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赛克斯上校在苏格兰阿伯丁选区选上国会议员。他在平民院是个难缠的角色，这不只是因为他在印度的丰富经验，还因为他曾任皇家亚洲学会会长，把他能弄到手的有关中国的东西全读过。他热爱统计学，是伦敦统计学会（后来成为皇家统计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因这个学会而结识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南丁格尔（Florenoe Nightingale）。虽然（或者说不定正因为）他把一生奉献给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却也以极强烈的道德观来批判祖国在亚洲的政策。
三月十二日，赛克斯质询罗素勋爵，英国对太平天国想采取什么政策。他把太平天国称作中国的“民族党”，因为他和史卡思一样深信他们代表反对满清暴政的中国人民。英国是否想维持在华的驻军？他主张，如果是，那英国很有可能重演一六四四年满人所扮演的角色。当时，满人受明人之邀入关助明朝平定内乱，结果“他们平了乱，也灭了皇帝”（赛克斯这番话不完全符合史实；满人入关时，明朝末代皇帝已死，尽管他们的确受邀协助平定内战，他们也的确夺取了皇位，入主中国）。
接下来赛克斯描述了满人如何不愿融入汉人社会，在入主两百年后仍住在特别辟建的满城里，保持统治精英的身份，与广大受统治人民保持区隔。他描述叛乱活动的进展，直谈到前一年春天江南、江北两大营遭攻破之事，将太平天国这场军事胜利归功于洪仁玕终于来到南京与他们会合。他接着说道，洪仁玕是“叛军重振士气的真正原因”。他“有才干，在香港受过传教士教导，已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他叹服于洪仁玕《资政新篇》的高明和该文为中国擘画的未来。赛克斯说：“在某章中，他提倡引入铁路、汽船、寿险和火险、报纸，以及其他西方发明……谁晓得几十年后，这个伟大国家，国土辽阔、资源取之不尽的国家，不会有铁路深入纵横全境，不会被燃煤车辆的‘哐’行进声和电流的闪光惊动而迸现活力？”
赛克斯传达了上海传教士的声音，但也加上本身的军事与经商经验，强化其主张。他谈到苏州的叛军“谦恭有礼地接待来自各国的欧洲人、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人”，写信陈述他们欲“为民族党”和平拿下上海的心意。他重述了《北华捷报》有关卜鲁斯不愿拆李秀成来信和接下来施暴的报道——无进犯之意的叛军抵达上海时被当作活靶攻击，而他们从头到尾未开枪反击。赛克斯愤愤表示，这显示英国的代表已简直把罗素勋爵保持中立的指示抛到脑后。简而言之，英国部队的作为如同“佣兵”。那种做法“在我们的名誉上留下几乎无法抹除的污点”。
赛克斯表示，在上海“为我们的敌人打仗而杀害有意与我们为友之人的怪事”，完全肇因于卜鲁斯对太平天国的偏见。把所有过错全归在内战一方，立场失之偏颇，他用了许多字句指责卜鲁斯偏颇。赛克斯说，“卜鲁斯先生说叛军所到之处民生凋敝”，但他个人认为实情正好相反：他收集到的统计资料，足以证明经上海出口的茶叶与生丝，在叛军攻占中国最富饶的诸省后这几年，其实有增无减，比起太平天国出现之前，出口量增加了超过九倍。他引用杨格非的报告，说南京逐渐恢复生气，正在重建，他还描述了天王发给杨格非的宗教包容诏旨。赛克斯表示，外国旅人常说遭清军打劫，但通常受到叛军善待。他引述罗孝全的话说，太平天国想和英国和气通商，忠王“想在商业和宗教上都维持最友好诚挚的关系”。
他断言太平天国的确是个“造反的民族党，占有中国三分之一土地，誓言驱逐鞑靼人，扫除偶像崇拜，引进基督教”，而那些都是英国该予以支持的东西。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乃是“薄弱、外来的鞑靼专制政权，事实表示那个政权并未信守与欧洲诸国签订的条约，也敌视基督徒”。两者该选哪个？但英国已于前一年夏天在上海的行动中，站在后者那一边。他问罗素勋爵，这样的政策会再实行多久？
罗素气势汹汹回应赛克斯的质询，指赛克斯执拗天真，严正表示太平天国代表中国人对抗满人这种看法“无一语是真”，而且他们也不是基督徒。他重谈卜鲁斯的报告，说叛军是贪得无厌的作恶之人，嘲笑基督教，他们来上海只抱着最强烈的杀人意图。罗素辩称，中立允许自卫，他誓言绝不会“因为国内有些人认知错误，以为他们是民族党，我们就该支持他们，（就让）有我们商人聚居的城镇被毁”。
但赛克斯不罢手。四月十二日，他再度站上发言台，挥着一把来自上海《北华捷报》的文章，说那些文章正直接支持他先前所述的观点。他问罗素勋爵是否已备好其中哪篇文章供议员取阅。罗素几乎是不予理会，反倒针对先前有关德国与丹麦事务的质询滔滔谈起（据正式文字记录将近三千字），然后以一句轻蔑的评论作结：“我觉得这议事厅里，只有可敬且英武的阿伯丁议员阁下（赛克斯上校）对太平天国感兴趣。”他说，外交部的印刷工太忙，没空准备其他资料。
* * *
但就在这些人于伦敦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时，舰队司令何伯已在前往南京的路上。一八六一年二月上旬，他离开上海租界，搭乘军情传递船“科罗曼德尔”号（Coromandel）溯长江而上，在经过数日豪雨而上涨的冰冷浑浊河水里奋力前进。何伯身材特别瘦长，具贵族气息，耳大，脸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打起仗一往无前，佩服他的部下因而替他取了绰号“好斗吉米”（Fighting Jimmy）。他的配备五十一门火炮的旗舰舰身太大，在长江行动不灵活，因而留在上海，他则带领从不久前入侵大沽的英国舰队归建的小队炮艇前往。众炮艇呈三列纵队行驶于雨中，较小的炮艇走在最前头，探测浑浊江水的水深，然后以信号将水深告知后面吃水较深的船只。但尽管何伯小心前进，仍频传船只搁浅，花了两个多星期才走完约三百二十公里的航程。有艘蒸汽动力的河船与他们同行，船名“浮动旅馆”，船上载着由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个个意兴昂扬（后来这艘船也搁浅，船上的人改称它为“靠岸船”）。这是迄今为止拜访南京的最庞大洋人团队。
这支队伍的谈判主将不是别人，正是刚从北京僧格林沁手里逃过一死的巴夏礼。他另行乘船前往，二月二十四日抵达南京，四天后其他人与他会合，途中这个团队停靠在毁于战火的镇江城，让一名孤单的领事下船（这名领事耐心等待业务开张，他带的英国国旗孤零零飘扬在旗杆上）。他们见到长住南京的罗孝全，还有于洪仁玕在二月上旬离开后已在南京待了两星期的慕维廉。这一行人受到太平天国政府欢迎，在忠王府住下——忠王这时人不在南京——并未如埃伦伯勒勋爵所预测的受到炮火欢迎。
三月一日，巴夏礼向太平天国两位三等王说明英国的长江通商计划。这时，其他王已赴安庆战场，由他们两人留守南京。他告诉他们，英国与清廷所签的条约已给予英国船在湖北汉口通商的权利。汉口与汉阳及省会武昌合称武汉三镇，位于安庆上游，这时在清廷控制下。由于叛军控制了汉口与安庆之间的大部分土地，巴夏礼告诉他们两人，不管谁控制长江沿岸，英国船只都有权在整条长江自由航行。此外，他告诉他们，舰队司令何伯打算让配备六门炮的明轮蒸汽战船“人马兽”号（Centaur）留驻南京，以保护侨居该地的英国国民。
两王赴天王宫将巴夏礼的意思转告洪秀全，天王宫位于这过度膨胀的城市另一头，距离带着威胁之意停泊在长江的英国舰队约十一公里。几小时后，他们带回天王旨意，说天王得一异梦，异梦警告他勿让洋人下炮艇，因此他们不能答应巴夏礼的要求。但经过一番极激烈的协商（据说协商期间巴夏礼向他们大声说：“他肯定还做了别的异梦！”），他们的态度终于软化，同意巴夏礼的条件。不管叛军的作战计划为何，都可能必须攻打攸关英国利益的城市，因此巴夏礼警告他们，如果攻打镇江（英国人刚派驻一名领事之地）或安庆上游的九江，即仍在清军控制下且刚因北京条约开放通商的两个口岸，最好不要伤害英国国民或他们的财产。他还保证英军不会像在上海那样阻止太平军攻打那两座城市，作为回报。巴夏礼本人对叛军没什么好感，叛军只让他想起“刚洗劫过一座城市的一票抢匪”，但只要英商能放心做生意，不受骚扰，他认为可以接受他们。诚如他在一份报告里写的：“我们发觉这些‘王’——我们见到其中两个——颇讲道理，如果他们在长江来回走动，经过我们船时不动我们的船，我们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
巴夏礼坚信长江对外通商对中国有益，认为那是“通过这个病弱国家主动脉的商业暖流”。但叛军最想要的大宗商品似乎是枪炮和鸦片一事，使他不禁怀疑他的上述想法是否太天真。鸦片或许令上海鸦片商跃跃欲试（他们担心太平天国会禁绝鸦片买卖，但情况看来是杞人忧天），但对于英国民间商人在中国内战区的心脏地带自由贸易可能带来的爆炸效应，巴夏礼无法漠视。而且张开双臂欢迎军火商的，不只叛军这一方。他写道：“清廷那一方……也一样。鸦片和军火，鸦片和军火，我们所到之处，都听到清朝官员、军人和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声。”长江沿岸主要城市开放通商是他所乐见，但他担心“这个交往带来的除了好处，可能也有很大伤害”。
在叛军和清廷之间，巴夏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英国人偏向哪一边。他在满清手中吃过很大苦头，但对这场内战他依旧漠不关心，他说，他在长江沿岸碰到一位农民，那个农民的一席话塑造了他对内战双方的评价。农民“过了些许时间，确定别人听不到他讲话，才告诉我他自己受苦受难和各地民生凋敝的可怜故事”。巴夏礼转述那位农民的观点，那是在这场战争期间得到无数次重述的观点：“他认为官军和叛军没什么两样，他在这两者底下都没过上好日子。”
与巴夏礼的务实相反，舰队司令何伯抱持和卜鲁斯一样的立场，认为叛军只带来破坏，不可让他们靠太近，以免危害英国利益——尽管他比卜鲁斯更加深信英国该使用武力来达成这项目的。何伯个人希望通商口岸成为中国混乱大地上难得的安定之地，受英国武力保护，让本地商人得以在“帝国商业城会被摧毁，最富生产力的诸省份会成为废墟”的中国，安然度过“一段不知伊于胡底的混乱期”。何伯深信，为实现这个愿望，英国人应将上海方圆两日步程（一百华里，五十公里）内的地区纳为势力范围，不让太平军进入该区域。
建立此一势力范围，等于对中立原则施予最牵强的解释——可以说是预为防卫英国利益的举动——而且直接抵触了英国公开宣告的政策，至少在罗素勋爵正在议会为该政策辩解时，抵触了该政策。但据他同时代的人所说，对瘦高的何伯而言，“客观情势的需求最重要，官方的平衡考虑不大重要，害怕担责任的心理则完全不存在”。罗素与卜鲁斯或许坚决主张他们的高尚理论和中立道德原则，但海军有自己的职责，而且何伯自认是举足轻重之人，不尚空谈讲究行动之人。一个月后他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返回上海，途中再度停靠南京时，他已经决定巴夏礼该向太平天国领袖提出，叛军不准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的要求。
于是，三月底，奉何伯指示，巴夏礼与那两位三等王展开新一轮谈判。他要求他们保证叛军绝不会进入上海周边两日步程之内，然后在他们似乎可能同意此要求后，要他们保证叛军绝不会进入所有通商口岸周边两日步程之内。他极为厚颜地告诉他们，那将有利于太平天国，因为当他们终于拿下整个帝国时，那些重要的通商城市将因此不致受到战争摧残。谈判可想而知停摆。巴夏礼开始怀疑这两个王没有实权（对所有相关人士来说，洪仁玕这时人不在南京，实在是件憾事）。于是他丢下他们，径自前往南京城另一头面见天王。但抵达天王宫时，侍卫不让他进宫。他怒气冲冲坐在外庭，一坐数小时，愈来愈不耐烦。除了愤愤盯着墙壁，没什么事可做，而且令他火冒三丈的是，那面墙上挂了一幅太平天国地图，图中英、法两国窝在左上角，只是两座小岛。但最后，经过宫女进进出出传达双方讯息（巴夏礼的意见写在纸上，洪秀全的意见写在黄帛上），双方达成协议：洪秀全会告知上海附近的统兵官，在该年结束之前，都不进入上海周边五十公里。至于其他城市，他不能做此保证；他正在作战的军队可能需要那些城市提供补给。巴夏礼离开南京，心里怀疑天王对底下的战地指挥官到底能控制到什么程度。
当然，罗素勋爵或许也有同样的怀疑。
舰队司令何伯的确配合他的国家的中立政策做了一些让步。例如，他命令上海当局开始搜捕已在中国这场内战中受募参战的英籍佣兵——尽管这么做既是为了维护施行已久的中立规定，也是为了惩罚他所辖部队的逃兵。为叛军效力的外籍佣兵据认以南京为大本营，因此有位名叫富礼赐（Robert Forrest）的领事馆官员于一八六一年三月离开上海，走陆路经过太平天国辖地前往叛军首都。他打算与从汉口返回的何伯一起查探情况，沿途找叛逃的英国人。
富礼赐是第一位离开水道近旁更深入探察太平天国辖地的英国官员，他的记述使蓝皮书读者得以首度一窥中国内战另一方的面貌。在这份记述的开头，可想而知，他证实了长江和大运河两岸约一·五公里内的乡村的确荒无人烟，但接下来他写道，更内陆的叛军辖区，人民生活其实比外界所想的要好上许多。他发现清廷控制的上海和叛军控制的苏州，两地地下贸易很热络，不断有数千艘小船来往于两地之间，这些船的船东用钱打通关节，使船得以通过官军和叛军的警戒哨。他在途中与数位叛军士兵谈上话，其中许多人是征召入伍（有些人的脸颊甚至被刺上太平天国之名，以防他们逃跑），但他觉得他们似乎很快乐且吃得好。他们告诉他，他们每天都有许多米饭吃，并说他们不担心未来。但他们脸庞底下隐藏了什么痛苦，不得而知；他遇过外表看来最开心的，是被强行从家中掳走的少年兵。那些少年兵“神气又得意”，追着他跑，称他是洋妖怪。
离开浅灰黄色的大运河堤岸，富礼赐往内陆走，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写道，那里的人“看到洋人并不惊恐，和运河边零星的可怜人一样”。相较于河岸边的死寂荒凉，更内陆地区的生活似乎散发“信心和安全”。那里的人重新干起田活。他提到许多法令告示使日常生活恢复秩序。他遇到的人告诉他，叛军初来时带来严重破坏，掳人，劫掠，当地人逃难，但他写道，那段混乱期似已过去，“我要说，他们如今正迅速返回家园”。他笔下的太平天国乡间景象，与走过那时期的中国乡绅留下的多份记述相符——大体上来说，太平军拿下一地后，并不骚扰当地人民。在较大的镇，太平天国设了乡官（富礼赐认为，“人民似乎信任乡官”），但在较乡下地区，除了不见剃发者，就只有一件事能彰显太平天国治理事实，那就是每隔约一个月会有人来收税（谷物或现金）。也就是说，那和清廷治下的乡村生活差别不大。富礼赐预测，除非战火重临，“这些村子很快就会住满人，土地很快就会恢复往常的富饶”。
富礼赐一路上只见到一个蓝眼睛的人，但他竭尽所能搜集了叛军阵营里洋人佣兵的情报。在南京，他发现有一百多个洋人为太平天国打仗，包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这之前外界不知道有这么多洋人为叛军效命，因为只要有外国船停靠，他们就全躲起来。富礼赐说服太平天国当局交出其中属英国国民的洋人，就他所知有二十六人。只有少数洋人承认是志愿加入太平军（为了每月六十两银子的薪水，相当于湘军营级指挥官的薪水）。其他人表示是为了躲避追捕，是因为遭人诱骗而去当兵，也就是后来俚语所说的“被上海了”（Shanghaied）：他们到上海某酒馆喝酒，有人偷偷在酒里放了迷药，醒来时他们人已在小船上，在前往南京的半途，有枪指着他们。差不多这样。他写道，这些人“很可怜”，“没薪水，但领到许多米和烈酒。他们获准每到一处就可劫掠，但似乎没劫到什么东西”。就这点来看，他们的处境和清廷一方的华尔洋枪队里的洋人士兵差不多糟。在这之前，他们在青浦及松江和华尔洋枪队交手过，结果他们的队长萨维治战死。
日子肯定不好过。其中有一人痢疾缠身，在富礼赐来了几天后一命呜呼。还有一人告诉富礼赐，他们之中有个意大利人不久前杀了一个爱尔兰人，丢进护城河，事后似乎没受惩罚。富礼赐得知，犯暴行并非华人部队的专利，因为他的同胞“毫不隐瞒强奸与抢劫之类罪行，甚至暗示犯过更严重的恶行”。他抵达南京时，他们已在征途，准备攻打浙江杭州，而萨维治死后，已换上一名美国人当他们队长。部下很敬畏他，只知他叫孔雀。他们告诉富礼赐：“他在太平军里阶级很高，有生杀大权。”富礼赐将二十六名经确认的英国国民押上“人马兽”号带到上海，他们将以违反中立规定的罪名接受集体审判。他对其他国家的公民无管辖权，因此只能放过佣兵队里的大部分人。
基于一视同仁，舰队司令何伯也想制止洋人替清军效命。五月二日，有位英国领事欣然报告说，英国部队在松江抓到十三名华尔民兵队的队员，其中一人证实这时替清军效命的洋人只剩八十二人（比太平军洋人民兵队人数少），其中二十九人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逃兵。这名告密者还把华尔说成行径极似暴君，宁可把有意退出的人关起来或任之消失于中国恶棍手里，也不愿让他退出洋枪队回上海。
五月十九日，他们终于抓到华尔，当时他正在上海为民兵队招募新血。他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因此在上海租界里，唯一有权管治他的是美国领事，但当华尔声称他已不是美国公民，而是清朝国民时，事情变得十分难办。前一年秋天他脸颊中弹，留下大块伤疤，因此讲起话含糊不清。他已和一名中国女子订了婚（但时机显示这是仓促安排的婚姻，因为有封准新娘父亲寄给华尔父亲的祝贺信，注明的日期在他被捕十天后）。人在上海的江苏巡抚，即他靠山之一的薛焕，拿出文件证明华尔已是中国公民。文件是假的；清廷的确会让他归化，但那是隔年二月的事。但美国领事相信了，于是不愿将他起诉。英国人不想放掉华尔，以免他继续诱引英国人为清军效命，但要将他交付审判，似又无法律依据，于是在他们想着该怎么处置他时，何伯将他关在旗舰上的房间里。某天深夜，华尔从一扇未关的窗户跳船，一艘早已等着的舢板将他救起，他再度消失于见不得光的世界里。
* * *
[1] 载于The Economist，February 9，1861，p.146.
[2] The Times，December 25，1860（editorial beginning “The news which arrived just as the bells were ringing their first Christmas chime”）.
[3] “Capture of Pekin，” The Illustrated News of the World，December 15，1860.
[4] 此信全文见雨果作品集Oeuvres Complètes：Pendant l’Exil：1852-1870（Paris，1883），pp.267-270.
[5] 自其1861年书信，而他在1870年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想法：“S’associer à l’Angleterre pour donner à la Chine le spectacle de l’Europe vandale，stupéfier de notre barbarie les barbares，détruire le palais d’été de compte à demi avec le fils de lord Elgin qui a mutilé le Parthénon，” in Oeuvres Complètes：Pendant l’Exil：1852-1870，p.530.
[6]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February 14，1861，vol.161，c.392.
[7]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February 14，1861，vol.161，c.410.
[8]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p.391-392.
[9]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393页.
[10] 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7），第666页。
[11] Lolan Wang Grady，“The Career of I-Hsin，Prince Kung，1858-1880：A Case Study of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0，pp.23-24.
[12] 据格雷迪（Grady）英译，Lolan Wang Grady，“The Career of I-Hsin，Prince Kung，1858-1880：A Case Study of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0，pp.94～95.
[13] 据格雷迪（Grady）英译，Lolan Wang Grady，“The Career of I-Hsin，Prince Kung，1858-1880：A Case Study of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0，p.100.
[14] 据格雷迪（Grady）英译，Lolan Wang Grady，“The Career of I-Hsin，Prince Kung，1858-1880：A Case Study of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0，pp.100～101.
[15] Jennifer Rudolph，Negotiated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Zongli Yamen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2008），pp.184-185.
[16] R.K.I.Quested，Sino-Russian Relations：A Short History（Boston：George Allen & Unwin，1984），pp.71-77；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1857-1860（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64-153.
[17] Quested，Sino-Russian Relations，pp.75-77.
[18] 茅家琦：《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第151页。五口通商大臣由其时江苏巡抚薛焕兼任，后他又卸职专事督办南方通商口岸贸易。见Rudolph，Negotiated Power，p.113.
[19] 茅家琦：《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第149～150页。
[20] 曾国藩奏稿，咸丰十年十一月八日（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三卷，第879～882页。
[21] Masataka Banno，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09 and p.332，n.26.
[22] 这份奏稿转引于茅家琦《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第154页，“即令夷船驶往，非特不能收夹击之效，并恐……（无人陪同之俄人）与贼勾结，别生他变”。
[23] 格雷伯爵（Earl Grey）演说引于本段及随后诸段，见Hansard，February 19，1861，vol.161，cc.546-569.
[24] 格雷伯爵（Earl Grey）演说引于本段及随后诸段，见Hansard，February 19，1861，vol.161，c.580.
[25] 密迪乐1861年2月19日致罗素函（1861年4月12日收启），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3.
[26] J.S.Gregory，“Stephen Uhalley，Jr. and Westerners in China：A Further Com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no.2（February 1976）：364-365.
[27] 花兰芷书信刊载于数处，如1860年12月1日的《传教通讯》（the Church Missionary Intelligencer）。
[28] “The Chinese Insurgents，and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m，” The London Review 16，no.31（April 1861）：222-246；引用文字包括《陆路纪录报》（The Overland Register）的征引见第232、235 及242页。
[29] John Scarth，British Policy in China：Is Our War with the Tartars or the Chinese？（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60），front cover.
[30] John Scarth，British Policy in China：Is Our War with the Tartars or the Chinese？（London：Smith，Elder and Co.，1860），pp.23、31、32.
[31] The Economist，May 11，1861，p.513.
[32] “China，” DublinUniversity Magazine，May 1861，p.569.
[33]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New York：Macmillan，1909），vol.19，p.258.
[34] 赛克斯（Sykes）演说引于本段及随后诸段，见Hansard，March 12，1861，vol.161，cc.1841-1856.
[35] 赛克斯（Sykes）演说引于本段及随后诸段，见Hansard，March 12，1861，vol.161，cc.1858～1859.
[36] Hansard，April 12，1861，vol.162，c.522.
[37] 下雨描述自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p.1-2.
[38] “Fighting Jimmy”：Robert S.Rantoul，“Frederick Townsend War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Essex Institute 44，no.1（January 1908）：1-64，p.31；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900），据第349页所述，何伯是“一个身材高大、具贵族气息之人，有着让人喜欢、极为绅士的外貌。”
[39] Stanley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2 vols.（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4），vol.1，pp.265-266.
[40] Harry Parkes，“Report of an Interview with Rebel Authorities at Nanking，March 1，1861，”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p.35-37.
[41]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263.
[42]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264.
[43] 巴夏礼1861年6月12日致哈蒙德（E.Hammond）函，收于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45.
[44]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265.
[45] “Report by Mr.Parkes of Visit to Woo-Hoo and Tae-Ping，” March 28，1861，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31.
[46] 何伯1861年4月6日致海军部函，收于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ening of the Yang-tze-kiangRiver to Foreign Trade（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1），p.10.
[47]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p.376.
[48] 这一不进入上海30英里（约48公里）范围的承诺，究竟只限该年抑或永久有效，有所争议。巴夏礼原始报告完全未提一年之期，但卜鲁斯后曾提到太平天国已承诺不侵扰上海“十二个月”，而巴夏礼于近一年后再赴南京要求延期（遭拒）。此外，何伯在1862年10月15日给接任其职之库柏的指示中，提到该协议“仅限于该年”。见卜鲁斯1861年6月16日致何伯函，收于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56；and “Extract from a Memorandum dated October 15，1862，addressed to Rear-Admiral Kuper by Vice-Admiral Sir J.Hope，on resigning the Command of the Station，” in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3），p.111.
[49] “Report by Mr.Forrest of Journey from Shanghae to Nanking，”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ening of the Yang-tze-kiang River to Foreign Trade，pp.27-30.
[50] “人马兽”号（the Centaur）船长描述大运河沿岸“布满白花花人骨”，见阿普林（E.Aplin）1861年3月21日致何伯函，“Report by Mr.Forrest of Journey from Shanghae to Nanking，”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ening of the Yang-tze-kiang River to Foreign Trade，p.21页.
[51] “Report by Mr.Forrest of Journey from Shanghae to Nanking，” 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Opening of the Yang-tze-kiang River to Foreign Trade，p.29.
[52] 湘军营官月俸银五十两。月薪六十两略当一千多美元年薪，而其时上海某商行工作的一名美国年轻人泰尔斯顿（William Mills Tileston）年薪九百美元。
[53] 富礼赐1861年4月20日及5月1日致卜鲁斯函，收于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p.41-42.
[54] 领事梅德赫斯特（Consul Medhurst）1861年5月6日致卜鲁斯函，内附关于约翰·欣顿（John Hinton）之“免职”（Deposition），收于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p.42～43.
[55] 此信收于the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Papers，Manuscripts and Archives，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Conn.
[56] Teng Ssu-yu（邓嗣禹），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A Comprehensive Survey（Oxford，England：Clarendon Press，1971），p.305.
[57] Caleb Carr，The Devil Soldier：The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Who Became a God in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1992），pp.150-151.
[58] Edward Forester，“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osmopolitan 21，no.6（October 1896）：629；Carr，Devil Soldier，pp.153-154.
九 看谁撑得久
安庆城位于长江北岸，蜿蜒的大河在此由西往东直行一小段后绕过一座岛，然后转北，继续向将近六百公里外的大海前进。安庆城四边各有一道约一·六公里长的高大砖墙围着，城墙上筑有雉堞。南城墙与江岸平行，而这一段江岸是平坦的沙滩。沙滩与南城墙之间坐落着一道狭长的缓冲陆地，在这场内战之前，那段陆地上有稠密的民居和市场，但到了一八六○年已全遭夷平、清走，只剩一座带凹槽的七层佛塔。佛塔位于安庆城东边，塔基有一圈防护石墙围着。除此之外，河岸光秃秃，荒无人烟，若有敌人从长江上岸，没有可掩护或藏身之处。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二·五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上，高地四边皆往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它南边紧邻长江，西边数公里处和东边近处各有大湖，加上折向北行的长江，使该城的腹地三面皆为水所围住。北边约十公里处，有座陡峻山脉耸立于云雾中，从北方来者得越过山上的集贤关才能抵达安庆，集贤关也有石造工事防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