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阎宝航亲自起草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章”规定的办会宗旨是：“联合本省各团体机关及热心拒毒同志，协力禁绝鸦片并其他麻醉毒物之种植、制造吸用及运卖，以期毒物永久肃清为目的。”“简章”还就拒毒会的工作范围，即：宣传戒毒、调查毒况、拒毒教育、戒烟工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辽宁省拒毒联合会成立后，（以下简称“拒毒会”）阎宝航即带领会员在沈阳各重要路口建立阅报牌12处，号召市民不看日本报纸。他还到城里各处茶馆、戏院、福音堂、工厂去讲演14次，听众逾2万人。负责日常工作的车向忱还邀请几位画家，画了不少集中反映日本军警纵容日本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毒品，毒害我同胞的罪行的漫画，在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同时随时随地进行其他形式的拒毒宣传。有一快板词的大意是：“鸦片是杀人的毒品，吸食成瘾后，不论什么样的英雄好汉，都会变成废人。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贩卖鸦片、吗啡、白面（海洛因）来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无可用之兵，大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听后人人动容。同时规定5月9日为“拒毒日”或叫“禁烟日”。
为号召拒毒，拒毒会还发行《拒毒月刊》，宣传鸦片的害处。为了搞清东北麻醉品交易的实情，拒毒会对如下各项进行调查：1.烟馆及吸食者数；2.“吗啡屋”数及其注射数；3.贩毒者数及其进货地；4.毒品制造所；5.罂粟耕作地。这里的1—4显然是以附属地，旅大为主要对象。“这些运动，与其说是一般性禁烟工作，莫如说是与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2} 的活动有联系的反日运动更合适。”事实上，在东北各地的日本领事掌握着许多日本人走私麻醉药的事实，拒毒会把走私吗啡列为日本对东北侵略政策之一是理所当然的。连日本方面都承认，拒毒会的调查，还不可能掌握日本贩运麻醉药的全部情况，只不过提出旅大地区的烟馆等极小一部分。
1929年11月20日，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来一批邮件，收件人为沈阳日本站（今沈阳站）附属地内居住的日本商人饭沼。当邮包运到第25包时，附属地内的辽宁邮政当局发觉此是禁品，遂即暂予扣留。日商便遣人致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愿以一万元为取出25包之报酬，遭巴立地拒绝。随后，又寄邮件百余包，共计148包。
辽宁邮政局意籍邮务长巴立地与阎宝航要好，他在青年会打网球时，把扣留日人海洛因的消息透露给了阎宝航。阎宝航一面鼓励他继续扣留日商的海洛因，一面向辽宁省政府拒毒会报告。
省政府闻讯，便组织将其中四包作为样品，送营口海关转大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对其成分进行化验，很快有了结果。
1929年11月14日，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主任梅本二郎、化验科长理学博士田中宗爱、代理试验所长田村羊三署名的化验单送达省政府。化验单上写着：
（译文）
药品一种
验明此药大部分含有氢氯二气盐酸之海洛因。
1929年12月23日下午1时，省政府派职署第二科科长沈祖同召集各方面人员，在邮政总局共同检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辽宁高等法院院长史延程、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朱树声、邮务长巴立地、副邮务长刘曜庭、邮务局医官雍维林博士、司令长官公署军医处科长范长祥、东北大学化学教授姚文林、拒毒会代表阎宝航等11人。会议首先由巴立地介绍情况。他说，中东路事件以前，中俄未断交，从欧洲寄来邮件皆取道满洲里与哈尔滨。邮政局在哈尔滨设有化验所，检查甚严，故奸商不敢运入禁品。自中俄断交后，满洲里方面火车不通，由欧洲寄来邮件遂取道海参崴、日本而沈阳。此次由德国汉堡保禄公司寄予沈阳日本站饭沼者，邮局认为此事重大，遂已报告上海总局。上海总局令须呈报辽宁省政府。
就在这个时候，阎宝航收到几封信，信中用漫骂的口号，警告阎宝航和他的同事车庆和（车向忱）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必挨枪子（子弹）！信的末尾还画了一支手枪和已经喷射出去的子弹！
阎宝航轻蔑地把信扔在桌子上，对站在他面前的车庆和、黄宇宙道：“恐吓信！日本人真是卑鄙无耻！”
车向忱拿起信看了两眼，气愤地说：“中国人生何足恋，死何足惜！阎先生，咱们接着干，不能灰心！”
九 关东的“林则徐”(3)
为了造成焚烟声势，扩大影响，阎宝航决定拒毒会利用第二次焚烟时机，发起一个全市规模的拒毒运动周。为此，拒毒会从6月14日开始，组织多次拒毒演讲会，阎宝航亲自担任主讲。他还派拒毒会人员车向忱、黄宇宙化装成烟民，深入日本站（今沈阳站——作者）、十间房（今西塔东——作者）一带日本浪人开设的大烟馆、吗啡馆进行实地调查、拍照。他们还直接与烟民交谈，并把所获得的材料书写成文章、编写成小话剧等进行街头宣传演出。
6月16日上午11时，由沈阳市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跟着几辆载着海洛因、鸦片的汽车缓缓地向小河沿体育场行进。一路上，游行队伍锣鼓喧天，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打击贩运鸦片不法行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
今天的小河沿体育场，仍按第一次焚烟时的布置：搭盖向南席棚两座，北面一座为中外官员及来宾监视参观之所，并备有酒果茶点等物，以资招待。中央一座安放一长桌，作为检查开拆包封之用。两席内外，均由拒毒联合会张挂所制画图、漫画和标语等。两席棚之东，搭一平台，作为露天讲演之用。阎宝航组织拒毒运动周讲演会就在这里举行的。运动场中间砌成四座锅台，上置铁锅四口，旁边各堆积煤油、木柴等物。黄显声派出的140多名警察以及省拒毒会、国民常识促进会动员的数万名学生分布会场内外，维持秩序。
中午11时，辽宁省邮务局将查获的239包海洛因及由瑞士寄来的海洛因一大包，乘汽车驶入会场。在席棚台上落座的共有60多人。除本国政府、警务处、官银号官员、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外，还有德、英、奥、俄等国的领事。阎宝航率拒毒会职员车庆和等也在显要位置落座。入场观众达数千人。
大会开始后，焚毁海洛因委员会委员、拒毒会阎宝航等邀请到场中外官员、各报馆记者共同拆封，对已截获日商海洛因239包及从瑞士寄来海洛因一大包，共240包逐一取样封存，由阎宝航逐一签字，然后当众悉数分倾四口大锅之内，加以大量煤油，以木柴举火点燃，顿时烟雾蔽天，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口号声，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热泪……
这年9月，阎宝航领导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又得到昌图县先后拿获日商人山田文吾、丸毛增藏两起包运烟土的呈报。立即召开拒毒委员会会议，议决在9月21日第三次在小河沿体育场焚毁烟土大会。此后阎宝航率拒毒会同人焚毁日人烟土四包，计二百两。这次焚毁大会规模虽不如前两次大，但其影响仍十分广泛。这一年，阎宝航先后三次推动和主持焚毁日人毒品，在东北民众中，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成为敬仰人物，称其为“关东的林则徐”。同时，沈阳三次大规模焚烟行动，在国民政府中也有广泛影响。上海中华拒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曾致函辽宁省政府，要求放映焚烟会上摄制的影片，以利宣传。阎宝航第一次焚烟后，黄嘉惠亲到沈阳准备拍摄拒毒影片，并将阎宝航也列为其中角色——饰洋行经理，开演时以英语演讲鸦片之流毒，为该剧中壮声色不少。对阎宝航的重视可见一斑。
注释：
{1} 车向忱：1898年生于辽宁省法库县东顾房身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1925年在中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沈阳开展平民教育。他是辽宁省著名的平民教育活动家。
{2} 阎宝航主持领导的另一个民众团体。
{3} 1939年底，湖广总督林则徐、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请求严禁鸦片。道光帝深受震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后接替邓廷桢任两广总督。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1)
1929年8月，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又诞生了一个民众团体——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日本尾形洋一在他的《在沈阳的收回国权运动》一书中认为，阎宝航成立“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目的是为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实态，以便为参加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但是，“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和“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早在太平洋会议之前的七、八月份就已经成立了。所以，日本人认为，这个以英语夜校起家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到1931年前后会员数仅100余人却成为该地区反日运动的据点，这显然与1929年就任该会总干事的阎宝航的活动能力有关。日本人知道，反日讲演会之类都是在满铁奉天事务所相毗连的沈阳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国民常识促进会会址也设在这里。
国民常识促进会普及常识教育，属于教育会。教育会自1907年辽宁省设立后，直到1928年，教育厅长任命委员制改组为由教职员选举委员制，实行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这四部别。其中学校教育部，由于东北政权的“教育振兴政策”，使初等中等教育在数量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易帜后，很快引进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灌输三民主义。其领导人是1929年回东北、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梅佛光。另外，不仅学校教育，还要开展成人教育和平民教育，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就是通过社会教育部，与省教育厅内的民众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
促进会所说的常识，是由党义、国耻、公民、卫生、职业、破除迷信、公共事业、改革生活习惯、道德、乡村自治、拒毒等组成。重点放在国耻。宣传的基本内容就是“打倒满铁会社”。但促进会以灌输常识、造就健全国民为宗旨。表面上看，促进会是群众性教育团体，实质上是个反日团体。主席由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教员车庆和{1} 担任。委员由阎宝航、梅佛光、姬振铎、曹德宣担任。车庆和、黄宇宙主持日常工作。该会会员除教职员外，主要是由东北大学及各师范大学学生担任。
该会成立后，阎宝航不仅为该会提供活动场所，而且是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他和会员创办《常识半月刊》，每半月发行常识半月刊一次，登载各种有益民众常识，以资宣传；并将此半月刊，一面散布省城内之听讲民众，一面邮寄各县教育机关，促其组织各县常识分会以资扩大宣传。他们还把这些宣传品放在市内茶馆或教会里，作为简单的图书馆。他们在市内热闹场所选出的12个点，还开办公众演讲，为启迪民智，借用公共场所，请人演讲，使识字者与不识字者均能了解家事、国家、天下事，促一般民众早日觉悟，使其成为国家健全国民。国民常识促进会还设立群众阅报板，以平易的文字或绘画解说时事。每逢星期日、节假日，会员们则自带干粮，分赴各个茶馆、剧院、十字路口、监狱、福音堂、农村等地，进行讲演和宣传。他们讲述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近年来掠夺我国资源，输入洋货、毒品、走私贩私、破坏治安，以及驻扎军队，杀害我国同胞等情形；讲述近百年来的国耻事件，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坚决奋起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情形等。讲演中间，穿插小型文艺节目和魔术表演，非常受欢迎。促进会还利用假期，发动沈阳22所大中学校学生1083人到附近15县进行抗日讲演等。《盛京时报》详细记载了他们的一次宣传活动的实际情况。“国民常识促进会于25日（星期日）举行第18次常识讲演，由该会特聘张起运、鲁绍周、陈文芳、任永利、任永吉、董学礼等50余人，分赴城关30余处茶社讲演，早10时开始讲学，晚3时闭会。听众共4100余人。该会会员阎玉衡、车向忱、赵小梦、黄宇宙等亲赴各处视察，并随时讲演云”。促进会每月都在本部即青年会内召开一次以专家为中心的研讨会。这些活动受到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爱国将领的赞赏。
1929年10月，在中东路战争中的东北军，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不甘寂寞，开始增兵长春，并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张学良闻讯大惊。11月，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在美、英、法的调停下，签订了中苏《伯力协定》。中东路又恢复到中苏合营的状态。
在中东路事件结束时，阎宝航、杜重远等民众团体负责人，利用拜望张学良的机会，汇报在1929年成立三个民众团体及其工作情况，张学良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赞赏，鼓励各团体再接再厉，表示以自己的活动费支出予以资助。从中东路事件中清醒过来的张学良，开始关注对日问题。
就在这次会见时，张学良明确交给阎宝航一个任务——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将在日本西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会议，是1925年以研究、介绍太平洋各地区的实情，帮助改善各国关系为目的而召开的。1929年在日本西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会议。与前两次会议不同，这次会议决定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主题定在中国东北问题。为此，中日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在会前访问了东北，试图说服各方面允许东北也派代表参加会议，并为此会见了张学良。这样阎宝航以辽宁省沈阳基督教青年会（YMCA）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首席常委的身份，被指定为出席会议的筹备会主任，同时派出宁恩承、王卓然等15名代表参加会议。
阎宝航对参加这次国际会议极为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这个讲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阴谋。会前，阎宝航召集出席会议的代表商议，正式成立代表团筹备会。
这年10月16日，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打倒满铁会社》宣言，把日本侵略东北的政策归纳为六点：1. 铁路政策：铺设五大铁路、延长吉会线、实现二线两港计划；2. 经济政策：投资、制铁、煤矿、伐木、农场、贸易、银行、金融；3. 政治政策：设驻军、警察；4. 文化政策：殖民教育、开垦播种；5. 移民政策：商租杂居、驱逐中国人、垄断土地；6. 扰乱政策：贩卖吗啡、走私鸦片和毒品、唆使土匪。同时提出十个口号{2}：1. 打倒殖民地中的敌人；2. 收回东三省外国人经营的制铁所、煤矿及所有侵略用机关；3. 收回旅大，反对商租杂居；4. 拒绝外国人的不合法移民方法；5. 自办铁路等所有事业，绝对不向敌人借款；6. 坚持经济不提携主义，促使敌人之觉醒；7. 反对敌人的经济开发主义；8. 反对把东三省作为敌人的侵略地；9. 废除以往与敌人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10. 反对敌人强行铺设吉会铁路。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经常接触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外交秘书王家祯。王告知他，他的外交秘书办公室在负责对日外交的同时，对日本问题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和研究，并选择比较有价值的文件、新闻、有关对中国的评论等摘要或全部译成单行本，有的公开散发，有的作内部参考。阎宝航将这些文件译文借来一一翻阅，期望能从中发现重要线索。
早在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即于6月在东京召集了东方会议{3}，讨论对华政策。驻华日使芳泽，关东长官儿玉，关东军令官武藤，南满铁道社长广安，及驻奉总领事吉田，驻沪总领事矢田皆被召回国参与会议。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决议，又起草了一份给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4}，奏折称：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路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十 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2)
从1928年8月开始，王家祯陆续收到东北外交处驻东京办事人员分期抄来的这个所谓“奏折”。但由于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所以没有引起重视。阎宝航在他借阅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个“奏折”手抄本，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件，便建议王家祯加以注意。王家祯经过研究之后。立即将文件交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并进行认真校译，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遂起名为《田中奏折》，面呈张学良。张学良当即批准以绝密文件印刷200本，送给东北政治负责人员。
阎宝航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这样写道：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其侵华政策，更激发了我抗日爱国的思想，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末我出席在日本西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会前我主持在沈阳召开的中国代表团筹备会事宜，曾由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现任外交学会委员）处得到一本《田中奏折》（这本《田中奏折》后张学良以重金在日本秘密收买得来），就是以后名闻于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世界的秘密计划，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到会）分送英、美、加等出席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第三届会议系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西京举行。筹备主任阎宝航等组成的代表团一行如期抵达，参加太平洋国际会议。
太平洋国际交流会议，（Institute of Pacific Relotions）中文译名为太平洋学会。“与会者八国——英、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实为太平洋沿岸国全体代表出席之第一次。至来会参观者，则有俄、法、荷兰、墨西哥，国际联合会，国际劳工局之各代表，济济跄跄颇极一时之盛。”会议主要讨论太平洋地区重大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31名中国代表除阎宝航外，还有胡适、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十余人。
这次太平洋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满洲的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集中揭露日本的侵华政策。以松冈洋佑为首席的日本代表团则为日本政策辩护。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出风头。他在发言中大谈日本帝国一向重视本地区的和平和石原代首相对邻国的友善态度。声称日本与满蒙国防及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在一些方面应做特殊考虑。而日本侵略满蒙，是出于接壤支那的责任感，无可厚非云云。
本来，中国代表阎宝航已准备好了发言稿，现在根据日本代表的发言内容，有针对性地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中国东北有别国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那里驻扎着庞大的军队，那里随时都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当然，他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甚至全世界。有人说他们对东北有一种责任感，依这样的责任感，东北乃至中国还有和平而言么？太平洋国家还有和平而言么？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种责任感是野心二字的代名词。我们这儿有一份从日本帝国得到的文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折。我已把这文件译成英文发给各位代表，供诸位研究参考！”
会场大哗。“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以退出会议相威胁，企图阻止会议进行辩论，造成会议进行中的一次轩然大波。”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经阎宝航之手公之于世的。
国内最早把《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是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当时，西方各国一般不相信日本岛国能有如此与它国力不相适应的侵略野心。直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武装侵略战争之后，英、美、苏各国报纸均开始揭露《田中奏折》，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尽管日本当权人物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他的侵吞满蒙的野心被以后的侵略战争的发展所证实，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说的那样：“日本想要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难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间，阎宝航再次参加了太平洋会议，阎宝航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行动加以抨击。日本出席会议的代表宣称：日本无侵略中国野心。九一八不过是地方事件，满蒙对日本说来不过只是一只白象（既大而无用之意）。英、美的代表们的态度冷漠，不过略表应该调查了解之意。由此可知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所谓英、美、日国的名人学者，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则又是这些侵略工具的工具。我们在会议上和他们讲理，无异于与虎谋皮。
在这次会议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冷漠态度，同英、美等国在太平?国际会议上对阎宝航披露的《田中奏折》尚不置信的态度，如出一辙。由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袒护态度，使得会上辩论毫无结果。但《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毕竟出乎日本侵略当局的意料之外，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此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证实了他们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规定的轨道运行的。阎宝航等将《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也从此为日人所嫉恨。
当然，阎宝航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也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11月4日太平洋会议讨论有关东北问题的过程中，中方代表提出了收回附属地和旅大为中心的14个论点却没有成为会议议题。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就涉及东北问题各项报告书达12册之多，这使所有的东北代表感到吃惊。阎宝航的感觉更为强烈，为了控制日本对东北的政策，必须有更具体的论点。有关这方面知识，远比日本缺乏。回国后，阎宝航经张学良批准，为参加下次（1931年）太平洋上海会议，成立了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以便从各个侧面调查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情况。阎宝航领导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注释：
{1} 车向忱，任“科学概论”课教员。
{2} 这个口号后来成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方针。
{3} 东方会议：田中内阁为了制定新的对华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政策，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上与会者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华，争相献计献策，最后形成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纲领中强调所谓中国东三省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必须“予以特殊的考虑”。
{4} 田中奏折：东方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讨论的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秘密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日本天皇，这就是后来广为传播的《田中奏折》。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1)
1931年9月18日，这是东北的被难日，是中国的国耻日，是亲眼目睹九一八事变的阎宝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年春夏以来，耳闻目睹日本人在东北各地挑起事端，阎宝航敏锐地嗅到日军发动战端的火药味，曾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谈过，请他注意日本人动向，并伺机把情况向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报告。尽管黄显声、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亲赴北平向张学良将军报告岌岌可危的东北局势，却始终未能引起他对日军的注意和防范。
9月18日晚，阎宝航曾在大南门里基督教青年会202号房间召开时事座谈会，出席会议的还有王以哲、赵国屏、赵锡庆、于黑子（忘其名）等军界人士；文人有高崇民、卢广绩、徐箴及曹德宣等。与会者发言说：“寻常穿长袍的当官，作威作福；必要时让穿二尺半的（军人）卖命，实在有点那个……”。
晚10时20分，刚刚从青年会回到家里的阎宝航忽然听到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他最初估计，或者是日军的军事演习，或者是北大营东北军部队的军事演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事变。
天刚蒙蒙亮，阎宝航便起来。拉着大女儿明诗的手去外面观察动静。他们穿过胡同口，来到大南街，往北一看，发现有一队日本军人扛着太阳旗从大西路中街方面开来。阎宝航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阎宝航把明诗送回家，嘱咐高素桐做好准备，必要时他要送全家去基督教会去躲避。现在他要到青年会去以便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了解一下沈阳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日军占领沈阳后，全城一直处在极端恐怖之中。从9月19日早上开始，日军警沿街盘查过往民众，同时冲入省商会、省农会、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等民众团体办公处大肆搜捕，情形十分紧急。
19日，日军虽然占领了沈阳城，但兵力尚未开到大南门一带。阎宝航弄清日军发动武装事变情况后，立即将家人送到基督教会躲避。20日早上，他来到省商会会长卢广绩的家。
当时，沈阳城内街头一片混乱，笼罩着恐怖气氛。慌忙奔走的市民大呼小叫，一队队日军在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大街小巷。阎宝航敲开卢广绩家门时，竟将他们全家吓了一跳。
卢广绩惊异地问，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样公开露面？阎答道：“事出突然，对日军野蛮行径不能无动于衷。平时我们以抗日相号召，这时我们也应挺身而出。”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卢广绩。他说：“日军野蛮地践踏我国主权，武装占领沈阳城，是何动机？是何原因？我们要说话。”卢广绩说：“日军肆虐，我们顶烟而上，恐凶多吉少。”阎宝航说道：“个人事小，中国人的尊严事大。日军这样蛮横地占领了省城，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帅不在家，同荣臻{1} 他们也联络不上，我们应该以外交协会名义展开活动，弄清情况，希望对事态有些好处。”于是，阎宝航和卢广绩一起，联络学生联合会会长金哲忱等人往见德、法等国领事，请他们从中斡旋。结果，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事涉中日两国外交，我们未获本国政府之命，不便过问。”随后，阎等三人来到英国领事馆，所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英国领事愿意介绍他们去日本领事馆往见日本领事森岛，并写一便函交与阎宝航。
当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2}，在九一八之夜正在他的同乡好友家为其守灵。晚10时30分，他接到电话，请其立即回领事馆。他匆匆赶回总领馆方知发生柳条沟事变消息，他立即命令森岛领事即刻去关东军特务机关弄清情况。阎宝航等来到日本领事馆时，正值森岛领事从关东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回来，在向林久治郎总领事汇报和讨论如何“通过特务机关使其立即停止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派他们的副领事出面接待。阎当即质问，日军如此占领中国东北省城，作为领事为何没法阻止军事行动？这个副领事竟说：“军事行动是关东军干的，我们作领事的管不了。”那副领事口气一转，反而要求阎宝航：“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应该立即行动，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我可以叫日本居留民会长和你们商议。”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你们明天再来！”
阎宝航等立即辞出，三人面面相觑，日领事的态度实在使他们感到愕然。
阎宝航敏锐地感到他们去往见领事等于自投罗网。幸亏日领事森岛无暇出来见他们，而派刚刚上任的不知道阎宝航等是何身份的副领事。日领事森岛对阎宝航这“反日巨头”是很熟悉的。在那种混乱情况下，森岛见到送上门来的阎宝航，一定是不会放过他的。不过，阎宝航从副领事的蛮横态度中，已觉察出他们的行为有些唐突，他当机立断地说：“我们应该马上离开沈阳，否则，不作汉奸就得作日本人的刀下鬼。”他们估计此时家中也可能受到日军监视包围，便向大西关文会中学英国牧师家中奔去。当夜三人宿于这位牧师家中，决计第二天离开沈阳，前往北平。
20日清晨，阎宝航到达沈阳城北的迫击炮厂，并与该厂工程师、美国人麦尔斯取得了联系。麦尔斯答应赴约定的地点等候卢广绩等三人，然后用自己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车站，送他们乘火车赴北平。
此时城内早已到处悬挂着日本国旗，日军在街头盘查巡逻，横尸随处可见，十分恐怖。迫击炮厂位于郊区的文官屯，因开车的是美国人，汽车在去皇姑屯车站的路上并未遇到太多麻烦。但由于事先约定卢、金二人乘车地点有误，耽误一个多小时，引起日人巡逻队注意。麦尔斯急中生智，跳下汽车装作修车模样，故意让日人看他的脸。日巡逻队见是个西洋鬼子，便径直而过。坐在车里的阎宝航有惊无险。
就在这一天，日军特务机关已将城内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军警单位全部查封，到处搜查爱国人士，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均在搜捕之列。并贴出布告，以5000元悬赏缉拿阎宝航。
傍晚时分，阎宝航坐在麦尔斯的汽车里，望着大街上累累横尸和全副武装来回巡逻的日本兵，和挂在城墙上的日本国旗，怒火在胸中燃烧起来。
当时，沈阳的皇姑屯火车站尚未被日军控制。站台上下，早已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好不凄惨。阎宝航和卢、金二人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闷罐车，恨不得立即到达北平。但由于火车燃料不足，走走停停，终于到达沟帮子站。他们在这儿下车，第二天再次登车，于23日到达北平。
从登上火车的那个时刻起，阎宝航就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使他难以理解的问题：东北军怎么啦？为什么不加抵抗就把沈阳轻而易举地让给了日本人？难道这是张学良的主意不成？他百思不得其解。到达北平后，他们先到奉天会馆住下，又去中央饭店找到了先期在这里的王化一。
王化一自从赴朝鲜慰问被害华侨回来后，正值东北军在关内讨伐石友三叛军刚刚结束。他作为参加慰问团成员之一，赴北平慰问在平定石友三叛乱战斗中受伤官兵，和慰问团成员一起住在中央饭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已有大批东北难民流落街头，特别是大批青年学生，衣、食、住均无着落，情景极为凄惨。王化一已遵照正在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副司令的指令，负责对东北难民的救济事项。他四处奔跑，终于落实奉天会馆、江西会馆、湖南会馆、司艺厅以及红十字会等地为难民收容所，亲自主持登记发放救济款项。
9月23日，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将军召见王化一，询问各民众团体诸人的情况。25日，除阎宝航、卢广绩外，高崇民、陈先舟等也先后到达，他们都住在中央饭店。王化一首先转达了张学良将军对各位的关念之情，“阎玉衡，卢乃赓诸同志自沈阳脱险抵平，张副司令每人赠给生活费200元”，随后，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将军23日在协和医院的谈话要点。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2)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几天时间，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分别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一个是由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原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组成的“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一个是高崇民、陈先舟在潜出沈阳途中与聚集于锦州、沟帮子一带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抗日救国会”。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把流亡锦州、北平两地的原辽宁省各法团、各反日团体领导人及青年学生、各界群众所成立的三个团体，即“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联合成立一个组织，最后大家商定，这个组织就叫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参加25日讨论的唯独缺少杜重远。大家非常担心他的安全。阎宝航也在焦急地期盼着杜重远的到来。杜重远来了，大家好一起往见张学良。
“事变发生时，余适因事未在省城，接阅号外，始知辽城陷落，当时精神上之刺激，非笔墨所能形容。因念所办瓷业公司向为倭人所嫉视，益以我年来排日甚烈，更为彼等所切齿，今如贸然回省，实不啻飞蛾投火，自寻祸患。然转念六十万血汗，五百口员工，皆唯余一人付托是赖，倘公司不幸而遭摧毁，固若天灾，无可抗逆，假如公司未被蹂躏，人员未尽散失，我独远避，将何颜以对股东，以见同人？于是决意冒险归省。”幸遇此时来沈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并得其协助，代其去肇新公司往见全体员工，杜本人在张的劝说下，迅速逃离虎口。乘火车抵达天津。他便装下车，本想在平津地区从事抗日工作，以号召国人。因身体患病，住进天津医院，一时不能到平。26日，阎宝航和卢广绩、王化一来到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
此时，张学良大病初愈。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未加抵抗，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沈阳及其东北广大地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指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内心痛苦，情绪十分低落。当他看到这些慕僚和朋友安全抵平，十分高兴，便和他们攀谈起来。
在问候张学良的病情、医治情况后，张学良关切地询问他们脱离虎口的情景。阎宝航介绍了他耳闻目睹事变后沈阳街头的惨景和日本人的凶残。初别故土的阎宝航，这时候痛苦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他说，南京不抵抗，我们东北军也应抵抗。故土沦丧，亲人被困，几十万难民流亡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凄凄惨惨，这责任由谁来负？他越说越激动，又说，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眼睁睁地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分明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他希望张学良不能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见阎宝航是批评自己，大为动容，他大声嚷道：“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
阎宝航本想说服张学良，振作精神，发动东北军不抵抗日寇侵略。结果，不但没有说服他，反而弄得很不愉快。张学良抱住不抵抗命令不放，他无可奈何，精神上十分苦闷。
阎宝航脱离虎口后，一直挂念留在教会的高素桐和他的孩子们。他走时，高素桐已怀七个月的身孕，她们在教会躲闭会不会发生危险呢？在离开家那天，他告诉高素说他要回来接她们走的，没想到会不辞而别。日本人占领沈阳会不会去寻找她们，她们会不会落入魔掌呢？
九一八事变后，高素桐带着孩子们一直在教会躲避。在那十几天里，她们通过来教会的外国人得知一些消息。他们听说，在基督教青年会门口，日本人贴有一张5000元悬赏捉拿阎宝航的布告。她还听说，日本当局放风，“抓住阎宝航的家属给5000块大洋，把他的家属就像烧鸦片那样接到小河沿，倒上火油点天灯！”连教会的牧师也开始担心起来，生怕日本人闯进来抓走阎玉衡一家，坏了教会的名声。倔强的高素桐正在准备带孩子们离开教会回海城老家时，这天傍晚，教会来了一位五十多岁左右的人。他一见高素桐，就声称要送他们一家逃离沈阳。
来人向高素桐自我介绍说，他姓赵，是钟表店的老板。他说，我认识阎会长。他是个义士，挺身而出，烧过日本人的烟，很了不起！为咱们中国人争过光。我听说日本人正在抓你们，我就到处打听，寻找你们的下落。我跑了好多地方，没能找到。后来我一想，阎会长是信基督的人，和基督教会一定很熟悉，阎会长走了，他的家或许能在教会里。真是天意，让我找到了你们。高素说，赵先生，我没有职业，又带这些孩子，找不到老阎怎么办？遇到危险怎么办？这不是拖累你么？赵老板说：“我在天津、北平都有分店，万一找不到阎会长，你的孩子我来供养。鬼子要杀你们，在教会躲避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咱们是中国人，不能叫教会这些外国和尚看笑话。你们准备一下，今晚上皇姑屯只有最后一趟通北平的火车了，不能再耽搁了。”
阎宝航同张学良发生言语冲突之后，对张学良仍然抱着不抵抗命令的精神状态感?失望。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吴耀宗曾把他接到青年会去住了几天。吴耀宗认为，大势已去，家乡沦丧，不堪回首，便挽留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事算了。此时，在上海海关任职的老朋友丁贵堂通过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请阎宝航去上海海关工作。他的一些同事也都劝他说，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在安全之地仍有事情做，也算是祖宗有德了！有的问他，你们东北那个少掌柜（张学良）是否是“此间乐，不思蜀耳？”有的劝他，依靠东北这位张少帅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恐怕是天方夜谭了！
起初，阎宝航认为，在家乡沦丧的情况下，一个沦落之人，异地供职，本在情理之中。况且，主帅精神萎靡，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谈成就复土还乡大业！可是，他又不同意对少帅“此间乐，不思蜀耳”的议论和评价。
阎宝航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失了东北，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对他进行谴责，称他是不抵抗将军。“此间乐，不思蜀耳”确实引发他思考了许多问题。汉卿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
在那些日子里，阎宝航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张学良在接见东北籍旅平学生、东北军下级军官们所作的保证：
我姓张的如果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十一 虎口余生疾呼抗日(3)
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
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
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
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阎宝航相信他说的这些是他的真心话，并且逐渐领悟到，这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他所以执行这个不抵抗主义，是因为“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猛”，光靠东北军抵抗，势单力薄，而难取胜，“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方为上策。
这时，王化一、卢广绩劝说阎宝航接受张学良的建议，与他们共同谋划成立东北救亡团体事宜，阎便暂时打消去上海的念头，致力于成立东北救亡团体。张学良得知阎宝航同意留下，十分高兴，当面向阎宝航说明自己当时情绪不对，言语有失，特表示歉意。阎宝航也做了自我批评。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阎宝航被选为常委，宣传部组长。
10月下旬，杜重远来到北平，他曾作为救国会宣传部副部长，和阎宝航一起从事救亡宣传工作。有一天，杜重远收到上海的邹韬奋的信，邀他去上海他的书店和《生活周刊》工作。杜重远有意接受邀请，便同阎宝航商量说，咱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应该去上海。阎宝航不解其意，便问：“乾学兄是东北工商业名人，在上海也有许多朋友，为了谋生供职自不成问题。”杜重远笑道：“依你在外面的交往和威望，玉衡兄更有条件去上海。我所以想到上海，我是想，救国会应该有代表在南方，以便沟通关内各救亡团体的联系，利用那里的阵地开展东北救亡活动。”阎宝航知道，杜重远在东北时候就是《生活周刊》的热心读者，他的肇新窑业公司有不少职工订阅《生活周刊》。杜重远以救国会联络员身份去上海开展救亡活动，是个好主意。他便向杜重远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他曾一度想去上海供职，后来觉得不对头。张汉卿虽然执行不抵抗命令，但丢了东北也不是他的心愿，所以他暗中支持成立民众抗日团体，现在这里需要人，我不能走。乾学兄南下上海，一定会扩大我们救国会的影响，使东北救亡工作做得更有成效。杜重远说，少帅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我们这些人却不应有什么顾虑了，应该放开膀子干，一齐对不抵抗下手。反正我是下了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