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阎宝航接到上海爱国团体来电，表示可在财政方面予以支持。救国会成立后，虽然得到张学良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但经费仍感不足。接到上海团体来电后，常委决定委派阎宝航、卢广绩去沪办理。
此次阎宝航去上海，还会见了他的老朋友丁贵堂。丁起初以为阎来上海是应他之请来供职的。没有想到阎不但不留在上海，还向他募捐，请其为东北救亡事业出力。丁贵堂和阎是同乡好友，又是基督教友。他对阎的要求，大力协助，特捐出五千元。此后十年中，阎宝航多次来上海，丁贵堂也多次为东北救亡事业捐款。足见阎宝航与丁贵堂个人交往之深。不过，此行因阎、卢二人归去匆匆，丁贵堂捐款当时未能交于他们，不久电汇北平。因有王化一在日记中“阎玉衡、卢乃赓两同志自沪归，因正值上海事变，进行困难，仅朱子桥将军捐助一万元”之记载。
2月11日，阎宝航回到北平时，高素桐已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亲人们劫后余生，不胜悲喜。阎宝航随即把全家安置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场胡同住下，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东北救亡的事业中。
注释：
{1} 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化装逃出沈阳。
{2} 林久治郎于明治三十九年十月，经外交部门和领事馆考试合格，先后在吉林、天津、济南、青岛、北京、福州等地日本驻中国外交机关任职。1928年4月至1931年12月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后。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1)
1931年9月27日，阎宝航和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400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一致选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钱公莱、张希尧、杨大光、郑奠邦、孙一民、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1}、熊飞、顾翌常27人为委员。大会首先讨论救国会宗旨。与会的国民党人士提出救国会应以筹集捐款、救济东北难民为宗旨。至于抗日问题，应听候政府指示。阎宝航认为，救国会应以武装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为宗旨，否则，救国会没有成立的必要。双方唇枪舌剑，几至演成格斗。由于主张以武力收复东北为宗旨的人占有大多数，少数国民党人愤而离开会场。最后大会一致通过救国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障主权。大会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设计外交方面事宜，以应付东北目前状态。训练学生，一部分成为学生军，一部分回到东北做政治、军事工作。这次成立大会，虽然选出了执行委员，但由于大部分尚未到达北平，故未立即成立组织机构，也未选出常委。
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玉衡、卢乃赓、王化一、金哲忱等四十余名委员发表宣言，指出：
呜呼！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浃旬之间，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豺牙密厉，虺毒恣睢。以致闾里骚然，死伤狼藉，大好河山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
10月21日，救国会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阎宝航任宣传组组长，副组长杜重远。负责出关人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工作。事实上，阎宝航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但以全力做好抗日的宣传，在军事方面，支持东北义勇军作战；在总务方面，积极募捐等，做了大量工作。到1932年1月12日，救国会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会务改组问题”，到25日，救国会机构改组完成：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执委四十一名，常委十五人，监委五人”。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改为三个部：即总务部、军事部和宣传部（后又改名叫政治部）。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分任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和总务部长。
对于阎宝航参与其事的救国会的性质，确实存在不同说法。就参加人员的阶级成分而言，资产阶级占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就党派而说，国民党如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莱等，青年党如王捷侠、霍维周等，都曾参加。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在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则有宋黎、张希尧、宁匡烈、张雅轩（现名为张金辉）等。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等，则大多属于无党无派。可以看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大多数，虽然不掌握救国会的领导权，却是救国会的中坚力量。“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并不是中共党员或支持者，他们只在国难当头时不断在追寻一条救国的道路，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忧国热忱，反对政府或国民党的论调固然经常有之，但绝不等于他们就是共产党，或由共产党所影响、号召，乃至策动，才参加救国会的组织。”
可见，阎宝航等组织成立的救国会，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之下，由东北爱国流亡人士等自发参加的民众抗日团体。正是在这个团体中，阎宝航和他的同事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之情，从事东北救亡事业，为复土还乡进行着不懈的士努力和斗争。
救国会成立时，阎宝航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起草救国会成立宣言：《告东北民众书》。宣言由秘书处长卢广绩交给胡石如起草，经阎宝航、高崇民润色修改后发表的。全篇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东北，充满切腑之情。对美丽富饶的东北大好河山充满着眷恋之情，表达了“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的决心。宣言谴责日人“竟于九月十八日深夜之间，出我不意乘我不备，肆意烧杀淫掳之暴行，以逞其封豕长蛇之夙阁。其事变之剧屠戮之痛，不惟在中国为空前之未有，即征诸世界，亦乏先例”，“此种不讲人道，违背公理，破坏和平之野蛮举动，实为人类所不齿，抑亦国际所难容”。宣言指出：“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后各省‘独立’，进尔‘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夫东北者，乃我祖若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今则强邻凌轹，已非我有；清夜自思，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倘此时而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罕实而长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望我同胞速起自救。”这字字句句，就像是阎宝航从心里迸发出来的一样，他在诉说，他在控诉，他在呐喊！
当时的北平街头，到处可见东北流亡的学生和民众，一个个破衣烂衫，精神萎靡，疲惫不堪，焦躁、愤懑和彷徨不安，景象十分凄惨。阎宝航每看到这情景，便觉心痛。作为宣传部长，阎宝航每天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救亡宣传，同时用很大精力去帮助难民所安置难民。他开始在流亡北平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骨干组织各种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反映流亡抗日的小话剧、舞蹈、歌曲到街头、学校、工厂和郊区农村演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歌曲节目，这些救亡歌曲和节目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东北流亡者和关内广大民众。阎宝航还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开展宣传、演讲，号召民众开展救亡，支援东北抗战。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和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这一天，凡有东北人聚集的地方都要召开纪念会，发表专题演讲，控诉声讨日军侵略暴行。阎宝航支持和组织东北人联合外省人士到奉天会馆和哈尔飞大戏院举行“亡省纪念会”。许多报刊对救国会各机关、大专院校举行的“亡省纪念会”事先都发消息，昭示民众。事后进行专题报道。救国会还规定，每到这一天，救国会各常委、执委必须到各处参加纪念会。
为扩大宣传，阎宝航制定了“内地讲演计划”，计划中对组织、材料、手续、经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由阎宝航选派各地的讲演计18队，80余人。这些讲演队大多由阎宝航邀集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徐靖远{2}等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带队，分赴天津、南京、上海、福建、广州、浙江、江苏等地宣传抗日。阎宝航自己则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多次到南京、上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和记者招待会，揭露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野蛮罪行与亡我之心；痛陈东北人民的悲惨境遇；盛赞东北义勇军和民众抵抗外倭侵略的斗争。据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4日报道，阎宝航在应上海市商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之请，到该市商会议事厅讲演时，不但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还批评当地政府事前不加防范，事后又抱不抵抗主义以致失地千里，不堪收拾。他坚决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日方赔偿我损失，树立我国东北之根本安全。他呼吁各界人民一致对外，与日本从经济上彻底绝交，以及厉行军事训练等等，在场两千多听众深受感动。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2)
在北平，阎宝航和救国会执委把深入各大专院校进抗日救国宣传作为重点。除了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外，阎宝航经常光顾的学校是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东北中学。他的演讲报告会令人鼓舞，很受学生欢迎。在东北时，这些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阎宝航的崇拜者，亲切地称他是阎会长。情绪激愤的青年学生们，在阎宝航的宣传鼓动之下，有的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有的投笔从戎，奔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队伍。11月间，阎宝航协助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组织学生军，以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为场所，对东北青年进行训练，准备派往东北进行抗日活动。学生军共有二三百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粗饭，睡的是地板。每天清晨出操跑步，白天进行军事训练，上国文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等军事技术。阎宝航和许多社会名流经常到这里作报告，以宣传抗日救亡，复土还乡相号召。一向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讲到激动处，往往声泪俱下，听者为之动容。阎宝航在讲演中，还经常和学生们同声高唱“满江红”歌曲，借以抒发为国雪耻的壮志情怀。此后，东北中学、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相继组织起学生军，阎宝航经常到这些学校的学生军中演讲。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蔡铤锴率部抵抗，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成立抗日学生义勇军，由冯庸校长亲自率领到上海参加抗日，驻防在长江沿岸大场，挖战壕阻击日军登陆。当时阎宝航和救国会总务处长卢广绩正在上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阎得到冯庸大学学生军开到上海的消息，曾亲到防地看望。
冯庸，奉系军阀冯麟阁之子，与张学良同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三四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在装甲车司令任内，受三四方面军团司令张学良指挥。因作战失利，只身逃出，第四方面军团长韩麟春要枪毙他，张学良念及小兄弟之情，以撤职了事。冯庸丢官后，正在沈阳创办贫儿学校的阎宝航动员他去办教育。冯庸听从劝告，利用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冯庸因此声望颇高，冯庸遂与阎宝航成为好朋友。阎宝航在救国会期间，曾与冯庸和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商议，先在习艺所成立东北学院，学院分设大学部、中学部，把逃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收容起来，发给最低生活费用，一面学习，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东北学院遂改称东北中学。在这期间，阎宝航不仅常去东北中学去作报告，还应冯庸之约，光顾冯庸大学作抗日演讲。
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占领东北三省的过程中，极力网罗汉奸，拼凑地方伪政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东北局势的阎宝航，在脱离虎口，刚刚到达北平时，就得到知日本关东军于24日策划成立了以袁金凯为头子的“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立即组织宣传部起草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及各院长、各部长、各省主席、各市长等通电，痛斥日军一手扶植的伪政权的成立。阎宝航在电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是日军“欲假此御用机关，以施其掩饰侵略之阴谋”。表示对该会一切与日方所订任何条件，决不承认。同时，阎宝航还以救国会名义，致函袁金凯等人，不要甘当傀儡，认贼作父。日军占领吉林后，扶植原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阎宝航以救国会名义致函卖国投敌的熙洽，警告他立即悬崖勒马，拒绝日方伪命，取消伪省署。10月20日，阎宝航就赵欣伯充任伪沈阳市长事，通电国民政府，疾呼对此等奸贼，“如不悬首高竿，何足以伸国法，而肃纲纪”，敦促“政府即日明令通缉，就地枪决，以除后患，而戒其余”。26日，阎宝航又以救国会名义致电东北各伪机关，严重指出，“东省不幸，惨遭倭祸，日军所至，田庐为墟，稍具血气，莫不悲愤，乃竟有不知国耻之徒，乘此变乱，组织各种机关，阳假维持治安之名，阴行谋夺政权之实，早为一般人所不齿，本会曾发有最严重警告，促其觉悟。近日据报载，倭奴复作进一步之工作，公然利用汉奸，组织东北伪政府，作宰割国人之工具”，“兹特郑重申告，此种机关，本会誓不承认，并宣告国际，揭破日本阴谋，各县政府或所属局处，倘对于此种倭奴制造之伪政府，加以拥戴，或将收入解国库省库之各款解往伪政府者，本会即认为汉奸卖国，决采有效办法，予以最严厉之惩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汉奸和日伪政权的愤恨之情。
阎宝航在就任救国会宣传部长期间所进行的救亡宣传活动，和民心、顺民意，特别受东北流亡民众、爱国军人的欢迎。但常常受到国民政府的监视与管制，联想到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开始从不理解到不满。
1932年8月下旬，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阎宝航提出的建议，决定每年的9月18日为亡省周年日，届时东北流亡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应就地召开群众纪念会。据《京报》报道，救国会为联合平津各抗日群众团体举行纪念会，遂于9日致函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救国会在致函中指出，“九一八将届，东北各地均应举行纪念会，藉抒哀思，而资振奋。况倭奴已定于是日胁我同胞举行庆祝伪国仪式，以期蒙蔽视听，则我尤当有一番大规模举动，以表示三千万人民之真正意志。望于是日召集全体官兵及附近各地民众开会，举行纪念，庶一奋起，共摧凶横。”随后，9月15日，《京报》公布了由阎宝航亲自制定的救国会的决定，即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为纪念九一八周年所组织筹备会。其具体内容是：一、北平所有群众团体，团结在本会旗帜之下，成立宣传队，每队至少五人，各大学校应立即行动起来，热烈参加九一八纪念活动。二、举行市民大会，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和扩大义勇军抗日武装，保护平津华北；检查没收日货，分给失业工人、灾民、难民、贫民及抗日家属；援助东北义勇军，扩大民族解放战争，夺回东北失地；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屠杀中国民众；反对政府压迫反日反帝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民众自动对日宣战；驱逐日本在华海陆空军出境；争取检查日货，组织义勇军，反日罢工，示威游行的绝对自由；争取无条件对俄复交和征募义勇军。并定于九一八周年日，上午8时，在西城皮裤胡同东北学院举行。
十二 救国会的宣传部长(3)
消息传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于第二天急电北平市政府，设法抵制救国会的这次纪念行动。具体规定：一、是日（9月18日）下半旗志哀。二、是日，星期日应为例假日，各机关仍照常办公，各学校照常上课，各工厂照常工作。迫于南京方面的压力，张学良也派人通知阎宝航，9月18日的纪念活动，不能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对此，阎宝航愤慨莫名。18日那天，在阎宝航主持下，救国会与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一致表示极大愤怒情绪，周年纪念会通过了由阎宝航草拟的通电。通电严厉指出，“溯自九一八事变起于今一载，全国志士奔走呼号，以警冥顽；东北义勇军拼死斗争，而图挽救。顾以人心巧伪，柔靡成团；依赖国联，空谈抗日。”“凡我同胞应速奋发兴起，怀薪胆之苦心，作武装之后盾，同仇戮力，复我失土。”
一个群众性的纪念活动就这样被破坏了。阎宝航则建议各校应分别举行活动。也不枉大家还记得九一八，东北尚在倭寇之手！于是各校齐而响应：北师大、北大、平民学院、法学院、俄文学院、翊立女中、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等学校在校内召开纪念大会，表示对政府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勿忘“国耻”，打败日本侵略者，复土还乡斗争到底。
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阎宝航工作十分繁忙。当时，王卓然在张学良支持下，曾成立“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阎宝航等为委员。阎宝航要经常参加会议，研究探讨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救国会宣传部还积极创办抗日救亡报刊。救国会“办事细则”中规定，宣传部第三科负责掌管“救国旬刊”，规定“所有到文、稿件、旬刊论文，及剪报等，均须按日送交部长核阅”，可见阎宝航对所办报刊是相当负责的。细则还规定“救国旬刊”首页评论，代表本会意见，应于本部每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题材。阎宝航对旬刊重点文章、评论不但亲自审阅，而且常常亲自动笔。1932年2月，政治部创办了由李全林任主编的《救国旬刊》，其办刊宗旨“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就是阎宝航亲自确定的。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高崇民、王化一等常委均为《救国旬刊》撰写文章。这年9月，政治部还创办了《东北通讯》、《覆巢月刊》。所谓“覆巢”，即覆巢之下无完卵之意，以警世人。该刊题名就是王卓然与阎宝航共同商议确定的。1932年春，南京政府与日本当局签订了《淞沪协定》，不抵抗主义者到处散发“抗日亡国论”。张学良将军指示救国会将《覆巢》由三日刊改日报。这年12月，在阎宝航支持下，《覆巢月刊》正式改为《东方快报》并正式发行。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以抗日救亡、收复失地为宗旨，大量登载抗日文章、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很受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东方快报》在坚持正常出版外，还出版发行许多进步书刊。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东方快报》出版发行了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的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这是该书在我国发行最早的中译本。该报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后才被迫停刊。
注释：
{1} 霍维周：原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后被国民党特务张涤非暗杀。
{2} 徐靖远：青年抗日将领，1938年8月与黄宇宙设计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谷川少将以下日将、校、尉官十六名，处决了大汉奸伪第一皇协军军长李福和，摧毁了“东方佛朗哥政府”。1942年8月4日，徐靖远被蒋特务杀害于郑州东南的凉水口黄河渡。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1)
早在1931年5月，汪精卫、李宗仁等反蒋派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后，汪、李利用全国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机会，逐蒋下台。后宁粤双方达成协议，确定于10月28日至11月初，在上海举行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上海、广东各界倡议东北民众应派代表参加会议，以督促国民党停止党派之争。
10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已开始准备向黑龙江省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马占山{1} 将军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布防，一个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江桥抗战”打响了，全国为之一震。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发起各种抗日援马活动。阎宝航奔走于各学校和救国会之间，宣传救亡，支援马占山抗日。10月28日，他应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之请，为全校学生作了政治报告，随后冯庸代表全校学生表达他们的心愿。冯庸说，咱们东北人要实现复土还乡的愿望，须靠东北军、靠南京的力量。现在少帅一味执行不抵抗，东北军不动，南京不出兵，就难以成事。但不抵抗的根子不在张学良，而在南京蒋介石那里。冯庸大学一致呼吁，东北流亡学生应速南下请愿，表达我们东北人的心愿，敦促政府出兵。阎宝航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救国会应予支持。
当日，在阎宝航的建议下，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接受冯庸校长的建议，利用宁粤双方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之机，组织“东北逃难来到北平的各大学学生及旅平东北民众各团体，以日军侵我日亟，非全国团结，无以救危亡，沪上和会有早日举行之必要，特联合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京沪吁请和平，促全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推举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请愿团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阎宝航、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王宪文、苗可秀、林伟忱、杨治平等九人为指挥。“队员六百二十人，分十二个队，每队设队长一人，队下设组各设组长一人，以严守纪律，互相约束。”请愿的目的为：一.响应和平会议，促成统一政府；二.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一致抗日；三.督请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11月5日，请愿团组成，即发表《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指责国民政府在此国家存亡关头“不闻有对外办法”，敦促国民党各派“捐弃成见，同赴国难。”
救国会在决定组织请愿团的同时委派阎宝航先行赴上海为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做必要准备。在请愿团从北平出发的前一天，阎宝航先行出发至上海，了解和平会议情况，打通关系，以便及时向宁沪双方代表请愿。阎宝航到达上海后，同他的好友，时任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等上海各界人士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顺利地做好迎接请愿团抵达上海的准备。
11月5日下午3时，参加请愿团的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及东北各校学生代表，左臂佩臂章，上书“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字样，手持“还我山河！”“驱逐日寇，雪我国耻！”“严惩汉奸卖国贼”等标语横幅，齐集北平火车站。北平火车站奉命阻止南下请愿队伍乘车，请愿队伍一面向北平路局交涉，一面向乘客宣传南下的目的，并把《宣言》分发给乘客。广大乘客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民众南下请愿的行动，纷纷自动下车，请愿队伍得以乘车南下。当列车途经天津时，“张学铭市长、社会局长到车站欢送，并派人送来大批食品。沿途各大站均有群众赠送点心，并致意表示同情”。
11月7日晨，请愿队伍抵达浦口，然后经在南京的东北群众协助，即时转搭沪宁列车去上海。当天深夜，抵上海南站时，阎宝航已联络上海海关总署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上海商会王晓箱、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火培等上海各界人士数千人前来迎接。在他们协助下，请愿团600余人分别宿于中华职业学校、西成小学、小海中学和务本女中等处。
请愿团抵沪后又拟定并发布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但请愿团得知，上海“和平会议”已经于5日闭幕，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请愿团员表示十分气愤。早已得到和平会议散会消息的阎宝航，建议立即发布他起草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抵沪宣言》，遂征得王化一、卢广绩、冯庸等救国会常委同意，立即在上海各处散发。
《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力促党国诸公之猛醒，一致对外”，“准备对日决战”！
当时，参加和平会议的各地代表大部已离开上海。阎宝航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得知汪精卫、胡汉民仍在上海。请愿团指挥部当即决定请愿团兵分两路，一路推举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为代表，会见胡汉民、汪精卫，痛陈民众抗日救亡之心声，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一路由王化一率领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市区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
?没有会见汪、胡之前，阎宝航确实还心存一线希望，以为能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嘴里，听到一些有用的话，期望他们说出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相对立的话来。可是，会见后，阎宝航大感失望，这些国民党大员原来同蒋介石一样根本没有把东北的沦丧放在心上。
由于阎宝航事先通过关系，汪、胡二人才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团代表。汪精卫接见时，西装革履，神情傲慢。阎宝航代表请愿团说明来意后，汪精卫则开始大谈其对国事的意见，他“滔滔不绝，但不得要领”。他闭口不谈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到胡汉民出来时，“则戒备森严，代表每人身后站着一个便衣”，以示威胁。胡开始对张学良大肆非议，他不无讥讽地说：“你们张副司令有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跑到上海来请什么愿？”卢广绩气愤地驳斥道：“张将军执行的是中央不准抵抗日军的命令，中央有责任，所以我们向中央要求收复失地。”胡汉民说东北之一隅，比起中华国土，不过是不毛之地。再说，“国之强弱不在疆土之大小”，日本土地很小，国家不是很强吗？至此，阎宝航站起来，与之争辩，他说，难道国土大，东北就可以不要了？丢了土地，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坐在他旁边的高崇民一声不吭，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带着轻蔑不满的神情站起来，并转身对请愿团其他代表说：“咱们不必说了，走吧！”胡汉民见到这个场面，也觉难堪，便赔笑脸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给你们五千元以表心意吧！”说完便令人开出五千元支票。阎宝航和大家一商量，此次南下请愿，经费紧张，既然他肯拿出线来，暂且收下，以补经费之缺。随后大家愤愤退出。
此时，由王化一、冯庸率领的游行请愿队伍，冒倾盆大雨，在上海沿街游行。请愿团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激昂，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引起上海人民的莫大同情。当夜，请愿团回到驻地，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办法，大家决定赴南京请愿。
11月10日，阎宝航与指挥部成员率请愿团到达南京时，“已晚八点，大雨如注，转乘小火车进城，全体住金陵大学体育馆及礼堂，既冷且饿，队员们精神极振奋”。海关总署的丁贵堂以及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当夜驱车来金陵大学，请阎宝航及请愿团指挥部成员到他们那里住宿，阎宝航和大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坚持和请愿团队员们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请愿团全体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请愿。吴铁城、张继两人代表蒋介石向请愿团讲话，劝他们早日北返，不要受别人“煽动”，并说中央一定有办法等语。已知请愿团要来中央党部，蒋介石早已躲到中央军校去了。请愿团闻讯，怀着激昂愤怒的情绪，转赴中央军校。时大雨滂沱，一阵紧似一阵，队伍冒雨行进。阎宝航和请愿团指挥部成员走在队伍前列，率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大家似乎忘记了寒冷、饥饿和雨水的浇淋。大家互相鼓励，一定要找到蒋介石。经三小时行军队伍到达中央军校。阎宝航脱下湿衣裳拧了拧又穿在身上，便和王化一、冯庸一起与校方联络。他们明确告诉，请愿团要求蒋介石尽快出来接见。这时，又有天津学生请愿团赶到参加。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2)
下午3时30分，蒋介石才不得不在中央军校礼堂会见了请愿团。请愿团代表向蒋送交了请愿书。
蒋介石身着便服，手拿拐杖，接过请愿书，略加浏览后，脱口说道：“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宜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这时，站在阎宝航身边的高崇民，与讲台近在咫尺，他听到蒋介石如此说话，忍无可忍地慷慨陈词：“东北易帜是为了拥护中央，促成统一；东北军帮助中央军制止了军阀内乱，我东北对全国统一有很大贡献。东北三千万民众，在党国训政时期，日日听训，自以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党国领袖诸公。但自辽吉失陷后，政府除将此事提交国联而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而领袖诸公虽集议于上海，亦并未谈及此事。因此我们东北民众非常疑惧，遂赴上海。现在上海和会已烟消云散，不知是何情形，不得已特来到首都向蒋主席请示一下，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未逃出者被日屠杀，已逃出者将沦为乞丐，党国领袖诸公对此水深火热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还要东三省，16号国联决议让日本撤兵仍无效，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东北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蒋介石无言以对，半晌才说：“汝等由虎口中逃生，身受切肤之痛，来到首都责难政府，出言愤激，自属情理之常。唯政府自事变以来，时时注意这件事，并非未发过恻隐之心，你们所责难的话未免过火。”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们没有去广东请愿而来南京，正说明我们对中央的信任！”蒋介石被说得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转身看到打着标牌的天津学生队伍，竟迁怒于天津学生说道：“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这一下又引起天津学生的极大反感，只听一个学生代表大声说道：“东北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来京向你请愿。”全场立时掌声响起，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强辞夺理地说：“中央没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这时请愿团发出一片唏嘘之声。高崇民义正辞严地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介石闭口不说话，实际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场立时掌声雷动，高呼：“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气急之下，竟转身退入后台。十几分钟后，才重新走出来，言语稍有缓和，但仍重弹老调，什么“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静候中央的处理”，并且重复“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还要依赖国联正义制裁”。讲完后即悻悻而去。台下群情激愤，呼喊叫骂声不绝于耳。至此，阎宝航和请愿团的每个人方才认清蒋介石政府已打定主意把东北拱手让给帝国主义的卖国本质。东北同胞们满怀希望到南京请愿，却实实在在的白跑一趟，这口气真是难以下咽。
请愿团全体人员经连日奔波，饥寒交迫，疲惫万分。当日返回金陵大学，提早休息，准备次日北返。夜10时许，突然有大批宪兵和便衣闯了进来。叫起全体请愿队员作逐一检查，他们声称请愿团有共产党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等事情。但他们搜查一阵，确一无所得。被激怒的全体请愿团员纷纷说：“抗日有罪，请愿有罪，爱国算是反动？什么不算有罪，什么不算反动？”有的竟气愤得痛哭失声。
11月23日晚8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表，阎宝航、王化一等十二人齐赴顺承王府，谒见张学良将军请愿，由张亲自接见，接受请愿书，即对代表们表示：“本人谨以个人及政府官吏资格，接受盛意。决以其所能，为国尽力，以副同胞之希望。”
这次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报刊对这次请愿作了如实的报道。北平《实报》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高度赞扬了南下请原的爱国之举。
南京请愿，教育了阎宝航和东北爱国民众，他们既打消了对寄希望政府的出兵收复东北的幻想，也打消了人们依靠国联逼迫日本退兵的幻想。阎宝航说，咱们东北人的梦，还得咱们东北人自己圆！“自己干去”，表达了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的决心。
请愿团指挥部当夜决定，立即北返。第二天，请愿团离开南京时，中央军校二三百名东北籍学生和南京爱国人士与民众有组织地到车站送行。阎宝航和请愿团登船渡江时，回望送行的人们，勾起了他亡省亡家之痛，不禁流下了热泪。
阎宝航后来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写道：
南京请愿，白跑一趟。国民党政府决定不要东北，我们自己去干吧——这是请愿团六百余人的共同认识，同时也是流亡关内东北民众一致的决心。
如果说，在请愿前阎宝航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抗政策抱怀疑的话，那么，他对国民党政府实际上还抱有幻想。南京请愿后，阎宝航深切地体会到，国民政府不但对救国会持不信任不支持的态度，而且在对待东北问题上，完全是听之任之的不负责的态度，这深深刺痛了他。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阎宝航对国民党的幻想逐渐被打消。因此，他在以后的关键中，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组织、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的方面来了。
请愿团由南京回平后，东北的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马占山江桥抗战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而结束。随后日军调过头向辽宁的锦州发动进攻。1931年末到1932年初，在辽西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自发的东北抗日义勇军{2} 的英勇抵抗，特别是辽西义勇军全歼古贺联队的战斗，大长了东北民众的威风，也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更加有效地开展活动，积极组织、领导和动员东北民众支援抗日义勇军。在这一时期，阎宝航在致力于东北救亡运动的宣传工作的同时，也直接积极投入到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中。
从南京归来后，张学良将军分别召见了救国会执委常委。东北四省沦亡，身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副司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掌握着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政大权的张学良，由于他对形势估计错误和执行不抵抗命令，造成严重后果，使他陷入了痛苦之中。对于逐渐兴起的东北抗日形势，张学良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开始着力组织与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但他还不能公开的支持抗日复土斗争，为避免内政外交的麻烦，他对支援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事宜，多交救国会“转办”或“机密”进行，暗中助力。他召见阎宝航等救国会执委常委，其主要目的就是成立救国会核心组。
东北民众救国会组成人员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国民党改组派，有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也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张学良向救国会阎宝航、高崇民等表示，他是一个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人，他绝对为国效力，不负东北同胞的期望。但由于东北军力量有限，在对日的政策方针方面，还不得不依靠中央。所以，要公开号召抗日，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必须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鉴于救国会领导层中成分复杂，张学良建议成立核心组，以推动东北救亡运动。于是，他指定他的亲信幕僚计十人组成核心组，他们是：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核心组负责讨论救国会的原则大事，并按张学良将军的指令开展工作。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3)
救国会成立时，不但确立了“抵抗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而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了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最初的军事工作，重点是联络各地的民众队伍，并派人出关，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后来，由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率部掀起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救国会把军事工作扩大到发动民团和民众武装，组织义勇军队伍，支持义勇军抗战上来了。阎宝航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以满腔热忱协助军事部长王化一做好军事工作。南京请愿之后，阎宝航的思想更加明确，那就是以组织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1932年1月召开的救国会执委会上，阎宝航拟定了救国会《办事细则》。《细则》分别规定了救国会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具体工作任务。各部的办事细则，是由各部负责人分别起草并最后汇总通过的。阎宝航在政治部办事细则中，细致地规定了政治部的工作任务。
1931年11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抗击日军，一时声震遐迩。此后，驻守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将领苏炳文、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也冲开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举兵抗日。他们纷纷取消原东北军的番号，改称“救国军”“自卫军”等，吸收警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豪杰参加，重新组建新的抗日武装。对于这些队伍，由于关山险阻，救国会无法实施领导、指挥，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队伍进行委任，大部则派员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慰问勉励。但对辽宁和热河及辽北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则采取积极组织、委任和领导。救国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救国会北平成立大会之后，阎宝航、王化一就曾选派张新生到辽宁新民县沙岭子岗联络绿林队伍。当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绿林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在张新生帮助下，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司令，下设四个团，队伍达三千余人，在黑山、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等地进行武装抗日活动。10月末，救国军遭到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突然袭击。在张新生建议下，高鹏振派人去锦州拜会设在这里的辽宁省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援助与支持救国军。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救国军起兵抗日表示敬佩，发给慰劳金三千元，并通令所属部队对义勇军不得摧残。与此同时，张新生于11月6日到北平邀请军事人员。阎宝航会同王化一、卢广绩听取了张新生的汇报，对救国军的兴起兴奋异常，对张新生的工作大加赞许，立即委任他为救国会军事部工作人员，负责辽西各抗日军的联系和指导工作。随后选派进步青年史纯青、徐大同等五六人随张新生一同潜赴沈阳，会同沈阳的王正义等二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对其进行整编训练，该部发展到九个团，三个独立营。这是在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
在救国会定于10月20日召开全体执委会之前，阎宝航和王化一、高崇民等酝酿常委和执委名单时，他就力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参加救国会，并做执行委员。在救国会召开全委会时，已得到消息说，黄显声处长和熊飞督察长在锦州组织三个骑兵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阎宝航便通知二人前来北平参加全委会，并有意选二人为常委。为此，救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救国会属于民众团体，不宜邀军人参加，更不宜作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人认为，关于邀请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到这个抗日民众团体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已经默许，所以，这一条决不能改变。但考虑到黄显声是锦州前方的主帅，不宜来北平救国会参加会议。大家便决定选熊飞作九人常委之一，任军事部副部长，黄作执委。果然不久，选举军人参加救国会的优越性便显示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