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沈阳后，急欲占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辽宁地区，除占领南满和安奉{3} 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尚无力占领，遂培植汉奸队伍，以日军派出顾问率领进驻辽南和辽西地区。10月下旬，日军派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拥兵“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日伪报纸大肆宣扬，以壮声势。密切注视东北局势和日伪动向的阎宝航，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便和王化一商量，决定派人去锦州，建议黄处长设法剿灭凌印清。并以此为契机，发动民众，创建抗日义勇军。黄显声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少壮派军官，同阎宝航、王化一又素有交情，黄接受他们的建议，立即派熊飞利用旧关系，化装去营口策反。绿林头目张海天、项青山遂设计除奸。在公安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活捉凌印清及他的参谋长、日本顾问仓冈繁等十二人，并秘密执行枪决。熊飞立即将所获战利品如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汉奸司令部的大印、汉奸队伍编制表等证据带来北平，向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报告。张学良甚为高兴，奖赏出力人员现洋5万元。为此，阎宝航、王化一曾趁机向张学良建议将张海天、项青山等队伍编为正规军，张学良摇头说：“把他们编成地方武装或义勇军吧！”这样，救国会遂委托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台安。接着，救国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执委黄显声抓住这一时机，收编加委任，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义勇军。至12月中旬，接受救国会委任者达22路。到1932年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54路（后发展到56路）、27支队、6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10余万人。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后来，抗日义勇军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外倭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然而，救国会委任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2、3路军，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开始。
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便掉转头来分三路向锦州进攻。当时，辽西重镇新民已沦陷，东北军正规作战部队防线远在大凌河沿岸。日军先头部队遭到新民、白旗堡、营口等地义勇军的顽强阻击。义勇军破坏日军必经之路的饶阳桥，并已占领皇姑屯火车站。西侵日军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在日军进入辽西后，将会因兵力所限而陷于苦战，遂下撤退命令。日军第一次西侵宣告失败。显示了义勇军的力量，也极大地鼓舞了阎宝航以及救国会同仁。
12月18日，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三周月时，赴北平参加了救国会全委会《规复计划》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的情况，慷慨激昂地表示：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反攻东北。受其鼓舞，阎宝航建议以救国会常委名义，说服张学良有所行动。同时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做好布置，并及时向张学良将军提出具体建议。黄显声回锦州后，一面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一面部署义勇军做好迎击日军准备。同时给张学良发出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不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日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他报告说，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黄显声的这一大胆建议，传到救国会里，阎宝航欢欣鼓舞，曾约王化一等一起去面见张学良，鼓励其早下决心。
十三 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4)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4} 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方面，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规部队亦退出“中立区”。义勇军的兴起和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也鼓舞了张学良，他曾企图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在锦州的黄显声召集各界爱国人士大会，曾邀请阎宝航、王化一参加大会，以壮声势。时因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请阎宝航去天津接受他们读者捐赠给救国会的一笔款项，阎未能去锦州参加大会。事后，阎宝航听说黄显声在大会上向民众表示“与敌决战，保卫锦州，反攻沈阳”的决心；他的副官秘书、刘澜波{5} 也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号召各界民众动员起来，挽救民族危亡，为复土还乡而斗争，令人十分感动。但张学良此次反攻动议，终因南京的掣肘而未实现。12月29日，东北军驻辽西、锦州各部突然接到张学良下达的撤退的命令。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目标的第二次西侵开始，其先头部队已冲进大凌河畔，威胁锦州。阎宝航闻讯，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他痛切陈词，谴责国民党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行为，敦请政府出兵抗日，他写道：“迩来倭寇进逼愈烈，锦州危在旦夕，或战或和，政府应早定大计，战则即下全国动员令，我东北民众，甘愿为前锋，唯政府应即拨发饷糈与械弹，以实力相资助，和则亦应以东北之真正民意为依归，公开交涉。否则，政府徒唱空言，使以一隅之兵，而敌敌人以全国之师，存意牺牲东北健儿。以固二三人包办政府之地位，言之深为痛心。现丧心病狂者，只为争夺禄位，据政府而分赃，置重大外交，国家存亡于不顾，既不宣战，又不言和，既不言和，又不宣战。因惧人民攻击，不惜牺牲他人之生命，为固私人地位，收买舆论，以作护符。更或不顾一切，秘密进行出卖东三省预定诡计。似此情形，以秉国政，是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把国民党政府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而顽固推行“剿共”、卖国、牺牲异已的反动政策，揭露得淋漓尽致。
对此，南京政府不置一辞。
注释：
{1} 马占山（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1911年在吴俊升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0年调任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指挥江桥抗战。1932年一度降日，任伪满黑龙江省省长、伪满军政部总长。4月，率部在黑河通电反正，再度抗日，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任总司令。后流亡欧洲。1933年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2}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斗争的是东北各阶层人民和东北军中的爱国官兵组织起来并得到支持和帮助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的统称）。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共同对日作战，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3} 安奉铁路，中东铁路支线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段。
{4} 国联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遣以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由英人李顿为团长的代表团。1932年2月来华调查，10月发表“报告书”，主张设立所谓“满洲自治”政府，东北脱离中国管辖，实为纵容侵略，以牺牲中国利益，寻求妥协，并乘机瓜分中国的阴谋。
{5} 刘澜波：（1904—1982）辽宁凤城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任黄显声的秘书。解放后曾任电力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1)
1931年12月初，黄显声指挥辽西、辽南义勇军击败日军第一次西侵之后，曾致北平张副司令行营并救国会，建议救国会“速派要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络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使“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救国会接此电后，先后派出车向忱、宋黎、黄宇宙等大批人员，到辽吉黑各地组织义勇军。1932年1月25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通过了《救国会组织暨工作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义勇军的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训练政治工作人员、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和特务人员之训练等。
救国会最初派往东北的人员，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政旧部，组建和慰问义勇军。这些人员大多是由政治部、军事部联合派遣。最早派员到东边道{1} 各县主要是联络军警、民团，以便组建辽东地区抗日义勇军。当时，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第1团团长姜全我投降日军，该团副团长唐聚五正在暗中酝酿举兵抗日。10月初，阎宝航、王化一选派黄宇宙持救国会委任状赴辽东。出发前，阎宝航、王化一要求张学良接见派员。张学良接见黄宇宙时，亲书“手谕”。黄宇宙奉命出关后，几经周折，来到桓仁县唐聚五处，亲手将救国会委任状及张学良“手谕”交给他。唐聚五很受鼓舞，表示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黄宇宙回平复命时，阎宝航、王化一命其第二次赴东边道，同时派出二十余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各县做发动工作。1932年4月，唐聚五桓仁兴师，并任自卫军总司令，东边各县起而响应，组成19路军，计10万余人，一时声威大震。{2}
1932年初，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派遣车向忱、宋黎赴东北，宋黎回忆道：
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找车向忱和我谈话，他说，张学良支持救国会组织支持义勇军抗日，希望我和车向忱一起去完成送委任状、宣传支持义勇军抗日的任务。这样，车向忱于1932年1月14日扮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我和李述全扮着他的学徒，携救国会的信及张学良用黄绫子亲笔写给马占山、邢占清、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的委任状，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从天津抵大连，然后从大连乘车先后到庄河、丹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军民振奋，纷纷组织队伍，起而抗战。
1933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强攻下，先后失败。阎宝航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仍然在辽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消息，便产生了与南满游击队伍取得联络，并援助一批武器弹药的想法。他认为，凡是抗日的队伍，救国会都应联络，给予支持。为此，他把秘密联络杨靖宇{3} 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再次交给车向忱。这年6月中旬，车向忱取道天津，经由大连潜赴辽东地区。他走遍了辽东、吉林南部各县和农村，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找到了南满游击队军需长韩震。他代表救国会向南满游击队表示慰问，并表示救国会愿意援助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并约好交接地点。后来，由于救国会被迫解散，援助南满游击队的事未能实现。阎宝航为此深表遗憾。
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阎宝航从东北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阎宝航为此做了很大努力。他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训练“教材根据各地之需要分别订定之”，“训练不限时间，以授毕各种应用知识为度”，其训练人员的数额“依各项工作之需要规定之”。对从事秘密工作人员“应个别训练，不使发生相互关系”。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在敌军势力范围内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与担任义勇军正当教育的人员，其标准不同。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25岁以上”。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至于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于冒险牺牲特性”。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熟习（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
1932年2月16日，由阎宝航负责拟定开政治人员训练班。18日，《京报》对政治训练班筹办一事加以报道：“鉴于东北各路义勇军，虽酣战御侮，不顾生死，而对于一切作战之计划及联络之方法，尚有缺欠，特拟在平成立政治训练班，召集勇敢多智之青年，聘用特殊军事人才，担任教官，加紧政治训练，以便奔赴东北指导各路义勇军作战。”2月24日，阎宝航主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东北藉青年。授课内容包括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和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对义勇军政治工作，在平时，政治人员要向官兵讲述国内外形势、义勇军的职责，教唱救国歌曲，排演爱国戏剧，遵守军纪等；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政治人员要向民众演讲抗日救国道理，宣传民众要扩大义勇军，严防汉奸等。战时在义勇军中工作的政工人员要亲临前线，鼓励士兵作战；对民众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动员民众给义勇军当向导，送给养，收藏伤员等。
阎宝航所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不但是担任对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还包括战地宣传人员和担任秘密破坏任务人员。救国会派往义勇军中的战地宣传队政治人员要求比较高。一般派遣都要组织战地宣传队。阎宝航在他制定的《战地宣传队组织暨工作概要》中，对战地宣传队工作范围作了严格规定。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阎宝航组织派出的战地宣传队四个，宣传队配队长一人，演讲主任一人，文书一人，摄影一人，事务一个，队员四人，夫役一人，每队八至十人不等。主要派往地区是热边、津榆一带。时间是榆关抗战之后，热河抗战之前。虽然派遣队不多，但派遣队员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政素质较高。
阎宝航在“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办法”中规定了秘密人员的训练问题。所说的“秘密人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深入敌人统治区担任特殊任务，如破坏工作：爆炸（交通、场所）等，另一部分就是特务工作。对这两部分人员，阎宝航在“政治工作计划纲要”中规定，不但要选好人员，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1932年7月，阎宝航主持创办的“西山干部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训练秘密工作人员的组织。
十四 一切为了抗日义勇军(2)
当时，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宁匡烈和徐大同向阎宝航建议创办干部训练班。经救国会常委讨论决定，由政治部承担此项工作，阎宝航负责筹办，张希尧、宁匡烈、徐大同、宋醒池协助。8月，经过严格审查，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选拔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训练班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掩护，由阎宝航任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时事政治、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火药制造与爆破。分别由阎宝航、宋醒池、徐靖远和宁匡烈授课。据当年参加训练班的赵守铭回忆，训练班规定严格的纪律，学员不准相互打听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他说，班主任阎宝航经常给学员讲形势，讲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共产党的事实，讲国民党“围剿”红军打内战等等，大家都爱听。训练班还进行实战演练。学员按教师命令回到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导的领导人联系，以不被任何同学发现住址和行为者为优良。接着下达简单任务进行实战训练，如跟踪、寻找某人行动、住址，某人所在单位性质及其职务等等。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由阎宝航分配去处。“有留在天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我分配到哈东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和敌情报侦探工作。”
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秘密工作人员，当然要保守秘密。不但要对外保守秘密，其实对内也保守秘密。参加西山训练班并后来被派遣回东北从事秘密活动的学员，积极从事反日活动，很有作为。1933年8月，宋黎经阎宝航批准，参加了北京香山卧佛寺秘密开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日后参加抗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宋黎返回沈阳，用自制炸药，爆炸烟馆、火车站，闹得敌伪惊恐不安。
九一八事变后，在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有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个是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一个是辽宁省警备处长，后来任东北军骑二师师长、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另一个就是阎宝航。黎天才利用机要工作的条件，在东北建立了情报网，直接为张学良服务；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率警察公安队伍抵抗日军后，命大部分队伍撤出沈阳，到锦州集结待命，他自己则化装潜伏沈阳，选可靠人员潜伏下来，做地下情报工作。他在锦州组织义勇军时，经常得到“底线”人员送出的日伪军情报。至于阎宝航，他是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务人员潜回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在阎宝航手里，至少掌握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救国会宣传、军事两部直接领导的政治、军事人员张希尧、张金辉、宋黎、宁匡烈、高鹏、纪亭榭、马鸿德、张一吼、李烈生、李兆麟、赵桐、孙国璋、郑杰等400余人，先后被派回东北，主要是赴辽宁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和秘密工作。在1931年至1945年14年中，有不少被派遣人员一直同阎宝航保持联系。也就是说，阎宝航同几百名秘密情报人员保持长期的联系。
救国会政治部、军事部所属几百名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由阎宝航派遣执行各种特殊类型的特务工作。主要成分是东北籍青年，大部分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
1932年6月初，在救国会第191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228人分派各地。
上述派出人员除个别未赴指定地点外，大部都在派出地点坚守岗位。他们或指导义勇军，或联络策反伪军警，或组织民众，或调查、或通讯。这些人均同阎宝航保持联系，并接受他的指令。
注释：
{1} 东边道：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南部，共辖20余个行政县。清末设东边分巡兵备道，1912年改称东路道，1914年更名为东边道。
{2} 黄宇宙：原名光汉，河南省新野县教场村人，县立师范学校毕业。1926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任炮兵连长。同年12月30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曾二次派他出关作义勇军及救国会抗日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身于太行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3}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号润生。河南省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1929年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化名张贯一。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后到南满从事武装抗日斗争，历任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在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之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1940年2月在吉林蒙汉（今靖宇）县牺牲。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1)
东北抗日义勇军自兴起之日，并无固定经费来源。“义勇军的饷糈无法筹措，其给养不得不取之人民。然成千整百之义军，每过一村一邑，要食要宿，人民穷于应付，不免感受痛苦。”“然关外食粮，因日方收买，胡匪抢夺，甚感缺乏，人民自给不足，无力供养义勇军。”
救国会成立之初，曾多次商讨支援义勇军经费问题。曾试图提出取消税制，每月征收各种机关军政各项费用和奖金中捐出一部分作为救国捐、爱国捐等。此议显然要通过国民政府明令实施。作为抱定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不可能颁令实施这一议案。
使阎宝航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南京政府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态度。自马占山指挥黑龙江省军队发动大规模江桥抗战时起，南京政府始终持不支持态度。对于义勇军的兴起，不但不关心、不支持，反而多方打压。当时，在救国会内的一些国民党CC派{1}人物一再宣传，国府由于一直保持对日交涉，不愿予日人以借口，所以不便公开支持义勇军行动。对此，阎宝航驳斥说，义勇军的抗日举动，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背，依靠南京支援义勇军仍然是幻想。因此，他极力鼓动救国会不可期望南京对义勇军会有任何作为。阎宝航还积极活动，利用各种方式为义勇军筹措经费。他大声疾呼：“为今之计，全国上下，当同心协力，广筹饷糈，不使歼倭战士，枵腹执戈，长期抵抗，其庶几乎！”
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积极地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援助。凡各路东北义勇军司令及其代表来京，救国会都要求张学良出面接见。仅1932年，张学良就接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于显庭、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村、艾中华等几十人，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两亏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日的处境，即批现款、衣物、枪弹交救国会分发给义勇军各部。同年10月，救国会从张学良处争取到一大批军械物资，分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阎宝航在争取张学良对义勇军的支援中，一直持积极态度。凡有东北义勇军代表人士和抗日烈属、学生、难民代表到京，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引见张学良。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义勇军代表，阎宝航都积极参加。
全力募集资金，争取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侨给义勇军以资助，这是救国会自成立以来经常性的举措。阎宝航经常受常委会委托奔赴各地，积极利用他的社会关系进行募捐。在上海、南京等地，阎宝航与各界爱国人士进行广泛地交往，并与上海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东北社”。该社由邹韬奋、李公朴和阎宝航三人领导。这个组织对策划、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为阎宝航在宁、沪、苏、杭发起募捐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这些地方的“文化团体、学生教师、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也捐就财物，支援义勇军”。
为给义勇军募捐，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等在上海、南京先后拜见各界许多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些人士包括：朱霁青、黄任之、史量才、王晓籁、张佩年、穆藕初、江向涣、褚慧僧、温宣尧、李济深、杜月笙、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胡筠、杨志雄、齐世英等。他还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向蒋介石递交了一封信，要求给东北义勇军以支援。蒋接信后，派他的侍从秘书高凌百交给阎宝航一张三万元支票。阎宝航在和李济深接触时，李先生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运动深表同情，暗中联络当时担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先生，一次拨给救国会大批炸药。救国会把这批炸药运抵南满地区义勇军手中，有力地支持了义勇军对日作战。
在上海，阎宝航利用他的同乡、同学，时任海关税务司副司长丁贵堂和孙一民的关系，联合上海海关高级职员张勇年等人通电全国，号召海关员工向东北义勇军捐献慰问金，得到响应。全国海关的中国员工按月扣献薪金的5％，经救国会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部队。经过阎宝航等人的活动，“数月以来，海外华侨、沪上绅士，同情义军，不忍坐视”，“踊跃解囊，所惠殊多”。1935年，阎宝航在上海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的“极其亲切地款待”，她们对东北人民无限关怀，“孙夫人（宋庆龄）曾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款”，并鼓励他坚持抗日救国活动。后来得知所有华侨捐款均被蒋介石半途截留，移作别用。孙夫人曾将募款情形专门派人对阎宝航作过解释。阎宝航对孙夫人的爱国热情表示由衷钦佩。
1932年3月下旬，阎宝航率同救国会委员关国候、杜泊公，受救国会派遣赴南洋、美国旧金山向华侨募捐。同年3月20日，《京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候、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午5时15分搭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2、3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分向华侨及友好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但阎宝航代表救国会出国募捐之举，由于受到南京政府的掣肘，没能成行。他想起正在浴血奋战的东北义勇军，更加痛心疾首，万分的感慨。如此下去，孤军无援的义勇军对日作战，能坚持多久。
尽管阎宝航以高昂的热忱竭尽努力为义勇军募捐，对于偌大的义勇军而言，所得款项不能满足需要。对东北义勇军的援助，没有政府动员全国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一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表示政府已将日本侵略东北事件提交国联处理，要求民众静候国联裁决。事实上，国联并没有遏制日军的侵略。蒋介石也曾为阻止日军西进，要求国联将锦州化为中立区。对此，日军不予理睬。1932年1月3日，日军攻占锦州，开始加快了拼凑伪满洲国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对日仍采取间接谈判办法，不愿意东北的地方抗日行动影响到国联对中国的同情，或者造成中国主动挑衅的误解。阎宝航和救国会同仁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南京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对东北问题仍坚持采取外交与政治方式解决。国联曾于1931年11月21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但1932年3月初，日军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时，国联李顿调查团尚未到达中国。救国会常委们对于国联拖延时间的怠慢行为十分不满。政治部副主任霍维周大骂国联的行径是有意袒护日本，为日军占领东北大开方便之门。
南京政府依靠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政策，对于张学良有一定影响，对救国会常委们实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但国联调查团的缓慢动作，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特别是日本不顾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设想占领锦州后，国联显得无能为力。大家对国联调停诚意产生怀疑。在救国会常委会上，阎宝航分析了国联调停的实际意义。他说，西方强国绝对不愿由于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得罪日本。它们只能在战争边沿后面，通过国联机构调解中、日纠纷。况且，美、英等国正在经受经济危机，法国也面对德国军国主义复兴的威胁，自顾不暇，不可能真心地全力地进行调解。现在，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地头脑，明确我们的责任。一个国家受到外国侵略，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应该自己起来反抗，然后才有别国的援助。现在我们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自己不反抗，却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上，这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这样只会欺骗我们自己。当时救国会常委们一致表示，不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调查团身上，不能面对东北抗战的形势而袖手旁观，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932年3月下旬，救国会常委得到消息，国联调查团已经由日本东京，到达中国上海。救国会常委召开会议，研究应对办法。阎宝航由于正在创办政治训练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给军事部长王化一写信，建议由救国会政治部立即从政治训练班中选派人员回东北，调查日军罪行，为救国会人员会见调查团准备材料。同时应该发动义勇军在调查团到达时向日伪军发动攻击，以表示中国东北人民反对日满政权和光复故土的决心。就在国联李顿调查团到达北平时，救国会阎宝航负责派遣的人员已经到达东北各地了。
十五 东北救亡运动的主将(2)
当时，救国会政治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等地，搜集日军罪行，准备会见李顿调查团。另一路人员则携救国会密令，到东北各地发动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军事进攻。
黄宇宙是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早在1931年9月底，救国会在北平成立之初，就被派回东北联络抗日。1932年1月，他在辽东联络唐聚五之后，便受阎宝航派遣，转道沈阳准备了许多日军杀害中国人的照片和罪证材料，随后，想方设法会见李顿调查团。但由于日军封锁了国联调查团与中国人接触的渠道，黄宇宙亲眼看到日军严密把守着大和旅馆，中国人根本无法接近国联调查团。黄宇宙通过原东北军第五军军长于珍的儿子于国勋了解到，于珍的私人秘书叶奇风与李顿的机要秘书、法国人赫士有同学关系，便通过叶奇风坐上赫的汽车里闯进戒备森严的大和旅馆，终于见到了李顿。
4月底，李顿调查团从长春抵哈尔滨。此时，马占山已接到救国会政工人员送来的发动抗战的密令，他一方面给调查团连发两封电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同时指挥所部进攻被日军控制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向调查团表示对日军的抗议。
几十年后的1995年，辽宁省召开阎宝航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时，90岁高龄的黄宇宙老先生仍蛮有兴致地来到沈阳参加纪念大会。他在谈起这件事时说，当年他在沈阳会见李顿后，不久便返回北平。不幸被宪兵三团逮捕。后由救国会王卓然等出面具保，又请张学良将军亲批，始终未被释放。此时已是这年10月。他记得阎宝航和王卓然前去看望他时，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他会见李顿调查团的经过。阎宝航告诉他说，马占山将军曾派王子馨到齐齐哈尔邀请到达那里的国联调查团去海伦会晤。王子馨到齐市联络调查团时，不幸被日特发觉逮捕，经严刑逼拱，打得遍体鳞伤，马占山写给调查团的信也被搜出。日军将王装入麻袋，从楼上掷下摔死。阎宝航知道黄宇宙在沈阳冒险会见李顿，十分激动，当即和他拥抱在一起……
当时阎宝航还派遣宋黎到沈阳调查日军罪行。宋黎到沈阳后立即与阎宝航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张金辉等八人一起，奔走于沈阳、铁岭、开原等地，发动学生、工人、农民、职员、医生、商人等写揭发控告信，寄给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转“国联调查团”。他们还和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进步青年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大学教授毕天民等联络，搜集大量日伪罪行，译成英文，并委托小河沿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大夫（Dr W Young）和仉博士（Dr Oniel）送到沈阳英国领事馆，然后请李顿和调查团全体人员来这里审阅这些材料。据当时《盛京时报》载：国联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了一些材料，颇为满意云云。后来李顿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提到的人，就是指救国会阎宝航发动的递送材料的这些人。
从1932年1月黑龙江省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九个月时间里，救国会密令东北抗日义勇军向日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并掀起两个高潮：一个高潮就是从伪黑龙江省政权建立，1932年3月国联调查团到哈尔滨这段时间。吉林李杜、冯占海自卫军反攻哈尔滨的战斗，黑龙江省马占山所部发动的松浦抗战，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动的。另一个高潮是辽宁各路义勇军在接到救国会通知后，立即行动，扒铁路、公路，炸桥梁；围盘山，攻营口，打通辽，袭抚顺煤矿。仅第48路军司令郑桂林率部在绥中县的鲍庄子、四方台、马家岭、高家岭，连续四次与日伪军血战，毙敌二百余人。辽东各部义勇军在安奉铁路两侧更是异常活跃。李春润指挥的第6路军曾一度攻进新京县城。义勇军进攻日军规模最大的当属救国会发动第21路赵殿良部，联合辽东唐聚五、营口殷鹰、辽阳王全一、天地龙第24路义勇军，北宁线上的黄虎臣、铁岭的金山好等义勇军等部，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先后四次组织攻打沈阳的战斗。在攻打沈阳战斗中，义勇军曾一度攻进市区，使日伪当局惊恐万状。据救国会《救国旬刊》报道，1931年12月至1932年8月，仅辽宁一省，义勇军攻打中、小城镇就有431次，曾一度攻占的有29次。日本《朝日新闻》报道：1932年8月1日至20日，东北各地义勇军袭击车站、列车，切断电话等大小事件68起，大批日军死于非命。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导报》的报道说，“满洲事实上没有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道，竟找不出一处来。”“义勇军逼使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安。日下整个满洲境内，日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马路。”
1932年义勇军抗战高潮迭起，阎宝航以其组织者的身份，为其推波助澜，尽了最大努力。
1932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阎宝航以相当的鼓舞。这年夏季各地义勇军所掀起的抗日高潮，更使他欣喜若狂。4月间，阎宝航在和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一起指挥义勇军抗战的同时，领导政治部开始着手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进行总结，形成《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这份材料在九一八一周年时又作了补。
该总结全面介绍了东北义勇军的缘起、规模、活动范围和战绩。指出义勇军完全出于吾人自卫，是为民众生存而斗争的民众自发武装队伍，指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民众自发组织的与政府无任何关系。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4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以东北人民代表身份在北京饭店与李顿会谈，所介绍的内容之一就是以这篇《东北义勇军概况》为基础而形成的材料。
《东北义勇军概况》在出版单行本时，阎宝航亲笔为该书作序。他说道：
去岁九月十八日，倭寇如狂风暴雨，进犯沈阳；不旋踵间，辽吉沦陷，黑哈随失。数万里河山，烟尘满目；三千万华胄，同受荼毒。为祸之惨，旷古未有；凡有血气，畴不心痛。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举手望辽东，犹见汉官仪；功虽未全，事亦足烈。夫义勇军之起也，激于义愤，初无严密组织，复无饷械供给。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果政府毅然出师以武力收复失地，则此二十万健儿，深伏敌背，以为策应，驱逐倭虏，指股间事。……
阎宝航谨识
这是一篇檄文，对日本侵略者行径充满仇恨。这是一首赞美诗，他满怀激情，对义勇军的兴起和战斗精神，给予崇高评价。这也是一份控诉书，字里行间对义勇军孤立无援的局面表示深深的遗憾，对“瞬将一年，大计未定”的政府发出愤怒的呐喊。
注释：
{1} CC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二陈”，因“陈”字英文为Chen，第一个字母为C，CC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指“中央俱乐部”英文Central Club的缩写，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对，反正CC是以“二陈”为中心的中统特务组织。
十六 面斥何应钦(1)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冯占海部义勇军在主力受挫后，马、苏、李、王等带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率余部转入热河、察哈尔一带。辽宁东部地区唐聚五、苗可秀以及辽南、辽西各部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余部转入热河。面对这种局面，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感到无能为力，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多次与张学良谈话，鼓励他下最大决心发动热河抗战。在一段时间内，阎宝航看到张学良为发动热河抗战做准备，极为兴奋。
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高潮之日，阎宝航就冷静地估计到了孤立无援的义勇军未来的前途和“寇势日张”的结局。他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义勇军。
当时，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积极支援的民众团体，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指导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后援会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朱庆澜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931年11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函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阎宝航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这个建议，得到张学良赞许，多次劝告救国会常委们，不要与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发生分歧。但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
1932年8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的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棹一号开始办公。
1932年6月，救国会对辽宁、热边、蒙边、吉林南部地区的义勇军已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划分五个军区，建立了新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后援会抵平后，密派代表深入辽北调查义勇军情况。考虑到义勇军系统复杂，意见分歧，各自为战的弱点，后援会将原由救国会委任和领导的义勇军重新加以委任，以协同各部作战。接着，后援会又把救国会对义勇军的军区编制，先后改编为三个军团。至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
阎宝航在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国民党着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义勇军的冷漠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但对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主张抗战派人物是有好感的，并且愿意与其合作。在救国会成立之初，阎宝航与卢广绩一同去上海募捐时，正赶上朱庆澜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便亲自去会见了朱庆澜，朱将军当即捐款一万元。在领导义勇军抗战以来，阎宝航也一直主张与朱将军领导的后援会合作。对于朱霁青，阎宝航认为他是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朱霁青在热河设立总监部，成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会；还有国民党人王致远在上海接洽南洋华侨募款事项；谷锡五在南京同政府接治公事、运输军火；杨首鱼居天津办总务；朱化鲁在北京办理交际，李子青司财务，钱公莱办运输等等，均给义勇军以很大支持。这些人特别是朱霁青出关，以国民党人相号召，将各方联系起来。阎宝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阎宝航也知道，国民政府对东北抗战，从未有直接领导的力量，也未给任何直接的支持。不久，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先后失败了，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