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忠于皇上，又要替子弟兵着想，努力在这两者间拿捏出平衡之道，但上了战场必然会有人牺牲性命。而由于湘军子弟的同乡情谊，同袍的丧命更令在世的官兵悲痛难抑。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已成为受敬重的战地统兵官，一八五八年十一月率领所部进攻安徽三河城，大败而全军覆没，作为副将的曾国华战死，主将李续宾则自杀。六千湘军战士死于三河，其中许多人来自曾国藩家乡。不久后，又有大批湘军士兵兵败景德镇遭屠，湖南人伤亡更增。曾国藩在兵营哀悼弟弟国华之死，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葆（后来也死于这场内战）发誓为手足之死报仇雪恨，同时，在曾国藩的湖南老家，遍布梯田的丘陵上，则回荡着他悲痛邻人的哭声。他们从自家屋顶上大喊，为死去儿子招魂，乞求他们回家。
* * *
一直到一八六○年，清廷剿太平军之役，都把重心放在由张国梁与和春所统率，对南京的围攻日益紧密的绿营部队上，曾国藩在长江的部队，在整场战役中只扮演支援角色。但接下来，就在官军似乎胜券在握时，一八六○年春，洪仁玕解围南京的计划奏效，战局大逆转。到了五月底，官军已被歼灭，主将战死，太平军从南京倾巢而出，往东挺进。就在这清军群龙无首之际，曾国藩的时代终于到来。一八六○年六月，咸丰帝派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所辖的安徽、江苏、江西三省，正是受这场内战摧残最烈的地方。八月下旬，咸丰帝派他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这三省军务，确立他为长江流域的清军新统帅。
皇上（如曾国藩一位幕僚所说的）别无他策，只能倚重曾国藩，曾国藩过去不断地为自己部队找生路的挫折随之得到纾解。与扯后腿的省级官员和眼红的绿营统兵官明争暗斗多年后，因为这两项任命，曾国藩同时掌握了内战主战场的军事与政治大权。身为军事统帅，他能调度官军残部和当地团练支持湘军作战。身为两江总督，他能安排门生出任重要文职，以便透过他们从这三省——至少从仍未受战祸波及且仍在朝廷管辖的三省部分地区——抽取资源，挹注湘军所需的经费和物资。
突获拔擢成为方面大员，使他行事更为坚持己见。古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随着曾国藩的领导统御手法趋于老练，他对自己的军事行动有更大掌控权，有时他虽表明忠于朝廷，却不愿照上级的指示行事。战前在朝廷行走多年的经验，已让他看清楚朝廷官员是何等昏庸无能，何等缺乏经验与自满，他不想让他们的经验不足坏掉他的征战大业。他只相信自己日益锐利的战略眼光，也了解自己军队的局限，因此他对北京下达的许多命令几乎都置之不理。一八五九年，朝廷要他追击石达开入川，他婉拒不从，现在，一八六○年，又有一批新令下达，要他放弃安徽战事，立即带兵到下游保卫苏州与上海。但他以此刻投入他的部队无济于事为借口，留在原地不动。
他决定实行的策略，竭尽所能不予背离的策略，乃是包围。这个策略令人想起他对围棋的热衷。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他仍扮演包围南京的绿营部队的支援角色时，呈上《遵旨悉心筹酌折》，向皇上说明他的战略构想。曾国藩解释道，朝廷正在对付两种叛军，一是不断流窜的“流贼”，一是想建都称王的“窃号之贼”。在帝国内四处流窜的石达开部和华北的捻军都是流贼。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乃是做好准备伺贼到来，坚守阵地，挫他们的锐气。至于对付窃号之贼——最重要的是立都南京的天王——可以先“剪枝叶”（剪除四处掠夺物资供应他们所需的军队），再拔其根本，直捣他们老巢。他指出绿营未能完全包围南京（后来的发展表明，他们留给南京一条自由进出的通道，正种下他们的败因），深信为了真正切断南京与外界的联系，清军首先得一个个攻下南京以西长江沿线的诸多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而英王陈玉成在安徽首府安庆的基地，是第一个该拿下的目标。太平天国在长江沿岸牢牢掌控了几个重要据点，一八五三年起就落在叛军手中的安庆，是其中位于最上游者。安庆的防守兵力覆盖从西边前往南京的水路及陆路要道，为扼控进出的咽喉。只要太平军控制安庆，曾国藩的部队就别想进到安庆以东，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但如果他能孤立安庆，再予以摧毁，他认为或许就能长驱直下直抵叛军首都。
从陆路进攻难以取胜。叛军有大大的兵力优势（一八六○年时曾国藩的湘军仍只有约六万人），与叛军打野战，十之八九占不了便宜。根据他的情报人员编写的报告，叛军所使用的不规则阵形非常多样。有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一队士兵居中（蟹身），往两侧各伸出五路——能视遭遇敌人的不同而迅速变阵迎战，或变为两队，或四队，或类似十字的五队。有所谓的“百鸟阵”，临敌时大部队化整为零，分为数支小队，每队二十五人，如成群飞翔的鸟，星罗棋布，令敌人摸不清楚其兵力的多寡，不知从何处攻起。又有“卧虎阵”，用于丘陵地形，上万名叛军贴地隐身，鸦雀无声，然后当官军通过山谷时，突然全部跃起，扑向敌人。与太平军野战，官军通常没有胜算。
因此，要取胜，就得利用战场营造出对己有利的态势。曾国藩在某篇论战略的文章中写道，凡两军相接，必有一方为主，另一方为客。占主位者总是占上风。“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时，比的是耐心：“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湘军兵力居于劣势，因此曾国藩力求使叛军始终居于客位，其做法是诱敌进攻湘军的防御设施，若不果，则挑激敌人先出手。为此，他常刻意在叛军附近安设防御工事严密的营垒，冀望诱使叛军主动来攻。
一八六○年六月，太平军大部分兵力因其在东边轻易取得的胜利而分心之际，曾国藩趁机从西边进入安徽，派胞弟曾国荃悄悄围攻安庆。曾国荃率领一万湘军进到距安庆城墙近处扎营，并在雇自当地的工人协助下，开始在城外建造两道高土垒，土垒两侧各有一道六米宽的长壕沟，以强化土墙的阻绝功能。两土垒一内一外与城墙平行，湘军驻扎于两垒之间。内土垒面城，用来保护湘军免遭城内守军攻击，外土垒则用来阻挡太平援军。这基本上是缩小版的湘军防御城池。为进一步阻绝太平军从北来援，满人统兵官多隆阿率领两万骑兵，在安庆北边约六十五公里处的叛军据点桐城外设了一道阻绝线，曾国藩的水师则在安庆上、下游数公里处的长江上各设了封锁线。
七月下旬，曾国藩带湘军余部共约三万人进驻长江以南的安徽南部山区，并率领他直辖的六营部队在城墙环绕的祁门镇设立大营。祁门位于安庆东南方约一百公里处的山谷中，地形崎岖，对外道路不多。他以祁门为中心，呈放射状部署其余的兵力，以控制东来的路径，维持往西经景德镇（这时已在他手里）到江西的陆上补给线。
他一眼就看出祁门是设立大营的绝佳地点。此地四面环山，山势陡峭，从北或从南都无法靠近，而且他直辖的部队控制了东西向的官马大道。他很满意这个地点，初到此地时写道：“层岩迭嶂，较之湘乡之云山，尚多四倍，泉甘林茂，清幽可喜。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也。”坐镇祁门，曾国藩可从安全之地统筹攻打安庆的军事调度。
但随着一八六○年夏去秋来，随着北方再度遭英法联军进犯，祁门的安全之所开始让他觉得比较像是监狱。十月十日，北京来旨，要他派麾下最能打的野战指挥官——来自四川的鲍超——带领三千名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前往北方协助僧格林沁的八旗部队抵御英法联军。曾国藩认为没了鲍超支援，他的部队守不住在安庆的阵地，而且他认为僧格林沁的蒙古精锐骑兵守得住京城。因此，尽管皇上危机迫在眉睫，他却未遵旨照办。他推断，鲍超的部队抵达北京时至少已是一月，届时已是寒冬，肯定已不再需要他们。而他已把湘军全押在围攻安庆上，几乎没有其他兵力来守住他后方的上游地区。围攻安庆若失败，将为太平军拿下上游的武昌，乃至再度威胁湖南，打开大门。因此他近乎病态般坚守其在安徽的据点。但他不愿让步既是因为固执，也是因为忧心；在家书中，他坦承他差点守不住。
他未遵旨照办，至少未立即照办。曾国藩最终奏请皇上从诸将（包括曾国藩本人）中择一人，带一支湘军分遣队北上，协助僧格林沁抗击洋人。但上这样的奏折，除了拖延安徽湘军兵力的抽调，没有别的理由。祁门与北京相距将近一千三百公里，公文递送单程就要整整两星期。曾国藩很清楚，等收到回复时，至少已过了四星期。他用拖字诀，替围攻安庆再争取到一个月。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以挫折口吻写道：“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他身边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但他坚守既有立场，深信如果放掉他在这山谷里拥有的小小优势，将会全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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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在寒雨不止中沉闷地过去，曾国藩的心情郁闷至极。他在住所里不断来回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下了一场又一场的围棋，烦忧于年华的老去。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道：“目光日昏，精神日见日老，深惧无以符此大任。”
他倾其所有投入这场战役，但进展并不顺利。安庆坚守不屈。城内的叛军似乎物资充足，可从容等待援军到来。他极欣赏的一名统兵官已多日未有消息，因为他带兵驻守附近的徽州，保护曾国藩的东翼，数日前突遭太平军袭击溃败。叛军从四面八方悄悄逼近祁门，祁门镇上挤满数千名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他们劫掠店铺，使市面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但北京仍无消息传来。他坚守阵地，忧心忡忡，不知是否不得不将安庆让给太平军，随之将安徽南部、武器，甚至湖南和华中都让给太平军。
最后，一八六○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他打开一封北方友人的来信，首度得知英法联军不仅已经侵入北京，还把圆明园烧个精光。原本的麻木无感变成震惊。他在日记里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八旗溃散于北部，绿营大败于东部。清朝的传统军力，在两个战线，面对不同的敌人，都落败了。曾国藩面临惨淡的未来：整个帝国只有他还掌控一支完整的军队。他在安徽的战役是唯一还未分出胜负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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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日、三日、四日条（1860年10月15～17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十卷，第3591页。
[2] Andrew C.K.Hsieh（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D.diss.，Yale University，1975，pp.9-13.
[3] A.L.Y.Chung（吕元骢），“The Hanlin Academy in the Early Ch’ing Period，”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6（1966）：100-119；第101页指出18世纪时（翰林院）有100人之数。
[4] 简又文持类似看法，见Jen Yu-w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218.
[5] 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17.
[6]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843年1月20日），《曾国藩全集》，第六卷，第2012页。
[7] 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第22页及其他多处。
[8] 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51页。
[9] Joanna Waley-Cohen，“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ed.Nicola di Cosm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78-295.
[10] 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第64页，亦见第209页注释29，原始资料见唐鉴传述。
[11] 朱东安：《曾国藩传》，第55页。
[12] 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78.
[13] William James Hail，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with a Short Sketch of His Later Career（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7），第148页引述其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1853年1月24日～30日）书信，特别提到“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
[14] 《曾国藩年谱》，《曾国藩全集》，第一卷，第158页，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条（1853年1月21日）。
[15] Thomas Wade，“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Chinese Repository，vol.20（January-December 1851），pp.250-280，300-340，and 363-421；see p.421.
[16] Dai Yingcong（戴莹琮），“Military Finance of the High Qing Period，” 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ed.Nicola di Cosm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96-316.
[17] Ralph Powell，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p.13-16.
[18] 曾国藩奏稿，咸丰元年三月九日（1851年4月10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卷，第385页。
[19] 曾国藩致魁荫庭（魁联）函，《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卷，第4747页。
[20] 曾国藩奏稿，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卷，第401～402页。
[21] 曾国藩奏稿，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卷，第401～402页。
[22] 曾国藩奏稿，咸丰五年四月一日（1855年5月16日），《曾国藩全集》，第二卷，第561～562页。
[23] 罗尔纲：《湘军新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第201～210页。
[24] 曾国藩，江西大营批示，《曾国藩全集》，第五卷（批牍），第1678页。
[25] 曾国藩：《赦》，《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文集），第5968～5969页。
[26] 引于李志茗《湘军：成就书生勋业的“民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2页。
[27] Maochun Yu（余茂春），“The Taiping Rebellion：A Military Assessment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ed.David Graff and Robin Higham（Boulder：Westview，2002），pp.135-152，见第148页。
[28]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01～202页。
[29]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227.
[30] 绿营薪俸等级标准见Wade，“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1851），第414页：湘军士卒月俸四两二钱对绿营之一两五钱。
[31] 曾国藩：《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第十五卷（文集），第5953～5955页，奖赏名目列于第5955页。
[32] 曾国藩：《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第十五卷（文集），第5953页。
[33] 曾国藩：《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全集》，第十五卷（文集），第5955页。
[34] 曾国藩：《营规》，“招募之规”节，《曾国藩全集》，第十五卷（文集），第5999页。
[35] Hail，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p.201，n.34.
[36] 谢正光，“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p.98-99.
[37] 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十五卷（文集），第5768页。
[38] 相关描述见《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条（1861年3月29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六册，第214页。
[39]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100.
[40] 王闿运：《湘军志》（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159页；亦见罗尔纲《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93页；曾国藩：《营规》，《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文集），第5996～5999页；罗尔纲认为此版营规于1860年订于祁门，并自此未再改变，见《湘军兵志》，第92页。
[41] 罗尔纲：《湘军兵志》，第94～95页。
[42] William Minns Tileston，letter to his mother，February 12，1863，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Boston，Mass.
[43] 确切而言，有“快蟹”40艘，“长龙”50艘以及150艘武装舢板。
[44] 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02页。
[45] 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03页；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236.
[46]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242，引自薛福成《庸庵笔记》。
[47] 论多隆阿部分见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44页；王闿运《湘军志》，第62页。
[48] 曾国藩：《爱民歌》，《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文集），第5966～5967页。
[49] 曾国藩，江西大营批示，《曾国藩全集》，第五卷（批牍），第1671页。
[50] 《曾国藩年谱》，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条（1855年2月11日），《曾国藩全集》，第一卷，第189页。
[51]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p.328-336.
[52]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60年6月13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389页。
[53] 曾国藩，江西大营批示，《曾国藩全集》，第五卷（批牍），第1674页。
[54] 曾国藩奏稿，咸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1859年8月8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814页。
[55] 担心老家安危。——译注
[56] 曾国藩奏稿，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1859年8月4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809～811页。
[57]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341；曾国藩致左宗棠函，《曾国藩全集》，第十三卷（书札），第4959页。
[5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条（1864年5月13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249页；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47页。
[59] 他迅即（在六月）指派江西省布政使督办其军队补给，见David Pong（庞百腾），“The Income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of Kiangsi Province in the Last Years（1860-1864）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no.1（November 1966）：49-65，p.57.
[60] 曾国藩奏稿，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1859年11月11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820～822页。
[61] 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52页。
[62] 阵形描述见张德坚《贼情汇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55年原版影印），第366～378页。
[63] 曾国藩：《兵》，《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文集），第5992～5993页。
[64] 曾国藩致李续宜（李希庵）函，《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卷（书札），第5092页。
[65]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八月四日、五日（1860年9月18日、19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407～2408页。
[66]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四日（1860年10月27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419页；朱东安于《曾国藩传》第156～161页有相关论点。
[67]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1860年10月30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420页。
[68]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中旬条目（1860年10月下旬），《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594～3595页。
[69]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九月四日（1860年10月17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416页。
[70]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九月一日（1860年10月14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414～2415页。
[71]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条（1860年11月6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596页。
七 教义的力量
一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即李秀成进攻上海的部队遭一阵猛烈的葡萄弹与榴霰弹击退后两天，李秀成写了一封深感委屈的信向英美领事抱怨。他以愤愤不平的口吻写道：“本藩前来上海，只为订立条约，欲借通商贸易结成一致之关系，原非与尔等交战。”他指责法国人设了陷阱。照他所说，那年夏天更早时，有些法国人（和身份不详的其他人）前来苏州，邀他到上海商谈与他们国家缔结和好关系之事。他写道：“法人已受清妖之诱惑，竟食前言，背弃前约。”有人告诉他，清廷给了法国人一大笔钱，要他们守卫上海，且他认为那笔钱“别国人亦有分焉”，而英国人或美国人无一前来与他商谈，反倒都跟着法国人一起从城墙上开炮打他们，就是明证。
他警告道，这件事不可能这样就算了。他愿意原谅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他们与太平天国同属新教阵营。至于狡诈（且崇拜偶像）的法国人则是另一回事，他指出太平天国拿下全中国是早晚的事，届时就会好好算这笔账。他写道：“凡人情人事必有因果，今昔法人已坏其信义，与我失和。”他保证，由于他“宽大成性”，他个人不会阻止他们进入太平天国领土，但也说他无法保证已“受其欺骗”，如今“义愤填膺，希图报复”的许多官兵会这么宽大为怀。最后，他压下傲气，重申太平天国最想要的乃是与来自英美的基督教兄弟和睦相处。他提醒他们：“尔我共同崇奉耶稣，尔我关系之间，拥有共同之基础，信仰同一之教义。”
这封信署名李秀成，但信中呈现的是洪仁玕的想法。因为把取得上海英美人的支持，特别是把他们愿意将汽船贩卖或出租给叛军以让叛军能够稳稳掌控长江，视为太平天国赢得内战之关键的乃是洪仁玕。身为幕僚长暨总理，洪仁玕取得族兄的同意，制定了其他诸王都得遵守的政策。他坚信叛军若要取胜，最稳当的办法就是与上海洋人建立和睦关系，因此只要洪仁玕担任总理，李秀成就得照这条路线走。但他其实百般不愿这么做。在太平天国的核心集团里，李秀成不认同洪仁玕对洋人的信任，而采取较挑衅的看法。他告诉洪仁玕：“洋人好打不好和。”
在上海突遭洋人开炮攻击，使李秀成更加相信自己原本的主张，拉大了他与洪仁玕之间既有的鸿沟。但洪仁玕本人怪罪的是李秀成，而非怪罪洋人。他说洋人想必事先风闻李秀成要对他们开战的挑衅观点，从而自然推断李秀成是来攻打他们。诚如洪仁玕所说，忠王挥兵横扫江苏，拿下苏州之后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洋人利用他的轻敌，诱其来攻，让他中了“空城计”：洋人让忠王相信上海城完全无人防守，然后在他逼近上海城时突然发动攻击。洪仁玕认为，经此挫败，李秀成“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两人尽管在战术上有分歧，但无疑都认为叛军需要上海：上海金钱资源丰富，是借以取得洋人武器的基地，而且是大体上已受叛军控制的地区里面仍有清廷势力顽强抵抗的地方。但上海终究还未到手，接下来就该洪仁玕展开外交行动，将上海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洪仁玕以外交事务主管的身份，开始在南京主持朝政，接待来自上海的一批批访客，访客带来消息和礼物，甚至带来他留在香港的家人。他的王府是天京较大的府邸之一，不只充当他的住所，还是他办公的衙署。在干王府前门正对面有一片巨大的石造照壁，高四·五米，宽三米，壁中央嵌着大大的漆金“福”字。“福”字上方刻了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九福词，而突兀加上的前后文冲淡了九福词原来的意涵（对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来说，尤其如此）。王府内坐落着正殿，殿内有王座，干王在正殿内接见属官和议事。干王上正殿办公时，身穿绣龙黄缎袍，头戴前明式样的金冠。
过了正殿，穿过数道阴暗的走廊和门，即进入王府深处的干王居住区。他的寝殿里主要摆了一张用玉装饰的大床，门外是有花园的明亮庭院。他还在寝殿内摆了林林总总来自海外工业世界的物品，大部分是访客赠予的纪念品。书架上摆了他所收藏的数个洋钟、一个气压计、一具望远镜、数把柯尔特左轮手枪、一台二手簧风琴、两座太阳灯、一块英国香皂、一把英格兰海军剑，还有某位特别着迷的访客注意到“一罐考沃氏（Coward’s）什锦腌菜”。寝殿内有参考书与图片书，另有些书显示他在研究英国军事方法，包括英国伍利奇（Woolwich）皇家军事学院的《防御工事构筑原则》（The Principles of Fortification）。还有上海外国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以及必不可少的《圣经》和福音小册。那些外国传教士将科学数据译成中文，冀望借此让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宗教已支配自然界。然后还有保养状况只能算尚可的中国奢侈品：金筷、玉杯、银扇。他在这里以牛排和波特酒款待外国宾客，席间说英语，展露他刀叉使用的娴熟。
曾是美南浸信会传道士的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是最早到南京见洪仁玕的外国人之一。这位性情善变的传教士来自田纳西州的萨姆纳郡（Sumner County），太平天国起事前，曾在广州短暂教导过洪秀全（也更短暂教导过洪仁玕）研读《圣经》。只有罗孝全领会一八五二年洪仁玕向韩山文所述内容的真正含义，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一头白发、身材瘦削的他是传教士圈中的异数，连他所属教团的历史学家都形容他是个“性格古怪奇特”之人。一八三六年，罗孝全首度向波士顿的浸信会海外传道部（Baptist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s）申请赴中国传教，被该机构驳回（就连对他最为肯定的推荐函都说他的讲道能力“未超过中等水平”），于是他捐出一块地，言明用那块地的收入来支应他的所有开销，借此自费赴华传教。根据这项安排，他说服浸信会接纳他为自费传教士，搭船前往中国，一八三七年抵华。后来人们发现那块地根本不值什么钱，但浸信会已甩不掉他。他在华南传教也算有所成，但在传教士圈子里人缘很差，交不到朋友。一再有人向浸信会海外传道部投诉他行为不端——公开虐待他的一位中国仆人，伪造传道会的捐献册——要传道部提防。最后，在罗孝全不愿救助用刮胡刀割自己喉咙的另一位传教士之后，一八五二年浸信会终于与他划清关系。
然而在一八五三年，洪秀全亲自发函邀请罗孝全到南京一叙，信中表明他对罗孝全教诲的敬重。浸信会传教士资格被拿掉，令罗孝全倍觉羞辱，而这封信则让他吐了一口怨气。但当时清廷封锁南京，他进不去，即使能通过封锁线进到南京，美国驻华当局扬言他若违反中立政策拜访叛军，将予以处死。于是他搭船返美，巡回美国南部与西部诸州演讲，为太平天国运动发声，并四处募款让他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返华向叛军传教。他博得些许名气，报纸封他“爱国革命党的首领太平王的宗教导师”。一八五六年他带着靠演讲募集的资金返华后，想方设法要进入太平天国领地，四年还是未能如愿。但在一八六○年干王宣布欢迎洋人到南京后，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积极设法前往天京，以和他昔日的学生团聚，一八六○年十月十三日，也就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际，他终于抵达南京，在洪仁玕王府楼上的房间住下。
干王要他担任通译，负责太平天国境内的传教事务。但罗孝全来南京不是为了这样的差事。他深信（或至少向香港的英国圣公会主教这么说），历史的因缘际会已使他成为未来中国皇帝的精神导师。他来南京时，以为叛军会尊他为天王的导师，但实情令他大失所望，而且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面见洪秀全。未能立即见到天王，原因出于拜见的礼仪，就和当时攻打北京的那场战争背后的叩头问题差不多；天王以下诸王坚持，罗孝全若要拜见天王，就得像其他人一样行跪礼以示恭顺。骄傲的美国浸信会教徒罗孝全拒绝了。诸王最后还是同意他拜见洪秀全，但当他浑身不自在地站在身穿朝服的长排太平天国文武百官后面时，洪仁玕突然当众对他大吼：“罗孝全先生，拜天父！”白胡子罗孝全猝不及防又很尴尬，本能地跪下来，向曾受教于他的洪秀全跪拜。
罗孝全在南京过得并不如意，穿着洪仁玕穿过的破烂旧缎袍，戴着朝帽，四处晃荡。有位访客这样形容那里的朝帽：“用金色硬纸板制成外观可笑的冠冕，裁切成古怪的形状，有时候饰以让我觉得是粗制滥造的人造花，有时则饰以小小的虎形图案。”他自认会当上导师，结果却住在洪仁玕府里，实质上只是个助理。但尽管有种种光怪陆离的事，他还是成为洪仁玕在上海所需要的代言人。叛军在上海没有直接影响力，因此上海洋人所得到有关中国内陆的讯息，大部分来自他们周遭的清朝官员和商人。那些官员实际上忠于朝廷，而上海华商靠着与那些官员精心培养的良好关系，极为富裕，无意改朝换代。在他们眼中，太平天国只会带来破坏。此外，洋人的商业投资——洋人的船和码头、办公场所、银行、仓库、屋宅——这时坐落在清廷控制的安全区内，安全区旁就是叛军所控制的大片领土，而且洋人各自的政府不会准许他们和叛军做买卖。随着港埠生意可能停摆，洋人怪罪于叛军。洋人周遭忠于清廷的中国人警告，太平军若获胜会把港口全都毁掉，而对于这样的警告也没什么证据可以反驳。因此，尽管有些洋人基于道德理由遗憾于那年夏天的战事，在具影响力的洋商圈子里，却有许多人和卜鲁斯一样，认为抵抗太平军入侵是英勇且必要的举动。
罗孝全反此道而行，他将在天京待上一年多，在那里持续投书上海及香港的英文报纸，报道他眼中的南京实情，为太平天国政府的革命潜力不断做见证。投书内容洋溢热情，令人感动。在十一月刊登于香港《陆路纪录报》（Overland Register）的某篇早期投书中，他如此写李秀成：“我不由得喜欢上这个人，他是千中选一的人物！他不只有学问、好相处、和善，还是个王，能力出众的将领，辖有超过十万的部队。”罗孝全代捎忠王的口信给洋商，说叛军（罗孝全使用“革命分子”这个词）其实想和他们通商，因此，洋人为何舍同属基督徒的叛军，而和支持清廷的人做生意？罗孝全写道，太平天国“愿意以即使不是更好也起码一样好的条件通商！他们领土上有通商工具、茶叶和丝”。洋商与叛军的贸易不热络只有一个原因，即洋商所属国家的政府尚未与太平天国缔约。他写道：“英、法国内有人应和，为何不缔约？美国国内有人应和，为何不缔约？……为何不立即与他们签个宽和的条约，给予他们借由武器当之无愧赢得的应有优势，（给予）他们人民基督教？”
紧跟在罗孝全之后，威尔士籍传教士杨格非也于一八六○年十一月不辞艰辛来到天京。前一年夏天与他同到苏州、见识到战争惨状的艾约瑟这次留在上海，因为人不舒服（他太太艾珍认为是上次去时见到的鬼魂招来的不适）。叛军在上海遭攻击——令杨格非个人很惊骇的攻击——后，杨格非担心叛军对洋人可能心怀怨恨。他语带同情地写道：“他们怀着对所有洋人都无比友善的心态前来，却遭我们和我们的法国盟友以令我们国旗蒙羞的方式对待。”他抵达南京时还是受到热情的招待，激动于可在太平天国都城建立新传教基地的机会。他写信给艾约瑟，语气满是乐观。艾珍转述此信的内容，写道：“他谈到南京处处有秩序、健康、平和、幸福，他督促艾先生再想想是否仍不愿和叛军共同努力。”
与罗孝全不同，杨格非尚无久留之意；他的任务是代表上海七十位左右的新教传教士去探个虚实。十二月上旬回到上海时，他带给他们一样好东西：以御用朱砂墨写在黄缎上的天王诏旨，表明欢迎洋传教士在太平天国住下。这是传教士圈子最想要的特许权——英国刚以武力逼迫清廷给予的特许权——而叛军很爽快就给了他们。那似乎更进一步表明，有上帝的手在引导太平天国。杨格非写信给他的传教士同僚说：“我坚信上帝正透过叛军之手根除这地方的偶像崇拜，而且他会借由与外国传教士有往来的他们，扶植基督教，取而代之。”
这段话里的关键句是“与外国传教士有往来”，因为他和基于宗教情怀而支持太平天国的其他人一样深信，叛军目前只是建造基督教中国的基本材料。希望系于干王洪仁玕身上，而非他的族兄天王身上（杨格非深信天王“写的东西像疯子写的”）。只要太平天国的追随者相信天王有神性，只要他们接受他广纳妻妾的作为（杨格非发现，就连洪仁玕这时都有四个老婆，洪仁玕坚称他如果想在太平天国朝廷里有影响力，就得和他族兄一样娶妻纳妾）——只要他们坚守这样的信念和作为，他们就是偏离正道，就只能被视为有亵渎上帝的可能；比起旗帜鲜明反基督教的满人统治者和儒生，他们远更值得寄望，但还不够标准。
此外，杨格非深信，导正叛军的教义不只是洋传教士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是他们的道德义务。诚如他认为的，传教士是这场叛乱的肇因。他们的《圣经》和教诲启发了天王，因此，确保这件事有完满的结果乃是他们的责任。诚如他在几个月前出版的某个宣传小册里所说的：“中国境内的新教传教士！这场叛乱是你们所造成。”杨格非亟盼有机会成为（古怪多变的罗孝全之外）协助洪仁玕以都城为基地打造叛军教义的第一人。但上海的友人劝他再等等。他们提醒他，上海与南京之间尚无直接往来，届时他的传教工作会被隔绝于更大的传教圈之外。他将完全倚赖叛军来维持生活，而没有人知道长江的通商情况会变得如何或这场战争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有风险。艾约瑟指点他另一条路，要他去额尔金用条约新打开的山东省，拯救当地两千九百万个亟待救赎的灵魂。
最后，杨格非决定至少等到春天，再决定是否要在南京设立常设传教团。但他无疑很清楚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诚如他在那年二月写给伦敦传道会秘书的信中所说的，叛军的胜利和英法联军的入侵北京“已彻底掏空满清政权。它肯定会垮。没有哪个力量撑得住它”。他的口气十足笃定。他写道：“为了平息他们的愚行和暴政所点燃的这场大火，满人很有可能会想把天上的太阳打掉。”
艾约瑟留在上海时，杨格非带了另一人同去南京。他就是容闳，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此前的人生岁月大部分在香港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与西方人为伍。一八五五年学成首次返华，在广州看到清朝官府有计划处死被指控为叛乱分子之人的情景而惊骇莫名。他在过渡期间以茶商为业，但他有政治抱负，这时他跟着杨格非去南京，用他的话说：“为了弄清楚太平天国的特质；他们是否够格成立新政府取代满清王朝。”容闳所关注的东西与宗教的关系较浅，与太平天国以欧洲或美国方式统治中国的能力关系较大。这趟南京之行给了他好印象。他指出他们一行人经苏州前往南京途中，并未遇到官军或叛军的阻挠（在苏州他们看到一些为太平天国效命的欧美军事人员和医生）。他描述途中所见的叛军“通常很有礼貌”，“以体谅且值得赞许”的态度对待农民。他指出，乡间的破坏很容易就给怪在太平军头上，但其实官军在自己战区的行径同样残酷。抵达南京后，容闳先见了他不大看得起的罗孝全，然后在十一月十九日见了洪仁玕，带给洪仁玕有别于传教士所给的另一种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