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舰队司令何伯指示，乐德克上尉开始在叛军与清廷之间跳起巧妙的芭蕾舞。他先于六月南航宁波，察看该城防御虚实，发现非常糟糕。只有一千名未好好编整的守军，城墙上的旧炮也没有弹药。他针对如何强化宁波防御，提了一长串建议给清军守城主将，然后回航上海，循着河道和运河驶入内陆，拜访距上海约三十公里的青浦太平军守军（他们驻守该地未被视为违反勿入上海方圆五十公里的约定，因为在巴夏礼前往南京之前太平军就已控有该城）。乐德克上尉抵青浦前不久，重新招募新血组成的华尔洋枪队刚攻打过那里，而当乐德克上尉接近青浦时，可想而知遭到守军开火攻击。鉴于不受欢迎，他南下拜访驻守乍浦的另一支太平军。乍浦位于杭州湾岸，距上海约八十公里，隔着杭州湾与宁波相望。乐德克上尉的通译称该地的叛军军官特别怪胎，“身穿最亮眼的有色绸服，非常华丽，个个又脏又有病在身，手臂上布满金镯和痂”。乐德克上尉会晤的第一位太平军军官，详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的友好关系，要乐德克缠上他的黄头巾。隔天他见了部队统兵官，那人告诉乐德克他未打算进攻上海或宁波，还请乐德克提供枪和弹药。他告诉乐德克，有许多洋人到太平天国的城市卖枪。
离开乍浦后，乐德克乘船再下宁波，并带去十二门来自上海英国军械库的大炮，以强化该城防御（何伯觉得除非由英国人亲自操炮，否则不算违反中立）。乐德克发觉从他离开到这次再访期间，宁波官府“除了拔掉城墙墙面的杂草”，未在御敌上有任何准备。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他提的那些建议，甚至城墙上既有的火炮仍无弹药可用。但乐德克上尉第一次到访时就已向宁波的清军主将私下透露，他认为上级会向他下达协防该城的命令，因此，如果清军未费心自己保护该城，他难辞其咎。舰队司令何伯得悉宁波防务的糟糕时，断定英国试图与清廷合作一事毫无意义。后来他写信给英国海军部说，“除了动用武力协防”，乐德克上尉已竭尽所能协助清廷守卫该城，但“由于清廷官员的懦弱无能”，他的协助“完全无效”。
叛军逼近时，宁波变成空城，有办法离开的人都弃城而去。驻宁波最高级官员，宁绍台道的道台，买了一艘小汽船，停泊在近岸的海上，家眷和家当都搬到船上，但他只顾安排自己的后路，未邀守城主将一起逃跑，守城主将愤而要官兵阻止道台离城，因而那艘汽船航往上海时，只载了道台的家眷。刚抵达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 Harvey）于十一月十二日写道：“这个城像荒漠，只有航运业在动。外国汽船正忙着以天价费用，将急欲离开该港的中国人运到上海。”十一月二十日，外国当局要城里所有中国话说得不流利的传教士来外侨居住区接受保护，外侨居住区位于江水对岸，这座有城墙环绕的中国城市东边。
十一月二十六日，叛军距宁波城约五十公里，夏福礼报告道：“当地官府似乎士气涣散，无力自保。”十二月二日，太平军距宁波城只一日步程，一群英国人骑马出城，请求太平军统兵官一星期后再开始攻城。太平军统兵官百般不愿，还是同意了（英国人为何提此要求，原因不明，除非乐德克仍希望上级会允许“遭遇”号在叛军抵达宁波时向叛军开火）。那位如今形同被关在城里的道台向法籍的海关收税员提议，只要他愿组成一支外籍民兵队，出城攻打太平军，就给他五万两银子，后来因道台不愿预付那笔钱而计划停摆。为了稳定军心，阻止官兵逃亡，城中各处贴了不实的告示，说有六艘英国与法国军舰，带着六百名洋人部队，正从上海赶来守卫宁波（包括两百名被不知感恩地称作“黑鬼”的锡克人）。
十二月九日，延迟一周攻城的期限一到，六万名太平军兵分两路出现于宁波城门外，城外旗海飘扬，锣声与号角声震天。一支突击队先攻，拖着梯子泅过宁波护城河。他们将梯子往城墙一靠，“像野猫般”往上爬。守军鸟兽散，迅速脱下军服，想混在逃难的平民里。突击队从城墙另一边下去，打开南面和西面两座城门让其他太平军入城。不久后夏福礼报告道：“宁波如今已完全且无可置疑地落入太平军手里。”
这次攻下城池，死伤相对较少。与夏福礼的预期相反，未有大肆杀人之事。除了清军逃离宁波城前放的火，城里也没有人放火。虽有劫掠之事发生，他惊讶报告道，叛军行事“出奇节制”。夏福礼协助道台搭英国船逃到上海——对于此事，他思索了一阵子，然后断定那不会违反中立——然后在十二月四日，夏福礼与美、法两国领事一道，从外侨居住地搭船到江对岸的宁波城，与两名叛军统兵官会晤。这两名统兵官和先前在战场上一样友善，说“他们希望和所有洋人友好，和睦相处”。三名领事表示，他们希望先前在清廷治下洋人享有的通商和居住特权一切照旧，占领期间不得伤害欧美人。两名统兵官欣然同意，并主动表示凡是骚扰洋人者，一律处死。然后三名领事回到外侨居住地，关闭清廷海关，以示宁波不再归清廷管，因而他们不再有义务替清廷效力。
从叛军的角度看，占领宁波是一大成就。只花少许死伤就拿下该城，而且完全没有伤害到洋人财产。此外，太平军与欧洲强权完全没有起冲突，这让他们觉得巴夏礼和何伯的确信守他们于三月时在南京的承诺，未阻挡太平军夺取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这让太平天国重新燃起可和洋人和平共处的希望。到了一八六二年一月上旬，宁波城里已经平静，人数不多的欧洲侨民已开始邀太平军军官赴他们的晚宴。叛军已经以行动告诉欧洲人，清军完全无法延迟他们沛然莫之能御的攻势，而且与上海的官府宣传相反，他们不是一心要禁绝中国对外贸易的破坏力量。
但英国驻宁波的最高阶官员夏福礼领事，认为那完全称不上是个成就。一月三日，他向伦敦报告，说宁波城里“普遍平静”，但仍无贸易，城里仍无商人（大部分商人已搬到舟山这个尚未遭战火波及的离岛）。情势在在表明，英国人不需担心受到太平军的伤害，但夏福礼的职责在督导通商事宜，而太平军拿下该城才几个星期，他就开始担心贸易将从此停摆。毫无“中国正派商人回来的迹象”，他如此写道［但他似乎太早下此论断：八个星期后官方的《中国贸易报告》（China Trade Report）会写道：“人民……回来甚多。该港口的贸易正在复苏，似乎很有可能完全恢复。”］。
夏福礼坦承，太平军竭尽所能维持安定，履行所有承诺。他们贴出告示，呼吁人民重拾旧业。他们打算开设海关，关税税率如同先前清廷所课，他们甚至给三个月的免税期，庆祝他们以和平手段拿下这个通商口岸。他报告说，他们竭力证明“他们不是外界常说的祸害”，表明“欲与我们和睦相处的……强烈意愿”。但在这种种表象底下，夏福礼只察觉到谎言和欺骗。他确信他们培养友谊的举动“建立在恐惧和缺钱上”。他们不可靠。
* * *
一八六二年元旦，中国前途未卜。北京和南京两方政府的高层都在改组人事，以迎接这场胜负无人能预料的内战的下个阶段。曾国藩个人的权力基础随着湘军的成功而日益壮大，他继续打这场战争，在安庆——如今是他坚不可破的要塞——建立了新大营，并计划率手下大将东征，进入叛军国度的心脏地带。在安徽和安徽背后的华中，他的权势如今无人能挑战，只要他仍效忠于新朝廷，清朝也会屹立不摇。但放眼全局，曾国藩部队控制区以外的清朝领土，几乎处处都已非朝廷所控制。石达开率领的叛军自成一支，横行于湖南西边的四川。西南部的穆斯林居住区公开叛乱反清。捻军的马队继续肆虐华北平原。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地区则落入非正式民兵部队、土匪帮以及地方强人之手。没有希望，没有方向。
拿下杭州后，忠王——年幼时在华南制炭为生的贫苦生活，如今已几乎不复记忆——统率的兵力逾百万之众。安庆失陷切断南京与华中的联系，使太平天国首都的侧翼门户大开，损失不可谓不大，但太平天国仍拥有辽阔富饶的东部。在东部，清军势力有可能已被扫荡一空。这时李秀成几乎掌控江苏、浙江两省全境，而在承平时期，这两省上缴的税占了清朝年收入的整整四分之一，被誉为“因拥有丰富资源而在任何方面都非世上其他同样面积的地方所能比拟的地区”。拿下杭州与宁波后，他下一个进攻目标理所当然就是上海。拿下上海，整个拼图才完成。他需要上海的钱庄、上海扼控沿岸的地利、上海未来的外贸收入。他需要掌控江苏和浙江全境，不容许其中有一个清廷据点。过去两年的发展已经告诉他，太平天国的英国“兄弟”不可能给他们应有的承认或尊敬。于是，一八六二年一月，天王不攻上海的承诺到期，李秀成开始准备再度出兵上海，而且这一次不是以轻武装恳求对方配合的姿态前往。李秀成从未真的相信太平天国能赢得洋人的友谊，只是洪仁玕一直阻止他对洋人动武。但如今洪仁玕已被拔掉掌管涉外事务的职务，不再有决定权。
英国政府已重申不干预中国内战的承诺，议会恪守中立原则，但对在华的洋人来说，舰队司令何伯的干预念头几乎已是明眼人都察觉得到。卜鲁斯竭力不偏袒任何一方，但仍希望在他表达英国人对太平天国的承认之前，先见到宁波当地华南接受太平天国的入主。他在一月十八日写道：“在我们与他们建立更密切关系之前，他们应先得到（这样的）国民承认。”他要静观其变，再决定如何行动。同时，夏福礼领事针对叛军治下死气沉沉的宁波所写的沮丧报告，已踏上送回英格兰之路。何伯写给海军部的一封信，跟着夏福礼的报告同时发出，信中报告了杭州陷落之事。虽然何伯知道李秀成放杭州满人一条生路，以及厚葬浙江巡抚之事，他在这封信中却只字未提。他也未提到太平军进城后的宽大处置，如何大异于曾国藩在安庆的大肆杀戮（两艘行驶于长江的汽船，陷入从安庆漂流而下的浮尸阵中，船上乘客回上海后说出此事，因而上海居民对安庆杀戮之事非常清楚）。何伯只以寥寥数语报告道，叛军拿下杭州后，“据说犯下了他们常有的暴行”。
在这些令人忧心的报告之前，卜鲁斯几个月来已把他所听来的太平天国会大肆破坏的迹象转告外交部。卜鲁斯希望这些迹象会使罗素勋爵相信，不管议会中有强烈道德原则的自由派议员希望在中国得到什么，不干预政策将使英国在华贸易停摆。而由于美国内战对英国经济构成的威胁，英国不能轻言放弃在华贸易。
这些报告经誊抄、折叠、放入信封再封口后，塞进专门装官方公文的大皮袋，踏上前往英国的两个月旅程。它们先由定期邮船送到上海，在那里与其他邮件一起装进大木箱，由中国挑夫扛到外滩。挑夫排成一列，踩着快步，在拥挤肮脏的街上左闪右躲，将木箱扛到高高堆着棉花袋和鸦片木箱的码头上，最后将木箱搬上停泊在港口的一艘黑色长邮船。那些大木箱是最后一批上邮船的货，邮船上已满载乘客，甲板上挤满竭力掩盖心中的宽慰——宽慰于终于逃离这污秽、疾病、格格不入与可怕的地方，航向故乡——向前来送行者愉快挥舞手帕的男女。
但这些报告并非孤单远行，因为在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五日，从码头解缆航进黄浦江的这艘邮船上，巴夏礼是乘客之一。终于获准放假回英格兰探亲的巴夏礼，经过多年剑拔弩张的谈判、远行和折磨，已处于“紧张、心力交瘁的状态”，极度渴望暂时离开在中国争斗的生活，安静休息一阵子。他在北京被俘时的英勇表现，受到本国同胞的高度肯定，将以战争英雄之姿回英格兰。毕竟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他的受辱吃苦，乃是让英国在那场战争中唯一师出有名的一点，英国紧抓住此事不放。因此，他将以名人之姿返国，将受伦敦上流社会人士的举杯欢祝，将受到民众的欢呼打气，将以三十四岁之龄受英女王封为第二等巴思爵士（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此殊荣的人之一。
卜鲁斯认为他转呈的报告和信件深具说服力，但再怎样都不如不久后将受封为爵士的巴夏礼有说服力。他能口说言谈，而且他的发言是英国公众急切想听到的。这时他的观点比卜鲁斯更为悲观。巴夏礼在中国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使早就想放假返乡的他不得不为此延迟请假——是与南京的太平天国领袖再度商谈，要他们延展不靠近上海的期限，结果遭拒。这次谈判破裂，在激烈互责中不欢而散，何伯底下一名指挥官因此气得扬言，叛军若敢靠近上海，联军不只会像以前那样把他们轰回去，还会以“你们的愚行所应得的更严重后果”惩罚他们。这时，巴夏礼比他的任何同胞都更清楚知道，叛军已不想再接受英国的要求。因此，他也是以预言家的姿态返回英格兰，将说明那场正要袭来的风暴。
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一名记者从宁波发出报道，说：“中国一片黯淡，我们不知明天会如何。”
* * *
[1] “The New War in China，” The London Review，July 12，1862，p.27.
[2] Eugene A.Brady，“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Agricultural History 37，no.3（July 1963）：156-162，see p.159.
[3]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in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and on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5th issue（1922-1931）（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1933），vol.1，pp.1-144；见第56页；亦见Brady，“A Reconsideration，”文中第159页图表。
[4] Brady，“A Reconsideration，’” pp.156-158.
[5] “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 pp.61 and 77.
[6] David McLean，letter of January 10，1863，from Shanghai.In letter book held a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MS380401/11），p.26.Accessed via Adam Matthew Digital，“China：Trade，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
[7] 转引于James McPherson，Battle Cry of Freedom：The Civil War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88.
[8] The Times，May 13，1861（editorial beginning “Every successive mail brings proof of the soundness of our latest policy towards China”）.
[9]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c.379-381（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0]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c.381～383（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1]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391（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2]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c.383～385（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3]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386（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4]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388（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5]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y 31，1861，vol.163，c.401（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16] The Times，June 3，1861（editorial beginning “Our House of Commons，which claims to unite all power and all dexterity”）.
[17] C.A.Curwen，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58，n.14.
[18] 茅家琦：《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第168页。
[19] Curwen，Taiping Rebel，p.128.
[20] 并未协助官军对抗他。——译注
[21]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七日条（1862年1月6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八册，第77页。
[22] 沈梓：《避寇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六日条（1862年1月5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八册，第77页。
[23] Curwen，Taiping Rebel，p.129.
[24] Curwen，Taiping Rebel，p.260，注释26，引许瑶光语（此句作者Curwen转引自许氏所著《谈浙卷二》，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六册，第588页。见同书，第260页，注释26。——校注）。
[25] 卜鲁斯1860年12月21日天津致辛克莱领事（Consul Sinclair）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2.
[26] 卜鲁斯1860年12月23日天津致何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2.
[27] Hope，“Orders Addressed to Captain Dew，” Nagasaki，May 8，1861，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16.
[28] 罗素1861年7月24日及8月8日致卜鲁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23及p.46.
[29] 卜鲁斯1861年6月16日北京致何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2），pp.56～59.
[30] 茅家琦：《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第167页。
[31] 何伯1861年7月11日香港致卜鲁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60.
[32] “Memorandum by Mr.Alabaster，on the condition of the Tae-ping Insurgents at Cha-poo，”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61～62.
[33] 夏福礼（F.Harvey）1861年6月18日宁波致卜鲁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66特别提到：“乐德克舰长告诉道台，他奉舰队司令指示前来检查并协防宁波，以应对任何叛军来犯；虽并未确切受命还击对该城之攻击，但他毫不怀疑在返回上海时将接到此命令。”
[34] 何伯1861年12月22日上海致海军部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90～91.
[35] 夏福礼1861年11月12日宁波致卜鲁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River，p.83.
[36] The Ven.Archdeacon Moule，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61-1863（Shanghai：Shanghai Mercury Office，1898），pp.8-9.
[37] “Memorandum by Mr.Parkes on the Capture of Ningpo by the Rebels，”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p.92-96，see esp.p.94.
[38] Moule，Personal Recollections，p.11.
[39] 夏福礼1861年12月18日宁波致哈蒙德（E.Hammond）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89.
[40] Moule，Personal Recollections，p.9.
[41] W.H.（William Henry）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Its Origin，Progress，and Present Condition（London：Warren Hall & Co.，1863），p.34.
[42] 夏福礼1862年1月3日宁波致哈蒙德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106.
[43] 转引于Stephen Uhalley，Jr.，“The Taipings at Ningpo：The Significance of a Forgotten Event，” 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11（1971）：17-32，p.20；亦见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p.19.
[44] 夏福礼1861年12月31日宁波致卜鲁斯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p.107-108.
[45] Lindesay Brine，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A Narrative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London：John Murray，1862），p.333.
[46] 卜鲁斯1862年1月18日北京致罗素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143.
[47] 何伯1862年1月9日上海致海军部秘书长函，见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106.
[48] 蒸汽邮船描画基于英人包腊（Edward Bowra）1863年10月11日日记。
[49] Stanley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2 vols.（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4），vol.1，p.465.
[50] “Commander Bingham to the Tae-ping Authorities at Nanking，” January 1，1862，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and Trade in the Yang-tze-kiang River，p.104.
[51] “Our China Correspo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9，1862（dateline January 17）.
第三部
太平
十二 破釜沉舟
曾国藩需要更多兵力。湘军已经拿下安庆，但一旦拿到那个据点，其东边就紧邻着一大片由叛军控制且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太平天国仍掌控皖北数个重要城镇，英王陈玉成退至该地，如今准备再战以雪前耻，而在安庆下游至南京的长江两岸，也牢牢掌控在叛军手里。此外，在南京的东侧，有整个东部沿岸，是曾国藩无望拿下的地方。经过长达一年的围攻安庆之役，官兵疲惫不堪，有许多人想回家；他担心士气渐渐低迷。但湘军可以牢牢掌控这座城市，因此曾国藩一边思索下一步，一边集中全力重建该城。他接管了安庆的巡抚衙门，改为两江总督衙门。尽管安庆多年不在清廷辖下，他请求朝廷继续以该城为安徽省会。在他的指示下，庞大民工开始重建安庆城的府学和试院（帝国文明最具体的象征）。他们修补了城墙。这位新两江总督终于在所辖三省的其中一省，有了体面的权力基地。
曾国藩直接控制的土地——主要是安徽省南半部——面积相对较小，而且民生凋敝，状况极糟。在长江以南，祁门和休宁周边属多山地形的数个县，经过一年半的安庆战役，农业生产已完全瓦解。山谷中的稻田为杂草覆盖，山坡上的茶树未经修剪，渐渐荒芜。逃入山中挨过这场战祸的农民，食物已经吃光，饿着肚子。曾国藩手中经费拮据，帮不了他们多少（照理要由那些种稻、种茶叶的农民来供养他的军队，而非由他的军队供养他们）。奉曾国藩指示，安徽官府在皖南山区设了救济站，发粥给饥民。共有七个救济站，每站能喂饱三千人。他希望能做点好事，但在寄回湖南的家书中坦承，皖南情况太糟，他开始听到农民吃死人的传言。
清廷对付太平天国的战事，这时由曾国藩掌控全局，而随着他的心思转移到如何在远比他全力攻打安庆时大上许多的新战场制胜，他开始改造自己的军队以为因应。接下来往南京推进需要更多兵员，为此，他于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拿下安庆两个月后，派弟弟曾国荃回湖南，招募六千名湖南新兵。从政治上来看，此举带有风险；他还不知道使肃顺失势的北京政变之事，而且继续扩大私人武力——由他弟弟在家乡省份招兵买马——会激怒朝中批评他的人，那些人原本就认为他日益威胁到朝廷的威权。但他于十一月十六日上奏折解释他为何决定从湖南招募新兵时，并不知道朝中政局的变化。他信誓旦旦表示，“本可乘贼情惊惶之际，直捣金陵老巢”，前提是他有足够兵力。最佳办法是“曾国荃一军深入贼之腹地”，他写道，“坐失机会，实属可惜！”他解释道，新招的湖南新兵可驻守湘军已拿下的城镇，使老兵得以随他的弟弟出征，攻向下游的叛军首都。
但即使他弟弟如愿招募到六千新兵，兵力仍然不够。诚如他从一开始就主张的，欲消灭敌人“老巢”只有一个办法，即将之团团围住，切断所有补给和增援管道，因此战场不只是安庆与叛军首都之间约三百二十公里长的河边平原地区。即使他能让弟弟的部队直攻到南京，即使他能透过长江持续补给该部队，叛军首都的其他侧面仍未被堵住。要完全切断南京与外界的联系，他得拿下皖北，也就是得消灭仍盘踞该地虎视眈眈的陈玉成部；得牢牢控制长江以南的皖南，也就是在围攻安庆之役期间他勉强控制住的那个地区；还得控制从浙江省和省会杭州通往南京的通道，尤其得拿下太平军于一八六○年轻易就攻占的南京以东诸下游城市——无锡、常州，以及最重要的，李秀成大本营所在的园林城市苏州。
一套战略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形。他构想兵分三路，一路由安庆出发，往东顺长江而下，进向南京。另一路由左宗棠率领，从江西进入浙江南部，然后转北，从南边攻打省会杭州。第三路——后勤问题最大的一路——起于江苏省，从东边往回打，攻向苏州和南京。欲实现这个构想，他得想办法在太平天国的另一边部署一支可靠的部队，但没有安全路线可让那支部队绕到太平天国另一边，而派数千官兵直直穿过敌境中间，危险是他所不敢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根本是毋庸考虑的问题，因为在他能确定如何将部队部署在南京另一边之前，得先有这支部队存在。就在他弟弟回湖南招募更多新兵时，他担心湖南的人力消耗太甚，不久后湖南会无壮丁可招。
因此，他一改过去的一贯做法，扩大兵员招募来源，派身材瘦高的三十八岁安徽学者李鸿章回到皖中的家乡，募集一支全新的地方民兵部队，补强湘军战力。李鸿章一如曾国藩，是翰林中人，是通过科举最高层考试的人中龙凤。他比曾国藩年轻十一岁，他父亲李文安于一八三八年在北京与曾国藩同时考取进士，因此与曾国藩结下一辈子的情谊。李鸿章通过乡试后，一八四四年初次来到北京，准备考进士，当时曾国藩即收他为学生。一八四七年李鸿章以优异成绩考中进士。因此，李鸿章与曾国藩缔结深厚关系，既是因为父执辈的交情使曾国藩犹如他的叔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拜曾国藩为师。照儒家说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但要经过一段时日，曾国藩才委以李鸿章带兵的重任。青年才俊李鸿章志向远大，而身为他恩师的曾国藩对此知之甚明。尽管彼此相识多年，且李鸿章的哥哥已投入曾国藩幕府，但李鸿章于一八五八年第一次来湘军大营找差事时，曾国藩并不欢迎他这位学生。事实上，李鸿章来的第一个月，曾国藩还对他完全不理不睬。李鸿章大为丧气，最后要一位幕僚去问曾国藩为何不见他，不和他讲话。曾国藩挖苦回道：“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
接下来几年，曾国藩用心挫这位晚辈的傲气（例如他睡懒觉时，叫卫士硬将他拖下床），而李鸿章则努力让恩师相信他的忠心与谦逊。他们有意见不合之处，曾国藩在祁门时，李鸿章甚至弃他而去，但到了一八六二年，两人的关系已经稳固，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统率一支兵力仅次于湘军的个人部队。曾国藩麾下有比李鸿章更忠心的大将，有比李鸿章作战经验更丰富且更能打仗的大将，但他们无一人和翰林李鸿章一样是进士出身。挑选将才时，曾国藩极看重学问。
一八六二年初，李鸿章开始运用与湘军几乎一模一样的一支地方民兵部队，也就是淮军。他以曾国藩在湖南开创的那种方法招兵买马：在家乡亲自招人，组成来自同一家乡的部队，让士兵为他们本就认识的军官效命。借由这些方法，他纠集了七千名安徽农民，一八六二年将他们带到安庆，交由湘军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训练。淮军将遵循曾国藩为湘军拟订的组织原则、思想教育方法，以及扎营与作战规则。因此，李鸿章的淮军几乎是曾国藩所建湘军的百分之百翻版，其内部遵循一模一样的个人关系逻辑——只是淮军来自别省（尽管淮军将当初训练他们的几营湖南部队纳入编制，使这种地域之别也变模糊）。在其他方面，淮军是湘军的小翻版，唯一重大的差别在于淮军得听命于人；李鸿章听命于曾国藩，而曾国藩虽然形式上得征求朝廷许可，其实未听命于哪个人。
处死肃顺，整肃其党羽之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最终决定留住曾国藩。他们没有理由把军政大权交给这位汉人将领，而非交给忠心的满人，但他们也知道没有湘军的支持，他们压不下太平天国（而由于清朝正规军的腐败无能，曾国藩若不听命于他们，他们也管不住他）。于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下旬，也就是处死肃顺两个星期后，他们以幼皇帝的名义发布一连串上谕，再次确认咸丰帝在肃顺敦促下授予曾国藩的军政大权；曾国藩仍是管辖皖赣苏三省的两江总督，同时节制那三省的军务，具有前敌指挥大权。但新政权对他的重用不止于此，恭亲王和慈禧太后更进一步提高他的职权，将浙江省的军务也归他节制，显示他们极力欲取得并保住曾国藩对新政权的忠诚。江南四省——清帝国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四省——的巡抚，将归他直接管辖。清朝立朝至今，未有汉人官员被委以这么大的权力。
升官的消息先传抵曾国藩大营，再传来政变的消息，这两个消息都令他大为吃惊且不解。他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收到再度任命和升职的上谕，在浙江省于叛军杀戮下日渐瓦解之际，得悉浙江归他节制的新战绩；宁波已失陷六天，省会杭州陷入重重包围，两星期后也会失陷。那重新唤起他过去对于辜负重用与失败的忧心。他在日记里写道：“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思陆放翁谓得寿如得富贵，初不知其所以然”，如今他才终于理解陆游那话中之意。他夜半未寐，坐在案前，思索历史上“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惧”。
但一得悉政变和顾命大臣遭处死与流放的消息，他就渐渐比较理解为何朝廷授予令他承担不起的大权。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告知他，朝廷已落入不知名的皇太后之手，如今由她“垂帘听政”。三天后，一船要送给曾国藩的无价珍宝运抵安庆：慈禧太后赐予他的稀有礼袍、貂裘、绸缎、御用玉指环、地毯和其他宝物。意思非常清楚。新政权为取得他的效忠而拼命拉拢他，此举令他坐立难安，他一再上奏婉拒督办四省军务之职。一八六二年二月得悉他们也授予他大学士之职时，他奏请皇上待他真的收复南京，再授予他的家人官爵。
尽管曾国藩一再声明受之不恭，一旦认清慈禧太后为确保他继续效忠，几乎什么都肯做之后，他开始善用手中的新权力。由于有了朝廷的坚定支持，一八六二年头几个月，华东的行政大权由曾国藩和他的门生完全接管。他本人续任两江总督之职，并指派他最信任的部属接任职级仅次于他的巡抚之职。他的忠心门生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下辖上海、苏州与南京。曾国藩的湖南同乡左宗棠，即在安庆战役期间使祁门的补给线不致遭切断的那位统兵官，受命浙江巡抚，下辖宁波与杭州这两个重要城市。他另有两个门生分别出任江西及安徽巡抚。整个战区，包括更上游的部分内陆地区，如今全由唯曾国藩马首是瞻并且大部分来自湖南的一批人全权治理。
