准备强行搜取。但黄显声千方百计把这批武器保存了下来，后来他组织“东干队”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地将这批武器运送到了延安。事实上，黄显声早已对蒋介石失却了信心。东总组织营救张学良失败后，他更加认识到靠乞求、说服来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是不可能的了。在武汉，他在刘澜波、阎宝航的工作影响下，产生了同共产党合作，发展东北军，使东北军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想法。他告诉刘澜波、阎宝航说，希望能面见周恩来陈述自己的意见。
1937年12月的一天，阎宝航与东总王化一、陈先舟、卢广绩邀请黄显声到一家旅馆来。当时他的老朋友，原东北军第12师师长张廷枢也来到武汉，阎宝航便邀他一起前来。周恩来已经在旅馆等候。
周恩来亲切地问大家好，对黄显声在漳河战役中的功绩给予很高评价。他耐心地听取了黄显声、张廷枢和王化一等人对抗战的意见和要求之后，全面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坚持抗战到底。黄显声坦率地讲述了他心中的苦闷。他说，过去蒋介石是用内战来削弱东北军，现在是用外战来削弱东北军。抗战爆发了，蒋介石仍不还我东北军统帅。东北军在各个战场上分散作战，做出很大牺牲，蒋介石却不予接济补充，长此以往，东北军前途将不堪设想。他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东北军。周恩来感谢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在谈到黄显声关于重建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问题时说，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民众，抗日复土的要求最迫切，许多朋友信任本党，愿意与本党合作，我们热烈欢迎。他建议黄显声、张廷枢二位将军可先将流亡武汉的东北籍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一个东北干部队，经过学习和训练，到各地去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次谈话，从晚8时一直持续到深夜。
同周恩来谈话之后，黄显声的心情极为兴奋。他说服张廷枢先行到太原召集东北军旧部，组织东干队，奔赴延安。随后便立即召集旧部及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和东北籍人士，迅速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东干队，由张学思等人带领，奔赴延安。他自己则继续组织活动，集结旧部，组成第二支、第三支东干队，再离开武汉。1938年1月12日后午3时，周恩来到黄的寓所与他再次交谈营救张学良问题。这次谈话阎宝航没有参加，事后由王化一把全部经过通知他。在这期间，黄显声在积极组织东干队的同时，不断和周恩来见面交谈，与阎宝航、王化一等东总负责人也时有会晤。阎宝航了解黄的性格，非常担心他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次提醒他要有所戒备，黄不以为然。阎宝航还专门向周恩来汇报过自己的想法。一天，黄显声在《大光报》编辑部宿舍与几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等几十人交谈，他毫无顾忌地痛骂蒋介石，越说越激动，赢得与会者的喝彩。1938年1月末，黄显声组织了第三支东干队，作好离汉赴陕的准备。这时，周恩来通知他迅速转移，立即停止公开活动。黄显声认为，自己做事光明磊落，没有必要躲躲藏藏。1938年2月2日晚，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骗出家门，秘密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