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The Chinese Rebellio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860.
[38] 引于Lindley，Ti-Ping Tien-Kwoh，p.297（原注释页数作p.296不确。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235页。——校注）。
[39] 《苹湖笔记》，佚名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29页。
[40] J.S.Gregory，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London：Frederick A.Praeger，1969），pp.88-89.
[41]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五日条（1860年8月21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67页。
[42]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376.
[43] 引于Gregory，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pp.89-90.
[44] 征引Gregory，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pp.95～96；鲍尔比1860年9月1日日记中提及额尔金和卜鲁斯间有类似看法交换，其时额尔金在天津，卜鲁斯在上海。见James Bowlby，ed.C.C.Bowlby（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1906），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 and Death of Thomas William Bowlby，p.91.
[45]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条（1860年9月8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68页。
[46]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条（1860年9月8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68页。笔者在翻译此节中推测《太平天国》书中此条日记抄写不确，误作“清朝皇帝非亡国之君”。
[47]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四日条（1860年10月17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69页。
[48] 《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条（1860年10月11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206页。
[49] 王莳蕙：《咸丰象山粤氛纪实》，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219页。
[50] 王彝寿：《越难志》，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143页。
[51] 《虏在目中》，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436页。
[52] 张晓秋：《粤匪纪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四册，第56页。
[53] 王彝寿：《越难志》，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144页。
[54] Kathryn Bernhardt，“Elite and Peasant During the Taiping Occupation of the Jiangnan，1860-1864，” Modern China 13，no.4（October 1987）：379-410；Xiaowei Zheng（郑晓威），“Loyalty，Anxiety，and Opportunism：Local Elite Activism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Eastern Zhejiang，1851-1864，” Late Imperial China 30，no.2（December 2009）：39-83.
[55] Bernhardt，“Elite and Peasant，” pp.384-388.
[56] Bernhardt，“Elite and Peasant，” pp.383～384.
[57] 例如，《庚申避难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200页，写到“真长发”只占少数。
[58] 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pp.48-49.
[59] 王彝寿：《越难志》，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第157页。
[60] 汤氏辑：《鳅闻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二日条（1861年4月11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346～347页；《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条（1861年4月6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214～215页。
[61] 这段典出《论语》的作文考题载于《庚申避难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八日条（1861年4月17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215页；亦见汤氏辑《鳅闻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条（1861年4月11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第346页。
[62] Edkins，“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pp.280-281.
[63] Edkins，“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 p.301.
[64]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英译本自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3，pp.799-831，征引文字见第804、806、807页（英译本系编者据萧一山1935年所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第十册影印本内容翻译，见同书，第800页。——校注）。
[65] 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英译本自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3，p.817页.
[66] 洪仁玕：《在南昌府之三——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414页。
[67] C.A.Curwen，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p.121-122.
[68] C.A.Curwen，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22（对开本72）。
[69] 慕维廉所提供日期。他在1861年2月12日写道洪仁玕已于上个安息日离开南京，即2月10日周日，也即当年农历正月初一。
[70] W.Muirhead，“Visit of the Rev.W.Muirhead to the City of Nanking，”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vol.25（July 1861）：197-209；见第206页，慕维廉著文日期为1861年2月。
八 文明之劫
至少英格兰女王满意对华用兵的结果。一八六一年二月九日，在议会发表开议演说时，维多利亚女王对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能体面且满意地解决（在华）所有争执”表示高兴，并嘉许英法军指挥官“表现出最友好的联合行动”。但除了女王、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相罗素勋爵这三人，额尔金很难再找到支持他此次作为的人。
《泰晤士报》主编群向来最支持对华用兵——毕竟该报记者鲍尔比遭中方杀害——而且该报一八六○年圣诞节的社论暗暗表示，额尔金对中国人或许太客气。至少就金钱上来说，该报主编群觉得他不该只是将赔款加一倍，应该加三倍。他们说中国人应体认到只赔这些钱就了事算是占了便宜，因为英国出兵侵华的开销远超过赔款金额所能弥补（后来有人估计英国的战争开销是加倍后的赔款的数倍）。但他们应和当时的社会气氛，承认“只是亏些钱，不管多少钱，就能得到和平，乃是人所乐见”。至于北京受到的破坏，他们显然觉得那只是为了报复中方劫持巴夏礼和杀害鲍尔比等人。《泰晤士报》写道：“焦黑的清朝皇帝夏宫（圆明园）废墟，将记录着惩罚，久久不消，而他们的坟墓或许正可作为招致惩罚之罪行的标记。”
其他报纸就没这么支持。例如《世界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News of the World）则采取较深思熟虑的观点，从某些英国民众的矛盾心态——得悉攻陷北京，这些民众的感受与其说是欢欣鼓舞，不如说是某种模糊的不安——来探讨英法联军的胜利。该报表示，这场胜利的确是“世界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胜利之一”，“来自遥远西方，兵力单薄的部队，攻下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国家的首都”。但该报指出，飘飘然的胜利气氛“与遗憾及疑虑的心情奇怪地混在一块……因为我们看不出那将止于何处”。中国与英国这场战争让人觉得几乎是擦枪走火无意间发生，肇因于接连发生的意外、一方认定受辱、情势逐步升级、小惩罚，而这些接连发生事件全非人有心的安排，但最终却发展成让“世上将近一半的人斗得你死我活”。该报认同中国政府行为狡诈这一观点，但也间接表示英国不该以暴力回敬。该报主编群写道：“埃菲尔德式步枪无法教他们说真话，也无法软化他们激昂情绪的内在野蛮性。”因此，他们未责怪于谁，反倒希望这个历史时刻快快过去。他们说，探究“这场战争的根源如今已太迟，我们注定要走这一遭，得竭尽所能走出那困境”。
不管对这场战争或对结束该战争的条约有何看法，真正令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感到惊骇的是毁掉圆明园。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威权统治而流亡英吉利海峡某座岛屿的法国作家雨果，在一封著名书信中谴责英法联军毁掉圆明园。他在信中称英国与法国是一对土匪，在中国一路劫掠、焚烧。他写道，额尔金勋爵家的贪婪是一脉相传，因为放火烧掉圆明园的额尔金伯爵，正是一代以前从希腊劫走大理石雕的额尔金勋爵之子；但雨果说，儿子比老子更坏，因为破坏殆尽，什么都没剩。他写道，圆明园是世界文明奇观之一，与希腊帕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圆形露天竞技场、巴黎圣母院齐名。如今，由于把欧洲与文明画上等号、把中国与野蛮画上等号的那些人的纵火劫掠，它就这样消失于地表。他严正表示：“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不喜欢法国政权的人批评此事或许不足为奇，但英国议事殿堂发出的批评同样不留情面。一八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贵族院及平民院考虑以正式决议向侵华成功的英国指挥官和部队表达感谢时，爆发了激辩。在贵族院，巴思侯爵（Marquessof Bath）听完首相帕麦斯顿为额尔金勋爵的行为辩解后，郑重回应“他无法……容忍蓄意破坏文物的行径遭到漠视，尽管那行径得到英格兰大使的批准，得到英格兰大臣的辩护，在他眼中，那根本和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或德·波旁（Constable de Bourbon）洗劫罗马之类的行径一样不可饶恕。”在平民院，爱尔兰国会议员史卡利（Vincent Scully）表示烧掉圆明园“在他（史卡利）眼中，在同院许多人眼中，无疑是野蛮和恶意破坏文物的行径，从古至今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最差堪比拟者，乃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大致类似的情况下烧掉波斯波利斯一事”。史卡利问道，如果中国人攻占伦敦后干下类似的事，英国人会做何感想？他质问：“烧掉夏宫（圆明园）用意为何？是要博得中国人好感，或要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公开受辱，额尔金立场不变。在他看来，他这么做是为了如今谴责他的那些人好。事实上，他两次远航中国之行，一直有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祖国和祖国人民发出的集体意志，他脑海中想象的意志——引导着他，使他把自己心中频频浮现而且有时非常强烈的疑虑都甩到一旁，一径往前冲。返国后不久于皇家艺术院的一场演说中，他为自己决定摧毁圆明园一事辩解，称那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做的选择：
大量的避暑殿宇和亭阁，因挂名中国皇帝的夏宫而显得尊贵。在我有任何作为之前，那里面的东西已经遭到劫掠。对于那些殿宇亭阁的毁坏，（我）要告诉各位，没有人比我更由衷感到遗憾。但当我确信，除了让本国，让中国，再受到一年的战争灾难，我别无他法能表达我、表达英国军队……还有，我要在各位面前大胆地说，表达本国人民，对那桩残暴罪行的感受——那桩罪行若未受到惩罚，将使在华每个欧洲人的生命陷入险境，我觉得我必须在深陷于一种当然会有的感受和执行一项痛苦职责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并不愉快；但我相信凡是为王室效命、身负重大职责之人，在必须做出这项决定时，都不会迟疑。
也就是说，在那件事情上，为英国，为英国军队，最重要的，为英国人民，尽一己之责，比他个人的审美感受还要重要。他辩称，毁掉圆明园，乃是（先一步）平息英国人对僧格林沁劫持巴夏礼与杀害俘虏的怒火，而不必再与中国打一场战争的唯一办法。他承认损失很大，但他坚信凡是有责任感之人，处于他当时的处境都会这样做，因为不那么做不行。
但他遗憾的不是毁掉圆明园一事对中国的影响，而是遗憾于毁掉一样美丽的东西。批评他的那些人，就连雨果，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们高喊可耻，不是为了中国的损失，而是为了艺术的损失。在额尔金的演说里，任何发自肺腑的懊悔，都仍抹不去他的根本信念：中国是个需要英国介入的国家。满藏皇室珍宝的圆明园付之一炬，或许令欧洲的审美家感到遗憾，但他对中国本身没什么同情。他深信中国的文明已是明日黄花。在皇家艺术院的演说中，他还说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却几乎只懂得拿它制造鞭炮。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却未走向大海。他们发明了印刷机，却只拿它来印制“一成不变的孔子著作”。他认为过去是欧洲善加利用了中国的发明，未来也不会有改变。对于刚被他用武力轰开对外通商大门的这个古老国家，他盖棺论定道，只有英国能让中国文明重现生机。他断言：“我倾向认为，在这众多畸形和废物底下，潜藏着更神圣之火的火花，而我同胞的过人天赋或许能将那些火花集中起来，助其化为熊熊之火。”
* * *
因英法联军进逼而在一八六○年九月逃离北京的咸丰帝，最后落脚在北京东北边约两百四十公里的山区，皇室旧猎苑里一栋破败渗水的宫殿（即承德避暑山庄）。十八世纪清朝最盛时期，这处猎苑是满人大臣夏天前往避暑、与皇帝一同打猎的地方。他们骑马驰骋于林间，穿过溪流，练习箭术，展现野外生活能力。在他们看来，他们之所以优越于文弱的汉人，就因为具备高超的野外生活能力。但更晚近的皇家世代，这处猎苑已不再使用。经过道光帝（咸丰帝父亲）在位时的财政危机，这里几乎完全废弃，维修经费被挪去维护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自那之后，这处旧猎苑杂草丛生，一片破败，看不到往日的辉煌气派。
随他避难至此的，除了太监和嫔妃，还有他的大臣端华、载垣和肃顺。他们是满人内阁里最好战的大臣，大部分自他十九岁登基时就跟着他（这时他二十九岁）。其中的端华和载垣，以及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失势的僧格林沁，同是道光帝临终时委托辅弼皇太子的顾命大臣。肃顺是冷酷无情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国藩在朝中的靠山。他们是强硬主战派，最强烈反对与外国签约，这时则在实质上决定了谁可从北京来见皇上，什么讯息可呈给皇上；他们这时的权力之大，远高于他们在京城的时候（尽管在这之前他们的权力就始终逾越他们本有的权限）。不久就有谕旨说皇上赴围场打猎，在进一步昭告之前会一直待在那里。皇帝离京时奉命留京议和的咸丰帝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不在获准觐见皇上之列；恭亲王求见皇上，这三位大臣以皇上仓皇逃难身子太虚不便接见为由，予以拒绝。
恭亲王漂荡于两个世界之间，被隔绝于他哥哥的逃难朝廷之外，又突然要肩负京城和整个国家的治理之责。才二十七岁的他身材瘦小，眼皮重垂，个性内向，脸庞光滑透着孩子气。在英法联军入侵后，收拾残局的重任就落在他肩上。但他自幼就比哥哥咸丰帝聪明。在清朝，皇位并非必然传给嫡长子，据说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即后来的咸丰帝）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不决，直到一八四六年（恭亲王十三岁时），才决定由奕继位。根据这个传说，一八四六年时，病重的道光帝召见这两位他最心爱的儿子，问他们如果当上皇帝会有何作为。年纪较轻的奕列出一些详细的开创性政策，打算一即位就施行。奕则直接伏泣流涕——因为他若当上皇帝，即表示父皇已死。道光帝认为奕仁孝，奕则仅有才干。他立年长的奕为皇太子，封较年轻的奕为亲王。
英法联军撤走后，恭亲王多次请皇上回銮北京：他恳求道，战争已经结束，外国军队也已撤走，京城需要皇上以安民心。恭亲王向咸丰帝保证，只要遵守条约，就不会再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兵戎相向。这番保证，说来讽刺，正肯定了额尔金所谓毁掉圆明园会让中国政府从此老老实实的看法。恭亲王写道：“如果示以诚信，该夷即明春来京，亦决不致别启争端。”他暗示，朝廷的口是心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让朝廷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他提醒，如果想用假言诈行与他们交往，那是他不敢冒险一试的事。
但咸丰帝不愿回京。针对恭亲王请他回京，他回复道，英法军队或已撤走，但京城仍有洋人（恭亲王同意让外国公使进入北京，令咸丰帝大怒）。如果他回京，谁敢保证外国军队不会再来，使他不得不再逃出京城，使情势更为混乱？因此，皇帝留在猎苑，与他的后妃和主战的满人亲信大臣在一起。他完全没有回京的打算，反倒命令属下开始修缮他新居中年久失修的园林和戏楼。
随着一八六○年秋去冬来，北方河川封冻，恭亲王得到喘息机会。信使带来在安庆周边作战的曾国藩战况不妙的报告，但那远在南方，京城则因河川结冰，在春暖花开之前不必担心海上敌人来犯。卜鲁斯在天津过冬，要到春天白河冰消之后才会到北京。因此，既无皇上要回京的迹象，恭亲王奕与个性亲切、也奉命留京的中年军机大臣文祥，转而将心思放在如何让欧洲列强公使来京时不必觐见（不在京之）皇上，以免让皇上受到接见外国公使的羞辱，同时又能让他们满意。
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专门机关来管理涉外事务，并在一八六一年一月上旬所提的建议中，扼要陈述了这个办法。根据该建议，这个机关将设于北京城外，借此不致受到皇上亲信大臣的掣肘，但机关的官员将由满人大臣充任（以恭亲王和文祥为主管），他们可直接与外国公使往来，也有权进入朝廷最高层。该机关的设置，旨在令双方都满意，既让外国公使如愿得到与中国政府直接往来的权利，同时让他们与深居宫中的皇上保持距离。皇上于避暑山庄批准这项建议；他若非已认命接受欧洲人在京势不可免的事实，就是希望在将他们完全赶走之前，至少能把他们限制在一定距离外。
为化解王朝所面临的诸多威胁，恭亲王提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也在奏疏中向皇上扼要陈述了这个计划，而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议，乃是此计划的一部分。他分析道，太平叛军是心腹之患，是朝廷该先解决的麻烦。英国人之类洋人，则是肢体之患：虽具威胁性但危害于外，因此是次要之患。他建议道，朝廷当务之急是竭尽全力消灭太平叛军。在灭掉叛军之前，清廷应该对列强的要求让步，避免与他们起冲突；内乱平定之后，就可以专心对付列强（一九三○年代，蒋介石也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比喻，来为其继续追剿中国共产党，同时对侵华的日本做出让步的策略辩解）。
基于同样的思维，恭亲王也开始认真思考满清是否该借助外人之力攻打太平天国。签订新约之后，伦敦的英国人苦恼于他们对华政策的有违道德之处，而不像英美那样执着于中立立场的俄罗斯，则早已借由提供直接军援给清廷来博取北京的好感。此外，太平天国已切断大运河的漕运，因此俄国询问清廷是否需要航运援助，间接表示他们能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合作，走海路避开叛军控制区，将南方的稻米运到天津。
在华四大外国强权中，俄罗斯人在许多方面都是自搞自的，不与其他三国一起行动。克里米亚战争种下的嫌隙，使俄罗斯人仍对英法心怀怨恨。英法美三国最看重的，都是扩大在沿海及沿河港口的航运贸易（所有海上强权都看重此事，因而理所当然携手合作），只有俄罗斯与清帝国有陆地接壤，而且两国国界长达数千公里。因此，俄罗斯外交官在力量衰弱而容易摆布的清廷里，看到扩张本国领土、发展对华跨边界贸易且不让欧美商人在此贸易分一杯羹的机会。早在一八五七年，沙皇的代表就表示愿提供步枪给清廷，一八五八年在天津谈判缔约期间，他们也表示愿提供军事顾问——如果清朝愿将满洲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割给俄罗斯作为交换的话。
咸丰帝拒绝这些示好，于是在一八六○年，能干的俄国年轻外交官伊格那提耶夫（Nikolai Pavlovich Ignatiev）随额尔金的远征军到北京，冀望取得新的对华影响力。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伊格那提耶夫与恭亲王谈成新的中俄条约——在扮演欧洲人与满清间之“公正”调解人的角色后偷偷谈定。他以任由欧洲人推翻满清为威胁，逼恭亲王同意将新疆北部的大片边界土地和黑龙江以北的更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黑龙江以北这片土地，面积超过七十五万平方公里，比与其接壤的朝鲜半岛还大了数倍。为保住俄罗斯新获得的广大疆土（相形之下英国取得的香港像是块小面包屑），并希望在北京成为势力最大的外国强权，伊格那提耶夫重申俄国欲帮助清廷平定内乱的主张。他向恭亲王提议，除了先前承诺给予的步枪，蒸汽炮艇上的三四百名俄罗斯人也能和陆上的清朝官军合作，一起攻下叛军首都南京。
这一次，恭亲王认真看待俄国的提议。在皇上同意之后，他将这个问题交给几名汉人大臣研议，其中包括曾国藩。看过建议书后，有些人表示支持。主管上海通商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建议事后以劫掠品当酬劳付给洋人：如果俄罗斯人攻下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战利品一分为二，一半归已空虚的清朝国库，另一半用来奖赏战功。而在用来奖赏战功的那一半中，五分之二归中国官兵，五分之三归洋人（撇开“战利品”其实是抢自本国人民的资产这事不谈，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位大臣的辖区里，华尔已在更好的条件下受雇成立洋枪队，而清廷并不知情）。而在反对此议那一方，职司全国谷物运送的官员回应道，俄罗斯人认为靠几艘船上的几百人就能打败太平叛军，实在托大，而且若真让他们打赢了，他们肯定会拿愈来愈多要求来讹诈政府。他断言，这项计划有弊无利，只会使清朝陷入更大险境。
人在安徽湘军大营的曾国藩，立场较为矛盾。他在一八六○年十二月上奏折（《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主张勿立即接受外国军援，但也说日后或许派得上用场。他写道，中俄无仇，所以俄国这一提议未必别有诡谋，而且清朝的确有接受这类外援的先例：先帝康熙就用荷兰船舰对付台湾的郑家王朝。但他写道，湘军水师已稳稳部署于长江，且在湖南他正加建船只，因此他不需要俄国人的水上支援。真正的问题在陆上；他的军队无法取道陆路进攻南京，因此不可能如伊格那提耶夫所计划的与俄国水上兵力协同进攻。曾国藩建议朝廷等到湘军陆师拿下足够多的太平天国土地，而足以进取南京时，再接受俄国的援助提议。
至于运送谷物之事，他提醒皇上，怀有私心的外国人在中国危难时主动表示愿助中国，向来有其一贯模式。他写道：“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他提醒道：“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并非所有洋人都一个样。他大略陈述了当前打交道之洋人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洋人他一个也没碰过）。他认为英国人最狡猾，法国人次之。俄罗斯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都强大。俄罗斯人常与英国人兵戎相向，因此英国人怕俄国人。相对而言，美国人本性“醇厚”，对华始终恭顺。曾国藩指出，一八五八年英国入侵广州时，美国人未助纣为虐。他们也未参与白河口之役（他不知道一八五九年达底拿出手救助英军之事）。他写道，因此，“咪夷（美国人）于中国时有效顺之忱，而于咈诸夷（英法诸国人）并非固结之党”。美俄助运谷物到北方之事值得考虑。但不管结果为何，他认为中国最重要之事，乃是改良本身的科技，以求日后不需外人援助。曾国藩断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皇上采纳了审慎行事的建议，接受俄罗斯人提供的一万把步枪和八门火炮（一年后会运抵），但婉拒了俄国海军援助的提议。因为，一如恭亲王于一月二十四日所奏，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让俄国炮艇溯长江而上到南京，而无曾国藩的部队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届时俄罗斯人会不会靠向叛军那一边，谁也说不准。
* * *
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国报纸已出现舰队司令何伯打算率领一支皇家海军中队溯长江而上，与太平天国打开关系的报道。这是额尔金离华时交代他做的事，但一如帕麦斯顿政府的大部分对华政策，这个举动事前未得到外相允准，更别提得到国会同意。二月十九日，在贵族院，格雷伯爵（Earl Grey）要求行政机关报告政府计划与叛军会晤一事的详情，并利用何伯计划溯江而上一事为引子，重谈英国对华用兵的根源——他从头就认为这场战争不公不义而予以反对。在纵论英中关系史的演说中，他主张中国这场内战其实是英国所造成。
格雷伯爵和英国国会中的任何议员一样有资格评论英国的对外政策；一八三○年代初期，他已故父亲（格雷二世伯爵，格雷伯爵茶的取名来由）担任首相期间，他当过战争暨殖民地事务次官，后来他又分别担任过战争大臣与殖民地事务大臣。他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演说，本质上呼应一八五三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他主张，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掠夺性贸易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稳定，从而导致反清叛乱四处爆发，而如今在太平天国身上，叛乱之势达到最高点。因此，中国过去二十年的苦难和如今蹂躏中国人民家园的可怕战争，都是英国所造成。他严正表示，这不是今日才有的现象。他一字一句清楚说道：“各位，我们在印度的经验应能提醒我们在这方面要小心，应该能告诉我们，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不易。”
马克思把中国革命想象成点燃欧洲受压迫民族起身反抗的火花，格雷却视之为英国在亚洲殖民新一章的序幕，而那样的发展并非他所乐见。他主张，英国在华的军事干预如今已把清朝推到瓦解边缘，而如果清朝真的瓦解，出手救助中国受苦人民将是英国的人道责任（他提议，将如同英国人不久前对北印度奥德省的处置）。格雷提醒，英国若看重自己在华的道德义务，“我们可能会一路被牵着走，毫无抵抗之力，最后除了亲自治理它，别无选择”。换句话说，中国会成为另一个印度。
但没人想再有一个印度。自一八五七年印军哗变后，殖民统治的高昂政治与军事成本，已让英国吃不消。那场暴动后，东印度公司遭国有化，印度殖民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只为了能继续取得中国的茶叶和丝，为了保住英国纺织品和鸦片在中国的销路而去接管另一个帝国——而且是人口为印度三倍之多的帝国——英国力有未逮，既无足够的经费与军事资源这么做，民意也不愿意派出接管此帝国所需的庞大英国人力。因此，格雷提醒贵族院同僚，切勿忘记英国为治理印度殖民地所付出的庞大牺牲，然后脸色一沉警告他们：“印度的棘手问题，比起在中国将碰到的棘手问题，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们也要拆掉那里的全国性制度和中央政府的话。而各位，我担心你们正在这么做。”
格雷伯爵认为英国完全无力阻止清朝的崩溃，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对于前一年夏天卜鲁斯拒绝应清朝官员之请而派英国部队从太平军手中夺回苏州，对于卜鲁斯促使法国人在此事上与英国人同进退，格雷伯爵予以赞许。但他也批评卜鲁斯于八月太平军抵达上海时“至为不智地”攻击太平军。格雷预测，随着清廷更为衰弱，随着叛军对中国产丝区的控制更为稳固，还会有人再请英国出来救援摇摇欲坠的清朝。但他主张（引用密迪乐论中国叛乱的有力著作的内容），在中国，长久以来，叛乱一直是人民“制止滥权与暴政的唯一工具”。对于英国国内那些可能会要求出手干预以免清朝瓦解、避免中国接下来沦为殖民地的人，他只有以下严厉至极的一番话可说：“如果你将中国政府削弱到面对叛乱无力自保的地步之后，又出手干预……那么你会摘除唯一能有效制止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的贪污腐败的工具，从而使人民受害于治理不当。”他认为英国所面对的选择，前景都很惨淡：任由中国崩溃；或是出手干预，迫使中国人忍受遭唾弃的满清政府奴役；或者亲自接管这个帝国。格雷伯爵断言，这些全不是英国所乐见，而额尔金所签的备受赞许的条约，内容几乎全是日后战争的种子。
听了自由派格雷伯爵的演说，保守党方面有一人的响应更胜一筹，压过格雷。那一天最精彩的见解，出自埃伦伯勒伯爵（Earl of Ellenborough）爱德华·罗（Edward Law）之口。这位曾引发争议的前印度总督，同意格雷勋爵认为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苦难负有道义责任这项前提，但提出与格雷背道而驰的结论。他不客气地说：“要开启贸易，就要开火。”他提醒在座同僚一八五八年额尔金搭乘“狂暴”号行经南京时，与太平军第一次交手的经验——也就是太平军朝他开火。埃伦伯勒伯爵推断，如果英国接下来要派舰队司令何伯溯长江而上，肯定会激起与“这些土匪”的新一波交火，“因为他们就是土匪”。
但其实他认为再度交火未必是坏事。因为如果何伯的南京之行造成与太平军兵戎相见，届时英国可弥补其对满清用兵时造成的损害。埃伦伯勒认为，打太平天国是“我们可……消灭那群可恶坏蛋的唯一办法，他们除了犯下亵渎上帝的罪，还杀人如麻；他们强暴妇女，杀掉男人，毁掉所有男人的工作”。对于格雷勋爵所谓英国因过去在华作为而负有人道责任的说法，他表示同意，但他不主张停止武装干预，反倒提议英国履行该责任的最佳办法，乃是对叛军也动武。他断言：“只有用我们的武器和力量镇压那些土匪，才有可能弥补我们带给中华帝国的巨大苦难，弥补我们在这些战争中的作为加诸人的伤害。”
应该指出的是，那些批评帕麦斯顿对华用兵的人，无一看好太平天国能取代满清统治中国。但他们有此想法也是理所当然。毕竟，要上海的英国人对太平天国在只约三百公里外的南京的作为有一致的看法已不容易，要远在上万公里外、每次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已事隔两个月，而且有远比遥远的中国事务多上许多事务要关注的英国政治家有一致的看法，又更难上加难。大部分议员靠外交部收集资讯印制而成的官方报告（所谓的蓝皮书）了解中国的动态。蓝皮书最主要反映的当然是卜鲁斯的看法。他身为英国驻华公使，是意见最受英国政府信赖的官员。与较无先入之见的哥哥额尔金勋爵不同，卜鲁斯早早就认定（而且牢牢认定）清朝是中国境内唯一能胜任治理责任的势力。因此，大部分议员也抱持同样看法。
此外，那些蓝皮书由罗素勋爵主持的外交部编纂印制，而相关文件的出版有时可能会大大延搁。例如，在格雷与埃伦伯勒于贵族院演说，哀叹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哪个强权能取代满人治理中国的那一天，密迪乐——格雷所引用谈中国叛乱的权威，要卜鲁斯读李秀成与洪仁玕来信未果的那位英国领事——正从上海写信给罗素勋爵，陈述他认为太平天国必定统治中国的坚定信念。他写道，满清已因额尔金入侵“受到致命打击”。由于英国正在寻找新势力和新政府取代满清政权，密迪乐写道：“在太平天国那儿正有这样的一股新势力，他们已于南京建立的政府，正存在这样的另一个政府。”
密迪乐的信以冗长篇幅和强势语气为太平天国的治理能力辩护，但尽管他在伦敦正辩论对华政策那一天表达他的看法，他的信却直到该年四月才送到罗素勋爵手上，罗素主持的外交部在整整一年后的一八六二年四月才将其印出，供蓝皮书之用，而到了那个时候，那封信已经无关紧要。密迪乐本人不久后就从上海调到北方某个偏远港口。有人认为这是惩罚性的调动，但其实在他写此信之前，这个人事案就已经拟出，只是尚未定案。不管实情为何，随着调离上海，他在实质上已与主要情势的进展脱节。
在政府机关之外，支持中国叛军的声浪远更浩大，英国报纸上出现多种请求大众不要只看蓝皮书中负面形象的声音。隶属于卫理公会的《伦敦评论》（London Review）指责卜鲁斯漠视本国传教士发出的正面报告，却青睐美国人花兰芷（J.L.Holmes）对南京特别负面的陈述（花兰芷说他在叛军首都所见“完全没有基督教的影子，基督教之名遭误用，用在令人反感的偶像崇拜制度上”）。《伦敦评论》批评花兰芷是完全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年轻人一个，在该国待的时间不长，据说对该地所讲的方言几乎一窍不通。”这份刊物主张，花兰芷无法与叛军领袖充分沟通，他的愤慨大部分肇因于礼节问题：他拜访期间，太平天国要他下跪，他因此大为不悦。《伦敦评论》以嘲笑的口吻表示，基于同样的逻辑，“新西兰的土著首领来到白宫，应该要求美国总统与他擦鼻”。香港的《陆路纪录报》将杨格非与花兰芷放在不同的标题下方，指出杨格非对南京的正面陈述与花兰芷的负面陈述两者的不同：给杨格非的标题是“读书人”，给花兰芷的则是“不识字又出纰漏的偏执之人”。
支持太平天国的洋人以传教士为大宗，但并非只限于传教士。有位名叫史卡思（John Scarth）的英国商人在华经商十多年，返国之后随即在伦敦出版一连串小册子，批评英国明显偏袒满清的立场。在《我们与鞑靼人或中国人的战争？》（Is Our War with the Tartars or the Chinese？）这本小册子中，史卡思主张英国已明显站到鞑靼人（清朝）那一边，与中国人（太平天国）为敌。从这本小册子首页的警句，就可清楚看出他本人的立场。这个警句引自《阿西娜神庙》（Athenaeum）杂志，写着：“尽管遭外国反对，遭官府残酷对待，但这一（在中国的）自由大业有可能会获胜，鞑靼人有可能会被逐出他们蹂躏许久的土地。”
史卡思主张，太平天国起义“不仅是反鞑靼王朝的叛乱，而且是最广义的革命”。但他说，要英国民众清楚了解他们并不容易，因为上海外国记者得到的资讯，有太多来自他们生活周遭的清廷支持者。因此，他写道，他们减少对叛军的正面报道，同时常“以一成不变的词语（辱骂）叛乱分子”。至于国外报纸，他说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只会照搬额尔金通译威妥玛之类人士的极武断见解（威妥玛称他所遇见的叛军是“一帮抽鸦片的海盗”）。史卡思严正表示，太平天国叛乱，就和当时正为统一全国而奋战的意大利人一样，理由非常正当。他写道：“那不勒斯的暴虐统治和罗马的不当治理全部加起来，还远不及中国人在鞑靼统治者底下不得不忍受的压迫。那么为何中国人不该造反？只有意大利人值得我们同情吗？”
出于同样的民族主义思维，一八六一年春，《都柏林大学杂志》（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刊出一篇谈中国叛军的文章（《经济学人》称该文“论点公允……有利于他们的形象”），呼吁“有见识、热爱民族权利的报纸”，在刊出来自中国的报道之前要更严加审核。该文作者仿效史卡思，将太平叛乱比拟为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帕麦斯顿反倒支持的运动），对于阻碍大片中国地区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英国政策的道德性提出质疑，并说：“那一大片中国地区和意大利或法国一样有权利为自己伸张正义。”这位作者呼应那些批评政府政策，且觉得卜鲁斯在上海的作为显露无意干预中国政局的国会议员的看法，然后用英国政府自己说过的话来堵政府的嘴。他问道：“我们要消灭那些向敌友宣告，欲把中国打造为基督教国家的人，借此支持一个额尔金勋爵自己承认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吗？”
诚如这些作者所说的，问题的重点不在宗教，而在民族自决：太平叛乱是中国人反抗满清暴政的叛乱，阻挡他们就是和暴君站在同一边。这个论点与宗教论点关系密不可分，但光是它本身就站得住脚，因为叛军所标举的基督教或许不完美，甚至不讨人喜欢，但他们无疑有权利追求民族自由。而这样的论点在英国特别难以反驳，因为经民意洗礼执政的是自由党。帕麦斯顿虽有种种对外侵略的作为，但他本身是自由党党员，而自由党党员往往从道德角度看外国事务。罗素勋爵一再向议会表示，英国在中国内战中严守中立，他必须一再这么宣示，正因为他党内其他人对于是否真的严守中立一再表示怀疑。但看待中国的道德角度不止一个，某人眼中的民族解放，在别人眼中是人道灾难。帕麦斯顿与罗素透过卜鲁斯的认知，不信任太平天国，因此在这场争辩中，他们会一致认为太平天国是股无法无天、四处掠夺的势力，如果英国在华有何道德天职，那就是阻止太平军残害位于英国在上海小小势力范围里的中国人。
在英国议会里，无人发言支持清廷（不管有谁对烧掉圆明园一事感到何种疑虑，议会里没有人不因导致此事的事件而鄙视满清），但在平民院，的确有一人热切且极偏袒地支持叛军——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正是大家最料想不到会扮演如此角色的人。他是七十一岁的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赛克斯（William Henry Sykes），十三岁在东印度公司的军事部门见习，就此展开其职业生涯的苏格兰人。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一路往上爬到上校阶，成为该公司董事，最后当上董事长。就在赛克斯上校担任董事长期间，英国政府于一八五八年从这家股份贸易公司手中接管印度，东印度公司遭收归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