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考察半个世纪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总是令人一再想起中国的这句古话。蝉是谁？螳螂是谁？黄雀是谁？黄雀后面还有谁？今天你慷慨激昂地批斗别人，明天轮到你被别人慷慨激昂地批判。
以上是作家陈徒手在《郭小川：作家协会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我整理公木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批判文章和讽刺诗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和国发展史上的曲折不能不在公木的创作中打上烙印。
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公木一方面要向组织说明自己跟胡风集团的关系，另外还要积极投入到反胡风的斗争中去。作为诗人和理论家，他的“武器”就是讽刺诗和大批判文章。这样，就留下了后来没有收入到《文集》里去的那些批判“荒胖子”（当时对胡风先生的蔑称）的诗歌和论文。但是，这些诗歌和论文现在还真实地留在当年的《文艺报》、《北京日报》等地方，记录着这位诗人的另一面历史。
公木讽刺诗写作相对集中的时期——上世纪50年代末——的创作、发表情况，除了在传记性质的《公木评传》、《公木年谱》等书中偶尔提及之外，在《公木诗选》、《公木自选诗集》和《公木文集》中，都没有收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似乎是担心这些作品破坏了公木在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地位。但从这些诗文发表的背景、作者的处境和思想状况等因素来看，事实上，当时的环境比我们今天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只有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些另类文字，我们才能感受到时间的真实呼吸和灵魂的微妙复杂。
由公木发表的这些诗里的严厉口气推断，实际上其中是包含了一些“自我解脱”的策略的，但对当时盛行的语体风格、形式技巧以及质疑和诘问的反复出现，仍使这些诗有着心灵标本性的史料作用。公木的确是才华横溢的。他写的讽刺文章锋芒毕露，他的讽刺诗也是一针见血、挥斥方遒。从以下这样一首短诗，我们可以来领略当时的诗歌特色：
剥去假面现原形——读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后打油灵魂要比浓夜黑，野心要比地球大。
诡计要比狐狸多，而今露出大尾巴。
伪装穿了二十年，革命面具遮狼脸。
一旦把它剥下来，这样一个大坏蛋！
他要请你吃水饺，皮儿用的是微笑，馅儿包的是侮蔑，尝尝这是啥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