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一位这样的传教士，使洪仁玕在族兄洪秀全面前很难堪。有关此人的原始资料未提及他的名姓。这位洋人在南京待了几星期，夜里住在河中小船上，白天在南京城里传道。身为涉外事务的主管，洪仁玕得为这名传教士在京城里的行为负责，但他无法每天跟着他四处跑。一没人管，这位传教士就开始在街头宣讲洪秀全不是真正的天王，太平天国不是真正的天国。他妖言惑众的消息，最后传到洪秀全耳里，洪秀全开始留意。有一天夜里，这位传教士声称有急事要与城里的洪仁玕谈，说服两名城门守卫不顾禁令打开南京一道城门。此事危及京城的安全，也触犯了整天疑心有敌人秘密渗透进来的天王大忌。据洪仁玕所述，这两名城门守卫“挨了一千大板，差点就被砍头”。洪秀全接着拿掉洪仁玕主管太平天国涉外事务的职掌。
这件事之后不久，有位来自香港的老朋友，伦敦传道会的郭修理（Josiah Cox）来到南京。洪仁玕与理雅各一同传教时，郭修理就认识了洪仁玕，但看到干王时他差点认不出那就是当年他认识的那个传教士助理。洪仁玕胖了许多，而且比起当年那个“清瘦、衣着破烂、积极的本地助手”，他似乎变得“比较粗鲁”。第一次接见时，洪仁玕坐在王座上，冷淡、难以捉摸，显得有点距离，感觉因郭修理的出现而几乎浑身不自在。他与郭修理交谈时，语气中透着厌烦。他说：“郭修理先生，你知道我一直对外国人和传教士很友善；这给我带来麻烦，让我遭到贬职。”他表示歉意，但也很坦白。他接着说：“老友来访，我本该早点来迎，但我耻于见你。”郭修理告以好消息，想让他高兴：他告诉洪仁玕，在英格兰，他们如今已知道干王是谁，干王将把中国带往什么地方。他们对他寄望甚高。郭修理说：“那里有许多人关心你事业的顺遂，我们教会的长者要我鼓励你信守圣典。”洪仁玕回以“我感激在心”。
然后郭修理问到在南京开设传教团的事，洪仁玕差点勃然大怒。他站起来，满脸涨红，高声说第一个搞得他名声大坏的人就是个传教士。他跟郭修理说起那个诋毁天王的洋人，说那人如何拿洪仁玕的名号在夜里骗守卫开城门。他告诉郭修理，就因为那个传教士轻率的行为，“我被降了两级，拿掉涉外事务主管一职”。他愤愤告诉郭修理：“现在我和涉外事务没有瓜葛，你别跟我谈正事。”然后他坐回王座，顺一顺他的黄龙袍，想恢复平静。
洪仁玕让郭修理在南京只待了一晚和隔天部分时光，但已足够让这位传教士知道洪仁玕在南京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他。罗孝全低声道，洪仁玕的印刷部员工，有两位刚因为未照天王要求更动印刷品内文而被天王下令处死。洪仁玕的哥哥（洪仁玕离开香港后安排在理雅各家为仆的那位），不久前才带着儿子前来南京和洪仁玕同住，他私下告诉郭修理：“传教士不该来，因为教义不同，天王不会容许自己教义以外的其他教义存在。”他恳请郭修理为了他弟弟好，勿在南京传道，以免引来“又有个干王朋友在批评我们教义”的闲话。此外，天王的教义与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道理愈来愈背道而驰。在新近颁布的一连串诏旨中，天王表明世上没有圣灵；圣三一除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三名成员就是他本人。由于洪仁玕对天王的影响力可能不保，郭修理担心洋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关系只会更糟，从而也只会使太平天国朝廷与洋传教士所属政府的关系变糟。
但在那堵恐惧与前途未卜的高墙背后，那个过去的洪仁玕——一八五二年春出现在韩山文家门口的那个圆脸客家人，让理雅各“特别喜爱，极为敬佩”的那个人——仍偶尔现身。对郭修理来说，旧洪仁玕于他到访那天下午出现在他眼前。他们一起用餐，然后，洪仁玕终于变得随和，回到他过去的样子，如郭修理亲切地说起的，找回“他过去那种充满感情且流利的言谈”。他生动谈起他从香港跋涉到南京的故事，透露他对太平天国未来令人振奋的希望。他诉说出征时维持军纪的不易。那天他带郭修理参观了他的王府，府内房间摆满书籍和洋人送的纪念品，但金银财宝让郭修理投以责备的目光。他不以为然地将洪仁玕的世间财宝看过一遍，向他的老朋友说：“哇！你变了，现在有钱了。”郭修理接着又说：“我仍是以前的我，拥有平和。”
洪仁玕心里猛然罩上一层阴影。他答以：“世上多的是在天上无一席之地的王。”
* * *
[1] David Field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the British Embassy at Peking，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65），vol.1，pp.267-269；那年八月在北京有关皇帝驾崩的更多传言见同书，第317、335页。
[2] 《苹湖笔记》，佚名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五册，第31页。
[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条（1861年9月5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第96页。
[4]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条（1861年9月4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十卷，第3684～3685页。
[5]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日条（1861年9月14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十卷，第3687页。
[6] 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日条（1861年9月14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十卷，第3687～3688页。
[7] Evelyn S.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140-141；其皇后妃嫔四分之三从未受孕。
[8] 洪仁玕：《诛妖檄文》，英译本自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3，pp.859-869，引用文字见第863页，（英文原著中对引文之人名、地名英译）作现代罗马化及大写转换（该英译本系编者据王重民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辑影印本《太平天国官书十种》内容翻译，见同书，第859页。——校注）。
[9]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1，p.173.
[10]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1，pp.173～174.
[11] 巴夏礼1861年5月10日于北京致卜鲁斯函，自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p.23-35；引用文字见第32页。
[12] 洪仁玕：《致李秀成书》，收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洪仁玕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56页（此文转引自《洪仁玕自述》，即《洪仁玕南昌府亲书供词》，见同书注释，第57页。——校注）。
[13]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vol.3，p.1526.
[14] 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283页。
[15]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vol.3，p.969.
[16]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vol.1，pp.159～160.
[17] 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49.
[18] 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52.
[19] 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54.
[20] Thomas W.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London：John Murray，1862），pp.52～54.
[21] 本段及下一段之引用文字见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London，James Nisbet & Co.，1863），pp.201-206.
[22] 本段及下一段之引用文字见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London，James Nisbet & Co.，1863），pp.29～33.
[23] Griffith John，letter to the Rev.Dr.Tidman，Hankow，November 5，1861，reprinted in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no.309，new ser.，no.26（February 1862）：36-37.
[24] 巴夏礼1861年5月10日于北京致卜鲁斯函，自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第35页引用文字。
[25] 罗孝全1861年3月30日致《北华捷报》书，引于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92），p.263.
[26] “Our editorial of last week ...，” The North-China Herald，September 14，1861.
[27] Introduction to letter from I.J.Roberts，China Mail，no.856（July 11，1861）.
[28] 以美国《路易斯维尔日刊》（The Louisville Daily Journal）1862年5月8日所载《太平造反者》（“The Taeping Rebels”）一文为例，“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国家未向他们表现出更务实的同情支持真是咄咄怪事，该想法在很大程度上盛行于我国，乃自‘天王’的指导者罗孝全牧师是美国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
[29] Letter from I.J.Roberts，China Mail，no.856（July 11，1861）.
[30] 硫黄烈火是惩罚有罪者的地狱之火。——译注
[31] Letter from I.J.Roberts，China Mail，no.856（July 11，1861）.
[32] Rawski，The Last Emperors，p.103.
[33] Rawski，The Last Emperors，p.127.
[34] 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Taipei：Chengwen reprint，1967），p.668；Rawski，The Last Emperors，p.103.
[35]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2，pp.141，125.
[36] Lolan Wang Grady，“The Career of I-Hsin，Prince Kung，1858-1880：A Case Study of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the Late Ch’ing，” Ph.D.diss.，University of Toronto，1980，p.101.
[37]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2，pp.128-129.
[38]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2，p.160.
[39] Hummel，Eminent Chinese，p.668；William Robson，Griffith John：Founder of the Hankow Mission Central China（London：S.W.Partridge & Co.，n.d.［1901？］），第60页引Lockart目击所述（Dr.Lockart是见证肃顺被处斩的唯一欧洲人，见同书，第60页。——校注）；亦见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2，pp.125-166.
[40] Rennie，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2，p.134.
[41] William Minns Tileston，letter to his mother，Shanghai，October 18，1860，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Boston，Mass.
[42] Edward Bowra，diary，a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PPMS 69，Bowra，Box 1，Folder 6），accessed via Adam Matthew Digital，“China：Trade，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 entry for June 1，1863（manuscript pp.35-36）.
[43] Josiah Cox，“A Missionary Visit to Nanking and the ‘Shield King，’” in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Notices，no.100，3rd ser.（April 1862）：61-66，征引文字见第62页。
[44] “Extract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Rev.Josiah Cox，” in The Wesleyan Missionary Notices，no.101，3rd ser.（May 1862）：69-76，征引文字见第70页。
[45] Cox，“A Missionary Visit to Nanking and the ‘Shield King，’” p.62.
[46] Cox，“A Missionary Visit to Nanking and the ‘Shield King，’” p.65；自J.S.Gregory在1956年所著论文始，西方史家多误认为此语乃自洪仁玕本人——那只是呈现其家人对他安危的关心，而非他自身于政策上的转变。
[47] Cox，“A Missionary Visit to Nanking and the ‘Shield King，’” p.62，略加重点强调。
十一 十字路口
马克思于一八五三年预测，太平叛乱将大大削弱英国在华贸易，从而“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制度过度负载的地雷上”，但事实上最初的发展并非如此。英国对华贸易在这场叛乱期间反倒成长，只受到卜鲁斯禁止与叛军通商的限制。上海与广州等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仍购买棉织品和印度鸦片，贩卖茶叶和丝，而且数量都有增无减。就在这场战争席卷上海周边地区时，英国贸易也在成长，跌破所有预测和预期。因为，一如事实所表明，当本地的运输网瓦解时，中国商人只剩一条路可走，也就是将他们的茶和丝卖给洋人，出口到国外。因此，即使在一八六○年太平军横扫江苏时，即使在英国人从上海向逼近的太平军开火之后，丝的出口也不仅未减少，反倒在隔年成长三成。事实表明，中国这场内战不足以撼动英国既有的全球贸易格局，至少在只有中国烽火连天时是如此。但一八六一年夏美国也爆发内战时，这个格局就开始动摇。
一八六一年春夏，英国决策者正面临清帝国可能瓦解的局面时，在地球另一端，美国也走向流血裂解之路。格雷伯爵在贵族院发言台上提醒“毁掉亚洲政府容易，为其换上新政府不易”时，美国南方邦联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成立才十天。那年三月舰队司令何伯正与中国叛军打开关系时，林肯在华府就任总统。到了四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徽的战事升级时，美国已有十一州脱离联邦。一八六一年七月，鲍超与曾国荃正在安庆城外屠杀数千叛军战俘时，美国内战第一场重要战役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附近的布尔河畔爆发。
英国夹处于两场战争之间，中国与美国是英国前两大市场（对中贸易包括直接贸易和经由印度的间接贸易），而兰开夏的纺织厂——英国工业的命脉——靠两国的局势稳定来维持。这些英格兰工厂所购进的原棉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南部，成品则有将近一半在远东卖掉。美国棉花供应可能在不久后中断一事，令英国政治人物大为忧心，忧心英格兰的国内制造业经济会垮台——南方邦联有许多人指望英国因为这层忧心而派兵参与美国内战。而事实上，尽管一八六一这凶险的一年到来时，英格兰的货栈里有堆得满满的原棉，但是担心日后供应中断的恐慌，不久就把价格推升到使英国纺织业在亚洲无法获利的地步。中国人自己也种植并加工棉花，但工业化的英国能以低于中国产品的价格出售自家纺织品到中国，不过，美国内战爆发后情况改观，因为英国纺织品变得太贵，中国人不再从外购买。英国对华出口一落千丈；从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纺织品贸易额少掉三分之二，而且还继续在减少。英格兰工厂开始一家家关门，到了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兰开夏的失业率已达六成。棉荒已然降临。
但棉花只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过去，英国商人在中国购买的绿茶有三分之二由美国人喝掉。但由于美国市场的这一需求也消失，英国商人不得不往国内市场大倒存货，结果可想而知（如同上海某位英国商人直截了当说的：“国内的茶叶市场已经完蛋。”）。如果对华贸易自成一体，不受外在因素影响，英国人或许会因美国爆发内战而短暂忧心，但最终只是一场虚惊——就像在美国还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经受住中国的内战那般。但对英国人来说，中美两国的市场盘根错节，密不可分，因而到了一八六一年晚春，两场战争的同时进行已危及英国经济命脉。
有个办法可能让英国化险为夷。照额尔金所签条约而新开放的中国通商口岸仍然冷清，但未来看好。由于英国在其熟悉的中美境内市场销量都暴跌，英国人开始寻找新市场，而最有胜算的办法似乎是扩大在华贸易——不只进出口贸易，还有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特别是长江沿岸口岸间的贸易。毕竟在长江这条大河上，洋人的蒸汽动力船比起当地靠帆桨驱动的船大占优势。由于美国内战爆发，中国的通商口岸重要性大增，成为尚未开发而可能挽救英国对外贸易免于垮掉的宝地。然而这些口岸正好位于中国战区的中央。随着美国情势急转直入和益发混乱，英国迫于形势，开始重新评估过去耐心面对中国变局的政策。简而言之，就是不能再等：在中国境内，英国得拥有有利可图且日益扩张的市场，而达成这一目标的最直接办法似乎有赖于叛军的配合，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而至目前为止，英国一直避免和叛军建立贸易关系。
对英国境内大部分人来说，中国是遥远的异域；但美国，一如达底拿在白河口毅然指出的，则与英国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对中国这场已经打了十年的内战，英国一贯的因应作风是拖沓而迟疑不决，与此相反，对美国内战的因应则明快利落，毫不迟疑。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七日，林肯宣布封锁南方邦联所有港口，这一战争行为使这场冲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更接近内战而非仅仅是叛乱。五月十三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南方邦联的交战国地位作为响应。此举表示英国将把南方邦联视为竞逐统治权的独立政府，而非不合法的叛乱组织。英国政府代表维多利亚女王，要求英国人民对美国内战采中立态度。
交战国地位意味着南方邦联能向英国银行借款，能向英国制造商购买武器和必需品（但不含炮艇）。南方邦联希望英国政府带头更进一步表态，正式承认南方邦联为抗击北方联邦入侵的独立国家。为此，南方邦联派外交官赴英格兰与法国，为他们国家的实质主权地位辩护，因为国际法原则建立在现实情况上，而非建立在当事人所希望实现或声称已是事实的情况上——或如罗素勋爵所说的：“交战国权利问题，关键不在原则，而在事实。”帕麦斯顿和罗素私底下支持南方邦联独立，希望美国永远一分为二，降低其对英国世界贸易霸主地位的威胁。
英国境内的中国政情观察家，个个都看得出中美两国情势的相似，英国政府给予南方邦联交战国权利那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刊出一篇社论，呼吁给予太平天国类似的权利。由于清廷成立由恭亲王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英国视之为额尔金“大声敲打京城城门”的可喜结果），还有舰队司令何伯走访南京一事，极有可能让英国如愿和叛军建立通商关系，英国因此觉得有可能同时与中国境内的两个政权发展出有益且友好的贸易关系——而《泰晤士报》认为这一情势将是中国“迈入光明未来的第一步”。
该报主编主张，欲与内战双方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关键在于英国保持中立，而保持中立的关键，在于英国正式承认太平天国如南方邦联一般，不只是叛乱团体，还是争夺统治权的政府。他们写道：“实质主权地位于南方首都得到确立已有十年，我们希望这一主权地位至少在他（南京天王）的交战国权利里得到承认。”他们撇开道德考量，认为为了英国未来在华贸易的现实利害，必须承认这一地位。他们接着说道：“他掌控了中国的水路大动脉，我们若不与他磋商，就只有打他。前一选项似乎容易，另一选项则是愚蠢至极。”
两个星期后的五月三十一日，来自格里诺克（Greenock）的苏格兰籍国会议员邓洛普（Alexander Dunlop）在平民院发言，呼吁政府承认太平天国在其控制区里的主权地位。他在发言中称太平天国为“诸省的实质统治者”，中国境内“两冲突团体”之一——将太平天国界定为交战势力的主要词句——且要求政府责令中国境内的英国人在交战双方之间严守中立。那和英国政府刚宣布的对美政策如出一辙，若成为官方政策，卜鲁斯将不能再禁止英国商人与太平天国通商，太平军攻打清廷所控制的城镇时，舰队司令何伯也不能干预。此外——尽管邓洛普表示他并无此意——英国商人将可以自由贩售步枪、军需品、非武装的汽船给中国叛军。炮艇则不在此列，仍受到《国外服役法》（Foreign Enlistment Act）的禁止（但美国的南方邦联已在寻找此一政策的漏洞）。巴夏礼和何伯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一事，将不得施行。而一如在美国所见，承认太平天国为交战团体，等于是往承认他们为独立国家迈进一步。
根据罗素勋爵在过去数个月一再坚持的主张，邓洛普要求的中立政策本该是英国一贯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在国会里提出这项动议，显示已有愈来愈多国会议员怀疑明订的政策和中国当地的实情有很大落差。在他的发言中，邓洛普表示：“有足够的事证证明，我国驻华代表所宣告的中立，就叛军一方来说，并未真的守住。”在他看来，南方邦联与太平天国的相似之处，明眼人都看得出。他主张：“太平天国向中国皇帝开战，获得成功已有很长时间，和美国的诸分离州一样有资格获承认为交战团体。”
邓洛普洋洋洒洒列了英国违反中立的事例，而且这些事都伤害英国与叛军的良好关系：一八五八年额尔金航经南京时炮轰该城；卜鲁斯于一八六○年接受清廷付款以支付守卫上海的开销——邓洛普称（小心避用“佣兵”一词）此举已使中国皇帝得以“将我们女王称作他的封臣之一，我们女王出兵保卫中国，然后如属国般从他那儿领取报酬”。他提到卜鲁斯警告英国商人勿与太平天国通商以免违反国际法一事。邓洛普说：“同一个原则无疑未被用于美国的诸分离州上，英国国民未被警告不得与南卡罗来纳州来往。”邓洛普说，他所希望的，只是英国对所宣示的中立政策说到做到。他说：“如果勋爵大人向他保证会在中国施行不干预政策，他会乐于撤回动议。”
邓洛普有强力奥援。另一位苏格兰籍国会议员，来自格拉斯哥的布坎南（Walter Buchanan）附和道，英国应“在中国实行我们已在欧美宣布，作为我们政策基石的那个原则，不干预原则”。他质问为何英国驻华公使如此明显偏袒清廷。他说：“我们看到这个古老帝国分崩离析，看到充满活力的新势力、新种族在竞相追求进步与文明，我们要死抱着他们之中最虚弱、最腐败、最不开明的一方吗？”太平天国（在此他提到洪仁玕的影响力）已“承认并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且证明了“他们并未自外于新思想的影响，也不像满人那样死抱着不关心及鄙视他国的作风”。换句话说，太平天国是中国的进步党，如果英国得支持谁，非他们莫属。
至于太平天国的主权地位这问题，又有一名苏格兰籍国会议员，来自蒙特罗斯自治市（Montrose Burghs）的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痛批英国国内那些将太平叛军斥为“出没于乡间，犯下杀人与惊人暴行……没有正规政府或稳固地盘，十足的抢匪和海盗”的人。他主张——由此可看出在伦敦一地支持太平天国的赛克斯与史卡思等人宣扬的主张日益为人所接受——“实情是他们占据了中国最富裕、最有生产力的六省；而且（帕麦斯顿）已承认作为独立政治势力才几个星期的美国南方诸州的交战国权利，却看不出他不该拒绝已占据中国大片土地长达八年的太平天国拥有那些权利。”
巴克斯特提醒台下同僚，满清在北京加诸外国人的暴行，太平天国并未犯下。
罗素与帕麦斯顿不为所动。毕竟，英国要能与中国境内叛军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得先假定那些叛军真能治理他们控制的地区，并维持那些地区的秩序，而他们两人受到卜鲁斯意见的影响，都不愿接受这项假设。因此他们反驳道，承认太平天国这项动议没有实际意义；他们主张英国在中国从未违反中立，以后也不会。罗素把刚收到的舰队司令何伯初访南京圆满达成任务的消息告诉议会，并引述何伯向太平天国诸王的保证：英军不会像先前在上海那样阻止他们接近其他通商口岸。罗素问：“那不是中立吗？”（第二轮谈判时，何伯与巴夏礼要求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并试图要求在其他通商口岸也比照办理，而这一轮谈判的消息这时尚未传回英格兰）。罗素嘲笑巴克斯特所谓太平天国比清廷更人道的说法，间接表示他的对手失去中立，支持其中一方。“嘿，我可比议员阁下中立许多，”罗素说，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我对那个国家的文明一直不怎么欣赏，对中国人的人道作为又更不欣赏。”
但罗素以较愿意化解歧见的口吻说，英国不可能放弃在华的中立政策。他说，“那是我们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路线，”语气中认识到他们拿中国与美国相提并论，“我看不出为何在中国不该照办。”他认为清廷敉平太平天国叛乱或太平天国彻底推翻满清“绝无可能”，但认同其对手的看法，即“我们不该选边站……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政府的立场将始终会是支持中立”。帕麦斯顿勋爵重申“我们的政策是维持绝对的善意中立”，结束了这场辩论。他保证，舰队司令何伯与太平天国达成的新协议，将确使“我们与他们占领的那些地区的通商受到应有的保护，不会遭打断”。他说，提升与清廷和叛军两者的贸易有益于英国，因此，失信于其中任何一方，都将是有害无利。这项动议因此没有必要。
邓洛普满意罗素的答询，照约定撤回动议。《泰晤士报》认为这场辩论结局圆满，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不管我们所有人对通往中国重生之路有多清楚的认知，从各方面来说，我们都万万不该蹚这浑水”。
* * *
这个时候，李秀成的叛军正在浙江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浙江省会杭州被围八周后，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底陷落——比起曾国藩部队围攻安庆，李秀成攻破杭州所花的时间少上许多，这有一部分是因为杭州城里有两百三十万人，很快就面临无粮可食的困境。到了十二月十三日，食物已经吃光，守军杀役畜和骑兵队的战马来吃，百姓煮树根和树皮来吃。十二月二十九日，居民受迫于类似安庆居民的绝境，打开城门迎降，街头上有数千具饿死的尸体。但相似之处就止于此。陷落之前，李秀成部队将招降传单射进城里，承诺不伤百姓，并给他们加入太平军或自谋生路这两条路选。大体上看，这个办法似乎奏效。杭州城陷落一星期后，该城附近一名忠于清廷之人以沮丧口吻写道：“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故百姓皆不苦长毛，而转以官兵为病云。”这人写道，杭州的暴力伤害大部分是自己强加于自己，而非出于叛军之手；满营的满人官兵自焚而死，许多清朝官员自刎，但城中老百姓受的伤害相对较少。
李秀成知道曾国藩的安庆暴行对民心的影响，因此在杭州竭力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太平军。与过去太平军大肆屠杀满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李秀成给杭州城里的满人和官员生路，尽管其中许多人最终选择自杀。太平军进城时，浙江巡抚在府邸悬梁自尽，但李秀成花钱请人将遗体运到上海厚葬，甚至用心将他的官服与官帽放入棺中一起下葬。他说那是因为他佩服此人的忠心事主。至少有一名清朝官员为这位叛军将领意想不到的义葬举动感到惊愕。他以纳闷口吻说道：“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
位于安庆的英王当代浮雕，以社会主义英雄的形象呈现。太平天国的诸位领导人没有任何真实的肖像逃过战火摧残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画中与童子及鹤在花园里
湘军主帅曾国藩
多隆阿使用望远镜观察远处
鲍超乘马，与湘军长枪队同行
淮军主帅李鸿章，一八七九年
额尔金勋爵（左）与恭亲王，贝亚托摄于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时
英法联军攻占后的大沽北炮台内部。贝亚托在英军攻入地点拍摄
英法联军攻占后的大沽北炮台内部。贝亚托在法军攻入地点拍摄
北京东北角城门，见亚托摄
巴夏礼
海军少将何伯，绰号“好斗吉米”
卜鲁斯，额尔金勋爵的弟弟，英国驻华公使，一八六〇～一八六四年
蒲安臣，美国驻华公使，一八六一～一八六七年
华尔（左）与白齐文
“中国人”戈登穿着清朝官服
由苏州河北边望向上海滩，一八六九年
杭州是省会，因此是浙江全省的枢纽，该城失陷对清朝在华东的前景是重大打击。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太平军在同一时间对较小的沿海城市宁波的进攻，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宁波是通商口岸。自与巴夏礼和何伯在南京协商以来，太平军首次测试何伯是否信守约定不阻挡太平军进攻。宁波位于上海正南方，隔着杭州湾与上海相望，两地走海路距离只约一百六十公里，走陆路则是两倍远。从上海走陆路过来，得先往内陆到杭州，再调头往海的方向才到宁波。宁波距上海甚近，因此宁波的清朝官员寄望洋人也守卫该城，老早就请卜鲁斯派英军过来。但卜鲁斯知道防卫上海已引发争议，母国政府不想再重蹈覆辙，因此发文给他的宁波领事，告知如果内战战火蔓延到该城，他该清楚表明“我们不参与这场内战”。但同时他也致函舰队司令何伯，说“我认为我们不能把保护宁波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但如果能在“不致违反我们对这场内战抱持的原则下”，在该城展示英国海军武力，他认为这么做或许能将叛军吓跑。
舰队司令何伯照自己的意思解读这些指示（和他本人对太平天国领袖的承诺）。一八六一年五月，情况显示太平军把矛头对准宁波和浙江其他地方时，他派乐德克（Roderiok Dew）上尉驾驶配备十四门炮的“遭遇”号（Encounter）前去劝阻。何伯要乐德克与最接近上海的太平军统兵官接触，仿效三月时巴夏礼成功阻止陈玉成攻打汉口那样，“告知他攻占与破坏宁波城将严重伤害英国贸易”。何伯要乐德克上尉警告太平天国将领，在英国外交官与南京的太平天国领袖联系上之前，“不得对该城有敌对行动”。更狡诈的是，何伯虽承诺英国人不会反对叛军控制通商口岸，却说出巴夏礼未明说的那个威胁。他告诉乐德克：“不必言明必会动用武力，你就让他想起前一年在上海发生的事。”
警告太平军勿靠近宁波后，乐德克要亲赴该港，协助当地的清朝官员“设下各种障碍阻止叛军拿下该城”。何伯提醒乐德克，他扬言英军会动武制止叛军，只是想吓唬他们，如果太平军真的硬干，乐德克绝不可对他们“真的开战”。何伯下达给乐德克的指示中，就只有这点体现英国中立政策的精神。但何伯似乎认为即使那个约束都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他要乐德克从宁波回报“你所认为足够守住该城的备用欧洲部队兵力”。
但赛克斯、格雷、邓洛普和巴克斯特等议员的主张起了作用，罗素勋爵恪守他的承诺。他在七月二十四日给卜鲁斯的信中，正式批准何伯下给乐德克的命令，但只认可白纸黑字的部分，即吓唬就是吓唬，不能真的动武。他表达了强烈（且虚幻）的希望：如果太平天国能被说服而远离那些通商口岸，清廷或许也会同意不用那些口岸来当攻击叛军的安全基地，于是就能避开冲突，同时不危害到英国贸易。但从卜鲁斯或何伯的来信，都看不出清廷会同意将通商口岸视为中立区。无论如何，罗素虽同意何伯命令的字面意思，罗素回信却语带尖刻，反映他意识到何伯急于找个借口来开战。在给卜鲁斯的信中，他最后严厉告诫：“但你会了解政府希望无论如何都不要对叛军动武，除非为了保护英国国民的性命和财产。”两个星期后，他更清楚地说明政府的中立要求：他写道，除非真为了解救英国国民免于“折磨或死刑”，否则英国在华部队“绝不可干预这场内战”。
但何伯和卜鲁斯已在为政策万一改变该如何因应预为计划。六月十六日，卜鲁斯写信给何伯，告诉他“我很同意保住宁波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承认“我得到的指示未让我得以名正言顺用武力来达成这个目的”。他要何伯耐心以对，一段时日之后中立政策说不定会退位。他指出，太平天国已答应在这一年结束之前都不动上海，而等到这段期限到期，伦敦政府说不定已因为他转呈的叛军辖区破坏情况报告，重新思考不干预政策。他告诉何伯，明眼人都看得出清廷太弱，压不下这场叛乱，但如果太平天国赢了，他担心会更不利于英国，因为他们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意图”，肯定会“比现行王朝更难对付、更难控制”。
卜鲁斯的想法不再那么固执。他认为，或许英国不必冷眼旁观，看中国落入太平天国之手。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即何伯第一次溯长江而上时构想的那条路：英国人可将所有通商口岸都纳入保护。卜鲁斯一改其原本思维，推断他们甚至能在不违背国会的中立要求下这么做。清朝正使用来自通商口岸的关税支付英国战争赔款，因此，关税的顺利征收与英国本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叛军拿下通商口岸，切断清廷的贸易收入，清廷将无法偿付赔款（这时仍有数百万两赔款待还），叛军实际上将会切断英国的收入来源——几乎可以说是向英国开战的行为。卜鲁斯认为，在上述情况下，英国或许可以保护通商口岸使之不落入叛军之手，同时仍严守中立。
循着此一思路导出不顾后果的结论，卜鲁斯问何伯是否能派一整队英国炮艇上行到南京。英国在华兵力不足以守卫所有通商口岸（事实上，这时候上海的英军不到八百名，而且大部分是印度人），因此，何伯的海军或许可“作势将要教训（叛军）首都”，逼他们不靠近诸口岸。
值得嘉许的是，舰队司令何伯于七月十一日回复道，攻打南京将是“最失策的举动”（两个月后罗素读到卜鲁斯的来信时，也力表赞同）。但何伯如此主张，纯粹出于现实利害。他向卜鲁斯解释，南京太大，非海军所能攻下，若真要攻南京，英国得派大批部队登陆。即使如此，这一攻击最终大概也只是将叛军赶到更内陆，而对这场叛乱的整体走向毫无影响。何伯认为，只要太平天国诸王仍在南京，英国人至少还能和他们协商。尽管何伯没有明说，但卜鲁斯的计划胜算不大，因为何伯非常清楚海军武力的局限。英国炮艇的确远优于太平军的水上武力，但炮艇只在水道近旁掌有绝对优势。如果太平军大军与英国部队在陆上交手，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