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满足于方针政策的正确，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和深入教学问题的精神，对于知识的教育不重视，于是很多人就在思想、生活、创作这个条条上打圈子。2谁也没有拿出全部精力或应该拿出来的精力做好这一项工作。因此，这一期的学员除了不断的思想批判（这是重要的）、生活和创作以外，学校应给学员的主要东西（知识、系统的文学教育）却给得十分少，同时影响了文学研究所的发展。
而教务处工作人员朱靖华介绍当年的教学工作时，也对作协领导文讲所提出批评：
文讲所师生作家协会，作为群众团体，这些委员们偶然坐在一起，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灵感式地、主观地说了几句话，就当作办学的方针，这是开玩笑的。……每学期我们制定教学计划时，先请作协书记处的主要的书记谈一谈，他们坐在一起聊大天：‘哦，下期办三个月？好，就三个月。’‘干什么呢？叫他们下厂下乡……’随便一说，就整理出来，拿到文将所要求落实。
这种散漫的办学方式，让公木很不满意。他多次抱怨说“办不下去了，再办一期就不办了——”甚至发誓说：“不办成高尔基文学院式的正规大学，死不瞑目。”
文讲所在行政上归文化部，教职工的工资和所内开支的一切费用都由文化部发。业务和党务上却又归中国作协。而按照公木的想法，是要将文讲所完全脱离中国作协的领导，办成像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那样直属于文化部的正规大学。他的想法得到吴伯箫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一起到文化部教育司去联系——经过交涉，教育司同意吴伯箫和公木的意见，而且还给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让文讲所派人到苏联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起初决定让教务处的徐刚去，可徐刚因为感到自己没有外文基础，不愿意去。有一名所部的秘书和一名教员（可能是王谷林和古鉴兹）申请要去，但经过历史、社会关系、政治思想等一系列的审查，最后也没有去成。
吴伯箫和公木都是长期搞教育工作的，都想把文学讲习所这一文学教育事业办好，他们曾一起在佳木斯东北大学共事，公木任该校教育学院院长时，吴伯箫任教育学院副院长，合作很愉快。公木在诗里回忆他们的友谊说：
1956年公木（二排右四）与吴伯箫、穆木天等作家合影人生几度春，佳木斯难忘。
桃李自成蹊，踏歌载路唱。
病痞亲汤剂，梦寒添衾褥。
文章百代师，煦煦老褓母。
跂望六合云，遍趟千里雪。
黑水浮白山，峥嵘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