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在香港跟着理雅各宣道时就和容闳相识，两人都出身于广东的贫穷人家，都因为在香港和国外的洋人社群里生活多年而大大改变人生际遇，因而彼此有份莫名的亲近。两人这时也都想用自己的涉外经验来改变中国。洪仁玕开心接待他的旧识，表示希望容闳加入太平天国，与他一起奋斗。容闳未表同意，说他来只是想多认识太平天国，但他的确给了干王七个建议，他认为那是“英国政府与欧洲其他强国强盛之秘钥”。容闳承诺，只要太平天国落实这些现代化措施，他一定会加入他们共同奋斗（他十足自负）。七个建议如下：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之军队。
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三、建设海军学校。
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五、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
六、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也就是说：建立现代军队、美式（暨基督教）学校，以及工业经济。洪仁玕慨然应允；事实上，这些建议有许多地方和他《资政新篇》里的提议相吻合。但由于其他诸王在别处忙，他无法立即向容闳保证这些建议会施行。他解释，他们得投票表决，需要过半数同意。因此在表决之前，改革之事得先等等（而且在表决通过之后，大概又得等到太平天国真的打赢才行——因为这些建议是已稳固的政府才得以施行的政策，非尚在争夺政权的交战方所能施行）。
但洪仁玕仍希望容闳加入，有了他的加入，肯定有助于得到美国对太平天国的支持。几天后，他遣人送官印和朝服给容闳。容闳婉拒，坚持要等到太平天国确定会施行他的现代化建议才肯当太平天国的官。但他的确说服干王给了他通行证，让他得以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走动。容闳未把用意告诉洪仁玕，但他要通行证不是为了便于更了解太平天国，而是因为他觉得或许能在叛军领土境内，外人无缘进入的深处，买到珍稀的茶叶，转手卖给上海的洋商，赚一笔钱。容闳于十一月底和杨格非一起离开南京，手里拿着通行证，抱着赴原始山中觅茶的梦想，顺江而下返回上海。洪仁玕与容闳就此未再见面。
* * *
十二月二日，即容闳与杨格非从南京返抵上海的隔天，率兵攻入北京的额尔金勋爵得意返回上海。任务圆满达成，他一脸喜色；十月下旬，北京西边的丘陵落下北方长冬的头几场雪时，他和恭亲王奕终于批准《中英新约》。新约包含一八五八年额尔金突破大沽要塞侵入天津时初次谈成的所有条款，荦荦大者包括开放新通商口岸、英国船得自由航行长江、传教士得自由传教。新约也定下了中国需付给英国的高额赔偿，以惩罚一八五九年僧格林沁在大沽攻击卜鲁斯舰队和一八六○年九月他劫持巴夏礼诸人之事。法国人也得到类似的特殊权利。
在咸丰帝眼中，前后几场谈判的重点都在阻止洋人入京。“城下之盟，古之所耻，”他如此告诉清廷谈判代表，“至于兵费二百万，倾府岁不足供；即使能供，该夷诛求无厌，又要兵千人入城，其包藏祸心，妇孺皆知。”但列强从此有权在京长驻大使，而事实上，咸丰帝认为因洋人只想要钱，因而重要性居次的赔款，才是对清朝较严重的威胁。英国人原要求四百万两白银，约相当于一百三十万英镑。但逼得英国人靠武力打到北京城门之后，英国人的要求加倍，达八百万两，恭亲王奕别无选择，只能应允。法国人亦要求同样金额。
一八五一年咸丰帝登基时，他所统治的帝国，国库已经空虚。结束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已要清朝赔款，而从未消失的贪污使大笔金钱神不知鬼不觉流出国库（一八四三年，有九百万两银子未有支出记录不翼而飞），更加重财政负担。等到咸丰帝当家时，财政更为恶化。叛乱活动使帝国大片地区不受朝廷管辖，使大运河漕运中断，因而，正常情况下构成国家八成收入的田赋，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征收不到。南方矿工的暴动，切断京城贵金属的供应来源。北方平原区的捻匪横行，使盐的生产停摆，而制盐是政府重要的专卖事业。到了恭亲王同意付给英法总共一千六百万两的赔款时，这笔数目已约略等于国库真正所剩银两的八十倍之多。吊诡的是，清廷用以支付赔款的唯一重要的收入来源，乃是上海与广州两地对外贸易的关税，也就是说英法两国对华贸易的荣枯，已与清廷能否偿付其新债（和英法能否收到债款）密不可分。
在上海，额尔金对于他弟弟于他在北方期间击退叛军之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英国人在上海攻击清廷的敌人太平叛军，同时在北方对清廷动武，此现象的古怪有趣，英国人自己也察觉到（或许卜鲁斯除外）。英国外相罗素勋爵于同一天得悉攻下大沽要塞和在上海攻击太平军之事。伦敦《泰晤士报》一篇透着迷惑的社论，披露了中国局势的吊诡之处。这篇社论写道：“一般来讲，一国人民分裂为两派时，外来入侵势力会倾向于和其中一方合作；但中国的政局类似澳大利亚的动物学，与所有通则背道而驰。”上海一名颇争强好胜的英国军官向一名美国军官解释道：“老哥，我们总是踩着涌浪前进。在北方，清廷是涌浪，但在这里，嘿，你知道吗？叛军是涌浪。所以我们把他们两个都踩在脚下。”但某些人眼中像是可大展身手的东西，在其他人眼中却是大大失算的事情。《纽约时报》认为太平叛军是列强理所当然的盟友，因为“双方殊途同归，都想借由羞辱来重振中国，以及如果可行的话，都想换掉那个偏执而排外的政权”。香港《陆路纪录报》抨击，外国人“在上海犯了一个严重至极的大错”，并表示英国人应支持叛军，因为“叛军领袖的政治信条，从头至尾都显露要在每个重要方面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且其中无一项不该得到关心他国福祉的每个人热切的支持”。
但大家都认为不会再有冲突。条约已经签订，英国似乎已跟清廷和好，而从忠王八月那封信可清楚看出，太平天国对上海仍无敌意。因此，最高峰时多达两万多人的英法侵华部队解散返国。到了十二月底，已有一半的英国部队返回印度和英格兰（这在中国引发传言，说英国人离华是因为母国遭到攻击）。剩下的英国部队大部分驻扎于香港，另有约四千人驻守在可随时出兵北京的天津和大沽，以确保清廷按时赔款。即使在这个时候，都有人抱怨在华北维持这支部队的高昂成本，吃掉它从清廷取得的任何赔款。至于上海，一八六○年底只剩一千两百英军，额尔金甚至认为还可再撤走其中许多人。
额尔金在英租界待了一个月才离华。他在华北的任务已经完成，返国之前，他的最后任务是评估英国与叛军建立关系的可能性。拜他所签条约之赐，这时长江正式开放英国往来通商，而长江水道大部分控制在叛军手里。对于他弟弟卜鲁斯该年夏天“防守”上海抵御太平军进犯一事，他丝毫不觉欣喜，看到上海城厢烧焦的残迹，他明显流露难过之色。他也听到盛传于上海华人与洋人居住区的一则传言：法军之所以借口要保护上海县城免遭叛军攻击而烧掉城厢，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那块地盖教堂。“法国人看似失去理智的行径背后有其居心，”额尔金在日记里如此写道，“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他们毁了那块地，‘因为那里现在一栋房子都没有’。”
卜鲁斯始终对叛军没有好感，但额尔金勋爵劝他放开心胸，勿心存成见。在写给弟弟卜鲁斯的私人信件中（这时卜鲁斯是英国驻华公使，在天津过冬，等他在北京的住所弄好），额尔金告诉他，清廷和太平天国“虽然一样坏”，但他较看好叛军。从自己在太平天国控制区里的亲身见闻，额尔金觉得叛军展现出“真诚和能力”。而额尔金提醒弟弟，勿答应清廷不与叛军接触的要求，此举或许是在叱责卜鲁斯于太平军进抵上海之前拒拆忠王来信一事。额尔金写道：“绝不可自缚手脚，答应不与长江流域的他们来往，那在原则上不对……实际上不可行。”
时序已入寒冬，没有时间再亲自上行长江探查虚实，但额尔金交代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务必在来春赴天京拜访太平天国，弄清楚英国与叛军是否可能缔结友好关系。额尔金坦承情况很棘手，必须小心应对，因为英国人与太平天国的敌人有条约关系。但他满心认为绝对中立原则将使英国得以在中国内战还在进行时，从与双方阵营的互动中获益。他在写给何伯的私人信函中说道：“自来到这里之后，我比较看好叛军，无论如何，很明显，我们绝不可在这场内战中选边站。”
搞定了与满清的战争，并交代舰队司令何伯务必与太平天国建立关系后，额尔金勋爵的任务圆满达成，随之启程返国。那将是段漫长的海上航程，但也未必不是件幸事；因为就在他离华中途停留于香港时，他就风闻他留在北京的部队，行为受到英国国内批评。返抵国门时，会有许多事要交代。
* * *
这个时候，太平天国仍积极以武力强化对江苏这个富庶省份的控制。早在一八六○年九月，出身江苏的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就指出，叛军控制了上海周边每个县，只有受洋人直接保护、仍未遭叛军拿下的那些县例外（他惴惴不安说道：“暂为完善，日后亦不可恃。”）。一如许多忠于清廷的人士，赵烈文很沮丧。他在日记里写道：“何以鼓励人心？何以恢复疆土？吾辈生此际，诚不知投足之所，言之足为愤叹呜唈！”太平天国利用这种沮丧心情，散播传单动摇那些希望重归清廷统治之人的意志。在苏州附近的吴江城里，有份告示写道：“清朝皇帝为亡国之君，其臣皆亡国之臣。”皇上逃离北京的消息经由口耳相传传到上海时，就连最忠贞不贰的保皇派都惊骇不已，不得不正视清朝覆灭的可能。赵烈文在日记里写道：“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
太平天国掌控了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即涵盖江苏、安徽与浙江三省辐辏之地的江南。在上海所在的江苏省，太平天国控有省城苏州和丹阳、无锡两大城。长江沿岸城市镇江未被叛军攻下，但镇江周遭乡村全已在太平天国手里。在安徽，太平天国控有省城安庆，尽管曾国藩刚在附近驻扎了重兵。在上海南边的浙江省，富庶的商业城市宁波和省城杭州暂时还在清廷手里。太平军解南京之围时，李秀成曾攻打杭州，以引开围南京的清军，破城后在城内烧杀掳掠，但他未攻进杭州城里的满城，匆匆回师南京后也未留下部队驻守。
对于太平军的到来，江南人民既着迷又害怕。在上海西边约一百公里处的常熟县，有人目睹一八六○年秋叛军列队走过镇上，并写下当时所见的情景。太平军官经过时，好奇的镇民从门缝往外瞧，见他们“尽着狐腿马褂，灰鼠披风，红绿五彩，不一而足。马有数百，持枪夹道”。他估计共有一万名太平军通过，并指出他们对镇民毫发无伤。但接下来，在太平军主力部队通过之后，来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恶棍：数百名长毛走在队伍后面，在民宅之间随意走动，敲（已经栓上的）宅门。他们闯入民宅，抢劫、强暴、杀人，抓住壮丁，用他们头上的辫子将他们绑在一块，拖往军队行进的方向。这位惊恐万分的目击者庆幸他们没把镇子也烧掉。高傲的大军渐渐消失于往南的道上，那群恶棍跟着没入远方，许多镇民离家跟着他们走去。有些人是去找被拖走的亲人，有些人急着要赶上太平军部队，以便卖吃的给他们。还有些人只是在那条路上无精打采地晃荡，一路翻拣路过的军队所留下的成堆残渣和垃圾，以便找出值得带回家的东西。
次要部队行径最为恶劣，而跟在主力部队后面那些人的奸淫掳掠，比起抢在破城部队之前入城的那些人的发指暴行，又只是小巫见大巫。在围城数星期或数月而破城后，这些人抢先进城，接着散开到没有防御的乡村，四处为非作歹。这些人一身破烂邋遢，完全不受一两天后城内局势底定才会进城的将领控制，所犯的暴行几乎就完全说明了为何在他们进城之前会有数千人自杀的原因。在浙江省象山县，有位目击者描述了一个新娘遭数十个这类男人轮暴之事。他们把她的新郎开膛剖肚，然后扬长而去，让两人痛苦而死。新郎是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他还留着清朝光着前额的发式。同样在浙江省，文人王彝寿记载道：“有剖腹而饮其血者，有剁四肢者，有挖心而食者……种种惨状，笔不忍书。”他们抢女人，强拉少年入伍，训练他们杀人。又有一人记载道，如果清朝官员已逃出城，这批先头部队会杀掉一些害怕的城民，脱掉尸体的衣服换上清朝官员留下的官服，以振奋随后进城的主力部队。
通常情况如下，尽管那并不是很理想：有太平军将领驻在的地方秩序较好。违反天军严格军纪的军人立即遭惩，不予宽贷；头颅挂在木桩上，并在木桩上钉上牌子，警告有意强奸与打劫之人。但是在较管不到的边缘地区，太平军置身于人数更多的城民里，法纪就很薄弱。破城时，随着城市陷落，官军防御瓦解，人性堕落的一面可能尽情展现。得胜的太平军和落败的官军，两者的暴力行径常常无法区分。但一旦大局底定，没有遭官军反攻之虞，情势就由混乱转趋安定。征税，种植作物，派任新官员，颁布法令，有时还撤销法令。前额像叛军一样留起头发。辫子通常没有剪掉（万一官军拿回城市，只要剃掉前额头发，就可恢复清朝发式继续过日子）。
在这类安定区域，两三名“长毛”组成的小队突然出现于太平天国控制薄弱的乡村时，可能会引发当地村民忧虑，家家户户关上大门。但他们大多不会白吃白喝。而且这些叛军自己在外走动时也会担心遭到伏击，尽管心知这类攻击会招来驻扎于一两天步程外的城市守军报复。官军逼近的传言，能减轻想恢复旧生活的乡绅苦闷，但对农民来说那意味着恐怖，意味着又要大乱。如果说洋人和中国识字精英阶层对这场内战期间中国农民的心愿，有什么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农民一点都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不要再打仗。他们要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很少得到好处。
对太平天国治下的老百姓来说，规则通常很清楚，即使有时严格得离谱。这场内战初期，太平天国于湖北以及安庆、南京和扬州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创立太平天国的客家人没有缠足习俗，也基于宗教理由反对这么做）。妇女缠足者，将受剁足之罚。这类严刑峻法或许维持了军纪，但用来禁绝民间习俗就不管用，因为若真的执行，将使很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失去双足（值得一提的，满人入主中国时也试图禁止缠足，终归徒劳）。一八六一年时生活在太平天国控制下之浙江绍兴的王彝寿写道，叛军主将下令，凡是剃掉前额头发如清朝子民发式者，凡抽鸦片者，凡擅拜“妖神”者，特别是拜神佛者，一律砍头。所有禁令中，令这位学者瞠目结舌的是禁抽鸦片令。他以惊讶的口吻写道：“我朝，则自搢绅至卖菜佣无不吸食，贼嗜之尤甚，乃日斩，何为也哉！”中国人和洋人皆认为，禁鸦片是太平天国政府的诸多社会改良运动中，最为人知且显然成效最差的。
面对如此广大的新占领区和众多的乡村人口，有时候太平天国直接与愿意合作的土豪或乡绅谈定协议，让他们自己管理所在区域，以换取对当地的抽税权和他们心照不宣地同意不支持官军夺回该地。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太平天国指派乡官管理收税和征收必要物资（公共工程用的砖、木和劳力），并掌握当地人口动态。清朝完全倚赖有钱地主和功成名就的学者来控制地方，因此，从这点来看，为太平天国效力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了乡村的权力。事实上有许多曾任清朝官员的人和功成名就的学者转投太平天国阵营，成为新体制里的乡官。但也有许多出任乡官之人若非太平天国当家，绝不可能出任这类职务。从现存的乡官名册看，出任乡官的人背景非常多样，包括农夫、佐吏、商人、村中耆老、丝织工、僧侣、豆腐小贩、武师。在苏州附近某县，有位乡官的本职是“赌徒”。在这些新设的官员底下，太平天国还招募本地能干之人充任乡官下属，尤其着重于物色精熟地理、战术、医学、数学、地方习俗和星象算命之人。
* * *
太平天国的宗教是洪仁玕争取洋人支持的主要凭借，但这个宗教对江南太平天国本土追随者及其子民的吸引力则令人存疑。就连他们的敌人都把“真长毛”（来自两广的最早信徒）和后来投身太平天国的民众分别看待。太平天国的救赎和天启观或许激励了某些人，但叛军也大大依赖控制、稳定和（较穷之人所看重的）课税这些较现实的问题来打动人，针对那些处于社会较上层的人，则祭出驱逐满人、汉人当家的大旗。
除了致力于透过宗教与上海洋人建立密切关系，洪仁玕还在他的王府内费心设计了太平天国一旦推翻满清统治中国所需的新政府。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国诸领袖就试图全面重新分配土地，施行清教徒似的宗教礼俗，结果失败；偏爱维持旧制的人民极力抗拒。但洪仁玕到南京后，致力于在他不切实际的族兄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在中国沿用已久的制度之间找出折中之道，上述政策的施行随之较能考虑到客观情况。也就是说，洪仁玕为中国规划的未来政府不是革命政府，至少就他在自己王府里建立的小型预备政府来说是如此。
首先，洪仁玕照清廷建制设了朝廷，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理政事。一六○○年代，满人入主中国之前，也仿照明廷设了一模一样的影子政府，事实表明那是满人进入北京后能够得到汉人接受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那不言而喻地预示了不管他们如何统治中国，都不会改变政府官僚组织的基本结构。洪仁玕版的六部，人员配置只勉强够用，而且办公处所只有他王府里的几间房间（就在罗孝全所住房间的楼下），但那反映了类似的意图。
太平天国也开科取士。从某个角度来说，整部太平叛乱史或许可以说是肇因于一名科考失意之人屡试不第的怨气。但南京的叛军政府认同既有的科举制度是选取忠贞官员的极有效管道，中国读书人都希望透过科举来得到肯定。因此，在太平天国，一如在清朝，才干高低靠考试来评定，只是这时是以《圣经》而非儒家典籍为基本考试内容。太平天国控制区里忠于清廷的学者，常嘲笑太平天国考试的基督教内容；苏州附近有位不得不在科考时以“进贡天父”为题作文的学者，对于太平天国所赋予的“天”字新解大感困惑。交出试卷后，他低声向考官说：“吾解夫今日之天，何以异于昔日之天也。”考官微笑，撕掉那人的文章，不发一语。有些人则根本不愿应试，称那些应试者无耻（和一六四○年代满人开始以科考取士时，忠于明朝的汉人对这类人的耻笑如出一辙）。但忠于清朝的人不愿参加太平天国的科考，给了其他人上榜的机会，于是新科考的竞争程度远不如旧科考激烈。就一八六一年四月在苏州附近举行的地区级考试来说，应考的青年学子上榜率达四成或五成。就清朝的科举来说，上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欢天喜地的中第者得到现金奖金，还有新学位和进一步参加苏州省级考试与南京全国性考试的权利。
洪仁玕抵达天京后不久，就掌管太平天国的科考事宜，并开始修改科考。有些改变属次要（例如他对秀才和举人之类名称的改变甚微）。但有些改变影响就深远得多。太平天国最初的科考只考《圣经》，因此中国境内许多人认为叛军已罢孔子，改尊耶稣基督。一八五四年，曾国藩发檄讨伐太平天国时，就拿这点来争取国人对湘军的支持，称讨伐太平天国是为拯救儒家文明。但到了一八六一年初，太平天国科考奉洪仁玕的指示，也开始将中国古代典籍纳入考试内容。在洪仁玕主政下，孔子在太平天国将有一席之地。由这项改变也可看出洪仁玕在南京的影响力。
因此，一八六一年春的地区级考试，作文题目除了有出自宗教教义的，还有出自《论语》的。该年考试题目的全文今已不存，但有人在日记里记载了作文提示。作文题目所选取的古文段落，犹如对太平天国欲从战争废墟创建新国家的宏图大业泼了一大盆冷水。这段文字出自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洪仁玕带头撰写太平天国的政治宣传文章，并用他王府内的西式铅字印刷机大量印制出版，其中有些出版品重述他的工业化信念：铁路、机械化武器、汽船和电报的重要，创立全国性报纸的需要。印刷机本身（原造于广州）是极新奇之物，而他底下的印刷工很快就掌握洋人的活字印刷术。他的下属包括天京里一部分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士，某位访客指出，这些人是天京里最不热衷于宗教的人士。其中一人甚至私下告诉这位访客，他不相信洪秀全的异梦。从干王府发出去的出版品，除了有以天王异梦为基础而符合政治正确的宗教宣传品，还有许多以较世俗性的诉求来打动那些对神学丝毫不感兴趣者的刊物。这些文件占了战争最后几年太平天国宣传品的最大宗，而从它们的内容来看，这场内战不像是不同宗教间的斗争，比较像是不同种族间的战争——满怀历史积怨和种族灭绝之恨的汉人向满人发起的战争。
有份出版品名为《英杰归真》，叙述了清朝一名汉人大臣改投叛军阵营的故事。它以记叙文的形式呈现，描述此人与干王的谈话，干王于交谈间纠正他对太平天国信仰的误解。《英杰归真》最主要的在于以血脉同根的民族之情争取支持，以清朝掌权的精英分子为诉求对象。这位大臣是汉人，但其家族成员在清朝历任高官。他义正词严说道：“我实华人。”他不再为清朝效力，乃是因为清朝就快垮台，他转投太平天国，乃是因为他开始理解到他出身的官宦世家长久以来自认为在清朝治下位高权重，其实只是满人的奴隶。洪仁玕欢迎他的弃暗投明，并引述族兄洪秀全对他说过的话：“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清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这位大臣理解到太平天国其实是将汉人救离满人宰制的救星。他说，洪仁玕的一番话“如迅雷之贯耳，痴梦之初醒”。
根据这份宣传小册，太平天国完全不是革命政权，而是信守传统的本土政权，承继过去汉人抵抗外族征服的遗风。洪仁玕将太平天国与忠于明朝的汉人、遭满人北方先祖金人征服的北宋相提并论。一如过去曾有这么多汉人为抵御外族入侵中国而捐躯，如今太平天国将带领汉人打破满人是得天命之中国统治者的假象。他甚至搬出北宋五大学者，即创立理学的朱熹、张载、周敦颐、程颢与程颐两兄弟。理学是曾国藩一生信奉的儒家学派，这五大学者的思想体系，正是曾国藩以生命为赌注誓死捍卫之文明的核心，但在洪仁玕笔下，他们被用来提醒世人为何汉人必须反满。他指出，这类大学者只在宋明之类由汉人当家做主的王朝出现。在清朝之类异族王朝治下，汉人遭奴役，汉人文明受打击而式微。那位大臣又说，洪仁玕一席话把他猛然震醒。他告诉洪仁玕：“如冷水浇头，热炭焚心。”
在《英杰归真》里，洪仁玕向那位大臣耐心解释，太平天国想废除的只有偶像崇拜一事，借此反驳太平天国想消灭儒家文明的指控。他们欢迎孔子的著作，孔子的哲学仍是太平天国所欲建造之社会的中心思想；问题只在于中国人受到腐化，把圣贤摆在孔庙里当假神来拜，孔庙必须摧毁。他写道，中国文人应“遵孔孟之仁义道德”，但那不表示他们该用“牲礼敬孔孟”。洪仁玕解释，智能、知识、成功是天所赐，而非人所赐。“既死圣贤如何能与人以功名聪明乎？”人该读、该尊敬孔孟的著作，但不该把他们与上帝混为一谈。
因此，洪仁玕争取支持的诉求不只建立在宗教上，还建立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和更久远中国历史间的和谐上。那是与曾国藩的基础架构打对台的另一个基础架构——不是儒家对抗基督教，而是汉人对抗满人。诚如洪仁玕所说的，这场内战的中心思想是解放汉人。那是很有力的诉求，其锁定的宣说对象正是曾国藩赖以得到支持的有钱乡绅和文人士子。他致力于设计能承继既有官僚组织的政府，试图借由将儒家典籍纳入考试内容来扩大太平天国科考的吸引力，因此，洪仁玕所构想的未来是平稳转变、可长可久、保住传统的未来。但尽管他如此用心，尽管他的下属才干不凡，他在太平天国朝廷里却觉人单势孤。他受到族兄洪秀全的信任，被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置，但其他诸王偶尔会扯他的后腿。他抱怨道，那些从一开始便跟着洪秀全打天下的人，自认是“开国的功臣”。他们较不关心未来，较不关心如何赢得民心或统一太平天国政府。他写道，他们“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 * *
叛军仍未能高枕无忧。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仓皇离京，清廷更为衰弱，但只要清廷未消失，就仍是天命所在，而只要清廷仍是天命所在，效忠清廷的人就会为它战斗到底。那年秋天曾国藩对安徽省城安庆的围攻，经历太平军攻占江南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外在变局仍稳稳挺住，到了冬天，更已成为下游太平天国天京政府亟欲破除的大患。因为安庆若失，太平天国就如同被掐住咽喉。安庆的太平天国基地是南京的屏障，抵御从西边或北边对叛军首都的任何进攻。洪仁玕和李秀成已敲定的战略的最后阶段，乃是牢牢控制富饶的南方诸省，重建前明的心脏地带，然后使倚赖南方粮食的华北满人控制区受饥。若未能控制整条长江，将不利于这最后阶段的达成。
到了一八六○年晚秋，李秀成不得不停下他征服华东诸省的行动，以协助解除安庆守军之围。天王其实命他北进——大概是要他进攻元气大伤的满清京城——但他拒绝，一如咸丰帝要调鲍超到北京，曾国藩认为不妥而拒绝上命一样。忠王坚持带他的部队西进江西和湖北，那里已有多位当地领袖承诺带数十万人加入太平军。那些可望加入的新生力军，就位于被围的安庆城的另一边。十一月，李秀成带兵离开南京，沿着曲折的长江南岸，以大略往西的方向前进，而曾国藩在祁门的大营就位于长江南岸。
李秀成离开南京时，交代留守南京的人务必开始积储粮食。他要他们放心，这时太平天国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地区已远及上海，无须担心来自东边的进犯，但下一次敌人来犯可能来自上游。他预料：“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如果南京陷入战火，玉跟银都没用，米粮才重要。
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上旬，就连洪仁玕都丢下他的王府和印刷机，奉天王之命上战场。天王要他招兵组建军队，协同友军击退顽强的湘军围城部队，解安庆之围。在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除了他投奔南京途中曾短暂投身于官军外）。但他是干王，至少他的追随者相信他的本事。洪仁玕于农历大年初一吉日从南京出征时，来自伦敦传道会的访客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正好人在南京，目睹了出征时的盛大场面。时为太平天国十一年元旦，洪仁玕平静高坐在王座上，头戴金冠，又宽又大的亮黄缎袍包住他瘦小的身形。太平军众军官在他的王座前跪下，同声高喊：“干王千岁千岁千千岁！”然后慕维廉看着这个在香港时曾是他老朋友理雅各的恭敬的助手的圆脸男子，一脸肃穆走下王座，进入八名壮丁扛的大轿出征。
但后来一再回响于慕维廉耳际的话语，不是“千岁千千岁”的喊声，而是出征仪式前洪仁玕对他说的话。那时两人私下谈到前途的艰险，洪仁玕不小心微微透露出他沉静自若背后的茫然（或害怕？）。他说：“慕维廉先生，为我祷告。”
* * *
[1] Augustus F.Lindley（Lin-le），Ti-Ping 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London：Day & Son，Ltd.，1866），p.281（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221页。——校注）。
[2] 洪仁玕，南昌府供词之三，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二册，第414页。
[3] 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之二——亲书供词（原题“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二册，第404页。
[4] 洪仁玕：《在江西巡抚衙门——原题“本部院提讯逆酋供”》，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二册，第416页。
[5] 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存有一份壁文拓印，转印于托马斯·詹纳（Thomas Jenner）所著The Nanking Monument of the Beatitud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1911）；石壁描述亦见艾约瑟“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一文，收于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London：James Nisbet and Co.，1863），pp.241-307，见第264页，艾约瑟把“福”误译作“幸福”（happiness）（据詹纳书中封二拓印图片，本段正文所引“九福词”第七节照壁原文应作“和平者，福矣，以其称为上帝子类也。”——校注）。
[6] 自包尔腾（J.S.Burdon）所述，收于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240；石照壁描述自Catharina Van Rensselaer Bonney，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Albany，N.Y.：J.Munsell，1875），p.341.
[7] 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p.49-51；Josiah Cox，“A Missionary Visit to Nanking and the ‘Shield King，’” in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Notices，3rd ser.，vol.10（April 1862）：61-66，see esp.p.62.
[8] Edmund F.Merriam，A History of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s（Philadelphia：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1900），p.59.
[9] George Blackburn Pruden，Jr.，“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h.D.diss.，The American University，1977，pp.34-35.
[10] Merriam，A History of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s，p.59.
[11] Pruden，“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pp.164-166.
[12] Pruden，“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pp.193～195.
[13] Pruden，“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p.215.
[14] Notice in the Vermont Chronicle，February 6，1855，p.22.为清晰见，（英文著中将原报纸内容之）“Wang”易为“King”（王）。
[15]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New York：F.H.Revell Co.，1896），p.29.
[16] Edkins，“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p.275.
[17] Viscount Garnet Wolseley，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to Which Is Added the Account of a Short Residence with the Tai-ping Rebels at Nankin ...（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 and Roberts，1862），p.338.
[18] Masataka Banno，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71.
[19] Clarke and 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p.253-254.
[20] （艾约瑟夫人）简（Jane Edkins）致其婆婆家书，烟台芝罘（Chefoo），1860年12月12日，收于 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p.192.
[21] Ralph Wardlaw Thompson，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6），p.143.
[22] 简致其兄西蒙（Simon S.Stobbs）家书，烟台芝罘，1860年12月11日，收于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p.189（据同书第1页简父William Stobbs回忆录，其家共4男6女，简诞于1838年10月28日，为家中第6女。复查阅相关教会官网：其兄Simon Somerville Stobbs诞于同年1月19日。——校注）。
[23] Thompson，Griffith John，pp.147-148.
[24] Clarke and 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78.
[25] Thompson，Griffith John，p.150.
[26] William Robson，Griffith John：Founder of the Hankow Mission Central China（London：S.W.Partridge & Co.，n.d.［1901？］），p.51.
[27]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p.96，他把年份误作1859年（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09，中译本为徐凤石、恽铁憔译《西学东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校注）。
[28]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pp.100～101.
[29]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p.110.
[30]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p.109.
[31] Yung Wing（容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p.134.
[32]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条（1860年9月10日），收于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全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第二册，第89页。
[33] Jerome Ch’ên，（陈志让）. “The Hsien-fêng Infl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21，no.1-3（1958）：578-586.
[34] 延宕两月后，两份报告于11月2日送达。见Leone Levi，ed.，Annals of British Legation（London：Smith，Elder，& Co.，1862），vol.10，p.313.
[35] The Times，November 16，1860（editorial beginning “The Empire of China，as most readers know，has two capitals”）.
[36] A.A.Hayes，“An American Soldier in China，” The 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886，193-199，引用文字见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